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统治铁律》是一本由[德] 罗伯特·米歇尔斯著作，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3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寡头统治铁律》精选点评：
●深刻的洞见力，即使今日依然有效；但感觉作者言语中充满了无力，理论上缺乏建设性
●不得不说有些道理
●民主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可欲的、可能的，以及在特定时刻是可以实现的？
●政治学名著译丛系列~
●精英政治铁律。
●不错
●翻译的真好，原著也很真实
●无论何种组织，当维持权力成为有权者的首要目标，则其行为必然会背离其所宣称的价值观。既主张人人平等，又努力攫取特权。想起某些NGO从业者，既号召对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乙肝病毒携带者反歧视，日常生活里又明确歧视他们。
●反面教材，社會主義自供狀。讀書筆記http://photo.weibo.com/1769257863/albums/detail/album_id/3656113034790477#!/mode/1/page/1或http://photo.renren.com/photo/336503828/album-953539110?uploadType=1&jisu=1&alltime=0
●从革命党到过国家官僚，历史总是在循环重复着从大众到寡头的定律，神圣目标之下无处不在的利益冲突，民主外衣之下的权力集中趋势，无不在提醒着人们，不要盲目相信政治神话
《寡头统治铁律》读后感(一)：纯粹描述性的理性化
米歇尔斯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有这么一句话：“
事实上，组织是保守逆流滋生的温床，它漫过民主的平原，有时泛滥成灾，并将这一平原冲刷得满目疮痍。”
这是本书建立在实证经验基础上的论述中偶然闪现的描述灵光。
这让我想起了康德于1781年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一段话。此段话来自本书第二版序言：“
（他们）好像把一切形而上学的纷争都结束了，把形而上学坚持为王的合法性彻底否决了。但是，尽管这位自封的女王被追查出并非金枝玉叶，无非是普通经验的庶孽，因而理性对她的僭越表示怀疑，可问题是，这个家谱实际上是她捏造出来的，她还是坚持她的主张，于是一切照旧，又再度陷入陈腐的独断论，陷入人们企图使这门学问摆脱的那种备受轻蔑的状态。”
这些很少的文学语言，往往直指危机。
《寡头统治铁律》读后感(二)：《寡头统治铁律》的读书总结
（一）组织的本质与政党的官僚化。在马克斯·韦伯的定义中，组织是一种对外封闭的社会关系，它的规则是由具有代表性权力的个人来执行，他是从官僚制的外部来看待组织厂长的。米歇尔斯则认为，在建立诸如民族国家、政党等组织机构的同时，组织不得不将有效的权力交给处于机构顶端的少数人，组织的内在本质使其内部形成一种官僚结构，一种理性化的、等级式的组织结构。组织产生以后，自然面临着运行与维持的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党面临的复杂环境要求政党能够高效率的运转，这更加推动了组织的官僚化进程。除此以外，随着现代政党的不断发展，组织结构越加严密，由职业领导取代原来的非职业领导的可能性越高。当那些通过代表制度由大众选举产生的人成为永久性代表专门从事党务活动后，他们会为了自己的既得权利不遗余力的维护和巩固政党的官僚体制。当组织渐渐从手段变为目的，也即政党官僚化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政党原本的主义与理想也会走向没落。一旦政党的理念让位于组织的生存与利益，它将脱离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大众，政党也就“非政党化”了。
（二）大众VS领袖。米歇尔斯用二元化的分析视角看待政党组织，他将大众和领袖分为两个集团。他认为，在规模庞大的大众组织中，直接参与是不可行的，代表制的产生使那些具有更高经济地位和受过更多良好教育的人进入领导阶层。领袖拥有代表大众的、组织的大多数权力，渐渐的，大众对于组织的直接控制力变得软弱。曾经只是集体意志执行者的领袖很快从大众的控制中挣脱出来，并成为大众的主人。并且，领袖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天然地逐渐变得自视甚高以及不顾手段地巩固和扩张自己的权力。权力逐步集中于少数领袖手中，他们日益形成一个封闭的、不受约束的小型寡头集团。当领袖和大众之间发生冲突时，只要领袖之间保持团结，他们往往能够保持上风。
（三）如何避免寡头化倾向的实践。1.复决投票：意大利社会党曾经推行过全员复决投票的做法，但是这一做法受到严格限制，即使在有限的范围内实行这一程序得到的结果也不尽如意，况且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更加值得思考的是为了民主原则将领导权交给无知的大众是否正确？大众不仅不具备做出判断的专业知识、对公共议题的兴趣不那么大，也容易受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的领袖所蛊惑。如此一来，复决投票实际上并不能对领袖集团的行为作出有效干预；2.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作为前提条件：领袖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与群众打为一片本身就是富于浪漫主义的想象；3.作为预防措施的工团主义：工团主义主张建立一种同时履行政治和经济双重功能的复合性组织，他反对代议民主体制和官僚体制，但是工团主义者越是竭力将工人阶级政策的核心引向工团主义，其本身堕落为寡头统治的危险就越大；4.作为预防措施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深知组织必然走向等级制和寡头统治以及领袖的个人主义如何经常性地压制并破坏被领导者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他们主张将领袖的作用限制在纯粹的管理工作上，而不过多干预组织政治方面的问题。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对如何建立这一体制并没有具体的讨论与实践。
