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的谋略》是一本由[美]崔时英著作，格致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4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看过多个版本的《傲慢与偏见》书籍影视，里面都是大写的“钱”。女主一见钟情的格莱，博弈水平杠杠滴顶级PUA有没有，遇到霸道总裁达西又能走几个回合？
电影《成为简·奥斯汀》里，她与当时穷小子后来的爱尔兰首席大法官男友感情甚笃。奈何双方家长都指望儿女实现阶层跨越，于是劳燕分飞。奥斯汀兄弟倒是给力，出了好几位将军乃至元帅。她终身未嫁，辅导侄女写作，反被吐槽。2017年奥斯汀肖像登上了10英镑钞票，顶两张丘吉尔。
颜值出身远不如她的夏洛蒂·勃朗特，赶上了英国出版业蓬勃发展。不仅自己名利双收，其《简爱》更是奠定了韩式偶像剧的基本架构。
《简·奥斯丁的谋略》读后感(二)：游嘉：改变人类命运的奇谋远略，与青年男女谈婚论嫁中的小心思是同一回事
游嘉 /《简·奥斯丁的谋略》译者
两年前，责编将英文原版的《简·奥斯丁的谋略》（Jane Austen, Game Theorist）交到我手里时，第一眼见到这漫威画风的图书封面甚感新奇。当年正是简·奥斯丁逝世两百周年，人如其文，印象中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一位清新典雅的文艺淑女，与驰骋在名利场中的博弈论似乎并无太大关系。后来，我重读了奥斯丁的小说，特别是《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对崔硕庸教授评价奥斯丁“野心勃勃”深感赞同，小说的世界的确没有离开过“几户人家的乡村”，也尽是“女大当婚”之类的琐碎事。但这位女作家却用机智又幽默的语言，展现了对“人性最透彻的理解”，洋溢着平凡生活中的智慧与理性之光。
作品是人创造的，人是被时代创造的。奥斯丁的六部小说集中在1811—1818年出版，而十九世纪初欧洲烽火四起，英国也并不平静。她出版第一篇小说《理智与情感》的同年，威灵顿公爵在半岛战役中狙击了法军，威尔士亲王乔治成为摄政王。三年后，《傲慢与偏见》正式出版，这一年威廉·赫德利发明的早期蒸汽机车开始在轨道上行驶。1814—1815年，反法同盟与法国签订《巴黎条约》，拿破仑战争结束。奥斯丁相继出版了《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1817年，年仅41岁的简·奥斯丁离开了人世。翌年《诺桑觉寺》和《劝导》结集问世（这才第一次署上了作者的真名）。在这样背景下，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奥斯丁的作品何以同时兼具乔治王时代的古典感与维多利亚时代现实文学的批判性。
再说博弈论，博弈论是研究策略思维的科学，是冷战的产儿，历史尚不足50年。而策略思维作为一种伴随“关系”而生的智慧，历史恐怕要追溯到人类文明早期。策略思维是基于预测“对方打算怎么做”继而战之以胜，从而达到已方目标的博弈过程，是一门“操纵”的学问。纵观人类政治军事史，权谋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男性更热衷于讨论这些领域。相比之下，奥斯丁擅长描绘的爱情、婚姻与金钱之类的现实理趣，读者被理所当然的圈定为女性，比起改变世界，她们似乎对生活本身更感兴趣。毛姆甚至调侃道“对爱情感到无限兴趣的女人，满脑子想的都是物质的东西” 。这其实是对女性的误解，也是对奥斯丁的误解。我想，崔硕庸教授在本书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改变人类命运的奇谋远略，与青年男女谈婚论嫁中的小心思毕竟是同一回事。在比利牛斯半岛上英国人利用拿破仑的“西班牙的溃疡”，给拿破仑的战斗行动制造困难，使用少量兵力而使对方受到很大的牵制。这种“间接路线”战略不正是与《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范妮从未刻意采取任何正面行动，但却总是和埃德蒙一起谈心，最终捕获情郎使用的是一样的策略么。奇妙的是，半岛战役与小说问世正是同一年。
每个人都可以从实际经验中找到充分的例证，说明策略思维的意义。这并不是崭新的思想，而是“古已有之”的旧观念。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有这样一句鞭辟入里的话：“战略的真正目的并非要寻找一场会战，而在于寻找一种有利的战略形势，即令这种形势本身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但在这种形势之下继之以一场会战，就可能达到这个目的”。我想，这句话要是用在追求爱情这事上，真是再厉害不过了，仅需要把这句话中的“会战”一词改成“表白”即可。而在博弈论术语中，这就被称作“混合策略模型”。
