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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之旅读后感100字
日期:2021-01-05 00:18:32 来源:文章吧 阅读:

二十世纪之旅读后感100字

  《二十世纪之旅》是一本由[美] 威廉·夏伊勒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8.00,页数:24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二十世纪之旅》读后感(一):回望二十世纪,一切都未远去

  回到我们曾经爱恋的地方是徒劳的,我们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他们了,因为他们不是处于空间中,而是在时间中;那个用想象给回忆添枝加叶的人也不再是当年的儿童或少年了。--《马赛尔·普鲁斯特研究》

  威廉·夏伊勒在《二十世纪之旅》中回顾了他的传奇经历,从1904-1988,世纪初,以马车为主要交通工具,飞机刚刚发明;世纪末,核武器的发展,星球大战计划......,这一切,都是世纪初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夏伊勒以他的视角记录了飞速变化的世界,以他独特的角色和经历,带来了那个时代的声音。回忆录,正如作者所说,经历了那么多年之后,心中的印象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很幸运,由于作者的习惯和职业,有大量的日记和当时的出版物,播音稿,得以最大程度的还原那些事和那些人的本来面貌。

  由于本书是回忆录,讲述的是作者的经历,时间跨度又足够的长,因此,本书所涉及的有些事件并不会很深入的去描写前因后果,很多书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也按照和作者的交集,仅描写了一小段。初看的时候,似乎感觉全书所写的比较表面,而且主要是作者主观感受。但是,随着阅读的进度,慢慢的就会发现,这样一种“口述历史”恰恰代表了独立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许不宏大,不全面,但很细致,很私人。关注个体,才能看到更鲜活的人生。除了那些历史片段,作者也展示了他的家庭,职场,婚姻,甚至婚外情...历史并不冰冷,从作者的故事中,我们仿佛跟随他,再度经历那跌宕起伏的人生。

  提起作者,第一反应就是那本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作为驻外记者,在柏林工作生活,跟随过德军采访前线,见证法国投降和不列颠空战,直至1940年离开,近距离观察过希特勒,戈林等纳粹领袖的崛起,也采访过纽伦堡审判,见证纳粹高官的末日,因此,他的描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二战视角。不可避免的,在本书中,二战也占据了第二卷的大部分篇幅,并在第三卷页再次出现,特别是在别的章节相对独立的情况下,涉及二战的诸多章节更有连贯性,因而在通篇读完后,二战无疑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同时在看《我的五个德国》,两个不同的作者,对同一场战争的描写,虽然视角不同,但合起来看,反而给人一种很立体的感觉。夏伊勒的回忆录由于时间跨度足够长,因此所描写的很多事件都可以和别的书结合在一起读,比如探访二战后的战场废墟,可以在《野蛮大陆》中找到,里根探访比特堡,把战争的责任归给希特勒一人,证实了《恐惧与自由》中“魔鬼”章节的论述,苏联见闻中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在《切尔诺贝利》中有很完整的呈现,麦卡锡主义,水门事件等,也不乏相关的书籍,这本回忆录,恰如一条项链,串起了那一颗一颗珍珠,合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让一切都显得丝丝入扣。

  但是,由于本书原文并不在同一时期出版,因此也有部分不那么连贯的地方,最明显的是在第一卷末尾,作者收到委派“去印度”,作者也提到要去采访甘地,但在第二卷的开头却没有这部分内容,直接跳到了从印度回维也纳(过程中去了一次阿富汗),直到第三卷,才提到甘地部分被单独抽出,另行出版。当然,由于未引进,我们无缘看到这部分内容。

  作者足够长寿,因此在第三卷中,有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和作者交往过的各色人等的离去,除了生命的终结,还有一些事物也走到终点,东方快车停止运营,报纸的传播力被广播超越,广播又被电视取代。随着时代的变迁,一切都在变化中。但是,一切又都没有变,人类一直在重复过去的错误,从一战,到二战,到冷战,一个世纪过去,没有丝毫长进。

  作者又不够长寿,回忆录结束于1988,作者于1993去世,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见证了苏联解体,冷战的终结......,这一切,我们都看不到作者的思考了。

  全书有一个场景很有代表性,作者在大学毕业后前往欧洲度假,和未婚妻告别时,给了各种回来后结婚的保证,但事实却是,两人此生未再见面。生活有太多不确定性,一个小分叉(比如:离开巴黎前最后一天的工作机会)就会让命运改变。战争爆发的那个契机,何尝不是一个偶然的命运分叉。

  在新世纪20年的最后一天阅读此书,你会发现,20世纪从未远离,科技在进步,人类真的准备好了吗?

