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是一本由李泽厚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8.00，页数：23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精选点评：
●西方由“巫”脱魅而走向科学与宗教 中国由“巫”而“史”直接过渡到“礼”“仁” 六经注我 讲的真好 过了将近四年 终于把这本书看了
●理性主宰自己的肉体、生命。意志、观念、情感三者同样重要。人是目的，人也是产物。理性和情感始终是相互渗透，交融与统一。内在的人性道德与外在的人文伦理，应该是共同存在的。人类的存在追求着理性的思辨，更追求着一代又一代的情感沉淀。追求审美的哲学，实现"度"的和谐，"克己复礼为仁"。
●写得深切我心，但明显这个level并不高，很多处逻辑跟不上思想，糊里糊涂无法自圆其说，不能打五星。。而且为什么同样的巫，一者发展出宗教，一者发展出礼教，需要更细致的研究，那也是更有价值的。
●李认为上古的“巫”传统在经过理性化、建制化成为“礼”制度，并在孔子那里进一步发展和“情”连接，导致了中国思想传统中“一个世界”的此世性，而同时由于巫文化的遗留，又使日常带有神圣性。有趣的猜想，对文学研究应该格外有启发。
●将巫，礼，仁三者联系，角度独特，毕竟虽然都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三个领域被第一次联系在一起，还是有视角被打开的感觉。但是，拿到手才发现是论文演讲的合集，至少标注一下吧.........
●太难读了
●此书最大的意义是题目的提出。李泽厚进行了一个假说的游戏，用"巫史传统"全而大的统摄了中国思想，构建了一套"巫礼仁"三重演进的思想模式，于是上古思想就被纳入到了"巫术理性化"的解释纬度之中了，很显然，这是一套可以自洽的解释途径，却又仅仅是一套解释途径而已。
●西方的「巫」形成科学（技艺转化而来）和宗教（情感转化而来）的分途，而古代中国由「巫」而「史」，直接过渡到「礼」和「仁」的理性化塑建。为什么「巫」没能在中国发展出宗教？有评论说只提出了这个问题，却没给出原因，真的冤哦´_>` 把中西差异进行直接归因太危险了，很容易得出想当然的结论（类似什么你多山靠海我平原大河）。后面李在试图厘清所谓理性化塑建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此问题的最优回答。比如对西方与中国巫术活动中作为情感状态的「敬」之内涵的辨析——于前者是消解主体性的自我否定，于后者是与神同一的自我肯定，自然无法产生具有超验性质的宗教意义上神。进入观点前把涉及到的每个关键概念（德、礼、仁、诚……）的内涵层级及纵向演变都摆得整整齐齐，实在太感人了。
●真抒情，别天天要当什么圣人，你上路你会很痛恨这些让你上路的人
●很有趣的。
《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读后感(一)：我来发下这本书的目录吧，以免重复收书。
书刚拿到手，是精装的，虽然小图片看上去是平装的。
目录如下：
前记 1
说巫史传统（1999） 3
“说巫史传统”补（2005） 39
由巫到礼（2001、2014）83
释礼归仁（2014）117
附录
中华文化的源头符号（2005）147
初拟儒学深层结构说（1996）170
为什么说孔夫子加Kant（2014）191
《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读后感(二)：又是因为短评超字数了。。。
由几篇年代跨越相当久的文章组成，但中心主题很明确，就是中国哲学的巫史传统。书名前一句“由巫到礼”说的是周公，后半句“释礼归仁”说的是孔子。和陈来先生的《中国古代宗教与伦理》相辅相成，建议先看陈来先生的书再读此书。此本乍看之下简直就是陈来书的缩略简化版，因为二者都强调周公和孔子在中国哲学出现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仔细读来还是不同。主要在两点：其一，陈来是在与西方哲学发展史的比较之中论述中国哲学是如何于三代之时从巫之传统中孕育发端而出的，其意还是欲在以西方哲学发展为中心的哲学发展一般规律的框架中阐释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律；李则不然，直接指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其二，陈来的论述仅止于三代，只讲中国哲学如何产生；李则是在中国哲学的整体发展中看巫史传统，下及牟宗三等的近代哲学，并且进而得出了儒家“心性本体”的形而上学观点。整书中未看到意料之外的东西，扣一星；很多常见的西方哲学家的名字如Kant等非要写外文，略装，再扣一星。。。
《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读后感(三)：笔记
