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评传》是一本由托洛茨基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47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斯大林评传》精选点评：

　　●从另一方面说写法也太客观了，完全放弃了第一视角，好像自己不在现场一样。像我这种不甚了解事情过程的人完全懵逼……当时托洛茨基在做什么

　　●身为政客 攻击政治----买此书 纯属失误！

　　●好吧，我承认我看这本书主要还是因为作者和主角的那些八卦一般的恩恩怨怨。

　　●这么好的东西只有三联拿得出来了吧，兼听则明，肯定有揭露的地方，不过作为评传，作者与斯大林本身处在对立面有强烈负面感情倾向未必客观，看过一段不一样的历史和全新视角看一段历史了。

　　●托洛茨基死得太早，后面那么多年的事情都没有╮(╯▽╰)╭

　　●实在看的阴郁，不过作者倒是有很多宝贵的经验

　　●此書寫的唧唧歪歪，幾乎沒有參考價值。他對斯大林的大部分批判（尤其是革命前的地下工作部分）只顯的托的無知和傲慢，他對斯大林毒殺列寧的推斷更是無的放矢，荒謬絕倫。給他兩星的原因是他對‘三巨頭’的描述還算半個史料，所以還不算全然無用。

　　●盲目拔高托洛茨基的行为是主观的，是不恰当的。托洛茨基不是神，他的战友们也不是庸才。斯大林尤其不是。

　　●别的不说，校对先拉出去……

　　●黑得太用力，反而让人怀疑可靠性

　　《斯大林评传》读后感(一)：党内的八卦爱好者

　　看完了，细节过多，能当小说看了。

　　「在那里，一道没有油漆的板墙把女电话员和打字员所在的小房间隔开了。斯大林和我首先到达。我们从板墙后面听到了德宾科的很粗的声音。他在同芬兰通电话，谈话有一种温柔性。这位29岁的有黑胡须的水兵是个愉快的和自信的大汉，他最近与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很亲密。她是一个贵族出身的女人，会半打外文，年纪快要46岁了。在党的某些人士中，毫无疑问对这一点有许多闲话。在这以前，我没有同斯大林进行过私人谈话，现在斯大林带着一种出人意外的高兴神情走到我跟前来，用肩膀指向隔壁，嗜嘻地笑着说：“是他跟柯伦泰在一起，跟柯伦泰在一起！”他的姿态和他的笑声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是极其庸俗的，特别是在那个场合，在那个地方。我记不得我是干脆没有说什么话，把我的眼睛转开呢，还是冷淡地答复说，“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是斯大林感到他犯了错误。他的面色改变了，他的黄色眼睛出现了我在维也纳所看到的那种敌对精神。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试图同我就私人问题进行谈话。」

　　《斯大林评传》读后感(二)：离开历史背景评价人物，都是耍流氓

　　这本政治专辑的目的是说明这样一种任务是如何形成的，说明这种人是如何通过图案多担任这样一个非凡的角色的权利而当权的。

　　“不是斯大林创造了权力机构。而是权力机构塑造了斯大林。”，“官僚集团上上下下全是庸才。斯大林是官僚集团中最杰出的一个庸才。他的长处在于，他比所有其它的人更坚决、更果断、更无情地表现出统治集团的自卫本能。其实，这恰恰是他的软弱之处。他目光短浅，是个历史上的近视眼。他是个出色的战术家，但却不是个战略家。关于这点，他在1905年和1917年战争中的表现足资证明。斯大林本人肯定意识到自己的庸碌无能。”

　　哲学上教导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对于人物的评价也应该是这样，一分为二。

　　毛主席： “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丑化斯大林筹划的最凶的是赫鲁晓夫，对酸脸进行全盘否定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流思想。

