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绝望》是一本由汪晖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元，页数：46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要了解鲁迅的精神态度，这本汪晖的书你必须要读一读，鲁迅著作繁杂，品质上乘，他的思想低低低低到了人间百态，人心缝里，他的思想的价值又高高高高过历任“国民审判者”！反抗绝望阐述了鲁迅的思想内核，是一种深深矛盾又深深对抗的挣扎，鲁迅眼里揉不得沙子，活得透透了，所以伤悲，所以绝望，但是又得有希望，有抱负，他有拯救和悲悯之心！催的他不得不在冰冻着的燃烧的火里找最后的寄托！鲁迅，爱他又令人怕，是个活在人们不讨喜却又不得不甘拜下风的思想界顶端人物，汪晖的剖析让我们肃然起敬
●过于艰深，政治色彩略浓。还是喜欢房向东老师和顾钧老师的鲁迅评论。推荐顾钧老师的《鲁迅翻译研究》，传送门：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701106/
●这书语言风格实在不对我胃口。是勉强翻完的。 我实在觉得，做学术的就要如夏志清先生一般，观点独到自成一家而且文字亲切。 我的评分主要是给这个题目。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 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读完大半，搁置半个月后就读不进去了。
●如果鲁迅生活在1949之后的中国，估计没有反抗，只有绝望了~
●重读一遍，倒是不辜负当年刘老师的赠书，虽然早已辜负他的殷切期望，已在浑噩度日，每天只想吃喝......
●这本反抗绝望的老书是最近才读到的，可是实在是非常喜欢
《反抗绝望》读后感(一)：没有一躯当浊世
《反抗绝望》看后容易使人绝望……有些地方语言故作高深，一句话能说明白的事非要用一大段不知所云的话来阐释。虽然作者深陷抄袭门，但不得不称赞“反抗绝望”这个命题很有意义，只是在论述的时候把鲁迅个人过于英雄化了，仿佛鲁迅是这颓唐的赵家的唯一清醒的战斗者？孤独是固有的，但鲁迅以一躯当浊世的重任和宿命的说法却是夸大了。
私以为书中有一个悖论式观点很好，反抗绝望不是对希望的肯定，而是个体的自由选择，也是个体被逼无奈的选择。鲁迅对黑暗的特殊敏感以及对历史是循环着的鬼气的主观认识，确实是他深刻孤独的诱因。但我仍然从《野草•一觉》中看到了希望，鲁迅反抗绝望的悲观式乐观，这也是他病态式天才的一部分。
《反抗绝望》读后感(二)：记
汪晖的博士论文，紧紧围绕鲁迅的冷峻而深刻的“历史中间物”意识，爬梳探索了鲁迅的思想流变过程。部分晦涩难解。
一个徘徊在非理性的存在思想和理性的启蒙主义之间的鲁迅。
在全盘痛斥的否定里蕴含着复杂的肯定与眷恋。一反前人的“中庸”，五四一代的激烈的“反传统”里蕴含的是对传统不可分性的理解。“国民性”在鲁迅那里遂而跃升为根本性的位置，这与他的个体性原则有着紧密联系——保持精神独立性与自由的个体是“群之自觉”“中国亦以立”的前提。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在“反传统”的过程中同时洞悉了自身的历史性，即自己是站在传统之中的“反传统”。
从而形成了鲁迅世界里的两大悖论式的主题：批判主题和自知主题。
正是因为深知黑暗，所以“与黑暗捣乱”，作“绝望的反抗”。
而五四大多数作家，是启蒙主义的拥护者，存在主义的思想于他们，是远的。
鲁迅的文学世界是阴暗而又明亮的。阴暗是为有长夜的黑暗，和传统的重负，甚至欲要挣脱传统而发现自己身上亦有着“吃人”基因的绝望（狂人所谓“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的自省）；明亮是为有回忆，有青年人，有未来，为“不能以必然的绝望，来否定将来的希望”。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乡土的。二十年代漂泊于京的现代知识分子们，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与传统中国“在”而“不属于”的关系。《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厌倦于自己“苍蝇一般”飞了一圈又回到原地，近乎游戏的悲剧。
