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一本由苏秉琦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页数：20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后感(一)：中国文明起源若干认识
两个怪圈。一是中华大一统观念，实际上中华民族传统来源不一，非常包容。二是社会发展规律被当成历史，需要绕出来。 学读天书。鬲是解读古文化的一个密码，鼎鬲不同源，鬲消失于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时代。 解悟与顿悟。仰韶是探索中华文化的一个起点，探究历史要对文化遗存做具体细致地分析，搞清发展过程，国家如何形成等。 条块说。文化六大区块：燕山以北，青铜文化交错；山东，斧形鼎、陶器；关中与中原，含有细石器；环太湖，石斧、陶斧；洞庭湖与四川，楚式鬲；鄱阳湖与珠三角，印纹陶文化。 满天星斗。仰韶后期氏族制度被破坏，社会分化形成，夏商之前一千年中华文明已经形成，文明起源以裂变、撞击和融合为主要形式。 三部曲与三模式。发展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三模式：原生，红山、夏家店；次生，夏商周；续生，鲜卑、契丹、满族。 双接轨。中国历史传统是天下国，自古与中国通的都要包罗。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西亚北非、中国、中南美。开放与交流是中国历史总趋势。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与尊敬是传统信仰最高、最集中的表现。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后感(二)：对大众读者相对友好的考古书籍
中国的文明起源于何时？五千年的文明的证据在哪里？针对上个世纪典型地点如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晋南陶寺文化遗址、东南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苏秉琦先生提出了满天星斗说，打破了原来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大一统思潮。针对起源问题，又概括提出国家形态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和国家形成模式的三种类型：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并相当准确的把我国境内的考古文化分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系，并概括为面向海洋和欧亚大陆两大部分，由此较为准确的建立起了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
推荐受众：最适合初接触考古的读者
题外话：话说上大学的时候，最头疼的专业课就是考古了，世界中世纪史英文出题都没它头疼。现在想想一来自己本身对考古没有基础，也缺乏兴趣；二来，老师一上课就是墓穴形状、各种陶鼎分类花纹饰图、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直拳都不知道怎么出，上来就是九阴真经）直接就把我搞懵了。如果当初就接触到像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青铜时代》这样既通俗易懂又总体概括的书，大概也不会对考古畏之如虎，也不会选修课一门考古类的都没选过。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后感(三)：读书笔记
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对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同时也是对今后考古学的发展非常有启发的一本书。这是苏秉琦先生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写成的，其中包括了他一生所从事研究的总结和新的突破。
一、七个部分
本书从七个方面进行叙述，层层递进，为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以及如何去思考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问题。 苏秉琦先生首先在第一部分中提出了两个怪圈，为我们指出了我们过去在思考中国文明起源是思想的局限性，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把汉族史看作正史，而把其他史排除在正史之外，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历史的兼容并举的，中国的历史不仅仅是中国史，同时也是世界史。第二个怪圈的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但是历史本身是复杂而多样的，不能用某一个社会规律来进行套用，这实质上是将历史简单化了。苏秉琦先生指出了我们过去思考的局限，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 学读“天书”也就是苏秉琦先生类型学中关于瓦鬲的研究，认识到鼎、鬲不同源，其实也就是商周不同源，也证实了中国文明的发展并不是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而是各个文明共同繁荣发展。同时在这一部分中也着重强调了对陶片的研究，也就是类型学的研究对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科学是以逻辑思维反映客观世界，艺术是以形象思维反映客观世界。”（P9）而形象思维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低于逻辑思维的。考古就是要接触实物材料，我们也要培养自己对实物材料的艺术敏感性。 在解悟与顿悟中是认识到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将考古发现的资料直接套用于社会规律中，这只会得到了一个空壳。我们要认识到历史的发展是复杂而又丰富化的，苏秉琦先生也具体指出了我们应该如何研究一种文明。“必须首先从文化遗存做分子分析和对考古学文化做比较研究入手，确定哪些遗存属于统一文化社会实体，各个文化群体各自经历了一种怎样的发展过程，它的原始氏族制度受何种动力的驱使发展到繁荣而又走向衰落，如何从氏族变成国家的，也就是在一个具体的考古学文化系统中文明因素如何出现，国家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P28）我觉得这一段苏秉琦先生对于如何进行研究的叙述对我的启发非常大，这不仅体现了一个学者在做研究时的严谨，同时我们在文化的研究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论述完“两个怪圈”的基础上，苏秉琦先生提出了最重要的一个学说，“条块”说，将现今人口密集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这六大区系分别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部。这六大区的划分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而是着重于探究这六大区各自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 苏秉琦在随后的内容中具体介绍了各个区内的文化发展，具体介绍了文化内涵以及在这些地方所开展的工作。在此后的许多考古学的研究与工作中也引用到了苏秉琦先生的“条块”说，为我们之后的考古学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通过对中国考古文化发展的结构体系的梳理，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这些文化。 苏秉琦先生在六大区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文明满天星斗学说，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等都出现了文明的萌芽，“一时，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P106）并且归纳出了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分别是裂变、撞击以及融合。裂变是以仰韶文化为例，仰韶文化前期阶段裂变成庙底沟以及半坡两个类型。撞击是以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们的撞击形成了以龙纹和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融合是晋南陶寺，其大墓中的成套陶礼器以及成套乐器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就是各种文化相融合的结果。 在三部曲和三类型中是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可以概括为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指的是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的三类型指的是原生型、次生型以及续生型。三部曲和三理论的发展实际上是更加注重于理论上的探索。并且分析了中原地区国家文化起源类型，主要是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促进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所以中原地区其实是“次生型”。 在最后一部分双接轨的内容上实际是为我们未来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而双接轨的内容主要是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和古与今的接轨。提出了“世界的中国考古学”，我们要把中国的考古学放在世界的眼界下去认识中国，另一方面，也要用区系的眼光去认识世界。而谈到古和今的接轨时，强调了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时代背景下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新的含义。
二、感悟
我们发现，苏秉琦先生对中国考古学是赋予期许的，对中国考古学的未来是充满期待的。 苏秉琦先生曾经说过：“我们的考古学，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已经成长为一棵参天的大树了，但我们还期望更美好的未来，我希望，明天它会成为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通过苏秉琦先生的话语，我感受到了无比的生机，我也希望，我可以竭尽我的努力与智慧，为中国考古学做出贡献。 中国文明的探源远远还没有结束，希望我们共同勉之。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后感(四)：譬如北辰与满天星斗
譬如北辰的想象与满天星斗的真实 “华夷之变”毫无疑问是中国史学界治史所关心之头等大事。从三代起至今，每逢边远之地的人民入侵时此种论调长盛不衰，不断被论证与推理，却未考证过此种学说源头之正确性，倒有点儿以结论论证结论的意味。华夏中心论是用以宣扬优越感的概念，倒不如说是久居于中心地区的文化人有意建构以相互区别的论述，久而久之，就成为了颠扑不破的真理，决定着史家和文字工作者对于四方之夷人的态度。以地理位置和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做出的区分未经验证陈陈相因就被信奉了几千年，就连那中原地区的普通百姓也无端生出对四方之人的鄙夷和歧视，燕赵之地尚且多“北蛮夷之鄙人”何况乎相隔万里的戎狄蛮夷。将之适用于考古学，亦是考古学沿着文献记载的逻辑，本末倒置的以出土之材料削足适履的迎合文献学的理论研究与写作范式。消解了考古学发展之旨趣不说，给中华文明的探源工程长久蒙上了中原中心论的阴影。
这也是苏秉琦先生在本书中开宗明义提出的两个怪圈的其中一个。似乎中国的历史就是汉族的历史，其余各族历史或作为边缘的背景板，或作为十恶不赦的入侵者，或作为卑躬屈膝的臣服者，服务着汉族历史的发展，卷帙浩繁的中国史书，寥寥数笔，匆匆一瞥。怪圈之二则是考古学研究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奉为圭臬，将其不假思索的套用到对历史的写作与思考中，教条式的规定与普适化的发展模式束缚了对于历史的书写与讨论。联想到上个时期的学术浪潮，倒也不足为怪。近日看上个世纪的诸多考古学著作，言语间皆是对某种规律的吹捧与应用，倒也不是说不允许用规律解释历史，只是不能将解释历史的方法与手段简化成历史本身，去先入为主的规定和预设历史的走向。开篇提出，可谓引人深思。
本书是苏秉琦先生对于自己学术思想的总结，有对自己学术实践经验的梳理与感想。在否定了学术界两大怪圈后，作者对自己从事考古的经历作了简单的回顾与总结。以鼎、鬲、灶这类具有中国特色的器物组合为思考点，论证了先周文化的两个来源-西北方的姬姓与关中土著的姜姓，从而区别于夏商周三代为时间顺序上之更替关系的旧说，与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结论相似，前者立足于考古发掘中的寻常器物及其组合，后者侧重于对青铜的研究，可相互补足与论证。
