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乡的初中距离我们家很近，只有3里路。那时，自行车还是一种比较稀缺的交通工具，一般人家一家人才有一辆。我们家也有一辆大金鹿，但我在家中排行老小，很多时候是轮不到我来骑的。春夏秋冬，不管烈日暴雨还是寒风大雪，我每天都是早晨、上午、下午至少三个来回。冬春季节，还要上晚自习，就要一天四个来回，八趟下来，就是二十多里路。每趟最快也要用二十分钟的时间，这样一天下来，仅花在路上的时间就将近三个小时。当然，步行上学的不止我一个，我们村与我一样的初中生也大都是步行的。每天放学，我和小伙伴们成群结队地往家走。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不知不觉也就到了家。到了家是容不得片刻耽误的，特别是早饭和晚饭，否则，就要迟到了。母亲知道我上学时间紧，也就早早地把饭做好，盛在碗里，冷到正好吃的程度。只要我一迈进家门，就狼吞虎咽一番，接着把碗一把推给母亲，抹抹嘴就匆匆走出了家门。
每次，往往是我前脚刚走进校门，后脚预备铃也就响了。这样，学习时间也就只剩下了课堂。然而，我当时也并没有觉得怎么紧张，反而感觉学习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那时候，书包不重，除了课本，各科还有一本同步训练。上面的练习做与不做是全靠自觉的，老师一般不检查。作业也不多，除了主科作业外，其余副科是没有任何作业的。就是主科作业，数量也绝对不多，我们语文除了每两星期才做一次的作文外，基本上没有任何书面作业。自然，那时也就没有听说过“减负”这个名词。不像现在我的学生，只语文作业本就三四个，作文本、作业本、日记本还有摘抄本，“四座大山”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虽然，我是语文老师，但是，我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考试是有的，每学期一次。试卷发不发我是没有什么印象了，反正是老师不当众念成绩，也不把成绩张贴在教室里，更不按成绩来决定学生的座位，自觉不自觉地真正做到了对学生成绩严格保密。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对学生成绩的重视程度早已今非昔比，学生早已不叫“学生”，而应该叫“考生”了。张贴成绩早已成为学校不成文的潜规则，按照成绩来选座位自然也是常有之事。据说，这是鼓励先进、激励后进最为有效的办法。
初中毕业那年，学校还分中专指标。我想考中专，路近，上了中专就可以端上“铁饭碗”了。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中专预选，没选上，也只好报考高中了。填报志愿时，班主任孙老师见我报了一中，忙说，还是明年准备考中专吧。我无语。
高中虽说是在县城，但那时的县城也不比我们乡下好到哪里去。整个县城只有一条窄窄的马路，两边还都是简陋的平房。何况，我们的学校只是在县城的边上，四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地。高中的生活自然是比我们初中紧张了许多。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有时就连做梦还在上课呢，好在还有一个完整的星期天，我们可以自由支配。作业也较初中多了起来，除作业本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作业就是试卷。以前在初中视若山珍海味的油印试卷，在这里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几乎可以天天见到。一学期下来，各科试卷放在一起，厚厚的一摞，很是壮观。考试也多了，除了每学期两次的期中期末大考外，还有各任课老师平时的小考，但对考试成绩老师似乎抓得不是很紧。三年中，我经历了大考小考无数，却很少见到自己的考试成绩，就连自己考入高中的成绩也不知道，不是我不想知道，而是没人告诉我。高中三年，关于成绩的记忆，只有一次，还是最后的高考，我考了502分。
那一年，我一举考上我们家乡小城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
蓦然回首，我把记忆的长镜头拉长，探过去，还依稀窥得见来时的脚印，或深或浅，或清晰或模糊。我知道我所走过的乡村教育之路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但更多的是属于我个人的、心灵的一些东西。回忆过去，不仅仅是一种怀念，更是一种反观。在今昔对比中，也许，能使我们今天在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改革中少一份狂热，多一份冷静；少一份盲从，多一份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