“反抗绝望”？“绝望”是什么？——无家可归的惶惑，死亡（必死的结局，促使生命的实现，生命的孤独），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之荒诞……
“反抗”又在何处？——自我选择，如“过客”对“过去”拒绝，“影”对“将来”的拒绝，绝望的反抗要求生命的珍惜；罪感、寻求、创造；超越自我和面对世界
由鲁迅也可以见那几代知识分子夹在两种文明之间的特殊境遇，遥想无限。
书写和质疑本身已是反抗绝望的一种。
《反抗绝望》读后感(三)：《反抗绝望》读后记
鲁迅从来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唐弢在为汪晖初版作序中指出鲁迅应该作为“一个应该大写的文学主体”（1988），那是在思想解放轰轰烈烈的80年代，人性、人心、人道主义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得到提倡和鼓励。我理解他的本意是希望我们不断去阅读鲁迅、阐释鲁迅。汪晖在该书初版导论中致力于探索鲁迅思想的复杂性，无疑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诚然，当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去观察和研究鲁迅时，总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和启示。事实上，正因为鲁迅“用复杂的、矛盾的、悖论式的方式把握了复杂的、矛盾的、悖论的世界，达到了极其深刻的境地。”[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第1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第1版。] 他才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代表，“鲁迅以他全部的人格承担了20世纪中国面临的无比复杂的问题，他以自身的复杂性证明了中国和世界的当代困境和抉择的艰难。”[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第1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第1版。] 毋宁说汪晖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放弃了去寻找某种统一性（任何试图以一种绝对论式的统一性去把握作家和他的艺术世界很大程度都会陷入简化和单薄的怪圈），而是立足于呈现鲁迅主观精神结构的复杂性，悖论性，矛盾性。
作为鲁迅研究范式的转型著作，该书提出了鲁迅作为“历史的中间物”意识以及“反抗绝望”的文化哲学，为之后的鲁迅研究打开新局面，其意义不容忽视。
第一部分“历史的‘中间物’”，试图通过对“中间物”的剖析，从创作主体复杂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在小说中体现这一角度，来认识鲁迅小说的精神特点。
“中间物”概念不仅揭示了鲁迅客观的历史地位，也是鲁迅对自我身份的深刻体察。“中间物”所具有的矛盾性、悖论性和过度性构成了鲁迅复杂的主观精神结构，同时也深刻地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
第二部分“‘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主要从鲁迅人生哲学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内在关联着眼，分析鲁迅小说的理性启蒙主义构架内对个体生存的探讨以及个体面对“绝望”的态度。
这一部分主要以对《野草》的文本细读展开，同时上溯到早期的《呐喊》、《彷徨》等。
第三部分是对鲁迅小说叙事原则和叙事方法的研究，其中的核心的问题是鲁迅如何把主体精神结构及其内在矛盾性与真实的、客观的社会生活描绘融合在一起。
（黑体字为汪晖初版导论的论述）
在第一编“思想的悖论：个人与民族、进化与轮回”中，作者站在思想史的高度论述了鲁迅思想的矛盾、悖论，梳理了鲁迅前期思想的理论资源，尤其是他与西方非理性主义者如克尔凯郭尔、尼采、安德烈耶夫等在精神结构层面的内在相通处。个人感觉该部分阅读很吃力，满纸汉字全都认识，然而还是一知半解。都说汪晖文风艰涩，这次真的领教了。貌似他有着执着的对“思想深刻性探索”的无限热情，不断向下纵深开拓。