（四）民主真的可以实现吗？在米歇尔斯的眼中，民主和大规模的组织之间互不相容，大规模组织不可能实现直接民主，而代议制赋予当选者对组织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但是又不能有效约束当选者的后续行为选择。这样，民主制实际上很容易向寡头制转化，为寡头制披上民主的外衣提供了条件。如果政党组织内部是一个非民主的官僚体制，那么它引领的社会又如何实现民主呢？米歇尔斯在本书中并未过多探讨民主是否具有实现的可能，而是将关注点投向民主在何种意义上以及何种程度上是可为的。民主体制虽然存在许多缺陷，但是它相较其他体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追求民主的实践也是向更好体制探索迈进的过程。
《寡头统治铁律》读后感(三)：政治的手段与目的
在人类政治中，不是目的决定手段，而是手段决定目的。这句话在这里是如此的有趣。民主的目的必须凭借带有寡头化倾向的组织这一手段，最终组织的这一倾向决定了这种统治本身呈现寡头化而非民主化的倾向，权力、组织的地位发生异变，取代民主成为人们（政党，尤其领袖）的目的。
综述
《寡头统治铁律》是罗伯特*米歇尔斯所著的一本政党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经典性著作，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的论断。
作者开头便指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根本上发端于人的心理，但这些问题得到的研究并不足够。本书关注的是这些重大问题中的民主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民主问题，作者认为，当今民主发展（尤其是社会）遭遇种种阻力，不仅来自外部条件，也受到民主本身内在局限。作者把对政党性质的分析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工具，探讨后者，而这一局限就是组织与民主的不相容性，这一阻碍民主发展的复杂趋势，也就是寡头统治铁律，其核心内容是：“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
作者对这一阻碍民主的趋势的阐述建立在人的本性、政治斗争的性质和组织的性质这三个基础上。作者毫不讳言地指出民主的这一堕落在于其本身就包含某种寡头统治的内核。应该说，作者无意从道德伦理上批判这一普遍存在于各大组织中的趋势，也无意提出一种新的体系，他只是通过实证研究暴露这一民主发展的问题，从而使问题解决成为可能，即使得这一民主本身可能无法克服的趋势得到抑制。尽管这一研究的结果是悲观的，但作者仍然秉持民主的理念，呼吁人们为促进民主而努力。
文章的分析基于许多前提，例如民主制度运行下的寡头统治并非是社会发展不充分的结果，所以并不能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在不久的将来因为政治、经济发展而消失（尽管这种发展当然会一定程度上促进领导层的更替、抑制这种趋势），它是所有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官僚组织或大规模组织的组成部分。再如，作者认定了随着政党组织的稳定，领袖的社会地位提高，领导阶层必然形成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阶层，这一阶层的统治即为寡头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对应一定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的领袖没有其对应的新的经济基础，所以这种寡头制从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但这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罢了。我们应该同意，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作者的观点，也就是与作者在文字上达成共识，我们首先就应该排除主观偏见，不管这种偏见正确与否，认同作者行文中所作的一切假设，这是我们与作者达成共识的前提，这之后才是所谓批判性思考。
同时，对于组织与民主这种作者看来结构上不相容的关系的理解中，我想我们应该始终谨记一句话——在人类政治中，不是目的决定手段，而是手段决定目的。
概念的设定很多时候成为阐释与推论的前提。本书最为重要的概念便是民主、寡头——即是大众或者领导集团的统治（当然还有组织）。民主与寡头的关系对理解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民主本身倾向于以威权方式解决问题，全民完全积极的政治参与是一种幻想，这就使权力委托成为必要，社会领导集团有其绝对必要性，这是无法被否认的，也就是说民生本身是具有产生寡头的倾向的。领导集团在获得权力后，逐渐与大众分离，凭借权力形成统治集团，行使权力以执行阶层意志，获取阶级利益，从而形成寡头统治。
内容梳理
民主的进一步实践，被假定为是由无产阶级为主导的阶级斗争，但基于无产阶级本身阶级局限性——缺乏政治参与的时间、精力和文化程度，缺乏对自身权利正当性与阶级斗争的意识，以及阶级斗争以阶级意识觉醒为前提这一事实，尽管无产阶级本身可能具有通过阶级斗争完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继而消灭阶级差别的力量与历史任务，但其阶级本身并不具有开展这种民主斗争的内在动力，其内部也不能产生指导这种斗争的民主理论。
这时，因为各种原因，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愿脱离原有阶级阵营，加入推进无产阶级阶级解放的斗争中，他们在提供理论指导同时，往往凭借先天的优势成为工人运动的领袖。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壮大，运动需要一个管理、运营的组织（通常是无产阶级政党），这种组织由临时变为长期存在，随着组织的壮大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组织面临不可避免的官僚化与专业化，，这种趋势加大了领袖与大众的距离，最终使得领袖脱离大众，成为该阶级阵营中的特殊的领导阶级，民意的执行者成为大众的领导者，并形成其特殊的阶级利益，这一领导群体本身与组织形成既得利益，这种利益的维护与扩张必然是反革命的、保守的，由此他们的阶级利益注定与大众利益是相悖的，最终由于他们的领导地位与威权，尽管他们会为了民意支持而一定程度上顾及民意，他们的政治行为越来越表现出寡头和维护领导阶级利益的倾向。这种寡头统治，也越来越也大众利益和民主的初衷相背离。
那么这种趋势产生的原因呢？