崔硕庸教授在《简·奥斯丁的谋略》中强调，奥斯丁的世界看似狭小闲情，却饱含最古老、最普遍的人类智慧。不仅是奥斯丁，民间故事与众多文学作品早先于科学之前就已经解释过这样的智慧。博弈论是抽象、公式化的数学表达，相比之下，以现实的、美的方式来叙述的文学，更容易被人们领悟。这又不禁让我联想起战略思维中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想要说服他人接受某种思想，最可靠的的办法是设法使他相信，这个思想正是他本人提出来的。文学作品能让读者带入到角色之中去感受，就如同诗歌具有“哲学的表现力”。所谓诗性的智慧，就是可以不经逻辑推演而“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正是文学艺术的伟大之处。不过，是基于理性的推演也好，基于诗性的直观也罢，它们试图去分析的策略思维其核心本质一言以蔽之，即“换位思考”。这两种途径各有自身的价值，但其间的冲突也是相当明显的。
话说回来，正因为有着冲突，才驱使心灵不断否定自身、发展地去认识世界，就像这本用科学理论来解释文学作品的论著，同时有这么一张诙谐感十足的漫画脸，着实有趣。
在最后，感谢在翻译过程中帮助我的朋友，感谢本书的编辑，也感谢让我与此书结缘的人。书中难免纰漏，如有错误之处，还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游嘉
348539151@qq.com
2020年3月
《简·奥斯丁的谋略》读后感(三)：用博弈论的角度读简·奥斯丁
《简·奥斯丁的谋略》引子：前段时间阅读了万维钢老师的《博弈论究竟是什么》，对博弈论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于是专门去找了相关类型的书来看，于是这本书就这样映入眼帘，它不仅仅结合了博弈论，还结合了我最喜欢的作家简·奥斯丁的著作，用博弈论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角色行为举止，和他们的策略举动给整个故事带来的改变，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以往我看书的经验，给人的感觉真是每一页都是新鲜，这本书的名字就叫——《简·奥斯丁的谋略》。
关于本书：简·奥斯丁所处的时代，其实和我们现今的社会相差并不太大（这不知道算不算是讽刺），女性的成功与否，还是被挂靠在是否嫁了个好老公（是不是高嫁），是否生了孩子（是不是男孩），孩子是否多才多艺、聪明伶俐（双方的基因好不好）之上，为了更好得完成这个任务，女性必须在选择丈夫上特别慎重，而在简·奥斯丁笔下，会使用博弈论，或者懂得使用策略的，理智的女性往往能获得一个更好的结局。
本书结合了博弈论的角度，来对故事的各类角色进行分析，并探究了博弈论的基本思想。比如，如何对人的选择和偏好展开讨论，又如何强调策略思维？两个人结成策略伙伴，为什么是亲密关系最可靠的基础？地位较高者在同较低者打交道时，为什么往往会显得策略无知？书中列举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和现实案例，展现了博弈论的多方面应用，以及策略思维在社会交往中的根本重要性。等等等等，深入浅出地把我们带进了故事里，作者非常巧妙得将文学与社会科学融为一体，我们不仅能看见了简·奥斯丁策略家的一面，也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给了我们读者阅读文学作品一个前所未见的独特视角。
博弈论的好与坏：我们经常说，能懂得多一点总会有好处，技多不压身，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用上这些现在看起来完全无用的知识。
作者不仅用大量的篇幅去讲述奥斯丁笔下的女主角怎样用博弈论，用计谋或策略，为自己、为家人谋一个出路，也专门用一个章节来描述它的坏处。
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这就像硬币的两面，就像白天和黑夜一般，彼此对立存在，谁也不可能消灭谁。
那你知道策略思维的代价和短板是什么吗？
作者没有卖关子，很轻易就给了我们答案：
首先就是费脑子，其次就是他人知道你策略能力强，就会不停地来请教你，被他人的需求所累；接着就是你的生活变得更为复杂，你会不停去想，怎样才算是最优解；然后是更容易感到遗憾，因为掌握了更多的事情，也需要主动为这些事情的结果承担责任；同时更容易在道德上妥协，因为你更容易为他人的行为找到借口；并且洞察力太强本身也会带来痛苦，无论它们多么有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过多的考虑别人并无益处有时候还可能会聪明反被聪明误；也或许太过使用策略思维，丧失了天真，人们或许还会因为你太过聪明，害怕被你误导和欺骗，你也无法信任他人。作者给出的忠告是，真正的策略智慧并不是骄傲，它是对人性的体察和宽容，是知世故而不世故，是一种返璞归真。
