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现场》是一本由[日]宫下洋一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页数：2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安乐死现场》读后感(一)：缓和医疗与安乐死：通往尊严死之路
“我们面对重病，面对临终，我们有选择。我们可以找人帮忙，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方式离世。”——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宁晓红在《永不放弃的治疗，是最好的治疗吗？》演讲中如斯说。
宁大夫从事缓和医疗，她认为缓和医疗不是“放弃”、不是“不给予希望”、不是“安乐死”。其实它与“安乐死”所面对和要解决的问题是相同的，思考的方向也是一致的，只不过采取了不同的手段而已。安乐死是以人为地加速死亡的方法来消除痛苦，缓和医疗则是在减轻痛苦的同时放任死亡的到来。殊途同归，结果都是指向死亡。在无法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情况下，缓和医疗可能是最佳选择。
安乐死面对的法律的和伦理的问题更多更复杂。不宜把缓和医疗与安乐死对立起来，要避免出于立场的偏执，因为自己做缓和医疗，就贬低乃至彻底否定安乐死，也不能因为目前没有条件实现安乐死合法化，就把安乐死说得一无是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缓和医疗是安乐死的一种，属于消极安乐死。只不过安乐死一词比较敏感，在大多数国家和人群中出于或传统或宗教或习俗或某种禁忌等的原因，不容易被普遍接受。在未来，理想的状况可能是缓和医疗与安乐死并存，给人以更多的选择自由，由自己决定以何种方式更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附：
《安乐死现场》读后感(二)：“see you tomorrow”“Goodbye”
我们无法选择出生，那么，我们有权选择死亡吗？如果有一天你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又或者因为意外，拖着残缺的身体，不想再拖累家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照料；面临种种绝境，你会如何选择死亡？当我拿到《安乐死现场》之初，我情不自禁地去想，如果安乐死合法，那么就不会有《看护杀人》了。那是逝者的悲剧，也是活着的人的囚牢。而此时，讨论这个话题，也得十分谨慎。毕竟在特定的文化中，生死之中的安乐和不孕不育一样，都是禁忌。可偏偏宫下洋一都有所涉猎。
宫下洋一，一个在欧洲采访着政治、体育新闻的记者，从2016起，一年多的时间里，还做了关于安乐死的报道。安乐死并不是简简单单“一针毙命”，它牵扯到实施者涉嫌杀人等伦理道德、法律的隐患，故在合法化的国家，根据法律的细分，可分为：主动安乐死、协助自杀、被动安乐死、临终镇静。而主动安乐死与协助自杀的区别在于，医生还是临终者，谁是死亡药剂最后的操控者。在被安乐死不合法国家意大利、德国、法国包围的瑞士，成为了“外国人”的最佳告别地。同样，安乐死合法的国家还有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美国部分州……全书从普莱西柯医生展开，她在瑞士DIGNITAS从事协助自杀的工作，她总会在镜头的拍摄下合理、合法地，有尊严的送走逝者。挪威42岁的欧拉、英国81岁的道丽斯、68岁的莫桑德拉……
洋一作为采访者，在经历、得知这些人的离去之后，他作为亚洲人的生死观再被冲击与颠覆。他想不通，为什么这些生者如此坦然的面对死亡，甚至可以以生日聚会一般离去；为什么在有儿有女的情况下，还是毅然决然自己的选择。随着采访的深入，这些问题，用事实的呈现，留给我们答案。一个人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选择安乐死呢？难以治愈、疼痛难忍、无法负担的绝症。那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选择安乐死呢？在合法的国家，我们可以看见下列条件：难以忍受的病痛；没有治愈的希望；能够明确地表达意愿；没有患者期望的治疗手段。
