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作为方法》是一本由项飙 / 吴琦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各类名人访谈空洞咋呼地充斥各种纸质和视听媒体的当下，吴琦老师平和却深刻的提问，项飙老师真诚而闪烁着智识的回答，为这个多事之年燥热难耐的夏天，以及无数处在迷茫中的人默默呈上一份慰藉。
这本书的编排方式根据吴琦采访项飙的不同地点分为北京，英国牛津和温州三个板块，从项飙的童年，中学时代到在北大80年代富有新奇探索的个人成长经历，直至走出国门后近距离对世界其他国家和社会的感触，到英国传统的实证主义与他本人一贯喜爱的调查研究方式的对接，最后回到自己生长的故乡，自觉将充满生命力的风土人情与对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期待相融。这位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从酝酿到成型的全部震撼和激荡，又能够保持“距离感”对其冷静观察，仔细梳理盘根错节的素材和因果关系，自称像做打火机的温州商人一样务实的学者，走过的路十分耐人寻味。
虽然项飙在介绍自己的思想脉络形成过程中并不认为自己皈依于任何“学派”和门户，始终保持开放兼容的立场，和中外志趣相投的学人结下真挚的友谊，但正如吴琦在步步跟进的提问中所揭示，无论是他最初开创的“浙江村”调查研究，还是他对自己“重实践，轻理论”的方法特色的偏爱，其实都是与费孝通等中国现代有着深厚乡土情怀的学者大家相通且延续传承，又不断延伸拓展。项飙一直谦逊地表示自己的理论基础是弱项和短板，但也正是这种不愿被困在象牙塔和清高出尘的学者习惯为自己搭建的金丝笼中的志趣，才成就了他一面“接地气儿”，另一面又志存高远的著述。这也正是他在个人思想和理念成熟的基础上，展现出的全景式的视域，像诚实的新闻记者一样去真实地记录，又拥有鉴别分析的专业学术能力和导出自己独特见解的路径。
这本书是一位既能“仰望星空”，又能“俯瞰大地”的学者的心路历程，是一位身处全球化时代的温文儒雅又活泼灵动的乡绅的有趣肖像。项飙对中心与边缘，社会阶层固化，国际与跨国，反全球化趋势和动向，以及手机等大众媒体的广泛普及对大众带来的影响，公知的缺位，知识分子身份的模糊，青年人不知何去何从的“丧”等等问题和现象，都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与解决办法。他虽然并不认同20世纪80年代大学里弥漫的唱高调和热血沸腾，但品读回味他的叙述，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激情和责任意识对他的影响，只不过他能够走出一条脚踏实地的道路，一直保持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
书中提到项飙说自己不爱看北大校友简讯，不是风花雪月的中学生作文式的矫情，就是非常势利的哪位校友当上了副省长云云，他对今日大学存在的意义和已经去神圣化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对知识人应当扮演的牵线搭桥的中间人的角色，也是立足于他的研究开拓过程。这样清醒独立的见识和人格，是整个学术界，也是整个社会和国家今天所日渐缺失的。宽松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知识人独立发展的空间，包容多元的社会，都是相辅相依的。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但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自身上来。为人，为文，为学，最后都是面对和解决人的问题，回到确切的个体上来。方法手段，也是如此，自己成就自己和他人，在过程中不断学习和试错，又乐在其中。
正如这本书新颖的书名，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是一种自觉，自省和抱负。
《把自己作为方法》读后感(二)：《把自己作为方法》读后感
读后小感：
书中思想的灵光频闪，碎在各处，有种难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整合和印象的困顿感，于是检视自己，应该对人类社会学、社科知识的极大缺失，也觉出谈话方式潜在的发散性，找不好一个可以理出思路的中线。自始至终有在的该属项老师的个人阅历、经验与多年来的实践调查研究的自身性，亦即点题处的“把自己作为方法”。