　　未完待续

　　《斯大林评传》读后感(三)：4次读此书的短评

　　上述是我看完此書的第一感想，之後又去讀了些關於斯大林的東西，就有了下面的新評論，回頭看差不多。

　　瞭解偉人是一個由小學生向研究生轉變的過程，瞭解起來太難受太艱難太曲折，能在歷史上書名的都不是完人！能把他們講清的，他們自己都說不清。

　　這本書可以當成小說去讀，也可以當成史料去讀。這本書在作者的筆下十分之八以上都是在說斯大林的不好，評論斯大林最暢銷的兩種風格就是兩個極端——最渣最神！作為歷史風雲人物必須結合歷史背景的評價！斯大林的客觀評價，採用這本書絕對不是好的答案，因為作者沒活到美蘇爭霸，沒見到蘇聯極盛的時候，也沒看到蘇聯抵抗德國。單從作品來講，作者是下功夫了，可是呢，一個說過一個人死是悲劇，一百萬人死只是一個數據的獨裁者來講，托洛茨基整理的黑歷史跟蚊子叮一樣，哪怕現在蘇聯早就解體了，斯大林早被赫魯曉夫等人評判的一無是處了，他的這些揭秘依然無法阻礙很多舊蘇聯人對斯大林的崇拜，至於為什麼有人崇拜斯大林是另一個話題。不是說這本書是無用功的書，單從反面推斯大林如何屌絲逆襲就是這本書最大的貢獻，但又有多少人能複製呢，這麽一看還是無用啊！作者沒說清楚斯大林是如何從默默無聞變成三巨頭的，對讀者來講他的逆襲史只能從繁雜的文中推理了，從作者給出的斯大林的缺點中找“閃光點”了。總結起來是權力鬥爭的勝者往往是最流氓的，他可以能力一般，成績平平，出身渣渣，不是他水平比我高，而是斯大林太狡猾。但是“成功”哪是那麽簡單的，不然林彪四人幫也能成功了，不過蔣介石看了這本書肯定會點贊！實際上他們都不是好東西！

　　《斯大林评传》读后感(四)：苏联创业起居注

　　——斯大林“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记

　　韩（非）子在《难势》中曾说：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则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释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螾弗能乘也，雾醲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醲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螾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成乘四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筊，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今日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吾非以尧、桀不然也。虽然，非人之所得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楯者，誉其楯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此矛楯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駬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失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1】

　　一提到……等等！有人说。接着，又有人说，“斯大林的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此，我说，让我把该说的话先说完！（在我国部分学者以及部分媒体的宣传下）一提到韩（非）子的学说的内容，那一定是“法、术、势三结合”【2】。可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了，到底韩（非）子的所谓“法”、“术”和 “势”都有些什么内容呢？

　　对此，我发现，对韩（非）子所言的“法”的内容倒容易理解。毕竟，商君在秦国的实践（“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3】）已经“帮”韩（非）子解除了“法”的内容上的有效性问题（我们可以从韩——非——子《五蠹》中的那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4】来反向的认知这一点）。所以，韩（非）子在当时只要解决“法”的适应性（“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子之于法……皆未尽善也”【5】），和提倡“法”的执行力（“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6】），与“法”的公开性（“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7】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8】）即可。

　　不过，从“术”开始，（韩——非——子学说中的）有些事，就让我有些看不懂了，什么事呢？有人问。事情是这样的，据韩（非）子在《难三》中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而术不欲见”【9】，可（韩——非——子）在《定法》中又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0】。那，这么一通下来，事情就奇怪了！既然，“术不欲见、藏之于胸”，那这“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又是如何办到的呢？在说了“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听上去可点“法”的意思，那既然都有点“法”的意思，那这“术”又是如何“不欲见、藏之于胸”的呢？

　　当然，这时有人说，所以才是“法、术、势三结合”吗！但是，这看起来不自相矛盾吗！我说。当然，这时有人又说，如若能够进一步的了解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那这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应该是会解开的。那到底韩（非）子所言的“术”到底是个什么样呢？我说。对此，有人会说，要了解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最好看韩（非）子的《内储说上七术》，那里面（最开头）所描述的“七术”（“主之所用也七术……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11】）看起来和符合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实际上，从“七术”的内容来看，这“术”与“法”还真是有些无法完全“甄别”——“七术”中的“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两条最为明显，“众端参观”和“一听责下”则较为模糊——出来，但这种无法完全“甄别”，又不真的是无法，毕竟，这“七术”中的后三条——“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是可以被归类为“纯术”系列的）。

　　自然，说到这，看起来，这“法、术、势的三结合”也（在加上我刚才引用的韩——非——子的《难势》中提到的“抱法处势”和《扬权》中提到的“权不欲见，素无为也”【12】的话）快要完全呈现在我们眼前了。毕竟，现在看起来唯一的问题只有这“‘法、术、势的三结合’到底是以‘天文学’的形象（以一颗‘恒星’为中心，两颗‘行星’围绕运行）？还是以‘数学’的形象（三角型或金字塔型）出现？”的问题了。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更难的部分才刚刚出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发现，这“势”是比“术”更难解释的一个存在。要知道，相较于“法”的公开性与“术”（由于从“法”中摄取的“营养”，导致）的半公开性，对“到底什么是（韩——非——子所言的）‘势’？”这个问题，连韩（非）子自己其实也都是有点解释不清的（“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当然，（韩——非——子自己）这种（对“势”的）解释不清也很容易理解。毕竟，当时的韩（非）子还没有读到过恩格斯在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13】

