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璨大师受法之谜

　　僧璨受慧可传付衣法之年，佛典记述多矛盾。《景德传灯录》慧可传中载，东魏天平二年，慧可在光福寺为僧璨剃度受戒，经二载，天平四年（公元537年)付法僧璨。此处记载失实。慧可在邺都“继阐玄风，博求法嗣，”他的弟子近千人。先于僧璨有名有姓的高足就有僧那、惠满等十余人。天平四年，慧可五十一岁，正值“言满天下”年富力强时期，末传衣法于上座弟子僧那、惠满等禅师，可见他当时还未考虑“退居二线”传衣付法之事。僧璨比慧可仅小八岁，出家才两年，在慧可众多弟子面前，他那时还不具备承受衣法的主客观条件。倘若此时就传衣付法于僧璨，慧可之后就无以在邺都立足“说法三十四载；”无以度过后半生五十六年的僧侣生涯；北周灭法时，他也就无以护衣法南下。《续高僧传》记载，慧可南下没有僧璨随从，说明天平四年，僧璨在邺都未受衣法，而是遵慧可嘱咐，“宜处深山，未可行化”，南下隐居舒州司空山（今安徽省岳西县境内），数十年后，在司空山受慧可衣法（参见《法音》1994年第3期拙作《二祖禅师慧可考》第21页）。

　　《续高僧传》在慧可系下详记了僧那、惠满禅师情况，至于僧璨受衣法之事却付之阙如，以致迷雾重生，两说并存。现在我们说僧璨在南下司空山后受慧可衣法，以什么为依据呢？清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卷之二十六碑记一中《山谷寺觉寂塔碑记》可以为证。“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山谷寺乃僧璨圆寂之地，可谓“地近。”《碑记》是唐文学家，曾任左拾遗、礼部员外郎、常州刺史的独狐及所撰。觉寂塔名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四月敕赐，《塔记》也诞生于是年，距僧璨圆寂近二百年，比《景德传灯录》早二百三十余年，可谓是“时近”的史料。

　　《山谷寺觉寂塔碑记》载：“按前志，禅师号僧璨，不知何许人。出见于周隋间，传教于慧可大师。抠衣邺中，得道于司空山。”寥寥数语，记事详明。“抠衣”，古代礼仪，见尊长时提起衣服前襟，以示恭敬。“抠衣邺中”，即指僧璨天平二年谒见慧可于邺都。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慧可南下避难已有六载，时年已有九十六岁，传衣付法在即，身边无其他弟子，事奉六年的僧璨就自然而然地“得道于司空山”，成为衣法第三传人。《碑记》得“时近”之先，占“地近”之利，证实僧璨受法于司空山确凿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