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张玮玮怎么看《波西米亚狂想曲》，这位42岁的独立音乐人重复了好几遍，“我不喜欢”。他说这部电影或许满足了大众对音乐人生活的想象，“释放自我，放纵不羁，一夜成名”，但这种描写离生活的真相太远。“我19岁开始迷恋这种东西，一直迷到三十多岁。过了三十多岁，这个东西已经打动不了我了。”看《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当晚，张玮玮还看了《地久天长》。他觉得这是同一时代发生在地球两端完全不同的两种故事、两类人生，一种是极端的释放，一种是极端的压抑。年轻时他向往前者，但如今的他意识到摇滚乐解决不了一生的问题。“人要活下来，要活得更好，不是靠青春，不是靠绚烂，而是靠真正的智慧，这比摇滚歌星那些东西更难，也更重要一些。” “只差最后两句了。”42岁的张玮玮坐在场外，打开手机备忘录上下翻看，吉他放在腿边。他想演唱一首尚未发布的新歌，但离上场还剩半个钟头时，歌词还没写完。
这首歌已经写了两个星期，歌词一直定不下来。从大理来北京的飞机上，他写了一部分。上台前彩排的时候，因为歌词不全，他只能唱一半。为了正式演唱时不出岔子，他不得不在上一个嘉宾在台上讲话时走出场外把词补齐，并在散场后专门向对方道歉：实在不好意思啊，不是故意的，歌没写完。
但比起过去几年，情况已经好很多了。今年之前，张玮玮在大理住了六年，只写出两首歌，每天问自己，我还能吃这碗饭吗？
人生的路究竟该怎么走？这行巨大的文字浮现在张玮玮身后的大屏幕上。人到中年，他开始系统性地重新进行自我认知。面对访谈嘉宾李雪琴、《智族GQ》报道编辑洪蔚琳、台下两百多名GQ报道的读者，19岁就开始听摇滚弹吉他组乐队的张玮玮说，这么多年过去，很多想法都变了。一些曾经坚不可摧的认知开始松动，甚至瓦解。
有读者问他，怎么看《波西米亚狂想曲》。张玮玮重复了好几遍，“我不喜欢”。他说这部电影或许满足了大众对音乐人生活的想象，“释放自我，放纵不羁，一夜成名”，但这种描写离生活的真相太远。“我19岁开始迷恋这种东西，一直迷到三十多岁。过了三十多岁，这个东西已经打动不了我了。”
看《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当晚，他还看了《地久天长》。他觉得这是同一时代发生在地球两端完全不同的两种故事、两类人生，一种是极端的释放，一种是极端的压抑。年轻时他向往前者，但过了三十岁，他意识到摇滚乐解决不了一生的问题。“人要活下来，要活得更好，不是靠青春，不是靠绚烂，而是靠真正的智慧，这比摇滚歌星那些东西更难，也更重要一些。”
眼下他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写不出歌的焦虑。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与焦虑感对抗。”不抽烟、不喝酒、锻炼身体、爬山、笑对人生，人淡如菊”，结果无一奏效。
最焦虑的时候，父亲的医生的一句话戳中了他。父亲得了类风湿，“这病是不死的癌症，什么药都治不好。”医生对父亲说，这个没得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接受它，和它和平共处。
张玮玮记住了这句话。“我觉得人生也是这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踏踏实实地认可这个焦虑，认可这个矛盾，安心地和它度过此生，爱它，呵护它，承认它是你生命中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接受吧。”
从这以后，他的焦虑感依然存在，但他不再为此纠结。写歌的进度也快了很多——过去三四个月，他以十几天一首的节奏向前推进。
这其中，也包括他将要演唱的这首。上台前几分钟，张玮玮笑了。他终于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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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张玮玮的访谈实录。
❶
摇滚乐解决不了一生的问题
洪蔚琳 ：你看《波西米亚狂想曲》了吗？
张玮玮 ：喜欢最后20分钟，前面就没什么了。
郭昊翔（读者代表） ：你觉得作为一个歌手，怎么看待电影里描写的音乐人生活的真实性？
张玮玮 ：它是一个摇滚乐队或者说摇滚歌星的传记片，这样的传记片特别难拍，基本上是拍十个，就有九个失败。我周围的朋友普遍都不喜欢这个电影，我是抱着我肯定不会喜欢的态度看的，看完的感觉是，最后20分钟确实太棒了，非常准确地还原了那场伟大的演唱会。但是它只是最后一部分，整个电影前面的部分我没有什么感觉。
