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是一本由杨奎松著作，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44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安事变新探》读后感(一)：读之若解迷案
本书的作者就像一名侦探，执意弄清全部事件的幽微曲直，探寻事件当事人之行为、动机与目的，查阅尘封多年之卷宗，凭借周密之分析与敏锐之判断，娓娓道来那段已成公论之旧案。若非《革命》四卷实太厚实，加上近来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真想一口气读完。
《西安事变新探》读后感(二)：历久弥新
杨老师的书历久弥新，书中观点至今都能站得住脚，不得不令人佩服。说来，杨老师的书大部分都会有好几版，如《中间地带的革命》、《失去的机会》，而《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则印刷了不下10次，可见此书的畅销。《建国史研究》也印刷多次。《西安事变新探》并非作者最为主要的代表作，因为作者也并不是专门研究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这只是作者研究道路上的“小插曲”。然，让我们高兴的是，这个小插曲竟也写的如此之好，其畅销程度不亚于他的其他著作。先是1995年台湾东大图书版，再就是江苏人民版，现在又出了山西人民版。虽然可以想象，作者在书中内容并没有多大的改动，但是我想对于注释部分可能会有所用力。卓越亚马逊、当当、京东等各大网店都在预售，我也早早的定了两本（给同学一本），可惜的是日子到了却居然没有书来，被告知还要继续等到3月6日之后。但愿到时能够顺利拿到书，希望出版社早点印出来，好让我们再读一读。
《西安事变新探》读后感(三)：一点感想
一、实力不足，仅靠耍花招玩把戏是不能造成实质性变化的。
二、坊间有言汉公乃一纨绔子弟，今观之，非也。仅就其加快抗日之努力，并破釜沉舟扣押蒋公来言，虽有鲁莽之处，实有壮士断臂觉悟，不得已而为之也。其爱国情怀，吾实敬佩。
三、扣蒋前后之博弈，苏联玩得最转，中共受益最大，而张杨命运最悲惨。
四、放蒋后中共、东北军、西北军一系列政治上的幼稚行为使自身与汉公境况日益艰难。根本问题是三方要求西北半独立与谋求与南京妥协承认其权威的矛盾。
五、汉公扣蒋的目的是容共并抗日，实际并实现，虽然本人与东北军付出巨大代价；中共自以为得势，改组政府等目标偏激，未实现。中共与红军未被消灭并获合法地位，实赖汉公之力也。
《西安事变新探》读后感(四)：西安事变的历史现场
对于历史的许多真相，我们说起来，似乎一下子就能得出些许的印象，但一些前因后果及其细节，却知之甚少，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得到的历史印象有时模糊，有时却未免疏于观察，导致了对历史真相的误判。而这显然不是历史研究者的做法。在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中，我们读到了跟历史教科书不一样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不仅洞察事件的全部，也能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探索出一些真相。
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于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极度危险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款曲，甚至于把宝押在中共身上？而这背后需要的是事实说话，而不是学者坐在书斋里的臆想，杨奎松从当时的电文，以及张学良、国民党、中共几方对日抗战的态度和转变中对前因后果做了细致的梳理，从而还原了现场的原貌。至于后来的回忆录，虽然可以作为印证的一种方式，但限于局势变化，可能有一些“隐衷”并不能向世界完全公布，比如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如何？虽然相关的档案还未曾解密，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西安事变之前，两者既有来往，不过，这也不能就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微妙。
