《后汉书（全十二册）》是一本由[宋] 范晔 撰 / [唐] 李贤 等注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0元，页数：368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后汉书（全十二册）》读后感(一)：牛津大学的橡木与刘秀舅爷爷的梓树
前一阵子，有这样一篇热门文章，文中说到：1985年，牛津大学有350年历史的大礼堂出现严重安全问题，20根横梁已风化腐朽，需立刻更换。而每根横梁都由巨大的橡木制成。要找到这样的20棵巨大的橡树很难，而且耗资巨大。这时，校园园艺所报告：在350年前，建造大礼堂建筑师们早已考虑到后人的困境，在建造大礼堂时就请园艺工人在学校种植了一大批橡树。 如今，每棵尺寸都远超替换横梁的需要。那些建造大礼堂的建筑师们的墓园都早已荒芜，但建筑师的职责远见依然存在，高耸入云。作者总结到： 这种伟大的力量叫“责任”！
海淀MING看了之后也赞叹不已。可事后一想：“姑且不论这是否又一碗鸡汤，且不论事情的真假，难道非要用外国人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吗？我们就没有自己的故事吗？”
《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阴识列传》有这样的句子：“（樊重，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舅爷爷）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大意是：“樊重曾想作器物，先种梓树和漆树，当时人都讥笑，然而积以岁月，都得到利用，过去讥笑他的人也都向他求助。”
梓树和漆树是干什么用的呢？《诗经 鄘风 定之方中》有：“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的句子。意思是：栽种榛树和栗树，还有椅树、桐树、梓树和漆树，成材伐作琴瑟用。
梓树和漆树是制作琴瑟之材，也是制备器物的装饰之材，种这些树就是为了将来制作琴瑟器物，或者作为替换的配件，可谓非常有远见。
《后汉书（全十二册）》读后感(二)：卫公和淮阴侯
昨天晚上因为一些琐事再次感到彻底的和失落，也许不是琐事，是关系到一生所系之事，谁知道呢，总是束缚于切身相关的凡尘俗事中不能超脱。实际上总是这样的，也不能过分苛责自己，我就不信卫公和淮阴侯当年就安之若素坦然高枕，也许他们也像我一样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实际上，他们真的就爆发过。
李靖年轻时就喜欢高谈阔论，有点像赵括哈，当时的人估计也这么看待他，所以虽然他成为杨素的高级聊天伙伴，但是杨素从来就没有打算过要举荐他。但凡这些人，智商都不低，李靖的目的是通过最能发掘他进入仕途的杨素等人赏识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那时候延续魏晋南北朝的清谈风气和举荐制度、还没有后来完善的科举制度）。“既然你们不能帮助我，那我也没闲工夫跟你们瞎聊，浪费了我那么多的口舌和时间，还不如干点实际的我去翘你们的侍女”，于是就有了中国最早的通俗小说（唐传奇）中的“红拂夜奔药师”的千古故事。当然了，这些都是瞎编，取悦读者可以，却经不起推敲，以李靖那性格，绝非司马相如那种儿女情长浪漫之士。
实际上，他不但不浪漫，而且很无赖。这就说到了他第一次爆发。
李靖混到三十几岁快四十的时候，才勉强混到一个县丞的小吏，基本上属于现在公务员队伍里的科级书记员的角色，三十几岁，可不像现在人活的时间长八九十岁还不死、接受教育时间也长上大学读研出来就二十七八了，那时侯的三十几岁可能要相当于现在的四十好几了。所以说李靖这个郁闷啊，从小自视清高，自认才华横溢，不能这一辈子就这样浑浑噩噩中了却呀（实际上这种郁闷在中国历史上是通常现象），而且眼看着天下大乱可能连这五斗米都吃不上了。受不了了，要发彪。而发彪要有个对象，人家宁王发彪不是还冲着华太师吗，李靖冲谁啊？正好，智商比较高的李靖敏锐地觉察戍边的唐公李渊有异动，就是军事调动有异常、不合常理。于是——李靖放下县丞也不做了，千里迢迢跑去扬州向南巡的皇帝告发李渊，其实就是想为自己博得政治资本求官位高升，想想也是，检举一个重臣谋反在那个家天下的年代还真是一个讨皇帝欢心的好办法。在人类历史上，告密总是成为人们惯用的一个如蛆附骨的恶心事儿，而且居然屡试不爽。