第二编“鲁迅的文学世界：阴暗而又明亮”，该部分主要是对“历史的中间物”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的阐述。相较于第一部分，因着有文本做依托相对容易理解。整体感受是学者间观念确然有高下之分，在指出诸多论述对于鲁迅作品的简化和误读之后，汪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果然还是棋高一着，当然也可以说他是踩着前人的肩膀。
第三编“鲁迅小说的叙事原则与叙事方法”个人感觉触动不是很大，某种程度他接续了王富仁在其《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里关于鲁迅小说叙事艺术的的论述，有所补充和拓展。
相较于著述主体部分，作者写于书前书后的题辞、后记和跋在情感层面更加感染我。纪德有言，“要有对死的恳切”，读他的后记看到的更多是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对学术，对自己思想独立性的恳切，忧患意识充斥其间，令人无端动容。
另，关于鲁迅，诚如作者在后记所言，“我注意的经常不是他对社会生活采取了什么样的情感态度，而是他为什么或在什么样的文化心理背景上采取了这样或那样的情感态度……知识者的心灵与当代文化的变迁始终是我关注的问题。我试图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心态、命运的思考来透视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第40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第1版。]
当然，批判意识和眼光也要有，吹毛求疵的话，抄袭事件应该是绕不过去了，具体细节我没有仔细了解，主观判断是王彬彬的抄袭说不足以成立，汪晖该书依据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当时严格的学术规范尚未建立，纵然存在王彬彬说的那些问题，瑕不掩瑜，汪晖对鲁迅研究范式转型的贡献毋庸置疑。
《反抗绝望》读后感(四)：《反抗绝望》与语言风格
一、 在系统地研究鲁迅“文学世界”的学者里，汪晖是一座不可超越的丰碑。如果说豆腐块论文是看了让人犯困走神的论文，那么汪晖的论文就是让人看了之后、精神为之振奋清醒的论文。我喜欢汪晖的汪洋恣肆，诗意的跳跃和穿透，压在纸背的感性力量。 汪晖在《反抗绝望》中所使用的学术语言是流畅自由、毫不僵硬做作的。由于鲁迅自身的丰富性，鲁迅研究成了现代文学里非常特殊的一个研究范畴，作者必须充分地参与这样一个主体活动：与鲁迅”魂灵相遇“，这不只能见出一个研究者的知识修养和积累，更能见出研究者与鲁迅对话时释放出的人格力量。学者未必一定是“现代知识分子“，但鲁迅研究中却每每能产生优秀的现代知识分子，鲁迅是他们用以理解本民族、以及他们自身命运的一个特殊介质。对于《反抗绝望》而言，汪晖不单是在写鲁迅，也是在写他自己。既然日本的鲁迅研究者可以有”竹内鲁迅“、”丸山鲁迅“，那么中国学者里也完全可以有“钱理群鲁迅”、“王富仁鲁迅”、”汪晖鲁迅“、”孙郁鲁迅“。 但豆腐块一般整齐的那种文章刚好相反。这种论文虽然“符合规范”，但常常会淹没了作者的个性，缺乏独特而鲜活的感染力，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换个人来做，也能做得跟这个差不多。在这个层面上，人的确就成了“学术生产机器”。 以至于有人说：学术研究就应该是“枯燥乏味”的。我不赞同这个说法，没有哪种学问天生就只有枯燥乏味可言。而且，什么叫“枯燥乏味”也值得辨析，正如”品尝苦茶“与”味同嚼蜡“不可同日而语，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从写作学术论文本身获得高尚而深沉的快乐，否则就是学术对人的异化。 二、 汪晖的那个著名的“抄袭事件”是这样的：虽然他在论文引证文献中列出了资料，但却没有在论文当页直接注明。尽管只有寥寥几处。1980年代的学术，常常类似于”教参“的写法，注释方面没有那么严格。这可以被归结为学术不端，而且是最拙劣的学术不端。