解悟与顿悟二词颇具禅意，再联系庄子的《庖丁解牛》一文，作者在此文对于仰韶文化的学术史梳理与思考倒有点儿哲学的意味。作者指出，以马哲为指导性理论去探究仰韶文化的功能与性质毫无疑问是走了弯路的，拿考古出土的孤零零的器物与教科书式的社会发展理论相套合，一方面忽视了田野考古与器物组合之重要性，另一方面则使考古器物的价值大大缩水。仰韶文化的研究在经历了四十年代的材料大积累时间段以后，逐步发展到微观的（高分子式的）领域。不仅做出了类型的区分，在空间上也提出了三条路径的发展理论。就前者，以葫芦山酋瓶和鱼纹彩陶为代表的半坡类型与以双唇口酋瓶和鸟纹彩陶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同属于仰韶文化，二者是各自发展又紧密依存的两种变体。三支理论-以陕西宝鸡华县陕县为中心的中支，以大河村王湾为中心的东支和以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西支是仰韶文化的地理分布。八百里秦川雄伟之地，以仰韶文化为切入点，所得到了原始氏族到早期国家过渡的历史，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究开拓了新的思路。此种将大的文化区域分为较小维度的类型的方法，从历史沿革与地理演变上将对考古学文化的分析上升到了高分子的微观层面，并首倡比较研究的范式，通过时间与空间两维度上的独特性分析，去探索不同文化不同类型的发展过程与内在逻辑，甚至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过程。
条块说与满天星斗说窃以为是这本小著作的重心。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说是每一位初学考古的人的入门级概念。满天星斗是苏秉琦先生所创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说的浪漫式说法。苏先生有宏观视野与大局意识，将中国考古学文化以其地域与文化特征发展的不同将中国分为六大区域-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鄱阳湖珠三角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将长期被边缘化的区域-尤其是北方与巴蜀地区纳入中国文明起源探讨的研究范围内，本身即是中华文明探源的伟大创举。虽然各个区域内存在着相对发达的历史发展中心区域，但在一个广阔的时空背景内，这六大区域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窃以为中国文明探源，并非探讨中原地区即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探源中华民族多样性发展之源头。作者以一位考古学者的视角，从各地区的考古材料入手（纹样装饰工艺）分析不同地域间各自文化发展的逻辑和相互的更替、影响、扩张关系，意在说明满天星斗的灿烂繁华。其实，正是各个阶段不同地域上的发展交流，为秦汉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回归文明起源的母题，作者提出了裂变、撞击、熔合这三种方式，将不同区域与类型的文化文明起源分别纳入不同的解释模式，本身就是对多样性的探讨。在立足于多样性前提下的论证，得出满天星斗遍地开花的结论。作者尤其强调燕山南北、辽河流域的地位作用，也刷新了我对于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认知。
三部曲与三模式的概念于我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古国-方国-帝国的演变，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的文明进化模式，最终都指向了夷夏共同体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轨道。文明起源并非单一地区的起源，尽管各个地方因为历史地理等因素会呈现出形态与发展水平的差异，但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各个类型与不同水平的文化都应该同属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范畴之内。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说、严文明的重瓣花朵说虽然有多地区起源的意味，但二者都强调有一个中心在这，或同时发展，或向外扩散，“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苏秉琦先生以满天星斗在中华大地灿烂生辉为喻，提出区系类型理论，间接的阐述了中国文明多地区起源学说的理论。
批判不易，在一个理论盛行众人追逐的学术氛围中批判更不易。这本小书是苏秉琦先生的重要学术观点的再论述，其中虽有重复的地方，但其创新性与严谨性，以及他的史学责任意识值得后世千千万万治史之人效仿与学习。吾辈当以之为楷模。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后感(五)：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书评
（一）本书内容概述
如其学生开篇所言，本书乃是苏秉琦先生对自己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的自我归纳与总结，它生切地反映了我国考古学界在学科本身建树上所取得的突破与进展。在本书首章，苏秉琦先生提出在历史教育中存在两大怪圈，一种是大一统观念，另一种是将社会发展规律等同于历史本身，要想走出这两大怪圈，对中国历史进行再审视，就需要借助不同的方法来看待中国历史。因而，考古学出身的苏秉琦先生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式来构建其对中华历史文明的认知。
什么是考古类型学？在前言部分，本书编者就对其进行了简单地介绍，概言之，它“是受生物分类学的启发而产生的，主要研究考古学遗存外部形态的演变过程”。本书后几章就主要介绍了在考古实践过程中，该理论如何取得重大的突破与发展。在80年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被提出，这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该学说的预设前提是“历史上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中华大地上的56个民族的先人们，他们活动地域的自然条件不同，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就各有特色。当时人们以血缘为纽带，强固地维系在氏族与部落之中，这样，不同的人们共同体所遗留的物质文化遗存就存有独特的特征。”
在这一学说指导下，学者们将出土的器物反复观察，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对其进行分类，识别出不同地区的文化及其发展脉络并最终由此划分出六大区系。大量的考古发现显示，六大区系在后期就器物特征而言，存在越来越多的共性，在苏秉琦先生看来，这反映了其相互之间频繁的交流，正好为后来战国时期的兼并和秦的统一做准备。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学说指导下的历史解释与后面的历史实际发展无缝衔接，从而证明了这一学说自身的合理性与严谨性。同时，六大区系的划分也对原先的大一统观念以及汉族中心的观念带来了撼动，在苏秉琦先生看来，中华文明的形成不是汉族文明的向外扩张，也不是高级文明对低级文明的带动，而是多元一体，相互融合，共同造就的。
在区系理论提出后，苏秉琦先生开始对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深入地研究与思考，对其理论框架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三部曲”与“三模式”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的提出试图解答氏族如何转变为国家、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并发展这两大问题。其中，“三部曲”这一概念起初只是先生在对特定文化研究过程中总结而来的，后期才进一步推广成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反映了其自身的严谨性。同时在概念定义方面，苏秉琦先生主要是以社会分化与分工这一标准来定义概念，而这也是符合其学说框架中对于文化发展的阐释。在这一系列工作完成之后，苏秉琦先生又展望了二十一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走向并提出与世界接轨的主张，鼓励中国考古学界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二）自我心得
苏秉琦先生所提及的两大怪圈中，首先大一统观念一方面涉及到史家与学者历史写作与叙事的立场，一旦站在大一统的立场上去看待历史，那么我们不自觉地会陷入“中心——边缘”模式来看待汉族与外族之间的关系，将对外侵略比附于正义与统一的言辞而忽略了外族在这一过程中的血泪与痛苦，另一方面这一观念会不自觉的压抑与其观念相反的历史叙述，从而将多元的历史叙述扁平化，最终留下来的只是胜利者的叙事与套式，真实的过去被加以涂抹留下的只是所谓光鲜的一面。将社会发展规律等同于历史本身毫无疑问是上世纪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思想界主导地位后在历史研究中的影射，它错误地将理论等同于现实，现实比附理论而忽略了理论来源于现实，由此产生的认知自然与真实的过去存在较大的差距。王学典先生曾言道“以论带史的口号，后来演变成以论代史的做法……在此时期，原来居于中国史学主流地位的史料考订派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复存在。”在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与方法上都陷入了封闭状态，对于国际史学的新进展缺乏了解并盲目排斥。而在此时期，法国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代，形成以布罗代尔为首的整体观史学，在美国，以福格尔为首的计量史学学派和以诺思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史学学派兴起，导致了新经济史回归。这些重大变化，中国史学界基本上不知道，这种自我封闭使得中国史学研究游离于国际学术之外。因此，在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后，苏秉琦先生就提出中国考古学要与世界接轨，要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贡献，这显示着20世纪知识分子内心的赶超情结。
（三）反思
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划分出的六大区系主要是在如今中国境内，而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其形成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而非自古以来就如此，因而参与到文明塑造的地区随着时间推移存在着一定变化，在历史上对文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地区在当今有的可能包含在其他国家。概言之，本书将追寻中国文明起源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这里的中国从主权国家的意义上来看，是一个晚近的发明物，在主权领土内进行的区系划分来观探讨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不够完善的。
就这一学说本身而言，朱乃诚在《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尚待研究证实的两个问题》论文中，指出苏秉琦先生的理论框架中存在着两个尚待证实的问题。第一个是红山文化是否进入了方国阶段，这涉及到三模式中北方地区原生型发展模式能否成立，而目前就现有的证据来说仍然存在着说服力不够的缺陷；第二个是良渚文化是否进入方国，如果存在方国阶段，那么哪一考古学文化或者遗存对应着古国阶段？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答。在我看来，考古类型学的发展与形成以及由其所得出结论是基于对出土的实物考察，而这也就注定了考古类型学作为一个学说短时间内不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完整且严格的学说，而是随着实物的出土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朱乃诚先生提出的问题核心关切在于支持苏先生的理论框架的证据链不够具有说服力，而在我来看，这仍需寄希望于之后的考古发现。
（PS：老师评语：反思不错，对于学术脉络的梳理还是存在问题，应该在本书内容概述后去梳理学术脉络；具体写作形式需要参考其他人的，对于心得与反思还需要再展开详细一些，引用一些观点之类的）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后感(六)：中国考古新时代的诞生（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苏秉琦先生的这本《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于1997年6月在香港首次出版。费孝通先生评价这本书“代表了北大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实事求是研究的传统，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在中国人面临空前大转型的时刻，在学术方面集中了北大几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出了这样一本著作，意味深长。”可见该书地位之高。
