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布雷斯传》是一本由理查德·帕克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495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201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加尔布雷斯传》精选点评：
●竟然是中信出版社出的……
●如果您渴望重新认识影响至今的现代经济学变革，如果您希冀了解近一个世纪的政治和社会思潮，那么《加尔布雷斯传》无疑是您的必选之作。 让人着迷的宏观经济学啊~
●喜欢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喜欢这本传记。
●豆瓣上分这么低，多好的书啊。
●少年派里那只老虎写的书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历史是美国20世纪崛起的一个侧影，他的传奇是美国如何寻求改变，如何固守民主自由的延续
●翻译出色。
●加尔布雷斯的那些事儿，惊奇的是年纪大了，还开始拍电视片了。
●书本身很厚实，介绍得非常详尽，就是读起来不轻松。
●加尔布雷斯，一位长期游离于经济学主流之外的经济学家，他将道德注入经济学中以代替那些充斥着冷冰冰的数字、自诩科学的经济学，他将“权力”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提醒那些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徒们注意，所谓的市场和自由企业并非中立于政治、制度的东西，他比同时代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站的更高。
《加尔布雷斯传》读后感(一)：他的政治和经济
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加尔布雷斯同美国历来的经济政策之间的联系。然而，通过本书也可以了解美国历史，美国的经济政策的变化，经济学发展史。加尔布雷斯的一生是漫长的，尽管书中并未详尽介绍其在学术方面的成就和观点。然而这样一本传记还是很具有可读性的。
《加尔布雷斯传》读后感(二)：历史与现实之间——《加尔布雷斯传》
《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1年6月号
贻笑大方，个人备份。
即使对于我们这些经济学门外汉而言，20世纪经济学的前几把交椅，自凯恩斯、弗里德曼、米塞斯、萨缪尔森以降，加尔布雷斯恐怕也排不进前十。但是凭借自己一只妙笔和广阔的交游，加尔布雷斯声望丝毫不落人后。他的《1929年大崩盘》，流畅清晰，诙谐幽默，据说至今仍是无数价值投资者在股市寒冬之际借以取暖的读物。他在政界也如鱼得水，担任过许多政府职务，在肯尼迪政府期间，还去印度当过大使。这样精彩的人生，传记又怎么会不精彩呢？
然而，这本书的真正优秀之处却不仅仅在于对加尔布雷斯传奇一生的描绘。作者理查德·帕克本人就是哈佛的一位经济学家，他以加尔布雷斯一生为线索，细细历数了经济学主流思潮的历次转变，让读者置身历史背景之中，对当时此情此景感同身受，亲身触及历史的肌理，而不是高高在上坐在书桌之中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Amazon上有匿名的加尔布雷斯学生指出，本传记的最大缺憾就是作者将加尔布雷斯描绘得过于光彩照人了，而辩论对手丝毫不值一提。其实我们不难想象论敌们对加尔布雷斯和他的经济学理论如何诟病。比如：
很多笃信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指出，政府干预对大萧条毫无益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经济危机。那么请看，“···但1933年的现实是，一半以上的农场抵押人违约，大量的农民徘徊在公开叛乱的边缘，成千上万的农场被遗弃，成千上万亩的农作物被犁倒，数以百万计的牲畜被宰杀。全国各地的农村普遍存在营养不良甚至饥荒。关于当时的情形，有一个例子为证。一名法官在审判一个农场赎回案时，被500名愤怒的暴民给拖下审判席，有人在附近的电线杆上绑了个套索，还给他头上套了个轮轱，让他做临终祈祷。只是到最后一刻，一些头脑冷静的人才救了他一命。”（P30）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是不是应该袖手旁观，置身事外呢？也许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灵丹妙药，甚至多少有些副作用，但是人们需要信念，人们需要相信未来光明，人们需要相信他们似乎有所动作。