项老师，温州人，一位具有乡绅气质的做打火机的人类学家。从小在底层、破落贵族和知识分子三重环境影响下生成的距离感与怀疑心奠下了底子，成就了后来的清晰地白描式的学术风格。文本中可以看出，项老师有自足的精神世界，有自发的对直接性的趣味，有对精确性、严格性、具体性的求取，有对反思所持的必备感，可能最最重要的是对生活的好奇心和对世界的开放性。
无论是温州中学、北大、牛津还是在新加坡，似乎一路下来，各个环境当中提供的自由与宽忍是最为有机的土壤，可就像“天才这种东西，人人都会在各方面或多或少有一些，其实天才不是那些或多或少，而是总是把握住”，其间的明晰、确凿无差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做什么的安定感方向感的“把握”极是寥寥，且那种把握还当属无意为之，最好的事都是在自然轻松的状态下发生和实现的。
谈到自己的不足时的那种诚恳也是很动人的，项老师自认的障碍有自已的不放松感、理论训练的欠缺、未能触及的情感面向，都是自我审视的呈现，所谓的个人危机，都是自己跟自己别扭时刻的出现，但项老师的正向态度是拥抱问题，问题点也是契机，也是潜在的需要突破的所在。希望项老师在找到的对媒体、对非虚构写作的方向上有所突破。
由于学科要求，项老师的学术所必须的实践性/在地性也是他所强调的重中之重，务实的构建性，肉眼可见的拔地性，实际可触的物质性是我们要参与实现并完成的具象，而不是仅停留在想象与讨论。对于实践的成像性，本书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在谈话之前并不是一开始就构想成把自己作为方法，而是在对谈的具体展开中才找到并确定的从个人生活跃入一个个问题的模式，无论如何，要先行动起来，过程中不断检验、修订、确认、反复，最终确定、搭建、成型、作品。
整体来看，这是一个不断寻找自己、从自己出发再寻找新的自己的过程，从来处来到去处去，来处和去处都是我们自己，无论我们与全球化、世界、民族、国家、家庭、亲友的宏大的或微小的关系如何，只有把自己找到、定位清楚，与外界/外层的关系自然也会明了一层，这也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是相当困难甚至要为之付出一生努力的过程。
最后检视一下我与社科的距离可能就在于我对人在具体环境/情境下自身复杂性、矛盾性和挣扎性的各类情感的兴趣，而在社科中没有多愁善感。57老师在前言中的一句“而马不停蹄的项飙老师，在夜班飞机上第一次露出了疲惫”，是最打动我的地方。这种思想密度是很累人的，项老师辛苦了。
其实我之前以为的是对谈，对57老师有期待的，希望看到你更多。
这份难得的坦诚是以饷作为读者的我们的最好之物，何其有幸。
飙（彪）悍的人生都卡在如何超越自己，颓唐的人生都卡在如何忍耐余生……
《把自己作为方法》读后感(三)：乡绅般有自己的精神归处
“懂得事物因果的人是幸福的。”《把自己作为方法》据近三年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飚和《单读》主编吴琦两位老师的访谈成书，呈现了两位老师对当下中国社会诸多现象因果的探寻。对话从项飚老师的个人成长始，将个人经验问题化，追问原由，理解过程，再到思考应对，反思自身……以此方法，拓展到对社会各领域各现象的认识，立足fun，不以高深的理论拒人于外，不简单下结论评价，不想当然概念化。这种把自己当作方法的探究途径，用《道德经》里的四字概括即：“大道至简。”读罢掩卷，不由赞叹两位老师访谈中的启蒙意义！卡夫卡说，“一本书必须是凿开你心海坚冰的利斧。”《把自己作为方法》所呈现的视角、方法、思想就是一把利斧。
吴琦老师的问题具体而微，独到敏锐。“乡绅”、“中心与边缘”、“图景”几乎是贯穿两位老师访谈的关键词。三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从项飚老师的童年、青少年、大学时代、个人成长等开启访问，项飚老师一路回溯，带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温州记忆，九十年代的北大记忆。项飚老师的早年成长受“乡绅外公”影响较大，他生活于“三重世界”：底层街区，外公的没落贵族世界，上学后父母住校的正统世界。差异促发思考。地主外公有传统乡绅气质，既不屑邻里的鸡零狗碎，又对新社会持有独立而复杂的评论，其对人对事自洽的距离感影响了项飚老师的“乡绅”意识。在中国传统社会，乡绅无论为官多远，最终要告老还乡，“中心”与“边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连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乡绅”不再告老还乡，中心与边缘割裂了。