  《二十世纪之旅》读后感(二):一篇两万字的书评!!!

  关于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是一个科技文化艺术思想大爆炸的年代。两极化转向多极化;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的出现;民族地域矛盾转化为意识形态矛盾;一战、二战及冷战的爆发;都是这个世纪独有的标志。

  二十世纪对我们来说是既陌生又熟悉的,陌生是因为现在正在读或者想读这本书的读者大部分是这100年的后四分之一个世纪出生的,对于前70年发生的事都没有亲身经历过。熟悉是因为虽然我们没有亲身经历那些悲伤或者喜悦、光明或者黑暗,但得益于本世纪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关于这个世纪的故事都通过影像和文字被详实的记录下来。

  关于我的想法

  对于二十世纪的回忆、评价,现代有很多历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描述了这个伟大而混乱的世纪。本书的作者威廉·夏依勒就是其中一个。读过了前几章之后发现本书并不是那种摆数据、证论点的学术论文,而更像是一本游记。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作者的资料,在百科中,作者的标签是记者和作家。原来是这样!所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种非“上帝视角”的写作方式,我把它称为“井底之蛙”视角。这种视角的好处有二:第一、作者作为一个历史参与者的身份去描述评价那段历史,写作资料肯定是来自作者接收的第一时间的新闻材料,和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最实时的想法和见解。第二,这种真实也会给与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就像跟随作者一起在经历那段时光,更能深刻体会作者当时的感受。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作者在纳粹德国工作时,我一直最怕突然读到“盖世太保突然踢开我的家门”(虽然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并未发生)。直到作者乘船离开欧洲大陆那一刻,在我心中突然生出一种“释怀”,紧接着伴随这种感觉而来的就是对未能逃离这片“野蛮大陆”的人的一种牵挂和无奈。

  “井底之蛙”的写作方式的内容大部分来自作者回忆与日记,从书中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夏依勒政治敏感度很强,对当时世界的发展趋势有着非常准确的判断。但是关于作者的普世价值观对个别事件的评判我有一点点想法(当然这种价值观还是正确的)。比如在书中,作者对于纳粹主义、英法的保守主义都不吝笔墨的进行了批评。对于希特勒的鄙视,我完全可以接受,毕竟希特勒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战争贩子。但作者把“慕尼黑协议”说成了“慕尼黑阴谋”——这两字只差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张伯伦的愤怒之情——依作者的观点:英法在这个问题上辜负了公平;辜负了正义;辜负了道德;更辜负了捷克斯洛伐克对他们的信任。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换取的是更加强大的纳粹德国。英法宁愿去相信一个满嘴谎言的战争贩子,也不愿意对一个盟友伸出援手。英国的行为充满了谎言和非正义。但我认为:第一、当时距离一战结束仅仅不到20年,整个欧洲还笼罩在一战的阴影之下。上至首相、总理,下至平民百姓,无一不惧怕又一次战争的到来。第二、英国当时奉行的大陆政策就是避免欧洲大陆上的任何国家一家独大,而且希望把战争的火苗引向东方。如果作者站在英国人民的角度来看:牺牲一个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家的利益来换取“可能的”和平,那应该可以算得上一笔划算的交易。张伯伦——作为英国的首相——他首先需要对英国的议会和人民负责。比起可能的战争,或许他宁愿相信希特勒的谎言。可能慕尼黑的事情不是最正义的选择,但起码是当时比较合适的选择吧。这只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作者普世价值观的体现。可能我个人还是比较接受个人利己主义的思想吧。(个人观点,欢迎来喷)

  看过了作者笔下某些历史的细节之处,你会发现“历史的车轮”不仅仅是向前滚动。而且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是一个循环,历史总是充满了惊人的相似。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就是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而得利的渔翁又变成了下一个鹬蚌。二战前的德国利用一战后英法俄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国联的无能发展壮大,随着二战的结束,获利的美苏作为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开启了40余年的冷战序幕。历史的车轮不仅仅改变着我们生存的世界,更影响了一个又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包括本书的作者威廉·夏依勒。