智力超群的经济学家存在分歧的并不是“世界到底怎么啦”，而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弗里德曼夫妻在他们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讨论“为什么经济学家观点各异”（P293）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甚至也没能达成一致，米尔顿·弗里德曼看来“公正无私的公民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有着各不相同的预测（这种分歧是可以通过实证经济学的发展而加以消除的）”，一言概之，米尔顿·弗里德曼相信，就像爱因斯坦的时空观是牛顿时空观的扩充和完善一样，只要经济学理论的进步，经济学家的观点将会趋同。而罗斯·弗里德曼的观点在我看来更接近真实，那就是“他们在基本价值观上存在只能用战斗来加以解决的根本分歧”。而他们的自传中提到的一段轶事恰恰可以作为罗斯·弗里德曼看法的注脚，他们的一位朋友在一次会议上发现，几乎所有麻省理工的经济学家都赞同弗里德曼关于最低工资弊大于利的看法，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公开支持弗里德曼的观点，因为这似乎是政治不正确的，似乎是“反动”而“铁石心肠”的。
解答“世界是什么”的经济学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客观问题，与物理、化学、数学这样的自然科学没有本质的不同，通过观察实验，发现世界运行的规律，没有任何主观活动的空间，就像1+1=2，牛顿力学定律一般明了简洁。而“我们应该怎么办”则涉及我们的价值观，这就远非一个客观的非此即彼的选择题。穆斯林不吃猪肉就是他们对“怎么办”的回答，但这远远不像F=ma般普世。
理查德·帕克还写到“···，博弈论与行为经济学模型都代表着经济学家们努力的一次飞跃，他们试图超越纯理论，对现实的经济行为进行解释，由此也揭示了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严重缺陷。”（P33）“经济学需要一种在理论与政策间持续不断的往复运动，并以现实世界的政治支撑这些政策。”（P51）
在原始社会，人们对于世界知之甚少，猎人出门打猎、打仗之前，要遵循一系列令我们现代人哈哈大笑的巫术，然后才能信心满满地冲上沙场。倘若真的有位上帝，他知晓这个宇宙运行的终极方程，看到人类煞有介事地推行一系列什么“最低工资法”、“男女同工同酬法”，说不定他笑得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他会像弗里德曼们一样指出，最低工资法大面积地伤害了非熟练工的利益，而男女同工同酬对女性极其不利。他会摇摇头说，这么多年你们还是没有进步，这是巫术，而不是科学。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了，这么多年来，人类的确没有多少进步，我们需要各种有效或无效的举措来让自己确信有所作为，如果不能真正理解人类的行为，又怎么推演出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的确是经济学发展上的一次重要进步，尤其对于经济政策而言，它们就像是经济学药丸的糖衣，努力使纯粹的经济理论不再那么生硬那么涩口。
我们今天的中国，有着全世界最不自由最受管制的市场，而在市场的另一个角落，其不受约束不受制衡的情况令所有文明社会瞠目结舌。而这一切似乎都发生在一夜之间，我们缺乏像从加拿大农村来到美国的加尔布雷斯所经历的漫长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一瞬间，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在中国都找到了自己理论典型的例子和攻击的榜样，小小一个火车票在春节期间价格涨落问题都有八仙过海几十种观点。我们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浓缩了西方社会上百年的发展历程，我们的心智是否足够成熟？我们真的可以照搬一个学派的（比如奥地利学派）经济观点贯穿我们经济发展的始终么？我相信，这本书，《加尔布雷斯传》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们答案。
《加尔布雷斯传》读后感(三)：《加尔布雷斯传》： 无限接近现实与良知
《加尔布雷斯传》： 无限接近现实与良知
