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一本由谢泳著作，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15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选点评：

　　●一般吧。无功无过，没什么出彩的地方。

　　●在最贫乏的物质上生出最丰美的理想之花

　　●……社会学的好传统就这么院系调整没了……我了个去

　　●九十年代的书。谢泳很有前瞻性。中国唯一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可惜可叹也可悲。

　　●正气浩然而无怨无哀。

　　●几篇文章在别的地方看过，书排版有问题，错字明显

　　●真向往联大。

　　●我们回不去了对不对。。。。。。

　　●单看每篇论文都很精彩。但结合起来看，似乎每一篇的结论都很相似。这是否就是模仿西方模式的不足呢？看来治史也需要一些中国传统综合的功夫。

　　●有一些材料的整理和罗列，没有什么可靠的结论，也没有提出新颖的观点。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读后感(一)：谢泳视点

　　如果由于历史，我们错过了，那是无缘。透过谢泳的视点，传统能否接续，不是一代人可以决断的，但我们可以尝试、努力。这是谢泳对我们的意义和启示。

　　谢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读后感(二)：一个错误

　　第83页最后一句：“汪曾祺才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写出《爱戒》、......

　　汪曾祺先生似无名曰《爱戒》之作，疑思以为《受戒》。愿读者注意，并商榷。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读后感(三)：中国知识分子群的陨落

　　只给本书三星的理由是，本书初版于十几年前，其实并非为成书而作，大抵是文章的集子，因此通篇看下来，观点既没有什么变化，史料也没有太多的新奇处。

　　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界定，可能十几年前是令人刮目的，但现在应该不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个人觉得，书中最有价值的篇章，反而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时代困惑》，讲的是历史学家何炳棣、哲学家王浩、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杨振宁和任之恭在1970年代初期访华后，发表的一系列观感和评论。他们一致认为，文革下的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好的，在精神建设方面的成就应视为中华历史上最卓越的一次。这一点，相信很多现代人都不知道。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读后感(四)：莫若在“知识分子”前加上自由主义

　　既然题为《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先生的关注重点就在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它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也包括现代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理工科类知识分子。作者通过对西南联大的执教方针、学术团体的结合方式、教授在处理某些政治事件中的态度等各个专题描述，详细论述了西南联大教育制度的成功之处，和学贯中西的教授在此中起到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他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在于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的最重要的体制优势就是教授治校，教授在大学中处于绝对核心的地位，因此能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其次，他认为西南联大时期老中青三代教授讲师，所受教育比较合理，他们既在青少年时期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的功底，又在而立后得以留学西方，打开眼界。中西结合的知识结构无疑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学术建树。同时，作者并没有把对知识分子思想道路的考察拘于联大时期，而是延伸到建国后，或者确切地说反右后，写出了留在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新的政治权威时的思想转变和转向后的矛盾心态。

　　本书中溢于言表的是对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的推崇。在谢看来，西南联大的最重要和有意义的传统，即是取法于美国的现代教育制度。他极力推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有留学美国的经历。这些经历使他们很容易承袭欧美传统，在学术研究时形成自由的团体，以费孝通为首的社会学研究团体——魁阁和汤佩松领导的自然科学研究团体——大普集的实验室即是成功的典范。这些都为我们以此来关照今天的大学制度和学术制度提供了参照。不过，我存有疑问的是，作者把西南联大的成功极大地归功于对欧美、尤其美国教育制度的借鉴并因此强调清华在西南联大中的作用是否仍有商榷之处？他极力强调清华很多教授的留美背景，是否也在客观上忽视了清华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其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在建国后的被迫中止导致大学传统丢失的论断似乎是在用西南联大的成功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申辩？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读后感(五)：曾有过一个美丽世界

　　1937年北平沦陷，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临时组成的西南联大，成为了当时中国最高等级的高等教育学府，历史9年（自1937年11月至1946年7月），在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深远，至今为人所关注。

　　读谢泳老师的这本书（算是一本学术著作吧），通俗浅显，研究方法颇有新意，但立论空疏、材料不够详实，就像嚼大白菜帮子，毕竟西南联大这么好的题目，写这样仓促，有些浪费了。

　　一、西南联大的历史

　　早在抗战前两年，清华大学就把主要的图书、仪器秘密运到了湖南长沙，在抗战前已经在长沙南岳修建了校舍。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决定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同一时间设立的还有东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等），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武汉告急，之后长沙临时国立大学迁往云南昆明。1940年7月，日本占领越南，云南由后方变成前线，奉教育部命令，西南联大开始考虑迁校事宜，最后决定设立分校于四川叙永县（叙永分校于第二年8月关闭）。此外，西南联大还曾出于安全考虑，将原属清华名下的农业研究所的植物病理组和植物生理组、金属研究所和无线电研究所迁到了昆明北郊的大普集。

　　这一段曲折，被写进西南联大的校歌：满江红》词：罗庸、冯友兰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