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大瘟疫》是一本由[英] 马克·霍尼斯鲍姆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4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类大瘟疫
在人类文明突飞猛进的现代社会，无论是摩天大厦鳞次栉比的繁华都市，还是高山流水世外桃源的美丽乡村，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灯火辉煌，欢声笑语，这是怎样一副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生活景象！
然而，在某些黑暗的角落，还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小幽灵，等待着某个时机降临，便要开始一场残忍杀戮。
当瘟疫降临，繁华都市将变成一座灰色的寂静空城，美丽乡村也将失去欢声笑语，生命在病痛中飞快流逝，泪水也无法带走悲伤和恐惧。
《人类大瘟疫》，是英国马克.霍尼斯鲍姆对一个世纪以来全球性流行病的集中讲述，一战时期的大流感，降临“天使之城”的“黑色死神”鼠疫，在美国贵妇中流传的鹦鹉热，还有1976年爆发的军团病、1980年爆发的艾滋病、2002年爆发的SARS、2013年爆发的埃博拉、2016年爆发的寨卡……
马克.霍尼斯鲍姆的这本《人类大瘟疫》，将带领我们深入那一座座残酷生死场，详细解读每一场人类大瘟疫背后的故事。
那些死亡数字，绝不只是一串串数字，每一个数字，原本都是鲜活的生命。
那些墓碑上的名字，绝不仅仅是一个死者的名字，每一个名字，原本都是妈妈的孩子。
又是怎样突然染病？
又是怎样猝然离世？
每一场人类大瘟疫的回放，都深深刺痛我们的灵魂，都将为我们这些至今能够存活下来的人类，带来某些启示。
回顾瘟疫，即使不能增长人类的智慧，但至少可以增加人类的悲悯。
马克.霍尼斯鲍姆的《人类大瘟疫》是一本很好读的书，他擅长用讲故事的手法，将每一次大瘟疫写成一部好莱坞灾难大片，然后再抽丝剥茧，层层揭开灾难的面纱；他也擅长为普通读者讲解其中所涉及的诸多专业性问题的，总能深入浅出，尽量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加以讲解，是一本适合大众阅读又具有一定专业性的读物。
就在当下，一场新的人类大瘟疫正在全球肆虐，新型冠状病毒，以其超强的传播能力以及近乎完美的结构，正式向自以为高度发展的当今人类文明提出挑战。如何应疫情，已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我想，大家不妨看一看马克.霍尼斯鲍姆的《人类大瘟疫》，毕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毕竟，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
人类的自大，在大自然的惩治面前，显得多么无知和愚钝。
人类应当学会敬畏！
谢谢！
《人类大瘟疫》读后感(二)：一部关于肆虐全球流行病的传记
在《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流行病》这本书定版付梓的时候，新冠肺炎（COVID-19）正在肆虐的全球传播，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5月23日15时，全球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517万，死亡病例超过了33万。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判定为大流行病，流行病的名单上又多了新冠肺炎这一个。
《人类大瘟疫》这本书由英国知名记者马克·霍尼斯鲍姆所编著，记录了20世纪以来全球性爆发的九种流行病，包括鼠疫、艾滋病、SARS、埃博拉等。因为新冠肺炎的大流行，本书又单独为新冠肺炎加了一本小册子。本书从每种流行病的病毒来源、传播扩散途径、危害状况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可以说是为这十种流行病所作的传记。
在本书记录的20世纪以来的十大传染病中，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是1918年的大流感。这场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的流行病，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造成约5000万人死亡。致死率最高的，当属在天使之城洛杉矶出现的鼠疫。从传播媒介来说，流感、非典靠飞沫传染，艾滋病靠血液和性接触传播。传播途径更加复杂的是鼠疫，既可以通过血液、皮肤接触传播，也可以通过飞沫传播，还可以通过跳蚤叮咬传播。
每一种被称之为瘟疫的流行病，都有着共同的特性：大规模的传播、数量巨大的伤亡。从作者记录的十大流行病的简史中可以知道，防控流行病最简单的方式便是隔离，这也是最有效的手段。隔离让感染病例和普通人群不再接触，便切断了传染链条。城市化让更多的人类居住在城镇中，人口的稠密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全球化的发展让人类的沟通更加便捷更加迅速。这两种发展恰好都为传染病的流行提供了便利条件。一个感染病例短时间内能够接触很多人，让传染链条延长，增加了传染病的扩散和危害。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让医疗卫生条件有了更好的改进，但是医学的发展只能是提供更好的治疗条件，却无法抑制病毒的流行。防控流行病还是需要依靠医学以外的社会措施。作者在书中说，防控流行病最可怕的是“傲慢”和“恐惧”。傲慢会错误的判断形势，会低估病毒的危害和传染性，很难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而恐惧，则会让人失去理智，同样会无法准确、及时的应对流行病。
