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药的故事2》是一本由梁贵柏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药的故事2》读后感(一)：久病成良药

　　新冠疫情当前，人们迫切期待新药的出现，但纵观历史成功的新药研发周期通常5-20年，还有不少失败的新药导致更多人的“牺牲”。新药的原理是通过通过免疫应答来获得免疫能力，而如何建立新药与免疫系统的关系，则是一门高深的生物科学。 新药可诱发主动免疫和被动免疫，主动免疫就是诱导机体产生免疫力来形成长久的保护，被动免疫就是接种免疫反应产物来获得免疫能力，比如血清，与主动免疫不同，被动免疫形成的是短期保护。大家都希望新药就是特效药，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急功近利的心理反应。新药除了药到病除之外，还应具有安全性，副作用小，不引发新的疾病，易储存，成本低等。 人生五谷杂粮，总会暴露在细菌、病毒、微生物的面前，正如没有人是不生病的。《新药的故事2》的出版背景正是新冠疫情肆虐之际，阅读此书的受众应不完全是专业的医务工作者，更多的是希望自我健康与长寿的普通非专业读者。 严格地说，《新药的故事2》并不是一本故事书，而是一本说明书。在列举了十种主要疫病（常见的、非常见的）的过程中，让读者了解到生病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正如饮食、喝水、睡眠等生理功能一样，尤其当我们在社会压力急剧增加的同时，生病只是提醒我们该调整生活节奏，不要无节制地追求身外之物。 在新药研发过程中，不仅仅从生物学考量，更多的是基于商业出发点。当一种疫病没有出现时，或者尚未流行时，它不会引起新药研究者的注意，毕竟任何研究不仅耗费金钱成本，而且需要时间成本。商业原则的存在，就让我们面前研发的新药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在本着治病救人的同时也带来人类生活习惯和社会属性的变迁。 《新药的故事2》涉及的医学专用名词很多，但为了让叙述更加科学，作者梁贵柏及他的团队已经极尽科普之能，用比较、比喻、拟人的方式将复杂不确定的医学名词，引入普通读者的生活，让我们在知其然的同时，知其所以然，尽管仍然是“表面文章”。 《新药的故事2》更多地向读者说明了人生病了，该如何办，正是有问题，才有方法，而不是告诉人如何不生病。对于后者，在实践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的，更多的是一厢情愿。或许很多读者都曾经思考，如果人不生病多好，可以人还是生病得好。生病时可以停下无序的劳作，静心思考人生哲学，甚至像一些名人，在冥思苦想之极，仍然不能破解科学之谜，但在病中，却实实在在地把问题想明白了，从而在人类已有的认知范围中取得重大突破。

　　《新药的故事2》读后感(二)：永远没有绝望的故事

　　读到这本《新药的故事2》有种在标记中学语文考试中说明文类的阅读理解的错觉，重点在简短人物故事之后新的药物产生的逻辑阐述，曲折缜密到不能错过条理中的任何环节。特别意外的是我发觉在自己以前最薄弱的类型题面前找到了自我成熟过后的阅读乐趣，科普读物的专业性与深入性浅出会使得文章更有吸引力与贴近感，当然也在于梁贵柏先生的生动笔触。

　　新的人体定义、病理、作用机制、命名、医药公司、科学家等等这些让我在一个领域中看到了人类与时俱进的更迭速度，不断揭示、研判、创造与改变这个世界的固有形态，很显然这不完全因为这些药物，但无可否认药物是人类向前重要因素。

　　很不幸，人的一生伴随着各种疾病，无法摆脱，很有宿命意味。在进化的路上，不断产生着基因表达的变异与复杂性，从而有着行色各异的病理病情。遭遇战总是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的发现、经验与牺牲让我们掌握并能应对常见的疾病。但很多名字都叫不上来的疾病依然纠缠着很多人。《新药的故事2》中就介绍了10种药物，它们的量化生产改变了医药领域专科疾病的救治手段，大大提高了治愈率、减少毒性和副作用，其普遍性具有重要且广泛的价值。