从大众来说，首先是上文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局限，首先是作为被剥削者，他们常常客观上在被限制在固定的时空从事劳动，缺乏政治参与的时间与精力以及资本；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政党组织机构的繁杂使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外在因素导致的无奈常常引发他们内在动力的进一步流逝，他们自认无能，无力也无意政治斗争，因此对政治保持一种心安理得的漠视，但是他们同时又由于这种无能和天生的安全感缺乏而期望被领导；以上外在与内在的因素塑造 “无能的大众”，这种无能的特性在文中被认为是大众这一群体本身不可克服的特质，这是本文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同时成为铁律难以打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领袖来说，首先与大众的无能相对，领袖的职业技能构成权力优势——文化程度；对舆论的控制；政治专业技能。无产阶级的启蒙者脱离资产阶级阵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疑具有这些优势，他们也因此往往成为无产阶级活动早期的领袖；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往往会主动或被动在专业机构或政治活动受到专业的培训，从而培养这种优势，从而形成他们的不可或缺的政治影响力与政治参与的稳定性。随着组织发展壮大，组织不可避免的官僚化与专业化，使得领袖与大众的距离进一步加大，领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他们逐渐脱离大众，往往形成一个领导阶层，逐渐形成该阶层特有的经济政治利益，且该阶层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与其代表的大众利益相悖。由此，他们逐渐由大众权力与民意的执行者变为大众的统治者，完成了对大众权力的剥夺。
在完成权力的剥夺后，这些领袖往往凭借权力，在权力巩固与扩张的欲望引诱下，进一步加强集权，从而使得整个以民主为目标的组织日益寡头化，日益偏离原有的组织建立的民主目标，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阶级利益，此时，政党的生存发展利益已经高于政党的原则与理想，政党这一组织形式与权力由政治斗争的手段变为目的，政党演变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权力满足领袖的个人私欲与政党发展的需要。以此为基础，他们领导政治斗争，即使胜利，也只是一个领导阶层对另一个领导阶层权力的剥夺，是一种剥削权力的主体的更替，寡头政治事实上得到一种隐形延续。
再次，领袖本身因为一系列原因而具有专断倾向。
首先，领袖集团的稳定性是领袖专断的基础。这种稳定性是大众需要、领袖要求、政党利益维护需要的必然结果。对内领导集团的稳定是政治动员和政党稳定的保障，因为一种群体的惰性和对习惯的盲从，大众坚信过去的力量，他们盲从，同时对过去的领导怀抱知恩图报的心情，他们更加信任党内元老；党内团结统一往往需要稳定的领导集团的持久影响力来保持。对外领导集团的稳定性能够增强抵抗国家、其他政治势力压迫的能力，毕竟阶级斗争以推翻现有统治阶级和最终消灭阶级统治工具——国家为目的。任期制与轮官制似乎可以破坏这一稳定性，却但其对政党利益是有损的，同时大众事实上的选举权力往往被限制，因此这种尝试常常流于形式，。
然后，领袖和政党的财力支配地位加强了这一倾向。为了政党组织的发展，通过薪给制扩张党的组织与力量成为必然。领袖把持财政分配的权力，使得党员对他形成一种依附。
接着，领袖舆论控制的优势同时加强这一点。他们控制组织出版机构；以其高度的政治影响力宣传符合本领导集团利益而牺牲集体目标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因其民意代表的身份和权力垄断的地位而合法化。
最后，这种寡头化倾向最终表现在组织内部的斗争中。
在政党组织的领袖与大众斗争中，议会党团因其直接诉求民意而获得的权力而往往凌驾政党之上，使得普通党员几乎无法约束他们；工会中由于领袖对财力的支配而呈现寡头化倾向；生产性合作协会由于能力差异小为民主参与提供良好土壤，但随着协会发展，它要么因组织涣散解体，要么走向少数人的统治。而领袖之间斗争则是部分领袖在大众支持下向另一领袖夺权的一个领导集团取代另一个领导集团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斗争中，呈现官僚机构的集权化与被集权化。集权化往往是共产国际或党中央的要求，是一种寡头化的倾向；各国与地方对去集权化的要求表面上促进了民主，实则是造就更小范围的寡头体制。
同时作者注意到，领袖的专断倾向在权力对领袖心理影响下得到加强。
领袖行使权力而产生的权力意识使他产生无法避免的对权力的欲望与贪念；政治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使领袖对原有目标产生质疑与幻灭感，从而使他由理想主义者沦为权力垄断的追求者，而职业政治家往往除了政治工作在外别无出路。
同时，领袖因为权力来源大众而以此合法化自己的一切政治行动，从而为自己的统治找到合法依据，在这里，他将自己与集体意志的边界模糊化，以个人意志代替集体意志，从而走向民主外衣下的专制。
当然，人们为了民主的追求，做了一系列抑制寡头倾向的努力与尝试。从领袖内部因素入手，他们要求领袖以放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前提参与政治活动，但这往往不过是一种幻想，因为领袖与大众的脱离是组织官僚化与专业化的必然结果，领袖势必出入上流社会，专注于专业工作而较少与大众接触，他的社会地位不可避免的提高，并获得与他的地位相匹配的社会方式，这种要求同样必然流于形式。从外部因素入手，有权力运行机制上的复决投票，但这种类似直接民主的东西在现代政治中越来越不具有可行性，其效果也因为无能的大众与时间、资金、组织成本巨大而不尽如人意。另一种作为预防措施的工团主义要求将无产阶级革命重心从政党转到政治中立的工会，他们认为自己能直接维护工人利益，却又逃不掉作为组织的寡头化倾向。类似的无政府主义虽然从根本上认识到组织与民主的不相容性，他们在政治上反对建立政党，在经济上仍坚持组织原则，希望以此限制领袖于纯粹的管理工作。但问题在与，这一秩序建立的目标与如何建立的手段之间逻辑基础似乎是无法解决的——这种秩序的建立必然要推翻原有秩序——资产阶级以国家为工具的统治秩序，这似乎必然凭借武力，而武装力量建立必须凭借组织与权威；即使是通过选举的和平夺权，也需要政党组织的运行，综上所述，政治上政党的建立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我们集中讨论这种寡头化倾向的理论基础，组织的保守性。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组织通过政治斗争要求推翻专制政府，政府迫于压力将这些革命势力纳入政府轨道，这种民主化进程往往因妥协停止；同时在组织扩张同时权力的维持与扩张使组织（尤其领袖）表现出保守倾向，其革命倾向因为威胁权力而削弱；组织内部的保守性不仅是上层与整体的，下层普通成员在与政府的妥协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影响下也表现出对革命的冷漠，对保守的钟爱。这种进程呈现出两种状态，一方面革命的要求在政党与政府的妥协中消解，另一方面政党在发展过程中演变成官僚组织，呈现专制的寡头化倾向，它极力维护和扩张自己的权力，政党的生存发展取代政党的政治理想成为政党的目的，政党这一政治斗争的手段变为目的，最终是民主变为选举的口号。