结论：这是一本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我们不管看几遍，每次都有新体会的书，博弈论也好，策略也好，它本身都是中立的，没有好坏之分，我们无需强迫自己一定要用起来，了解之后，能懂得对方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就已经是一种很厉害的应用了。
End。
《简·奥斯丁的谋略》读后感(四)：李井奎：女性天然的策略思维优势
李井奎／浙江财经大学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美国已故的著名经济学阿门·阿尔钦曾经说：“自从人类偷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之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到处充斥着资源稀缺现象，人世间多少悲剧和罪恶，根源大抵在此。”诚哉斯言！以经济学家的眼睛看取这个世界，我们会发现，人类的一切制度都是围绕着稀缺这个核心要素而展开；制度意味着对竞争的规范，而竞争与稀缺同义。某种意义上来说，生存，就是一场没有止境的竞争过程，只要你还活着，你就在参与这场竞争，并且以你的方式在赢得你所处环境中的资源。
但是，对于群体而言的最优化，却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个体都能得到这样的最优结果。或者说，很多时候，人们是在不断地试错、不断地摸索最优的生存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人失败，有人出局。在本书作者崔硕庸看来，那些没有学会策略思维的人，更容易失败和出局。所以，“要想做一名淑女，你必须得学会策略思维。”作者借英国著名作家简·奥斯丁的六部小说，说明的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其实，哪里只是做一名淑女需要策略思维，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中或挣扎求存，或力争上游时，没有人不需要策略思维。
本书作者崔硕庸（Michael Suk-Young Chwe）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教授，他是一名使用博弈论来解释政治、社会乃至文化现象的杰出学者。十多年前，我曾有机会读到过他的第一本书——《理性的仪式》（Rational Ritual），那是一本短小精悍，但又让人过目难忘的好书，对于理解现代社会运转方式非常重要。《理性的仪式》这本小书谈论的问题是“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这是一个颇有些抽象的哲学问题。在博弈论当中，每个共同知识都是一个无限的认知链条，我们每个人对社会的认知常常受到这类认知链条的影响。要了解共同知识，就要了解社会是如何创造共同知识的。仪式、集会和媒体活动等，这些公共仪式和公共活动都是能够产生共同知识的社会活动，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更为低廉且有效的方式。《理性的仪式》这本书，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运行提供了许多洞识，让我们对文化凝聚力有了不同的理解。
沿袭着同样的风格，这一次，崔硕庸教授走进了博弈论与文学的世界，他选择的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简·奥斯丁。
简·奥斯丁生于1775年，卒于1817年，她一生一共只写过六部小说，主要讲述的都是18世纪末英国的乡绅生活。这六部小说分别是：《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劝导》、《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和《爱玛》。我们最常知道的是她的第二部小说《傲慢与偏见》，这是她在世时评价最高的作品。美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爱德蒙·威尔逊曾这样评价简·奥斯丁，认为她是可以与莎士比亚相比肩的英国作家。威尔逊此言并没有过甚其辞，奥斯丁的这六部小说，经过二百多年的检验，受到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交口称赞，每一部都称得上是上乘之作。她的小说，多是反映女性为追求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把婚姻作为她们主要的手段。《傲慢与偏见》的开头有一句话：“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既是广为人知的奥斯丁的名言，也是她的小说的重要主题。