针对当下这一现状，项飚与吴琦两位老师展开思考与探寻。
当下，中国经济、教育空前发展，知识分子队伍壮大。变迁的时代、奔向中心的边缘、流动的关系，每个身在其中的人像“处在东西的支配中”。项飚老师联系到上世纪发达国家的思想情况，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制度的效率使个人的认知迟钝”，美国等西方国家对1968年事件反思，法国有萨特的存在主义、福柯的权力结构理论……那么中国思想界如何看待并处理时代？项飚老师有北大本、硕求学经验，他看到即使是北大教授，绝大多数都为学术而学术，根本不接触具体社会，而在中国目前的宏大叙事下，发生了很多事情，没有人进行分析、理解，抽象理论几乎湮灭了具体的人。于是，他呼吁改变认知。
如马克思敲醒学院派哲学家们的头脑：哲学不仅通过理论探究世界，更要进入并改造世界。项飚老师以思想之钻穿过概念之孔，主张进入社会实践。在具体领域中看清物质条件如何环环相扣，决定意识；然后倒回来，看一个自洽的精神归处如何让“边缘”呈现意义，这工作需要能言说世界的知识分子---“乡绅”回归。
《把自己作为方法》所呈现的内容，是项飚老师用牛津的自由，新加坡的思维，中国的调查实践综合，是他大学时代在北京做“浙江村”研究的继续。这一过程旨在帮我们找回每个人的身份意识。
持续三年的访谈，看上去在谈个人，七零后的项飚老师于个人记忆中掺入不同年代的邻里样貌，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情景，普通人关心政治、关注社会变化到小时代里的自我中心……人在历史中，个人成长史也是社会变迁史，个人是切入社会广阔领域的一个具体视点。两位老师谈社会现象：东北移民、全球化、香港问题、非洲难民等等，涉及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文学、电影、音乐等等，项飚老师说，在新加坡做访问学者时理解到：“电影、诗歌、艺术、民谣其实和学术一样，都是人类自我表达的方式。”吴琦老师注意到，从北大到牛津大学，项飚老师一路接受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到了新加坡这个小地方，所有的学问才豁然贯通。而这一历程，恰恰印证了项飚老师的“中心与边缘”理想图景。新加坡很小，体量小，人口少，然而新加坡善于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善于协调不同国家间的关系，以小成就大业，对当下正在割裂的中国社会现实极具启示意义，边缘等小地方可以借鉴这一发展模式。
两位老师的访谈贯通不同时空，在北京言说温州，在牛津言说北京，在温州言说新加坡……个人经历交织于不同时空，既受中国传统文化作用，又受西方思想冲击，在项飚老师的思想形成、发展、演变时，有对我们文化传统的抽象概括性、经验思维惯性进行批判，跨地域成长后，又用英国文化思维中的实证主义手术刀般切开这一痼疾。在他那里，不同文化与思维互相渗透，互相拆解，又不断整合，项飚老师在此过程体验到fun，也理解更多。
他者与主体，以谁的身份言说故事，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斯坦因、伯希和言说敦煌，史景迁言说中国历史，何伟言说中国现在。成为他者被言说，故事可能失真。以自己的身份言说，就“乡绅”般能言说周到。这便是存在的意义。所以，项飚老师不夸夸其谈，只做“小”事情，在边缘就立足边缘这个小地方。“小”是特色，讲好小故事，让“小”自洽地存在，而不是泯灭于大同。自己是言说自己的主体，拥有自身的身份意识，而不去羡慕某省长同学，这样，人就实现了再生产，他人“空洞的话就说不下去，这是进步。”
《把自己作为方法》无论从语言、还是内容、思想，给人的冲击很大。项飚老师说，访谈是他整理思考的一种方法---简洁明了，因而本书自洽地拥有一套语言系统，既直白具体，又深刻明晰。两位老师三年间在不同时空做访谈，构造出一个既现实又理想的图景，或许这图景也是两位老师的写照：用知识分子的“乡绅”内涵，自成系统地成为自我的主体，建立个人身份意识，具体地兼容现代性、在地性。这一过程需要掀起习惯的、表面的知识结构、理论框架、因果定论等，钻井般深入社会生活，钻出一个倒金字塔：大理论掩盖下---具体事实---人在其中的细节---各种关系中的人的情绪等等。调查完毕，跳脱出来，看见每个生活在当下物理空间的人，自洽地拥有精神归处。
《把自己作为方法》读后感(四)：作为思考的对话，作为行动的思考——《把自己作为方法》读后感