不过我总觉得这事李靖干得那么龌龊，也许是因为我个人对他印象比较好，而对自己比较欣赏的人比较苛求的原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中的人格应该是坦荡磊落的。换个角度看，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告发叛将也未尝是一件不道德的事，说不定还可以看作是高尚的。当然了，我个人认为李靖的出发点是利己的，就像他年轻时候说的“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大丈夫怎么怎么取富贵，而不是说社稷、苍生之类的（实际上中国的民本思想从明末的顾炎武王夫之才出现）。说他政治投机这一点从他半路就被李渊抓住并投靠了李渊这件事上一览无余了。
不过需要说明的有两点：其一，告密也要选择对象，否则即使达到了打击被告密者的目的，自身也背负上不忠的政治包袱，袁世凯告发了谭嗣同得到了慈僖的赏识、而告发“帐殿夜警”的十三阿哥却被康熙终生冷落，我相信杨广对待李靖也不会好到哪去，更何况抛开杨坚的错杀李洪怀疑李渊不说、李渊是皇亲国戚又是戍边重臣，皇帝眼里李渊忠心尚可、边将私自招兵买马也不能确定就是谋反；其二，对于李靖这种基于求个人富贵而客观上为民族创立功绩（帮助唐王朝统一全国、抗击北方边患突厥和西方边患吐蕃入侵中原）的现象我们应该怎样评价？说李靖但求个人富贵，从玄武门之变和太子事件的个人态度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那么这是对是错，是否是时代背景下的人格缺陷？我认为，在封建社会中，李靖的“心无天下”、“摇摆的政治立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丝毫无损他在人民心目中英雄地位的。
李靖被李渊抓住之后，被押解刑场准备砍头，李靖的本色在这是显露，他大声喊“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死”，哦其实不是的其实他喊的是“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看看，之前还要告发人家呢，现在称人家是“义”还恭维人家“为天下除暴乱”，还真是“识时务者”。结果呢，把李渊和李世民打动了，从此“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下。
说到刑场这样喊的，就想到了韩信。想想韩信和李靖在很多事上还真是有相似之处。
韩信的仕途之路也很坎坷，甚至比李靖坎坷一万倍，至少李靖出身郡守之家（差不多相当与现在的有点边远又不太边远的地级市的公安局长）虽然至仕不顺但至少衣食无忧，而韩信出身没落贵族，而且他家和同样号称“没落贵族”的项羽、张良不同的是，他家彻底没落了，不但没有地位而且连饭都吃不上，简直可以称之为“破落”。更要命的是啊，他这个人毛病好多，眼高手低，谋生的本领什么都不会又不屑去做辛苦的事情，只知道到处蹭饭吃，很著名的两件事大家都知道，到亭长家吃白食几个月，后来人家不给他吃了他还跟人家绝交，天呢什么人啊，还有就是浣沙的老大娘可怜他给他点饭吃还瞧不起他“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看见没，这人，简直就是“不学无术”最最典型的代表了，年轻小伙子手脚齐全正天晃荡来晃荡去多让人讨厌。所以家乡人都讨厌他。
然后，天下大乱了，项梁和项羽起兵，韩信报着投机的想法参了军，那时候，虽然秦朝暴政但是绝对不会暴到韩信这种烂人身上的，所以他参军并不是陈胜吴广那样基于反抗的出发点，而他家族的破落估计已经久了也不是秦始皇直接造成的，所以也不是张良项羽那样基于报仇的出发点，所以他的出发点只能是像陈平一样，纯粹的政治投机，谁给我富贵，我给他做事。
在项军中，默默无闻，倒是也屡次进言献策，但是没有引起项梁和项羽的重视，仅仅是给了他一个管杂务的芝麻小吏。韩信表现出功利的本色，又投靠了刘邦，我想那时侯他依然不是因为独到的眼光，而是因为投机的出发点使然，好比吴士弘、李开复大抵如此，微软NB啊我在微软开始混的不错后来慢慢不行了不如跳槽去小一点的Google，说不定还能做大呢。所以韩信在刘邦那里做的也不怎么样，老一套：进言献策以求提拔，依然没有引起刘邦重视，依然是做管杂务的芝麻小吏，他不忠于职守还犯错误，甚至有次还要被斩了，刑场上，韩信也像很多年以后李靖同样做过的，扯开脖子那个喊啊“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这下好，命又保住了。还引起了萧何的关注。不过职位没怎么变，从工作科员变成了副主任科员，工资涨了200。没前途啊，我绝招都使出来了你刘邦还是不重用我，我另谋出路吧，我跑。