  关于本书的内容

  说到时代对作者的影响我们就该看看书的内容了。本书的第一卷是1930年之前作者作为报社编辑的那段时间。在做编辑期间,作者结识了很多文学,艺术方面的人。是一段非常难得的令人羡慕的经历,作者学习了很多工作以及人生必备的能力。紧接着第二卷(1930-1940)作者离开了安稳的编辑部的生活,成了一名驻外记者。后来因为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作者有机会到柏林成了一名电台播音员,来到了当时世界上黑暗、野蛮、恐怖的国度。这也是作者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根据这段经历完成几部经典的著作。原以为随着二战的结束,回到自己的家乡会开始幸福安稳的生活。可事与愿违。战后,与其他变得歇斯底里的国家一样,美国也迎来了一个混乱的“麦卡锡时代”。因为自己进步开放的思想,威廉·夏依勒又一次失业了。这也算是他的“中年危机”吧?陷入危机的作者,有了一次重新思考自己的机会。《第三帝国的兴亡》的成书迎来了作者又一次的事业巅峰——也包括现在我们正在说的《二十世纪之旅》——这就是第三卷带给我们的内容。关于内容我只能介绍,因为个人水平太低并不能妄加评论。我只能说:这本书如果只读一遍,那就是一本游记,一本传记,一个老人暮年的“絮絮叨叨”。但如果你能二刷,它能给你带来的东西会让你应接不暇。值得二刷细品的一套书!

  最后插一段

  戈培尔在1936年德军进入莱茵兰以后在当年的“英雄纪念日”上说过一句话:“我们不希望主动发动侵略战争,但我们从不畏惧迎接防御性战争”。这是一句被重复了无数次的宣言。关于这句话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了,所以此处省略两万字..................!最后我想说:每个国家自身都应该意识到过度的膨胀只能带来最终的破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应该时刻保持谦虚的态度;做好自我的反省;听听不同的声音;及时纠正自身的偏执和狂躁!

  写的不好,请大家包涵!

  另附两处印刷错误:

  一、426页第七段的“罗德柴尔德”应该是“罗斯柴尔德”。

  二、704页第二段的“他们都没还意识到这一点”应该是“他们都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二十世纪之旅》读后感(三):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按照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所说的:“氏族的消亡与有组织的乡区的兴起, 大体上可以作为野蛮世界与文明世界的分界线。”人类的整个文明史,即使放开一些来计算,其实相对来说时间也并不长——更不用说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了。但是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二十世纪却注定要显得更加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呢?或者为什么说,二十世纪所发生的那些大事件,其实至今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方面呢?

正如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所说过的那样,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对于二十世纪的理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对于一生基本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威廉·夏伊勒,他对自己所经历的二十世纪持什么样的看法,也既是他个人的,又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尤为特别的是,他曾经所担任的职业身份,他曾经所待着的地方,决定了他或许比很多人都能够相对特别、相对深刻地经历二十世纪的那些大事件——更不用说,他还拥有一个世界现代史学家的身份,在“回头看”的时候,他的看法或许会有一些不一般之处,值得花费时间来读一读。

(一)时代大背景与“小”人物的交集

生于1904年,去世于1993年,威廉·夏伊勒几乎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二十世纪;然而就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比如一战、二战、东西方冷战、美国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苏联解体等等来说,威廉·夏伊勒却相对“完整”一些,这些大事件他都“看”到了,而且距离和视角都很不错;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虽然他在《二十世纪之旅》中,写的主要是自己的人生经历,但所所记录的却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工作、感受,而是放在时代大背景下的“小”人物的悲欢交集。

相比较人类比较长的文明史来说,二十世纪不过只有百年时光。但不可否认,二十世纪的这百年时光,却注定要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一页,并且依然会对人类接下来的若干世纪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就譬如说,东西方社会至今其实也仍然在“消化”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成果一样,依然远未结束。所以,不要指望着二十世纪的“痕迹”会很快消磨殆尽。

在多达6卷本的《二十世纪之之旅》中,威廉·夏伊勒基本上都是在说自己的事件:家庭、爱人、工作,但他的这些个人的事情,却 又因为他的追求、他的位置而与时代大事件发生了近距离的“接触”。本来,每一个社会中的人都不可以与这个社会完全脱节,只过自己的小日子就可以;他总归是在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的——这一点对于威廉·夏伊勒来说,尤其是这样。更不用说他的记者生涯,那特别重要的一段时间,是在欧洲度过的。他是记者,需要工作;而那些采访工作,又不可避免地记录下时代的印记。

其实,这样就很完整了。只说二十世纪的大事件,说得已经很多了;但由一个记者、新闻分析员来说,用他的敏锐的感觉来表述,那又是一种很不一般的展示,肯定具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而又非常特别的获得感。

(二)不要在意威廉·夏伊勒的时期分段

正如威廉·夏伊勒在浩浩荡荡的《二十世纪之旅:人生与时代的回忆》的讲述一样,是他的人生,却又是无法割裂开来的时代。他逐一记录了下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是很多人都曾经目睹了的一个世纪,又明确无误地属于威廉、夏伊勒自己的一个世纪。