任何写作都是一场对话，像阅读一样，永远不应该成为私人的。项飙和吴琦的交谈之所以精彩，源于他们都与世界有着深刻的对话，将对话形成文本，又唤醒了读者生命中已经沉睡的思想。这本由对话汇集成的小书，给人的惊喜在于，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言语叠加下的批判与评论，而是人面对这一切时如何去思考和行动，以及在此之前我们该做好哪些准备。如项飙所说，“理论不是给出判断，而是给世界一个精确的图景，同时在背后透出未来可能的图景。”这是一本启迪之书，与《单读》的努力一以贯之，不论从事哪个领域，都能够受益良多。
我在生活中长期受益于高质量的对话。不论是网上，酒桌上，还是从自习室回寝室的路上，精神的交流与探讨，始终是激活思维的良好工具。这种对话工作以后就渐渐稀少。同事间的对话，往往带着各自的利益和目的，或是互捧或是互喷，或是虚情假意的表忠心，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很难产生真正意义的对话。更可怕的是，意识到这一点时，又找不到其他的话来填充这些场景，这种失语绝非敢怒不敢言可类比。久而久之，人只能变成触发的程序，无法作为人去思考。我们常痛斥有些企业良知丧尽，却不知自己也在同样的组织结构中，我们尚未沦陷只是偶然而已。项飙提到的边缘和中心指的不仅是地理位置，在组织结构中也是这样。我们努力争取薪水职位，无非也是从边缘向中心的靠拢。
毕业至今，我经历过多次公司波动。波动本身并没引起我多大兴趣，但在波动中体现的两套话语体系，引起了我的关注。
在公司越处于中心地位，语言的概念性越强。这种概念性并不指说话太空太虚。他们的话往往简明扼要、逻辑清晰，且有很强的行动性，但这种语言使用的是一套建立在宏大叙事基础上的概念。而另一群靠边缘的人，我们常常觉得他们琐碎八卦，但却能闪现出某种真诚的影子。他们甚至能用一种更为内在的视角描述公司的运行机制，与前者描述的截然不同，而真实情况，也确实是两种描述都成立。后者接近于项飙说的乡绅视角。
乡绅和调查员不一样，和批判者也不一样，乡绅能够对所在环境摸得很熟，并形成一个内在的叙事。这种内在的叙事，指的也是，不是靠外部的推演，而是这个系统是怎么靠里面的人和事叠加起来。有趣的是，当公司波动，中心群体会抖动，原来的话语体系还在，但已失效了。这时，我们会看到他们的失语。他们将用什么样的话描述当前的处境？假设，我是部门领导，在公司波动中，部门将被解散，甚至我也被降职，我如何与团队成员描述部门目前的处境？
但上述人的乡绅视角，远没达到要求，他们缺少项飙一再提及的思维工具和正能量。因为他们的描述，往往是猜测居多，而且负能量较重。当我与之拉开距离之后，我该如何行动，这才是最主要的。回到文学的现状也是这样，虚假的煽情和媚俗固然令人作呕，那么沉湎于沉沦衰败或一刀切地反抗呐喊，并乐此不疲，是否就不是一种做作的姿态了呢？
曾有位同学，古典文学底蕴深，推崇五四思想。他与一位立志考公务员的同学发生口角，说自己一生的追求就是民主与自由。他做过一件令我十分钦佩之事。我们学校图书馆的钟比正常时间快七分钟，踩点去就还不上书了。通常我们都预留时间去，而他偏要踩着点。当图书馆管理员说中午休息了，他就理论说你们的时间不是格里尼治时间。下午，他从寝室搬着靠背椅去图书馆门口坐着，逼得图书馆改了时间。
但就是同一个人，和同学一起打车，却总以体胖为由抢座前排，到站却让后座人结账。在他看来，结账这事太俗。包括与同学吃饭，他只等着吃，点菜、张罗、埋单，盖与他无关。去年，我们通过一次电话，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因为，只是简单交流了一下各自最近在读什么书，竟然没有半点别的可聊的。相互之间的生活状况，似乎都太俗了。而我也总是担忧，如果过多地讲我在公司在家里遇到的事，是不是太俗了。
这里面就有一种分裂。我和很多朋友相识，都是因为读书，尤其是喜欢相同的作者，就更可以聊得多了。但这种交谈，往往会流于表面。每个人都在讲自己的书单，其余没有任何交流，甚至书中所涉及到的主题，也没人关心。在这里面，人的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截然分开了，人就这样拧巴着。如果用项飙的话说，认输但没任命。
曾有过一系列非虚构写作计划，针对生活中拧巴的人，但未能执行，因为人在挣扎中不愿过多谈论自己，而取得成果后又总是成功者言。这类人有一个理想中自己的样子，因而，眼下的工作和交际，都是不足道哉的阶段。我自己也是。在工作最初几年，仍沉浸在学术研究中，时刻关注着分析哲学的进展，并学习以柏拉图为核心的古典政治学。当然，我今天很多地方都得益于此，但这种学习在当时却拉开了我与生活的关系，而当时对生活体验的漠视和屏蔽，是很遗憾的。我那些朋友也是，他们总觉得人生还没正式开场，所以一直蹉跎岁月。