但值得深思的是：这种最低段位的学术不端，不是发生在初学论文写作的人身上，而是发生在有着丰富学术写作经验、有着丰富学养和积累的汪晖身上。这种错位实在是太诡异了。一个像那般汪晖能力的学者，一则不会有意学术不端，二则退一万步说，就算当时学术规范的“不严谨”使得学者想钻空子，必然会精明巧妙、不露痕迹，肯定不会这么笨。 以一种最粗糙的臆测：他有可能在紧张密集的写论文过程中，在自己不是特别熟悉的地方，出现了意识的断裂，为了逻辑连贯起来，他套用了别人现成的话，等写完这一段之后，又没有用自己的语言去覆盖这一处不规范的引用，或者是把这个引用加上规范的注释。但这也说明，他潜意识里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抄袭”，多半以为自己所引用的内容，反正已经在参考文献里，有案可稽。而且这文献里几句精彩的表述，也有理由被认为是”全人类“的语言财富，进入公共领域，他本人当然也有权享用。但客观后果是，这博士论文成了鲁迅研究的经典著作之后，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一旦这处纰漏被细心人曝光，谁都可以理直气壮地用”学术不端“来针对汪晖（但那些超出学术范畴的人身攻击不在此列） 但这个问题的深层原因，无法通过一番道德批判就能揭示，最多也只能是说，一个学者的语言实践在某些细部遇到了一些表达的困境，而这是道德批判无法触及、更无力解决的。 三、 有一位导师曾对研究生说过一个可能带来误导的观点：”文笔“这东西，学者不需要；又不是搞创作。能不能写好学术论文，跟语言表达能力没什么关系。 他的本意是好的：是想解除很多人”词不达意“或”语言痛苦“的烦恼，结果反而增加了这种烦恼：如果说”文笔“是花哨炫目、故弄复杂的文风，那的确是有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能力不重要，因为这样的文风恰恰说明了语言表达能力的不足。如果不对自己的语言能力、以及语言背后的思维能力进行真正的重视和训练，那么外部环境里再严苛的”规范“、再有约束力的”道德律“，乃至再有科技含量的”论文检测系统“，都是治标不治本。 语言的艰涩有时候是因为写作对象本身就复杂歧义、不能被简单地条理化、清晰化，因而产生了必须的艰涩；但也可能是写作的人“才气”太多，以至于不由自主地产生了“炫智”的要求。总之，尽管学术语言避免不了艰涩，但这并不是放任艰涩、甚至故作艰涩的理由。 一种最常见的艰涩，是术语的滥用。比如，明明可以说”作品“的地方，一定要说”文本“，其实并没有”文本“的意思。应该用”情况“、”状态“的地方，偏偏要用”样态“，但是涉及到的东西并不具有”样态“的抽象性。此番种种，不一而足。 另一种”艰涩“也是主观人为的：如果在笔下生成的“语词”或者“意群”并不是“熟语”，而是在作者的写作过程中突然跃入他脑子里的，那么他就有责任把这些“暂时的生成物”用“熟语”表达出来，否则很有可能“辞不达意”。比如《反抗绝望》中，有一个意思层次很多的排比句，其中有一个词组：“拒绝抽离历史文脉”。乍一看，很难知道这词组是怎么回事，但联系上下文一揣摩，原来这个短语的意思大概是：“和大环境保持距离，不被裹挟和吞没，独立清醒、不受干扰的思考能力与写作品质”，——要是我，我宁愿说后面那一大段话，我宁愿放弃那个形式漂亮的排比。不过汪晖这样的地方是非常少的，他在语言上的流畅与精湛才是占主流的。 四、 的确，语言上偏向于”纠结“，跟“深刻、丰富”的思想能力有微妙的关系，但是，这是溢出来的、没有收敛和运用得恰到好处的深刻和丰富。这种纠结，可以具体到文章的局部和细节里：如果让一个局部和细节容纳太多的表意层次，会让管理语言那块脑区不堪重负，进入一种自我催眠般的“自动写作”。这是一个语言学问题，也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学术语言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应用语言，是拿来交流的，不是用来自说自话的。写论文不是写诗，诗歌是一种“独语”，要充满隐喻、象征等修辞，要让别人在“细读”和“分析”中获得阅读享受，但学术论文却带有“公共性”，要让别人不发生额外的阅读困难为前提。如果说诗歌是一座山，或秀丽、或险峻，需要读者穿越和跋涉才能体会到审美快感，那么论文就是一座桥，要把读者顺顺当当从桥上渡过去、抵达意义的彼岸，它的任务才算完成。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良好的语言修养，都能体现出作者对读者的尊重。 