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之间》是一本由李若建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0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虚实之间》精选点评：

　　●题目很好，资料也很丰富，但分析太浅

　　●仿《叫魂》式的历史社会学著作，案例新颖，所选材料丰富有趣，结论的理论架构略显单薄，书中有很多提出了，但并没有深入分析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背后的原因大家都看得懂。

　　●谣言是一种大众话语的形式。因为民间话语在没有渠道正常表达的时候，谣言就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重新调整，相当数量的利益损失者为了维护其利益，必然会通过某种形式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这一过程中，把他们的声音加载在谣言上，是一种冲用手法。

　　●水准之作，可读性不错，没有太多惊喜。“谣言往往是民众对政权不满和恐慌的产物。”

　　●是个好题目，作者的一些分析也挺不错，但没写好，读起来不过瘾。该书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史料不足，全书大多以地方志为依据，没有一手档案作支撑，这算是李若建教授文章的通病。

　　●满城放炮的大好佳节，我在看满纸毛人水怪和割蛋事件，学术蛋疼…且写得不好…牙疼！单一依赖书面地方志，史料丰富但不集中，理论匮乏导致结论平淡。可惜

　　●说教意味有点重，事例和引用（reference，不过本书又没有文后的reference，只有完整的footnote）都很好，叙述不够完美，因此打四星。专业性还是..不错的，作为社会学的话，所以不是史学，虽然史学可以参考..

　　●写得一般，但是让我对解放初期的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大概收获就是知道了几个“谣言”? 分析无甚创见, 也就是借用了“集体记忆”这个概念发挥而已. 如果是篇学位论文可能还挺厉害的吧。。

　　●謠言的動機大抵有政治敵對，製造恐懼以及趁機謀利，而謠言無關乎時代，即便如今天的農村，依舊存在著諸如下鄉人殺人越貨、用法術拐賣兒童等謠言......

　　《虚实之间》读后感(一)：前车之鉴

　　很高兴看到这本书，数据翔实的介绍了当年的谣言，给予我们今天分辨谣言带来极大意义。集体记忆，路径原则，和引爆点，是谣言的重要组成。想到水怪，割蛋，仙水中，谣言传说是要人的器官和内脏给苏联拿去做原子弹而感到好笑。但一想到板蓝根扛非典，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人们抢购盐扛辐射等谣言也说明今天没比过去好多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认识还是极为有限的。尔在仙水中，这是自古以来都有的谣言，直至今天，都有人相信包治百病的东西。而在投毒案中，特殊历史环境造就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不禁今人唏嘘。

　　《虚实之间》读后感(二)：这书是本论文集，观点很好，佐证欠佳

　　书中加入了一部分作者对最近的各种谣言实例的看法并且对以前发表的论文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整合与排序，全书深入浅出，但是对作者引用的各种地方志的具体内容完整性保持怀疑。个人觉得这些例子影响了这本书的说服力，但是作者在书中对谣言产生、流传、消失的看法观点很不错，作者在全书结尾以谣言止于真相来呼吁政府放开言论管制，这与当前社会的主流思想保持一致，但是谣言真能止于真相吗，个人认为这是给政府施压的一个合理解释，但不能作为消灭谣言的理论依据，谣言作为一个社会中弱势阶层对自身利益诉求的一种方式从我们组成社会的那一天开始，就深深的打下了人类的烙印，他将会一直陪伴整个社会成长，永不消逝。

　　《虚实之间》读后感(三)：谣言是集体记忆的投射

　　记得在我上小学时的某一年夏天，当地突然开始流传一个说法：今年每个成年女性都要给弟弟买一件红色衣服穿，否则弟弟今年就会有难……不知谣言的始作俑者何人，但衣服本来就要穿，一件衣服又不贵，再加上受周围人群的影响，于是到了最后，真的几乎所有的男性都穿上了红衣服，燠热的夏天街道，触目可及都是一片红彤彤，不知当年的红色染料会不会变得比其他颜色的更贵一些。