对于这些大事件,威廉·夏伊勒分为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纪初生》,包括世纪初美国的飞速发展与保守混乱、他初到巴黎与维也纳的兴奋、个人爱情生活的回忆等。第二部分则主要讲述的是纳粹上台前后,特别是1930-1940年之间发生的事情。这段时期,正是“一战”之后与“二战”正酣,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威廉·夏伊勒称之为《噩梦年代》:确实是人类的噩梦!第三部分主要讲二战以后发生的事情,即作者回到美国之后的工作和生活。

这当然是威廉·夏伊勒确定的他个人的二十世纪人生与时代的“分界线”,有一定的道理,虽然未必就是最合适的。最经典的二十世纪的“分段”其实也不可能令每个人都能够满意的。

威廉·夏伊勒在“序”中说:他之所以要写这部人生和时代的回忆录,也是想像威廉·艾伦、怀特一样,“写下自己信以为真的一些事情”。这里所谓的“信以为真”,威廉·夏伊勒其实是说,即使是个人真实的回忆录,也已经与直相具有一定的距离,存在某些不可避免的失真之处。所以,写的人姑且写写,读的人却不必全盘照收,还需要一些“拿来主义”。

(三)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个人虽然看似渺小,但并也未必

毫无疑问,如“生命是什么?有什么目的?它是怎样开始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死亡就是一切的终止么?死亡又是什么?它通向永恒?通向虚无?”这样一些问题,不仅威廉·夏伊勒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人类文明史以来最博学的人,也未必能够得到准确的答案。

只不过,相对于别的人来说,威廉·夏伊勒讲述自己的二十世纪有一定的优势:他得到的第一手资料——每一天的日记和无数官方档案和研究书籍,包括最权威的论断参考——相对更丰富一些!但即使这样,也不等同于历史的真实。不过,幸好对于二十世纪来说,如今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也基本能够贴近历史的真实。而对照着威廉·夏伊勒的《二十世纪之旅》来理解,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无论是否同意威廉·夏伊勒的在《二十世纪之旅》中的那些观点,都不妨爽快地承认,他既是在讲述他个人的事情,其实也是在讲述他所经历的那个世纪、那个时代。所有的事实真相未必就真的是事实真相,但看一看还是很值得的——需要更多的佐证,才能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纪,以及其他的一切。

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个人其实是很渺小的,但并非不能够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二十世纪来说,普通人虽然很难留下什么明显的印记,但对于他个人而言,那就是最重要的;即使是那些时代名人,在此刻来说,不也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了吗?

所以,不必过于代入,做好自己的一切、过好自己的当下就完全可以了。

  《二十世纪之旅》读后感(四):RISE & FALL:一种记录

  我父亲的生活总是使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因加·夏伊勒·迪安

回忆录可以被视为一种个人化到极致的历史书写模式——其对于过去之事的呈现与评价,相当程度上由作者自身的人生阅历、思想认识以及(动笔时)身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威廉·夏伊勒的回忆录《二十世纪之旅》可谓其典型代表。

这充满智慧和人生经验的发际线,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虽然有些微的偏差,但说夏伊勒(1904—1993)与20世纪同寿却也并不算太过分。他成长于世纪初美国中部的城市与乡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离开家乡赴欧工作,并从此开始了近三十年活跃在世界局势风云变幻最前沿的记者生涯,晚年回国后著书立说(除本回忆录外,最为著名者当属《柏林日记》《第三帝国的兴亡》和《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仍以作家和学者的身份旁观着世界的发展。如其自己所言:“我有幸见证了20世纪一些历史性事件和转折关头:印度的革命和甘地的崛起,欧洲旧秩序的分崩离析,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出现,西方民主表面的腐朽,英法两大欧洲帝国的衰败,英法两国势力的弱化,德国在残忍的和受追捧的独裁者领导和纳粹意识形态引领下的复活,以及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流血最多、代价最高昂的世界大战的到来。”(卷三625页)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夏伊勒可以将其九十年沉浮变幻的人生经历,与20世纪迭起兴衰的世界紧密联系,并通过其生动的笔触及情感丰富的品评凝聚于《二十世纪之旅》这部三卷本的鸿篇巨著之中。

概括来说,全书三卷根据时间先后进行了划分:第一卷《世纪初生:1904—1930》,主要记述了作者在美国中部的成长经历与旅欧记者生涯的初出茅庐;第二卷《噩梦年代:1930—1940》,展现了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与战争初期在欧洲的见闻与经历(包括作为最后一章的1945年纽伦堡审判),由于涉及人类20世纪历史上的做大浩劫、以及作者最为传奇的一段人生经历(作为常驻纳粹德国的美国新闻人),该卷时间跨度最短,却篇幅最大、内容也最为丰富,可以被视为本书的核心部分;第三卷《旅人迟归:1945—1988》,描述了作者回国后直至人生暮年的身世浮沉,包括了他所经历的声名鹊起、中年失业、政治压迫、潜心著述、友人逝去种种,最后以20世纪80年代的重访以及告别欧洲为结尾。