　　（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韩——非——子所言的“名一而变无数者也”的“自然之势”其实就是“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而“人之所设”的“势”则是后来“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的那种“势”）当然，这时有人又要问（开头那个问题）了，你马克思门徒在这说了这么一大套，那这到底和“斯大林的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列宁遗诏”所引出的四个问题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列宁（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1923年3月）的全文：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

　　1922年12月23日

　　玛·沃·记录

　　续一

　　续记

　　1922年12月24日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可以不谈。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2月25日。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列宁

　　1922年12月25日

　　玛·沃·记录

　　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莉·福·记录

　　1923年1月4日

　　续二

　　续记

　　1922年12月26日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依我看，可以达到双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抱着讥讽态度或怀着恶意指出我们机关的缺点的“批评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现今革命的条件。在五年的时间内要完成机关应有的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所处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类型，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查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

　　列宁

　　莉·福·记录

　　1922年12月26日

　　续记

　　1922年12月29日

　　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

　　我认为，在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时，还应当、也许主要应当检查并改善我们的毫不中用的机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利用高度熟练的专家，而配备这些专家则应该是工农检查院的任务。

　　如何使这些知识丰富的做检查工作的专家同这些新的中央委员配合起来，这个任务应该在实践中解决。

　　我觉得，工农检查院（由于它自身的发展，也由于我们对它的发展吃不透）结果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这就是从一个特殊的人民委员部变为执行中央委员的特殊职能的过渡状态，从检查一切的机关变为人数不多但属第一流的检查员的集合体，这些检查员应当得到较高的报酬（在我们这个收费的时代，在检查员直接在报酬较高的机关工作的情况下，这样做是特别必要的）。

　　如果中央委员的人数适当增加，他们在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部门都有很高威信的工农检查院成员的帮助下，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那么，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解决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这一任务。

　　就是说，结果是中央委员增加到100人，他们的助手，即按照他们的指示检查工作的工农检查院成员，最多不超过400—500人。

　　列宁

　　1922年12月29日

　　玛·沃·记录【14】

　　那么，在列举了列宁的这封信之后，我们下面（现在）就来（进一步的）开始（我们的）提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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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自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问世之后，对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各式各样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三方上）就纷至沓来。这里面既有（两个）当事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中，斯大林）的（自我）辩护（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中针对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著名的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为自己辩护时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15】），也有（两个）当事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中，托洛茨基）的（自我）“标榜”（托洛茨基在名著《我的生平》中说，“列宁建议好好地考虑一下斗争的组织方面工作，他拟定建立直属中央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委员会，我们两人都应参加。实质上，这个委员会应该成为摧毁作为官僚主义脊柱的斯大林派系的杠杆，并且在党内创造条件，使我能成为列宁的副手。照列宁的想法是要使我成为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主席的继承人”、“只有联系到这点才能彻底理解所谓遗嘱的涵意。列宁在这里只提了6个人，并字斟句酌地为每个人做了鉴定。毫无疑问，立遗嘱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我领导工作的困难。当然，列宁打算以最小的人事磨擦来达到这个目的。他谈到每个人都极其慎重小心。他给那些实质上是毁灭性的结论蒙上柔和的色彩。同时，十分明确地指出谁是第一把手的人选，同时又用一些限定词来加以缓和，只是在对斯大林的鉴定中，可以听到另一种语调，它在遗嘱最后增补的一节中，完全是毁灭性的”【16】），更有知情者的解读（斯大林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或许是之一的——秘书巴让诺夫后来写回忆录认为“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是要建立‘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制度’，而在这个‘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制度’中‘把托洛茨基摆在第一位把托洛茨基摆在首要地位’”【17】），和后来人互为矛盾的说辞（例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第一章》中曾称，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托洛茨基的批评甚于对斯大林的批评”【18】。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说，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唯独没对斯大林说一句好话”【19】。莫洛托夫说，“遗嘱里批评了所有人，连他认为突出的人都在内”【20】。一位叫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所写的《斯大林传》中则说，“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显得比任何人好的是……斯大林！’【21】”。而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一句“‘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则又被一些人认为是“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斯大林说得‘好话’【22】”；又如：后来，有些——拥托的——人认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就是要让托洛茨基在“集体领导”中当领导【23】。但是，另一些——反托的——人则认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被拥托的人歪曲了【24】。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并没有“规定谁来接班”，也并不认为自己——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举的那些人——包括托洛茨基——能当“领导”。所以，列宁的“潜台词”是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阶层应该自己选出一个“集体领导”来【25】。还有一些人，虽然也觉得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被拥托的人歪曲了，但还是愣得出一个“除了斯大林，没有一个——包括年轻的——马克思门徒注——人列宁可以信赖，让其担任党的领袖的人”【26】）与（这种）彻底的否定（分为两类：一类，以一个叫格雷弗·弗——Grover Furr——的美国教授写的一本中文译名为《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的书——中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列宁最后的几封信，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列宁的‘遗嘱’。故弄玄虚的原因相当清楚：赫鲁晓夫的‘列宁遗嘱’用词，是从列·达·托洛茨基那里照搬过来的”【27】——为代表；另一类，则以那位叫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所写的《斯大林传》中说得“列宁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不会不明白，他的这类信可能根本就到不了党那里。他对所有接班人如此慷慨地分别发表致命的评价，使得这些人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隐瞒这封信。事实果然如此。当美国共产党人伊斯门谈到《给代表大会的信》后，托洛茨基马上宣称：不存在这封‘信’”【28】的话为代表）等等。