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说女性的情商普遍比较高，或者说，女性的情商普遍高于男性。这种观点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在数十万年前，在我们的基因进行编码的时代，由于身体的原因，男性更多地发展捕猎的技能，而女性更多地是从事采集，照顾家庭。由于女性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处于这样的劣势，所以，她们会更多地发展对人际之间关系的思考力，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情商吧。也就是说，女性对策略思维的天然看重，是由于其所处的外部条件以及先天的基因条件决定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假说，不过，要想检验这种假说也不难，至少，简·奥斯丁的这六部小说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实验室。我们该如何理解生存这件事？我们该如何理解我们自身？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或许，只有人类才会对自己的生存处境以及对自己的同类感到如此的好奇，而且，若是从女性的角度来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会更加接近于问题的答案。崔硕庸教授以其深入的分析和渊博的学识告诉我们，以博弈论为代表的策略思维，是每个人处于外部条件约束和同类互动模型下最优生存方式的总结，而女性最善于运用这样的互动技巧。
我们先来看最为我们所熟悉的《傲慢与偏见》吧。这部小说是作者的前期作品，初稿写于1796年10月到1797年8月，取名《初次印象》。1797年11月，作者的父亲乔治·奥斯丁写信给出版商，问询是否有出版的兴趣，但遭到了回绝。大约在1811年冬天，简·奥斯丁把这本书改写成《傲慢与偏见》，于1812年秋以110英镑的价格把版权卖给了出版人埃杰顿，次年1月28日出版。按照简·奥斯丁自己的说法，《傲慢与偏见》是她最宠爱的孩子。但就策略思维的表现来看，这部小说是奥斯丁小说中最简单最直接的一部。女主人公伊丽莎白·贝内特和达西先生克服了偏见与傲慢，最终表达了对彼此的爱意，不过，他们的策略头脑并没有随着故事的推进而得到充分发展，从一开始，伊丽莎白在策略技能上就是能力过人的。这部小说在第一章中就借其父贝内特先生之口说，她“倒是比她的几个姐妹脑子伶俐一些”。整个故事的梗概，没有读过这本小说的读者们可以从本书第74页开始对《傲慢与偏见》的简单介绍里了解到。在整部小说中，伊丽莎白都展现出了始终如一、娴熟自如的策略技能。作为一名很年轻的女孩子，面对凯瑟琳夫人来势汹汹的突然造访，伊丽莎白镇定自若的应对就已经证明她从一开始就有着敏捷的策略思维。同时，当伊丽莎白拒绝达西的第一次求婚时，也让达西痛苦地认识到，求婚是一种策略情境，你必须考虑自己的求婚会否被接受。达西先生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伊丽莎白一开始的拒绝乃是给了他一个恰如其分的羞辱。达西先生的策略头脑始终是一流的，他能很快从对方的反应中寻找最佳的行为策略，最终双方都得到了最圆满的结局。
在这六部小说中，我比较偏爱比较短的《诺桑觉寺》，因为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凯瑟琳·莫兰并不是像《傲慢与偏见》里的主人公，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优秀的策略思维能力。莫兰是通过自己的悉心学习，而形成了进行策略思维的能力。在同辈的示范和书籍的引导下，凯瑟琳又在现实的决策情境中不断练习，终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策略者。当我们细细地品味周围许多人的人生状态以及表现时，随着我们的年龄和策略思维能力的增长，我们时常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有些同事或朋友，尤其是女性，在策略思维方面做得极好。她们可能不一定处于最突出的位置，但她们总能根据自己的优劣短长，设定好最佳的处事方式和人际距离，这是非常高超的生存能力。也许女性天然因为其自身的特征而更多从事策略思维吧！我们时常听闻，如今全球女性时代已经到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现代社会主要的工作类型，都不再是靠身强力壮来解决，而是更多在办公室通过集体协作而完成。女性天然的策略思维优势，为她们带来极大的竞争力。
