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白》是一本由田晓菲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304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201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不仅是文学教育，也是人性教育。再版后记说明，我们在现实世界里的愤怒仍很重要。
●选文里有许多很有时代气息的论据，但引出的是并未过时的结论，伴随着十足的自信与严谨的逻辑
●2019.10.19 over.
●《牡丹亭·劝农》的解读有启示，两层空间构成的文本张力，以前没在意。 作家像一千零一夜讲故事的少女。 《金瓶梅》的作者有慈悲心。 对金庸的解读以前在别的老师网课上看到相似的。鹿鼎记是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的转变。
●金庸的两篇以及大话西游
●19年广西师大版本删掉了09年天津人民那版里面的《隐身衣和皇帝的新装：从杨绛回忆录看“文革”中对透明度的追寻》
●绝大部分文章此前拜读过，终于有了广西师大的版本收藏。相对而言，写于今年六月的再版后记《权力的经济》，放在如今这个杂音甚嚣尘上、女权me too被污名化的大环境下，意义似乎最为重要。
《留白》读后感(一)：世界的一体化
每每一旦进入中文世界，确实会出现中国的和世界的仿佛是分开的观念。太经常看到“国际上”怎样怎样，“中国”又怎样怎样。喜欢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里头“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等观点。文化嘛，总是存在互相影响之类，总不可能把外来文化隔绝在外以保证中华文化的纯正与正统性—这一点大概是真的很难实现。事情分得太清楚总不太好，像学科领域，分得太清楚容易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又出现了跨领域合作这一类的...一点联想，但这一本中的很多文化观点让我阅读时非常认可，从而不再执着于文化认同之类的事情。
《留白》读后感(二)：微生尽恋人间乐
《留白》|田晓菲 有的时候，会一连看一位作者的几本书，大抵是因为这些作者写的好，看完了一本，意犹未尽，就好比吃过一次美味佳肴之后，总想着什么时候还能在吃到。看三浦紫苑的书如是，看莫言的书如是，看周作人的书也如是。这次看过田晓菲著作《秋水堂评金瓶梅》之后，就找了她的另外一本书《留白》，是写在《评金瓶梅》后的，里面几篇文章可以看做是对后者的补充和延续。 翻开书，不由地心下赞叹，作者笔力深厚，即便是一些寻常的观点，她也能写出不一样的感受，见微而知著。在评论红楼与金瓶梅之间的关系，她将它们两者摆在一起，明确地说出年少之时喜欢红楼，年长时更倾向于金瓶，因为此时的她看待人世，不止炎凉二字，还有慈悲。 能包容地看待世上的善和恶，干净与肮脏，纯洁同腌臜，已经不是富有同情的人，更近于垂眉的菩萨，悲悯地看待一切汲汲营营、声色犬马与纸醉金迷。 《留白》就《牡丹亭》里的《劝农》一节做了详细的解说，从汤显祖的做官事迹到陶渊明的田园情怀，无一不写，无一不能付诸笔端。从前看《牡丹亭》，看的最多的就是《游园》与《惊梦》，写的词好，那唱腔与身段着实不能欣赏得来，可是后来再看，也能看出几分趣味，兼之，读白先勇的中短篇小说时常常能感受到昆曲文化萦绕其中，一句话，一段描写，都是巧夺天工，犹记得有一篇小说写原来是女角儿的一位太太最后捧起了一束花那种苍凉凄冷的模样儿。与之照应的《劝农》却格外地充溢着生活气息。 再说，前几日，正好看完了金庸先生的《鹿鼎记》，也是有缘，在《留白》里也看到了秋水堂对其的解析《鹿与鼎》，就如同和其他同学上了同一堂课，自己对课堂知识一知半解的时候借来了成绩第一名的同学的笔记观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小说里都是宝藏，不但是小说的人物、情节和描述值得去深思，就连这个故事背后的那个人以及他写的其他作品和他带来的影响，都发人深省。 书里对待东西方文化持有的态度一如既往的包容，认为每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大可不必为了学习某种文化，去费力地调整和改变自己譬如写诗，写诗是为了生活，为了生命，为了自己，而不是想着冲上国际，得到某一个奖项。看着看着，不由地拍案称快，作者写得酣畅淋漓，读者读得也顺畅无比，好似发头风病的曹操在听完陈琳的檄书一般神清气爽，恨不能一口气读完，读完之后亦能回味良久，仿佛还能继续含英咀华似的。 书中曾写王夫之评论谢朓：“其华可及，其净不可及也。”窃以为，文章能写得“净”者，不过寥寥。秋水堂应属其中之一。