那么，如果有选择权，你会在得知自己重病之时，选择安乐死吗？
我会。
EXIT的索贝尔医生，曾眼睁睁看着自己祖母被疾病折磨而死，无能为力；普莱西柯也不忍自己的父亲，在病中垂死挣扎；威尔和母亲一样，患上了老年痴呆……见过亲人的病痛、折磨至死，如果有选择，安乐死的确是最有“尊严”的。
我会选择安乐死，是因为我的姥姥、姥爷、奶奶……都无权安乐。她们都死在了冰冷的医院，在我看来，是活活熬死的。姥姥因为糖尿病并发症而离开，临终前想吃糖，她已经几十年不知糖滋味，可是因为不能耽误“治疗”，到离开时，都没有如愿以偿。但是书中因为肺癌选择安乐的他们，抽了人生最后一支烟，如愿的离开。姥爷也是煎熬的数年，结肠癌、手术、转移胃癌、扩散……眼睁睁看着160斤的老人，瘦到了不到一百斤，天天输血，直到随着护士一句“瞳孔散了”，殡仪馆来接人。我无法忘记，姥爷似乎还有意识的时候，他说他想回家。可是，他再也没有回家。奶奶呢？生了8个孩子，中风偏瘫之后数年，居然因为照顾不周而去。或许，正是经历了太多身边人突然离去，意外车祸、工作猝死……我似乎更加奢求对于死的掌控权、话语权、决定权。
但是在当下，不可能，就像洋一在日本的采访。医生变成了杀人犯、逝者亲属推翻证词，死亡不是自己的事，是亲人的事、是社会的事，而媒体在其中，又审判着“二次死亡”。针对安乐死是否该在大多数国家推行合法化的问题，洋一也和普莱西柯做了深度的探讨，虽然观点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有着各自足以说服他人的立场与理由。所以，这本书更多的是呈现事实，提供观点，而非决定舆论甚至对错。
洋一肯定普莱西柯在协助自杀中，让临终者自己打开死亡的开关，因为他们是最后的决定者，一切都是他们的意愿。而非恶意解读的，医生逃避法律的手段。我想，在遵纪守法的情况下，个人的意愿与诉求才是最应该尊重的，无论是死亡，还是教育、恋爱、结婚、生子……
如今，我们都被安排的明明白白，却忘了，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
《安乐死现场》读后感(三)：【2021/06/10】『我只是深爱这个世界的美好』
【2021/06/10】
#做手不离卷的阅读者#
［日］宫下洋一 安乐死现场
『我只是深爱这个世界的美好』
2021年阅读之BOOK63
在人类历史上，医疗的进步一直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认可死亡医疗，还不到几十年。
——《安乐死现场》结语
虽然知道安乐死这个概念很早，但是真的比较有感触地接触它还是在2016年。上映一个月之后我看了艾米莉亚·克拉克和山姆·克拉弗林的《遇见你之前》。山姆饰演的威尔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导致四肢瘫痪，他曾经那样热爱这个世界，他世界各地旅行、冒险，他享受过那样热烈的、奔放的、燃烧过的生命，他最后选择了安乐死作为自己的结局。
我当时完全没办法理解影片的结局，露和他成为了生命中灵魂的彼此见证和救赎，他明明说着露是他每天睁开眼的动力，可他还是很毅然地选择那条不归路。因为他见过太美好太热烈的生命。
《安乐死现场》比我预期中的不好哭很多。作者很冷静也很克制，他用自己的笔触，描写了自己见过的一场场不得不“主动克制无益的延命治疗”。那是即使旅居欧美23年，可骨子里大和民族的那种认知也不能完全认可的存在。于是他要去亲临。
他见证过瑞士的安乐死的瞬间，也采访过在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的意图施行的本人和亲属，他最后也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去采访那些日本媒体妖魔化或者不被普通大众的医生和护士。