每一个可以被一个名词命名的时代，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上的一朵浪花而已，而每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却各具重量。创造一个美好社会的渴望比任何一个经济学的观念都要深刻而持久。现实社会中复杂、偶然的利益关系，不受理论的约束，而研究利益关系的经济学，却是极易盛产理论和模型，远离现实和良知。在经济学家中，如果说，萨缪尔森是优美的，那么，加尔布雷斯是慈爱的，身高2.0066米的他，像一个大个子天使一样，站在经济学家中间，迎接各种目光的审视，以及不怀善意的哂笑。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坦然地、专心地面对自己身处的现实社会，理解它，批评它，爱它。
农场来的笨孩子
1908年，加尔布雷斯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偏僻安静的农场，他的父亲因爱妻早逝而积极投身公共事务，以获取安慰。农场生活的自然平易、简练明快，以及父亲对政治自由、社会进步的热情，让童年时期的加尔布雷斯，对政治和公共生活产生了陌生而美好的感情。
这个安静腼腆的农场孩子，在中学时代，因身体协调能力不够，被编入笨孩子的队列里，受到连续写“我的左脚不是右脚”的惩罚；在大学时代，他受教练鼓励参加篮球队，结果笨手笨脚，弄得教练、球员、观众、和他自己都很尴尬。他滑雪三十多年，但是滑雪的姿势却执拗地保持滑稽感，他的朋友讽刺他，滑雪的经验和研究经济学的经验一样长，而两者都没有因经验丰富显示出该有的优雅来。
加尔布雷斯一直没有那种优雅轻盈之感。他不像其他伟大人物那样，在生命的早期就显示出卓异的特征。甚至，在他大学毕业之前，他都没有显示出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特征。1931年，作为加拿大安大略省农学院畜牧学专业的毕业生，加尔布雷斯能做出的最好的职业选择，是成为县公职人员指导农民改善农业，或者，在多伦多当牛羊或者生猪的定级员。每个人都是在自己当下最确实的境遇里，做出选择的。加尔布雷斯也不例外。前途黯淡，令他痛苦，在狭隘的确定性面前，他选择逃向更具挑战性也更广阔的不确定——去美国伯克利取得博士学位。
初到伯克利，加尔布雷斯为自己大学时代视野的狭小，以及学术训练的缺乏感到自卑，以至于后来回忆母校，被授予“安大略省农学院最伟大的毕业生”的他，说安大略省农学院“可能不是英语世界中最廉价的，但却是最差的学院了”，令校友愤怒不已。为了弥补自己的劣势地位，加尔布雷斯狠劲学习，以勤补拙。
博士毕业，他对未来工作的选择，仍处于迷惘状态。美国经济萧条，罗斯福开始推行新政，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以及扩展农业以补救经济低迷。哈佛大学经济系因此而公开招聘一个农业经济学的初级研究员职位，加尔布雷斯递交了简历。
在他忧心忡忡地认为自己只能回加大拿工作的时候，哈佛大学，这座世界知名学府的聘书到了他手上，彷如另一个世界的邀请，闪着魅泽的希望之光，而现实世界的美国，正被经济萧条的迷雾笼罩。
进入培养年青学术精英的哈佛大学，加尔布雷斯的角色，是被边缘又边缘的。在同事眼中，他不过是因新政的而偶然闯入哈佛的无名人物，在学生眼里，他也不是那种因学识渊博著作等身而获得爱戴尊敬的师长。
他不能指望自己的教学能力让自己在哈佛立足，只好硬着头皮乘新政之风，进行农业经济领域的研究。罗斯福打响了挽救美国农民的战役，而来自加拿大农场的年轻人，从自身的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了“黑板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此后的经济学研究中，加尔布雷斯一直把对权力的研究置于重要的地位。
在理论与政治权力之间
任何引到人共同生活与社会之中的规则，都可能使个人处于被支配的位置上，也就说，只要我们承认人是社会性动物，必然有权力这个东西，从社会内部诞生。权力对公共和私人行为的影响，一直未被主流经济学家纳入研究范畴。现实远比抽象公理更复杂，加尔布雷斯关心的不是纯粹的抽象理论，而是现实背后真实的原因。
他开始对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家充满了怀疑，以及，深刻的不信任。当人们普遍对凯恩斯主义保持观望状态时 ，加尔布雷斯对它产生了好感，同时对新政怀有期待。那时，他不是美国公民，他对美国社会的研究，都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在进行，因为陌生而更加理性，不被感情所产生的致幻因素所困扰。