摇滚歌星的生活是什么呢？是释放自我，放纵不羁，一夜成名。我19岁开始迷恋这种东西，一直迷到三十多岁。过了三十多岁，这个东西已经打动不了我了。我了解周围成为摇滚明星的人，就是孔雀开屏，转过来就是屁股。这个电影就是一个普通的商业电影，它呈现了很多孔雀开屏的时候，但是并没有说开完屏收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三十多岁之前我会特别向往那种东西，但是过了三十多岁之后还是不一样的。就像很多摇滚歌星27岁就死了，我二十多岁想过27岁也跟着他们一起去，但是没有想到活到下来了，活到四十多岁。所以人要活下来，要活得更好，不是靠青春，不是靠绚烂，而是靠真正的智慧，这比摇滚歌星那些东西更难，也更重要一些。
洪蔚琳 ：你用孔雀开屏做这个比喻，是说摇滚乐必然会带来负面的代价？还是我们看待这种文化的视角可能需要纠正？
张玮玮 ：每一个文化都有呈现自己的符号或者标点。摇滚乐就是极度个人化，极度自由化。它是一个符号，特别吸引人。但是它有很多东西不是那么表现出来的。我的一个朋友，木马乐队的谢强，他以前是中国第一批唱摇滚的歌星，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话，他说现在终于搞明白了，耍流氓和摇滚是没什么区别的。
但这些东西在电影里不会太去表达出来，电影更希望的是让大家看到一个绚烂的场景，就像《波西米亚狂想曲》里面有一段，男主角跟他老婆离婚之后在屋子里拉那个台灯，其实我看那一段特别感动，但它就一笔带过了，继续绚烂。
但是人该怎么面对自己的生活？你的责任感，你的承诺，你违背了它所带来的内疚，你审视自己的那些东西，都没有表现出来。这部电影还是一个流行文化，就我现在看来，它仅仅是一个流行文化。
洪蔚琳 ：你刚才谈到说，你在年轻的时候更迷恋于那种摇滚的生活，而现在会对这个事情有不一样的想法。你觉得这个变化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张玮玮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东方人想法和西方人想法的区别。我看《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当天晚上，我还看了《地久天长》，看完《波西米亚狂想曲》我出来就觉得不是特别喜欢，但是周围的年轻朋友都特别喜欢。看《地久天长》也一样，我看得特别压抑，但是我看到有一些小朋友哭，有人问我你感动吗？我说我不感动，我觉得特别压抑。因为我离《地久天长》里面的生活非常近，我的家乡白银就是那样的工业城市。
这两个电影是同一个时代的，皇后乐队和《地久天长》是同一时代，只不过是地球的两个方向，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东方。西方人是那样面对自己的生活，把所有的东西抛开，解放了。东方人则是为了年轻时候自己孩子的意外死亡，痛苦一辈子。看完《地久天长》，我觉得还是《波西米亚狂想曲》好，人还是应该那样活，不能压抑，不能被一些东西束缚。
对于我来说，我曾经是被摇滚乐救起来的。在白银那样的西部小城，我喜欢上摇滚乐，我有了一个方向，做了这件事，它的很多的概念和想法都在我身上。但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开始发现这个东西有不靠谱的地方。我现在会觉得，其实我们东方人的一些东西是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摇滚乐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一生的问题。反正截至到目前，摇滚乐也就是跑步的时候有用，暴躁的时候有用，其他时候也不怎么管用。
洪蔚琳 ：你刚才说了东方的模式也许可以解决未来人生的方向，指的是什么？
张玮玮 ：就是东方人对待生活，对待生命的一些智慧，还是更明白一些的，我现在觉得就是这样。
❷
人其实是需要饥饿感的
洪蔚琳 ：我上次采访你是去年夏天的事，你跟我谈了很多你创作上遇到的瓶颈，包括人生状态上有一些迷茫。你当时跟我说计划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北京或者上海展开工作，但你今年年初42岁生日的时候开了一个个人公众号，说是要暂停接一切的演出。
这是一个短时间内发生的很明显的变化。我比较想了解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什么考虑？现在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张玮玮 ：我去年缓缓地进入到了一个中年危机里，整个人患得患失，心不在焉，发生了特别崩溃的事。我那么热爱音乐和舞台，但我发现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然后经常跑神。
我就想如果我在台上表现不好自己的话，就别站在台上了，我也老了，不是有太多人想看我。那么多年轻人，我何必还站在台上？然后我就决定停止演出。但是也不想完全消失，于是我就开了一个公众号，随便写点什么。
到现在为止，演出停了有四个月了，我发现很多事的道理都是相似的，就像你天天吃喜欢的东西，吃多了也烦。我最近的变化就是，我朋友圈里面全都是做乐队的、做演出的，到周末我的朋友圈一打开就可以看到全国所有的演出。我去年秋天的时候看到这些觉得特别烦，想到的是他们的疲劳。但是最近看完全不一样，我看到他们演出，我就觉得特别着急，特别羡慕。人其实是需要饥饿感的，就算你再喜欢的东西，天天粘在一起也不行，有时候有点饥饿感就特别好。