好像实验室里控制变量的对照组，即使心里可能有了价值判断，但是不会用文字去影响或者误导读者绝对赞成自己的观点。这样的整体手法太欣赏，所以我也用很旁观者的姿态去重新看这个问题。看一章我会休息十五分钟甚至半小时，我想那些挣扎着的人们，痛苦的不仅是肉体，自然还有精神，那如果我是医护人员，我会打下那一针吗？
我想我不会的。
我不是《致命女人》里的伯特伦，觉得帮别人摆脱现实的痛苦是最大的仁慈。看着他人生命中自己手里完全消逝的瞬间，我没办法拥有那么强大的心理。即使是做这行那么久的普莱西柯医生，也会流露出很黯淡的神情：“我不认为所有的协助都是正确的。偶尔，也会有罪恶感。”
宫下洋一认为，欧美西方世界比东方人可能接受这样的形式也许是因为他们是更个人主义的人，可恰恰作为帮助执行的医护人们们，在或深或浅的罪恶感袭上心头的时候，是没有那种个人主义的。
我厌恶死亡并且害怕死亡。所以我会因为这一份惧怕努力活下去，当然我没办法想象身患病痛的人，存在即合理的定义下，我也不会决然地否认安乐死的存在，只是想到选择它的理由，就觉得太遗憾太遗憾了。
——因为我太热爱这个世界了。如果我不快点喊暂停键的话，我的幸福美满生活，就要走下坡路了。
好难过啊。
因为热爱生命，于是选择了这样一条路。
《安乐死现场》读后感(四)：本书序章
“道丽思，准备好了吗？” “嗯……” 突然，英国老妇人的蓝眼睛里，滚落出大滴的泪珠。她用已经被右手握得皱巴巴的纸巾擦拭着眼角，颤抖着用尽全身的力气喃喃地说道： “呜呜，对不起。我明明早料到会这样……” 老妇人仰卧在倾斜成30度左右的床上，女医生普莱西柯一边微笑说“不要紧哦”，一边开始提问。 “请告诉我您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道丽思·赫兹（化名），1934年4月12日。” “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去年，发现得了癌症。我不希望今后在检查和吃药中度日。” “您不想检查，是因为迄今为止已经尽最大努力生活过了吗？” “是的，我的人生非常棒！我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人生。我曾经想过，如果生活不能随愿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人生的节点了。” “我给您扎吊针，把流量调节器固定在您的手腕上，您知道打开开关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知道，我会死的。” “道丽思，做好心理准备后，随时都可以打开哦。” 此时，老妇人想到了什么呢？是人生的落幕？还是与10年前逝去的丈夫在天国的再会？她微微地吸了一口气，亲手打开开关，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普莱西柯对老妇人小声说道： “已经没事了。再过一会儿就轻松了。” 15秒、16秒、17秒……20秒过去后，老妇人半张着嘴，躺在枕头上的头部无力地垂向了右侧，仿佛在电视机前打起了盹一样。 2016年1月28日上午9点26分。瑞士西北部巴塞尔的某个小公寓里，普莱西柯的协助自杀结束了。 我坐在离老妇人3米远的沙发上，目睹了整个过程。我停下笔，合上记录本，最后关掉录音笔的电源，抬起了莫名沉重的腰部，试着向已经咽气了的老妇人靠近了几步。 我探向她的面庞，几分钟前她还笑容满面地讲述着西班牙旅游的趣闻。她完全停止了呼吸。她不是痛苦地完成了自然死亡，而是，刚刚，在这里，亲手往自己的血液里下毒，在“别人的守护中自杀了”。 ——这是在我默默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发生的吗？我不应该劝说她不要这样做吗？ 她去世之后，我被一种身临犯罪现场的心情所包围。最终，我什么也没能为她做。在如同见死不救的状态下，我呆立在老妇人的身旁，唯有献上祈祷，扮演着为自己“赎罪”的角色。 道丽思·赫兹，享年81岁。她已是永远逝去之人了。