反观我们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女性，其中悲剧色彩其实都与她们没有能够比较好的运用策略思维有关。我们就拿著名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来说吧。杜十娘是京城的名妓，偶然接待了南京官宦子弟李甲，李甲爱其美貌红颜，杜十娘倾其举止文雅，二人情投意合。但不得不说，无论是李甲还是杜十娘，都没有表现出什么出众的策略思维能力。李甲不顾学业，日日沉醉温柔乡，钱财耗尽，其父知道后怒不可遏，不仅不再供应他的日常，而且还嘱咐京城中的亲戚都不再借钱给他。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李甲这个人大概对自己的选择将会引起他的父亲何种反应，他并没有充分的预期。杜十娘最终拿出来自己积攒的银子，同时，李甲的好友柳遇春被杜十娘感动，也拿出来一半银子替杜十娘赎身。接下来，李甲和杜十娘一起南归，李甲心存顾虑，杜十娘劝他先回家，然后等李父气消了之后才来接他。杜十娘完全没有想过李父和李甲的其他选择，这本身已经非常危险了。即便没有那个好色而阴险的坏人孙富，我们可以想见，杜十娘也必不会得到她所期盼的幸福。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杜十娘痛骂孙富阴险狡诈，痛斥李甲有眼无珠，她不但把百宝箱中的宝物抛入江中，而且自己也投江自尽。读完这个故事，我们当然很同情杜十娘的遭遇，也痛恨孙富和李甲，但是从智识上说我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收获。杜十娘的悲剧就在于，她既对社会习俗约束下博弈对象的效用函数认识不清，又对博弈对象的类型认识不够，最终的悲剧可以说与她这种毫无策略头脑脱不了干系。中国传统小说的女性往往是悲剧形象，大多缺乏策略思维，这是读奥斯丁的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极大的不同之处。
读完这本书，可以让大家重新审视自己，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阅读这本书，目的不是把每个人都变成精明利己之辈，而是让每个人都警惕自己在漠视其他人的策略反应上的无知。有关这一点，崔硕庸教授也在本书中做了详尽的探讨。虽然策略思维不一定能带来对所有人都是最佳的那个均衡，但是，它至少可以让我们明白，有些对自己和对他人都不利的较差的均衡，你是可以通过策略思维把它去掉的。这对于你所处的小环境一定不是一件坏事。
《简·奥斯丁的谋略》这本书内容精彩纷呈，思考有很多独到之处，我在阅读的时候，常常感到作者有许多笔触含义甚深。大家尽可以细心地品读这本书，把它和我们人生中所遇到的人与事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读完之后，你一定会有恍然大悟之感，你会想说：噢，原来这个世界还可以这么看！
李井奎
2020年2月27日
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二楼
《简·奥斯丁的谋略》读后感(五)：黄昱宁：可以这样读奥斯丁吗？为什么要这样读奥斯丁？
黄昱宁／理想国文学奖得主，《八部半》作者
一
儿时读简·奥斯丁，对小说里那些急着嫁女儿的妈妈们如何在日常细节里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印象颇为深刻。比如，《傲慢与偏见》一开场，班纳特家附近的尼日斐花园终于租出去了，新主人是来自英格兰北部的阔少爷彬格莱先生——重点在于，彬格莱是个单身汉，而班家膝下无子，一共有五个待字闺中的女儿。当尼日斐花园给大女儿吉英发来请柬时，班太太坚决不让她坐马车去。因为天眼看着要下雨，吉英只有单人骑马去才有可能被留在彬格莱家里过夜。我们不得不感叹班太太的细密心思，她甚至考虑到此时彬格莱家的马车正好也有别的用处，没有可能及时送吉英回来。临走时，班太太对大女儿说，预祝天气变坏。
《理智与情感》里的达什伍德夫人没有班纳特太太那么足智多谋。不过，当她的二女儿玛丽安决定独自一人在家接待让她一见钟情的威洛比时，达什伍德夫人对这个出格的举动不仅未加阻止，而且干脆利落地出手相助——她迅速找了个借口，替玛丽安拒绝了米德尔顿夫人的家庭聚会的邀请。
在《简·奥斯丁的谋略》中，这样的细节只能算是小型案例。粗略算来，作者至少从奥斯丁的小说中找出了上百个案例（大部分都比这两个更复杂），连同产生案例的语境，加以条分缕析。当爱玛·伍德豪斯在画哈丽特·史密斯的肖像时，面对埃尔顿先生表露出的欣赏，为什么爱玛却认为他爱上的是哈丽特而不是自己？（《爱玛》）五岁的贝齐和十四岁的姐姐苏珊为了争夺一把银刀打架，大姐姐范妮·普莱斯用多少成本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曼斯菲尔德庄园》）。埃莉诺发现自己的心上人爱德华与露西早就私定终身的时候，她经过了怎样复杂的判断，才决定“以不变应万变”是最佳选择？（《理智与情感》）。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是上百次地研究这些案例的过程。作为一个有过编辑、翻译和创作经验的文学从业者，作为奥斯丁的重度发烧友，这个过程既亲切又新鲜。那些熟悉的名字和场景次第出现，却是透过崭新的观察角度、考量工具和分析手段，从而展现别样的风景。老实说，我多年接触文论，难免张口就是什么风格化二元论或者各色各样可以无限叠加的“主义”，也难免对这些方法甚至这些词本身渐渐麻木，失去敏感。这本书里几乎没有这些词，有时会出现直观的“决策树”或者“博弈模型”，更多的是把文本细节一条条理出来，解析其中的“策略”，并且观察这些策略相互作用的效果。于是，心里接连浮出了几个问号：“这还是我熟悉的奥斯丁吗？可以这样读奥斯丁吗？为什么要这样读奥斯丁？”