作者最后从伦理角度关照了这一铁律，表现出一种悲观主义以及深沉的期望。既然民主与大型组织在结构上不相容，那我们并不讨论理想的民主（大众的统治）能否实现，而是民主在何种程度上是可欲的、可能的，则才是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任何组织的寡头统治倾向，同时看到民主的推进。民主应当将道德价值作为自身唯一的评判标准，从而辨别一切普遍存在的寡头统治。民主或许应该致力于这种倾向的抑制，通过大众教育的提升，推动大众的政治参与与领导层的更替与监督，这或许就是作者的文末的原理之一——“民主在意识形态上趋向于批评与控制”的题中之义。原理二是，与民主相反的寡头化趋势倾向于形成复杂与高度分化的官僚组织，这种组织日益建立在少数人统治基础上。而这种官僚化组织是民主发展必须凭借的手段与必然呈现的状态。
在人类政治中，不是目的决定手段，而是手段决定目的。这句话在这里是如此的有趣。民主的目的必须凭借带有寡头化倾向的组织这一手段，最终组织的这一倾向决定了这种统治本身呈现寡头化而非民主化的倾向，权力、组织的地位发生异变，取代民主成为人们（政党，尤其领袖）的目的。
《寡头统治铁律》读后感(四)：【读书笔记】“寡头统治”缘何没成为“铁律”？
《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是德国著名政治学者罗伯特·米歇尔斯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米歇尔斯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察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寡头统治铁律”，即“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
如果沿着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的论断，一般人对于未来只能得出悲观的预测——试问一个在内部实行寡头统治的政党组织又怎能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呢？
可是当我们把视野转回到当下，就会发现如今社会的民主水平比米歇尔斯著书的1911年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可当年被米歇尔斯宣判为“必然产生寡头统治”的政党却仍然是绝大多数民主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参与主体，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政党一定意味着寡头统治吗？米歇尔斯的论断还有价值吗？以上无论哪一个问题，都值得我们对《寡头统治铁律》这本书仔细加以分析。
一、“寡头统治铁律”的两大基本成因——大众社会的兴起与精英统治的结构性矛盾
米歇尔斯出生于1876年的德国，那正是一个政治上刚刚完成统一，生产上跨入机器时代，思想上民主自由平等观念普及开来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产业工人阶级的兴起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逐渐普及，普罗大众参与到以前只有少数贵族才能参与的政治生活中来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社会潮流。
在大众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米歇尔斯认为要想做到直接民主无论是机制上还是技术上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为某一阶级或者利益团体代言的专业组织——政党就应运而生了。而由于政治生活具有高度专业性，再加之大众对于公共事务是缺乏独立思考且不负责任的，因此在政党中职业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就成为了必需。
而且米歇尔斯又坚定地抱有“精英统治”的观念，对于普罗大众充满着不屑。他认为精英的存在是社会中不可避免、不可否认的事实，在政党中就体现为之前提到的专门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应该成为这一组织的“领袖”，大众对于领袖的态度是组织上需要，政治上感激和信仰上盲信。可以说，在米歇尔斯的眼中大众社会与精英统治的这一对看似针锋相对的矛盾恰恰造成了一个奇怪的政治现象——以追求人民当家做主政治为目标的政党却在内部出现了领袖，我认为这也是米歇尔斯所谓“铁律”的第一环。
随后，米歇尔斯开始论述“铁律”的第二环——领袖通过各种手段利用大众、组织以实现其寡头统治的目的。米歇尔斯认为，客观上处于对大众支配地位的领袖会手中集中着大量的经济权力、社会资源、信息垄断、智力提升等等，这些都使领袖与大众之间的鸿沟逐渐拉大了。体量越是庞大、结构越是完善、财力越是充沛的政党，这种差距越是明显。主观上，被大众崇拜感激的地位导致了领袖心理上出现了畸变的满足感，这种无所不能、目空一切的错觉进而产生了权力贪欲,领袖会因此抓住权力不放,利用大众对盲从心理和组织的群体惰性长期占据领导职位,以实现自己的私利和虚荣信念。
至此，政党产生了异化，从“大众进行政治斗争必不可少的条件”变成了保证领袖权力长期稳定的基础，“寡头统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铁律”。
二、“寡头统治”缘何没成为“铁律”？——对米歇尔斯政党理论的四点批评
“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