《西安事变新探》详尽地披露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种种内幕。比如长征中的中共红军为何不惜一切选择北上？毛泽东推举张学良做西北国防政府主席、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张学良与中共秘密结盟的目的何在？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为何半途而废？张学良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吗？红军为什么要“打通国际路线”？两万余名接取前苏联援助物资的西路军何以全军覆没？西安事变到底谁是主谋？毛泽东为什么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诸如这样的问题，扑朔迷离，互相纠缠交集，在杨奎松看来，是有着连贯性的系列动作，但要厘清各方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还需要在复杂的局势中有所探索。说白了，不管是张学良，还是国民党、共产党，在对待抗日问题上，在兼顾全局的情况下，始终是从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出发的，而这样的思维方式也决定了西安事变虽然某种程度上起到推动积极抗日的作用，但却给后来的历史埋下了引线。
而这，正如台湾学者蒋永敬所言，中共则以“务实”的做法，一面与南京方面进行谈判，一面继续联络“各派反蒋军阀”，以“双管齐下”之法，来“逼蒋抗日”。如此，张与杨虎城等不仅成为中共与南京谈判的筹码，也就成了“逼蒋抗日”的追随者。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认，西安事变在抗日战争历史时期，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无疑，关于西安事变的史料，已经很多了，但杨奎松运用中外权威资料，梳理这段历史公案，其精辟的解说、合乎情理的推论、独到的见解、畅晓的文字，将引领读者在重温扑朔迷离的历史时探究真相。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们对这一历史的欠缺。诚然，我们在追寻西安事变的时候，不仅是在还原历史的现场，探求真相，更为要紧的是，通过历史的还原，让我们通过这样的梳理和探索，挖掘事件的根源，从历史中汲取养料，“冷静地审视过去，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不要总在一个坑里繁复折腾、反复跌倒。”（张鸣语）而这也正是历史所给我们的启示了。
《西安事变新探》读后感(五)：“西安事变”改变了什么
“西安事变”改变了什么
——读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津涛
刊于2012年5月18日《深圳特区报》
中国近代史上每年都会有大事发生，但是真正改变了历史走向的却并没有几件，如果一定要从中选出影响最大的一件，我想我很可能投一票给“西安事变”。对发生 在1936年12月12日的这场“兵谏”，但凡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说出一个大概：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平息内战、一致对外，出兵把蒋介石扣押在西安，迫 使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张、杨两位都是当之无愧的爱国将领。然而真实发生的历史要复杂得多，围绕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与各方博弈，杨奎松先生 使用来自大陆、台湾、俄罗斯和美国的原始档案，写出了厚厚一本《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张学良申请入党
西安事变既然发生在西北，那么就不能不从红军长征说起。南京政府的第五次“围剿”后，红军被迫“西征北上”，前往西北打通与苏联的国际通道。张学良恰于此 时回国，就任西北“剿总”代总司令。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作战中屡屡失利，中央红军甚至曾以数连兵力全歼东北军一个师和一个团。就是在这样的情形 下，1936年初的时候张学良与中共开始了正式的接触。
中共方面希望在“抗日反蒋”的旗帜下，实现“西北大联合”计划，为自身发展求得一个和平空间；于张学良来说，他所部东北军要求抗日，打回老家，但是南京政 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他只能期望苏联提供援助，而联苏就必须联共。另外，无论是毛泽东的中共红军，还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他 们的相互厮杀，都只能让蒋介石这个渔翁得利，所以要生存就必须停止战争，联合在一处。
三方面势力在几次试探性谈判后，相互间逐渐取得信任，最后决定在1936年8月左右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宣布自主。张学良此时甚至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请求。《西安事变新探》一书对此有详尽的论说，以刘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等一手资料证明，中共确实有意发展张学良入党的，但共 产国际却指示说“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奉系老帅张作霖抄过苏联的大使馆，少帅张学良更为中东路同苏联开过战，这些历史恩怨始终让共产国 际衔恨在心。
