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回镇上，在烧饼摊，遇到了大鼻子老师。我掉头就跑，等大鼻子买了烧饼，走远了，方才心有余悸地折回。
从小到大，我都怕老师。按理说，现在长大了，没必要再怕他们了，不，不，不，怕，还是怕。
在我的认知里，老师是很神圣的存在，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存在。只是，有一次，蛮尴尬的。
当年，村小学有位姓侯的老师，上厕所蹲坑，就蹲在我旁边，裤腰还没退到膝盖的位置，双膝还没完全蹲下去，已然发出了一连串的巨响，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漫天的臭气。
这个事儿，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它击碎了我对老师的神圣认知。原来，老师也拉粑粑，也同样臭气熏天。
尽管如此，我对老师仍是保有极大敬畏的。如果得知面前的人是位老师，我则立马肃然起敬。
那次，大鼻子老师可能是去给侄子送东西的，侄子在镇上办了个补习班，请了一些老师代课，主要服务镇周遭村子放假归来的小学生，初中生。
小学生可能不补什么课，补习班业务广泛，也有点学生之家的色彩，辅导学生做暑假作业之类的，也帮忙家长照看孩子。
我........
别人不知道，我对大鼻子门儿清，且有过几次交手。
当年，大鼻子原本是教语文的，学校缺人手，他临时教起了数学，还兼着班主任的职务。
因为，无论如何，80后的农村娃，都应该感谢那些在乡下默默付出青春和汗水的民办教师。
尽管他们没有太多的文化，对所教学科，也是一知半解，但我仍然对他们报以深深的敬意。
第一次跟大鼻子交手是，问数学题。明知道他是半路出家的数学老师，我偏偏挑那些难题提问。
而大鼻子往往不愿意接招，装看不见学生举手，装听不见学生的‘报告’。
我呢，把桌子拍得啪啪响，全班的人都回了头，大鼻子见状，实在是躲不掉了，便只好缓缓且无奈地走到我的课桌前，脑门都出汗了，仍没有解答出来。
这，让我很满意........
这件事情，总在许多个睡不着的夜晚，折磨着我。直到今天，我仍没有勇气跟大鼻子道个歉。
也可能跟勇气无关，只是不想再提那些让人尴尬的伤疤。或许，人家早已经忘了，我现在再提，显然不合适。
第二次跟大鼻子交手，则显得有意思多了。
那天下午，骄阳似火，大鼻子正背对着我们，在黑板上写个不停，我偷偷地拿出小镜子，用镜面反射的光晃他的后脑勺，或在他写字的手旁边左右晃动。
他暴跳如雷，转过身来，用手猛拍着讲台，大吼大叫，谁？谁？谁？不想上，就滚，立马滚！
而往往此时，我则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黑板，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待大鼻子再次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写画画的时候，我则低下头去，发出一阵阵被克制过的笑声。
大鼻子把我喊到办公室，二话没说，踹了我几脚，抽了几下我的后脑勺，完了，用手指着我，气急败坏地说，这几天，正跟老婆闹矛盾呢，我心情不好，你少惹我！
只是，许多年来，每次想到他指着我的动作，表情，以及所说的话，我仍笑得咯咯不停。
哈哈哈~~
尽管如此，在那年的期末考试后，在我的评语栏里，他写的却是：该同学团结活泼，很有发展前途。
我.......
搞得俺怪不好意思的........
我并不记恨大鼻子。不光不记恨，还蛮感激他的。
那时候，他鼓励我多看书，多写作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家里的那本新概念作文书，就是大鼻子送给我的，或者是我偷拿走的，具体记不得了。
学生时代，对老师的家庭了解得不多。许多年后，才得知大鼻子家的生活景况不乐观。
老父亲和老母亲都患病在家，每月吃药都要花销，全指望自己的工资，而工资又没有多少，家里常常拮据，老婆便闹，大闹个不停。
我见过师母，就是个典型的农村老妇女，没啥文化，大嗓门，喜欢嚼耳根子，是个长舌妇。
那时节，民办教师的工资的确很低。也就只好一边教书，一边种地，既是老师，也是农民，双重身份。
农村娃都知道，当年有个‘麦忙假’，放假了，老师跟村民没有区别，都要下地割麦子。
当年，教师的薪水虽然不高，但在村里，地位是很高的，是备受尊重的，是拥有话语权的文化人。
村里的红白喜事，无论有无亲戚关系，老师都会收到邀请，受到热情招待。当然，老师也不会白吃白喝，许多时候，充当收钱和记录来宾随礼明细的角色。
你看，我们当年的苏校长，今天都快80岁了，仍然活跃于各个婚丧酒席上，仍然备受村里人尊重，仍然充当着管事人的角色。
在村民看来，他是位德高望重的老者。你就是在外面混得再牛，在他跟前，都不可造次，都要恭恭敬敬的。
我以为，这才是教师应有的尊严。
现在的老师，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命了，稍一不慎，被学生家长群殴，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人人自危的不光只有教师，在这个让我不知道说啥好的年代，整体知识分子的尊严都在滑坡，知识分子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这都是现实存在的情况。
这是一个矛盾节点，肯定是要想办法解决的，肯定要把最基本的尊严和尊重还给人家教师的，建议尽快制定和启动保护教师的方案机制。
要不然，早晚还会出事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