在第一篇作者便开门见山，提出中国当今历史教育中的“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作者提到，”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历史本身是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以此便强有力的奠定了本书的基础，也就是破除这两个怪圈以后进行研究。这不但是对传统研究的一个大的突破，同时也给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法论，即摒弃大一统的观念，从考古文物的演变分析中找出证据构建新理论，研究具体史实，跳出社会发展史桎梏。由此，作者便跳脱出了以往的怪圈，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分析考古学，极大的推动了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所有的论证都基于了拥有大量整体性强的考古文物之上，这就使得其观点的支撑不显单薄。作者运用手中考古所得的上百件的鬲这一种“天书”历史形态演变的研究，通过发生学原则，成功将鬲分类，运用适当的推测，得出了鼎鬲不同源，商周不同源的论断。而在这以后，由点到面，由对鬲的分析扩展到了对于仰韶文化的集体解剖。通过考察“田野考古发现的一个个具体的单位如地层、墓葬、窖穴、房址”，确认仰韶文化的中心区系带。作者并没有先下定论然后再进行研究，而是通过对于考古学的方法论，“一是把仰韶文化的认识提高到分子水平上，如同现代生物学由达尔文的优胜劣汰发展到分子生物学；一是对类型的重新界定”，提出了“半坡和庙底沟这两种类型不是仰韶文化先后发展起来的两个阶段，而是各自发展而又相互紧密依存的两种主要变体”。而这又是与当时的学界的普遍观点不一样的。作者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些观点，很重要的一点是他“首先从对文化遗存做分子分析和对考古学文化做比较研究入手，确定哪些遗存属于同一文化社会的实体，各自文化群体各自经历了一种怎样的发展过程”，以致呈现出符合事实的历史。
作者对仰韶文化的重新界定如今有力而又坚固，但放置在当时的情境下不得不说是一大考古学界的大胆创新突破，同时，也开始使整个中国考古学界认清楚了中国考古这头“牛”原本的面目，而不专门执着于这头“牛”原本的一小部分，从而为新说的创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充分介绍了考古学界的新方法论与观念以及分析了大量的考古文物之后作者再进行新的概念介绍，不得不说是令人信服的。从70-80年代，中国考古学出现了转折，逐步发展成熟，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即形成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条块说”。作者系统的介绍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六大区系，对中华大地文明的起源做了新的解释。
破除以汉族大一统理论之后，各个区块的详细论述同时也带来了探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各个支架，阐明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区域都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互相融合，从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从而引出了对于满天星斗说的叙述。作者指出 以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学区系类型的深入探索”，以求补齐中华文明史那缺失的“一千年”，通过对“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分布、文物种类、文物纹理进行深度的剖析，最终归结出“裂变”“撞击”“融合”三种典型的文明起源形式，以高效合理的文物分析以及论证，极大的填补了中国文化起源的空白。
进而，苏老提出的三部曲和三模式，则为中国考古学研究打造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他指出，“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阶段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的发展模式是“中国万年以来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古代国家形成的一个系统完整概念”。这种清晰简洁的概括与总结，使得考古学拥有了系统的框架与理论，在这个指导性理论下，研究的方向更为明确，以区系理论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正在逐渐发展成熟。而作者虽然旨在普及与介绍三部曲和三模式的理论，其中的论述却也并不缺乏严密性。如对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其“村落密集分布于河谷地带，几乎都有防御措施，形成土石筑的‘城堡’”“形成一连串的小城堡带恰与以后的燕、秦长城平行或重合”，而这种城堡的两种布局---大范围的星罗棋布和边缘地带的连成一串，使国家规模才有条件进行的防卫。而苏老在详尽介绍完这一种小城堡的情况后，才做出“不远于4000年前，燕山南北地区社会的发展已超越了古国阶段，而进入了成熟的方国时代”的论断。同时，作者打破了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与思想，认为“北方草原民族文化是极富生气和极其活跃的，它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与生命”，着力于中华民族的概念，将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单纯的汉族的文明起源与发展扩展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是特别具有学术以及增强民族认同感意义的。
而在搭建好中国考古学理论后的考古学目标，则同样具有长远的目光以及前瞻性。一针见血的提出“中国学者写的世界史都不包括中国史”，指出应该将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从世界的角度去认识中国，将中国从自身的研究孤立中解放出来，加强开放与交流，与世界文明发展相融合。这极大的提高了中国考古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而作者提出的“古与今接轨”，更是提高了中国考古学的现实意义，提出了 “民族传统和现代化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考古学要长期探索的问题”，这不仅提升了考古学在中国的地位，打开了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同时，作者的高瞻远瞩，以及其强大的时代使命感，也不得不令人敬佩。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一本书，虽然因篇幅限制，有些理论与结论并没有在书中得到很好的解释，但它作为一本面向大众的读物，使人完全意识到了苏秉琦先生在他的考古生涯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两个怪圈的破除，对于考古文物新的发现，再到“满天星斗说”，“三部曲和三模式”，“双接轨”，中国新时代考古学的框架被苏秉琦先生基本架构出来。但不止于此，苏秉琦先生更令我震撼的是他的现实使命感，将考古学与当今时代相结合，弘扬中华文化传统，追求与宣扬中华文化自信，将中国的考古学变成了世界的考古学，激起了中国考古更重大的责任与担当的同时，也使得我内心澎湃，对苏秉琦先生的远见以及大胆的创新表示由衷敬佩。在很多方面上，这一本《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所涵盖的概念、方法论和思想，可以说使得中国考古的新时代得以诞生。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后感(七)：《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小记
“开头的话”部分里，苏秉琦先生介绍了自己由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起源是从彩陶和瓦鬲开始的。阅读完后面的章节再回头看这句话时，我认为重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从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的起源”以及“彩陶和瓦鬲”，而这三个部分也贯穿了书近乎全部的内容。
来看第一章。
谈及两个怪圈，其一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就我所接受的本科以前的历史教育而言，历史教科书里似乎都在有意识的强调这一观念，并把它作为认定一个王朝是否具有正统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正统”一词，出自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一书，即宗周为证，尊先天而法五帝，为天下一统。古代的中原王朝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将“正统论”的思想建立在“承天授命”和”以德化人“的儒家思想基础上，也主要是由汉人（汉民族）加以阐释和继承。这么看的话，大一统观念在教科书上的体现也就可以理解了。还有一个意思的点，是在夏商周三朝的关系上。苏秉琦先生论证了三朝非继承的关系，而是各有千秋且可以互补，只是周人的学问相对齐全。传统的历史观念里，似乎只偏重于关注汉族的历史，并将其确立为“正史”。但溯回三个朝代的发源地，周自西、殷自东北而夏起自东。是不是可以认为，“中原王朝”这个观念或者说“大一统”这个观念，在夏商周三朝的体现更多的体现为外来民族进入中原这个地区文化圈以后，被同化后产生认同的结果？那么，这个“中原”或者说“华夏正统”的地区范围怎么确定就值得思考了。在春秋时期的楚国，被称作蛮荒之地；而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跨越十个世纪后，同一地区定都的宋王朝始终被认为是汉族政权的正统（当然，可能也和宋主要对手前后是西夏、辽和金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有关）。我知道，“经济文化发展”这个有点像套话，但是具体关于这个“认同地域”的扩大是有如何的时空变化，我认为自己现有的水平还有待学习。这只是我在这里的一个推测，具体的结论还有待自己继续学习和考证。第二个怪圈，先生认为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社会生产发展规律简单来说就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而如果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唯一的、全部的历史，似乎更关注时代纵向的一个发展变化；反而忽略同时期，具有不同分化特征的多样性文化的研究。中国的历史并不是单一民族、单一时间轴的条状结构。我认为更像是一棵大树，由同根同生，随后逐渐分化生长。
在“学读天书”一章中，针对考古发现中的两种文化发展的早晚问题；又或是有单一文化，经过发展演变形成两种相互依存而又有所区分的文化问题。在发现文化遗迹时，文化的共时性和历时性都需要进行细致的辨别。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瓦鬲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发展情况，结合当时社会的基本情况，来分析特定时代内的产物消失的原因。而运用考古学方法论，绕过传统的大一统观念，认识到鼎鬲不同缘和商周不同缘，是当时考古学发展进步的一面。
第三章“解悟与顿悟”中，“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吸引了我的兴趣。作为近代考古学的基本定义之一，考古学文化的特征是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范围内反复出现的一群富有特征的物质遗存。既然定义在于“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那么本身这一文化就是一个带有具体时间和地域跨度的集合，也就是苏秉琦先生说的“动态”的观念。对不同的文化遗存进行分析对比，确定各自属于的“社会文化实体”。确定了这一区分后，再具体分析各个文化群体各自经历了一种怎样的发展过程：从原始公社氏族制度的发展——繁荣——衰落，再到 文明因素的出现形成国家。中国大地上的文明起源是多元化的，不能以单一的文化分析成果一言蔽之。文明起源如同色彩，对于地理空间广阔的中国而言，若色调单一则难免显得无趣了。
接下来，先生介绍了“条块”说。这一学说实际上借鉴了生态学的名称和理论，即地球是一个整体，是千差万别的，而又互为条件的。这个理论很有意思，如果把概念运用在中国上，即中国是一个整体，千差万别的同时又互为条件。 “千差万别”在这里更多指的是由于生产技术水平的限制，古代的人们难以克服地域和时间带来的聚落相对独立和缺乏交流的问题，而自然条件和获取生产资料方法的不同（或许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使得他们的文化在交流有限的情况下，各自有了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个说法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发源观念，即由中原地区为文化圆心向四周扩散。苏秉琦先生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 —— 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这里还提到陈寅恪先生在上个世纪提出的“夷夏东西说”以及学界关于中华文化有三个源头的 “三集团说”，后续还有待自己去进行对比学习。