　　新药的产生是曲折的，或许也带着更多的危险性。我记得在《药物简史》的书评中写到：“创造的价值也许会带来灾难。药物的诞生就像是博弈，走在未知的路上谁都不可能预测到终究会怎样，我们把握的是方向，是向前的方向，即使路边的风景再苍茫，也能瞭望前方的光亮。”回想起之前写的这段话，对比在看完这本书之后的轻松，就好像不断敲打我把复杂化作简单是多么大的智慧。病因病理的抽丝剥茧、碰运气般的药物活性表达、技术变革下的分离提纯和自主研发、投入临床后期待的预期数据，过程的艰辛甚至是牺牲都成了只言片语，很多事我们总能看到结果，程式化进程让新药走入患者的生活中，把绝望变成希望。

　　人类在原始社会平均寿命只有15岁左右，我们无法抵抗自然的选择。而今天我们人类平均寿命达到69岁，这是天壤之别。科技与良药改变了这一切，使得我们这个物种强盛，能有更多的时间体验人生，做自己想做的事，去爱可爱的人。也许在未来人类的平均寿命能达到100岁（理论上人类寿命在100-160岁），我们又要如何理解与经历这样漫长的人生之旅呢。那时有更好的医疗，更安全的药物，可无法解释在尽头等待的是什么，新药带来革新，改变人类命运，但人的宿命论要靠怎样的新药来打破呢？又或者是心结呢？

　　《新药的故事2》读后感(三)：看得到的希望

健康事业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事业。 但是，人不可能总是处于完全健康的状态。疾病，看似离我们很远，其实很近。轻则总会多多少少的有一些小病围绕着我们，重则有一些大疾病使得人们痛苦不堪。我们都有生病求医的经历，每当医生开了药，我们就用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要都是怎么来的呢？

在中国常见的高血压由原来的老龄化趋势，近些年来，由于生活作息的不规律，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和上班族患上高血压的人数只增不减。中国的糖尿病，无论是患者绝对人数还是发病率都已领先世界。据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大约1.14亿糖尿病患者，居世界第一位，印度约0.73亿；中国成年人糖尿病的发病率接近12%，美国约11.3%。多么可怕的一组数据。近几十年来，中国糖尿病发病率急剧上升，目前已达到流行病的程度。每10个成年人中就会有1个糖尿病患者。

常见的糖尿病高血压的药物有上百种，我们从没有想过这些药有什么不同，它们又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呢？

说起糖尿病，稍微有点儿医学常识的，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胰岛素。糖尿病分1型和2型。前者在与产生胰岛素的功能丧失，所以，注射胰岛素可以缓解因胰岛素缺乏而引起的餐后血糖升高。后者则是由于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造成的。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药物干预，促进胰岛素的合成与分泌，达到降糖的效果。

经过科学家的反复试验、多年研究，终于从吉拉怪兽---一种有毒蜥蜴---的毒液里，找到了许多活性物质。从活性物里提取有效成分，适用于2型糖尿病的治疗。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现有的药物已经这么多了，为什么还要研究新药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一切为了患者的安全，更及时、有效地获得救治。在这里，我们应该感谢为患者健康做出贡献的科研和医护人员。因为有了他们，才可以使我们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和治疗及用上最好的药。

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很多地方，有一半的患者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了糖尿病，或正在发展为糖尿病。对于普通民众对糖尿病的认识，以及后续采取有力措施，积极预防、诊断和治疗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及时的治疗和妥善管理，可以使患者健康长寿，并且过上高质量的生活。

附：关于糖尿病的一些数据和真相： 1. 全球有大约4.22亿糖尿病患者。从1980年到。2016年的这30多年里，糖尿病患者人数翻了两翻，是原来的4倍。糖尿病的发病率一直在逐年上升。中低收入国家的糖尿病发病率增长最快。 2. 糖尿病是世界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012年，糖尿病是造成150万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3. 糖尿病是失明、截肢和肾衰竭的重要原因。所有类型的糖尿病都可能导致身体许多部位的并发症，并增加死亡的总体风险。

最后，想引用沙东公司创始人乔治*W.默克的名言，“我们应该记住，医药是用于病人的。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制药是为了人而不是利润，利润是随之而来的”。

彩蛋： 我之所以选择《新药的故事2》 这本书，一方面作者为人类的制药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家里有两位学医人士，父亲和老公。他们和广大的其他医务人员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患者的健康事业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新药的故事2》读后感(四)：做药难，做新药更难！