这不能被理解成：作者要被动地迎合读者。而是说，要充分考虑行文风格、行文策略的“可通约性”——是否能够有效地进入“公共话语”的领域。而且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最有价值的是，清楚明白、从容有序的语言风格，也意味着思维的底色是清晰成熟、富于理性的。这样的思维，具有”自我生长“和”自我连接“的良好特质，它不会发生“自我纠缠”，不会词不达意，更不会陷入需要“参考"别人几句、才能精确地表达自己的尴尬。汪晖身后有着丰厚扎实的学术成就，这多少抵消了他的这点”尴尬“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可是批倒一个汪晖，也触动不了真正的问题。况且汪晖的学力本身其实也非常优秀，即使把汪晖批倒，《反抗绝望》还是《反抗绝望》。 但对于很多别的人来说，该语言困难的依然语言困难，该词不达意的依然词不达意，制造出种种“艰涩”。随着阅读经验的增加和知识视野的扩展，读者慢慢不再会被”艰涩“难住，当一种文章满篇都是令人膜拜的佶屈聱牙，也不会被轻易唬倒。但读这种文章，读者在某些地方需要脑补，会怀疑自己是否只揣摩透了七八分。这有时候是因为读者自身的知识积累和理解力问题，但有时候，是因为作者的思考本身就不成熟。 五、 当然在事实上，写出清晰、易读的句子，比写那种纠缠冗长的句子要困难得多。因为前者意味着只需把自己想到的东西一股脑儿表达出来即可，而后者意味着思想本身必须经过一番打磨，从而才能以清晰成熟的形态表达出来，一个人若不经过一定的训练，很难写出那种准确而精炼的东西。 但前一种文字由于密集而浑浊，还能让读者有“不明觉厉”之感，被读者认为是“深刻”，后一种文字由于清晰，可能会把自己思想的弱点都暴露无遗。那么对于功力并不深厚的人来说，后一种文字经营起来，真是吃力不讨好。 但从长远来看，肯定还是努力形成后一种写作习惯较好。那种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东西，是一种写作的伪装，如果习惯了一直停留在这种浑浑噩噩中、势必使思想变得粘滞而难以进步。这种伪装态度总能从写作中微妙地传达出来，不但会给读者的阅读来带不适，还要冒着被被敏锐的读者揭发出来的危险。 就我个人观点，无论是哪个能力层次的写作者，我觉得最好的语言都是诚恳朴素的语言，这种语言灵活而柔韧，不但能够从容应对各种文体的变化，而且能够真正深入和照亮思维的每个角落，最能无限贴近自己的”灵魂“，成为海德格尔所说的那个“存在之根”。 但这种语言的背后，必须有两个东西：一是成熟稳定的思考，这基于知识的积淀修养；二是诚恳朴素、独立自由的人格，这是更深层、更困难的东西。真诚的文字不一定”好“，但不真诚的文字一定不”好“。——这是”文质彬彬“的辨证统一，也是”文如其人“的深刻之处。对于正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我来说，如果谈到克服“作文”的缺陷，那么我宁愿把这原因挖得更深更久远一点、从克服“作人”的缺陷开始。
《反抗绝望》读后感(五)：“同构”的可能：关于《反抗绝望》的多层言说
作为汪晖1988年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写成至今已有三十余年。期间书稿几度出版，作者对这一“学术生涯的起点”[1]也时有回应。这些隔空对话，通过几版序言、正文修订和附录等形式集中呈现在了三联最新的增订本中。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直观感受到，《反抗绝望》并非静态的文本，至少是随着历史的持续运动，活在汪晖对鲁迅、汪晖对自身的理解中。
正是在不同层面的对话中，我隐隐感到一种不断重复的趋向，甚至带着点“超越历史”的“轮回”式的碾压态势。但这里循环的不是阴魂不散的场景，而是一种整体性的逻辑，一种可能存在的历史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不否认社会形态和语言文字的等事实层面的差异，而是将历史上一切差异放入同一解释框架进行抽象的再构，并导向同一取向——强烈的否定性和更加强烈的行动倾向。然而“同构”只存在于在意识层面，该一致性一进入具体历史情境和语境，便立即土崩瓦解。
