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自己与“新概念”之间是有距离的，也未曾想过要借此展露自己的文学抱负。但“新概念”以出人意料的雅量接受了我。虽然我依旧在迟疑，依旧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可我，真的还是一个局外人吗？
作者 汪月婷
今年年初我在上海参加“新概念”复赛，在参赛者集体住的旅馆，第一个认识的女生问我：“你认识某某某吗？”
我说：“不认识。”
其实并没有。
我第一次读“新概念”文章是小学三年级。当时我家附近有一个文具店兼书店，有一次我在买文具，老板强烈推荐我看一看“新概念”文集，文集上下两册，可能滞销多年，总共六块。这两册其中一本买回去不久就丢了，还有一本我刚刚在书柜最底层把它刨了出来。是第七届作品选登，红色封面，号称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但印刷劣质，错别字也很多。
这套书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文学的种子……胡说八道。现在我注视着内封上获奖者的照片，距离他们拍下这些照片已经有十余年，他们戴着蹩脚的毛线帽子，穿着手工制作的毛衣和大棉鞋，那会儿还没有现在这种近乎将人再造的照相软件，在这些用老式胶卷相机照下的照片中，人的面孔均显现出另一种相似的、略微失焦的柔和。我很难将这些朴素的年轻人的形象和他们的文章联系起来，那些内容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一定要有摇滚，有CD，有艺术家和歌手，有寂寞疼痛的青春和远方的爱人……唯一记得的一个情节，是说一个女生考试考砸了，逃课去吃肯德基。
根据他们的文章，我无法还原那个时代青年写作者的真实面貌。我甚至还觉得挺可怕的……他们多么好运啊，经历了我永远错过的跨世纪，踩在九十年代的尾巴上，就是这些坐拥宝山的人们，明明有风暴可以去战斗，最终却像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紧紧联系着一样，用几万字几十万字，写下的却不过是青春期构想的爱和虚无。现在他们可能都活下来了，变成了叔叔阿姨辈的人，正在艰苦或者不艰苦地生活，他们能想到，如今连diss海藻般长发的女子都已经是一件很不入时的事情了吗？如果他们读到了自己过去的文章，又会怎样忍不住懊恼而恶嘲地发笑呢？
因此大家不要乍一看：哇！小学三年级就看“新概念”了，你可真是少年有奇志！和绝大部分参赛者不同，在此后的近十年间，我始终是受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互联网影响极大的那类人，我对当代青年写作者的认识，也包括我自身的审美、写作理念、思考角度乃至说话腔调都植根于网络，而未曾受到“新概念”的哺育。我所见的参赛者，对这场比赛均怀有一种相似的孺慕之情，我被半路收养，因此隐隐约约察觉到了一种叫人难堪的推拒。
比如，假如被问起“新概念”历届得主中最崇拜的人物，或者文学上的启蒙者，大家可能都想也不想，立马掏出一个郭敬明老师或者韩寒老师……唉，这两位老师确实可以说是“新概念”巨型标杆了，当时我班上的同学知道我得奖了，就问我：你怎么这么文艺啊！会不会就是下一个郭敬明韩寒呀？我感到非常冤枉，长期以来人们的看法都是，可供一个青年写作者选择的无过于郭式和韩式这两条道路，可我到今天依旧一位都没有读过。颁奖的时候，一起参加比赛的朋友说，听说韩寒要来（虽然并没有来），我一定要找他签名，我听完后忧心忡忡：假如韩寒来了怎么办？我也要找他签名吗？那该多么虚伪啊。
熟一点的朋友知道我得奖了，喊我“汪敬明”，这就是知道我为人，有相当大的揶揄成分了。