《留白》读后感(三)：新诗的理解和金庸的武侠世界
新诗的理解
《留白：秋水堂文化随笔》是一本田晓菲的文化随笔集子，其中篇章分两辑和前言和后记。前言后记的内容，其实也是她的随笔。这本书里有的内容被选入《七发》，是已经读过的。而，没有读过的内容中，感兴趣的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新诗论述的两篇文章，另一部分是关于金庸小说论述的两篇文章。
在《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重新发明》中，她简要回顾了二十世纪以来的新诗的创作历程，特别总结了新月派诗歌探索的失败，同时提出了旧诗与新诗之间的不同“旧诗与新诗相比，起特色根本不在于它的韵律和格律，而在于它的字句排列的顺序，以及特殊的字句排列和组织所造成的意义的张力和意义的多元。”在《大跃侧诗话》这篇文章里，她从诗歌的国际性这个悖论谈起，直指诗歌应该具备的内核，超脱于语言的限定，保持诗歌自身的个性化特点，全心投入、耐心磨练文字的手艺，等等。这些都是我个人比较关注到的点。
就新诗的写作来讲，无疑是没有了旧体诗那么多的限制——摆脱了格律的限定，从而给新诗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也给无数喜欢诗歌的人提供了可以一展身手的可能。但就新诗在字句排列上的认识而论，我个人倒觉得，应该有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新诗之所以能够成为诗，而不是散文或者其他，一方面在于其字句排列的特殊性创造出来的不同于小说或者散文的表达；另一方面在于诗人通过自己对语言和意象的处理构建了属于自己的世界，不管是情感的世界，还是经验的世界，更或者哲学的世界，都是诗人期望通过文本表达的。
文本依托于字和词，和由此构成的句子，这些不同元素都各有内涵，不仅要耐心打磨，而且要精心打磨，关注于字词句以新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诗歌要完成的构建新的个人世界的需要。没有这样的支撑，诗人的世界就是空无的，就像一个装置艺术一样，不仅需要想法而且需要实现这一想法的架构和材料。这应该是相通的吧。
金庸的武侠世界
《瓶中之舟》副标题是“金庸笔下的想象中国”，对金庸的武侠世界分析的应该是比较通透的。瓶中之舟被用来形容金庸笔下创造出来的远离现实存在的亚社会——武侠世界。通过这个比喻，借以说明武侠世界的非现实性，即读者只能够隔着瓶玻璃观看瓶中的帆船模型，而无法穿透玻璃进入奇幻的瓶中世界。通过这样的处理，达到了构建理想化时空的目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理想化的世界，为渴望寻找‘另一世界、另一地点’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时空框架。”这一点的提出，无疑对武侠读者来说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一切都建立在中国文化的语境范围内。
金庸小说的美好，正如文中分析的那样，它植根于中国文化这一大背景下，是别的语境下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比如对于儒释道文化的进一步阐释和运用，使每一个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感到亲切，因为小说世界里的形象就脱胎于生活周边的现实，只不过高于这个现实。这就是小说的另一个绝妙的地方——武功。武功是暴力的，也是弱者最好的防卫武器。对于普罗大众来时，世代相传的侠以及演绎小说中的英雄好汉，已经成为一种理想的追求和向往。而金庸将这种侠与现实相结合，创造出无数的奇遇，使小人物实现一次次的逆袭，从而获得出其不意的迷人效果，使得普罗大众人人追捧。