二
整本书读下来，让我这个数学及政治经济门外汉倍感窃喜的是，这本书并没有设置跨不过去的专业门槛。对于核心术语“博弈论”，它给出的定义通俗易懂：博弈论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考量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运用理论化和专业化的方式去解释“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它是过去五十年间，尤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广为接受和最为流行的人类行为动机理论。
细读这段定义，你就会发现小说与博弈论的关系也许并不像你想象得那么远，因为“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也恰恰是小说家们最好奇的问题之一。从导论到结语，这本书越来越清晰地让我们看到两者之间在关注对象和操作方式上的共通之处。在作者看来，“策略计划类似于一种梦想，一种每个人按设想的剧本各行其是的梦想，”他追求的是“数学模型和文学叙述的彼此启发与相互说明”。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阿里尔·鲁宾斯坦的说法或许更为形象：“模型这个词听起来要比寓言或者童话更科学，但我认为它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别……寓言介于幻想和现实之间，寓言没有多余的细节和烦人的干扰……我们可以看清楚在现实世界中不易发现的东西。当我们回到现实，就具备了可靠的忠告和中肯的意见，可以帮助我们去应对真实世界。”
对于时常陷入“生活比小说更精彩”的困扰的现代小说家而言，这样的看法或许能有效地缓解对于虚构文体的“意义焦虑症”。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正是一个广阔无边的虚构人际场域。通过阅读小说，人们可以学会如何在不完全信息状态下、在遮蔽状态下了解他人意图，获得同情心和同理心，以便达成沟通和合作，这对于复杂的现代城市生活结构尤为重要。古老的“故事”，比起新潮的“模型”或者“思想实验”来，在功能上并没有丝毫逊色之处，而在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上，则有更大更丰富的空间。
关于这一点，也许没有谁的说法比奥斯丁本人更激烈。在小说《诺桑觉寺》中，她借着主人公正在读小说的情节，罕见地以第一人称（作者立场）出现，捍卫小说的尊严：“（小说是）表现了思想的巨大力量的作品，一部用最贴切的语言，向世人传达对人性的最彻底的认识，并对人性的种种表现作最恰当的刻画，传达洋溢着最生动的才智与幽默的作品。”在她看来，相比之下，《旁观者》（刊登非虚构的杂志）之类，倒不见得有什么益处。由此可见，在奥斯丁的观念中，“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确实是小说家应该首要关心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近的文学理论中，也常常出现“文本意图”和“文本策略”之类的术语。需要稍加厘清的是，在本书中提到的策略，通常是指在作者的设计下，人物采取什么行为，达成什么目的；在文学的场域中，讨论“文本策略”是为了考察作者的主观意图，他希望借助文本达到怎样的表达效果，提供什么样的阐释方向；而“文本意图”的概念更具有开放性，认为文本一旦形成，便脱离了作者的控制，具有其独立的意图——对于作品的“文本意图”，你有权做出甚至连作者本人都未必想到的解释。
在《简·奥斯丁的谋略》中，作者不止一次特意说明，对于某些人物的行为究竟是刻意采取的策略，还是无心为之，存在不同的解释。换句话说，奥斯丁这样写，是不是想达成这种特定的效果，作者并没有必然的把握。但是，如果从“文本意图”的角度看，这一点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文本的生命力，恰恰就在于对它的解释空间——无论从文学角度还是从博弈角度——是无限的。因此，作者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分析和阐释，最终提出这样的判断：“无论奥斯丁有没有在小说中讲解博弈论的意图，读者都能读出博弈论的思想精髓。”
三