李泽厚——高扬人的主体性，倡导美学热。
古代中国，儒家的礼仪可以替代宗教的功能。巫术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礼仪。
在西方，巫术分流出了两个部分，发展成了科学和宗教。
在中国，巫术却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礼仪。——礼仪之邦。
远古时期的巫术，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规矩，把遵守这些规矩的原因归结为“仁”——人际关系中情感的总和。
巫术通过各种动作，和想象中的神灵进行沟通。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必须带上某些强烈的情感，让自己和旁观者都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巫术就是技术➕情感。
在西方，巫术中技术（研究气候和天象，研究医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成为早期科学产生的土壤）发展出了科学的雏形，情感（对于神灵的敬畏。神灵的意志不是人类能够掌握和判断的，神是高高在上的，人类对神只能顶礼膜拜）发展成了宗教。
巫术是人和神进行沟通的手段。
宗教则认为神是高高在上的，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是两个世界，人人类根本不能掌握神的意志，只能听从神的命令，接受神的安排。
人类在巫术当中是主动的，在宗教当中则是被动的。
古希腊神话——巫术的特征。希腊神话这些神灵都特别生动活泼，和凡人没有什么区别。
中国人供奉的神灵就是自己的祖先，生和死，人和神，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一直都是彼此相通的，中国人心中的神根本不会是西方的上帝那种形象，对于神的敬畏也就不可能发展到西方那样的程度。
祭司的首领一直是部族的政治首领，就是所谓的王或者天子，神权和王权是由同一个人掌握的。
政治领袖们必须要靠人的理性去做出判断，不能依靠鬼神的意志。对于神的敬畏在中国古代就越来越淡。（战争的影响）
政治领袖想的是怎么用巫术来维护统治。把他变成日常工作中的礼仪。
巫术当中积累的生产和生活经验，变成了礼仪当中的各种规矩，
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叫做实用主义，更多关注和生产直接相关的技术，对抽象的科学研究缺乏兴趣。
巫术当中的各种动作，变成了礼仪当中的动作。
中国的神灵——祖先。这种情感既有神性，又有人性。
巫术当中情感的那一面，也就转化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完全转化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礼仪。
宗教三功能——提供心理安慰。赋予人生意义。维持社会关系。
中国的礼仪也有以上三个功能。所以中国人不需要从神灵那里获得拯救，不追求来世的幸福，而是追求在这一生中获得事业的成功和人格的完善。——宗教意识淡漠。
《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读后感(四)：摘录与心得
此书从文化源头解释了儒家如何根深蒂固影响中国人，引领中华文化数千年之久，且还将继续维持影响力，如论如何演变，还是那个源头。阅之受益匪浅，感悟众多。
· 在中国上古思想史中，巫的基本特质通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途径，直接理性化而成为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根本特色。巫的特质在中国大传统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坚固保存、延续下来。
· “巫术礼仪”主要是直接为群体的人间事务活动，具有具体的显示目的和物质利益，绝非仅为个体精神需要或灵魂慰安之类而作，由此，人的主动性极为突出，它重活动过程而非客观对象，因此“神明”只存在于这不可言说不可限定的身心并举的狂热巫术活动本身中，而不是孤立静止地独立存在于某处，它强迫对象为人服务，而不是人单方面的求拜。
· 在夏以前，王权和神权就不可分，玉既是巫的符号，也是王的符号，王既掌握王权又掌握神权，这是中国巫术直接理性化的重要原因。
·周公通过制礼作乐，将上古祭祀祖先、沟通神明以指导人事的巫术礼仪全面理性化和体制化，以作为社会秩序的规范准则。
·周初突出了作为主宰力量的天命、天道观念，天既是天命、天道，不是有意志个性的人格神，相反，它是与人可以测度理解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等自然秩序混同在一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与巫术中的神明一样，天作为天命天道是功能性观念，而不是通过实体来了解和建立的有鲜明意志和个性的人格神。