　　我是一名制药工程师，做了20多年药，从抗生素到生物药品，从原料药到注射剂。药品的安全有效性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国家对药品的监管更是加大了力度。

　　做了这么多年的药，经过无数次的检查，我的感受是：做药难，做新药更难！

　　《新药的故事2》用扣人心弦的医学故事，再现人类对抗疾病的伟大战役，娓娓讲述那些转败为胜的科学奇迹、挽救无数生命的新药明星。

　　从铂金到毒蜥蜴的唾液，从犬的肝脏到太平洋紫杉，为了解开一个个无药可医的疾病困局，书中的科学家们深入森林、爬上高地，遍访动植物界；为了确保创新药物的有效与安全，他们苦守实验室，经历上万次复杂试验、数十年坚持探索。

　　本书讲述了十个精彩的新药故事：

　　第一章“美女病”与奥巴捷 第二章　上帝的转基因与创新降脂药波立达 第三章　四次心梗的副总统与脱颖而出的波立维 第四章　太平洋紫杉、欧洲红豆杉与肿瘤化疗药的故事 第五章　依诺肝素的前世和今生 第六章　2型糖尿病新药：从蜥蜴毒液到利时敏 第七章　铂药经典：历久弥新的乐沙定传奇之路 第八章　血糖“长安”十二时辰：长效甘精胰岛素的故事 第九章　追根寻源戈谢病 对症下药思而赞 第十章　 流感来袭，你接种疫苗了吗？

　　新药研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化合物研究、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药品注册申请与审批以及上市后持续研究，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每一个原研药的研发，它的背后都有不一样的故事，但是经历的曲折和需要的创意肯定是相似的。新药研发过程中的艰难险阻仅靠罗列数字是远远不能反映的，其艰辛远远超过“八十一难”，血本无归时常可见。

　　新药开发出来后要进行毒理药理实验，符合要求以后再进行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又将花费至少6-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证明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后，将向国家食药监局提出新药申请。有的可以拿到新药证书，而有的经历了欣喜若狂的前期成功后，在进入三期临床时却以失败告终的新药并不在少数，此时很可能已投入数亿元和十数年的心血。

　　在我的工作经历当中，我接触过两个新药。第一个是抗生素可利霉素，这个新药从80年代开始开发，种子、发酵、提炼等等一路走来，我还参与可利霉素的发酵及提炼的中试，前后一共花了20多年，投入数亿元，终于在去年被批准上市。

　　第二个新药是生物制品，用于消血栓的，新药证书拿到了，不过离上市还是遥遥无期。可想而知，做新药难度非常大，投入无数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可能打水漂。

　　本书作者梁贵柏最投入写作的是《太平洋紫杉、欧洲红豆杉与肿瘤化疗药的故事》。

　　紫杉醇核心结构的复杂性超出了以前人工合成的天然产物。由于合成线路很长，除了十分严谨的线路设计之外，每一步反应的优化也非常重要。通常，一步反应的产率能达到80％就相当不错了，但如果以这个产率重复20步，那么之后剩下的产物只有起始原料的1%，很难实际操作，而根据当时的推算，紫杉醇的全合成大概至少需要40步！ 除了对每一步反应的产率有很高的要求之外，合成化学家对不同反应条件下各种可能结果的预判，更是会直接影响到项目的推进速度和成功率。一般来说，从头到尾做一步化学反应最多也就2 ～ 3天时间；做40步反应，6个月怎么也够了。但是为什么40多步的紫杉醇合成一做就是10年呢？可想而知，大部分反应都失败了，只有经过反复尝试才能找到适合的反应条件和相应的试剂，做出成功的反应，把全合成向前推进一步。 1993年，霍尔顿教授的研究团队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把紫杉醇的全合成推进到了最后阶段，就好像奥林匹克马拉松比赛的领跑者重新回到了主体育场，在万众瞩目下，跑完最后一圈。

　　文中描述，“通过慢镜头回放才能分出先后的”一幕发生了。当时他做了简略的估算，完成首个紫杉醇的全合成用了大约100人年，也就是100个博士做一年，或者1个博士做100年！