　　不过，（要我说）这些各式各样的解读，都没有注意到（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产生出来的）以下的四个问题，即：

　　（1）从列宁“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中的话来看，列宁的话是呈“层层递进”（“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形态的。那，这个形态（“层层递进”）中是如何形成的（或曰：既然，“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那为什么——过去忍屎忍尿都可以忍，怎么现在——“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呢？

　　同时，列宁虽然（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一样都）曾说过“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29】）这样的话，但据斯大林（后来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曾经的秘书（或许是之一的）巴让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的说法，“总书记”这个职位（所在的“书记处”在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内只是一个下级机关，至于“书记处的任务是处理一般性重要问题，或为组织局和政治局处理重要问题作好准备”“书记处应解决的是一些不特别重要的问题，或者为组织局和政治局处理更重大的问题作些准备工作”【30】。

　　所以，有一个时期，连在“总书记”这个职位上的斯大林自己也自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秘书’”【31】）在当时的“权力”并不是接近于“无限”，那既然这个后来拥有“无限的权力”的“总书记”的“权力”在当时并不接近于“无限”，那后来“总书记”的“无限的权力”，又到底是怎么得来的（是“斯大林”用自己的“粗暴”弄来的？！还是“总书记”这个职位本身就自带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吗？！并且，从实践上来看，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虽然口口声说，“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这个“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的“无限的权力”怎么就没保住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呢？难道真如子曾经曰过的那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32】吗）呢？

　　（2）列宁与托洛茨基过去也不是没有争过，那他们（列宁与托洛茨基）争的时候，“白卫”们也不是没有想过乘虚而入（1921年1月25日，列宁在名著《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的一段话——“据传说，外界把中央内部的分歧说得非常离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已经聚集到（显然现在还在继续聚集到）反对派的周围，他们到处造谣生事，散布极其恶毒的言论，制造流言蜚语，千方百计地诬蔑党，诽谤党，加深党内冲突，破坏党的工作。这是资产阶级（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政治手法，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怀着强烈的仇恨，而且由于十分明白的原因也不能不怀着这种仇恨。每一个有觉悟的党员，都熟悉资产阶级的这一套政治手法，并且了解它的真正的价值”【33】——就是明证），那怎么到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的“分裂”）这里（列宁）反而要指出“‘白卫’们趁虚而入”（“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的问题呢？

　　（3）很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列宁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等的评价上（这一点，刚才我也多少提到了）。但如果仔细去看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1923年3月）的话，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被很多人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细节”？有人问。这个“重要的细节”就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而且，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还给这“50人”或“100人”定了标准：“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不要小看了这个“重要的细节”）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一个“串珠子的线”（换句话说，这“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的方案将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整个所有内容——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未来可能的“分裂”，到改组“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和“工农检查院”——给撑了起来）。