下一个容易联想到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选择奥斯丁的作品作为策略论的研究对象，为什么坚定地认为“早在200年前奥斯丁就已经通过她的六部小说向世人提出并讨论了博弈论的核心思想”？要解释这个问题，恐怕还得调用我原先的文学史知识，对奥斯丁本人和她生活的时代，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首先，简而言之，奥斯丁生活的时代，可以看作是从乔治王时代向著名的维多利亚王朝过渡的时期。农村里的圈地运动已经发展了好几轮，《理智与情感》中的男性人物就经常谈到圈地的话题；向海外开辟新航路的事业方兴未艾；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但离高潮尚远，还要再过十几年蒸汽机才能被搬上铁路。日不落帝国最辉煌的时期即将到来但还没到来。各种新兴的生产模式都在催生能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伦理道德、等级制度、人际关系以及文化内涵。城市化尚未进入加速膨胀期，但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村，中产阶级越来越成为一股稳定的、举足轻重的势力。牧师、商人、律师、乡绅，这些头上没有爵位、手里攥着“新钱”的人，正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创造出可观财富之后，他们当然也希望政治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这叫社会转型期。
其次，就小说这种文体而言，当时的文本环境是较为特殊的。虽然前面有斯威夫特、笛福和菲尔丁开道，但 “小说”这种题材还处于青春期，在英国还登不上大雅之堂，在文学的整个生态系统里还处在相对底层的地位。后人一般把那一段称为浪漫主义时期，可是当时台面上主打的基本上都是华兹华斯那样的诗人，所以我们在《理智与情感》中能看到当时的小姐们经常以阅读浪漫主义诗歌为荣。那时的小说虽然有海量的作品，强大的流传度，作者也能获得一些实际收益，但小说家地位还处在“妾身未分明”的状态。更有尊严更有追求的男作家男读者往往羞于混迹其中，这就促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读小说的是女人，写小说的也是女人。
再次，奥斯丁本人的经历对其作品有直接影响。她成长在英格兰南部一个还算体面的教区牧师家庭，在家里排行第六。和当时标准的中产配置一样，奥家的孩子，包括女性在内，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在成长过程都有条件大量阅读。奥斯丁小姐也按部就班地谈婚论嫁，据说她跟一位爱尔兰律师谈过恋爱。双方家庭条件都比较一般，但双方家长对于这场婚姻的投资报酬率都有更高的期待，因而婚事没有谈拢。男性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在婚姻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所以律师很快就忘了这段插曲，继续努力工作，另娶了别家的千金。奥斯丁小姐被耽误了终身，但这对于文学史而言倒是一件好事——本该用来家务和生育的时间，她用来读书，用来观察，用来写作。
写什么是个大问题。奥斯丁时代最流行的小说通常比较狗血，简小姐肯定在很多哥特小说里读到闹鬼的城堡，或者在感伤小说里遭遇千篇一律的脆弱女性的形象，她们总是眼泪汪汪，动不动就要昏过去。日常生活里是不是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有没有可能比古墓荒野、比传奇故事更有趣？这样的问题，简小姐也许在昏暗的烛光下翻来覆去想过很多回。实际上，当奥斯丁决定要突破套路、写点不一样的东西时，她就真正地改变了文学史。因为后来的评论家发现，如果没有她的推陈出新，那段时间就拿不出一个像样的名字、一部像样的作品可以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深藏在闺阁之中的老姑娘简奥斯丁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个案。这种情况跟后来群星璀璨的十九世纪大不相同。奥斯丁所有的作品都是匿名发表，所有的文坛声誉都来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的追认——她几乎是单枪匹马、悄无声息地填上了这个空白。
时至今日，我们在研究奥斯丁的价值观时，仍然很难将她纳入任何一种现成的体系。研究经济史的专家们可以从她的细节里得到很多一手材料，女权主义者可以通过分析埃莉诺和玛丽安的思想活动测量十八世纪女性意识的温度和活性，但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很有把握地说，奥斯丁就站在他们这一边。她的笔下有最尖锐最深刻的社会批评，在一定意义上鼓励个人价值，提倡精神自由，但几乎以同样坚定的态度否定私奔、质疑鲁莽的浪漫，强调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毫无出路。她对于社会经济状况异常敏感，对上流社会冷嘲热讽。对于新兴的中产者时不时犯的幼稚病和自我意识陷阱，她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开玩笑的机会。但是，与此同时，她又对社会福利的基本保证和合理的个人幸福的可能性，抱有相当积极的态度。她是洞察秋毫的批判者，但从来不是大张旗鼓的叛逆者。换另一个人来统一这些互相矛盾的元素，很可能自乱阵脚，最终变成一个精神分裂的文本。但奥斯丁不会。她下笔，那种戏谑的口吻，那种半真不假的调笑，都会提醒你辩证地看待眼前的一切，提醒你，看一枚硬币的正面时永远要想到它的反面。