　　对于今年全世界爆发的新冠疫情，大家的第一反应基本都是有没有特效药？有没有疫苗？从十多年前的SARS到MARS再到禽流感、非洲猪瘟，到新冠病毒，高危感染源病毒与微生物快速变异的遗传特性决定了我们人类还会不断地接触到“新型”的物种。疫苗和特效药根本不可能跟上病毒的变异，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就是自我隔离，远离易感人群。

　　到目前为止，流感病毒依然是全球人类健康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即便研发了疫苗，接种了疫苗，有可能还是会造成失效，因为流感病毒变异太快，这对流感疫苗的生产提出很大的挑战。

　　目前疫苗生产主要是基于鸡胚培养，生产周期长，效率低。新的基因重组技术已经开始应用到疫苗生产中来，可以大大缩短生产周期，做好应急准备。

　　可以说，通过本书我们对新药的研发以及背后的故事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同时也了解到制药和做新药的难度，让大家知道每一个新药的来之不易！

　　《新药的故事2》读后感(五)：界面专访作者梁贵柏：媒体和大众切忌在科学问题上“选边站”

记者 |赵蕴娴 编辑 |黄月

自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制药工业以及科研团队便投入到药物研发当中：韦德西瑞之类被称作“特效药”的药物备受关注，疫苗也被广泛视作人类克服新冠病毒的最后希望。此前，与抗癌、心血管病等热门疾病药物研发相比，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研发可说是制药研究的“冷门”，但截至5月11日，全球已有110个新冠疫苗研发在世卫组织备案，其中8个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在疫情的作用下，疫苗研发成为一时焦点。

尽管有众多团队参与，新冠疫苗与“特效药”的研发依旧逃不脱科学和制药行业运作的规律，安全有效的疫苗何时研发成功尚未可知。在《新药的故事2》中，从事制药研究和科普写作多年的梁贵柏博士讲述了10种药物研发的故事，从历时30年的“紫杉醇”人工全合成竞赛，到流感病毒疫苗的改良更新，我们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一窥当下新冠疫苗和药物研发所面临的挑战。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时，梁贵柏表示，过去对疫苗的低关注是出于商业的考量，新药研发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疫苗对公共健康来说是“高性价比”，但对药企盈利来说效果却不甚理想，发达国家的卫生条件逐步改善，感染性疾病下降，疫苗市场缩小，药企对疫苗研发的相应投入也就相应减少。

药企似乎又一次坐实了其“大资本家”形象。当人类的生命健康如此密切地与商业捆绑时，研发一种新的药物既要为人类谋福祉，又必须赢回资金，以谋求长线发展，其位置似乎稍显尴尬。近年来，《坏血》等书写医疗行业故事的非虚构书籍也披露了资本的阴暗一面，药企常常以负面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内。对于书写药企故事的梁贵柏来说，商业机构的制药公司虽然遵循商业世界里的各种规则，有些人与公司会触犯法律、违背道德，但整个行业发展的动向是好的；如果没有这些公司做新药研发，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利的。在某种程度上，现有的大多数医疗书写遮蔽了药企故事积极的一面，新药研发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填补这一空白，正是他写作两部《新药的故事》的动力之一。

此外，在谈及利用新闻专业主义和某些科学研究进行“虚假平衡报道”导致“反疫苗”等事件时，梁贵柏表示，用新的科学研究去质疑从前的结论原是好事，但工作应当交给科学家来完成，媒体和大众不应过多介入，更忌“选边站”。

在科普写作之外，梁贵柏也尝试进行一些科幻小说写作，用文学的方式呈现自己对科学的认知。疫情期间，他曾向自己在《研发客》栏目的读者推荐刘慈欣的《三体》。他认为，《三体》的精彩之处不在于其对科学的书写有多好，而在于幻想的部分“太过现实”：小说中的地球人有450年的时间来思考一场行将到来的灭顶之灾，现实中的人也从懂事之日起就开始处理生与死的关系——当前疫情暂缓，多国逐渐放松限制性防疫政策，人类该如何用这段时间去反思从前、应对未来呢？

01 群体免疫与特效药：疫情中被误会的科学概念

界面文化：3月，英国提出的“群体免疫”引发了很多争论。例如，245名英国科学家联名发布公开信认为，当下诉诸“群体免疫”不可靠；英国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铮鸣在接受《财经》采访时称，英国政府的做法“有的时候是近乎无情的理性冷静”；网络上的一些观点指责“群体免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反人道主义。你在《老梁说药》栏目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作为科学概念的“群体免疫”，这个视角在有关“群体免疫”的争论中似乎比较缺失，我们应当如何科学地理解和看待“群体免疫”呢？