仍然在肆虐传播的新冠肺炎，在多数国家的应对中就深受“傲慢”的危害。中国最先应对的，采取了极其严格的隔离措施，甚至是对一个人口过千万的城市实行了战时管控，严禁出入。即便如此，也是花费了数十天才隔绝了大规模传染，现今仍然有偶发性的病例。像英国起初选择的群体性免疫应对；美国民众游行抗议居家隔离；出门不戴口罩的任性……事后都无一例外的被病毒上了课，增加了教训。
读一遍《人类大瘟疫》，了解了这100年以来的重大流行病，也有了更多的思考。就像作者在书中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流行病都不是单独的医疗卫生事件，必然是政治、生态、社会等方面都出现了问题。
《人类大瘟疫》读后感(三)：医学史界最会讲故事的人
很多年前读柴静的《看见》，印象很深的一点是柴静在2003年非典时期呆在家里，她感到非常沮丧，因为如果十几年后孩子问她非典时在做什么，她该怎么回答呢，难道说“自己在家看电视”？
当2020年初新冠肺炎在全球爆发，随着国际航班起落，冠状病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肆虐，我们一步步看着感染人数从每天的几百增至几千，再到几万，作为这场历史性大事件的亲历者，这回我们倒可以坦然地说：“宅在家不出门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了”。
作为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我在网络上搜索了很多资源给孩子介绍什么是病毒，病毒是如何传播的，为什么我们尽量不出门。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成年人，除了每天关注电视上的全球疫情数字，我也希望对这场瘟疫了解更多。因此当我看到上海华山医院的张文宏教授推荐了一本科普性质的医学史著作《人类大瘟疫》，也找来读一读增益知识。
《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书如其名，是一本时间跨度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流行病史书。
这本书获《金融时报》2019年的年度图书荣誉，作者马克·霍尼斯鲍姆是作家兼新闻记者，它曾是英国《观察家报》的首席记者，并在《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等知名报刊担任调查记者和专题撰稿人。
他同时是一名专业的医学史学者，在国际医学顶级期刊《柳叶刀》《医学史》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学术书评和论文。
马克·霍尼斯鲍姆的写作主题集中在世界传染病史，他在这个领域内深耕数十载，自2003年起，发表了多部医学史作品，包括《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全球大流感史：死亡、恐慌和歇斯底里，1830—1920》《热病之旅：探寻治疗疟疾之路》《与恩扎一起生活：被遗忘的英国故事和1918年流感大流行》（2009年被提名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年度科学图书）等。
因为有医学史和新闻记者的双重背景，他的写作风格是具有科普性质的纪实报道。《人类大瘟疫》这本书讲述20世纪以来的一场场大流行病，书中既包含引人入胜的故事与冲突，又不遗漏每一处流行病危机的细节。套用一句流行语，大概可以评价他是“医学史界最会讲故事的人”和 “会讲故事的人中最懂医学史的”。
《人类大瘟疫》从1916年7月1日美国新泽西州惊悚的鲨鱼咬人事件拉开帷幕，按事件顺序介绍了20世纪以来全球发生的九次大型传染病：
1蓝死病
2天使之城的鼠疫
3鹦鹉热大流行
4“费城杀手”
5军团病卷土重来
6美国的艾滋，非洲的艾滋
7SARS：超级传播者
8跨越国境的埃博拉
9终篇：寨卡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不知道“西班牙流感”的病毒实际源于美国，之所以叫西班牙流感，是因为面对大规模的感染与死亡人数，全球只有西班牙没有删减疫情报告。这场流感因为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随着士兵们在各个大陆之间往返而扩散传播，最终导致约5000万人死亡。5000万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这是一战中死亡的人数的5倍。
加缪曾形容一个人在战争中服役一段时间后，就很难对死人有什么概念了，他说“除非你真正看见他的死亡，否则一个死人没有任何意义，散播在漫长历史里的1亿具尸体不过是想象中的一阵阵轻烟罢了。”面对巨大的死亡数字，纽约公共卫生官员们却因为担心影响战事，刻意夸大了流感对德军的影响，而对美军的疫情轻描淡写。后来约67.5万美国人在这场疫情中丧生，很难说与政府的这种态度没有关系。
无独有偶，历史一再重演，当洛杉矶鼠疫暴发时，为了维护城市形象和经济利益，当地政府、商业和新闻业巨头压制疫情报道，宣称“绝不会刊登有损城市利益的内容”。以史为鉴，即使已经到了2020年，这些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人性也值得我们深思。
今天是5月18日，新闻报道美国感染人数已超148万、死亡人数近9万，虽然川普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现一再让人瞠目，但看到这个惊人的数字，我还是惊讶不已，毕竟，这是全世界医疗条件最先进的美国啊。前总统奥巴马出来炮轰美国防疫官员无能：甚至都不假装负责。而这些，在《人类大瘟疫》这本纪实文学书中，你会看到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