箭在弦上的“西安事变”
入党之事虽然不成，但合作还要继续。让张学良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平定两广事变后亲赴西安督战，试图就此将中共势力一举击溃。此时蒋已知道东北军有人 通共，但对张学良本人还依旧信任，否则断不会冒险来陕。如杨奎松所说，为求自保，摆在张学良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是使尽浑身解数劝蒋和共，一是破釜沉 舟，发动政变”。张学良先是两次哭谏，蒋都不为所动，终于使他不得不走上第二条路。
在曾经为张学良做口述史的唐德刚先生看来，张少帅“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社科院已故学 者朱宗震先生则认为，蒋“性格火爆”、张“率性行事”，使“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西安事变，竟然只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显然在他们两位眼中，张学良 发动西安事变都是激于义愤，所以才不顾后果地发动兵变，将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给关了起来。
事情当然不是如此简单，杨奎松在遍查史料后就发现，年轻的张学良固然有其“直率鲁莽”的一面，“但这并不等于说，张学良是自己所说的那样，毫无城府，做事 完全不加考虑，兴致所起想干就干的人。”因为很多迹象表明，张学良在联共反蒋一事上相当的小心谨慎，不仅制造假象，隐藏自己与中共的关系，而且在反蒋行动 上犹豫不决。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这本书中展示出的历史事实，使读者看到抗日固然是张、杨发动事变的原因，但却非唯一原因，要不是蒋介石有意对东北军和 西北军分化、瓦解，将两人逼上了绝路，他们也不会铤而走险。
中共转危为安
张学良最后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很难说不是一种悔悟的表示。只是他没有想到，那位结义大哥会把自己推上军事法庭。审判长是辛亥元勋李烈钧，少帅在法庭上以 李发动的“二次革命”与自己所为相比，称“我在西安之举，亦对中央之独断，欲有所谏正之耳。”我们知道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李烈钧在九江率先发动 “二次革命”，武装讨袁，此举固然是正义的，但却绝对不合法。当初蔡锷就给李烈钧去电称，“即公意有不惬于袁之处，亦非可求诉于武力，以国家为孤注一掷 也。”西安事变其实也与“二次革命”相同，是以违法手段行正义之事，且可能为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说起来，蒋介石的一生可谓是“成也少帅，败也少帅”，张学良的东北易帜让老蒋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中原大战时挥军入关，又助蒋铲平了党内异己，但是一场西安 事变却为蒋大哥埋下了败走孤岛的种子。无论如何，蒋介石对张学良都是感激的，所以在1949年江山鼎革之际，杨虎城全家被杀，少帅还能平安无事地活到两蒋 辞世。
如今西安事变过去了七十多年，张学良也做了古人，是时候给历史的是非功过一个结论了。杨奎松书中的答案是，“西安事变直接的受益者，正是中共与红军”，此 说与史家郭廷以先生《近代中国史纲》的论点不谋而合，“真正得利的为中共，不仅转危为安，陕北苏区亦随之扩大……延安或毛泽东时代自此开始。”当然蒋介石 也不是一无所得，他在事变后确立了唯一领袖的地位，领导全国抗战。只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苦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位事变的发动者。
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2-05/18/content_2048170.htm
《西安事变新探》读后感(六)：张少帅何以不在乎