·礼的特征：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
·中国民间宗教大多是“体巫而形释”，佛教和道教仍然是“巫”的特质：崇拜多元对象，讲求现实效用，通过念经做法事使此间人际去灾免祸报平安。它们的实际教义、组织和仪式与世俗生活、社会秩序并无尖锐分离或冲突，常常浑然一体。
· 儒、道皆出于巫。《周易》重视恒，恒卦处中心位置，老子讲道，道亦是恒，表示持久和持续的过程，强调行走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归依某种固定不变对象。
· 天道即人道的观念使中华文化的实用理性不同于西方的经验论和实用主义，因为实用理性认同和强调天人共有的“客观规律性”。“事在人为”，“人定胜天”。（不同于西方不可捉摸不可抵抗的全知全能的上帝和信徒的服从意识）
中国没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
（天子，和天最近的人，天之子，不仅有现实政治意义上的服从，也有神学上的信仰服从，相当于大巫向天献祭，天坛地坛于此意义存在）
但此观念也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由于自然和人事不分，强调天人合一，便阻碍了自然科学和逻辑思考的独立发展。使得中国拥有高度发展的技艺，却缺乏独立的科学。（近代劣势的文化层面原因）
· 现代人类中心论是西方中古神中心的逻辑产物,《圣经》让人去管理自然。而巫史传统并不是人类中心论，它宣讲的是天人同体，人与自然和谐一致，天、地、人，鼎足而三。
· 孔子最强调的是“礼”，礼让人直接去做，而不是想，且具有神圣性，因为礼源自巫，通神明，不单单是人间的法规，所以“非礼”会触犯神明，得到惩罚（不孝子天打雷劈）
宗教与世俗的区别就在于超乎经验的世界。中国将两个世界（现世+天国）合为一体，神就在这个世界的礼中，人间的礼仪就是神明的旨意，人与神在同一个世界。
· 宗教的虔敬是人消解自身主体性，彻底将自身投掷于神面前，彻底皈依的心理状态。
周礼强调的“敬”，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诚”，自身主体并未投掷到上帝拿去，“我们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
· 中国“礼教”不同于西方一神教，允许民众信奉宗教神，因为那些神、宗教只关乎个人的生死利害，不是天道、天命关系整个群体的生存。所以中国缺乏个人主义的原始根由既在于原始巫术从一开始关注的就是群体命运，而非个人命运。
· 巫史传统传承下来的是理性化而又饱含情感的情理结构：一方面超脱世俗回归自然，上下与天地同流；一方面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知其不可而为之。
· 周公制礼作乐是对原始巫术的外在理性化，孔子的归礼于人则是承继周初的“敬”、“德”，将之内在理性化。
宋代以前均周、孔并称，宋后孔孟并称，与理学兴起有关。
· 远古巫史文化使中国未能发展出独立的宗教和独立的政治，而是形成以具有神圣巫术-宗教品格性能的礼制，亦是氏族父家长制下的伦理血缘关系和秩序，为基础的伦理、宗教、政治三合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所以中国统治者是世界上最累的执政者，既要管理现世事务，又要回应人民道德情感需求）
· 自觉地理性地承担起天命、天道、天理，经世致用，救民于水火的使命感才是儒者的人生理念，即使是讲究修心养性的宋明理学家，与神沟通的个体神秘经验也并不占首要位置。
· 君子儒不是仪式的简单执行者，而是神圣天命、天道即群体生存延续历史使命的承担者。
· 儒的宽泛概念，即它是积淀人们的意识、心理中的自觉和不自觉的某种特质和性格。
儒学的表层结构是孔门学说和儒家政教体系、典章制度、伦理纲常、生活秩序，表现为社会文化现象，是一种理性形态的价值结构或知识-权力系统；而深层结构则是“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态度，思维模式和情感取向，并非纯理性，而是包含者情绪、欲望和理性交缠的复合物。它已经不单是一种理论学说，而已经成为某种实践的现实存在。
· “一个世界”的清理结构使情感和理知没有清楚划分，工具理性和价值感性混为一体。（这便是为何依法治国在中国道路尚远的根本原因）
· 各种宗教都着力于建立自己的情感结构，常常以一个超越的神本体作为信仰的对象和情感依托；或以绝对理性独立自足，通过理便足以论证神的存在，如本体论，宇宙论，目的论等。
而儒学并不把情感寄托建立在神之上，而是建筑在情理交融的人性本身。不强调灵与肉、彼岸和此岸的对立和冲突，而是要求由感性肉体负载着的心理本身。