米歇尔斯百年前得出的这个结论曾深深影响了西方的政治学，历史上一些政党甚至是工人阶级政党也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寡头统治”的问题，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实充分证明，目前全球有数千个大小不同主义各异的政党，出现“寡头统治”的政党只是其中的少数，因此政党“必然产生寡头统治”是一个过于偏颇的结论，一个完全实现的预言。政党路径为什么没有沿着米歇尔斯的预测发展？我认为是现实发展有四方面同米歇尔斯所论断的不同：
1、政党内部的利益主体二元与政党内部的利益主体多元
在米歇尔斯的视野中，政党内部是严格被划分为“大众”与“领袖”二元主体的，在政治生活中大众的“个性和责任意识荡然无存”，而拥有更高才能的领袖自然而然成为了集体意志的执行者。在这里，米歇尔斯把这两个主体特别是“领袖”看成是各自内部利益一致，毫无分歧的。
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政党内部的利益主体明显是多元的，而且体量越是庞大、历史越是悠久的主体越是如此。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也不难解释，米歇尔斯生活的年代，社会中最主要的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产生了分化，社会出现了分层，依据不同利益、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产生的利益集团愈来愈多，因此在政党内部就会出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有效制约了权力的集中，组织了一个稳固的寡头的出现。
2、政党是政治参与唯一主体与政党是政治参与的主体之一
在米歇尔斯看来，“组织是形成集体意志的唯一途径”，而在他生活的年代，政党是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政党一旦形成了寡头统治，就会对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产生很大的影响。
现实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来，各种各样的公民团体、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一些国家数量大大超过了政党的数量，这些公民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吸引认同其主张的民众并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极大地扩展了政治生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政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政治动员，而如今这种功能已经被各种团体组织分散了。在这种条件下，政党虽然是不少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主体，但早已不是唯一主体，形形色色的公民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从外部对政党政治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客观上制约了寡头统治的形成。
3、领袖对权力的绝对垄断与领袖对资源的部分优势
在米歇尔斯的笔下，大众是无能的，一无所有的，领袖绝对垄断了权力。而且这种大众与领袖之间的鸿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因为领袖拥有的资源会带来更大的权力，寡头统治也就更加稳固了。
首先，米歇尔斯的观点是十分偏激的，可以说在政党内部领袖拥有更大比例的权力和资源，但绝不是全部；大众拥有较少比例的权力和资源，但也不是一无所有对的。从政党诞生的一刻即使如此。
其次，随着时代的进步，领袖拥有的部分优势也在逐渐消解。比如米歇尔斯认为政党为了会通过正规培训让领导人积累学识，这是普通大众无法享受到的，因此领导和被领导者之间的智识鸿沟会愈来愈大。可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况可能如此，但现在随着教育大众化，这样的论断就过于偏颇了。再比如米歇尔斯认为政党领袖的一个垄断权力就是通过“出版物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在百年前或许可以做到，但在网络时代这已经不可能。
因此，可以认为米歇尔斯认为的领袖绝对垄断政党权力在当下已经很难再出现了，这也是寡头统治难以再出现的一个原因。
4、普遍征求民意的技术障碍与信息时代获取民意的便利
米歇尔斯在书中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普遍征求民意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米歇尔斯甚至举例认为“1000个人经常性地举行集会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组织内部需要领袖，领袖在处理日常政治生活中也是需要决断的。
米歇尔斯著书的年代成熟的大众媒介的只有报纸，广播刚刚诞生不久，电视、网络等新传播技术更是无法想象，因此他得出这样的判断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传播技术不断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出现及普及，米歇尔斯“无法想象”的1000的经常性集会早已成为可能，普遍民意的获得也逐步实现。现在只要拥有一部能上网手机，任何人都可以对政治生活发表自己的意见并被整个社会倾听。
在政党内部也不例外，以前囿于传统的金字塔结构，大众的意见往往变成沉默的声音。在信息时代，大众与领袖在虚拟空间上的身份更加平等。这纵向上冲击了传统政党的等级结构，消解了领袖的政治权威；横向上也是一个个“大众”之间相互沟通，共同的声音被放大。在这种条件下，一个政党的领袖如果希望维持组织的长久和发展，那就必须要大众广泛参与，放弃权力的垄断。
三、“寡头统治铁律”完全过时了吗？——米歇尔斯政党理带来思考
经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米希尔斯“民主体制中寡头统治的产生是机构上的必然结果”的结论略显悲观，而且也并未被现实证实。这其中有米歇尔斯本身判断上的极端，但更多是限于时代环境，比如非政府组织的涌现、信息社会的到来，这些对于寡头统治的造成限制的因素都是当时无法想象的。