西安事变作为20世纪左右中国命运的一场重大事件，学界给与极大关注，论述颇多。以往对于此事叙述多受许多回忆录的影响，张学良本人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更是作为重要资料来源。然杨书中却对于使用回忆录的诸多短处做了质疑并给出新的解释。杨奎松先生此书读来，第一感觉是贯穿全书的逻辑推理，前因后果、各派力量，面面俱到。而不是以往诸多历史著作中“讲故事”叙事方法，例如张华腾 。固然清晰的叙事风格可以使读的清晰认识那个年代的人和事，但是对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专业训练作用并不是太大。在杨书中，作者利用电报、文集等档案资料，结合当事者大量的回忆录，考量当时中共、南京国民政府、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张学良东北军、共产国际等几个核心力量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利益和处境采取的举措，来探讨那段复杂的历史脉络。对于西安事变前夕、西安事变中、西安事变后中共和张学良的关系进行新的论述和分析。从新的视角提出许多观点。
诸如“前言”中作者对于自己写此书的的缘由进行陈述：“有一位资深的张学良问题研究专家明确地告诉我说，有关西安事变的基本史实都已经写清楚了。言外之意，在有了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而众多成果已经大同小异的情况下，重新再来系统讨论西安事变的史实经过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若作为常人，或者治史态度不够严谨，自己主见不够坚定，遇到如此评价，想来定会望而却步吧。杨奎松先生并未迷信权威，他说：“可是，时至今日，在我仔细地研究过有关的著作之后，我发觉，尽管不少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西安事变的发生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但却没有一本书对中共与西安事变，或者说与张学良的关系问题进行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我想正是他敢于质疑和挑战的勇气和扎实的治史风格，才为我们奉献了这样一部精彩绝伦的著作。这可能也启示我们后生晚辈，一方面要敢于走前人未走过的路，如此才能找到自己新的特色和风格。另一方面也要提高自己的问题意识，那些最常见的结论性成果里可能存在很多未搞清楚的真相。就如同辛德勇先生《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和司马光的重构》一文，对几乎已经是定论的汉武帝下罪己诏一事进行重新分析论证，而对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的结论提出质疑，在学术界掀起争议。杨林坤师有言：“能引起争议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诚然，此类文章和专著绝非一般治史者可及，但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关于“兵谏”蒋介石是谁先提出，学界比较认可先由杨虎城提出，材料依据是：
“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求荣卖友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但是作者认为虽然首先提出者经过后续材料可以证实，但是时间却早于张从洛阳回来之后。并且一向谨慎的杨虎城正是因为看到张学良对于蒋之态度全然不同前此之犹豫不决，常有较为激烈的表示，故而提出此建议。但是张“良闻之愕然”“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等于未必属实。蒋介石突然来西安，在将张杨二人拒之门外的情况下，频繁面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又说张汉卿若不积极开展“剿匪”，将找人替代之等等一系列举措，都使张下定了决心。其实杨书中此类仔细考证的内容实在不胜枚举，例如蒋与苏联之关系、双十二事变前夕蒋召集张杨二位将军赴宴时张之奇怪举动、事变的成功发生时间和张学良发给中共电报之时间等，均有详细的介绍，赘述自无价值。值得肯定的是作者不仅用历史学家惯用前后时间因果关系的演变，综合因素的分析等方面进行分析，还利用电报发送技巧等进行解释，这为一般人所不及。
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及和平解决其间有经历了许多波折。参与事变的张杨二人也先后失去自由。杨后来更是惨遭监禁，家破人亡。张也说自己的政治生涯在西安事变之后就结束了。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一书中，张对中共痛恶莫及。但是，“这毕竟是张学良失去自由期间的文字，而且又是经过后人整理过的文字。从张恢复自由之后屡次发表谈话，强调自己对于发动西安事变‘没有什么后悔的’这一情况看，可见张学良的这次‘忏悔’并非由衷之言。同样，张学良对共产党人的观感也未必是《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所记述的那个样子。”