莎士比亚说:“所有人的生活里都有一部历史。”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历过SARS，埃博拉，寨卡，新冠病毒这几次历史大事件。作为这些传染病大流行历史的亲历者，我们有必要回头读读历史，因为正如马克·霍尼斯鲍姆所说：“瘟疫，是历史，也是触手可及的未来。”
《人类大瘟疫》读后感(四)：学医救不了全世界
被新冠病毒封闭在家里的日子，我一直在读跟人类瘟疫有关的书。本来我就对《豪斯医生》式的医学侦探特别着迷，这一次，新冠病毒打破了次元壁，几乎是把Foreman被传染上军团病的那集给活生生地搬到了现实生活中，并放大了无数倍。对病毒的迷惑、对感染的恐惧，在每天被微博上爆出的悲惨真相轰炸的日子里，读科普已经不再是为了满足闲暇好奇心，而是PTSD驱动的不得不做之事。在那段日子里，读书的时候，我满脑子翻腾的都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未来又会如何？
《人类大瘟疫》是我“新冠时期特别书单”上的最后一本。读到它的时候，生活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虽然这种正常是一种勉为其难、噤若寒蝉的正常——口罩要忍着闷热戴牢，车站仍旧要检查14天的途径记录，上地铁仍旧要出示健康码，每天至少要被体温枪狠狠枪毙三次。关于公共卫生、医学、生物学、生态学的科普我会常态化地继续看下去，但我很庆幸这本书是我“新冠时期特别书单”上的最后一本，因为这本书无论在内容还是视角高度上，都特别适合总结前面的所有阅读。
西班牙流感（H1N1）、鼠疫、鹦鹉热、军团病、艾滋、SARS、埃博拉、寨卡、新冠病毒……这本书一网打尽了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瘟疫，并且把其他书用几百页讲完的故事浓缩到了50页左右。作者用最简洁清晰的语言回顾了这些瘟疫发生的时间线、历史背景，以及重要人物的行为。这些重要人物里，包括殉职的医生、冒着生命危险做研究的科研人员、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当做替罪羊惩罚的少数群体，也包括缺乏远见的糊涂政客、利欲熏心的商人、总是慢一拍的政府和唯恐天下不乱的阴谋家。作为亲历新冠的暂时幸存者，我们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这样我们才会发现，那些发生在不远的过去、让我们震惊、震怒、恐惧、悔恨、叹息、敬佩、遗憾的事情，其实早就在历史上一遍遍重演。
拿艾滋病的这一章来举例吧，HIV刚刚在男同群体中爆发的时候，是一线医生和发病者先吹响了哨子，结果疾控CDC和国家研究机构既不给人也不给钱。一线研究员自掏腰包苦哈哈地干，结果转头大佬们就为了抢先发论文而掐了起来。民族主义爆发，能救人的发现被一再推迟。政客互相推诿，公益热心团体内讧，HIV进一步扩大，从男同群里内的性传播“出圈”到了血库，于是一群无辜的血友病患者和其他接受输血的病人成为下一批受害者，同时血库却忙于甩锅……在文明时代20世纪，美国就这么乱了四年，四年里，无辜的人就这样一批批地死掉，所有人就这么看着他们一批批地死掉，看着艾滋扩散到全球。
在新冠疫情中，类似情节不断上演。瘟疫似乎并不在乎你是姓资还是姓社，人性里愚蠢、丑陋、短视的一面，总是成为微生物和病毒的爪牙，一遍遍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在科普和梳理历史之外，这本书还在分析视角和实效性上超过类似主题的书一大头。
《血疫》是讲埃博拉最有名的新闻纪实作品。这本书惊心动魄之极，堪比一部惊悚电影。事实上这本书在2019年被改编成了6集迷你剧，由“傲骨贤妻”朱丽安娜·玛格丽丝主演。而《世纪的哭泣》几乎可以说是艾滋病领域的《寂静的春天》了，入选纽约公共图书馆“世纪之书”、被《时代周刊》列为“百大非虚构经典”、改编的电影得了1994年的艾美奖。作者本人就是因为出柜而被歧视的男同、是艾滋病的受害者，并于1994年去世。如果说《血疫》是真实的惊悚悬疑之作，那么《世纪的哭泣》就称得上是泣血之作了。
你看，如果你去读《血疫》和《世纪的哭泣》，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免不了仰视作者高超的叙事能力和严丝合缝的新闻调查能力。如果把《血疫》当成一部非虚构小说来看，你会深深恐惧于埃博拉强大的致死能力、传染能力和死亡方式之可怖——埃博拉基本上就是把一个大活人变成一滩黏糊糊的毒血，然后从表皮的缝隙里喷射到周围人身上。读《血疫》是很爽的，你会有观赏一部惊悚悬疑大片的刺激感，合上书还久久不能忘怀。但你却不会去问——这本书这么有名、社会影响力这么大、让所有读者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埃博拉的可怕，它会怎样影响人类vs.埃博拉的这场战役呢？会不会有人因为读了这本书，而拒绝国家让染病者从非洲飞回祖国治疗？尽管他/她是个白求恩式舍生取义的英雄医生？会不会有普通人因为读了这本书，而把非洲疫区的人视为洪水猛兽、歧视他们、甚至伤害他们？
《血疫》逃避的问题，《人类大瘟疫》做出了响亮的回答：