当然,仅仅说以时间分段亦并非准确,三卷本的划分同样可以说是夏伊勒个人观感与视角的一种体现:如果说第一卷的叙述洋溢着一种乐观浪漫的情绪氛围,体现的是作者这个“来自(美国)中西部小城市的男孩”初入“向往之地”巴黎时的喜悦感;那么第二卷则是以一种冷峻而写实的笔调记述了上一卷中那个美丽的欧洲不可避免地滑向战争深渊的过程,作者的情绪也确如其标题“噩梦年代”一般;及至第三卷,作者在叙述自己作为一个已经“周游列国老于世故的男人”,回归美国后的暮年生活时,亦相应进行了视角的转换——从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转为真正意义上的旁观者,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生活、亲友与“思想遗产”。

值得一提的是,新版《二十世纪之旅》的封面配色(第一卷淡黄色、第二卷灰蓝色、第三卷粉绿色)也很好地应和了各卷不同的情感氛围(背景请忽略)

此外,《二十世纪之旅》的内容与分卷还受到了作者之外因素(出版商和写作年代)的影响,并且事实上造成了本书的一些遗憾,这些留待文末进行评价。

总览全书,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可能并不长于追问和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委,其两部大部头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和《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出版后伴随的颇多争议(作者将其视作“学院派历史学家”们的嫉妒和偏见)似乎也从侧面印正了这一点;但由于作为记者所培养出的敏锐嗅觉和出色文笔,却令夏伊勒在本书中对于(尤其是他自己所亲历过的)场景的描写与还原颇具功力。对此,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对本书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这是一本极为生动的人类历史档案……很少有一本书,能像它一样,让我感觉自己与那些私密的历史大事件有如此直接而精彩的接触。

人生与时代:夏伊勒和他的世界

作为记者和评论家,我们的工作是评说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这一时代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甚至更久(卷三序)

作为一位时代的记录和评说者,夏伊勒的回忆录当然首先便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对他所处的时代有价值的观察视角。而对于自己所身处的时代,他亦给出了一种极为精辟的总结:

在20世纪,人类经历的变化超过了以往1900年的变化。

这一论断在《二十世纪旅人》中得到了多处具体化的展现,最早的一处或许是对于飞机的认识:从作者幼年时(1910年)其父亲对飞机这一新发明的不屑(“如果上帝想让我们飞翔,他早已赋予我们翅膀”),到青年时(1927年)报道林德伯格飞越大西洋时的万人空巷,最后到中年时(1938年)将飞机作为交通工具的习以为常——这种颠覆性的变化在不到三十年间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最终完成。

1927年5月21日,林德伯格驾驶的“圣路易斯精神”号飞机降落在法国时社会各界自发前往欢迎(凑热闹)时的场景

当然,世界的剧变绝不仅仅体现在技术方面。作为一位“20世纪旅人”,夏伊勒(以及阅读他的回忆录的我们)更为直观地感受到了一种时事之变——美国和欧洲作为一对比较概念,贯穿于《二十世纪之旅》始终:作者在20世纪20年代毅然离开闭塞的美国中部,前往作为世界中心的开放和时尚的巴黎。而到了1939年,他却失望地发现“这十年来法国人怎么会变得这么粗鄙庸俗!”(颇为讽刺的是,他的法国朋友会反唇相讥:“这就是美国人对我们做的事情。”)与之相对的,在同一时期回美国探亲时,“我刚踏上纽约的土地,就感觉到了这个热闹非凡的城市蕴含的活力与生机”,其转变之剧烈及对比之鲜明可见一斑。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转变彻底完成,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了“世界的中心”,而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重访时,所见到的仅仅是一个同时受到美国驻军压迫与苏联军事威胁,“辉煌岁月已经成为历史”、百废待兴的欧洲。

这种对时段性宏观变化的展现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二十世纪之旅》更为人称道的则是基于作者的个人视角和亲身经历对于历史细节的书写。如上文所述,夏伊勒或许不长于历史分析,却精于对事件情境的生动描写。这一优点集中体现于本书的第二卷:从1934年2月6日法国协和广场暴乱的混乱无序,到1938年3月德奥合并期间夏伊勒及其同事跨国播报事态实况的争分夺秒,再到同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各方的剑拔弩张及慕尼黑会议期间诡异的国际氛围,欧洲步入战争深渊的历程以一种个人化、实况化的叙事方式得以向我们呈现。