· 无情是宇宙的本相，但有情才是真实的、现实的人生，孔子所代表的原典儒家就是要在本无所谓情感意义的世界中，积极坚韧地培养富有情感与意义的人生，无求于上帝神明或另一个世界。
一些引发的感想：
毛同属儒者，但马列与儒家经世致用的理念并未有本源上的冲突，且可对庞大的马列体系进行符合中国治世要求的切割，如佛教进入中原的汉化。马列无宗教属性，符合儒学”远鬼神“的阐述，作为工具而不是心理结构更快也更容易被接受。
儒学表层二次被打破也在于毛60至70s的理想主义实践，此次儒学深受重创，破四旧不仅破了表层，对深层情理结构也产生影响。个人认为，自近代以来第一个全国性宗教膜拜在此时诞生。毛是上帝，红本子是圣经，他是太阳，是信仰主体，一切反毛思的（四旧等）都是异端，红叉叉相当于卫道的十字军，所以当毛逝世，对全国民众的心理影响巨大，太阳应该永远存在，没了太阳等于没有明天，时人称“感觉天塌了，父母离世都没哭得这么厉害”。
然而明天还要继续，邓扭转了毛的方向，虽未彻底否定毛，但也已破其宗教性神话，而一个信仰破灭却未有同等强度相依托的信仰后继，造成一定社会问题，所以八九十年代各种邪教在中国生根发芽（轮、气功）。虽然随着科学教育的普及已无轮这样影响面广、破坏力大的邪教，但其他各类邪教时至今日仍有余留。
而今，全球范围内极端宗教势头渐长，不仅有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民族纠纷的原因，还因为当代社会下的人，因为科学理性思维的生长，科学是绝对理性的体现，而人作为理性和感性的混合个体，缺乏精神终极依靠，希望皈依于更宏大的事物中找到自身存在。
虽然当前的马列是中国化的马列，是中国特色socialism，但仍然不具备替代儒学情理结构的能力，不是最优精神产品，所以当前国人较过往年代普遍情绪焦虑，缺乏安全感，渴望强有力的情感依托对象。若不能优化现有精神构架，让其与中国传统儒学体系良好融合，持续下去，前景堪忧。
由此可以推测，往后精神产品将越来越得到重视。
群体知识体系的扁平化，厚重夹心层饼干模式：最上的掌握深度学习者和最下的不学无术者都是极少数，更多的中间这层什么都学一点，但什么都不精的碎片化百科全书式学习者。肤浅化是趋势，借由网络信息传播形式越来越明显。快，必浅。
由“一个世界”观点继续畅想，为何中国影视，尤其是电视剧多被戏谑”俗气“，各种婆媳剧为主，因为传统情理结构更强调关注现世问题，不事鬼神，就算是玄幻魔幻剧，”神仙"仍然和人共存一个世界，所以势必无法脱俗，因为俗世就是普遍人所关注的一切。而只有少数真正的”儒者“才能有”内圣外王“的心理构建，才能有关心宏大事务（仍然是现世）的价值取向。
崇高的情绪，多来自形式感，对上天的虔诚，将自我降至最低，随时听命上天的召唤。在国内主推无神论，传统礼教的形式已被破坏，民众往往既缺乏对更高世界（死后；不可知）的敬畏，又缺乏将自我消解以求上天传唤的虔诚之心。因为一切以现世为重。推以影视界，除去真正的儒者（如费穆），中间层的创作必定是无法成为精神产品的
“俗”。当然在信奉一神教的国外仍然也是同等比例，但国外优质影视作品或多或少参杂另世哲学命题，这在国内尚未出现，也或许是我看到。
无论是国内的《小城之春》还是国外的《圣女贞德蒙难记》都是顶尖的作品，只是侧重点不同，一个是现世的超脱，一个是另世的超越。
几千年的儒家文化辐射整个东亚，今日虽然日韩全盘接受西方体制的表，但里仍是儒家思想。从政治舞蹈、企业文化、民众婚嫁习俗等方方面面皆显儒家传统情理结构，（晚辈不可当着长辈的面喝酒；前辈后辈等级森严）。尤其是从两千年起席卷东亚的韩流”爱豆“文化，鲜明表露儒家伦理秩序。在日韩有明确的艺人等级阶梯，而中国没有，因为五四第一破后，毛进行的第二破彻底毁掉等级观念，总体利大于弊。
有趣的是，犹豫儒家情理结构融入思维情绪，日韩对国际秩序的理解仍然依照等级制做判定（所以闹出诸如韩国记者质问美方发言人为什么美方外长不与韩总统吃饭的趣闻），其无法平等对待弱于本国综合实力和话语权的国家，因其无法平等对待自身，将自身也拉入等级体系的第二阶梯（第一阶梯美），在对待前第一阶梯老大中国时产生暧昧复杂心理情绪。
最近看一些社会新闻引发的感想，依法治国仍然任重道远，普通民众缺乏法治思维，仍然以“人”为主轴衡量一切维度事物，这应该也是儒学情理结构带来感性和理性的混杂融合，导致在绝对理性的法律面前，民众仍然渴求法的柔情和变动。江歌惨案是个绝对悲剧，但江歌妈妈在日本街头发起众人签名请求嫌犯陈死刑，便是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感性驱动行为，在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度，任何请求，无论是万人签名还是十万百万人签名，刑法里找不到死刑，那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商量的余地。除了引起国内热议在法律层面没有实质性帮助，还不如呼吁日本政府将陈引渡回国内审判，在国内，舆论或许能助江母”杀人偿命“的愿望实现。
一些不成体系的胡思乱想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