当时还是纽约地产开发商的唐纳德·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应该阻止埃博拉患者进入美国”，“美国不能允许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回国。跑那么远去帮忙的人是很伟大，但必须要承担后果」”随着恐慌蔓延，包括英国航空（ British Airways）和法国航空（ Air France）在内的几家大型航空公司都取消了往返于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航班，仅剩下布鲁塞尔航空（ Brussels Air和摩洛哥航空（ Air Maroc）两家公司，继续向西非来往运送卫生工作者和重要救援物资。……此时的疫情发展已经达到了无国界医生的医疗和人道主义救援能力的极限。在3月疫情暴发初期，无国界医生尚有几名对抗过埃博拉的人员可供调配。……然而，美国传教士的撤离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抗疫系统陷入瘫痪。撒玛利亚救援会迅速关闭了其在蒙罗维亚和福亚的两个埃博拉控制中心，在当时，它们是该国仅有的埃博拉诊疗中心，这导致只剩下无国界医生在危机中孤军奋战。……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也没有吸引来其他人道主义援助组织的大规模直接帮扶（像在2010年海地地震和20이13年台风“海期”袭击非律宾时那种规模的帮扶）。相反，在短期内，它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廖满嫦说：“虽然我们不想这么说，但事实就是，每个人都拖拖拉拉，不愿伸出援手。” 造成抗疫系统瘫痪的原因之一是恐惧。自从《组约客》（NewYorker）记者理查德・普雷斯顿（ Richard Preston）撰写的畅销书《血疫》于1994年出版后，埃博拉就成为公众想象中的恐怖事物。基于1989年弗吉尼亚州雷斯顿灵长类动物检疫隔离中心的疫情，以及对扬布库疫情幸存者的釆访，普雷斯顿在书中着重描写了埃博拉感染最惊悚最具视觉震撼的症状，例如疾病末期的患者有时会“流血不止”，即血液或血性体液从眼睛、鼻子和肠道渗出。因此普雷斯顿把埃博拉病毒称作“分子鲨鱼”3，虽然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症状十分军见，但却助长了公众对埃博拉的刻板恐怖认知。该书扉页富有想象力地画着生物公害警告标志，加上大段大段关于雷斯顿事件的描写，普雷斯顿强化了埃博拉病毒可以作为潜在生物武器的印象。病毒随时可能从非洲从林或疯狂的恐怖分子的实验室中冒出来，威胁人类的未来，造成恐慌。普雷斯顿警告说：“它的遗传密码发生一个微小的变化，就可能会通过咳嗽传播，在全人类中蔓延。”西班牙流感（H1N1）、鼠疫、鹦鹉热、军团病、艾滋、SARS、埃博拉、寨卡、新冠病毒……当我们跟着作者梳理完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瘟疫，我们会学到这样一点——一切公共卫生危机都首先是生态、文化和政治的危机，或者说，是人性的危机。如果我们继续虐待动物、进食野味，SARS还会卷土重来；如果酒店业为了减少成本而不好好清洗空调和冷凝系统，军团病还会爆发；如果我们对非洲的埃博拉隔岸观火，一个航班就能让我们的亲人也倒下。
诚如作者所说：
我们得谨记萧伯纳在《医生进退两难》中所表达的观点：“一种疾病特有的微生物不一定是它的病因。”事实上，若将萧伯纳的名言用于今日，我们可以说传染病几乎都有更广泛的环境诱因和社会诱因。只有充分考虑新病原体出现和传播的生态、免疫和行为因素，我们才可能比较充分和完整地了解这些做生物及其与疾病之间的联系。鲁迅说，学医救不了中国人。
到今天，学医也救不了全世界。
《人类大瘟疫》读后感(五)：译者序
“所有人的生活里都有一部历史。”
—威廉·莎士比亚
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是位有趣的作家。
当他在著名媒体《卫报》和《观察家报》发声时，他是一名出版了多部畅销书的获奖作家和资深记者；当他为国际医学顶级期刊《柳叶刀》撰稿时，他又是一名专业的医学史学者。翻开这本书，你不仅能感受到他出色的文字把控能力，更能体会到他在医学科普、医学史领域的造诣。对于他的这本《人类大瘟疫》，英国著名医学史家威廉·拜纳姆（William Bynum）的评价是，本书对流感的讨论极为精彩，可读性很强。《柳叶刀》也点评道：这本书“引
人入胜”，“精彩地描述了疾病的定义和分类过程，并指出文化因素极大地左右了我们对疾病的感知，影响了我们对瘟疫的反应”。
然而，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的这本书并不“好读”。
这是一本时间跨度长达一个多世纪，内容涵盖了 8 种重大流行病的史书。作者的讨论涉及了病毒学、分子生物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科学哲学、医学史等多个学科。在翻译本书时，我们一方面钦佩作者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又不禁忧虑：对于文科读者来说，这本书似乎显得太“科学”；对于医学读者来说，它又好像有点太“社科”了。倘若投入大众市场，它更是看起来缺少“噱头”，不够“快餐文学”。究竟会有多少人愿意翻开一本论述“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的判定”“冠状病毒的发现过程”“气溶胶如何在建筑物中传播”等专业知识的传染病史书？又有多少读者能静下心来，在一页页充斥着学术名词的纸张中，细细品读疫病流行中的病原学研究、公共卫生应对，以及复杂的社会影响？
2020 年年初，全书译稿将毕，一场大疫忽然降临。新型冠状病毒袭来，多地隔离检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入“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仿佛就在一夜间，历史与现实魔幻般地叠合到了一起。那些曾经只见于医学杂志上的病毒学知识以及流行病学研究都成了新闻热点。它们与无数个无意或有心的传言混杂在一起，共同冲击着大众的眼帘。那些凝结于书中的悲伤、恐惧、欢欣、无畏、迷惘、愤怒……统统重现于我们身边。
* * *
传染病从未远离人类。就在一个世纪前，西班牙大流感横扫全球，留下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恐怖的死亡数字。在那之后的一百年里，类似的剧情一次又一次上演。现代医学高歌猛进的史诗吟唱，始终伴随着恐慌、悲伤和忧虑的协奏。人们不曾想到，令人闻风丧胆的鼠疫会降临在自诩“天使之城”的洛杉矶；人们更从未料想，可爱的家养小鹦鹉会带来致命的鹦鹉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军团病、艾滋病、SARS、埃博拉、寨卡……瘟疫在全球四处生根，没有哪个国家敢标榜自己绝对安全。