而其意义亦不仅在于作者精彩描述所带来的阅读享受,更重要的则是为我们实现对历史事件中诸人选择的“同情之理解”提供了一种路径——对于1938年的欧洲领袖与民众来说,慕尼黑会议并非绥靖政策的失败结果,而是英法通过军事威慑与意大利的调停,将企图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纳粹德国拉回谈判桌的“伟大外交胜利”。如若不身临其境般地体会慕尼黑会议前一个月欧洲各方如萨拉热窝事件后几周那般的紧张对峙,便无法理解慕尼黑会议后内维尔·张伯伦何以举着那张“废纸”充满自信地声称得到了“一代人的和平”,并受到民众的欢呼——夏伊勒当然否定了这种短视的行为,但他的文字却也同样为这种短视出现的土壤提供了最鲜活的样本。

内维尔·张伯伦参加完慕尼黑会议后的著名镜头

他人与自我:夏伊勒的交际与好恶

所有在世的有成就的人如今只剩下你了。你得给我坚持住,老朋友,千万别想走。(卷三536)

除对于世界(所处之环境)与历史(所经历之过往)的精彩描写外,《二十世纪之旅》的另一引人关注之处便在于夏伊勒对与其同时代人物多样的描述与品评。

作为一位活跃的记者,夏伊勒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结交、采访或见识到的出名或不出名的人物自然数量庞大。客观环境同样为夏伊勒庞大交际圈的形成提供了助力:作为一位后世读者,读过《二十世纪之旅》后最直观的体会之一,即20世纪初的世界实际上变小了——有赖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地原先各自孤立的政治和文化圈连接为了一个整体,并在尚处于鼎盛时期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推动下空前聚集于北大西洋两岸——那些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革命家们往往在伦敦、巴黎、维也纳、纽约这些城市中比邻而居、相互熟识,这正是夏伊勒的社交圈得以形成的基础。

这种“庞大而狭小的社交圈”,在《二十世纪之旅》第二卷开头便有一个典型而有趣的例子:夏伊勒在1930年自印度经中东返回欧洲的途中,偶然在乌尔的一处考古现场结识了马克斯·马洛温——当时才出版《罗杰疑案》不久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丈夫,而那处考古现场及夏伊勒随后乘坐的“东方快车”亦出现在了阿婆随后的杰作中。读到这里的时候只能感慨:“世界真小。”

马克斯·马洛温与他的妻子阿加莎·克里斯蒂,夏伊勒在1930年的旅行中未能见到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克里斯蒂,并为此颇为遗憾

有庞大而丰富的交际圈作为底本,超越一般人的漫长寿命则使夏伊勒在不得不一个个送别这些人的同时,赋予了其为他们著书立传、盖棺定论的机会。事实上,夏伊勒也确实为此尽心竭力,并尤其体现在《二十世纪之旅》第一卷:在本卷中,作者个人的思想和认识被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了压缩,而将主要的篇幅留给了20世纪初聚集在巴黎左岸如群星般璀璨的那些伟大人物(包括诸如海明威、乔伊斯、菲茨杰拉德、邓肯、林德伯格等社会名流,以及普恩加来、克雷孟梭等政治家),以至于该卷出版时被评论家调侃称:“本书提到了那么多人物,唯独少了一个人。缺少的人物就是威廉·夏伊勒”。

夏伊勒当然是没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缺席的,即便在描绘他交际圈中诸人的群像时,夏伊勒的身影依然穿梭其中,并通过他对所描绘对象时而爱憎分明,时而情感复杂的文字体现出来。

夏伊勒对人物的臧否可以说是不带任何粉饰,亦无意扮演“中立角色”的——他对于左岸文人们的评价(极欣赏的乔伊斯与极厌恶的格特鲁德·斯泰因),一如作为民主党支持者评价他所经历的美国总统一般,立场鲜明、批评与赞赏不留余地(艾森豪威尔和福特是他唯二没有骂过的共和党总统,结果就是他在书中几乎没提到过这两个人);对于深感厌恶的纳粹德国诸人,他则在相关章节开头便做了总结:“希特勒身边的宠臣大多愚蠢之至。” 至于那些对他和他的作品出言不逊者,他亦会予以毫不留情的回击——在第三卷提及自己的几部作品时,夏伊勒的保留节目便是罗列那些在他看来有失公允的书评人(其中大多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的言论并一一予以反驳。只能说耿直如斯,也是实在难得了。