梁贵柏：从科学概念来说，人类与各种致病微生物的共处只能靠群体免疫，别无他法。而达到群体免疫最快捷、代价最小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尤其是新生儿接种，这也是肯定的。但是接种疫苗不是达到群体免疫的唯一方法，况且我们目前对新冠病毒还没有疫苗。

英国政府新闻发布中最早提出了这个概念，但他们确实有点的“近乎无情的理性冷静”，以至于媒体和大众的解读发生了偏差，“群体免疫”这个科学概念被绑架了，变成了一种“政策”，变成了“政府不作为”的代名词。

在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也无法完全隔离感染源的情况下，我们对抗疫情的基本原则只能是尽量“拉平曲线”，避免挤兑医疗资源，造成不必要的死亡和其它次生性危机。这既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跟“群体免疫”没有什么关系。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群体免疫，人类这个群体才能有效保护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或无法通过接种疫苗等方式获得免疫力的个体。

界面文化：歌礼生物企业事务部副总裁陈怡在为财新撰写的文章中指出，与抗癌、心血管病等热门疾病药物研发相比，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研发很少能吸引企业投入，而疫苗相比于药物，获得的关注又更少，可以具体谈一谈这种情况的成因吗？

梁贵柏：这是商业上的考量。各种慢性病和老年退行性疾病的市场很大，所以药企投入就多，这不奇怪。因为卫生条件的改善，发达国家的感染性疾病这些年来下降了很多，市场在变小，相应的投入就少了。疫苗研发的“性价比”对公共健康是很高的，很多疫苗打一针就可以管一辈子；那么反过来对药企的“性价比”就不好了，疫苗产品越好，市场就萎缩得越快。

界面文化：《新药的故事2》序言中提到，你在与赛诺菲研发团队的接触中体会到赛诺菲研发模式的专业性和外向性，可以具体谈一谈这两个特质吗？这对中国生物医药行业有什么借鉴意义？

梁贵柏：不同的制药公司有不同的企业文化，这些欧美的百年老店都有它们各自在长期竞争中的生存和成功之道，没有好坏之分。以创新性研发为主的公司必须建立一流的大型研发团队，还必须对基础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有非常独到的前瞻性视角，争取尽早立项，先拔头筹；外向型的企业则以整个行业的走势为指引，通过兼并、收购和引进等方法跻身最活跃的发展方向，立于不败。

对新兴的中国生物医药公司，向哪个方向发展，建立怎样的企业文化，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重要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始团队的职业背景、资本市场的氛围和不同时期的发展机遇，没有固定的模式。

界面文化：“特效药”是疫情期间出现的一个热词。一方面人们对新冠“特效药”寄予厚望，但另一方面，一些医疗领域专家（如童朝晖）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特效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否真的存在“特效药”呢？我们对“特效药”的认识是否存在误区？

梁贵柏：所谓“特效药”，应该是指对某一种疾病有特殊疗效的药物。从理论上讲，无论是研发新药还是“老药新用”都有可能找到“特效药”。但在没有理论依据或间接数据支持的情况下，通过尝试各种老药随机发现“特效药”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不要抱太大希望。

另外，特效药也许可以降低重症死亡率、也许可以让患者早日康复，却不能阻止病毒的传播。如果以为有了特效药就可以为所欲为，大家没有了恐惧感，被感染的人数反而会更多，消耗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所以宣传“特效药”一定要非常谨慎。

界面文化：你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1998年，英国医生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在《柳叶刀》发表的一篇论文把三种疫苗接种与儿童自闭症直接联系起来，后来虽经撤回，却在欧美掀起过“反疫苗接种”现象。《贩卖怀疑的商人》也提到过这个案例，作者认为，一些人利用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平衡报道”“观点平等”等原则，让媒体和公众相信故事有两面性，用一些所谓的科学研究去质疑科学界已有明确结论的研究成果。你认为“平衡报道”（有时是虚假平衡）在医疗领域造成了哪些不良影响？医疗领域工作者和媒体可以怎样克服这个问题？