再后来大家就知道了，萧何把他追回来，逼着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从此韩信也鸟起来了。还说过一段很NB的话“我奉事项王多年，官不过是个郎中，位不过执戟之士。我的话没人听，我的计谋没人用，所以才离楚归汉。汉王刘邦授我上将军印，让我率数万之众，脱衣给我穿，分饮食给我吃，而且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才有今天的成就。汉王如此亲近、信任我，我背叛他不会有好结果的。我至死不叛汉，请替我辞谢项王的美意。”
再再后来，大家也知道了，韩信封楚王后，召见当年给他饭吃的漂母，赏赐她千金。轮到下乡南昌亭长时，只赏他一百钱，并说：“你是个小人，做好事有始无终。”又召见曾经侮辱自己，让他从胯裆下爬过去的少年，封他为中尉，并且告诉诸将说：“这是位壮士，当他侮辱我时，我难道不能杀了他吗？杀了他也不会扬名，所以就忍了下来，这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话说乱世出英雄，和平年代的今天，我总是试图超越尘俗琐事的牵拌和时代所限，站在更高更远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前途之路，却始终无法跳出缠在身上的那些束缚，而越发显得目光短浅。也只能是由古观今，随便抒发下心绪罢了。
《后汉书（全十二册）》读后感(三)：读书笔记：黄门北寺狱•直接消灭肉体
诏狱，顾名思义，就是奉诏而狱，公卿官员犯罪，不能直接逮捕审判，需由皇帝下诏入狱，是为诏狱。至少在汉代已经有了专门的诏狱，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83年），有人告发周勃谋反，“逮诣廷尉诏狱”。廷尉掌刑辟，是最高司法长官。下廷尉诏狱，等于只发出逮捕令，仍需由廷尉审理治罪，有时还需要群臣会议商讨，称为“杂考”，这是正常的司法程序。
在这个程序中，皇帝的意见当然很重要，然而仍有制约，比如皇帝诏书，需要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平署，否则无效。延熹九年（166年），李膺等人被诬告结交朋党，桓帝下诏逮捕党人，太尉陈蕃认为这些人名闻海内，忧国忧民、忠于公事，就算犯错也该宽宥十世，何况罪名并不彰显，岂可逮捕？拒绝平署。桓帝只得跳过正式的司法程序，由黄门北寺狱审理李膺等人，通缉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学生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
秦汉时宫门漆为黄色，故称黄门，代指禁中，即皇帝所居。东汉时有黄门令，为宦者首领，掌管禁中诸宦官，隶属少府，少府执掌皇帝家事。中国古代虽号称“家天下”，视天下为“产业”，其实内廷、外朝还是分得很清的，比如大司农掌管政府财政，而少府掌管皇家的私房钱。
黄门北寺狱隶属黄门令，大约本来是专门处置犯罪宦官的，正如掖庭狱专门处置宫女。等到宦官擅权，渐渐就由内廷而侵袭干预了外朝的司法权，不依正常的司法流程，缺乏监督，而完全按照皇帝或者弄权者的意图行事，生杀予夺，皆在一人，就没有宽容可言。
后世明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主理刑狱，有九卿会审，不由一人说得算，而锦衣卫狱、东厂全凭皇帝或者弄权者一人意思为准则，机构虽然不同，其本质不变。
黄门北寺狱最早见于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中常侍单超等五人因诛梁冀功同日封侯，是为五侯，即“轻烟散入五侯家”之五侯。白马令李云上书批评对宦官封爵赏赐太滥，桓帝震怒，命逮送黄门北寺狱，派中常侍管霸和御史、廷尉共同拷问。陈蕃等大臣相继上书相救，管霸也想为李云开脱，就借口说他只是野泽愚儒，不值得加罪云云。可桓帝记恨李云骂他“不能明察”，拒绝宽宥，于是李云死于狱中。