还有个趣事。一对情侣吵架，不交流不解释，男的给女的发网上的贴子，意思是你看了这篇文章就懂了。同样，很多公司领导都在给手下买书，为了建立企业文化和统一思想，这与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出来的目标和计划又是一对分裂。
项飙说：“你一定要带入你的个人经验，否则其他东西都是飘着的。”他是对知识分子说的，其实每个人都受用，任何描述都是建立拥抱生活的基础上。前几天我看明白这一点，就把屏蔽掉的微商都重新关注了。这也是项飙说的认命但不认输。我需要接受自己的现状。
理解世界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但这也有风险。我能不能相信我的个人经验？所以项飙和吴琦提到的思维训练工具就很重要。
我在意识自己体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带着意识形态的因素了。但这时候，你不能说我是不真诚的。疫情期间，有朋友给我讲他看的视频，其实就是阴谋论对非典的分析，他也绝非不真诚，而是不自知。包括我那位同学，在倡导民主与自由的时候，一定也是真诚的与主流对抗，甚至在公司领导面前宣誓和励志的时候也很难说是不真诚。但我们在体验的过程中，受环境的影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我们的语言也受到了侵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项飙老师指出要在了解的基础上获得主体间性意义上的理解，而这一切都需要实证调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不论是从事学术还是自由创作，不论是从事实业还是互联网，这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当船有了漏洞，我们只能一边航行，一边修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期待看到更多的这样精彩又启迪人思考和行动的书。
以上，零零散散一些想法。
《把自己作为方法》读后感(五)：认识自己，改变自己。
全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如何认知自己。首先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定位，这里需要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历史中的定位，在自己不同时期的定位，在个人、家庭、社会关系中的定位，他也给出了相应的方法，工具，视角。这其中是以项飙的生活经历，研究内容为主线，来展开对时代，对中国，对世界的各个纬度的思考。项飙的亲身经历其实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实证，他用精准的图景描述，呈现出他的分析与思想内核。他很喜欢用距离这个词，其实本书的差异化就是一个很大的特色。他跟吴琦，是两代人，有着时间上的距离，带着不同时代的印记和视角来交流不同的感受；他在不同的国家生活过，每个地方都会带来差异性的影响，这对他的很多转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对比中清楚地理解他转变的原因；也可以通过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与中国社会的对比，更清晰地看到不同政治体系和文化变化的表现，这些表现更深刻的成因。还有作为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的变化，他希望以后没有知识分子的划分，大家都是知识分子，都在批评和反思中，找到新的话语，都在公共领域进行讨论和发声，形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尤其是年轻人，更是需要发声的主要力量。他希望自己通过这样的交流方式，提供一种工具，促进更多的人共同加入思考领域中来，在实现自我超越与完善中，能有更大的创造性。 在访谈之前里，特别赞同项飚的那句话，就是“只有想明白了，才能用大白话讲出来。”我也看到赫拉利说过相同的话。但其实说实在话并说成别人能听明白的大白话，是很不容易的。只有对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真的有所理解，才能说明白。