人类不断地从一次次瘟疫中总结经验教训，开发新的诊疗技术。但正如细菌学家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所言，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尽管有了新的医疗技术以及普及的疫苗和抗生素，但人类“本质上比以前更容易受到伤害”。是人类的学习能力不足吗？是我们的医学家们还不够努力？或者，我们需要跳出思维惯式，重新审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吗？
我们常把对抗传染病喻为一场战役，将病原体视作虎视眈眈的敌人。但比起“对抗”，也许“平衡与失衡”才是更为贴切的隐喻。彻底消灭病原体的理念是难以实现的。我们看到，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在多次瘟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自然状况下，病原体与动物长期共处，已然达成了某种平衡，而人类有意或无意地入侵自然领域，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病原体便跳跃到人类身上——本书关于鼠疫的一章，讲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
除了生物因素之外，社会、文化因素也加剧了传染病的蔓延。首先，全球化使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疫情流行时，我们已无法寄望于躲进某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一隅偏安。其次，文化习俗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疫情的传播，饮食、丧葬、节日习俗等都可能推波助澜。而这正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冲突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具现。在第八章的埃博拉防疫史中我们看到，简单粗暴地取缔习俗可能会适得其反，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时，我们需要谋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此外，在每场瘟疫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恐慌、流言与不信任情绪总是如影随行。瘟疫来袭时，我们总是希望迅速获取准确、全面的信息，但是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却用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种近乎不切实际的期盼。1918 年的流感大流行中，纽约公共卫生官员们担心影响战事，刻意夸大流感对德军的影响，而对美军的疫情轻描淡写。20 世纪初洛杉矶鼠疫暴发时，出于对城市形象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市政领导、商业和新闻业巨头压制疫情报道，宣称“绝不会刊登有损城市利益的内容”。
信道可以被管制，但焦虑与恐惧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它们时常为流言蜚语营造出滋生的温床。2003 年 4 月 1 日，香港正陷于SARS 疫情困境中，某家报纸的网站上发布消息，称香港即将被宣布为“疫港”，惊恐万分的人们匆忙将消息转告亲友，四处抢购食品和生活物资。然而，那则消息实际上只是一名 14 岁男孩的愚人节恶作剧。另一方面，污名化与偏见常与流言相伴，在 SARS 流行的高峰期，多伦多的唐人街宛似鬼城，食客们都不敢前去消费。艾滋病流行初期，患者群体背负着巨大的道德污名，他们受到排挤，被指责纵欲、犯罪、有药瘾，甚至连因日常输血而被感染的血友病人也未能幸免。
在恐慌中，许多人会寄望于科学。诚然，科学的理性、中立和审慎是抵抗流言的利器，但我们必须谨慎地承认，科学亦有局限。正如书中所展现的：有时科学观察会出现失误，就像在没有认清流感病毒之前，我们一直将细菌视作流感的病原体。有时科学研究又不够迅速，正如当 SARS 疫情急需特效药和疫苗时，医学界却只能给出隔离建议和支持治疗。艾滋病的科学纷争历史更是向我们昭示，当科学家陷入名利、荣誉之争，经济利益、名誉诉求甚至国家荣耀混杂在一起时，疾病的本相就会陷入重重迷雾之中。
除了前述问题外，在最后一章论述寨卡疫情时，作者还提及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寨卡瘟疫正炽之时，报纸竞相报道，巴西政府和各色组织争先恐后地参与疫情防控，然而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当地政府与大众又一次陶醉在“抗疫胜利”的笙歌之中，仿佛一切问题都已随着疫情一起终结。部分曾经承诺的科研经费没有按时到位，一些原有的康复支持项目也慢慢消失。作者痛心疾呼：虽然寨卡疫情已宣告结束，对它的恐