当我说汪晖是在用“同构”的方式理解鲁迅的时候，意味着他不是把自己放回鲁迅的位置，而是让鲁迅站到自己的位置上来——“鲁迅会怎么理解鲁迅？”。如此，“鲁迅”不再仅仅是理解的对象，而是理解的方式本身。在接近的尝试中，汪晖与鲁迅共享彼此的经验，二者同时作为意识主体逐步建立。“同构”的可能性是采取这种理解方式的暗含前提，而在《反抗绝望》相关言说内容中显示出的自足，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理解框架的解释力。
至于我个人的阅读，不过意味着又一主体进入这个意识场域，形成了几层新的对话关系——当然，从“进入”被觉察到的那刻开始，除非出现一套能完全推翻它的新话语，我的言说也注定无法摆脱被“同构”的命运。
一、历史的理解：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与“中间物”的自觉
收录在本书附录中的文章《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从时间上看，完成于同年汪晖博士论文答辩之后，但是其中包含的主要思考过程应是早于明确的感知和成熟的表述存在的，而且从逻辑上说是先于《反抗绝望》正文文本的，至少贯穿于这阶段研究的始终。正文和序言中的相关内容再次印证，对多个意义上的历史的反思是汪晖鲁迅言说的重要基础。
在《批判》中，他首先指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想象性、强制性及其对内部个体的限制，并说明，即使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神话短暂破除之后，有未加论证的前提的决定论思维方式依旧禁锢着研究者的思考和表达。对此，他在最后给了一个出口：“一切皆流”，或者说，一切皆是“中间物”——不存在永恒而普适的参照系，层出不穷的唯有批判、辩驳和歧义。[2]
汪晖对“必然”、“规律”和“本质”的警惕有很多来源，很多直接反映在书中：前人的鲁迅研究，以王富仁的“思想革命”为代表；国外学者的思想，尤其是伽达默尔的“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有效性”[3]的理解历史观；导师唐弢的影响，包括其有关鲁迅和尼采的观点被长期批判的事实、具体历史条件仔细分析的治学方法、“将一块干净的白地留给后人”的“殉葬老头”的自我定位[4]……但其中最不容忽视的，还是鲁迅本人的影响——历史“中间物”，正是汪晖用来把握鲁迅的核心概念。
所谓历史的“中间物”，与自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自我不是关系，而是一个关系把它和它自身联系起来了这一事实”[5]。汪晖正是循着这条路，集中探寻了鲁迅的现实经验与其理论自觉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思想框架和文化心理、文学形式等具体表现之间的关系，其中前者是更具决定性作用的底层结构。为了描述其历史观念的复杂性，他引入了很多组看似矛盾的概念，并试图挖掘鲁迅为了化解这些矛盾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化解”不是“消解”，是动态的辨析而非静态的悬置。
这里面最困难、也是最关键的部分在于如何处理“进化”和“循环”这两种历史面向同时存在的悖谬，尤其是为何鲁迅会对“循环”有种近乎着魔的“执念”，以及为何是“进化”在这场漫长激烈的拉锯中占据了上风。汪晖的处理办法，是将其思想历程大体划为几个阶段，为每个时期构建出最为突出、切入点独特的命题，比如：
第一，反现代的个人如何被置入现代历史——早期鲁迅基于对“文化偏至”的认识发展了以“己”、“我”为核心的文化哲学“新神思宗”，但因为其“中国知识分子顽强的‘实用理性’和感时忧国的内在激情” [6]，这一观念在实际效果上可以适应“五四”所宣扬的18世纪以来的理性启蒙传统。第二，反传统的个人是否可以摆脱传统，当答案是否定的时候，如何弥合这种差距——鲁迅通过对自己作为一个人“人”的否定和毁灭，肯定了“人类”向前迈进的可能。第三，关于“历史-价值”的冲突，即如何证明人类进步历史中的落后民族拥有平等的生存发展权——早期，鲁迅的办法是将“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替换为“道德法则”、将实际地位的平等替换为心理上的平衡；而当他感到“国民的劣根性”已经切实危及民族生存的时候，鲁迅倒向了价值，不再维护民族的传统和尊严。