无论后人对于此二人如何评价，也怎么说张少帅冲动、莽撞，丢掉自己老爹张作霖辛苦攒下的东北家业不说，还将十几万东北子弟落得无家可归。历史就是如此有趣，因为谁也不需要对过去负责；可是又充满了魅力，因为你怎么解释他就在那里。对于他的评价或许永远迥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赤子爱国之心和一腔报国之情，无论他做出怎样的抉择，只是想化解中共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早日团结起来，形成抗日力量，驱除倭寇，让早已千疮百孔的家园少受一点伤害。他的人生充满曲折艰难，失去家园之痛未解，日寇杀父之仇未报。也有数不尽的传奇，命运和经历自然是太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原则始终未曾改变，对于曾在20世纪的中国叱咤风云的他，在获得自由之身后说出“我不在乎”之语，也算终于释怀和解脱了吧。
《西安事变新探》读后感(七)：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读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
杨奎松先生所著的《西安事变新探》，最先于1995年在台湾东大出版社出版，本世纪初时，作者重新修订，增加了不少新刊出的史料，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在大陆出版。此版重版数次，但后来还是不容易买到。估计正是这样的原因，另外也是为了更有说服力，作者通过又一次的修订，增添进一些新发现的资料，2012年3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便于感兴趣的读者。
这本书我两年前读过一次。那时对现代史初感兴趣，很多历史事件的肌体枝节、来龙去脉，还可谓一无所知。读毕此书，难免掩卷深叹：原来历史的真实，是如此的复杂诡异，如此的步步惊心，充满了不经意的偶然，却又似乎自有其必然。之后，一直想重拾此书，却因本性慵懒，兴趣多变，读书漫无目的，加上此书后来被一朋友借去，再没归还，也就没机会再重读。直至这次重新出版，网上一有销售，便忙购一本，近些日，利用零散的时间，又认真读了一遍。
初拿到此书，我有一些不满意。一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版选了不少历史图像，这回全没有了（记得杨老师说过，给书选图像，他向来注重，甚至苦心造诣的），二是纸过于薄脆，文字亦似乎印得模糊。于是在微博上还质疑了汉唐阳光，其给了回复：“杨老师特地为这一版书做了重新修订和资料的增补，因其是严肃的学术探讨书，杨先生同意不放图片。也因此书篇幅较大，我们在编辑时精选了极光滑且韧性超高的70g纯质纸。”这样的解释自然不是令人满意的，但事实上，我也不是真的计较于这类小问题——毕竟，书的内容，才是我最最兴趣的。
在杨奎松另一本新著《谈往阅今》里，收录了一篇《6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由此可知，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三十余年，现代历史研究，无论是治史态度还是观念，都经历了很大的发展和变迁，很多历史事件，随着史料的不断出现，史源的不断拓展，开始浮现其本来面目，这本来的面目，一般都和我们过去想当然的认识或者所接受的教育，大不相同。《西安事变新探》，正是这样一本剖玄析微、拨乱反正的书。可以想见，在诸多历史学家宣称“西安事变”的基本史实都已经写清楚了的情况下，二十余年来，这本书竟然能够不断修订再版（仅是增添新资料），除了事变本身的惊天动地让人极感兴趣外，作者在基本史实的探究叙述上的扎实，基本观点和基本看法的严谨，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作为一个不入门的历史爱好者，我对此书极感兴趣，也深感佩服。这次重读，更加深了我对作者的敬重——杨奎松老师通过多年的自觉追求，得以从千千万万又虚虚实实的资料中抽丝剥茧、点滴归拢，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反复研究体会、爬梳鉴别，不疑处有疑，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得出的很多看法令人耳目一新，却又严谨合理，可谓自成一说；同时，作者叙述明确，文字简练，脉络清晰，学术性和故事性兼有，将这段披着不少迷雾的历史讲得有张有弛、引人入胜；另外，作者向来秉持陈寅恪“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者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的治学方法，这种对“立说之古人”持“了解之同情”，让作者自觉摈弃意识形态的阴影，从而令读者得以轻易进入历史人物的环境和内心，从他们的角度看待问题，加深了对历史人物的立体印象。