我去上海之前非常紧张，做了一个比喻，说我是丑媳妇见公婆。我觉得同文艺青年们讲话要加倍审慎，比如说我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碰到一个狗，我可以随口说这是一个后现代的狗，反正我不懂朋友也不懂并且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彼此不懂，我们觉得这个说法还挺酷的，这就令人感到快乐。我喜欢玩这一手。但是文艺青年可能会严肃地指正我说不是的，后现代是balabala，请你不要乱用。还有，我看《萌芽》上面有一个老师写参赛者“畅谈魏晋玄学和死亡金属”，天哪，这两个词简直成为了我的终极噩梦，我极度担心跟大家一见面大家就“咔咔”把我拎起来问，你懂死亡金属吗？我诚实地说不懂，我平时一般听网络古风歌；大家又问那你读什么书呀我最近在研究魏晋玄学，我只好说我那个啥……只知道“玄不救非”里面那个“玄学”……哈哈……于是大家愤怒至极“咣咣”将我暴打一顿运回芜湖。为了避免上述惨剧发生，我出发前还专程向朋友取经：文艺青年都听什么歌呀？朋友说文艺青年听民谣，你说你喜欢李志好了，我说好的好的！从今天起我喜欢李志！
可我自命为丑媳妇，更重要的却是借助自贬，完成了另一种反向的傲慢姿态吗？我前面写自己的被推拒，这个推拒实际上是双向推拒。我虽然勉勉强强可以称作写作者，却向来对“文艺青年”四个字，怀抱着极高的警惕……这甚至可以说是某种对抗性质的感情。我一直认为，“文艺青年”这个标签的门槛是很高的，我对它持有敬而远之的态度，未必不是出于良心上的自律和清高，忧患于自己并非珠玉，而保留一丝自知之明的体面。可我所见的绝大多数以此自喻的人，都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个词的含金量，我因此还常常在背后说他们坏话，拿他们开玩笑。
我性格里天生有这种刻薄的东西，可它却不基于我对自身能力的信心，而是对这自知之明的洋洋得意。这种姿态完成的前提是，我已经用几十倍几百倍的力量否定了我自己。
我高一开始看《萌芽》，高三第一次参赛就入围了。我从头到尾都在走好运，没人打电话告诉我说搞错了你其实没有入围，我顺顺利利地到上海了，然后顺其自然地拿了一等。可这个一等，是何等烫手、何等令人羞愧啊。
我读写方面底子不行，小学到初中都没有正儿八经地读什么书，爱好是在网上抄一些“白落梅式”金句在作文中疯狂使用并且享受同学的赞美，高中后才在身边人的影响下，开始有意识地读一些正统文学，但已经迟到太久，怎么努力都觉得力有未逮。我初赛投了两篇，一篇散文一篇小说，散文后来在《萌芽》上刊登了，我的编辑老师问我要稿子，也说有没有散文，对小说二字绝口不提……这更使我陷入了“我不配”的忧患之中。因为我一直认为要写一篇合格的小说只能靠实打实的基本功，而一篇无功无过的散文却可以借助抒情，甚至可以借助奇技淫巧。我的写作不受“新概念”的影响，会不会占了这一点的便宜，使人们觉得我的风格不常见，乍一看被我忽悠住了，再往深里一想，才觉得这个人名不副实呢？
更何况，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是怎么对着文档一个晚上写不了500字，怎么读完一页书后什么都记不住，怎么以头抢地，也只能写出一些无用乏味的话，从未等到福至心灵的时刻到来……
连我在LOFTER上发文章，热度还破不了30呢，可以说是万分差劲了。
后来每当我看到有参赛的朋友坚持投了很多年稿，或者说把写作当作一个非常伟大的梦想去做，就更加羞愧难当。虽然我确实是凭借个人的意志取得胜利的，但是我心不诚。我必须诚实地说，我心不诚。这不是什么伟岸的意志。我未曾想过要由此展露自己的文学抱负（连它存在与否都难以断言），而是要被人看得起、要和过去的同学比起来不丢人、在学校和家庭里生活不要那么难、不要被班主任用非常难听的话讲。我确实成功了。但这些关系的显著改善，全部都在向我佐证，我是别有所图的，我不能心安理得地享用这种好运气。痛苦是守恒的，没有绝对占便宜的买卖，我不再被人瞧不起了，但要为此支付一大笔金额，接受了荣誉的贿赂，也要为怀璧其罪痛苦。
这次复赛文章《自拍》，我也在里面强调这种宿命论。以“自拍”作为对自身丑陋的避难，这是身为人软弱的狡诈，却也是一往无前求取的勇气。可总有一天作为凡人的胜利会彻底解决你，那时候你的自拍便转过头来向你发起攻击。
你必将被它战胜。因为这勇气永不再来。
比赛那几天晚上，我和其他参赛者一起聊天、玩狼人杀。这是一些了不起的瞬间，就在那时人们是相爱的，我们都能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能彼此交换生平，但今天过后爱就损坏了，换而言之，它的寿命到头了，从此再没有哪一天我们能相见。爱只在一瞬间。