慌也逐渐被时间冲淡，但巴西贫民窟的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本质改善，传播寨卡病毒的蚊虫依然在充塞垃圾的河道中滋生，因寨卡而致畸的婴儿也未得到应有的照护和补偿。若相关社会条件无法得到改善，谁也无法保证寨卡疫情不会卷土重来，谁也无法预料下一场疫情将会侵袭多少国家，将多少原本就已深陷贫困的家庭推向苦难的深渊。事实上，疫情的反复并非没有前例，就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埃博拉疫情于非洲死灰复燃，并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再度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状态至今仍未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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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为这本书拟定的副标题是“一个世纪的恐慌、歇斯底里和狂妄自大”，将这样三个“负面”的词汇置于文前，乍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妥，但通读全书之后，便可知晓作者绝对不是想要传播恐惧，也没有过度悲观。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一次次瘟疫流行之际，总有严谨、奋进、勇敢、无私的力量汇聚起来，支持人类渡过难关。但威胁持续存在，前路坎坷艰难。在多年前反思 SARS 疫情时，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院长、国际知名流行病学家罗伊·安德森（Roy Anderson）曾提醒我们，抗疫胜利所带来的自满将是最大的隐患。
我们不该因为人类在某些大瘟疫后幸存，就无视自己曾经的傲慢与纰漏。回首瘟疫史，在纪念人类展现出的智慧、力量与勇气的同时，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些痛苦的离别、牺牲和哀愁。
在本书中，每一章传染病的故事都非常复杂。可是，世界本就如此，它不会因为我们一厢情愿的期待就变得简单。谦虚的科学家会说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谨慎的历史学家会强调了解历史不能预知未来。但面对复杂的传染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不做旁观者，我们可以从历史经验、科学原理和理智辨析中汲取更多，反思更多。希望面临那从未远去的传染病风险时，这些知识与反思能够使我们更加安全，更加理智，更加勇敢，更加友善。
y 谷晓阳李曈
首都医科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 医学伦理学与医学史学学系
《人类大瘟疫》读后感(六)：曾经流行的传染病，是如何消失的？
原文发表于《Vista看天下》总第485期
2016年1月28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一名卫生部工作人员喷洒灭蚊药剂。（新华社 图）人类曾一度认为可以消灭瘟疫。
20世纪早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机构的疾病科学家曾构想出雄心勃勃的目标：完全根除一些传染病。他们先是把矛头对准了黄热病，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后以失败告终。后来，这些人又将目光转移到疟疾上，很不幸，再次失败。
一个世纪之后，2007年，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也宣布将设定一个长期计划来消除疟疾这一传染病。但直至今日，都未曾实现，一些人甚至觉得这也会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为什么消灭传染病这么难？如果无法被消灭，曾经流行的传染病病毒，都去哪儿了？
以前的传染病，都去哪儿了
在法国北部的埃塔普勒的一片低洼草地，10万大英帝国将士驻扎于此。1917年的寒冬，瘟疫暴发，到次年2月已有156名士兵死亡。患者表现出高热、痰中带血、呼吸困难等症状，还有“紫绀”：面部、口唇和耳朵变为暗紫蓝色，难以呼吸，痛苦甚至使他们抓破了床单。
这场传染病后来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瘟疫继续扩散，经由码头等交通枢纽，遍布全球，在当时，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据估计，西班牙流感造成了5000万人死亡。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5倍，比近30年内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还多出1000万。
这成了20世纪以来的第一场全球性瘟疫，因其感染人数与极强的扩散性而被历史记住。
当时，细菌学说占据医学界主流，大多数人相信是细菌而非病毒导致了这场瘟疫发生。医学权威普法伊费尔认为是流感杆菌成为了致病病原体，这种说法虽引起业内质疑，却也没有谁能肯定推断或通过实验证明流感源自何处。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引起了大流行，没有人可以说出它或是了解它。”《致命接触：追踪全球大型传染病》作者、科学作家大卫·奎曼说，“至今没有有效的预防手段，没有通用疫苗，没有完善的可以广泛使用的治疗方式。”
《致命接触：追踪全球大型传染病》大卫·奎曼 著直到1930年代，病毒学产生后，关于流感病原体的病毒假说得到了确证。但对西班牙流感的真实面貌，要等到2005年才终于被揭开：导致西班牙流感的病毒是H1N1流感病毒变体，其传播宿主是水鸟。科学家们这才借此制造出针对流感的疫苗，以抵制当季的各种流感蔓延。不然，流感这一病毒还将导致更多人倒下。
疫苗是人类应对传染病的重要武器，之后每每遇到重大传染病，就会有科研人员投入疫苗研发。只是这个过程耗时漫长，经常还未见到疫苗，大流行就终结了。