学者不用论文体说话，这个更难，是需要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交流者。不是居高临下地说教，也不是深处象牙塔而不接地气的知识份子。知识份子的出世与入世特别重要，因为思考的问题来自于所处的世界的批判与质疑，如果不能在实践中找到根基，如果不能提供一个有用的视角，知识就总是发挥不了更大的能量。我们需要思考的策动，需要思考的工具，找到自已独立的思考能力，想明白自已的事情。而自已的事情又是别嵌入外部世界里，所以更需要知道如何看待自已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们是需要像项飚这样的交流者，有学识又能说大实话。 我们很希望自己的判断力或者理解力越来越深刻，因为好像越深刻越能接近根源性问题，就越能对现实的困惑给予更清晰和精准的分析判断标准，更完善自我认知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次次的超越。那么什么才是深刻呢？项飙给出的定义是很到位的，“深刻是精准地把握住现实，同时对别的见解形成批判性的再认识。让你学会今后在理解类似的事情上，应该有什么样的方式。”那么什么才能理解呢？那就是要“拥抱事实”，以事实为基础，这也是他一直强调的一个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需要的不是姿态，不是立场的批判，不只是了解看上去的不合理，不公平，不正义，不道德，那些不能真实地让人清楚意识到矛盾所在，找不到矛盾点，就没有了解的切入点。了解是理解的基础，是要实证调查。“学术的任务就是在了解基础上的理解，通过理解，再做出解释，理解了之后，就知道更大的世界怎么构造出来，才能够解释一些问题。”找到矛盾，切入进去，沉浸其中。这个过程也是需要一个物理性过程，即需要把构成事件的每个瞬间，从开端开始，一步步展开来观察，当然这其中也是对自我的一个审视。需要我们能意识到自己的视角的局限性，主流性，这些对理解其他观点会造成一定的障碍。项飙认为“一定要看整个物理性的过程。如果这样去想，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方法和人生态度。” 可能我们一直都觉得自己可以说话，就是懂得了叙述。其实不然。“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发生兴趣，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讲出来，做一个独立的叙述—也不用分析，就是叙述。”他发现很多人对身边的人和事，自己正在经历和生活中的事情，说不出来。他认为这是很好的训练。通过叙述，“能够把其中的道理勾勒出来，事情和事情联系也就清晰起来，形成一个图景。……理论在拉丁语就是图景。”项飙说“理论其实不是给出判断，而是给世界一个精确的图景，同时在背后透出未来可能的图景。真正的精确就是你把握住它的未来方向。”这个叙述其实是准确的，因为我们阅读也好，学习知识也好，是很想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不总是处于混沌和困境中，期待自己可以更多的认知到更深的危机和机遇，面对未来。一个是叙述当下的人、事件、环境，这就是我们的小世界，如果对身边的世界都没有足够的关注和好奇心，那么总是看着迷雾一片的远方，是不是依然无法看到林中路呢？ 对于现代年轻人普遍的“丧”，项飙给出的解读是，“我们需要替代性地提供生活意义的来源。”那么这个来源可能就来自你自己的FUN。他给出FAN的定义是“能够对事情本身发生很大的兴趣和热情，不需要外在的回报来刺激热情。”比如艺术就有这样的效果，“让对方去思考、反思，有思考的引带力，…有趣的空间就大。”首先是不求回报，才会有持续的乐趣。其次，对自身的思考更主动，行动更积极，不是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从中得到新的启示，使自我在新的环境中得以发展，找到个体的位置，意义也就可以鲜活起来。所以找到自己的FUN，由此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所以要回到意义本身。意义不是虚无缥缈的人文精神，而是来自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构造。” 在80年代中，项飙谈到如何才能形成思想，中国要有自己的社会思想，从何而来。他比较了美国、法国和中国80年代的情况。1968年，美国开始有新的理论，来理解社会矛盾。法国跟生活相关，产生了一大批理论。