这种耿直的态度甚至进一步从个人蔓延到了整个群体:夏伊勒因报道第三帝国和研究第三帝国而声名鹊起。但第三帝国对他造成的却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伤害,开启了在他看来持续至其人生暮年的“噩梦年代”。他无法理解那些在战时助纣为虐的德国军民(“这群军人,如何能够如此满怀热情地为一个残忍之至的血腥政权卖命战斗呢?”),也不能能原谅他们在战后战后不思悔改的态度。对于德国民主的迷思和不原谅伴随了夏伊勒的后半生(“经历过纳粹岁月后,我对德国人再也没有亲近感了”),也不可避免地使他被扣上了“仇德”的帽子。

但对于另一些人,夏伊勒则寄予了颇为复杂的情感。如哈哈勋爵(英国广播员威廉·乔伊斯)和其他战时投靠纳粹,从事政治宣传的“英美叛徒”。夏伊勒将他们的经历写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却并未予以其同德国民众一样的谴责——或许是夏伊勒从中感受到了人生的复杂而转变了爱憎分明的态度?或许他对于这些人的怜悯更多于憎恶?作者并没有给出回答。而对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爱德华·默罗,这位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与雪中送炭之情,却最终抛弃甚至诋毁自己的前上司与伙伴,夏伊勒的复杂情感及其缘由则得到了更为清晰的展现——作者专门用了一篇(两章)来描写二人的反目与最后的重聚,在这一部分的叙述中,夏伊勒的叙述涉及对默罗新闻理念变质的怨恨、惋惜,对二人关系恶化过程中自己行为的辩解、反思,甚至到最后还有些许对二人关系的澄清乃至为默罗行为的辩护。

这种时而爱憎分明,时而纠结复杂的情感态度或许并不矛盾——夏伊勒始终秉持着一种率直的人生信条,在驻德时期受到纳粹对于广播言论的钳制时如此,在回国后遭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以致陷入困顿时亦如此。可以说这种率直不仅反映在其工作与政治信条中——其晚年对于默罗不掩饰感激之情,亦不粉饰背叛之恨,以致形成复杂的情绪,也应当被视为是这种率直性格与信条贯穿于其人生的一种体现。

自塑与自反:夏伊勒与记忆的战斗

大家能说出记忆里的真相吗?我一直在努力这样做,但是我能察觉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会模糊,会混乱,还会被想象美化,它会让我把往事说得更像小说而非事实本身。(卷二序)

本质上讲,撰写回忆录是一个“给儿孙辈讲爷爷/奶奶过去的故事”的严肃版本,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作者同自己记忆的战斗——不仅是同记忆缺失的战斗,还包含同因托尔斯泰综合征造成的选择性回忆之间更为艰巨的战斗——夏伊勒也无法逃避这一点,同时如上述引文所展现的,他也非常清楚自己面临这样一场战斗。纵览《二十世纪之旅》全书,夏伊勒始终在一种自我塑造与自我反思之间摇摆,说明这场战斗即便对他来说也殊为不易。

记忆缺失对于撰写回忆录的老人而言当然是需要被首先克服的,所幸夏伊勒保存了大量的日记及信函,加之其工作性质导致的诸多文本的留存,使得这些“外接存储设备”弥补了其“内存”的老化。不过记忆缺失的现象还是会时而在其文字间出现:作者数次表达过对自己当初所记日记内容的困惑[“回过头来再翻看日记,我实在记不起当时我为何(在写到苏联将会和英国、法国结成民主的共同阵线时)没在‘民主’这个词上画个问号” ]。一方面这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情境的消失而导致的必然结果,但另一方面,在我看来对这些困惑的呈现(不一定要解答)也恰恰是回忆录的价值所在——我们得以借此一窥世事易变对人们的认识产生的影响。对于作者这样大萧条后的西方自由主义人士而言,当时的“苏联”与“民主”还远非像作者书写回忆录时(1970年代末)那样不协调。

而选择性回忆带来的困扰则更难以避免——由于历史事件作为过去式的不可更改性,作者对过去事件的认识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些许“倒放电影”的色彩,从而在无意中将自己塑造成了对纳粹的威胁与美苏冷战早有预见的“先知”角色,并不时批判同时代政客和民众们的短视和一厢情愿。作者对自己的这种塑造当然是理想化的,从《柏林日记》这部成书时间更接近当时的作品中便可注意到,即便作者对纳粹的威胁察觉较早(这是事实,证明了作者作为记者的敏锐目光),却也仍是经常受到纳粹“蒙蔽”的那一大群人中的一员。而更直观的例子则体现在他对战后局势的叙述中:作者以一种冷峻的旁观者的视角观察和评论着二战末期人们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创建联合国的努力,将之视为一种“天真”与“徒劳”,并着重强调了这一时期美国与苏联的摩擦与盟国关系的瓦解,似乎展示了一种对于国际局势的前瞻,然而却“忘记”了自己也曾是那些“天真”的人中的一员——在不久前雅尔塔会议结束时,夏伊勒还在自己的广播节目中赞扬这次会议为“人类历史的里程碑”。