　　不过，也正因为列宁的这个“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方案将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整个（所有）内容（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未来可能的“分裂”，到改组“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和“工农检查院”）给撑了起来，一个问题就来了！那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列宁不像）后来（的）斯大林（那样）弄了个百八十万（1924年5月23日—31日，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结论——5月27日——中称，“学生青年似乎是最可靠的晴雨表。在这个问题上谁是对的呢？似乎又不是反对派。如果看一看我们党在这期间的发展，看一看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的事实，那就可以得出结论：晴雨表不应当在学生青年中间寻找，而应当在无产阶级中间寻找；党不应当指靠学生青年，而应当指靠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二十万新党员——这就是晴雨表。反对派在这里又错了”【34】；1927年11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党和反对派》——中曾说，“根据统计数字：现在拥护党、拥护党中央的同志有五十七万二千人，拥护反对派的只有三千多人”【35】；1937年3月3—5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和结束语——《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中亦曾说，“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从来就不是大的力量。请回想一下1927年我们党内最后的一次争论。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党投票。当时我们党内共有854000党员，参加表决的有73万党员，其中表决赞成布尔什维克、赞成党中央委员会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党员，共有724000人，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4000人，即占0.5%左右，弃权的有2600人。没有参加表决的党员123000人。他们所以没有参加表决，或者是因为在旅途中，或者是因为调动工作。如果给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4000票里加上所有弃权的票数（假定他们也是同情托洛茨基分子的），此外再加上没有参加表决的票数（假定不是援例按0.5%计算，而不是按5%计算，就是说，大约有6000党员），那末，这样或那样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总共不过12000党员。你们看，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老爷们的全部力量”【36】）来给自己“撑门面”呢！？

　　（4）斯大林虽然自我辩护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但当时这“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又是什么呢（不要给我用一些“大词”——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等——来掩盖这个问题）！？

　　同时，既然（斯大林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那为什么后来斯大林（自己）却在（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1937年2月11日——记载，斯大林在谈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反托洛茨基运动的决定”的时候，斯大林自己曾（总结出五点“决定”，那在这五点“决定”中）“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有一点恰恰就是）说“不要让‘欧洲工人’知道‘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吵’是‘因为斯大林脾气不好’”（“你们不要总结说，欧洲工人以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吵，因为斯大林脾气不好”）【37】呢？

　　那么，怎么来解释这四个问题呢？有人问，对此，我说，要想解读这四个问题，说起来也容易。就先从“斯大林太粗暴”的成因与表现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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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自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言的“斯大林太粗暴”之后，关于“斯大林太粗暴”的成因与表现的各式各样的解读也是层出不穷（例如：布哈林的老婆后来写回忆录说，布哈林说过斯大林“嫉妒心很强，报复心理也很强”【38】；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说，斯大林曾在“1927年一个夏夜”亲口对“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说过所谓的“复仇快感”。然后，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又将这一点化为“斯大林之所以决定剪除老布尔什维克。其恶根在于……他要报他们不趋附他的政治路线之仇，要报他们坚持执行列宁遗嘱之仇，因为遗嘱建议撤销斯大林的党中央总书记之职”的话【39】；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说，斯大林的“残忍并不总是意味着他对那些他粗暴对待的人怀有恶意”【40】以及斯大林——后来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曾经的——或许是之一的——秘书巴让诺夫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得“斯大林的粗暴是一种天性，是出自文化低下”“谈谈斯大林的粗暴。它是一种自然的表现，源出于他的文化水平低”【41】的话）。

　　但是，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1927年10月23日）中针对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著名的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而为自己辩护的话（“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让这些解读都变得暗淡无光了。