自20世纪以来，以神秘性与杀伤力著称，堪称“毒王”之首的埃博拉病毒曾引发多次瘟疫。这一原本存在于非洲的病毒，自20世纪起开始被人们关注到。它先是在西非等地丛林深处的村落中出现，进而蔓延到非洲全境，后来还零星地出现在美国、俄罗斯及菲律宾等地，以对人体极强的伤害性、极高的致死率闻名。大多数患者会出现高烧、恶心呕吐等症状，部分病例还会呕血、便血、鼻出血等。
整个20世纪，人类都没有制造出能对其产生效用的疫苗，每次埃博拉病毒暴发时，人们只能采用隔离、治疗的传统应对方式，且死亡率仍能达到60%。直到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由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研发的疫苗可实现高效防护埃博拉病毒。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可预防埃博拉出血热的疫苗。
“有些传染病暴发是历经多年结束的，另外一些会很快结束。有的暴发是逐渐结束的，有的是轰的一下就结束了。在一些特定的案例中，暴发结束后又重现，之后又结束，就好像遵循着一个相当有规律的时间表。”大卫·奎曼总结道，病毒的狡猾和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很难掌握住众多传染性疾病的规律。
西班牙流感历经一年后结束，艾滋病自出现、被人们发现以来就未曾消失，甚至至今都没有应对的疫苗。季节性流感则几乎每年都会出现，猪流感、禽流感等也是瘟疫史上的常客。在普通年份里，季节性流感也会在全球范围内导致至少300万人感染，超过25万人死亡。
ARS则是突然地结束了。这一直以来被科学家视为一个谜。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王培玉认为，SARS病毒在造成瘟疫大流行后突然消失是“比较不符合常规的”。一些人认为当时迎来夏季，气温升高使得SARS病毒难以生存，但一些人认为气温并不是病毒消失的根本原因，而是隔离、治疗等现代医学手段将SARS逼进了“死胡同”中。
人类为什么消灭不了传染病？
1927年，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埃弗里实验室的流行病医学专家勒内·迪博发现了一种能够分解肺炎球菌多糖夹膜的酶，在这种酶的帮助下，免疫系统的吞噬作用可消灭肺炎球菌。20世纪三十年代后，科学家又成功分离出了第一种磺胺类药物。借此，肺炎的治疗效果和生存率逐渐提升，而随着往后青霉素等多种抗生素的发现，肺炎一度被认为是可消灭的。
被治愈的肺炎激励了人们面对传染病的信心。1960年代，在抗生素革命的鼎盛时期，人们对医学水平过于自信，甚至在70年代时相信“征服传染病”的时代即将来临，便将精力转移到了与遗传条件和生活方式相关的癌症与慢性病上。
这取得了一定效果。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其它相关机构发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运动，为的是彻底消除脊髓灰质炎。凭借疫苗的普及，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减少了99%，美洲国家、欧洲和澳大利亚都宣称已在境内彻底消灭了脊髓灰质炎。截至2011年，只有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与中国还存在少量偶发病例。脊髓灰质炎就此与天花一同成为了基本被人类消灭了的传染病。
2015年11月9日，巴基斯坦卡拉奇，一名儿童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新华社 图）但人类面对其它传染病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2016年，为了消灭黄热病，巴西曾发起过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扑灭伊蚊运动，超55000名巴西军人加入了喷雾消毒小组，奔赴里约热内卢和其它城市，挨家挨户喷洒杀虫剂，并说服人们清除积水。最终，这场浩浩荡荡的运动确实控制了疫情扩散，却并未将其完全消灭。
为什么脊髓灰质炎与天花可以被人们消灭，黄热病等大多数传染病却不行？这或许要回到传染病病毒本身。脊髓灰质炎与天花都是非人畜共患病，病毒只存在于人类体内，依靠推广、接种疫苗就可以使人们获得抗体，不再感染这一疾病，病毒也不再现形。而黄热病等大多数传染病皆为人畜共患病，病毒广泛存在于大自然中，无法只靠针对人类的疫苗消灭。以黄热病为例，它借蚊虫传播，人类不可能将其完全消灭。登革热、埃博拉病毒、腺鼠疫等都是人畜共患病。
更可怕的是，绝大多数新型病毒都是人畜共患病毒。自1940年以来，科学家已鉴定出了335种新型人类传染病，其中有近三分之二是动物源性疾病，70%起源自野生动物。
除了传染病性质的原因，其特性也让人们难以捉摸。为了了解人畜共患病毒的特性，科学家必须受过人类医学、兽医学、生态学，或者综合这三个学科的高级培训，继而通过在田野、沼泽、森林等野外地区捕捉和观察动物，寻找人畜共患病毒。这也是现代医学在应对传染病时的一般程序：寻找病毒的宿主，研究其特性及传播规律。
专家休姆·菲尔德就曾面对过一场人畜共患病。1994年，在澳大利亚暴发了一场亨德拉病毒，感染了大量马与人类。专家们推测，瘟疫可能传播的区域大概涉及1000万人，多达澳大利亚人口的一半。紧接着，一群微生物学家、兽医针对死马的血液和组织进行研究，才发现这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新型病毒，后被命名为亨德拉病毒。
这种病毒谜团重重。人们如何招致亨德拉病毒？它又是如何传播？而在治疗过程中，也没有特效药或疫苗，只能依靠隔离、治疗等传统医学手段，靠患者自身免疫力康复后获得抗体。
直到1996年，人们怀疑这次瘟疫与蝙蝠有关，菲尔德开始观察蝙蝠，从1043只狐蝠身上取样，报告显示，亨德拉病毒的血清阳性率为47%，这意味着澳大利亚东部天空中飞行的几乎一半大型蝙蝠都是、或者曾经是亨得拉病毒的携带者。