所以我想白了，我之前演出没有问题，我对音乐的爱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演出太多了。我去年一年在云南待的时间不到三个月，我的生活完全是碎片化的，三天在这里，三天在那里，有时候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哪。
张玮玮 ：我从12月份停止演出以后，基本保持在10多天写一首歌的状态。每天弹琴，有时候完全沉浸在自己情绪里，因为没有人，找我的所有演出我都推了，所以我就变成了没事干的人，我完全放纵自己的情绪。
有一天我在屋子里面弹琴，外面在刮风，有一个塑料袋在飘，我就拿手机一直拍塑料袋，我家人说你干什么呢？我说你看这个塑料袋挺可怜，我家人说你感情太丰富了，你出去转转吧。
洪蔚琳 ：会变得敏感。
张玮玮 ：写歌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不是一个具体可以看得见和要干什么的东西。有时候真的是失业，所有的饥饿感、孤独，才能更和这些事结合在一起，忙忙碌碌会让你全部的情绪都碎掉。
洪蔚琳 ：大部分人的忙碌是为了经济收入，你在停了演出之后，这个问题会怎么解决？
张玮玮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停了演出就是没收入了。没收入就这样吧，从去年巡演结束到现在，一分钱没有赚过。做音乐的人其实也没什么钱，音乐行业是一个比较不景气的行业。只能吃老本，然后也没什么事，演出来了又推。但是我觉得还是对的，人在经济上的饥饿感也很重要，就是你穷上一年，就会出去拼命赚钱。
洪蔚琳 ：其实是需要相对交替一下，一段时间会更专注于自我空间，另一段时间还是要在经济上给自己多一点保证。
张玮玮 ：对，因为我没有孩子，我也不打算要孩子。所以我对钱也没有特别多的需求，但肯定还是要保障自己生活的基本和体面的。在可以保证的基础上，还是可以让自己胡作非为和任性。
郭昊翔 ：你怎么看兴趣和职业的关系？比如我自己特别喜欢打篮球，所以我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篮球训练师，这样的话每天我都可以打球。但是如果真的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球而已，那我可能也就不会那么喜欢打球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张玮玮 ：我想先听听李雪琴怎么想这个事情。
李雪琴 ：我个人来说，我要是会做别的，我也不干这个。我觉得把兴趣当做职业是会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我觉得我对它的热爱会超过那些问题。
洪蔚琳 ：问题是什么？
洪蔚琳 ：本来是一个兴趣，但是当它变成工作以后，你要付出很多你本来并不想付出的代价。
李雪琴 ：对，因为你的兴趣甲方不感兴趣。
张玮玮 ：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我16、17岁就开始弹吉他，那会儿是马路边上，在路灯下面当吉他手。我发现了摇滚乐，我发现可以自己写歌做乐队，于是19岁我就决定做乐队，一直做到现在，我就没有做过其他事。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兴趣和职业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事。
对于我来说，这事只有一个选择，我必须得把这两个事合在一起。因为人就只有这么一点时间，这么点能量，我没有办法分开，我承受不了。我们最早做乐队的时候，广州有一帮乐队，他们打出一个口号叫做白天当羊，晚上当狼，白天都在广告公司里面上班，晚上回去把衬衣撕碎，亮出纹身，这批人后来全都没有玩下去。对于我来说，我心里有一个心跳，就是一条路走到黑，所以我不知道另外的选择是什么样的。
洪蔚琳 ：你在这个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选择本身，是吗？
张玮玮 ：因为我是到了34、35岁的时候才开始出自己的专辑，之前我是乐手。从19岁离开家，一直到33、34岁过得特别尴尬，很艰难。但是你的身心合一带来的快乐，真的是要超过那些。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没什么关系，吃不上饭，但是一帮人坐在一起自由自在地弹琴，那个感觉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
再有一个原因是跟时代有关系。我们的时代都是穷孩子，做音乐的都是穷孩子，大家在一起反正我看你也穷，你看我也穷，那就踏实了。我觉得这个放在现在的年轻人来看，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差距挺大的，跟你差不多的孩子过得比你好，你去坚持的困难比我们那个时候大得多，所以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一定有参考价值。