当然,本书的大多数段落中,夏伊勒并非总是不自觉地扮演“先知”的角色。例如在1948年的美国大选期间,他同其他人一样相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将击败时任总统杜鲁门,结果嘛…我们都知道了(图为杜鲁门胜选后拿着《芝加哥每日先驱报》提前印好的报纸,标题为《杜威击败杜鲁门》)

自我极易的塑造同样可能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导致其内容增加。在《二十世纪之旅》中比较有趣亦十分典型的例子当属作者对德国闪击波兰过程中“波兰骑兵对战德国坦克”事件的书写。在回忆录中,作者叙述于战前(1939年4月)和战时(1939年9月)两次前往波兰的经历时,皆提及波兰骑兵对抗德国坦克的问题(分别作为对波兰军备落后的形容和在战场所闻的“战斗事实”),然而查阅《柏林日记》可知,作者在战前从未注意过波兰骑兵部队的情况(反而更关注波兰老旧且数量不足的飞机,这一波兰军队武装落后的标志在回忆录中被骑兵“取代”),所谓的“骑兵对坦克冲锋”也是“听德军说”,且在措辞上较回忆录更加不确定——显然,在撰写回忆录时,作者的记忆已经为同一时期意大利记者乔治·帕拉达的那篇不实但著名的报道所扭曲,而成为了一种“真实的记忆”。

当然,夏伊勒也意识到了这种自我塑造的问题,因而不时地进行着自我反思,这体现在《二十世纪之旅》中不是出现的反思性段落中,如在第一卷即已经写出的一段文字:“1926年,我在巴黎待了一年,正在享受法国和欧洲的好生活。和平与繁荣似乎会持续我们的余生。我们太容易忘记历史、忘记美好易逝、忘记世事无常和人类的愚蠢了!”这是作者对读者、更是对自己的一种告诫,虽不能说全然消除了上述影响,却也足以表明作者努力与记忆战斗的立场与决心。

一些多余的话

在我看来,《二十世纪之旅》作为一部篇幅浩繁的回忆录作品,“起伏”(rise and fall)似乎可以被视为其贯穿全书的一个主题:这既是夏伊勒跌宕起伏的人生记录(青年时走向新世界;中年时因新闻和写作事业而“暴得大名”;壮年时受麦卡锡主义迫害丢失工作;晚年家庭破裂、亲友离世,但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也是其所处世界新旧交替、兴衰迭起的观察证明;同时还是与其人生有着奇妙联系的第三帝国兴亡的完整历史。

本书当然仅仅只是一家之言,尤其考虑到上文提及的各种主观或客观上的“偏颇”,夏伊勒在本书中的叙述亦难说客观,但这又如何呢?作为“生动的人类历史档案”的《二十世纪之旅》已经证明了它独特的历史与文学价值,更不必说它同样彰显了作者本人的可贵品质:对于率直信条的坚守、对于自由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追求、对于苦难世界的悲悯,以及即便如此仍然信奉的乐观人生态度与满足感(“有此一生,我甚感幸运”)。作为渺小的个人,如何与一个(越来越)不如意的世界相处,并仍旧保持一种积极的人生,这或许是夏伊勒在《二十世纪之旅》中带给我们的一种除历史之外额外的阅读体验。

当然,作为一部回忆录,《二十世纪之旅》终究不能说是完美的,除上述已经指出的一些(也可以不算的)问题外,本书最令人遗憾之处却并非由作者造成。由于出版方面的问题,《二十世纪之旅》的三卷实际上分别于不同的出版社,在不同的年份先后出版(第一卷出版于1976年,第二卷1980年,而第三卷则直到1990年方才出版),加之出版商迎合图书市场的决定,导致三卷之间存在大量的断裂(缺少在出版商看来没有吸引力的夏伊勒同甘地的交往,与1941年后作为盟国战地记者重返欧洲的报道经历,前者被单独出版,未列入夏伊勒的回忆录)与重叠(不同卷之间多了很多对人物、地点、事件、经历的重复介绍)。而在国内作为一套书籍出版时,由于作者已经去世而导致无法做加工处理,以致这些因时代与出版问题而导致的瑕疵继续保留,实属遗憾。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二十世纪之旅》本就是一部珍贵的人类历史档案,那么这种遗憾又何尝不是一种值得玩味的历史的印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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