以上提及的这些矛盾是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而每一个层面的艰难挣扎最终倒向了“现代”、“进步”、“价值”所代表的肯定性的一边，即历史的“进步”一面。这其中埋着一条统一的线索，一种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实践激情、社会承担和人类视野的主体倾向。正是这一深层的强大逻辑，对抗着鲁迅的阴暗记忆、精神创伤等非理性经验，抵挡了无处不在的“鬼”——“注定无法完成的支离破碎的历史本身”[7]——一次又一次的侵袭，使得他最终没有选择在冥思和梦境的漩涡陷得更深，而是直面历史的洪流，自觉承担起“中间物”的历史角色。
二、生存的强势：从“虚妄”到“反抗”的逻辑
上一节是关于历史理解的讨论，包括鲁迅如何看待历史和自身的关系，以及这种历史认识如何在汪晖的鲁迅研究中得到呼应。虽然对这种理解方式的现实指向有所涉及，但主要还是停留在认识内部。接下来需要完成一个“更惊险的跳跃”——是怎样一种机制，使这种充满疑惑的认识实现为特别决绝的行动？换言之，从“绝望”到“反抗”何以可能？
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绝望”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希望”的反义词，更严格说来是“虚妄”。一切的意义，包括死亡所可能含有的宽慰性意义都已经被消解，人被抛入的是一种彻彻底底的无所依托的痛苦处境，类似于存在主义所说的绝对“荒谬”的处境。而“反抗”在此也不单单是西西弗斯式的带有哲学色彩的生存状态，而是向下的、有强烈实感的“永远革命”。
汪晖将“反抗绝望”的动因归到了“生存”本身——“生存”不仅仅是生物意义上存活，而是“人的的主体性的建立和人的解放”[8]。具体说来，对“绝望”的反抗是个体的自主选择，作为一种生存态度赋予了孤独的、荒诞的个体以意义。面对生命价值的裁决，个体同时充当“审判者”与“犯人”，先判除自己“有罪”，再通过苦修式的革命“赎罪”。尽管个人的有限性注定了他永远不可能摆脱对社会的道德责任，但持续的反抗意味着“罪感”的不断降低，最后近于真正的解脱。这个过程并不简单，它需要“坚强的意志，直面人生的勇气，反抗与创造的精神，独立自强的自我，承担痛苦的能力和拯救世界的大爱……”[9]，而这，正是一个“永远的革命者”所追求和呼唤的。
值得注意的是，“生存”不是什么高深难解的知识，而是深深植根于“人”的本能当中。换言之，是人就会有求生意志，有生存意识就有反抗的可能，进行反抗就可能接近自由和解放。然而，人类文明在实际衍进的过程中造出了一套又一套“从未与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模式相脱离的历史关系”[10]，往往将人性这一根本内涵遮盖。从这个意义上看，革命者所反抗的“虚妄”的确不是空无，而是有特别沉重和强势的历史所指，即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本身。从生存“本能”到“革命”的逻辑，正是汪晖后来在《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2014年）中所阐发的“向下超越”。
三、走不出的传统：知识群体在现代化中的选择
在我看来，《反抗绝望》的历史使命在汪晖论述完鲁迅的思想后已经基本完成了。我不是说第三编关于文学的分析没有道理、对于理解鲁迅没有帮助，更无意贬低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问题在于，如果是通过“同构”的方式理解了鲁迅的思想，下一步最自然的做法是以肉身投入到对自己时代的“反抗”当中，而不是回到本文里和叙事原则和方法较劲，至少这是没办法沿着原来的逻辑直接推出来的。巧合的是，序言和附录里的一些内容也印证了我这种“脱节感”，比如，“有一次，唐先生认真地问我说，你是文学系的研究生，可你的论文倒像是哲学系和历史系的学生写的。我这才在论文的后半部分转型文学问题。”[11]
实际上，汪晖此后确实转向了更加“现实”的领域，比如研究“现代性”的问题，还包括创办《学人》丛刊、担任《读书》的主编。而他对鲁迅的关注也更侧重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的关联。比如他评价鲁迅对左翼文化的特殊贡献在于使其成为一个“内部包含着各式各样争论分歧和复杂关系的开放空间”[12]，又比如他评价丸山升和伊藤虎丸：