在“满天星斗”一章中，提出了三种文明起源的观点。其一是裂变：统一的仰韶文化裂变为半坡、庙底沟两种类型。有一定相同的特点，但经历各自的发展后又有所不同；其二是撞击：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与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一南一北拓展扩散后，最终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一种新饿的文化群体；其三是融合：在晋南陶寺的大墓中，有成套的陶礼器和成套乐器殉葬，上面所显示的文化因素有多种文化自身及其融合后的影子。以上的三种文明起源模式的典型，大都集中在中原和北方，与中原和北方古文化的结合有关。
“三部曲与三模式”，即在章节中介绍了可以将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概括为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三模式“古国——方国——帝国”。发展的三模式：“原生型”（北方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并包括之前的尧、舜以及气候的秦代，共五代，均以尧舜时代洪水为其祖先源头，重叠、立体交叉为其特征； 续生型：北方草原民族，于秦汉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以及满足建立的清朝三代为代表。（这里题外说值得关注的一个点，今天上午查阅文献时，发现清华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杨念群老师在今年九月份发表了一篇“清朝‘正统性’再认识”的文章很有意思。）周初“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方针，可以看出周人对当时各地存在的诸多古国及其分辨是准确的。“分封”从这个意义来说，是周人对其他古国的承认，也是其建国基础。古国之后，是方国时代。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时代的特点是群雄逐鹿和从洪水到治水。这个时候，存在夏商周并立以及小国联合对付大国、国家间打破界限组织起来治水的情况。方国时代，为大国时代以及统一的大帝国出现做了准备。值得一提的是，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
史前时代，六大区系不同的文化特征、历史过程和不同的个性，使得他们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根据不相同的道路概括出了“三模式”这一概念。从原生型来看：阶级产生于分工，社会分工产生了阶级分化。从次生型来看：中原地区既有北方地区做样子，在北方影响下产生阶级分化，又受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这一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续生型：以清帝国为典型，或许可以参考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献..？
这里提到了关于“中国”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书中描述如下：
史书记载，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尧舜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还只是承认万邦中有一个不十分确定的中心，这时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是“共识”的中国，而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的“天下”。理想变为现实的是距今2000年前的秦始皇统一大业和秦汉帝国的形成。从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各大文化区系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也相应经历了“三部曲”的发展。“中国”概念形成过程，还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不断组合与重组的过程。
书的最后一章，题目是“双接轨”。即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古与今接轨。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后感(八)：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这本书是苏秉琦先生晚年（1996年）赴深圳期间半疗养半工作、聊天中回忆往事，再由郭大顺先生全程记录而成的，郭先生“穷数月之力，整出了初稿”。1993年适逢台湾倡议召开“海峡两岸考古学与历史学学术交流研讨会”，由于种种原因，苏先生出行的愿望未能实现，如他的儿子苏恺之所说，这本书体现了先生“最后一搏，隔海相望”的心境。他对《明报》的记者说，这是“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了。”由于个人的考古知识有限，在寥寥几本著作、传记的阅读之后，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也很难对苏先生的学术境界和学术贡献做出准确的描述或评价，这篇读书札记只能记录下一些通过他的生平和著作感触到他的心迹片段，对于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整理便是挂一漏万了。
（一）
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本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书里说的两个怪圈，摆脱怪圈，就是摆脱错误的思维定式。苏先生的本意也是希望读者将摆脱两个怪圈作为阅读此书的起点。他在晚年多次提到的“我看到了下个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也是以摆脱两个怪圈为起点的。在第一章《两个怪圈》中，苏先生提出了我国几十年来历史教育里的两个怪圈：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另一个是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中国的大一统观念，从书本、老师、已有的资料文献中代代传承下来，但“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多地发现它与大量实际资料是相矛盾的”，“到了必须正视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是，其核心是正确的，但不能把它当作历史本身，各个国家有其生动多样的历史发展进程、特点，不知道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诚然，如爱德华·伯恩斯坦所说：“尽管马克思在处理细节及其相关枝节部分时，有注意到自从他早期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之论著以来，整个时代已经经历了相当大的演变，但是，他在下结论时仍然脱离不了1848年代所下的未经修正的论点。”马克思一直是一个心灵活跃、求知上进的人，并且“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工作上的确有其独到的功夫”，但他的触角已然触碰到现在并延伸到未来，其工作之艰难程度难以想象。在1868年《资本论》俄译本在圣彼得堡出现，远快于马克思所心心念念的英译本，这让她大吃一惊；此后他才真正密切关注俄国的动向，他努力学习俄文掌握俄国土地制度发展的历史文件资料，并且将俄国的问题纳入《资本论》第二卷的中心主题，即使如此，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似乎从未真正了解俄国”。苏先生则认为马克思“没有东方国家历史发展的资料，不知道这里的丰富多彩，不知道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中国，奴隶制发育似不很完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也不死欧洲那么明显，将考古器物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叠加起来是穿靴戴帽的做法，将中国历史简单化了，各项工作必将沦为干巴巴的空壳。书中苏先生也提及从孔夫子时期的中国史便不是铁板一块，司马迁的《史记》亦是兼容并举，更反对将社会发展史当成唯一的、全部的历史，历史本身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中国地域辽阔，环境复杂，文化传统多样，各区系类型文化在自身发展的一定阶段，自然而然便会产生各有特点的文明因素。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正是以文学的语言对这种状况作出的如实的描述和概括。他在与高炜、邵望平等学者口述历史时提出“考古学要想独立研究历史，探索出中华文化和文明起源，就要建立本学科的方法论。”
第二章《学读“天书”》中苏先生结束了自己硬着头皮啃“天书”，寻找解释“天书”密码的经历，如书中所说，这个标题采自1987年苏秉琦先生《给年青人的话》一文中的小标题，1948年苏先生所著的的《瓦鬲的研究》一文也详细记录了这个艰难的历程，在书中苏先生描绘了不同类型的瓦鬲谱系图，并向我们介绍了它们演变的轨迹，推导它们从发生到消亡的全过程。
从苏秉琦先生之子苏恺之的书中可以了解到，1934年8月先生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本想在北平或老家做历史老师，为了“让国人深知民族历史而懂得要挽救自己”，但由于师大校长李蒸先生的推荐，得以进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就职。苏秉琦先生回忆自己当时“像海绵那样渴求知识，渴求和那些有学识的人交往学习”，10月底跟随徐旭生先生一道至陕西宝鸡斗鸡台从事田野考古工作，苏先生负责沟东区的发掘，由此翻开了他人生的新篇章。
第三章《解悟与顿悟》中苏先生通过对仰韶文化的认识过程介绍了它们五六十年代走过的探索之路，那时候随着全国基本建设的迅速开展，各地急需考古人才，1952年由苏秉琦先生主张，集中考古所、北大和文物图书三部分的力量，办一个考古培训班，由于缺乏现成的教材和讲师，苏秉琦先生“拿着聘书邀请各路行家前来讲课。请郭沫若讲奴隶社会史，尹达讲原始社会史，翦伯赞讲封建社会史，裴文中讲旧石器考古学，白万玉教授讲授如何修复古物”，接连办了三期，被苏先生称为“考古界的黄埔军校”。从苏恺之的回忆中可以看出，由于父亲的家庭出身不好，几个子女求学之路多有不顺，各种运动也让苏先生更加沉闷少语了，但他只是告诫孩子们：“你们将来的路子还很长，要学会沉着，要学会忍辱负重，要懂得如何迎接逆境”，他本人更是以顾颉刚先生为榜样，“照样写他的东西，坚信他的国学研究和历史文化研究有意义，手上的毛笔一天也没有搁置，仿佛总是向未来的人们诉说什么”。
苏先生选择了陕西省华县泉护村发掘的一批资料，进行层位的、类型学的综合分析，选出了4类3种的整体排列共生关系，他认识到在这个地域发展起来的二类型仰韶文化不会先后发展起来的两个阶段，而是各自发展又相互紧密依存的两种主要变体，二者是同源，而后平行发展，据此苏先生论考《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发表在《考古学报》。在书中，苏先生用“悟性”这种“很像是佛教语言”的词汇形容自己的五六十年代，此种的艰辛也不只是探究文明起源的艰辛，更是大背景下学术研究的艰辛。
他因同行借助考古之便暗示博物馆负责人行贿、收敛文物而愤恨不已，在国家前途未卜、自己前程难料的时期，他一心想着留下多一些对年轻一代有益的思考。1975年，先生又开始做起了小规模的讲座，先是在北大，后来是在研究所的小房间里，他给学生们讲述他头脑里初步形成的“区系类型理论”，这些内容是他苦难期间深思的精华，“而不是就只是的重复”。按照苏先生的总结，1975年是他工作的转折点。这是一个里程碑，更是序曲，四年后，1979年，他在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标志着他的冲刺开始了”。