❸
痛苦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洪蔚琳 ：我也是一个把兴趣当职业，而且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但是我会存在一个心理问题，因为过度地在意这件事，我会因此背上非常大的心理包袱。比如我之前跟朋友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对方跟我说你把你的人生价值基本落在你写出了什么东西，或者说虚幻飘渺的精神上，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个东西一旦破碎之后，人生就没有支点了。一方面我没有选择，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事会让我特别痛苦，你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张玮玮 ：一直都是这个情况，从来没有停止过。人就这一颗心，所有的折腾都在，我从弹吉他做音乐到现在从来没有停过自我怀疑，就是觉得别人不喜欢我，然后听到批评的声音心碎得一塌糊涂。但是做这个事就是这样的，这是必经过程，不用去怀疑。你做的所有事情里面得到的失败和痛苦，还有别人的批评，其实都是好东西，你得越过这些，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但是你永远别想一劳永逸，哪一天突然在一个天空下大彻大悟，从此写东西不头疼，永远不可能。你只要还做这个事，你就一直得在折腾，这个事本身就是这样，就是要跟自我怀疑做斗争。
洪蔚琳 ：处理这个事有什么方法吗？我很容易在写不顺，进入精神危机的时候，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把我吸进去，我发现心理上对我完成这个事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张玮玮 ：我试过很多办法，不抽烟、不喝酒，锻炼身体、爬山，笑对人生，人淡如菊，能试的方法都用了，全都没有用，真的没有什么用。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踏踏实实地认可这个焦虑，认可这个矛盾，安心地和它度过此生，爱它，呵护它，承认它是你生命中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接受吧。
就像类风湿病，是不死的癌症，什么药都治不好。因为我爸就是类风湿，医生跟他说的特别好，这个没得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接受它，和它和平共处。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就算是你不写作，不搞音乐，你生活就没有痛苦了吗？你做别的也有痛苦，痛苦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你只有接受它才能好，痛苦是解决不了的。
洪蔚琳 ：你自己会不会有一种信念？我自己也有一个做创作的朋友，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放弃这件事了，因为他认为自己这辈子不可能写出自己能够认可的作品了。他就会觉得自己相不相信这件事非常重要。
我在想可能也有一种思路，对一种人来说，我最终是否把它真正完成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这个过程我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快乐，这比较重要。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你会在意自己最终是否完成这个结果吗？
张玮玮 ：三十多你害怕自己写不出来就放弃，你就彻底没机会了，你才三十岁就已经放弃了，你不做的话，这个事肯定跟你没关系。你只有做了，才有可能达到。再一个就是慢慢地。你也不能给自己定太高的要求，比如说我现在开始给自己立下一个心愿，我要当贝多芬、迈克尔杰克逊，或者我成为吴亦凡，这种目标是属于自残。你的衡量标准应该要变化。
我是那种死磕的人，我离开北京之前住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青年路。我住了六七个月，因为我在那里录音，之前录好了我觉得不好，就推翻重录。最后我想了想，我在录音棚的楼上租了房子，我就住在录音棚，每天起床不久就死磕，录了六七个月，其实也变不好。因为你对自己的要求太苛刻了，你给自己定的要求完全超过了自己的能力，这不是一个智慧的选择。其实写歌做音乐就是一个随性的事情，完全可以找其他的办法。
但是那种死磕也是必经之路，就是你该得承受那种痛苦，就像克服所有的小困难，你能看得到这些困难，你下次才能和它相处得好。