　　不过，我后来发现，要破斯大林的这个逻辑（“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也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听到斯大林这话的时候）发现，（我首先想到的便是）三国时蜀汉所遇到的一些内部状况，什么意思？有人问。对此，我说，（虽然，现在的后世人中有将刘备发动夷陵之战的理由——为“关羽报仇”——“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42】——解释为就只是一个“理由”【43】，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刘备发动这个被后来人——易中天先生——评为是“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兵败，地动山摇”【44】的夷陵之战前关、张的先后身死——关：“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45】；张：“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疆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46】——与“粗暴”——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关、张时说，‘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47】——引起的内讧也是有关的——甚至，同一时期出现的刘封与孟达之间的争斗——“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48】，以及——特别是——后来杨仪与魏延的内讧——“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49】——导致的这两个人先后的身死【50】——杨仪与魏延分别被《三国志》评价为“‘仪性狷狭’【51】和‘延……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52】——看起来也有点这个意思。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如若）说，（“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蜀汉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可以用诸葛亮的“汉室可兴”——《隆中对》——或“兴复汉室”——《出师表》——【53】来形容的话）。（我们要看到）但“粗暴”却的的确确的妨碍到了蜀汉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可以用诸葛亮的“汉室可兴”——《隆中对》——或“兴复汉室”——《出师表》——来形容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在来细品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或许就有一番别样的滋味了（换句话说，不管——由于，这其中牵扯到一系列的哲学问题——例如：理论与实践——故对——它斯大林当时到底抱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在这里无法详细论述，但以后我们还是会详细论述到的，“粗暴”都是斯大林——并且是一个能够对“政治路线或立场”产生影响——的“缺点”——实际上，后来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已经将这一点说得——“列宁在其‘遗嘱’中强调指出，斯大林的诸多缺点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粗暴。这一断定是不无根据的。粗暴的确是斯大林内在的本质特点。他不仅对人粗暴，而且把这一恶习贯穿到一切行为之中。甚至那些从政治角度来看对国家是合理和必要的政策，经他一执行，也会由于他的粗暴而变得弊多于利”【54】的话——再清楚不过——而且，从这“清楚”中——不但可以听到子曾经曰过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可以听到我之前引用的韩非子所言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等等——了）！

　　当然，这时可能会有人说了，你马克思门徒在这，一会又是引韩（非）子的话，一会又联（想）系三国故事——而且，就算说，韩（非）子的话是（并且，这个）旧时的理论（与旧时政治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化相关），那你马克思门徒引三国的实践（故事），好像也有点（至于，什么）问题（虽说不上来，但还是怪怪的）吗！对此，我说，要是有人真这么觉得，那我也没办法！但有些事却未必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对此，我觉得，列宁当时所写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且听下回分解。

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典型的俄罗斯官僚”

　　首先，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原文：

　　续记

　　1922年12月30日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

　　夏天，当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病中，后来，在秋天，我寄极大希望于自己的康复和十月全会和十二月全会使我有可能来过问这个问题。然而，不论十月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还是十二月全会，我都没能出席，因而这个问题几乎完全绕过了我。

　　我只是同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过一次话，他从高加索回来，向我谈了这个问题在格鲁吉亚的情况。我还同季诺维也夫同志交谈了几句，向他表示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他是中央委员会派去“调查”格鲁吉亚事件的委员会的领导人）说的情况，我只能感到莫大的忧虑。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这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象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

　　有人出来为这种措施辩护，说直接涉及民族心理、民族教育的人民委员部都已划出去了。但是，这就出现两个问题：是否能把这些人民委员部完全划出去；其次，我们是否已经关怀备至地采取措施来真正保护异族人免遭真正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之流侵害呢？我认为，我们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虽然我们是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这些措施的。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这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我想，这种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行为是不能用受到任何挑衅甚至侮辱作辩解的，而捷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就在于他对这种动手打人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

　　奥尔忠尼启则对于高加索的其余所有公民就是权力。奥尔忠尼启则无权发怒，尽管他和捷尔任斯基借口说是被别人激怒的。相反，奥尔忠尼启则必须克制自己，而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尤其是一个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普通公民倒不是非克制自己不可的。要知道，从实质上说，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就是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公民，而且从这种指控的全部情况来看，也只能这样认定。

　　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怎样理解国际主义？

　　列宁

　　1922年12月30日

　　玛·沃·记录

　　续记

　　1922年12月31日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续）

　　我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指出过，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对于第二种民族主义，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只要回忆一下我在伏尔加河流域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人是怎样蔑视异族人的；把波兰人都叫作“波兰佬”，嘲笑鞑靼人为“王爷”，乌克兰人为“一撮毛”，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异族人为“蛮子”。

　　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象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

　　对无产者来说重要的是什么呢？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需要什么呢？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

我想，对于布尔什维克，对于共产党人，这是用不着再作详细解释的。我想，这一次在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方面，我们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要是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处理问题，就必须采取非常谨慎、非常客气和让步的态度。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利益，因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团结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对待民族问题无论何时都不能拘泥形式，而要时刻考虑到被压迫民族（或小民族）的无产者在对待压迫民族（或大民族）的态度上必然有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