武侠小说创设的世界，使每一个渺小的个人在其中获得自我成就感。沉浸于这个世界的武侠迷们，时时刻刻在那些人物身上寻找着自己的影子，期望自己也有着一日出人头地，成为真正的大侠或者英雄，从而为在现实中挣扎的人们提供了奋斗的勇气和动力。同时，也可以总结发现，金庸武侠世界里的所谓名门正派都有自己内在的矛盾，从而成为对现实某种不可抗拒力量的一种映射，随着主人公的一次次大义凌然的抉择，一次次对所谓的名门正派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实需要的安慰。
一直喜欢金庸先生的武侠，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看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记得，那时候家里还是黑白电视，一家人早早地围拢在一起等待每晚两集的联播。无数个夜晚，七嘴八舌讨论剧情的情景，历历在目……夜深时，暖烘烘的火炉，烤好的土豆或者馒头片的焦香，想起来就流哈拉喽……那些年的雪，依然能够想起来，留下一串串脚印……严寒逼人，清冷的夜空中的星光耀眼，狗叫声在整个大地上回荡……
如今，夜空下的少年已经长大远走他乡，奶奶也已经离开人世，其他亲人也已离开了故乡，搬到城里生活了。在去年金庸先生去世后，利用一个月时间，回顾了他小说改编拍摄的电视剧，算是对先生的一次怀念吧。本想再读一读先生的小说文字，终究没有下定决心，期望将来有一天还能重温一遍吧。
《留白》读后感(四)：一些抄录
（《代前言：幽暗的树林》）
（2）“其实所有的历史，都不过是演义而已；叙述的方式和角度，往往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叙述的内容。”
（3）“（读小说）是为了被包容进作者的慈悲。慈悲不是怜悯：怜悯来自优越感，慈悲是看到了书中人物的人性，由此产生的广大的同情。”
（3）文本细读，应该有泛读作基础；文学史背后，应该有文化史和社会史作支柱。否则，总难免是片面的。
《从红楼到绮楼》
（12）陈与义的绝句标志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时刻。它表现的是一种洁癖，一种对于“纯粹”的追求。
（16）洁癖的探讨出现在宋代，一个不断忧患外患并且格外强调汉人正统的王朝，也许不是偶然的。
《大跃侧诗话》
（97）极力否认某种东西，正说明了这个被否认的东西的力量，就像一切反叛和对抗，都意味着对于这个被反叛和对抗的东西的侧面承认与加强。
（107）正因为白话在我们的文学传统里面一直是作为叙事语言使用的，它比文言更面临叙事语言被用作诗歌语言时面临的危险，其中最可怕的，就是太像真的“叙事”或者完全变成了“叙事”。这里我们要指出一点非常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叙事和叙事性是不同的。诗歌应该有叙事性，但是不应该写成叙事。否则，大家都去写散文算了，何必用“写诗”的幌子来骗人骗己？
《半把剪刀的锐锋：重论郁达夫》
（131）人性自古至今，并无太大改变，但是，人们总是把决绝和激情错置到一个过去的时代，而喜欢把自己的时代，怀着轻蔑与骄傲，描述为灰扑扑的，深通世故的，苍凉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现在的人，反倒又把郁达夫的时代，当成了浪漫纯粹的巅峰。
选本，就和判决文学经典、给作家排座次一样，是一种控制的手段。如前所言，它控制了文学史的写作，而文学史又反过来决定了选本的内容。同时，它也控制着一个作家的形象的塑造，以及读者对这一作家的接受。在这里，意识形态的因素起着不小的作用。
《瓶中之舟：金庸笔下的想象中国》
四、反讽之消解
（157）从语法结构来看，反讽之消解（the dissolution of irony）有两层截然相反的意思。一、作为一种特殊修辞手段的反讽，被作者的行文所消解，使得具有可以容纳多重视角之潜力的情节、场景或主题，在叙述者强大的声音统领下，在文本内部排除了受到反讽冲击的内在可能性（外在于文本的可能性，或者说阅读过程中产生反讽的可能性是无法被排除的——比如说故意的“误读”或者不自觉地偏离阅读规则就是造成反讽的条件之一）；二、反讽作为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段，被作者拓展为整个文本的结构，进而消解其他的内在修辞手段，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话语。
《鹿与鼎：金庸，香港通俗文化，与中国的（后）现代性》