郭昊翔 ：你对自己创作的价值判断主要是基于自己的感受，还是基于别人的评价？比如说别人说你作品创作得足够好了，那你就认为足够好了，还是说自己跟自己死磕，逼迫自己做到作品是完美的程度。
张玮玮 ：首先得是自己，肯定自己是第一步，再一个，别人也不是完全开放的，我心里有一个认证机构，这个机构是我喜欢的，我觉得他们的评价是好的。就像我录完歌之后都会发给他们，从他们的反应我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好不好。如果他们说哈哈真好，我说那完了，他如果多说一点，这个歌的问题在哪，就证明这还有救，通常听不到那种完全说好的声音，就是还得慢慢努力。但是我不会把这个判断交给更多的人。
李雪琴 ：机构外的人会让你做出修正和改变吗？
张玮玮 ：会让我难受，但是我不会改变，尤其是互联网。你所做的工作对我来说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我受不了别人的评价，我真的是玻璃心。有时候晚上睡觉前手机上翻，看到对自己不好的评价，整夜都睡不好。
李雪琴 ：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你的年轻人对你有误解吗？
张玮玮 ：肯定有误解。人和人之间本质上只有误解，没有其他的。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误解，人跟人的关系全是误解。误解有两种，一种是不美的，一种是美的，你运气好了，得到一个美的误解。一个音乐工作者和听众，文字工作者和听众，你和你的观众有好的误解。有些就是不好的误解，不喜欢你，讽刺你什么的。音乐、文学，包括你做的工作，其实都是在做分享，我把我的感受分享给你。但是其实是分享不出去的，我看到的是我的，你看到的是你的，每个人看到的不一样，其实没有分享。就是纯粹的误解。
李雪琴 ：因为我听大家问的问题，包括我们俩年龄差很多，我们虽然喜欢你，但是我们并不完全地理解你。我觉得我对你也是误解，但是这种误解是成全。
张玮玮 ：对，是一种美的误解，因为你误解，最后会产生一个你想象不到的误解。就像你去拍你好吴亦凡，你刚才也没有想过怎么样，但是传播出去4千多万的误解，最后成就了现在的你。
郭昊翔 ：如果你现在有机会和年轻的自己交流，比如20岁的自己，你会说一句什么话？
张玮玮 ：少吃主食，保持身材，早点睡觉，少抽烟，少喝酒，碰到自己喜欢的姑娘勇敢一点。
观众提问 ：独立音乐人应该怎么平衡个人表达和社会价值的矛盾？你觉得中国的独立音乐会好吗？
张玮玮 ：不要那么悲情，音乐人只承担音乐，音乐最根本上是表达一种情绪。我们为什么非要附加那么多具体的东西在一个不具体的事情上？音乐本来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人跟人沟通的方式，我这里唱一句你就有感觉了，我节奏一起来你身体就动，这才是音乐的本质。为什么大家非要去在乎那些？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在于，中国人不跳舞，所以我们的音乐特别尴尬，我在那儿唱，下面400个人站着不动，我只能在歌词上想办法，因为中国是文字大国，追求文字。但是你想想，你去看看很多国家的人，他们只要听到一个音乐的节奏，所有人就跳起来了，多好？这才是音乐的核心，我们不要想其他的。
观众提问 ：那中国独立音乐是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存在的。在一个浪潮退却之后，你有没有一点点的失落感？
张玮玮 ：有过失落感，但是现在不太失落了。我觉得浪本身就是这样，一浪不过去，下一浪怎么来？如果独立音乐消亡了那就应该消亡，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有别的东西。独立音乐和音乐没关系，重要的是独立，独立这个东西永远都会存在。
你想，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北京经历那么灿烂的地下音乐的时代，现在都过去了。当时那些特别有才华的人，并没有从音乐行业的发展中得到什么东西，因为最早的人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是一些新人，事实证明也是这样的。伤感吗？我总不能带一句脏话吧。我现在就觉得老而不死是为贼，该结束的就要结束，不能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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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戴敏洁
编辑：何瑫
插画：张博然
运营编辑：佟通通
微信编辑：尹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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