只是在此前，并没有亨德拉病毒引起的大瘟疫暴发，就连密切接触蝙蝠的一些动物保护者们也没有被感染。
“它需要某种放大器。”医学专家塞尔维说，而这种放大器正是马。蝙蝠作为亨德拉病毒的储存宿主，将病毒传染给增幅宿主马后，病毒可在其体内复制和新生大量病毒，足以跨过其他动物相对较高的感染阈值，继而传染给人。在一些人畜共患病中，有些疾病想要传染给人类，必须通过增幅宿主。诸如口蹄疫、禽流感等皆为此类瘟疫。“放大器”们成了瘟疫传播中重要的中间宿主。
1918年，美国旧金山，当时流感仍未结束，人们戴着口罩，以横幅、火把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新华社 图）“（人们）永远处于对下一场流行病的焦虑之中。”正如《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作者马克·霍尼斯鲍姆所说，面对捉摸不定、变化多端的病毒群体，人类始终摆脱不了其带来的焦虑与恐慌。“问题不在于流行病是否会出现，而在于何时出现。”
瘟疫这场仗该怎么打？
“尽管医学科学取得了非凡的进步，我们依然不能轻视传染病的威胁——传染病的基础发病率似乎在上升。”2015年，美国国家医学院在一份报告中称人类不能对传染病掉以轻心，借着自20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进入了“传染病的世纪”。在拥有国际航班的今天，一种新病毒可以在72小时内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国家。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在应对瘟疫时加强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一些相关机构的职责所在。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建立了一套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GOARN），一旦收到可疑事件的警报，其官员便可向相关卫生当局进行谨慎的询问，并派遣小组开展调查。隔年非典暴发，世卫组织早在2002年通过这一网络获得了有关广东省有呼吸道传染病暴发的报告，随即开始进行调查。GOARN的运作方式令人鼓舞，而它也证明了透明、高效的信息机制能帮助人们应对瘟疫。
但这种全球合作也“翻车”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在应对2013年非洲埃博拉暴发时的举措就曾被诟病。在瘟疫暴发初期，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称：“埃博拉最严重的疫情也不过是几百例感染，始终不过是地方性事件。”
现实令他认清楚自己有多自负。几内亚森林地区的疫情蔓延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医务人员防护不到位又导致了更多人感染。人们建议将世界卫生组织发出的警报等级提高到2级，仅次于最高等级，然而世卫却仍然坚持维持1级警报。这耽误了民众应对埃博拉病毒的行为，再加上无国界医生等团队在当地治疗的受阻，使得防控瘟疫一事的前景一度不太乐观。
现代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将越来越多的微生物传播到更广的范围。“当地的树木被砍伐、动物被屠宰之后，细菌就像拆房子时扬起的灰尘一样四处飞散。”大卫·奎曼说。2013年12月在几内亚的梅连度村落中暴发的埃博拉病毒，可能就是因为森林被砍伐，蝙蝠们无处可栖，逃到了村落周围，被一些孩子们捕食，进而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暴发”。
而在保护现代自然生态系统之外，城市环境卫生也应得到注意。污水、蚊虫等问题早已是老生常谈，就连酒店等建筑中的水塔的卫生状况也应多加小心。1976年，费城爆发了历史上最为棘手的传染病之一——“军团病”。入住凯悦大酒店的美国老兵们相继被发现患上一种新型传染病。第二年，军团病在佛蒙特州等地暴发，人们这才发现是水塔被污染导致了瘟疫，立即对医院、酒店等城市公共建筑进行污染排查、防治。自此，这场谜一样的瘟疫才没有继续扩散。
瘟疫扩散，必定滋生出恐慌。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高晞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除去人类面对疾病时本能产生的恐慌之外，更多是人为制造的恐慌。在中国，人们多将瘟疫视为鬼神的惩罚，中世纪的欧洲人则将其视为上帝的谴责，这是宗教层面上引起的恐慌。近代社会，媒体也会带来恐慌。在1924年的洛杉矶鼠疫中，洛杉矶地区之外一些媒体将其称为“中世纪的黑死病复发”，夸大了瘟疫严重性。除此之外，药物短缺等现象也会带来恐慌，甚至引起哄抢药物事件。1988年上海曾暴发过甲肝，谣传板蓝根能治疗，于是人们一拥而上地抢购板蓝根。
“短期内，（官方及媒体）应该正面介绍疫情，指导人们如何用正确的生活方式、方法去避免，同时制定非常好的抗疫措施；长期来看，要做好科学知识的普及，这是对付恐惧的最好的手段。”高晞说，人有本能的恐慌是正常的，不必将其放大到恐惧的程度。
“瘟疫不过是想象中的妖怪，是一场醒来就会消逝的噩梦。”加缪曾这样安慰过人们，但事实更为残酷，更接近于勒内·迪博所说的话：“生活在一个万物流通的世界里，微生物疾病是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科学家有责任规避知识的傲慢，医学人员应对预料之外的变化保持警觉。”
● 参考资料：《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马克·霍尼斯鲍姆著，中信出版集团；《致命接触：追踪全球大型传染病》，大卫·奎曼著，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