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与艺术》是一本由[法]卢梭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32开图书，本书定价：10.00元，页数：66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论科学与艺术》精选点评：
●当《理想国》中的格劳孔想要为太古的“桃花源”寻找些香料(unnecessary spices)的时候，便是卢梭所言科学与艺术腐化的起点。文末“他们”（哲学家）与“我们”（平民）的区分非常有意思，他似乎是想把科学艺术局限在一小撮天才的圈子里，而对普及启蒙报批判态度，这似乎也是一种选择。
●科学与艺术真的只是带来了虚伪和矫饰吗？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被忽视了。自然状态果真那么完美吗？人吃人的现象被有意回避了。作者对虚伪风尚、矫饰文明的批判，我是赞同的。的确，科学艺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之而来的人们精神的堕落和整个社会的冷漠也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根源肯定不是科学艺术，作者只是用一种现象去解释另一种现象，其实两者都需要说明。至于道德是否根源于良知，而不需要教化，这只能是个永恒的问题。
●(其实缺乏逻辑，但基本论点特别适用于才华高于德行的一些人)
●这个男人的大脑结构跟正常人不一样。
●“那转折的一幕”
●不愧是浪漫派，真是感受敏锐而逻辑混乱。。
●译本不错。不太喜欢卢梭过分洋溢而不讲逻辑的写法。
●泛滥的文艺作品没有在任何意义上真正提升一个人的灵魂，反而使得社会的风气更加趋向于虚饰浮夸。
●激情有余，气力不足，不精到。
● 虽不同意其个中观点 但单从文笔和文气而言 确是可读之作
《论科学与艺术》读后感(一)：科学与艺术 - 血染的宝石？
作者在这篇论文所取的论点可真算是惊世骇俗了。科学与艺术在他眼中是既得利益者骄奢淫逸的象征，也即社会不平等的象征，而他则挥起道德风尚的大旗对二者口诛笔伐。对社会不平等的批判固然伟大，但作者对社会发展的很多认识因时代所限较为偏激，以至于他没有论证(认识)清楚科学艺术产生和社会制度缺陷的联系。连作者自己在晚年回忆此文时也认为“这篇文章虽然充满了力量与热情，却完全没有逻辑与章法”。
读这篇文章倒是激起了我为科学和艺术鸣冤的强烈冲动。说到底，这两块人类文明的宝石真的品性卑劣到如卢梭所说吗？我认为，科学与艺术两者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的两种认知方式：理性认知和感性认知。作为自然选择给予人类的两样馈赠，一定程度上脱离生存压力的人们有机会将它们用于创造性活动中并发挥至极致，如此才诞生出了科学和艺术。然而在至卢梭写下此文之前的历史上，似乎还未能有哪个社会能使其所有全部成员长时间地脱离生存压力（当然现在有没有也很难说）。因此，科学与艺术诞生的苛刻条件意味着它们仅仅能存在于一小部分群体之中，而这正是卢梭所厌恶的不平等了。这种相伴出现的关系的确在历史上也多有体现。不过，如果因此而直接认定因果关系，那就是教科书式的逻辑错误了。换句话说，如果上述推断正确的话，在一个生产力水平够高（能负担全部人口的生存需要）且相对平等的社会体制里一样能产生科学与艺术。综上，在生产力有限的前提下，科学与艺术客观上更容易在不平等的社会体制中得到发展，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注定是不应追求的血染的宝石。
2017.01
《论科学与艺术》读后感(二)：对《论科学与艺术》的辩护——《纳尔西斯》序言
反驳人们对《论科学与艺术》的批评：卢梭自己从事文学创作，言行不一致
卢梭：1，承认自己做的不好，而不是他的理论不对。就像基督徒也并不能完全做到上帝的要求那样。（人类的命运就是如此：我们的理智向我们指出了目标，而我们的感情却使我们偏离）2，写作文学是他人生不同时期的爱好，如今它们就像是自己的非婚生的孩子一样。
反驳：卢梭是想要把科学、艺术束之高阁，把学校关闭，让人回归愚昧。
做学问的人的两种坏习气：贪图安逸和爱出风头；人们为了成功，不择手段（表现在学说上的另辟蹊径而无所价值）；对文学、哲学和美术的爱好，将取代我们对根本义务（公民）和真正光荣的追求。重才轻德，才能是后天取得的，而品德是属于我们天生就有的；将消磨我们的精神和勇气；哲学家会松弛与社会的联系，轻视他人，只爱自己；文学家则是为了获得他人的掌声而降低自己。
有人认为：科学、艺术、奢侈行为、通商等都令我们的社会关系更加良好，但是它也需要看到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相互防范、欺骗、不信任；成为罪恶的奴役。
将归纳的结论陈述如下：
1， 科学使人得益，也使人受到损害；
2， 存在一些人真正在做学问的人，他们能洞察到真理。
3， 人们要端正风俗，风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已经腐化到一定程度，是否应该取缔科学？——否
1， 努力的方向，不是使坏人变好，而是使好人不要变坏。
2， 科学与艺术固然造成了许多坏事，但是它们至少可以给坏事抹上一层涂料。它们败坏了道德，但使得道德的外衣还留在人民中间。
卢梭，文学是很危险的，因此决定洗手不干了；不能因为爱名誉而忘记了美德。
《论科学与艺术》读后感(三)：对《论科学与艺术》的辩护——《纳尔西斯》序言
反驳人们对《论科学与艺术》的批评：卢梭自己从事文学创作，言行不一致