入狱的官员和士人以政治犯为主，往往声名较高，为了避免大臣相救援、舆论相呼应等情况出现，北寺狱往往直接将人拷打致死或杀死。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窦武陈蕃谋诛宦官事泄失败，陈蕃被捕，执送北寺狱，拳打脚踢，即日遇害。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因受诬告“钩党”图谋社稷，虞放、李膺、杜密等党人百余人死于北寺狱中。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侍中向栩因议论宦官而被诬沟通张角，收送北寺狱而死。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谏议大夫刘陶上疏八事，说天下大乱，皆由宦官。宦官们就诬告刘陶私通张角，下北寺狱，拷问甚急，死于狱中。
这种不经审判，直接消灭政敌肉体的做法，对士人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士人们固然不惜杀身成仁，然而面对无尽的屠刀，勇于血荐轩辕的都被杀了，留下来虽未必都是趋利避害之徒，但对信仰产生怀疑是理所应当的事。
范滂三十三岁遇害，临行教子：“我想让你作恶，可恶事不可做；我想让你行善，可我就是不作恶的下场。”路人闻之，莫不流涕。其中幽怨惆怅，彷徨困苦，后来嵇康教子似之。
在血的教训下，大多数人则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他们小心谨慎，不再敢于品核公卿，裁量时政。
东汉末年的高士司马徽就是其中一例，他从不谈论当时的人物。有人问起，不论高下，都说：“好。”他妻子说：“别人有疑惑，你应该辨明是非，一概说好，难道是别人咨询你的本意吗？” 司马徽说：“象你所说的，也很好。”
渐渐又以玄远为标杆，是为两晋玄学之发端，又或感叹生命之艰辛短促，不如及时行乐，为任诞派之发端。
不仅是信仰，士人们对汉室的政权合法性和延续性也产生了怀疑。
最早醒悟的是徐稺，徐稺，字孺子，就是《滕王阁序》里“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徐孺。延熹七年（公元164年），他让茅容传话给郭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大树将要倾覆，不是一根绳子所能维持，为何不赶紧去找个安宁之所？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第二次党锢事件，郭泰听说后，感叹：“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贤人离去，国家将要灭亡，痛哭“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汉室的王业当归何人？次年春天就郁郁而终，年仅四十二岁。蔡邕为其写碑文：“我常为别人写碑文，都因溢美而惭愧，只有这次问心无愧。”后来周武帝除天下碑，唯有郭泰之碑，下诏特许保留。
于是渐行渐远，到了建安以后，士大夫们只知有曹氏，而不知有汉。呜呼，党锢之祸，北寺之狱，可以亡国。
《后汉书（全十二册）》读后感(四)：骈散兼备的文笔，开阔恢宏的气度
和史记、汉书比起来，由于范晔处在一个骈文逐步兴盛的时代，而史汉的优良传统也并未中断，所以，《后汉书》的语言是融骈散于一炉的。梁起超建议读史从《后汉书》开始，本书语言上的特色是一个重要原因。
正如马援所说，光武帝刘秀赶不上汉高祖刘邦，正因为他事事都守规矩，不像刘邦那样无可无不可。所以他建立的王朝，没能享受前汉那么长久伟大的辉煌。前汉在武帝穷兵黩武的消耗国力之后，出了一个汉昭帝、一个汉宣帝，为中兴之君，使汉朝重新走上繁荣的金光大道。相比之下，后汉没有中兴之主，光武帝、明帝、章帝三朝过后，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外戚宦官专权、内部权力斗争之中，直到灭亡都没有再出一个像样的皇帝。我想，这与开国之君刘秀的性格也是有关的。他没有培养起一批强有力的大臣，却处处抑制开国将帅们的权利，搞出了一个文弱的王朝，结果是有开明之君主则已，一旦没有开明之君主，则朝廷不足以震攝内外，且无霍光之流，则不可以得到汉宣帝那样的君王。外戚宦官之所以有机会专权，就是因为权外朝无权，宰相备位而已，大臣不能发挥匡扶作用。
后汉之亡，与赵宋有个共同之点，就是失之文弱，武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