我以前写过这样的话：“能见识到这个‘无限’，或者通俗地说，能领悟高尚的、了不起的美，并不是像我过去认为的那样，是一件足以令人高兴的事。生活并没有因为它们的救济而变得可以将就，相反它使生活变得更艰难了。总有某个瞬间，他人巍峨的幸福成为了我的软肋，使我对痛苦的感知更加敏锐——我能忍受自己在世俗的泥潭里苦苦挣扎（我应得的！我配的！），却永远为美无法免受肮脏丑陋的联想而痛哭。”
其实不是。我说谎了。欢庆过后，我不能忍受自己在世俗的泥潭中苟且偷生。在此之前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短暂的交情，所以我现在为有所失痛苦，为这如梦似幻的人间聚散痛苦……我不能假装有情有义。“一辈子的友谊”，我永远不会对你说这种话，不管什么时候，我永远不会对你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我必须对自己真诚，否则它连一瞬间的价值也不再有。但我能说它不存在吗？真诚的感情是会被真诚的人所掌握的，我们当中却有许多人，在这里取得了一生的朋友，百折不挠的理想，永不动摇的爱情……这多么叫人羡慕呀。可我作为一个无法全心全意去爱的怀疑论者，在那一瞬间的幸福后，要为随无情无义而来的失去而痛苦，要用痛苦来偿还无情无义。
我读到过这样的评价：“（‘新概念’）开始使中学生敢于自由写作。”我反对。至少在今天，我作为一个局外的旁观者说，我反对。在我参加比赛之前，认识许多，也崇拜过、学习过许多同辈的写作者，他们并不是从“新概念”里面走出来的。
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其实已经拥有了远远大于前人的自由，只要你有闪闪发光的才华，它可以流到任何地方去。
此刻“新概念”以出乎我意料的雅量接受了我，它是一场雨，下给“义人”，也下给我这个“不义之人”，可尽管如此，我依旧没能战胜心理上的失孤感，依旧怀疑地审视着自己，迟疑自己究竟有没有资格投入这个比我所料想的更加宽厚也更加宜人的河流。
可我真的还是一个局外人吗？
我获奖后，一个朋友对我说：“唉，你可能莫名其妙地认识了很多人，莫名其妙地就变成圈中人了。”我拼命摇头：“怎么可能呀！你可太瞧得起我了！”我从没想过自己的文章也能发表，更没有想过有一天，能有资格做这样一篇文章。
之前开头提到的，圈内大名鼎鼎我却从未听闻的前辈，后来也见到了。
那我在这里，是在以什么身份对你说话？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还是一个无意间入局者的身份？一个晚辈，一个即将成为C组选手的老人；一个庸人，一个幸运地受到了赏识的人；一个尖酸刻薄的人，一个尖酸刻薄却依旧被接纳的人……
我不知道。
此时此刻，我仍然不知道自己将为什么而歌唱，为孱弱的私人情怀和隐秘的愿望，为时代的苦难，为生命的重量，为忧愁，为爱。就像也无人能定义我们这一辈人的写作从何处来，推演它要流往何处，它被叫好，也被唱衰，它被瓦解了，又被建造了，它被前所未有地去严肃化，其中又隐隐约约有全新的可能性诞生了……在这个不可预知的进程中，“新概念”对我而言是什么？它在青年人的写作中，又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错过了“新概念”最蓬勃发展的那几年，因此无旧可怀，也无法把它摆上神坛供奉。我从上海比赛完回家是在晚上，动车偶尔路过城市，大部分时候窗外只是陌生的荒原。我靠着窗子想，这场比赛是火车上的一扇玻璃窗，我之前上面可能靠了一个秃头，现在是我，之后又有一个面目尚且不清的人。我们中有的人透过它看见天地，有的人透过它看见人间，有的人只是注视着自己的倒影。你向它投掷什么，它都始终是一块玻璃，坚硬、透明，不管这许多经过自己的人怀着怎样的心情，是提前下车还是去往终点。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7年7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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