卢梭：1，承认自己做的不好，而不是他的理论不对。就像基督徒也并不能完全做到上帝的要求那样。（人类的命运就是如此：我们的理智向我们指出了目标，而我们的感情却使我们偏离）2，写作文学是他人生不同时期的爱好，如今它们就像是自己的非婚生的孩子一样。
反驳：卢梭是想要把科学、艺术束之高阁，把学校关闭，让人回归愚昧。
做学问的人的两种坏习气：贪图安逸和爱出风头；人们为了成功，不择手段（表现在学说上的另辟蹊径而无所价值）；对文学、哲学和美术的爱好，将取代我们对根本义务（公民）和真正光荣的追求。重才轻德，才能是后天取得的，而品德是属于我们天生就有的；将消磨我们的精神和勇气；哲学家会松弛与社会的联系，轻视他人，只爱自己；文学家则是为了获得他人的掌声而降低自己。
有人认为：科学、艺术、奢侈行为、通商等都令我们的社会关系更加良好，但是它也需要看到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相互防范、欺骗、不信任；成为罪恶的奴役。
将归纳的结论陈述如下：
1， 科学使人得益，也使人受到损害；
2， 存在一些人真正在做学问的人，他们能洞察到真理。
3， 人们要端正风俗，风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已经腐化到一定程度，是否应该取缔科学？——否
1， 努力的方向，不是使坏人变好，而是使好人不要变坏。
2， 科学与艺术固然造成了许多坏事，但是它们至少可以给坏事抹上一层涂料。它们败坏了道德，但使得道德的外衣还留在人民中间。
卢梭，文学是很危险的，因此决定洗手不干了；不能因为爱名誉而忘记了美德。
《论科学与艺术》读后感(四)：中二病患者、“精分患者”的一副清醒剂
用现在的话说，卢梭的意思可能是：沉醉于装逼的人容易忘记了自己应当具有的样子，忘记了自己灵魂的本来面目，而误以为所装之“逼”使自己升级了很多，但其实却“金絮其外，败絮其中”。并且更糟糕的是，由于“金絮其外”，挡住了其所包裹住的内容，所以使得我们更容易忽略里边的情况，而这里边的内容也会因为年久失修而愈加变得面目全非。卢梭所批判的应当是这种起了不好作用的“科学与艺术”，但我觉得更应当被批判的是人们的病态心理与对待科学艺术等学问的不正确态度。
我们谈论什么，思索什么，行动什么与我们的灵魂品质可以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王阳明也提倡要“知行合”。这样的“精神分裂”在我们的身边可能很常见：“借着抗日名义的打砸破坏”、“政治书里的高尚口号”、“精神文明××”……我们往往容易被语言的表象、虚幻的假象所迷惑、蒙蔽，结果却很可能事与愿违，可能我们更缺乏的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努力。
直到现在，科学、艺术、哲学也是装逼的利器，我们喜欢用这些相对高深的学问来显出我们的与众不同并获得存在感，但到底是否是发自真心的喜爱她们是需要进一步检验的。对于中二病晚期患者、“精分患者”而言，这本书所体现出的一种反思性的自我觉知力与深刻的洞察力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但是感觉卢梭在本书中对待科学、艺术的观点有矫枉过正、反馈过度、防卫过当之嫌。人类不仅要去追求善意志、道德行为、淳朴勇敢的高尚品质，也需要去追求智慧、真理与美。或许我们应当在真、善、美这三者之上平均用力，不可偏废其一，或许这三者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统一起来，共同地体现在我们用心经历的每一个片段里。
《论科学与艺术》读后感(五)：德性范式的转换与反思
论科学与艺术，按卢梭自己的话讲，不是出于反对科学与艺术本身，而是为了捍卫德性。或者说，卢梭是在两条德性的道路上做出高下之分，一条是理智求知的德性的道路，一条是政治品格的德性的道路，后者高于前者，前者损害了后者。科学起源于无限求知追问的传统，但这种冒然甚至狂妄的冲动必定因为打破人类心灵的宁静和朴素（瓦解宗教虔敬与爱国热诚62）而损害人类自身。在反思人类科学的局限性上，卢梭明显受到了蒙田怀疑主义的影响：众说纷纭的科学理论和真理只有一个这个事实只能说明人类大多数时候以为占有真理而沾沾自喜不过是被谬误蒙蔽的幻觉。人类无知是事实，因而承认自己无知才是最明智的美德。这显然就是苏格拉底由自然哲学转向道德哲学的理由，因而卢梭并不是在自说自话，而是在与更久远时代的伟大心灵对话。另一方面，现代艺术也显示着政治德性的丧失。艺术源于富足和奢靡，因而必然以败坏朴素坚毅的品格为代价。这里卢梭着重强调了他心中德性的概念同军事品格的关系。这是一种勇敢、单纯、高尚的男性气概，而不是糜烂、琐碎、低迷的文人（man of letters）性格。只有凭借公民的这种品格，城邦才能保持强盛，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否则就会步罗马和意大利城邦的后尘，在文明繁荣而德性败坏的时候走向灭亡。这一点上，他显然与柏拉图作出了对理想的社会政治图景类似的设想，即理想的政体应该是像斯巴达那样保持明智行动的实践德性，而不是雅典式的富于空想却毫无用处的理智德性。
在理智层面对现代启蒙理性的反叛和回归古典城邦德性让卢梭看起来是现代性事业的敌手。但实际上他对古典德性中军事品格的过分强调和主张以政治强权为目的（尼采正是继承了这一点），表明了他与主张统治者应具有审慎品质和城邦正义观的古代哲人的不同。并且因为缺少清明中道的品性，而错将高绝的正义标准作为现实城邦的必要条件，使得他造就了一种极端的政制理论。这种与古典德性观貌合神离的状态，正标志着着他在反思现代性的意义上也加深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