尽管职业前景黯淡，加尔布雷斯对现实事务的热情，却日益高涨。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欧洲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更加焦急地致力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开始向智慧的拥有者发出邀请，以便进行有效的改革。
加尔布雷斯于1941年春成为美国主管价格控制的负责人，一度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成绩斐然，令他一生引以为荣。他对待政治或者说权力的态度，也因为他的经历而变得生动，他赞同政治是关于可能的艺术，最高级的政治艺术性在于将精力集中于解决重点问题上。
这本传记的作者本身就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美国20世界跌宕起伏的政治经济形势，在本书中以经过理性审视的方式被展现出来。美国由“帝王式总统权”为特征的罗斯福政权，转到肯尼迪政权，有效网罗学术精英，加尔布雷斯政治生活的高潮即以此为背景。
从撰写总统就职演讲稿，到成为总统的私人情谊智囊，以及出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与政治亲密接触，但是他的政治毕竟和政客的政治是不同的。加尔布雷斯的政治在根本上是以理念和道义为中心的，而非以权力为中心、目标和规则。与权力的偶然、暂时的结合，让他对不道义的权力使用，忧心忡忡了一辈子。
社会生活一直在继续，个人生活的幸福或辛酸，依然以最真实的方式嵌入等待被书写的历史，也以无声的方式迎接必然落入寂然之渊的命运。政治舞台上却不乏秀显才能的角色，毫不含糊地面对那时代人民的主要焦虑，在口头上给出解决的方案，却在实际施政过程中埋下另一些问题的恶种。
思想的重要性不在理论本身
加尔布雷斯无法摆脱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一个经济学家并无多少正真意义上的权力，他能做的是将他的声音和说服力，注入促成政治行动的社会影响力中，并保持乐观充满期待的心态。无论处于一个怎样的社会形式中，民主或非民主或其它，对无权者宣扬“一言可以兴邦”，都带有谎言的色彩。
加尔布雷斯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动用他的理性，去思考。如果说，理性的一个特点是反抗被绝对化的倾向，或者进一步讲，理性对立于那种靠最终定论来省略进一步思考的偏好，那么，加尔布雷斯持续不断地思考的一生，几乎是可以作为对人类理性礼赞的一种优雅的回应了。
加尔布雷斯不避极易遭致诟病的政客的语气，一边指责学院里的经济学家们，用严谨的思维和精巧的逻辑发展着看似优质的理论，实际上的进步在于，发展了承受通货膨胀和失业及经济危机这些现实压力的能力，一边提倡反思解决问题的技巧，特别是反思民主政府的技巧的有效性。
加尔布雷斯相信，思想的重要性不仅在理论本身，而且在于对社会行为的解释和分析。因此他毫不留情地讽刺那些关注鸡零狗碎的经济事件，一心打造精雕细琢的理论，而对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社会事件持冷漠态度的经济学家；满怀温情地肯定那些曾在一个历史时期有力解决了社会生活困境的理论；同时不忘快意酣畅地哂笑那些试图以个人的力量改变历史进程但缺乏必要理智的人。
五六十年代，加尔布雷斯满怀道义色彩的论说文字，给予生活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中的人们极大的安慰，在欧美红极一时。他的经济学作品一本接一本地成为畅销书，《丰裕社会》、《1929年的大崩溃》，《美国资本主义》使他获得了颇高的社会名誉，甚至他在闲暇之余写的小说、传记以及散文，也成为人们争相阅读的对象。主流经济学家对他的态度却并不和善，从各方面指责他的缺失。加尔布雷斯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拥有经济学家这样的名号，但是，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却是他为之骄傲的。在由自己的智力保障的范围内，从各个方位，将自己思想的力度引向一个核心，即促进社会的理性秩序，并积极探索有效的方式，来影响大众思维。
社会生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政治学便比任何一个学说来得漫长。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或凯恩斯，这些充满智慧和远见的人的学说，都是短暂的。包括加尔布雷斯自己通过《丰裕社会》、《新工业国》、《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三本书构建起来的思想体系，也是短暂的。加尔布雷斯对此，态度明朗，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义务为自己的观点做漫长的辩护，他要做的是使自己熟悉环境并相应地形成自己的思想，而不期望将自己的思想运用于他全然不知的世界。