说到我参与道丽思临终的契机，不得不追溯到我与普莱西柯的相识。 2015年11月，我开始准备探访世界各地的安乐死与协助自杀的现场时，最早接触的是瑞士的大型协助自杀机构。我试着向世界上很多名人为了迎接死亡而前去的“DIGNITAS（尊严）”和瑞士国内最大的“EXIT（解脱）”等两个机构发送了采访申请书。 可是，两周过去了，也没有回音。我急忙上网反复搜索，看看有没有其他类似的协会或机构。于是我了解到有一个叫“LIFE CIRCLE（生命循环）”的机构，虽然规模不大，但运营和组织形态最接近“EXIT”。 “LIFE CIRCLE”的负责人是58岁的家庭医生艾丽卡·普莱西柯。她很快回信，向我提出了一个条件：请读完我写的书，再来采访。 书的标题是Dad,You Are Allowed to Die（爸爸，您能够去死了），封面照片上是地中海或者哪里的日落前的海边，天空中艳丽的彩虹熠熠生辉。在她的网页（https://www.lifecircle.ch）上订购这本书时，说实话，我脑海中浮现出新兴宗教的形象。 书很快就到了。我一个晚上就把它读完了。她为什么步入协助自杀的世界呢？这本书坦言，其契机是“父亲的死”。 普莱西柯的母亲在生孩子的过程中因脑溢血去世。从那而后，她的父亲独自一人抚养7个孩子。2000年，这位父亲77岁时，因脑中风病倒，后遗症使他的右胳膊和右腿失去了自由。
既是父亲的女儿也是家庭医生的我，最终为了实现父亲的愿望，开始帮助他。这是我第一次帮助别人离世。作为医生，我的义务原本是维持生命。（中略）这份经验对我的将来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当时我还未能理解。到了82岁，她的父亲已不能随心所欲地行走了。但此时还没有对生活造成很大影响。随后，父亲第二次脑中风。这次他变得卧床不起，连话也说不出。有一天早晨，她目击到了父亲在床上吞下所有的药片，企图自杀的现场。虽然父亲捡回了一条性命，但是从这天起，她对于“临终”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人为了活下去，有必要做到这一步吗？为什么人想死却不能死呢？身为医生的话，就应该让父亲活下去。为了理清这种矛盾的想法，走出进退两难的困境，最终她咨询了只要注册为会员就能立即申请协助自杀的DIGNITAS。2005年5月，终于接受父亲想要离开的愿望时，她泪流不止。据说那天风雨大作。
今天是个很重要的日子。这是您自己决定的哦。她这么说着，父亲温柔地握住了她的手。为了隐藏泪水，她开始准备早餐。父亲坐在沙发上，头枕着一个靠垫，上面画着白马奔跑的图案。父亲很喜欢马。在她和DIGNITAS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父亲将致命药物倒进了嘴里。他在长眠之前，喊了一声：“红酒！”他不是以苦涩的药物终止了人生，而是抿了一口自己最喜欢的红酒后与世长辞的。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接受父亲的死，充满了不安。但是，当我重新感受到他是幸福地离去时，我就想，如果家属也可以理解，那么协助自杀是否就不是一件错事呢？自那以后到2011年的6年间，她作为DIGNITAS工作人员，诊治各国罹患各种疾病、希望安乐死的患者，有时还到外国出差。在判断患者的情况不违反机构的规定后，她会在瑞士协助患者自杀。2011年11月，她创建了LIFE CIRCLE。在我们认识前的4年里，国内外已有150名患者经由她的帮助，如愿以偿地死去。 对于“帮助别人死亡”，她有自己特殊的理念。她既受到来自世界各国的激励，又受到猛烈抨击，批评的声音之多让她都陷入自我厌恶。然而，就连瑞士国内也没有几个人了解她的理念和开始这份工作的契机。 在她的指引下，我走向了“安乐死的世界”。
先说明一下。我惧怕死亡。我既不是垂暮的老人，也不是患了绝症或者晚期癌症的病人。死亡是什么？说实话，我也不清楚。不，是完全不清楚。 我现年41岁，在日本说是“厄运之年”。我在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生活了23年，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估计大多数日本人跟我有同感，在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意识过死亡。如果没有经历过亲人的去世，就更是如此。 再说一下我的家人。除了因患胰腺癌，67岁就去世的外祖父以外，大家都很长寿。曾外祖父母和外祖母以及祖母（祖父在战争结束的两天前战死）都活到了90岁左右。 