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出生在一个家境还算殷实的“地主”家庭，说是“地主”，其实家中只有薄田数十亩，能勉强维持一个大家庭而已。
姥爷小时候步行三十多华里的路到我们所在的镇上求学。在那里，姥爷认识了我爷爷。姥爷在班上年龄最大，个子最高，拳头最硬，但学习不好；爷爷在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矮，常被人欺，但学习较好。于是，姥爷与爷爷就成了班上的一对不折不扣的“黄金搭档”。不知多少年过去了，如今比姥爷小好几岁的爷爷已去世多年了，但姥爷每与我提及自己那段求学的经历，他总是不厌其烦的津津乐道他当年与爷爷一起分吃烧鸡的情形，仿佛自己又回到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优游岁月中去了。
在后来的那场史无前例、没有硝烟的折腾中，姥爷也没有幸免，他身陷其中，成了众矢之的。在斗争的漩涡中，姥爷由于不甘弯腰、仗义执言的性格使他成为了真正的“地主”，蹲牛棚，游街，被人折腾得死去活来。不仅家中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一点财产被全部没收，而且连姥爷一家人用来遮风挡雨的一所颇为壮观的庭院——三间混砖正房、四间厢房也被无情的扒掉了。
富有戏剧性的是，舅作为姥爷一生唯一的儿子，性格却与姥爷截然相反。他生性平和，凡事小心谨慎，也许正是他这种不争的性格使他在那场浩劫中奇迹般的绝处逢生。尽管一向学习成绩优异的他就此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但舅却意外地被单独划为了中农，并因此合情合理的保留住三间破土屋，暂时成了姥爷一家人的安身之所。
斗转星移，天空的乌云终于散去了，姥爷也得以重见天日。不仅甩掉了戴在头上多年的“地主”帽子，而且也挺直了腰板，敢大声喘气，打着呼噜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几年后，姥爷的孙子辈们都一个个长大了。老大考上了学，毕业后还入了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国家干部；老二当兵，退伍后也谋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老三中专毕业后也上了班。这样，姥爷一家人像一棵本来就枝繁叶茂的大树，在经历了漫漫严冬之后又重新在阳光的沐浴下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随着岁月的流逝，姥爷变老了，变得步履蹒跚了，但他那犟脾气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前些年，姥爷感觉心情舒畅了，生活舒心了，也该是自己扬眉吐气的时候了。于是，他四处打听国家的平反政策，不顾家人的劝阻，三番五次、五次三番地跑大队、乡政府去向他们讨要自己当年被无辜扒掉的那套大宅院，无奈一次次都无功而返。记得大约是七八年前的一个冬日，刚下了一场雨，路面湿滑，姥爷执意要去乡政府，不料想刚出家门就滑倒在地，动弹不得。经医院检查，结果是大腿胯部骨折，大夫说像他这样年龄的人恐怕是再也站不起来了。姥爷躺在病床上，望着床前前来看望他的一个个亲人，委屈得像个孩子，眼里噙满了泪花。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姥爷在亲人的陪伴下依旧卧床不起。一晃四个月过去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里姥爷竟奇迹般地站起来了，一步、两步、三步……，居然又能走路了。
但从那以后，姥爷却再也跑不到乡里去了，讨要房钱的事虽也时常提起，但已不像以前那样坚决了。姥爷还是每天都要出去转转，只是手中多了根拐杖，也不如以前走的稳健，走的远了。去年深秋的一天，我去看望姥爷，推开房门，里面没人，我知道姥爷又出去了。但在堂屋当门却多了一口崭新的棺木，我先是一惊，继而又会心地笑了。不大一会儿，姥爷一步一挪地回来了，右手柱着根拐杖，左手还拿着张破报纸。我赶紧上前去搀扶他，他见是我，笑着说：“你不用扶，我能走。”他来到屋里，坐在当门的椅子上，然后用手摸着自己身边的棺木说：“我让你舅给我做了个棺木，放在这里预备着。”说完，他拿起手中的报纸看了起来。“姥爷，你还看得见吗？”我贴近他的耳朵好奇地大声问。“看得见，”姥爷一笑，“我还能拍蚊子呢。”
我不禁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