20世纪的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中国考古界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考古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1977年的南京的学术会议上，苏秉琦先生首次正面提出了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同时以区系的视角谈了他对整个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最新认识。1979年在西安的学术会议上，他在发言中梳理了考古学中的区系类型问题和阶级、国家的产生过程问题；古文化的六个区的概念和划分问题；还提出了楚文化的专题研究，提议河南、湖北、安徽和湖南四个省份联合起来，用“轮流坐庄”的形式举办座谈会。“区”是块块，多指空间区域划分；“系”是条条，是每一个古文化发展的序列，多指系统，以时间为轴，考虑文化的分解、组合、突变和相互作用；“类型”是变化的分支，也就是细分，苏先生借用了生态学的名称和理论，着眼于六大区系之间的各自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过程，把当时中国境内的古文化划分为六个较大的区块。他也主张考虑一个地区的古文化特征时，要合理地把邻近地区的资料也拿过来，而不要有一说一，被现有的行政区划所遮目。这一理论批判了中华大一统学说，在《光明日报》上被评价为“这一理论是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1947年，徐先生和苏先生共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书中写道：“将来必有一天，我们可以能根据丰富可靠的地下遗物遗迹，和考古学的成就，来描述中华民族的史前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得到深入的探索后，以往考古界的认知偏差也开始得到纠正，不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熬过了“拔白旗，插红旗”的日子，苏秉琦先生迎来了他人生中的最佳岁月，他将自己多年孕育的理念喷发出来，学术理念和思想更加成熟、也得到了许多人的接受，甚至还被应用到实践中。如邵望平先生所说，他不是那种一生与青灯黄卷为伍，著作等身，到头来却“高处不胜寒”、沧然孤寂的学者，他全身心地投入考古实践、贴近田野、亲近基层学者，凡是事业需要他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汗水和心血。从1982年至1986年的短短五年间，先生连续在河北省、辽宁省、内蒙古、甘肃省召开一系列有关北方地区考古的学术研讨会，同时频繁地外出到考古工地考察、看材料。
1992年9月以后苏秉琦先生对燕山南北地区文明发展较早而衰败亦较早的原因、传 说的五帝时代事迹的地域与中原地区的古国、对“五胡乱华”的历史意义等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并结合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分析的国家起源的三种模式的思考，他将国家起源问题概括为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即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在第七章《双接轨》中，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古与今接轨的新课题，提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一方面把区系观点扩大为“世界的”观点，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一方面在用区系观点看中国的同时，也用区系观点看世界。
（二）
1996年苏先生在对面记者采访时说：“我终其一役，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予以彻底的、合理的阐释，全部观点都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表现了出来，是我走过这六十三年的学术道路的总结。”阅读此书，即使是一个像我这样的考古学尚未入门者，也可以有一些思考和收获。
首先是，对于以北方中原历史为主线索的中国古代史叙述，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观点刷新了我们在教科书中形成的模糊认知。如鲁西奇先生在《谁的历史》中所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界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这种以中原历史为中心线索的历史叙述和阐释，提出了较全面的批判：一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或多元论。经过苏秉琦、张光直、石兴邦等几代考古与古史研究者的多年探索与努力，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单一中心论，已经被抛弃，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或多元论已经得到广泛的承认。”中原中心论，也可以说是北方中心论，是指中国古代史的传统叙述以北方中原地区的发展历史为主要脉络进行阐述，将其他地区的发展叙述为中原武力对其他地方的扩张、征服与影响，比如现今教科书中常见的“北方人口南迁推动南方的经济开发”、“对边蛮地区的教化”等等。
除了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六大区系，强调各区发展水平相近，相互影响，又以四周向中原汇聚为主导方向，而在此之前还有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提出的“东西二元说”、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和蒙文通先生的“三部族说”，以及苏秉琦先生的恩师徐旭生的“三集团说”。虽然各个学者对于文化区系的划分有诸多不同认识，但总体上都认为中国早期文明是由不同源流构成的，拥有多个中心和多元特征，逐步从多元走向了核心。这与我们教科书中“传播扩散”的阐释模式形成对比，否定了中原文化向外扩散的古史阐释系统。
1993年，苏秉琦先生在山西朔州谈《晋文化与北朝文化研究的新课题》时指出“五胡乱华”的观点是十分偏颇的，“北方草原民族为中华民族注入的活力与生命，以及它所带来的欧亚大陆北方草原民族文化和各种信息，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了重要作用。”这为他提出“续生型”国家起源奠定了基础。值得反思的是，“五胡乱华”的提法仍然是中原控制周边、建立中华帝国的阐释模式，其他地方基本被视为一种附属地位，带有浓厚的华夏色彩和中原中心论观念。
另一方面，苏秉琦先生非常擅长运用经典理论，他认为自从恩格斯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这本书以来，考古学科还处于幼年时代。“人类文明三大块中，最完整、最丰富的、最典型、最标本的，在中国，而不再其他两大块，也不在东南亚的那些国家之内。恩格斯在写这本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时，还没有机会知道并利用我们中国最丰富、最典型、最多样化的地下考古材料。”所以他认为，考古工作者发掘、研究材料是不可推脱的责任。他在学习经典著作并受到启发之后开始考虑中国国家起源的不同模式问题，但没有完全套用雅典式、罗马式、德意志式的国家起源，而是结合自身重建的考古框架探讨中国国家起源模式。如李伯谦先生所说：“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问题上，我们既反对遇‘马’必反的倾向，也反对过去到处贴标签对科学研究带来不少弊端的教条主义态度”。这让我们明白了，任何课题的提出、突破，重大问题的认识与革新，都有一个逐步孕育的过程，我们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但也不能照搬照抄，要在前人的积淀上不断调整、突破。
在文章《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尚待研究证实的两个问题 ———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朱乃诚先生提出了苏秉琦学术体系中两个尚待研究证实的问题。一是将红山文化后期定为古国发展阶段，其证据不足；二是是否确认良渚文化已进入方国尚需进一步研究。而苏先生生前也一直很热衷良好气氛的学术交流，李伯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中这样写道：“其实苏先生本人，生前从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不能讨论的。恰恰相反，他十分乐意听到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因为他很清楚，只有了解不同的观点，他才能想方没法使自己的观点更完整、更圆满，更能去说服别人。苏先生的胸怀像海一样宽阔，他对待不同意见的豁达态度以及对不同观点正面交锋的积极支持，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认为，一个考古学术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坚实的考古学证据和可信的古文献记载，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去解答我们尚未解开的谜题。理清古文化的发展传播脉络并不简单，苏秉琦先生的学术成果为后人开阔了眼界空间，我们应该重视本国的古文化财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综合考虑、不断挖掘，试图看得更加清楚。
脚注复制过来就没了）反正也没看人 我补在下面吧hhh
1 埃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2 苏恺之：《我的父亲苏秉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3 秋山进午, 读苏秉琦先生新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7(02): 第20-23页.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后感(九)：书评与笔记
苏秉琦与考古学——论《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本书成形过程已有郭大顺《捕捉火花》一文，不再赘述。 书有七章。第一章“两个怪圈”批中华大一统观念和僵化的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第二章“学读‘天书’”以鬲为纲展示其治学。第三章“解悟与顿悟”以瓶、陶盆为着手点区分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并将其分为中、东、西三支和前仰韶、仰韶前期、仰韶后期和后仰韶四期。第四章“‘条块’说”是全书重点，舍中原中心论而创“区系类型”说，将中国分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和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系，并粗略勾描其区间关系。第五章“满天星斗”站在整体文明的高度，以社会发展阶段为问题指向，举出各地的文明曙光，归纳出文明起源的裂变、撞击、融合三种形式，强调中原和北方古文化的结合，提出“Y”字形文化带并将其成为花（华）与龙的结合。第六章“三部曲与三模式”讲理论构架，从辽西地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讲起，提出“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阶段三部曲和“原型型、次生型和续生型”的发展模式三类型，并对“中国”和“夷夏”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最后的第七章“双接轨”指的是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和古与今接轨，进一步将六大区系分为面向海洋的三大块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块，从世界角度指出文明的内外交流，明确中国两半块和世界两半块衔接的大头在中国，并进一步称中国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最后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的精华。笔者试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评论。 一、民族主义与大一统观念 Bruce Trigger指出世界考古学三个基本类型：一是民族主义考古学，二是殖民主义考古学，三是帝国主义考古学。区别于金石学的现代考古学建立时本身就有两重目的，一为重建中国民族历史提供证据，二为证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应该说民族主义考古学是相当有正当性的。当年中国人长期为斯坦因、斯文·赫定、克莱门兹和伯希和在中国的寻宝行为感到耻辱。傅斯年也抱怨外国考古学家只注意中西文化接触的产品。政府后来制止了这些寻宝行为，夏鼐出于对国内考古的担忧就曾多次阻挠张光直的请求。安特生发掘了河南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近东，而后来夏鼐证明齐家文化实际上晚于仰韶文化，推翻了其仰韶文化西来说，相当长时间内鼓舞了国内考古界。90年代，宋健目睹埃及王朝始于公元前3100年的详细年表，出于民族自尊心，推动了由国家主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民族主义有正当性，苏秉琦批评的“怪圈”是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把汉族史看成正史，其他的列于正史之外。蒙文通的“汉江、河洛、海岱三民族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和徐旭生的“华夏、东夷、淼蛮说”都可归入“多集团说”，是重建中国古史多源一统的先驱，但因其修国史的目的而以传说治古史、证史补史而备受诟病。（需要加后面苏秉琦的想法）事实上这一传统相当有统治力，过去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如安金槐、邹衡、郑光等泰斗）花极大的力气在“西毫说”、“郑毫说”，苏秉琦则直接跳过了这自1977年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开启的争论，提出考古学要从史学中独立出来，自立门户，发出考古学的“独立宣言”。