　　所以哪怕仅通过口头传播，一条信息传播的广度，都会超过我们想象，比如在我定居相距老家2000公里的某市后，错愕地发现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当地朋友，孩童时代时也流传着几乎和我印象中一样的顺口溜，为此我还求证了另外一个远方城市的朋友，依然得到了类似的内容，那些调皮，解构严肃的改编歌曲和顺口溜，居然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这本书里记录的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的群体性谣言，作者耐心地收集了多个类似谣言的不同版本，并析毫剖厘，分析了这些谣言的大致源头。但有些遗憾的是，作者对谣言产生背景和造成影响的剖判，则略显粗糙，比相似风格的学术名著《叫魂》一书逊色不少。

　　书中的许多谣言中，有一些真假一辨即知的，居然也会有很多人相信，比如“割蛋”谣言（即要割掉中国男性的生殖器送到苏联换取原子弹），以及各地出现了毛人水怪吃人等。

　　其实这些谣言更多付反映了这些人的集体记忆，即“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这些谣言在各地都会有一些差异，根据作者的追根溯源，其实是对同一来源的信息进行了本地化处理，比如羼进本地著名的地方戏片段等。

　　甚至有一些谣言，流传到了近些年，竟还是很有市场，比如书中的一个例子：

安徽省太和县有人造谣言，把村内一口废弃多年的污水井美化为“神井”，宣扬此井“神水”可抗SARS，不少民众前来烧香、许愿、取水，最多时一天达3000多人。

　　——类似的谣言，还在上小学的我甚至在一张报纸上读过，该报记载某地夜里忽然雷雨大作，接着一道金光一闪，第二天这块地上就凭空出现了一口井，人们发现有病的人喝了这井里的水后，居然奇迹般地痊愈了，于是大家蜂拥而至去该地取水。

　　当我对比书中上世纪50年代的“仙水”、“神药”例子，发现无论是对“仙水”的描述，还是最后出现的疯狂场面，都极其相似，这个谣言横跨了半个世纪后，依然拥有旺盛的活力。

　　其实谣言就是人们集体恐惧的投射，比如对医疗的担心，比如担心发大水，甚至之所以很多看起来离谱的谣言会在上世纪中叶流传甚广，根据本书作者李若建的分析，也和当时的政治高压环境有一定关系，那时无论官方还是普通民众，对于 “阶级敌人”将大面积进行报复都存有戒备心理，以及很多民众对当时一些激进的领导干部敢怒不敢言等，所以臆想和编造出一些制造恐慌情绪的内容，也就不足为奇了

　　首先人们相信现实里存在这个可能性，否则谣言根本就没有生存的土壤。

　　然而上世纪那些离谱的谣言所造成的真实后果是：所谓的毛人水怪一个都没有被发现，却因此闹出很多悲剧，那些想趁机搞破坏的、想发财的、想陷害别人的、想凑热闹的……都借此机会出来翻腾一番，真可谓各色魑魅魍魉群魔乱舞。

　　法国大革命之前，当时的法国百姓都想知道这个国家发生了些什么，然而官方的报纸上都是“今天无事”，人们缺乏可靠的信息源，因此谣言四起，人们将很多讽刺现实的内容编成段子和歌词，之后在这个国家大规模传播，最终导致国家威权扫地，不久后法国大革命爆发。

　　如果信息不透明，又没有安全公开的不同意见者抗辩的环境，那么一些偶然事件引发的恐慌，就很容易被放大，成为广播的谣言，甚至引发社会性问题，此时如果再进行处理，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于恢复民心无裨。社会也很难回到谣言出现前的状态了。