他们对竹内好的超越正在于从各自的角度对鲁迅文本中所渗透的政治性、社会性和历史性文脉加以实质性地呈现，并揭示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对于这一政治性、社会性和历史性文脉的创造性介入。鲁迅的写作有种拒绝抽离历史文脉的品质，一种绝不回避在具体情境中表达尖锐判断的品质，一种洞悉复杂性却始终坚持价值立场的品质，因此，如果没有对于历史文脉的实质性说明，鲁迅就有可能被纯化为抽象的心理类型或方法。[13]而避免停留在意识层面去把握鲁迅，其实是一个更宏大的命题的题中之意：身处一个“理性化”程度越来越高、“去政治化”趋势愈演愈烈的时代，知识分子除了通过职业化的知识生产维护这个世界的“合理”运作，是否存在其他选择？而在这个问题上，汪晖与他所理解的鲁迅再次“合体”。
在一个日益专家化的知识状态中，在一个媒体日益受控于市场规则和消费主义的文化现状中，鲁迅对社会不公的极度敏感、对知识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批判、对文化与公众关系的持久关注，以及他的灵活的文化实践，都在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创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提供了可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14]“传统”这个词在这里显得很微妙。一方面，在鲁迅和鲁迅研究的语境里，它通常都带着点负面消极的灰暗色彩，让人想起在小圈子里“打转”的蝇子、满纸写着的“吃人”、又凶又怯的“狼的眼睛”，让人想起落后挨打、封建专制主义、国民劣根性。另一方面，百年过去，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五四”新文化，在大多数时候依旧被叙述为一场已经平息的“运动”，而非民族文化内部的、难以回避的“传统”。然而汪晖这样说了，并且毫不吝啬地用“伟大”去限定，无疑是宣示了他与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之间某种无法被具体时代分割的同一性，以及对这种同一性的高度认同甚至说引以为傲——我们无法走出，也不能走出这一“传统”。
在这之中，我再次强烈感受到了一种“同构”的逻辑。它存活在不同时代不同个体身上，用不同的方式言说出来，发出的却可以是同一种声音。它没有任何肯定性的预设，或者说，它的预设就是不存在一种可称之为永恒不灭的真理，正因如此，它几乎可以经受住过去、现在甚至尚未进入人类视域的一切观念的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说，相互“隔绝”的孤独个体间也可以“相通”，否定性也不再是“无”而是囊括了一切可能的“无限”。这不是修辞式的辩证法，而是可以被意识真实觉察到的逻辑。“人”和“奴隶”的区别，也许不在于现实生活层面权利范围的大小或者选择项的多少，而正在于这点意识层面的“自觉”。
[1]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20页。
[2] 同上书，第406-434页。
[3] 同上书，第18页，转引自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转引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190页。
[4] 同上书，第1-12页。
[5] 同上书，第82页，转引自A. Kierkegaard Anthology, ed. by Robert Bretal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340.
[6] 同上书，第90页。
[7] 同上书，第454页。
[8] 同上书，第51页。
[9] 同上书，第277页。
[10] 同上书，第30页。
[11] 同上书，第23页。
[12] 同上书，第442页。
[13] 同上书，第461页。
[14] 同上书，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