在没有发现夏朝可靠文字证据的情况下，将这一争论放下是明智的。以传说治古史、证史补史来“修国史”尚受诟病，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写续篇”和1958年提出的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建体系”则更僵化了，苏秉琦把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称为另一个“怪圈”。 二、“摸”与陶鬲类型学及“钥匙” 第二章“学读‘天书’”讲三十年代随徐旭生发掘斗鸡台遗址，摸索出其墓葬有直肢仰身竖穴、屈肢竖穴和洞室三种类型，其随葬品有鬲、黼和灶三种器物。而更重要的则是对鬲的研究：第一，按照发生学原则，排出了A型袋足鬲、B型联裆鬲、C型折足鬲和D型矮足鬲的序列。第二，描绘出它们各自的谱系图，并按照它们的发展史，分为三大期——（1）原始鬲（斝） A,约当仰韶期后与龙山期前，尚无可靠代表标本； （2）學鬲A、B、C，约当龙山期至殷周之际；（3）鬲D，约当殷周之际至战国。第三，推测出它们从发生到衰亡的全过程。鬲的起源大致在彩陶之后黑陶之前的四五千年间，消失在公元前4世纪至5世纪之间。第四，以鬲为“钥匙”，勾勒了仰韶期后至龙山期前到殷商之际至战国的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脉络，并据此推出商周不同源。在侯马，得出了生产的专业化、有重量单位（釿）的货币的出现与鬲向釜的演变是大致同步的结论，这就上升到了文化层面。从微观出发，区分出以壶罐口尖底瓶、覆瓦状花冠、鱼半坡为特征的半坡类类型典型器物型式组合序列和以双唇口尖底瓶、合瓣花冠、鸟为特征的庙底沟类型典型器物型式组合序列。 苏秉琦称“面对这批‘哑’材料，如痴如呆地摸呀摸，不知花费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这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看到陶片、陶器，每每摸来摸去，虽然也不一定有所收获。朋友中流传，说我好闭着眼睛摸陶片。”指出“根据我的实践体验，形象思维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绝不下于逻辑思维，而手感对于形象思维的作用，绝不是凭视觉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最有成就的那些考证学者，往往在年轻时是最浪漫的诗人，如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和陈梦家。余英时说到考证更多不是依靠学识、修养，而是依靠想象力。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也是极有诗意的。我们不妨对比下其他学者。 早在1930年，梁思永即对李济发掘的西阴村遗址出土的仰韶陶器进行过系统研究，其中“口缘型式的分类”一节堪称中国考古类型学的最早实践。李济自己的分类法则是第一级分类完全根据器物的形制，每一类里面的具体器形依照传统命名法命名，但后面加上了“-行器”二字。李济“科学主义”思维下的类型学让考古内行都“愁其难读”，学生张光直叹其“见物不见人”。陈梦家基于器物用途的商周青铜分类法则广为接受。而邹衡研究铜器则采取抓“典型”，从主要器类人手，分析元素，以器物组合为核心，从文化面貌的总体特征来进行分期，具有较强的史学特征。作为对比的是夏鼐几乎没有对哪一种陶器进行过类型学研究，也没有对哪一支考古学文化进行过分期研究。 梁思永、李济、邹衡的多层符号繁琐，而苏秉琦用两层符号（型、式）直接表示器物的演化顺序，不能不得之于他的“摸学”。从手感出发，结合了蒙德留斯的“方法论”，奠定了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基础，影响了几代考古学家。 苏秉琦对微观特征极为敏感，并常常能上升到文化的层面。如拈出辽西地区“之”字纹筒形罐从无到消失的全过程并将四种文化统称为“红山诸文化”。如将江南以及东南沿海成为“印纹陶文化”，后又意识到错误，就修正说法，但仍将印纹陶作为一种重要文化特征因素，一把“钥匙”。 三、文化、文明与国家 提到“钥匙”，不得不提到张光直以“青铜”为钥匙，弃西蒙森和汤姆逊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三时代说，驳柴尔德以生产领域为标准将青铜时代分为三段“方式”（modes）。建构了他的“青铜时代”。他在多部论著中概括道，在古代中国，青铜技术以礼器和武器的形式用于政治目的，而非施之于食物生产，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一直都是石器；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即晚商的甲骨刻辞，主要与占卜有关；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这些特点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判然有别。后者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例如修建灌溉系统，使用金属工具从事农业生产，为了经济贸易活动而创造文字，重视交易场所而逐步形成城市。他进一步强调，政治而非技术和贸易，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形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商朝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这一理论背景下，他提出，古代中国文明兴起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政治首领与萨满教的密切关系，这一宗教传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张光直的讨论中，萨满是宗教的执掌者，拥有沟通人与天的权力，这种人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称之为“巫”（女性萨满）和“觋”（男性萨满）。通过萨满活动，统治者与神灵沟通，从死者那里获得智慧。而这也能解释商代青铜艺术中的人兽主题图案，献牲祭祀是达到交通天地、沟通生死的具体方式。张光直强调把“文明”这个概念的焦点放在价值、美和意识形态传统之上，这与其他方式判然有别。 中国考古学长期的主流是历史学方法。代考古学要“修国史”，当然要找到三代的过渡，所以大部分考古学家一直把资源投入新砦、二里头、郑州、偃师、小双桥、洹北和殷墟这些位于中原并显示出政治中心的遗址。安金槐、邹衡、郑光等泰斗也花了极大的力气在“西毫说”、“郑毫说”的争论上。 戈登·柴尔德1950年那篇发表在利物浦大学《城市规划评论》杂志上的《城市革命》极具影响力。城市革命强调生产技术与贸易的发达使经济起飞，并进一步使社会内生产与非生产互动人口的分化，这是其基本动力。西方文明史上最早的城市一般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两盒流域的苏秉琦美尔城市乌鲁克。夏鼐受其影响，将文明定义为“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人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并设定了四个基本可通过考古发现检测的标准来定义文明和国家：①国家级的政治组织（以阶级分化为特征）；②政治、经济和文化或宗教活动的中心；③文字；④金属冶炼。（需要学习）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文明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出现。 苏秉琦的“钥匙”很多，有一定的文化特征因素都可算作“文明”，在“满天星斗”一章中他列举的文化特征因素有陶器、分化的墓葬、夯土城墙、带刻文陶器、玉琮、祭坛。他批判主流历史学方法，“以为找到夏和先商遗存就是文明源头的思想在作怪”。这种“文化论”观点不满于“五千年文明古国”，甚至耸人听闻地提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真正的文化源头还要到超百万年的上新世红土层中去寻找”，其“纯洁性”追求不可不谓激进。这样的理想主义使他提出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有：①中国人有一双灵巧的手，精于工艺，善于创造；②中华民族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③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天、地、君、师、亲”的崇拜与敬重。作为实用主义者，笔者并不是很赞同。第一，可以说所有民族都有一双灵巧的手，精于工艺，善于创造。而创造很是为了生存和获取资源，这一过程是艰辛的。第二，对“天、地、君、师、亲”的崇拜和敬重，是否符合目前社会的发展还有可讨论的余地。 四、区系类型 苏秉琦1975年在吉大、北大作报告提出，借鉴生态学的名称和理论，称之为“条块”说。将中国分为六大区系，并依次介绍这六大区系及其区间关系，这可以称得上考古学的一次革命，把目光转向整个中国，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历史过程在燕山南北地区比中原地区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就全国六大区系而言，社会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是有快有慢的，但相对于历史长河而言，史前社会发展的步伐又是大体同步的。不迟于距今四五千年前大体都进入古国时代，即城邦、万国林立时代。”现代考古学传统把目光聚焦在中原文化上，苏秉琦将其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祈祷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在此之后，考古学资源分配在全国范围内相对均衡化了，各个区系更有意识地建设本地区的古文化谱系，苏秉琦以“庖丁解牛”做了比喻。晚年苏秉琦也意识到了动态发展的重要性，六大区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何发展还需后世考古学家的探索。 之后，严文明则有“多重花瓣”说，即把中原地区看作一个花朵的花心，而把周边地区的文化传统看作层层花瓣。他更关注在文明进程中中原地区的领导作用，同时也承认史前时代边缘地区文明因素的存在。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在1963年、1968 年和1977年出版的前三版中，中原地区被认为是复杂社会和王朝文明发祥的核心地区。这个观点在1986年的第四版被“中国相互作用圈”所取代，同时，他引用了芭芭拉·普赖斯的“相互作用群模式”和亨利·赖特的“文明的门槛”。他的规划图是：公元前7000年中原仍是比较大的地域文化，其他地区比较零散。在公元前5000年有仰韶、大汶口、新乐、马家泙、河姆渡、大溪、大龙潭、大坌坑文化。在公元前5000年则有仰韶、红山、土珠山、大汶口、马家泙、河姆渡、大溪、山背、昊石山、石峡、凤鼻头文化，且相互作用更强了。 五、三部曲、三模式与接轨 俞伟超《本世纪中国考古学》一文已经具体描述了苏秉琦秉琦从提出辽西地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开始，到“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阶段三部曲，再到“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的发展模式三类型的历程。最重要的莫过于他提出“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而中原地区是在有了北方做样子，在北方影响下产生的阶级分化。而且，从陶寺到夏商周，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所以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次生型’。”这就是说把二里头地区第一次出现国家这一传统完全推翻，即，若有夏，夏也不是国家（目前一般不再认为夏为王朝），而是方国。 三部曲是社会演进观点把民族学上各种社会加以分类的产物，苏秉琦秉琦接轨了国际上的人类学。埃尔曼·塞维斯的《原始社会组织》和《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将社会分为游团（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和国家（state）。桑德斯与普瑞斯将其运用与中美古代文明演进史的研究中并给出了定义，我们不妨看看。①游团（bands）：游团一地方性外婚和单方婚后举制为特征的小型（30人到100人）地域性的狩猎采集团。②部落（tribes）：游团社会结构由于将地方性群组织成交大的社会的新技术的出现而导致的进一步的发展。地方群实际上是靠氏族、年龄阶级、秘密结社、战士和宗教结社这一类与它们相交的团体而组合在一起的。③酋邦（chiefdoms）：“分层的社会”（ranked society）。④国家（states）：有清楚分界的社会阶级、以市场为分配系统和经济与社会分化的更彻底的方式。张光直将之运用到中国则得到如下分期：①游团：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②部落：仰韶文化；③酋邦：龙山文化；④国家：三代（到春秋）、晚周、秦、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童恩正、谢维扬、刘莉、易建平、陈淳等学者的介绍及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心的运用，从而使塞维斯等人的酋邦理论逐渐成为中国早期社会研究中影响较大的理论流派之一。