写作是一种加入公共社会的积极言说
至耄耋之年创作《美好社会》，加尔布雷斯不再像以往那样满怀幽默亦不乏自信和得意地批评那些既定的立场，更多的是对人类世界的柔情和爱，同时融合着对人性脆弱部分的理性的宽容。他把美好社会的本质界定为：美好社会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
加尔布雷斯的思考，一直带有政治行动的气质，从不掩饰自己对创造一个美好社会的渴望。以研究复杂的利益关系——经济学立身的加尔布雷斯，他曾身兼教授、作家和政治家等社会角色，确实如他自己所说，假如他不是以一种自居的知识分子的方式写作的话，他扮演的任何角色都会不为人知。
在过去的那么多年，加尔布雷斯在分析社会权利与权力的过程中，创造“丰裕社会”、“常规智慧”、“抗衡力量”、“技术统治结构”这些广泛流通的语汇，从言说的层面拓展了个人对社会发表意见的论域，也在一定意义上增添了个人之于社会的价值。界定和描述完美社会，则是直接将个人的价值纳入理性经济人的社会关怀中。
据说，加尔布雷斯家里放着一个枕头，上面写着，谦虚是被人们过高估计的一种美德，加尔布雷斯把它称作是加尔布雷斯第一法则。一个公民社会最脆弱的对话，是“彼可取而代之也”，不是骄傲自大亦非壮志凌云，这是民主基本的情感基调。加尔布雷斯的一生，就是在把这样的声音扩大，在政治生活中，领导人等同于普通人，没有必要树立一个高大的形象来让社会进行顶礼膜拜，而个人毫无作为。
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如果可以，他希望能提出一种度量方法，通过它，我们可以判断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他并不高明的建立数学模型的能力，让他这个希望一直处于落空状态。人需要靠自己去理解和塑造自己命运的进程，而不是任何理论，这是他最后留给世人的话。
《加尔布雷斯传》读后感(四)：《加尔布雷斯传》： 无限接近现实与良知
《加尔布雷斯传》： 无限接近现实与良知
每一个可以被一个名词命名的时代，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上的一朵浪花而已，而每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却各具重量。创造一个美好社会的渴望比任何一个经济学的观念都要深刻而持久。现实社会中复杂、偶然的利益关系，不受理论的约束，而研究利益关系的经济学，却是极易盛产理论和模型，远离现实和良知。在经济学家中，如果说，萨缪尔森是优美的，那么，加尔布雷斯是慈爱的，身高2.0066米的他，像一个大个子天使一样，站在经济学家中间，迎接各种目光的审视，以及不怀善意的哂笑。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坦然地、专心地面对自己身处的现实社会，理解它，批评它，爱它。
农场来的笨孩子
1908年，加尔布雷斯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偏僻安静的农场，他的父亲因爱妻早逝而积极投身公共事务，以获取安慰。农场生活的自然平易、简练明快，以及父亲对政治自由、社会进步的热情，让童年时期的加尔布雷斯，对政治和公共生活产生了陌生而美好的感情。
这个安静腼腆的农场孩子，在中学时代，因身体协调能力不够，被编入笨孩子的队列里，受到连续写“我的左脚不是右脚”的惩罚；在大学时代，他受教练鼓励参加篮球队，结果笨手笨脚，弄得教练、球员、观众、和他自己都很尴尬。他滑雪三十多年，但是滑雪的姿势却执拗地保持滑稽感，他的朋友讽刺他，滑雪的经验和研究经济学的经验一样长，而两者都没有因经验丰富显示出该有的优雅来。
加尔布雷斯一直没有那种优雅轻盈之感。他不像其他伟大人物那样，在生命的早期就显示出卓异的特征。甚至，在他大学毕业之前，他都没有显示出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特征。1931年，作为加拿大安大略省农学院畜牧学专业的毕业生，加尔布雷斯能做出的最好的职业选择，是成为县公职人员指导农民改善农业，或者，在多伦多当牛羊或者生猪的定级员。每个人都是在自己当下最确实的境遇里，做出选择的。加尔布雷斯也不例外。前途黯淡，令他痛苦，在狭隘的确定性面前，他选择逃向更具挑战性也更广阔的不确定——去美国伯克利取得博士学位。
初到伯克利，加尔布雷斯为自己大学时代视野的狭小，以及学术训练的缺乏感到自卑，以至于后来回忆母校，被授予“安大略省农学院最伟大的毕业生”的他，说安大略省农学院“可能不是英语世界中最廉价的，但却是最差的学院了”，令校友愤怒不已。为了弥补自己的劣势地位，加尔布雷斯狠劲学习，以勤补拙。