或许是受我小时候居住的环境——长寿县长野的县民气质的影响，在那里，老人们健康地生活，然后衰弱、卧床不起，最终去世。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患胰腺癌的外祖父和2014年骑自行车跨越国道时死于交通事故的外祖母以外，所有人都是因为衰老而迎来了“自然死亡”。大家即使感到身体不舒服，也在家里生活，临死之前才麻烦医生，最后咽气。 在医院迎接死亡的患者人数与在家里死亡的人数发生逆转，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那以后，在日本，对医生的信仰日益加深。20世纪90年代时就几乎与现在一样，大约有80%的人在医院迎接死亡。不知不觉间，医疗剧也把救助患者的故事作为素材。无论是在日本还是欧美，人类不再像半个世纪前那么容易死去。不，准确地说是变得死不了了吧。 本书所介绍的安乐死和协助自杀，是指在迎接自然死亡之前，借助医生的手将死期提前的行为。在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美国的一部分州，以及最近的加拿大，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死亡。这不是“自然死亡”。 惧怕死亡的我，相信自己可以一直活到自然死。当然，我既没有被痛苦折磨得痛不欲生，也没有被宣布几个月后就会死亡。所以，我无法从根本上理解那些病患的心情。在开始采访之前，这种想法极其强烈，我对于安乐死抱有怀疑态度。 听说罹患胰腺癌的外祖父在临死前十几天，曾对我母亲感叹说想活下去。无论是谁，不都应该相信“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吗？这些想法，原本就在我的思想深处。这是因为我是日本人呢？还是因为我的性格使然呢？我也不清楚。但是，在采访的过程中，我的信念被动摇过无数次。 我对安乐死产生兴趣，是因为生活在我的采访基地巴塞罗那的西班牙女友。她经常一本正经地说：“我要是得了晚期癌症，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安乐死。因为我觉得那是有尊严的死亡。”然后，她会接着问我：“你想怎么做？” 她在巴塞罗那的特别护理养老院工作，同时也是一名给晚期癌症患者进行舒缓疗护的护士（现在兼任家庭医疗的护士），几乎每天都在照看老人和癌症患者。经常听说有的临终患者因为法律制度不完善，无法安乐死，于是企图从病房跳楼自杀；有的被剧烈的神经痛折磨得想去自杀。然而，问我想怎么办，我一时也找不到答案。看到如此优柔寡断的我，她说道：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安乐死。但是根据情况，可以认可安乐死，让有的人去死。” 她为何如此断言呢？后面会提到，西班牙是不允许安乐死的本书成书之后，西班牙当地时间2021年3月18日通过了安乐死法，并于6月正式生效。——译注。不过，近年想要在法律上认可安乐死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即使纵观欧美的整体倾向，关于安乐死是非曲直的讨论也在日渐活跃。 在大海对面的我的祖国——日本，这些呼声很少显露出来（后来得知有很多潜在的希望安乐死的人）。宗教和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安乐死的呢？与从前相比，我对安乐死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就这样，我开始了大约两年的安乐死采访之旅。我遇见了次日即将迎接死亡的患者，将他们的绝望和愿望铭刻在心，见证了次日清晨安乐死的瞬间，听到了被留下来的家属和实际参与的医生的心声，在此过程中，我的生死观被颠覆了。 假设您只能活一个月，您想让家人看到您痛苦的样子吗？抑或是您想根据自己的判断，安详地迎接死亡吗？对于您来说，有尊严的死亡方式是什么呢？ 请与我一起思考终将到来的“最后的日子”，如果能让您与至爱之人就此问题进行交流，我将非常高兴。
（摘自《安乐死现场》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