我们大概可以将“酋邦”（chiefdom）与“古国”相对应，“国家”（state）与“方国”对应。可以说苏秉琦的“古文化”、“古城”并不对应“游团”和“部落”，而另外则将“国家”依中国具体情况分得更细，秦废分封设郡县，政治上初步大一统，的确可称为“帝国”。刘莉、陈星灿把二里头和二里岗国家称为早期国家。许宏也称二里头为“最早的中国”。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说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学者眼里，龙山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应当就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就那么大甚至还没那么大；但你如果问从事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学者，他会觉得只有像殷墟那样的社会才是国家，至少应是二里头那样的规格。但不管怎样，目前不再强调找夏和先商遗存了，这也是苏秉琦的一大贡献。另外，三模式也是将国际上的概念具体运用于中国的历史中，只是在历史研究细化的今天看来有些过于粗略了。“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和三模式的提出的确是“中国学派”的理论建设。 六、余论 苏秉琦的“区系类型”是1975年提出的，区域研究之后形成潮流，在历史学、社科、文学研究中皆有影响。共和国建国后努力将将中国的多民族人口纳入一个政体，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等同于国家。与之相契合的就是由张博泉提出、陈连开、费孝通发展的“多元一体”。这个民族认同的新概念和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范式相互支持，费孝通也高度赞扬了本书。考古学和社会学在“修国史”上其实是有合作的，这也间接支持了共和国的政策。而赵汀阳借鉴苏秉琦的“满天星斗”，将“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提出了中原的旋涡模式。可以说重文化、重精神的苏秉琦也给其他领域的研究带来相当的灵感。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苏秉琦
开头的话
一、两个怪圈
①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
“有教无类”：“类” 种族
《史记》把西域的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都列为传，当国史来写，实际上写的是世界史。
②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
中国通史 考古学教材 海南岛的五指山 《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 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安阳 宝鸡
王国维讲两种文化的历史能认识到商周不同源 傅斯 “夷夏东西说” 徐炳昶三集团说
二、学读“天书”
1987《给年青人的话》
斗鸡台遗址 ①直肢仰身竖穴②屈肢竖穴③洞室 ①鬲②黼③灶
A型袋足鬲 B型联裆鬲 C型折足鬲 D型矮足鬲
谱系图 (1)原始鬲(斝) A，约当仰韶期后与龙山期前，尚无可靠代表标本； (2)斝鬲A、B、C，约当龙山期至殷周之际； (3)鬲D，约当殷周之际至战国。
鬲的起源大致在彩陶之后黑陶之前的四五千年间，消失在公元前5—前4世纪（孔孟时代）之间。生产的专业化、有重量单位(釿)的货币的出现与鬲向釜的演变是大致同步的。
“鼎鬲文化” 滨田耕作《鼎与鬲》
商王朝时期，周人已在西部兴起，宝鸡地区的瓦鬲已显示出先周文化有两个来源， 是自西北方向来的姬姓成分(CD型)，二是关中土著的姜姓成分(BC过渡型)。
周王朝时期，秦人已在陇西兴起，东进至宝鸡时带来了素面袋足鬲(A2型)、屈肢葬和铁器等文化因素。
三、解悟与顿悟
“修国史” “写续篇” “建体系” 旧金石学
半坡类型典型器物型式组合序列：壶罐口尖底瓶、覆瓦状花冠、鱼。
庙底沟类型典型器物型式组合序列：双唇口尖底瓶、合瓣花冠、鸟。
中支：宝鸡—华县—陕县
东支：大河村一王湾
西支：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
农业文化历史：①即距今8000多年—7000年的前仰韶②距今7000—距今6000年的仰韶前期③距今6000 —5000年间的仰韶后期④距今5000年后的后仰韶。
不是说距今6000年前，这里已出现了国家，而是说氏族社会发展到鼎盛，由此转而走向下坡路，进人解体时期，文明因素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
四、“条块”说
①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
②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
③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
④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
⑤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
⑥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
①辽宁朝阳②内蒙古昭乌达盟(今赤峰市)③京津④河北张家口地区
在60年代工作基础上提出的以燕山北侧的昭乌达盟和朝阳为中心的两种新石器文化(即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两种青铜文化(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曾交错存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好像是海浪式的一进一退，轮流占据这个地区的中心部分，红山文化向南发展，富河文化代替，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发展到燕山以南。
在青铜时代晚期(西周—春秋)，长城内外曾存在过三种青铜文化交错的现象①靠近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
以及与它接近的晚期青铜文化②靠近京津地区的接近周人的燕文化②介于两者之间的朝阳地区大小凌河流域的魏营子文化又似乎是从夏家店下层文化直接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化。
到春秋之际或战国早期，存在于长城地带广大地区的燕文化，特征明显，但又有从前段的中间地带直接承袭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线索。 “燕式鬲” “饕餮纹”瓦当
内蒙古中南部：张家口地区
源于关中，作为仰韶文化主要特征器物之一的尖底瓶，与源于河套地区土著文化的蛋形瓮结合，诱发了三袋足器的诞生。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
北辛—大汶口—龙山文化
昌潍地区 齐国都城 青州
以莱州湾沿海地区为中心的胶东地区
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
六盘山和陇山东侧，从仰韶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以客省庄二期为代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
六盘山和陇山西侧，从仰韶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马家窑文化和有关诸类型以及齐家文化。
中区(支)：宝鸡一陕县间：半坡和庙底沟
东区(支)：洛阳—郑州间
从距今7000年的仰韶文化早期到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阶段所经历的发展、变异、融合和演变的全过程，以及从仰韶文化过渡到“客省庄二期文化”，从客省庄二期文化到周文化，正存在着文化传统的连续性。
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
就新石器时代来说，这一地区诸原始文化中普遍流行穿孔石斧、石钺、有段石锛、圈足陶器、三足陶器。
流行于全国广大地区的以 “鼎、豆、壶”组合而成的礼器、祭器就是渊源于这一地区。
环太湖流域三个小区系：①苏松地区(苏南) “圩墩—草鞋山型”②杭嘉湖地区(浙江北部) “马家浜—罗家角型”③宁绍平原(浙江东北部) “河姆渡型”
宁镇地区：南北通道
苏、鲁、豫、皖四省邻境地区： “徐夷”、“淮夷” “业余考古” 唐坡 岳城
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
“楚”：①地域概念②国家概念③民族概念④文化概念
在距今5000—4000年后期的“石家河类型”中鄂西青龙泉上层一分支基础上产生“楚式鬲”，从西向东，流行于鄂中地区；距今4000—3000年间，“楚式鬲”流行中心地带，从东向西，从鄂中地带转到鄂西地带；距今3000年以后的西周春秋时期，“楚式鬲”从鄂西中心流行区向外扩散。这样，我们沿着“楚式鬲”这条线索，追踪商周时期楚人或楚文化的活跃中心，似可认为是从鄂中转到西部，再从西部向外扩张。
由“楚式鬲”的发生、再上溯江汉地区的原始文化，可以分为三片
①以浙川下王岗、郧县青龙泉下层为代表的，以仰韶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文化区
②以巫山大溪、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为代表的，以大溪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文化区
③以黄冈螺蛳山、武昌放鹰台和京山屈家岭为代表的，以屈家岭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文化区
这三片原始文化区都出一些明显地属于中原仰韶文化中庙底沟类型和半坡类型的陶器，它们之间文化面貌的阶段性变化大致相似，可知它们的社会发展进程也是大致平衡的。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印纹陶文化” “钥匙”
区间关系
1965《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与东南邻境诸原始文化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前期不很密切，后期则东部地区的人们对中原地区的人们发生了较大影响，并由此表现出仰韶文化后期中心分布范围内东部与西部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的表现是这一时期中原所发现的鼎、豆、壶组合显然是受东边影响下产生的东西。
连会除继续探讨与胶东半岛的关系外，认识到辽东半岛南端的旅大地区是一个文化交汇点，环渤海考古应置于东亚、东北亚以至环太平洋这样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背景下，用区系观点探讨有关诸文化区间的关系。石家庄会则进一步从环渤海考古提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的新课题。
“三岔口”：河北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游蔚县西合营古文化
“晋文化考古”课题：把晋文化视为既是中原古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北方古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间的重要纽带。
进人春秋时期以后，大致在包括江、淮、河、汉四大水系范围内，列国在文化面貌上的接近，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观察，已达到空前的程度，民族文化的融合已突破原来六大区系的分野，这就为战国时期的兼并和秦的最终统一做好了准备。所有这过程，都不是由中原向四周辐射的形势，而是各大文化区系在大致同步发展的前提下，不断组合与重组，形成在六大区系范围内涵盖为大致平衡又不平衡的多元一体的格局。
五、满天星斗
以为找到夏和先商遗存就是文明源头的思想还在作怪
仰韶文化后期 东南地区古文化 广东曲江石峡墓地
1985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城市考古”：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夯土城墙虽小，但墙外还有不小范围的遗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带刻文陶器；山东寿光、益都间“边线王”城堡遗址；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遗址普遍存在的如上海福泉山、武进(常州市)寺墩等以玉琮(图69)、玉璧为主
的成组玉器墓(“土筑金字塔”) ；辽宁朝阳喀左东山嘴的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出无头孕妇塑像、玉龙璜、小玉鹗鸟、玉龟等及成组石砌方形、圆形祭坛)；建平、凌源间同一时期的女神庙和山头上积石冢，结合以上三者中间地带曾发现过六处商周间的窖藏青铜礼器坑，总范围直径约30公里；内蒙古乌盟凉城老虎山石砌古城(只有翠而无鬲阶段)，等等。
1979年5月，辽宁开展全省文物普查试点，在西部大凌河流域的喀喇址。
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说明中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
