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是一本由[法]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著作,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页数:1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精选点评:
●所谓福柯晚年向右转的说法并不成立,他只是在寻找新的左派策略
●不是福柯是左派
●好读得不像法国人写的。所以有点浅吧。新自由主义没那么浅。想到一个另外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容易成为“左派的叛徒”?或者说,“叛徒”是否是必要的?
●是从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角度谈新自由主义,这一套基于理性人的收益计算机制也许整体主义有所解构(which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也可达到?),但是似乎仍然没有逃离“物化意识”的窠臼?
●拒绝服从权威和秩序的左派往何处去?新自由主义的核心问题并非批判理论老生常谈的消费主义、个人化、单子化,而是绝对地反对一切一元论,坚持让市场竞争渗入生活、政治的方方面面而非仅停留于经济领域。新的批判理论,也需要超脱于总体化的、一元论的话语体系,尊重并允许一种不可通约的差异。新自由主义绝非激进左派寻求的结果,但它对多元的坚持可以作为解构既有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兴趣并不意味着“向右转”,只是一以贯之的站在弱者那一边。#本书又名如何正确地写书评#
●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不是立场上的,而是观念上的,左派不一定要排斥它,敢阐释的才是真左派
●摆脱批判新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从其基本元素中挖掘解放的潜力,福柯作为颠覆者的典型思路。最具印象的两点:其一,新自由主义的远祖创立了对抗法律-主权模式的新思路;其二,去自然化、去人类学特质的经济分析模式,对抗纪律社会下的心理-道德模式。当然,福柯的分析主要在启发性方面,他是绝对不会在意有些细节的。译者专业性合格,但译笔不够老道,比如,它/它们就用得太多。
●福柯向新自由主义抛媚眼,乃是因为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只看到新自由主义在差异、多元性上的解放价值,而没有看到对它们的重新收编。今天资本的逻辑恰恰不是标准化,而是风格化,给每一个人进行“私人订制”!在这里,不存在任何解放的潜能,因为差异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新的共谋者!
●诉诸的未来合法性,假定正义或即将公正或者普世人权的道德其实形式上与nostalgia毫无二致,这意味着不变地慑服于教会与国王,用一种既定的不服从来遮掩本相的俯首帖耳
●人家的80后。国内多少人连站队的资格都没有。
《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读后感(一):福柯与新自由主义的相遇,更多的可能性
作者对新自由主义与福柯的联系把握得还是比较肤浅,仅仅聚焦于一个“多元”之上。
首先动动脑子,一个原理:福柯的根子是尼采。这篇谈尼采的奥派的文章其实可以一窥门道:http://mp.weixin.qq.com/s/Ux4Pla2xv0lMX2xVE7hx5A
作者单单从对多元的支持上处理,只是看到了现象,我以为这个联系之根,或者说对福柯的大多数研究,都必须上溯到尼采那里去。
不过不管怎么说,作者算是第一个处理福柯与新自由主义相遇问题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值得肯定。
如“袖手的约翰人”所言,福柯与新自由主义的相遇还有更多可能值得挖掘。
补一下:最近看了斯宾诺莎,如果斯宾诺莎的是“自然神论”,那么奥派应该可以说是“市场神论”。
再补:《什么是批判》后面的讨论里头福柯还评价了波普尔。
《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读后感(二):求教:生物政治还是生命政治?
福柯语境中的biopolitique的翻译有两种译法,一个是”生命政治“,一个是”生物政治“,但是我不知该如何来判断哪种译法更好,是以求教方家。
比如,在《福柯的最后一课》中,译者潘培庆老师翻译的就是“生物政治”,原本对潘培庆老师不是很熟悉,从朋友处打听得知,他是八十年代复旦法语系毕业,在瑞士留学获博士学位,八十年代就翻译过萨特的《词语》(三联)后又翻译《论自愿为奴》(上海译文)等多部学术著作,他现在对福柯很感兴趣,正在做《言与文》的相关编选翻译工作。关于这个术语的翻译,他在另一本有关福柯的研究著作《福柯思想辞典》(朱迪特·勒薇尔著)中曾提到过:
“人们通常把biopolitique译为‘生命政治’,我认为译为‘生物政治’较好。这主要是考虑到福柯对现代社会的看法:现代政治在根本上把人当作一种生物来对待,人的性问题、疾病问题、饮食问题、住居问题、犯罪问题等,这些都是人作为生物在其生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人作为一种生物,是和现代生物学、医学、精神病学、犯罪学、行为科学等学科密切相关的,而现代政治正是以这些现代科学为根据的。把biopolitique译为‘生命政治’,较难体现现代生物科学的含义。古人也是一种生命,但由于古代没有现代生物学等学科,所以古代就没有生物政治,也没有落实生物政治的各种生物权力。此外,‘生命’一词主要强调一种过程,而‘生物’一词不仅包含此过程,而且突出拥有此生命的载体。生物政治针对的正是这样的生命载体。“——见《福柯思想辞典》P23译者注
但是我在国内比较有名的复旦大学莫伟民教授的译著《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看到“译者的话”是这样说的:
“biopolitique”为何译成“生命政治”,而非“生物政治”?主要是结合福柯在多个文本使用该词所要表达的含义,都涉及对生命、健康、卫生、寿命、出生率等人口因素所实施的治理技艺,而且生命和人口的特殊问题都是在自由主义这种政治合理性内部被设问的。政治经济学、统计学是针对人口和生命的治理实践所运用的手段。很显然,“biopolitique”不能译成“生物政治”——《生命政治的诞生》P5
既然福柯的研究者都在对这个术语进行探讨,我想求问,福柯是否对这个概念有比较明确的定义,该如何来理解才较为正确呢?
《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读后感(三):略举两例误译
法文:Elle affirmerait la supériorité de l'versalisme contre l’emprise des appartenances locales au nom des valeurs d’autonomie personnelle, de liberté individuelle et d’égalité formelle.
中译:(第55页)此传统肯定普世主义的优越性,反对以个人自主、个人自由、形式公平等价值为名而进行局部的归属操控。
评论:从下文中可知,新自由主义者对“自主”概念做出了不同于启蒙传统的“重新阐释”,因此该句中提到的启蒙传统对“个人自主”的理解必定不同于新自由主义者的理解: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自主是一个“局部”概念,而启蒙传统则认为自主是一个“普世”概念。因此上文的翻译应该是:此传统在个人自主、个人自由、形式公平等价值的名义下,肯定普世主义的优越性,削弱局部的从属关系。译者恐怕并不了解这句话(乃至上下文)的文意,遑论政治和思想背景。
法文:Pourquoi ce point de méthode lui apparaît-il nécessaire? Parce que le mot « pouvoir », qu’il emploie tout au long de son travail, « risque d’induire plusieurs malentendus. Malentendus concernant son identité, sa forme, son unité ».
中译:(第85页)为什么方法这一点在他看来是必要的?因为他在其研究中一直使用的“为什么”这个词“有可能导致若干误解,涉及‘为什么’的性质、形式及其统一体。”
评论:为什么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没有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极其普通的词儿会引起误解?稍微留点儿心就会发现这里的“为什么”(pourquoi)其实是“权力”(pouvoir)。
以上仅略举两例,事实上类似的错误还有很多。我觉得,先不谈译者是否如履薄冰、尽心尽力,可至少得对翻译的对象有一定的了解吧...
《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读后感(四):缘木求鱼的自杀式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