　　也许也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制止谣言的最根本方法是信息的公开、真实、及时。

　　《虚实之间》读后感(四)：新中国初期的两则谣言

　　“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 冯梦龙对谣言的这种界定，放在今天来看依然非常贴切。他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谣言的特性，首先是我们听到“谣言”这个词时的第一反应：无根之语。谣言之所以是谣言，本质上就不能是根有据的，虽然谣言的传递者为了谣言的“可信度”会主动增加“出处”，让它显得有根有据。不过，这句话的精妙之处还在“街市”二字。现代的谣言几乎无一不是走上“街市”，以“一种大众话语的形式”（戴维·阿诺德），通过迅速地大规模传播（通常也会大规模地迅速消失）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中国人在非典时期抢购板蓝根、白醋，在日本地震时期抢购食盐，无不显示出谣言的威力，同时也正是这两件事勾起了人们对谣言的病理学关注。社会学家李若建在专著《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的序言中说，正是非典期间的感受，让他对谣言产生了兴趣，于是才有了这本书。

　　李教授虽然因非典而开始关注谣言，不过《虚实之间》正如它的副标题所述，主要分析的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两个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谣言：毛人水怪和割蛋。现在的人可能对这两个谣言比较陌生，但是在当时它们流布范围之广，造成的影响或破坏之大，都远在今日的非典和日本核辐射之上。

　　毛人水怪是所谓“浑身是毛，挖人眼扒人心，变化多样”的妖怪。其实这种传说一直都有，中国古典文学就不乏这样的形象，我们今天依然热衷寻找的“神农架野人”或“雪人”

　　，除了不会像这里所谓的毛人那样带有神话的色彩，从外形上并没什么区别。大概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基础，毛人水怪的谣言在受到小传统影响最深的低素质人群中很容易找到共鸣，所以这个谣言经历的时间非常长。根据李若建的研究，毛人水怪在1946年就有出现，1949年在山东地区爆发，1953-1954年再次爆发，影响遍及江淮地区以及周边省份。在建国之前，毛人水怪并没有明显的针对性，甚至可以说并不带意识形态的色彩。建国之后，尤其是在1953年左右，这个谣言的主要元素变得非常有针对性：政府派出（由苏联人训练的）毛人，挖取人心、人眼等，送给苏联造原子弹。而且毛人大多都化妆成政府派出的干部。出于对毛人的恐慌，谣言传播所及的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干部被群众围攻甚至误为毛人而杀害的案例。

　　由于毛人水怪的谣言造成的破坏非常大，以至于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曾明确发出平息谣言的指示。当时平息谣言的办法放在现在来看，确实有些过激，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不过阶级斗争式的各种批斗会甚至是现场公审，客观上还是起到了消弭谣言的作用。从这个角度，割蛋谣言造成的影响以及最终得到消除的方式，几乎与毛人水怪没有区别。所以，李若建在总结这些谣言的特性，指出它们的实质是社会结构发生比较大的调整时，群众“对权力的恐慌和不满”。把李若建的这个分析倒过来，我们会发现消除这两个谣言的过程，其实正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渐加强社会控制的过程。这就让我们想起孔飞力在《叫魂》中的结论——最近出版的许倬云《大国霸业的兴废》与此相似——1768年出现在清朝的妖术大恐慌实质上体现的是整个社会机构出现了沟通上的问题，权力无法准确有效地抵达社会最底层。这大概也是这两个谣言从产生到传播到最后消失带给我们的启发。

　　不知道是不是孔飞力所提到的谣言中传播者大多为僧侣等流动性较强的人这一点给李若建太深的印象，所以他在这本《虚实之间》也反复提到河工、商贩、走方之人在传播毛人水怪、割蛋谣言时的重要性，并将它上升到谣言的普遍性构件，问题是，在非典、日本核辐射的谣言中，难道也会有流动性人员的身影？这么说可能有些冒昧，虽然李若建很完整地将这两个本身就很有意思的谣言梳理清楚，但是在上升到谣言的普遍性质时，他的分析或者是过于缺少理论的穿透力，或者是太看重那几本外国学者研究谣言的著作。“谣言潜在的所要表达的东西比其提供的表面消息更加重要”，这些谣言已经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发表在香港《阳光时务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