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凌源—建平—喀左”小三角
甘肃秦安大地湾“类似坞壁”中心“殿堂式”大房子遗迹
甘肃兰州永登一处几十万平方米的大遗址和大墓群出成系列的“长彩陶鼓”
内蒙古包头塬上遗址出石砌“祭坛”
华县泉护村遗址南部太平庄高地单独存在的一座成年女性墓，随葬黑光陶大鹗鼎。
上海发掘了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
岭南地区，前述距今四五千年的石峡文化，以属于军事首领、祭司和工匠的墓葬出现为标志，氏族制度在瓦解。
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
①裂变：a.姜寨遗址：半坡—庙底沟 b.辽西古文化中“前红山文化”与红山文化前期之间发生的裂变与发展，前者以阜新查海遗址下层为代表，后者以赵宝沟、小山等遗址和阜新查海上层为代表。
②撞击：仰韶文化—红山文化
③融合。A.是河曲地区发现早于5000年的小口尖底瓶与晚于5000年的袋足器在这里衔接，出现了最初形式的翠和瓮，即最早的袋足器也是北方与中原两个不同文化传统融合的产物。b.陶寺
“Y”字形文化带：花(华)与龙的结合
六、三部曲与三模式
1994《国家的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
①古文化：原始文化
②古城：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
③古国：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距今七八千年前的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区兴隆洼遗址反映的社会发展已到了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玉
距今6000年前的赵宝沟文化，以小山遗址那件刻有猪龙、凤鸟和以鹿为原型的麒麟图像的完整的黑陶尊为代表，充分说明社会分化已很明显。
属于辽西古文化区范围的其他同时代的古文化中，如北京上宅、辽宁东沟后洼遗址也都发现了类似的反映社会分化的一些“艺术神器”，而在中原，最早的“艺术神器”是河南濮阳西水坡的龙虎造型的蚌壳堆塑，但它的年代约距今6000年，要比燕山南北地区晚一步。
燕山南北地区由氏族向国家的过渡所以较早，与这一地区的沙质土壤易于开发有很大关系。
河曲地带的准格尔旗凉城附近的岱海周围
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出现了“早到5000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 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而与此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迄今还未发现能与红山文化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玉礼器(玉龙、玉龟、玉兽形器)相匹敌的文明遗迹。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历史过程在燕山南北地区比中原地区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就全国六大区系而言，社会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是有快有慢的，但相对于历史长河而言，史前社会发展的步伐又是大体同步的。不迟于距今四五千年前大体都进入古国时代，即城邦、万国林立时代。“古杭州” 山西古文化 陶寺 都江堰
陈仓 阳平 虢(西虢) 先商 先周 齐 鲁 燕 晋 楚 蜀 东江 西江 天津蓟县
周人分封实际上就是采取了对这些古国都予以承认的态度和政策
发展阶段三部曲是：
①古国
②方国：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玉礼器系统 瑶山遗址） 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长城原型） 夏商周 商汤伐桀、武王伐纣都用的是同盟军
③帝国：燕山南北地区从古国一方国，到汇入中华帝国，是在2000多年前的燕秦时期。阿房宫
发展模式三类型
①原生型：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6000年前、4000 年前、2000年前) 。
②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代，共五代，均以尧舜时代洪水为其祖先源头，从4000年前到2000年前，重叠、立体交叉为其特征。罗马帝国
中原地区是在有了北方做样子，在北方影响下产生的阶级分化。而且，从陶寺到夏商周，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所以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次生型”。邯郸 洛阳 武功(浒西庄、赵家来) 涧沟
距今7000—5000年间，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呈“S” 形的西南一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山麓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实现了花与龙的结合(图147)，又同河曲地区古文化结合产生三袋足器，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5000—4000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结合，这就是陶寺。或者说，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晋南结合。这很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
③续生型：北方草原民族，于秦汉后人主中原的鲜卑、契丹以及满族建立的清朝三代为代表，同样是立体交叉形式，各自经历过三阶段模式的国家。渔猎民族天生没有国界概念，却能同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保持协调一致，这是渔猎民族优于农牧民族的地方。满族一开始就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善于总结历代经验，敢于说长城内外是一家。
从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各大文化区系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一秦汉帝国，也相应经历了“三部曲”的发展。
距今4000—2000年夷夏斗争及夷夏共同体的重组与新生阶段。
七、双接轨
①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②古与今接轨
面向海洋的三大块 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块
由于金牛山人的进化比北京人早一步，使渤海湾成为连接亚洲与美洲的锁链，美洲人应来源于此。
中国中、西南地区与印度次大陆的关系以岭南到云贵高原的有肩石器(斧、 铲)为典型，有肩石器的分布到印度河为界，在那里与印欧语系诸文化因素衔接。
“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说到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证据在渤海湾西侧阳原县泥河湾桑干河畔，那里有上百米厚更新世堆积的黄土层。在更新世黄土层的顶部有1万多年前的虎头梁遗址，在更新世堆积的底层有100万年前的东谷坨文化。它们代表着目前已知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一头一尾，而且都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代表着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流传统。值得指出的是，东谷坨人已能选用优质的燧石为原料，小型石器的类型已较固定，打制技术已较熟练，已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因此东谷坨文化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源头，真正的文化源头还要到超百万年的上新世红土层中去寻找。
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被特别提出和被特别重视，正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两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五四运动时期，另一个转折点是80年代初，这也是我们考古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两个转折点。
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
①中国人有一双灵巧的手，精于工艺，善于创造。 ②中华民族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③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天、地、君、师、亲”的崇拜与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
本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
考古类型学是受生物分类学的启发而产生的，主要研究考古学遗存外部形态的演变过程，所以又被称作形态学或分类学。
在欧洲，从15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了收藏罗马古物的热潮，逐渐形成了古物学；18世纪扩大到收藏希腊古物，进而又扩大到古典世界以外。
19世纪初，丹麦注意收藏北欧古物，为了探求古物的年代和族属，从韦代·一西蒙森和汤姆逊开始，对古物的形态和装饰进行分类研究。最明显的差别自然是质地，于是，提出了工具和武器经历了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时代说。这种意见很快就在瑞典、德国等国得到承认，从此，类型学研究在北欧就成为一种学术传统，终于出现了一位大师蒙德留斯。
蒙德留斯在1903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明诸时期》的首章中，系统叙述类型学理论，并把此章叫做“方法论”，标志着考古类型学理论已经成熟。
彼特里用类似的方法研究陶器形态演化序列，寻找出了埃及的前王朝时期。
1930年梁思永先生首先对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仰韶陶片，进行形态分类，把口缘、底部、柄或把手等部位依其形态差别，给以不同符号，用一种多层符号来标记陶器形态之别；但这样的符号，并不能表现出器物的形态演化顺序。当时发掘到的西阴村仰韶陶片，并未复原出什么完整器形，仅仅面对着一大堆碎陶片， 当然难以找到合理的形态分类法。
可是十多年后李济先生在进行殷墟铜器和陶器的形态分类时，尽管见到的是一大批完整器，但仍用着类似的多层符号记录法。
秉琦师在40年代整理陕西宝鸡斗鸡台沟东区等地的陶器时，则找出了同一种器物(如鬲)的不同演化轨道，因而先区分为不同的类(即型别)，再在同一类内寻找演化顺序，依次编号，由此而使用两层符号(即型、式)来表示器物的演化顺序。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一系列类型学研究的实践，证明了这种方法是合理的。秉琦师并未出国留学，但蒙德留斯的“方法论”于1935年在我国就出现了两种译本(郑师许、胡肇春和滕固的)，他是参考了北欧学者创立的考古类型学理论，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从而奠定了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基础。
1959 年的《洛阳中州路》把260座东周墓分为大、中、三型和七个期别。
1965年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千问题》：对考古学的文化要划分区域类型、再按类型划分期别、依期别来分析社会面貌的方法。
1981年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迅速冲垮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文化的大一统思想，正式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
在1985年10月13日于辽宁兴城疗养地做了《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重要讲话，开始提出了辽西地区文明起源过程的想法，认为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三个阶段，是文明起源的逻辑的、历史的过程。→普遍意义
《国家起源与民族传统(提纲)》和《《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中表达了“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是国家形成三模式的理论。
在1991—1992年的《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等三文中，郑重提出了“重建中国远古时代”，也就是“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