因此，我更愿意把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看做是一个被严格限制了条件的自然科学规律，就如同很多力学定律只有在真空环境或者零摩擦力的条件下才能完美实现，不少化学反应公式只有在没有杂质的条件下才能完全成立一样，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要想实现就必须要满足只有政党参与政治生活、信息不完全流动、社会阶层简单、利益主体单一等等严格的条件。
但这并不等于“寡头统治铁律”是毫无意义的，就如同一些自然科学规律虽然条件严苛但仍指导着日常生产生活的，“寡头统治铁律”对于政党规避“寡头统治”特别是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第一、严格规范领袖的权力。组织本身就是大众参与政治生活“付出最小化，最节省精力，弱者对抗强者的武器”，领袖一定程度上的集中权力是必需的,这样才能保证效率，实现政治目标。但鉴于过分的集权将有导致寡头统治的可能，因此一个成熟的政党应当对领袖所能行使的权力进行严格的规范，且领袖不能随意扩大自己的权力，从制度上有效的限制寡头的滋生。
第二、密切领袖与大众的联系。一个政党即便是无产阶级政党也是有领袖和大众之分的，但不同的是领袖与大众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密切联系的，这种联系在当下的信息时代应随着技术提供的便利更加紧密并加以制度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党成为实现集体意志的组织，避免沦为寡头统治的工具。
第三、保证公民团体、非政府组织等组织的合法活动。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公民团体、非政府组织等组织是制约政党独大的有效手段。一个只有政党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必然如同一旦死水，一个开放有序、保证各种团体组织合法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才能保证各方利益得到充分表达，各种力量相互制约。
可以说，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的得出基于百年前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如今任何一政党想要实现“寡头统治”难度越来越大，“铁律”时代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但米歇尔斯论述中的合理性特别是特定条件下出现寡头统治的可能仍然值得人们警醒。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寡头统治铁律”仍有其价值，并没有完全过时。
《寡头统治铁律》读后感(五)：《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没看名著，因而很少感受到震撼的感觉。于是前几天从书架上寻觅到米歇尔斯的《寡头政治铁律》，在家里看了百十来页，然后回北京又花两天时间将之看完。这本书写于1911年，距今正好是100年，然而这本百年前的书却仍然能够闪烁着光辉的洞见，仍然能够对现实问题表现出强大的揭示能力和批判能力，这无疑强有力地证明其作为一本名著是当之无愧的。米歇尔斯和莫斯卡、帕累托并称为三大精英主义理论家，尽管他早年参与社会主义运动，但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参与与理论研究之后，他得出结论说民主是难以实现的，组织总会走向寡头统治，因而认为精英统治才是组织的常态。
米歇尔斯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是因为他看到了组织，包括最主张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都存在寡头统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而组织中的领袖自身的条件也使之能够成为控制组织的掌权者。组织在草创阶段，因为组织活动较为简单，组织成员还都可以参与其中，并且不影响其原有的生产活动，因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还有可能实现。但随着组织的不断扩大，以及组织活动的日趋复杂和繁密，组织就需要专人来管理这组织活动，并且这个所谓的专人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和能力，这就使得承担这一使命的人与普通成员之间产生了差别，进而也有了距离，这个承担使命的人就是组织的领袖。组织的这种演变过程，也体现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中，尽管这些组织在理论上和原则上都主张民众的普遍民主，但实际上，随着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复杂化，这些组织也需要专业人员来加以管理和控制，因而同样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超越普通民众的领袖，而那些普通民众无论从智识上还是意愿上都不能承担责任，反而由于对领袖的信任、崇拜等甘心情愿的将其权利交给领袖去行使，尽管有理论家指出民众的权利实际上是不能转让的。当然，除了大众对领袖存在实实在在的需求，对其作出的贡献心存感激甚至对之盲信以外，领袖自身也具有特定的心理基础使其得以成为领袖。米歇尔斯指出，领袖对代表职位的习惯性觊觎使其总是倾向于采取措施竞争这类职位，而领袖所具备的演讲口才等因素也使得他们有能力吸引民众的注意，并赢得他们的信任。当然，领袖能够维持其地位，除了善于从事斗争以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比如组织、文宣之类。但是，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剧和组织工作的日趋复杂，单个领袖也无法在专业上胜任所有工作，这时候就需要一些专家、顾问提供咨询和帮助，其实这种情况下对领袖的协调能力和统驭各方的权谋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分析了组织中出现寡头的必然性之后，米歇尔斯又花了大量篇幅描绘组织中领袖的专断倾向，这主要表现领袖集团的稳定性、在财力上的支配地位、对宣传工作的垄断、领袖与大众之间以及领袖之间的斗争，再就是官僚机构的集权化倾向。