下面我试图通过对书中的主要脉络的梳理，结合收在《谈往阅今》里的《西安事变为什么会发生》演讲，加以自己之体会及理解，作一浅陋笔记。主要目的还是因为自觉只有尝试着用自己的笔，去复述所读过的书，那些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才能加深印象，甚至转化成你自己的东西。
一、红军为什么会到陕北来？
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之所以是在陕北，是偶然的结果。但红军长征，则是必然。虽然一贯的观点，认为红军会在第五次围剿中失利，乃是军事路线失败的结果。而事实上，依据当年的情形，就算红军由毛泽东亲自指挥，其失败也是注定的了。当然，很可能毛会避免红军遭受巨大损失，但是，红军的突围，仍是必不可免的。
这里的原因，一是国军经过几次失败，已学聪明，知道红军诱敌深入的战术，故而采取堡垒战术，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红军除了短促突袭，节节击战以迟滞敌人外，别无他途。长期以往，自然是阵地不断丧失缩小，陷入若不突围只能被瓮中捉鳖的境遇；二是红军内部的大规模肃反，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了大批军政干部乃至普通党员干部的死亡，此举固然纯化了中共组织，却极大了损耗了自己的力量；三是苏区惯于以阶级观点决定政策，总是多变，且太过激进，一次次的查阶级、划阶级、查田、分田，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经济上的严重困境，同时，革命的威力和震慑力，造成了极大的恐怖，导致大量的农民逃离苏区；四是红军的生存及发展壮大，因为国民党军队的不断压迫和围攻，无法在苏区范围内来维持，因此必须不断到苏区以外的白区去夺取物资和扩大兵源，但革命所带来的暴力、血腥、破坏和动荡，使得白区的民众对中共这个“怪物”难以理解，同时痛恶；五是战争的频繁爆发，在向外获取补充未果的情况下，苏区的经济生产只能进一步遭受损耗和破坏，同时，红军伤病死亡不断加大，导致中共在物力人力的补充上，不得不采取近乎竭泽而渔的政策，这进一步加重了苏区的困境，和农民的外流，自然也就加速了失败；六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以至具体领导者无法不将这个共和国所在的江西苏区视为国家领土，从而画地为牢，没办法在跟国军作战时灵活机动，利用跳到外线去，伺机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七是没有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反蒋力量联合，建立统战关系，而是任其被南京政府逐个击破，最后，当地方势力被蒋征服，调转枪头，那么中共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如此多的历史合力作用下，红军不得不转移，被迫进入长征了。
红军长征，可以说是漫无目的，最初它想去湘西和贺龙、任弼时会合，不意，甫过湘江，便被何健截住，八万多人的部队一战便损耗了一半有多，加上一路上不断有民工和士兵逃亡，以至只剩下了三万人。并且，蒋已全然洞悉了其意图，把大军摆在了其意欲前去的两旁，如此，红军不得不再一次转移方向，先是广西，后来是贵州，然后是四川，又转回贵州，又转去云南，又转回四川，却始终未能找到一块落脚地。这也正是和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一再主张要北上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转战半年的失败让他们得出经验：南下并无出路。北上，一是可以就近靠近苏联或者外蒙，接受苏联的援助和指示——非北上依托苏联，红军难以生存，二是有利于打出“抗日”的宣传，因为日本这时正在蚕食华北。
但张国焘的意见也不无道理，一方面，他根据经验，知道苏联怕和日本引起冲突，发生战争，因为一再避免刺激日本，而如果这七八万红军靠近了新疆或者外蒙，很难说不会极大刺激日本，挑起日苏战争；另一方面，红军多为南方人，到北方去，路途遥远，环境生疏，加上水土不服，战斗力也将更加低下，怕是难以适应；除此以外，西北地区，更为贫瘠荒凉，怕是很难养活如此大军。因此他更倾向于南下。不能说张国焘的想法有错，因为斯大林就一早看中了四川这块地方，认为这里物资及人力资源又比较充足，可作战略根据地的依托，但是，斯大林看到了这点，一心想找到可靠的后方作为抗日依据的蒋介石，同样也看重了四川。如此，在一、四方面军分道扬镳后，张国焘的失败也是注定的了，因为蒋决不允许别人来染指这里。
一、四方面军的分裂，难说谁对谁错。当然，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双方力量悬殊，意欲控制中央的意图是明显的，而在双方对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北上南下问题争执不下，并且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了保持主导地位，中共中央只能在毛的“非布尔什维克”的建议下，连夜出逃，独自北上了。说中共中央为了保持主导地位，其实也可以说，是毛为了保持其在遵义会议后逐渐对军队的掌控的主导地位，这也正是当时毛编造了所谓“密电”的谎言所在。