博士毕业，他对未来工作的选择，仍处于迷惘状态。美国经济萧条，罗斯福开始推行新政，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以及扩展农业以补救经济低迷。哈佛大学经济系因此而公开招聘一个农业经济学的初级研究员职位，加尔布雷斯递交了简历。
在他忧心忡忡地认为自己只能回加大拿工作的时候，哈佛大学，这座世界知名学府的聘书到了他手上，彷如另一个世界的邀请，闪着魅泽的希望之光，而现实世界的美国，正被经济萧条的迷雾笼罩。
进入培养年青学术精英的哈佛大学，加尔布雷斯的角色，是被边缘又边缘的。在同事眼中，他不过是因新政的而偶然闯入哈佛的无名人物，在学生眼里，他也不是那种因学识渊博著作等身而获得爱戴尊敬的师长。
他不能指望自己的教学能力让自己在哈佛立足，只好硬着头皮乘新政之风，进行农业经济领域的研究。罗斯福打响了挽救美国农民的战役，而来自加拿大农场的年轻人，从自身的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了“黑板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此后的经济学研究中，加尔布雷斯一直把对权力的研究置于重要的地位。
在理论与政治权力之间
任何引到人共同生活与社会之中的规则，都可能使个人处于被支配的位置上，也就说，只要我们承认人是社会性动物，必然有权力这个东西，从社会内部诞生。权力对公共和私人行为的影响，一直未被主流经济学家纳入研究范畴。现实远比抽象公理更复杂，加尔布雷斯关心的不是纯粹的抽象理论，而是现实背后真实的原因。
他开始对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家充满了怀疑，以及，深刻的不信任。当人们普遍对凯恩斯主义保持观望状态时 ，加尔布雷斯对它产生了好感，同时对新政怀有期待。那时，他不是美国公民，他对美国社会的研究，都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在进行，因为陌生而更加理性，不被感情所产生的致幻因素所困扰。
尽管职业前景黯淡，加尔布雷斯对现实事务的热情，却日益高涨。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欧洲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更加焦急地致力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开始向智慧的拥有者发出邀请，以便进行有效的改革。
加尔布雷斯于1941年春成为美国主管价格控制的负责人，一度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成绩斐然，令他一生引以为荣。他对待政治或者说权力的态度，也因为他的经历而变得生动，他赞同政治是关于可能的艺术，最高级的政治艺术性在于将精力集中于解决重点问题上。
这本传记的作者本身就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美国20世界跌宕起伏的政治经济形势，在本书中以经过理性审视的方式被展现出来。美国由“帝王式总统权”为特征的罗斯福政权，转到肯尼迪政权，有效网罗学术精英，加尔布雷斯政治生活的高潮即以此为背景。
从撰写总统就职演讲稿，到成为总统的私人情谊智囊，以及出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与政治亲密接触，但是他的政治毕竟和政客的政治是不同的。加尔布雷斯的政治在根本上是以理念和道义为中心的，而非以权力为中心、目标和规则。与权力的偶然、暂时的结合，让他对不道义的权力使用，忧心忡忡了一辈子。
社会生活一直在继续，个人生活的幸福或辛酸，依然以最真实的方式嵌入等待被书写的历史，也以无声的方式迎接必然落入寂然之渊的命运。政治舞台上却不乏秀显才能的角色，毫不含糊地面对那时代人民的主要焦虑，在口头上给出解决的方案，却在实际施政过程中埋下另一些问题的恶种。
思想的重要性不在理论本身
加尔布雷斯无法摆脱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一个经济学家并无多少正真意义上的权力，他能做的是将他的声音和说服力，注入促成政治行动的社会影响力中，并保持乐观充满期待的心态。无论处于一个怎样的社会形式中，民主或非民主或其它，对无权者宣扬“一言可以兴邦”，都带有谎言的色彩。
加尔布雷斯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动用他的理性，去思考。如果说，理性的一个特点是反抗被绝对化的倾向，或者进一步讲，理性对立于那种靠最终定论来省略进一步思考的偏好，那么，加尔布雷斯持续不断地思考的一生，几乎是可以作为对人类理性礼赞的一种优雅的回应了。