而且是各种领域都参与其中，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80年代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并没有产生大的思想，项飙认为是因为“我们没有留下反思的资源。……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民间疾苦、对内部的社会矛盾、对这些具体问题没有认真去看，从下往上看。”如果说没有对社会问题更深入的理解，那么提出来的理论也是构建一种虚幻的空中楼阁，既解决不了实践的社会问题，也不能通过实践形成再反思，再调整，最终形成体系。理论不能指导实践，实践也无以依据，互相没有关联。知识分子如何从下往上看，这个很重要。但是现在更多的是占领制高点，占据权威的位置就够了。真正贴近人和社会好像是特别艰难的一件事情。可能自己都没有勇气真的去深入进去，而且这种深入可能也是费力不讨好，带不了更大的个人利益。所以当面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困境时，人往往处于无所适从的迷惘状态。 边缘与中心，始终是如何定位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做各种选择时的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居于一隅，坚持自己本应该有的位置，还是想尽各种办法，去进入中心。项飙对这些强行进入中心而想改变命运的人描述是“为了从边缘进入中心可以不择手段，进入中心之后觉得原来在边缘学到的那些做人原则也可以通通不要。”“存在就是为了进入中心……把生他养他的土地、和周边人的关系都放弃了，变成没有原则的人。人生活中的原则不是靠抽象理念来维持的，都是靠具体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不清楚就会变成机会主义者，其他人都成了利用的工具。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人很多，哪怕是很小年纪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观念，有可能是来自家庭的灌输。现在人都怕被边缘化，感觉不自信，没有认可，没有话语权。宁可被泥石流裹挟，无力反抗和挣脱，也不想在边缘生存。但是“没有扎根之后，就没有位置，没有主体性，完全工具化。”从大的行政区域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地方有很强的自主性，跟中心可以是更柔性和开放的关系。并不是都要成为中心，而失去了自己独特的定位，失去发展的根基。“中心太强，其实很危险。”所以是在边缘还是中心，主要还是要想清楚我是谁。“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这个问题，都得搞清楚自己是谁，否则都会有这种危机，除非完全盲目地被主流裹挟进去。”我是谁，其实是哲学里需要一辈子反复思考的大问题，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以此为坐标来观察来设定。观察时要离得越近越好，而分析时要有距离感，才能看得更宽广。这个观点也是相当精辟的。 我们这些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多的姿态，过多的标签化，造成理论过于空洞无意义。而且过于符号化也会沦为工具和功利化。我们需要对自己有一个阻力，不要过于快速地往前冲，要给予自我一个审视反思的时间和距离。其实每个人也是要对自己有耐心，让自己有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这样你才能有时间和看见来审视与反思。 整本书读起来其实是很废脑力的，因为在交流过程中，读者有很强的参与感，需要不停地进行思考和回应，并在自己的经验中去搜寻认可和批评的依据。项飙喜欢纠结，这个也是颠覆了我的观念，因为确实没有意识到其实纠结虽然很痛苦，但是另一方面有说明我在反复思考和论证。我们从书本中获得启示，去现实中印证并形成自己的论证和选择，也是阅读最大的价值所在。行动是我们确认存在的方式，和认知一起，帮助我们确立主体存在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走向更深更远更广阔的未知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