而正是这样的分裂，对于这支独自北上的中央红军来说，却是歪打正着，因为那时候，蒋的围剿重心全然放在了四方面军身上，而轻易地把这支改名“陕甘支队”、仅是7000兵力的中央红军，交给了在西北的张学良去围剿。这样，也就为红军得以和张学良、杨虎城这些地方势力紧密联系甚至结合，赢得了近一年的宝贵时间。不然，红军大举向西，蒋的中央军主力全力尾随而至，蒋也自然亲历西安，指挥剿匪，如此，东北军西北军，自然没有机会和红军暗通款曲，相反，还不得不在蒋介石的一再相逼之下，发动剿匪，在和红军交战中损耗力量。同时，在数倍于自己力量的国民党军队的团团包围下，尤其是还有大量武器精良、作战素质高超的中央军参加围剿，因为长途跋涉，身心俱疲、急需休养却被压缩到陕北狭窄的地带的主力红军的命运，可想而知。事实上，一年后三大方面军成功会师陕北后的具体情况，就为我们提供了最真切的答案。由此可见，一、四方面军的分道扬镳，反而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在脱逃之后，中共中央举行了一个会议，“这次会议明确决定要把这几千战士、数百干部带到外蒙边境去，必要时要进入外蒙，在那里得到休整，和苏联的援助。他们坚信，共产党一定会帮助共产党，用不了多久，红军就能够得到飞机大炮，然后重新再打回来。”很明显，这种想法过于乐观了。分裂后，中央红军仅在在腊子口打过一仗，还只是和地方部队交手，7000人的部队，却竟然伤亡了1500人。“靠这样一支带着大量非战斗人员的部队，要想穿越贫瘠荒凉的甘南、甘北，过黄河，进宁夏，北上绥远，进外蒙，从后来西路军转战失败的历史不难了解，其可能性几乎为零”（《西安事变为什么会发生？》）。
这时，机缘巧合，在按计划孤军北上的途中，红军在哈达铺无意发现了一张《大公报》，上面有一则消息，说在陕西吴起镇附近，还存在着刘志丹的一支红军和一小块根据地。正是这个消息，让中共中央迅速改变了前定计划，转而向陕北苏区开去了。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共中央的确顾虑到苏联的态度，因为和国际的联系在长征初期便已中断，不知靠近外蒙，是否符合苏联的意图，张国焘所谓可能危及苏联外交的说法，并非恫吓，能不去最好就不去了。另一方面，中央红军历经一年，转战八省，90%以上部队损失殆尽，此时“可谓精疲力竭以至极点”，“实在太需要休整了”，“就军事领导人而言，迅速找到一处立脚点歇下来，远比去打通苏蒙更迫切、更需要”（《新探》P25）。就这样，红军迅速抵达吴起镇，和刘志丹、徐海东的部队会合在一起，终于可以停下来喘一口气了。
二、张学良为什么要联合红军？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时，只剩下大约四五千人，加上这时陕北苏区原来的的红26军，以及刚转进来的红25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大概也就一万人左右。而这时的陕甘地区，张学良手上好几个军，近17万的兵力，杨虎城手上两个军，加上其他的地方军阀武装，差不多有三十万之众。以这样强大的力量，如果集中起来，团结起来，那么，对付区区一万人的红军，还是相当有把握的。
由此可见，生存成了红军的第一要紧事。中共向来是以战争求和平，认为打它几个胜仗，那么，和平就有望了。一方面，地方杂牌，战斗力不强，和其打仗，红军还是有把握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地方军阀渊源有自，相互之间，都有一定矛盾，这为红军拉一派打一派，分化进攻力量提供机会。这种拉一派打一派，事实上，就是统战。
本来，中共基于国际指示和苏维埃政策，是不信任，且不和任何资产阶级联合的。不过，随着林彪的堂兄张浩辗转到了陕北，带着国际的最新指示，让中共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实行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政策。如此，大大解放了中共在策略上的束缚，中共一得知这一指示，就立即对周围的国民党地方势力展开了积极的统战工作。
中共的统战效果明显。边区周围的地方势力，“在东北军连遭重创之后，明显地更加动摇和畏缩，并且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表示不想与红军作战。”（P29）最先是做高桂滋的工作，很快取得成效，双方通过秘密谈判，达成协议，建立统一战线。这种所谓的统一战线，其实就是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在红军进攻其他部队时，保持中立（为了获取基本的生存资源，红军不得不通过消灭一部分地方军阀来达到目的，而红军攻击时，为显得自己“有理、有利、有节”，所打出的宣传，往往是称彼方是“卖国贼军队”），同时，在物资上，秘密地互通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