四
在奥斯丁这个有趣的、耐人寻味的个案身上，我们确实能寻找到某些有利于形成“策略自觉意识”的特质。她整个文学生涯的所有兴趣，都集中在同一个命题上——女性如何在一个并非为了她们而设计的世界里，尽可能更好地生活。根据本书提出的观点，“主流社会的强者固然也可以运用博弈论，但由于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认为其他人已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因此对博弈论的需求较少；而从依附与被压迫的土壤中开花结果的博弈论，更加倾向为弱者所用，只要你通过改理论根据情势采取正确的行动，结果就会非常显著……本质上说，博弈论并非是美苏争霸时期的一套话语，而是‘弱者的武器’。”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里，作者甚至以美国将领在美苏争霸与越战时期的经验教训为例，证明当“弱者”拿起武器时，强者往往因为自以为掌控局势而失分。
奥斯丁笔下的“弱者”，确实各有生存目标，有的心无旁骛，只看重眼前利益，比如《理智与情感》中的露西和《诺桑觉寺》中的伊莎贝拉；有的则不甘心让婚姻仅仅沦落成某种形式的理财产品，希望在个人尊严和情感质量的基础上求得安身立命之道，比如《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理智与情感》中的埃莉诺与玛丽安。
不同的目标当然会激发不同的生存策略。有趣的是，当这些怀着不同诉求的人物相遇，当她们的策略碰撞在一起时，常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复杂局面。如果用文学术语来解释，这种复杂的局面就是“戏剧性”。 比如情节编织得最为复杂的《傲慢与偏见》，用作家凯瑟琳·舒尔茨的说法，就可以看成是“那些对人性非常敏锐的聪明人，一再地、戏剧化地相互误会的故事。”回到博弈论的范畴，这种“戏剧性”实际上是策略与策略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饶有意味的是，在六部小说中，奥斯丁通过对这些策略的排列组合，最终让她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个个都能做到“求仁得仁”。
无论如何，以这样的角度重新审视奥斯丁，常常会有惊喜。在我看来，既然博弈论可以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养分，那么反过来，文学评论也完全可以从博弈论中寻找趁手的工具。比如，将本书解读奥斯丁作品的分析方式迁移到《红楼梦》也完全可以成立。粗略想来，单单“抄检大观园”的前因后果，就可以提炼出几十个精彩的策略案例吧——透过这些案例揣摩曹公下笔的用心，至少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五
但《简·奥斯丁的谋略》决不仅仅是一部与奥斯丁作品有关的策略案例大全。这本书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非常注意甄别“策略思维不是什么”。作者告诉我们，策略思维不是利己主义，不是道德说教，不是经济价值观，不是“在不重要的牌局上的好胜心。”整本书读下来，会渐渐认识到，作者推崇的好策略，都与上述词语截然相反。更懂得放远眼光、更能代入对方角色，更善于合作的人，才是最有成效的策略家。
带着这样的观念再读一遍这本书，会发现很多以前读奥斯丁小说时漏过的细节在暗处闪光。在《傲慢与偏见》里，即便在起初的重重误会中，伊丽莎白和达西就已经发现有一些彼此认同的准则是需要共同捍卫的。虽然伊丽莎白并不喜欢达西先生，但他们俩在这些细微的互动中，已经建立了双赢的合作模式。在《理智与情感》中，尽管布兰登上校和埃莉诺不是一对，却是真正的策略合作伙伴，反而埃莉诺的心上人爱德华，却始终缺少策略合作的慧根。至于像柯林斯、露西这样唯利是图、自我中心的策略家，在成功获得眼前利益的同时，也必然埋下潜在的危机。
如是，博弈论的内涵在无形中悄悄溢出了数学和经济学的边界。人性的复杂微妙，不是公式图表或者数学模型可以精确计算出来的；也不会有哪个简明扼要的思想实验，能够涵盖人类社会种种偶然与必然交织的景象。共情能力，换位思考，合作意识，这些素质和习惯，需要更丰富的细节、更立体的人物和更逼真的场景来塑造——显然，最现成也最合适的教材，就在小说，奥斯丁那样的小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