梁贵柏：“反疫苗接种”在欧美少部分家长中仍有一定的市场，说明科普和科教工作任重而道远。很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不然“反疫苗”和2019年纽约的麻疹疫情就不会发生了。

用新的科学研究去质疑科学界已有明确结论的研究成果，这其实事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是应该鼓励的。这是科学界的事，留给科学家去争论去判断，媒体和大众不应该过多介入，更不要“选边站”。但是长期以来，不断会有人出于各种目的，对许多科学理论提出质疑，最出名的当然就是各种宗教人士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质疑。150多年过去了，进化论不但没有被推翻，反而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累积了越来越多的证据。从科学发展的角度，这是好事。

但是，如果我们想用分子遗传学的新证据来做进化论的科普，来说服大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脑子里的进化论还是达尔文手稿里那几张化石的图片和不同的鸟嘴，或者就是那张“从猿到人”的示意图。如果你去百度“进化论”，会发现头几条竟然都是反进化论的，这就有问题了。

界面文化：你曾在采访中提到，国内关于医药的新闻报道，焦点通常集中于公司以及公司老板的财务状况，对药物本身效用的报道不多，缺乏与民众健康相关的信息。在此次疫情中，你对媒体医药新闻报道又有哪些观察和心得？

梁贵柏：在这次疫情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媒体医药新闻报道，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也存在大量的“噪音”，起到了很不好的误导作用。自媒体时代，对每一个内容制造人或机构都提出了新的挑战。等疫情过去，事实沉淀下来以后，新闻媒体界一定要回过头去好好总结，下一次我们不应该再犯类似的错误，就会有所进步。

界面文化：讲述药物研发的故事会涉及很多专业术语，但这对普通读者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你在把专业的材料转化成面向大众的科普故事时遇到了哪些挑战？是如何处理的？

梁贵柏：这是一件蛮头疼的事，除了不断提醒自己，没啥好的办法。

在药物研发方面，专业人员的知识储备与广大读者是有很大距离的。很多对我来说习以为常的概念和术语，对广大读者来说却是非常陌生的，所以我必须时常停下来问问自己，这个概念是不是需要解释一下，那个术语是不是应该讲得更通俗一点；如果要打比方的话，要用哪一个例子才能让更多的人产生联想，等等。成稿之后，请非专业人士阅读也是发现问题的好办法。

界面文化：你自己也在进行科幻小说写作，从科普读物进入到科幻小说，你是如何进行写作的转换的？或者说，你对两种体裁的写作有什么不同侧重，它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连贯性？

梁贵柏：我在《研发客》发表的科幻微小说系列只是一个粗浅的尝试，还没有想过以后是否要进入小说写作。

科普写作是真实和严格的，当然也要把故事讲好，能吸引读者，否则大家直接去读科学论文就好了。所以我除了挖掘每个药物研发背后的科学真相之外，也很注重相关的人文故事，说到底，制药是为了患者。通过这次疫情大家更可以感觉到，疾病真的离我们很近。

从我自己非常有限的经验来看，科幻写作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也许可以更好地传达我想让读者接受的科学观。当然，写科幻更要注重可读性，因为阅读本身就是目的。

界面文化：近年来像是《众病之王》《致命流感》一类的医疗写作很多，这些书从医生的角度去讲疾病治疗的历史和种种问题。但在这些写作中，制药公司的视角比较缺失，有时候也较为负面，例如《致命流感》的作者布朗博士认为，达菲能入选美国国家医疗战略储备资源，和罗氏公司对科研成果发表的操控有关。制药公司常以“大资本家”的形象进入公众视野，这对你的写作是否有干扰呢？

梁贵柏：制药公司是盈利性的商业机构，所以商业世界里的各种规则，包括各种“潜规则”，基本都是适用的，公司为了盈利、为了利益最大化的所作所为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如果不能盈利，资金就会撤离，公司就要关门，新药没人研发了，对大家都是不利的。从这次美国疫情的现状看，连年削减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后果是严重的。

对药企商业行为的制约，来自法律的框架和道德的准绳。个别公司触犯法律，个别人不讲道德，都是有的，但整个制药工业的发展是好的，这些年来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医药界取得的成就告诉大家，希望减少大家对疾病和医药的无知和担忧，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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