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传灯录》僧璨传前文记述，僧璨“大师为四众广宣心要，迄于法会大树下合掌立终，即隋炀帝大业二年丙寅（公元606年）十月十五日也”。然而后文又施疑云：“唐河南尹李常，素仰祖风，深得玄旨。天宝乙酉岁（公元745年）遇荷泽神会。问曰：“三祖大师葬在何处？或闻入罗浮不回，或说终于山谷，未知孰是？’会曰：‘僧璨大师自罗浮归山谷得月余方示灭。今舒州见有三祖墓。’常未之信也。”后来李常谪为舒州别驾，探三祖墓化遗骸，得五色舍利三百粒方才信以为真。这段故事说明在唐天宝年间，僧璨圆寂就存在两说之议。千年之后，安庆师范学院教授乌以风先生于1983年编著的《天柱山志》，书中多处探讨论证，仍未揭开僧璨大师圆寂之谜。
例如《天柱山志》(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第171页记载：“三祖供养塔：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四祖道信为供养三祖璨禅师建修”。这个建供养塔时间竟然比《景德传灯录》记载僧璨于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圆寂时间提前了十二年，可见不是建塔时间错了，就是圆寂时间有讹。
《天柱山志》第386页《潜山三祖寺三祖供养塔砖拓本跋》载，1959年，作者乌以风在杭州“西湖蒋苏庵处，得潜山三祖寺四祖道信造供养三祖塔塔砖拓片一纸。灵光片羽，弥觉可贵”。这张供养塔塔砖拓片内容是什么？作者秘而不宣。但说“或疑佛制生前不能建塔，认为拓片系伪造。”这说明拓片记载建塔时间也是在僧璨圆寂之前。《拓本跋》紧接着又引《法苑珠林》云：“诸法于四处立支提（塔的一种），一生处，二得道处，三初转法轮处，四涅槃处”。作者自问自答，认为潜山三祖寺供养塔是三祖“转法轮处”，故对塔砖拓片又深信不疑。其实作者此番论述未能自圆其说。潜山三祖寺不仅是僧璨“转法轮外”，也是他涅槃处。作者为了证明生前可以建支提，只取其一，就不顾其二了。按佛制，塔名有：二种，一是塔婆，二叫支提。《法华义疏》上说：“依僧祗律，有舍利者名塔婆，无舍利者名支提。”僧璨圆寂一百余年后，唐天宝年间李常火化僧璨遗骸，得舍利三百粒。既然僧璨有舍利，其供养塔为何不名“塔婆”，而名“支提”呢？这种主观命名是不自觉地偷换了概念，以圆“生前可以建支提”之说。“塔婆”与“支提”都必须以有无舍利而定论。生前不知佛祖有无舍利，根本就无法确立“塔婆”与“支提”的名称以及修建之处。僧璨有舍利，为其建造供养的建筑物只能叫塔婆（即供养塔），不能称为支提，更谈不上生前建支提。《天柱山志》作者认定供养塔塔砖拓片不属伪造，那么就要认定供养塔必须于祖师圆寂后修建。显然，僧璨圆寂之年要比原定的公元606年提前十余年，方才符合拓片所载的建塔时间。
另据《天柱山志》卷九“石刻存录”第276页记载，合肥龚氏藏有僧璨供养塔砖一块。《志》文对塔砖的尺寸、纹饰、铭文备载无遗。塔砖正面铭文曰：“大隋开皇十二年七月，僧璨大士隐化于舒之皖公山岫，结塔供养，道信为记”。砖左侧铭文曰：“大隋开皇十二年作”。这块砖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交待得十分清楚，僧璨圆寂于隋开皇十二年七月。可是作者为了坚持僧璨在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圆寂之说，故对塔砖铭文作了想当然的解释，《志》中说“隐化二字，当作隐居行化解无疑”。“曰结塔供养，决非藏骸之塔可知”。认为供养塔是僧璨生时所建，不是供养死后遗骸的，这种断然否定的解释难以令人置信。
首先从字面上分析，“隐化”，“隐”古作伤痛解，《榖梁传，庄公四年》曰：“故隐而葬之”。范宁注：“隐，痛也”。“化”，朱喜注：“化者，死者也，”有的工具书将“化”直指僧道死。那么，“隐化”，即痛灭、灭化与逝世之意十分明确。《天柱山志》解释为“隐居行化”，不免牵强附会，因为“隐居”就不可能去“行化”，二者是绝然相反的两种情形，不能联为一体。进而可知，如僧璨没有圆寂，无遗骸可供，也就不可能去“结塔供养”。