米歇尔斯比较了各个国家社会党内部代表大会代表以及主要领导人物的变化状况，发现相当部分的人一直担任上述职务，这说明社会主义组织也存在着明显的保守倾向，之所以这样除了工人也有保守倾向外，也与领导人需要具备长期的锻炼和经验有关，且与特定的制度设计，如提名需经中央委员会同意之类有密切联系。与此同时，随着政党规模的扩大和政党涉及事务的复杂化，政党需要更多的资金，并且其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大量资金，而领袖在党务管理中的核心地位使其掌握了财政大权，可以通过分配钱款来对党员施加影响。至于说出版物方面的垄断则更自不待言，领袖一方面掌握着编辑大权，另一方面他们的写作能力也使其占据着大量的版面，从而在宣传领域对公众施加影响。但领袖集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纷争，特别是议会党团，因为他们的权力来源更多的是整个选区的选民，因而他们与其他政党领袖相比拥有更大的合法性，这就导致其独立性大增，也正因为此他们经常成为政党的重要人物。除此而外，领袖之间也因为理念不同乃至个性的问题存在冲突和竞争，加上新势力对旧势力的挑战等等，使得领袖集团内部充满着政治斗争，但他们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仍然能够做到团结一致，以利于共同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除非新势力为了夺权才发动基层民众施加压力，但是，这也最终导致一个新的统治者代替旧的统治者，寡头统治的规律并未因此而改变。同样，政党内部官僚机构出现的去集权化倾向，表现为地方层级的党组织要求更多的权利，其实也是为了在本地区内部实施集权，归根结底还是寡头统治。
在讨论了组织中寡头统治的必然性和具体表现之后，米歇尔斯对领袖自身特别是心理上所发生的改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权力的行使以及外在环境的变化对领袖心理引起了反应，很多人的道德水平会下降，许多之前基于理想主义的热情甘愿放弃既有的生活水准，这时候也有可能走向与大众脱离的道路。而波拿巴主义意识形态所强调的那种以公众投票产生合法性、获得授权，然后对公众实施权威统治的做法，在社会主义政党中亦存在。许多领袖还将个人与组织完全等同，将个人利益等同于组织利益。但米歇尔斯指出，尽管领袖的专断倾向很多源于权利欲和利己心，但也不排除许多人是出于所持守价值和献身于共同事业的执着信念，但这并不妨碍领袖在即便涉及公共利益的时候，固执己见背离真正的民主原则，毕竟，领袖有时候也会犯错，而他们坚持这种做法只会使民众受害，更不用说，很多人会在此过程中中饱私囊了。
之后米歇尔斯对领袖的内部构成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可以看到，早起的社会义运动，仅仅依靠工人的自我觉醒是肯定不现实的，毕竟，因为智识、能力和视野的限制，他们很难真正认识到自己受压迫地位的根源所在，而这时候就需要知识分子，特别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引导，他们的专业知识有助于工人实现解放，也有助于他们有效的开展活动，这也导致社会主义领袖集团中资产阶级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米歇尔斯看到，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勇敢的抛弃了原有的阶级立场，投身到工人运动中，相比于那些工人来说，他们的牺牲更大，而理想主义色彩也更浓，通常包括那些追求真理的专业人士和对社会主义具有强烈情感认同的人。但是，也正因为他们的出身与工人阶级不同，也导致他们的想法与后者有所区别，他们更加乐观，也过高估计运动背后的道德力量，迷信自我牺牲，对社会发展也常具有单线式的思考方式，这使得他们很有可能在经历长期斗争后变得对运动灰心失望，这在年轻人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因而米歇尔斯也指出，一般是年轻人抱持情感认同加入社会主义运动，而成熟稳重的人则一般是基于理性的思考来决定是否加入。除了组织本身就拥有的资产阶级外，工人阶级政党也正在经历资产阶级化，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持，劳工组织新造就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收入和地位的提高使他们脱离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以及资产阶级的抵抗（镇压）迫使一些人转向从事小资产阶级工作，都使得很多人脱离了工人队伍，成为小资产阶级，这都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社会主义组织。另外，工人阶级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薪水高的和薪水低的政治倾向也有很大不同，前者倾向于安于现状，这不得不影响到工人建立一种全新社会体制的努力。而变化最大的无疑是领袖，他们在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使他们得以跻身上流社会，最终他们的攻击力开始下降，甚至成为保守分子，这进一步说明组织内寡头统治的必然性和其带来的危害，因为寡头除了不民主以外，还意味着领袖与基层群众的脱离，他们再也不能代表群众考虑问题，而是成为具有自己利益的新阶级。
面对上述问题，显然需要对限制领袖的影响力做出各种尝试。一是复决投票，米歇尔斯指出在一些地方如瑞士实行的公民复决和创制权的做法有效的保证了公民的参与权，而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也或多或少的实行了一些类似做法，但这都没有改变组织的寡头倾向，因为议题的日趋复杂使其很难阐述清楚，而大众也缺乏参与热情，并且，缺乏充分讨论的投票也基本上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虑到很多问题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而复决的低效率使其更没有实施的可行性。因此，对大型组织来说，公民复决和创制是很难实现的。米歇尔斯又分析了另一种限制领袖的做法，即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要求领袖必须在生活条件和方式上与大众一致，不仅工资不会高于他们，而且吃喝穿住都要与之一致，特别是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人，更应该如此，这就对领袖提出了极高的道德要求，但显然，这个很难做到，除了少数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真诚的投入运动的人以外。