加尔布雷斯不避极易遭致诟病的政客的语气，一边指责学院里的经济学家们，用严谨的思维和精巧的逻辑发展着看似优质的理论，实际上的进步在于，发展了承受通货膨胀和失业及经济危机这些现实压力的能力，一边提倡反思解决问题的技巧，特别是反思民主政府的技巧的有效性。
加尔布雷斯相信，思想的重要性不仅在理论本身，而且在于对社会行为的解释和分析。因此他毫不留情地讽刺那些关注鸡零狗碎的经济事件，一心打造精雕细琢的理论，而对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社会事件持冷漠态度的经济学家；满怀温情地肯定那些曾在一个历史时期有力解决了社会生活困境的理论；同时不忘快意酣畅地哂笑那些试图以个人的力量改变历史进程但缺乏必要理智的人。
五六十年代，加尔布雷斯满怀道义色彩的论说文字，给予生活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中的人们极大的安慰，在欧美红极一时。他的经济学作品一本接一本地成为畅销书，《丰裕社会》、《1929年的大崩溃》，《美国资本主义》使他获得了颇高的社会名誉，甚至他在闲暇之余写的小说、传记以及散文，也成为人们争相阅读的对象。主流经济学家对他的态度却并不和善，从各方面指责他的缺失。加尔布雷斯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拥有经济学家这样的名号，但是，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却是他为之骄傲的。在由自己的智力保障的范围内，从各个方位，将自己思想的力度引向一个核心，即促进社会的理性秩序，并积极探索有效的方式，来影响大众思维。
社会生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政治学便比任何一个学说来得漫长。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或凯恩斯，这些充满智慧和远见的人的学说，都是短暂的。包括加尔布雷斯自己通过《丰裕社会》、《新工业国》、《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三本书构建起来的思想体系，也是短暂的。加尔布雷斯对此，态度明朗，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义务为自己的观点做漫长的辩护，他要做的是使自己熟悉环境并相应地形成自己的思想，而不期望将自己的思想运用于他全然不知的世界。
写作是一种加入公共社会的积极言说
至耄耋之年创作《美好社会》，加尔布雷斯不再像以往那样满怀幽默亦不乏自信和得意地批评那些既定的立场，更多的是对人类世界的柔情和爱，同时融合着对人性脆弱部分的理性的宽容。他把美好社会的本质界定为：美好社会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
加尔布雷斯的思考，一直带有政治行动的气质，从不掩饰自己对创造一个美好社会的渴望。以研究复杂的利益关系——经济学立身的加尔布雷斯，他曾身兼教授、作家和政治家等社会角色，确实如他自己所说，假如他不是以一种自居的知识分子的方式写作的话，他扮演的任何角色都会不为人知。
在过去的那么多年，加尔布雷斯在分析社会权利与权力的过程中，创造“丰裕社会”、“常规智慧”、“抗衡力量”、“技术统治结构”这些广泛流通的语汇，从言说的层面拓展了个人对社会发表意见的论域，也在一定意义上增添了个人之于社会的价值。界定和描述完美社会，则是直接将个人的价值纳入理性经济人的社会关怀中。
据说，加尔布雷斯家里放着一个枕头，上面写着，谦虚是被人们过高估计的一种美德，加尔布雷斯把它称作是加尔布雷斯第一法则。一个公民社会最脆弱的对话，是“彼可取而代之也”，不是骄傲自大亦非壮志凌云，这是民主基本的情感基调。加尔布雷斯的一生，就是在把这样的声音扩大，在政治生活中，领导人等同于普通人，没有必要树立一个高大的形象来让社会进行顶礼膜拜，而个人毫无作为。
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如果可以，他希望能提出一种度量方法，通过它，我们可以判断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他并不高明的建立数学模型的能力，让他这个希望一直处于落空状态。人需要靠自己去理解和塑造自己命运的进程，而不是任何理论，这是他最后留给世人的话。
《加尔布雷斯传》
（美）帕克 著
郭路 译
中信出版社
201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