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至民国佛教已遭反复扫荡
一些公知精英组成的“国粉”型“还乡团”，无比怀念那个积贫积弱、战争不断、民不聊生的大清国晚期至整个民国时期，可就在这个令其无比怀念的时期，佛教没遭到严厉批判？没遭到严格管控？没遭到强制还俗？没遭到没收庙产？整个佛教没陷入极端衰败？对此，佛教界和公知精英为何闭口不谈？
一、清道光至民国佛教已陷入崩溃状态
清道光年（1821─1851年）至清王朝于1911年垮台，太平天国大肆排佛、张之洞“没收庙产兴学普及全国、皇帝下诏将寺庙房地产收归国有，中国的佛教已经陷入崩溃状态。这些姑且不论，进入中华民国时期，佛教继续遭到批判、严管、打击。
一是太平天国大肆排佛。洪秀全斥佛老为“邪教”，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之余，甚至严令“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在清末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大肆排佛的冲击下，全国佛教寺院遭到破坏，导致佛教奄奄一息；而且，“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
二是张之洞“没收庙产兴学。在很多公知精英的眼里，这群造反的太平天国军都是暴徒，那么，光绪24年（1898），湖南总督张之洞，被称“张香帅”的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应该不是暴徒吧？可恰恰张之洞就没把佛教当个球踢，在他提出的“中学（儒教）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影响下，全国兴起一股 “没收庙产兴学”之风潮。加之，土豪劣绅等野心份子觊觎庙产，乃藉兴学之名，行吞并寺产之实，僧尼被勒令还俗，使佛教又遭到一场致命打击。
三是皇帝下诏寺庙房地产收归国有。比张之洞更甚的，是光绪三十二（1906）的预备立宪，清德宗载湉下诏：“地无分南北，治不分府县，所有寺庙房地产，一律收归国有，以利兴办洋学。”几乎全国寺庙土地全部被没收充公，因而僧众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枯竭，造成僧员锐减，霎时佛教陷入崩溃状态。
在公知精英的眼里，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无疑也是“浩劫”，太平军无疑也是暴徒，可“香帅”张之洞是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而光绪皇帝更是属于“皇恩浩荡”的人物，可他们为啥也在严厉打击佛教，且“地无分南北，治不分府县，所有寺庙房地产，一律收归国有”，这说明佛教这个舶来的东西，并非被“神话”到说不得碰不得，批不得！
二、清末至民国时期佛教存在四大积弊
清道光至民国时期佛教一直处于江河日下，佛教徒和佛教千疮百孔、变态丛生，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可诚如“灭秦者非六国也”，灭佛教者，则佛教也。相当一个时期的佛教，概括起来主要有4大积弊：
1.寺庙地产庞大，僧团成食利阶层。僧伽绝对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违背教义大肆聚财，加剧社会矛盾。印光法师深有体会地说：“佛教之衰其原因有三：滥收徒众；滥传戒法；滥褂海单”。当时的寺庙为广收钱财，莫不以徒属众多为荣。大和尚们只注重个人享受不为广大僧众谋利益。即使是有寺田十百千顷的丛林，既不开堂参禅习教，又不接众挂单，所有的寺产，均为住持僧人挥霍享受。
2.僧伽自身堕落，佛教的形象尴尬。云南长老方丈们的工作就是吃、喝、嫖、赌，“吃完饭向大烟床上一倒，小和尚替他烧烟、倒茶，脾气来了，拿小和尚做个出气桶。”很多寺庙通过诵经、拜皇忏、放焰口等超魂度鬼，以赚取金钱，没事时“吸洋烟、喝老酒、打麻雀”，甚至破戒犯规，终日沉湎于吃、喝、嫖、赌、吸，无恶不作，极大地损害了佛教的形象，使佛教处于尴尬的境地。
3.传统佛教宗派林立，相互攻讦倾轧。僧伽执着于私利，“尔为尔，我为我”，即使同一法门内，也互相排挤，一寺之内，外人针插不进。诉讼寺产，司空见惯，甚至将大量精力和金钱用于维护个人私利，挑拨分裂僧众感情，致使僧人间彼此水火不容。以致很多寺庙产业被提，僧伽无家可归，成为世俗社会攻击佛教的重要把柄。
4.僧众素质太低，绝大多数混饭吃。论出家动机“不是没饭吃的，就是当兵畏死的，真有学问的和有财产的，或为自己了脱生死，为佛宣传真义，那真是千个之中难找到一个的。”据1936年的《全国寺庙僧尼统计》，除四川、河南、江西、安徽和湖南外，全国共有大小寺庙庵院267000多所，僧尼738000多人。其90%以上为贫苦农民出身，文盲占80%以上。社会动荡或天灾人祸等原因，很多人因走投无路，才遁人佛门，真正以修持为宗旨的实在极少。
社会人士和知识分子轻视僧众和佛教，评价和尚道士“只是一些公开的骗子、体面的乞丐、变相的吸血虫，和阻止时代车轮前进的妨碍者”。就连部分在家居士对僧伽都普遍认为：“僧团是社会的废民，是社会的分利者，是不生产的凉血动物，是人群的落伍者等等。”僧伽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将佛教推向了绝境，其佛教的最大的危机是失却了整个社会的信仰，僧人和佛教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文中配图，忠新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