另外，有两种主张自认为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一是工团主义，二是无政府主义。前者认为通过工会组织的直接罢工等行动，可以有效摆脱政党通过政治运动等间接形式所带来的弊病，因为他们的行动可以直接要求其利益。但是，工会运动所要求的决断力、执行力都要求具有强有力的领导层，而大众仍然喜欢被动接受，而不想参与管理和决策，这在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中皆是如此，工团主义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即组织的活动需要专人来负责指挥，这必然导致寡头的产生。后者则为了避免寡头根本上否定了组织的必要性，但是现实却告诉我们，要么没有组织他们没有任何影响力，要么他们提出的临时性组织或者没有领导的组织最终都会演化为有领袖的组织，这是基于对人性和组织特性的深刻理解，没有人能够永久性的摆脱寡头铁律。
事实上，组织中的寡头统治铁律是很难避免的，因为组织的发展必然走向保守性，因为它无法避免组织从初建时的简单向日益复杂的转化，而这种转化必然造就领袖与大众的分离，前者又必然想要维持地位，因而产生了与大众不同的想法和立场。尽管领袖在早期可能真诚的想为大众谋利益，但谁也无法保证他们之后的蜕变，就像米歇尔斯指出的，社会革命的最大危险在于：它以一种秘而不宣并具煽动性的、在平等的旗号下追求自身利益的寡头统治取代现存的统治阶级的公开统治。而这些，都是与其初衷背道而驰的，不能因为初衷的好就拒绝承认现实向恶的方向转化。米歇尔斯在其后来对本身的修订中加入了对一战的分析，他指出一战中各国社会主义组织公开站在本国政府立场上也印证了他的判断，他们从国际主义立场退回到民族主义立场，工人阶级的自私自利也暴露无疑，他们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另一国工人的利益，这样说来，所谓“工人无祖国”也就成了空想。
应该说，米歇尔斯对上世纪初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所进行的分析至今都具有指导意义，他所指出的诸多问题以及原因在相当程度上至今都未解决，并且仍然在很多国家上演。但是，也不能因为他的这种强大分析力就否认本书中的问题。米歇尔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德国社会党的分析中，他的很多观察主要是建立在德国社会党的基础上，但是，正如他自己也提到的，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很多做法上与德国并不一致，并且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他指出的很多问题也通常是表现在某国的某一个政党，而并非完全出现在所有政党身上。更准确的说，米歇尔斯没有指出为什么其他政党可以避免某一类问题，而德国不能，他虽然提到普鲁士文化传统的影响，但并未对之进行深入分析，这就导致本书的贡献主要停留在对现象的揭露和浅层原因的分析上，而他揭示的寡头统治铁律，尽管很让人信服，但反过来也总能让人找到许多例证来加以反驳，特别是那些国情论者，毕竟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各有各的问题，且这些问题即便在本质上也并不完全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发展方向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发展方向。英法最终走向了福利国，而德意则最终走向了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统治。尽管有可能会有人指出二者都是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特别是前者并没有解决剥削问题，但是，毕竟前者使工人的地位和生活条件大大改善，而后者造成了世界级灾难，这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事情。这样，寡头统治铁律在程度上就截然不同了，因而，想要更深刻的理解这一规律，还需要更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
《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Political Partie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作者：[德]罗伯特.米歇尔斯 译者：任军锋 等
目录：
中文版译者序言
英文版作者前言
英文版前言
导论
第一章 民主组织中的领袖
第一节 领袖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是必要的
第二节 领袖赖以产生的心理基础
第三节 智识因素
第二章 领袖的专断倾向
第一节 领袖集团的稳定性
第二节 领袖和政党在财力上的支配地位
第三节 领袖与出版物
第四节 实践中领袖相对于大众的地位
第五节 领袖与大众之间的斗争
第六节 领袖之间的斗争
第七节 官僚结构：集权化倾向与去集权化倾向
第三章 权力的行使及其在领袖心理上引起的反应
第一节 领袖心理所发生的畸变
第二节 波拿巴主义意识形态
第三节 政党与领袖的一致性
第四章 对领袖的社会分析
第一节 阶级斗争及由之引起的资产阶级的分裂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领袖集团中资产阶级成分的分析
第三节 组织所引发的社会变迁
第四节 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
第五节 出身无产阶级的劳工领袖
第六节 知识分子以及工人阶级政党对他们的需要
第五章 限制领袖影响力的各种尝试
第一节 复决投票
第二节 以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作为前提条件
第三节 作为预防措施的工团主义
第四节 作为预防措施的无政府主义
第六章 综论：组织的寡头化倾向
第一节 组织基础的保守性
第二节 民主与寡头铁律
第三节 战时的政党活动
第四节 最后的思考
人名索引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2004年2月第二次印刷） 305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