（184）一切历史——书写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演义”。因为它们都是由“个人”书写的。凡是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角度。“中立”本身也是一种立场和角度。那么，（185）不管这个“个人”在书写历史时代表了哪个社会群体的欲望和要求，反映了哪个个人的思想感情，历史都是站在某一个特定的立场，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进行书写的。我们所说的主观和客观，其区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立场和角度，表明一个社会群体或者一个个人的局限和疆界。唯一能够超越这种局限和疆界的做法，就是意识到这种局限和疆界的存在，同时也意识到其他立场、其他角度的存在。……历史和其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一样，是故事，是叙事，是“话语”——这是人们已经熟知的。我们作为批评家，要做的不是去同意或反对某一种叙事的立场，而是解开笼罩着这一叙事立场的面纱。
《走向我们已在的地方：〈少林足球〉、〈大话西游〉及其他》
（240）（《大话西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对于历史的寓言。历史没有必然性，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有一系列的前提。从这些前提条件里，可以产生出种种不同的可能性。某种偶然的事件，比如一阵风吹开帘幕，露出背后隐藏的铁甲，或者一张桃花面，便可以推动这些可能性进入另一种特定的方向。这样的历史观，至少会让我们这些深深困于时间和历史，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文化、种族、性别在身份构筑过程中的重要性的人们，在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看到人生最宝贵的东西：“自由”的可能。
《对镜：赋得艾柯新作〈鲍多雷诺〉》
（250）我们谁都爱上的是自己的想象。想象，梦，无论给它个什么名字都好，是驱赶我们前行的动力。然而，对“他者”的迷恋，或者谴责，其实只是对我们自己（251）的迷恋或者谴责；而痛切的谴责，归根结底，还是意味着迷恋。我们的行程，并不是为了追求外在于我们自身的东西。
《权力的经济》
（291）容貌/年龄与一个人的才能、思想、成就无关。在职业性场合强调一个人的容貌/年龄，是把注意力转向和其人的成就和能力毫不相关的方面。
（294）思想没有性别，学问没有性别。勤奋与敬业没有性别。 "
《留白》读后感(五)：那么悠扬婉转，那么不肯屈服
题目取自前言：
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是我的古汉语入门教材之一。记得最喜欢《左传》和《国语》的选段，不为别的，单只是欣赏里面的辞令：那么悠扬委婉，却又绝不肯委屈。虽然我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但是我认为维特根斯坦是对的：世界是不可言说的。
人的悠扬婉转，不肯屈服体现在：
语言不能表示那些在语言中映现自身的东西，但是语言作为展现世界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显示”世界的意义，反过来即便我们得知了不能被语言所描述的非逻辑的绝对真理，这些绝对真理也不可能被人描述。世界的不可描述性是人类面临的困境，而世界的可显现性又给了人在感受力上的希望。所以，我还是比较同意《霸王别姬》里面那句话：人，要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历史的悠扬婉转，不肯屈服体现在：
它的想象力是悠扬婉转，因此虚假成分参差不齐，但它的真实性又不肯屈服，这就造就了史学研究最大的魅力：其实所有的历史，都不过是演义而已；叙述的方式和角度，往往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叙述的内容。继而在历史的发散系统中，本书选了几个不同的角度谈留白。
第一部分：红楼倚笑，薄纱轻掉——灵与肉