其次从当时政局形势看，僧璨也不必在隋开皇十二年七月开始隐居。隋朝是个崇佛的朝代。早在北周武帝灭佛之后，公元579年北周静帝即位就取消禁令，佛教得以复兴。隋文帝执政后曾下令沙门道士回归寺观传教，民众可以任便出家，并统计户口捐资，营造经像。正因为在这佛教大兴之时，慧可结束隐居生活，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传衣法于僧璨，离开司空山，北返邺都还债。与此同时，僧璨也结束了“十余年无人知者”的隐居生活，离开司空山，于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正式住持院公山（今名天柱山）山谷寺，扩建道场，弘扬一代宗风。僧璨才盛行两年，为何又要“隐居”起来呢？即使是隐居，也不必具体载明“大隋开皇十二年七月”，并铭之于砖“结塔供养”。
第三、从道信出家时间看。僧璨圆寂应在隋开皇年间。据《历代三宝记》、《景德传灯录》卷三载，道信“少年出家，承僧璨为师。隋大业(公元605-618年)年间，入吉州（今江西吉安县）传法”。上下佐证，僧璨要是在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圆寂的话，道信时在吉州传法，年龄已有二十六、七岁，那就不能说道信“少年出家，承僧璨为师”了。事实说明，僧璨传衣付法应当在隋开皇年间，即道信十四岁之前。《景德传灯录》卷三第十八页载：“隋开皇十二年壬子岁，有沙弥道信，年十四，来礼师。”供养塔铭文砖记载僧璨大师正是这一年隐化，衣法传人，年十四岁的道信历史的必然要“少年出家，承僧璨为师”。
合肥龚氏所藏的铭文砖，为我们确立僧璨圆寂时间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鉴证物。然而孤证难立。人们也许会怀疑这块铭文砖是赝品。僧璨供养塔毁坏后，人们也许要问塔上的铭文砖是不是仅此一块？若再找到一块，那就铁证如山了。无独有偶，正当乌以风教授编著《天柱山志》之时，1982年4月，浙江省杭州市出土一块铭文砖，砖长15．5厘米，宽11．4厘米，厚3．6厘米，字间有棋格。此砖与合肥龚氏所藏的铭文砖大小无异，铭文完全相同（参见铭文砖拓片复印件图一、图二，另见《文物》1985年第4期第8页《隋禅宗三祖僧璨塔铭砖》报道）。这块新出土的塔砖证实，乌以风教授1959年在杭州蒋苏庵所得塔砖拓片是有实物原件的，也证实合肥龚氏所藏的塔砖是真品，两砖同载的文字内容是真实的历史事件。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僧璨得慧可所传衣法已有十年，遍游江南，历罗浮诸山，移住皖公山山谷寺已有三载，该年他已九十八岁了，传法度世，力不从心，或许他考虑到禅宗法嗣应当年轻化，加之身边无其他弟子，便将衣法传给少年道信，为众说法之后，即于大树下合掌立化。
两块铭文砖以铁的事实证明，僧璨于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七月圆寂，这比历史上定论的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圆寂的时间提前了十四年。而僧璨圆寂的这一年，慧可大师已有一百零六岁，尚在北返邺都的途中说法．次年三月十六日在邺都成安县圆寂。师徒离别十年整，天隔一方，地处南北，谁知僧璨先慧可一年而化，这也许是禅宗史上罕见的事。僧璨圆寂后，谥号“鉴智禅师”，是哪个皇帝所赐，佛典记载也有讹误。《景德传灯录》卷三僧璨传中说是唐玄宗所赐谥，近现代佛学资料和《宗教辞典》也依此说。然而据《山谷寺觉寂塔碑记》所载，唐玄宗时期，僧璨并未受赐谥，仅是天宝四年（公元745年），舒州别驾李常探僧璨墓启真仪火化而已。此后山谷寺住持僧“痛先师名氏未经邦国焉”，多次奏请，未能如愿。到了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肃宗才敕赐个寺名“三祖山谷乾元禅寺”。直至唐代宗大历年间，扬州牧御史大夫张延赏闻状奏请，于是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四月，代宗下诏“谥禅师曰镜智，塔曰觉寂”。同年刺史独狐及作《山谷寺觉寂塔碑记》。如前所述，这个《碑记》比《景德传灯录》早二百三十余年，应属可信的史料。僧璨谥号是“镜智禅师”，还是“鉴智禅师”，古代“镜”与“鉴”有相通之义，也有不同之义，区别不大，姑且不论。但谥号为唐代宗所赐，就不能误载为唐玄宗所赐，这之间不仅相差几十年，而且还相隔一个皇帝——唐肃宗，岂能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