我们先看大背景的发展脉络，唐朝对外政策通融的溃败发展到宋变成宋金对立，宋金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将人种上划分为内外，这种内外对立开始形成了思想上的洁癖，沿着这个思路，历史发展到元蒙古族对汉人的武力驯化更加深化这种精神洁癖，直到汉人重新掌权的时候将这种文化上的对立发展到极致，在思想上异己的概念衍生出对自我更高的要求，如果我们把敌人看作丑恶、涣散、低俗，其实我们要明白敌人也许并不是这样，但真实的情况是我们自身向往善良、团结、高雅，如果这种异己思想因历史原因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严格的封建礼教，这一界限的划分本意不是为了圈地为牢禁锢自身，而是为了将自己和敌对的人群区分开来。这样的大背景下再来看小背景，文学作品发展到明清，有文化有气节的士大夫成为文化主流，人们无论是从心里上还是现实中都受到约束越来越严格理法，但反而促进了本我欲望的滋生，形成越来越严格的灵与肉的二元对立。在哲学方面，从宋朱熹提倡“理”的概念、“气”的概念起为人勾划一个规范的形而上世界，到王阳明提倡心学形成类似浪漫主义自我的氛围。这种文化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正如德意志民族受到拿破仑东征，在身体上被碾压，从而德意志人民在重新寻找文化自信寻找界限的时候诞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而《金瓶梅》的伟大不在于放纵了被严重约束的人，而在于给灵与肉之间搭建理解意义的桥梁，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欲望、毁灭、黑暗的初生都是美好的：
芙蓉面，冰雪肌，生来娉婷年已笄，嬝嬝倚门余。梅花半含蕊，似开还闭。初见帘边，羞涩还留住；再过楼头，款接多欢喜。行也宜，立也宜，坐又宜，偎傍更相宜。也就是在那人从帘子下走过临去七八次回头的凝望中，她叉手望他深深拜一拜，那人也忍不住深深的还下礼去。我们如果这样想，没有以后的龌龊，就是那人回了又回头的看，她停住望了不停的望，留下一朵未满的红花之山，那么这个三月天就没有一点破绽，若彼岸之美满。若果没有这美好的三月天，读者在看待他们的堕落不禁会引起道德上的优越感，从而泯灭慈悲与人性。这就是《金瓶梅》作为文学作品值得被商榷的价值。
然而，我心目中的《金瓶梅》，倒还不是西门府里螺钿描金的大理石围屏深深掩映着的金妆彩画的空间。我心目中的《金瓶梅》，是长流水里泊着剥船，堤岸上植着桃杏杨柳的大运河；是马嘶尘哄一街烟的巷子，开坊子吃衣饭的人家儿，穿洗白衫儿、红绿罗裙的土娼；是地下插着棒儿香，堆满镜架、盒罐、锡器家伙的绒线铺伙计家里的明间房；是些个一顿狠七碗蒜汁猪肉小滷水面、嚷着热茶烫得死蒜臭的帮闲食客；是清河到临清县城之间尘土飞扬的官道，那细细的、令人呛咳下泪的北方的黄土，玷污了素衣的红尘。风是：
我的思绪随
轻烟飞上
天际：有一天
我会如是
出现在人前
尘是：
此身寂寞，
漂浮，
如断根的芦草，
倘若有河水诱我，
我当前往。
风与尘看似不相干的立场，但往往是“如何得与凉风约，不共尘沙一并来”：
听见笛音
那抄法华经的
僧人停下手，
皱眉——
啊！年纪还轻
金瓶梅同时期的经典作品都是遵循严格的二元对立，好人从一开始就是好人，好像是生来就是，坏人从进场就带着粗鄙的面孔能让人一眼分明，看罢，人的道德观念一清二白，该骂的骂，该称颂的称颂。唯有金瓶梅不知道该对西门听到《普天乐洛阳花》时那眼里的一股酸是该为其惋惜还是骂一句活该：
洛阳花，梁园月，好花须买，皓月须赊。花倚栏干看烂漫开；月曾把酒问团栾夜。月有盈亏，花有开谢，想人生最苦离别。花谢了，三春近也；月缺了，中秋到也；人去了，何时来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严苛的环境下，《金瓶梅》让人重申灵与肉的对立，因此《金瓶梅》在这样的文化境况中流通不能说是意外，恰恰是严格界限划分下自然而然的对立产物，于是为了逾越这道严格的界限：上半身变得愈来愈不食人间烟火，一口气儿就吹倒了；下半身则变得越来越猥亵和丑陋，一口气儿也就吹倒了。我们看到越来越正义的文人墨客，我们又看到越来越妖魔化的宫廷，我们看到那悠扬婉转的墓场，我们又看到人本身的不肯屈服，我们能用文本阐释的世界是逻辑思辨的世界，我们不能用文本阐释的世界一方在于无法直面另一方面是无法诉说，正是因为我们用逻辑的世界衡量世界本身，使得印象显现的世界失去了本色，好比抄写者常常出错，使一部手抄本全然改观，这不能怪世界任何严苛的秩序或者人的滥欲，因为：
界限的划分的意义正在于逾越，人的本性就是在不完美的世界里追求完美。第二部分：香港通俗文化
第三部分：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