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一本由阎连科著作，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她们》读后感(一)：阎连科十年等待，写尽乡村女性的生存样貌
在读《她们》之前，我没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多感触，它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爷爷家的日子。昏暗的老屋、挤羊奶的玻璃瓶、冬天的憋气炉子、两毛钱一根的红豆雪糕、五六岁时拿斧头砍木头玩，砍伤的小拇指，都是一些破碎的记忆片段，但最重要的是曾经在乡村生活过的经历，让我明白阎连科笔下的故事都是真实且细腻的。
这本书，他主要写的是乡村女性，相亲对象、母亲、姐姐、姑婶等等，“写她们哭，写她们笑，写她们的沉默和疯狂，写她们的隐忍和醒悟。写她们在这一端哭哭笑笑时，另一端的哪儿会哭笑、颤抖和舞蹈。”
看清自己的懦弱
最初的几篇，完全是最坦诚赤裸的自我剖析和审视，他冷静地看着那个曾经的自己，以笔作刀挖出心脏，让我们看到跳动的生命力和人活着最原始的欲望。
我能感受到他想从农民变成城市人的执着和迫切，也能感觉到他在相亲这件事上经受过的搓磨和内疚。
《第一次相亲》里，他写到自己提干后，为了方便照顾父母，也为了能更放心的在部队工作，他开始解决个人问题。对方很善良勤劳，就那样含蓄、传统地交往订婚了。但后来，他为了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决定悔婚。
“我在那一瞬的漫长时间里，人不再是了人。我也不再是了我。恶从我的内心升将起来了。魔已经完全占有我的灵魂了。我不愿再去替她着想了。也不愿再替时代、阻止、父母和家乡那块土地着想了。”
而对方的回信，深深触动了我。“你放心，我不会倒你们部队去告你。也不会给你们部队写封告状信。尽管我知道我一告你你就全完了，不能提干了，要回来和我一样种地了。我不会怪你阎连科。我只怪我没有好好读过书。只怪我的命不好。只怪我们都是农民谁都想过上好日子！”
她可能没什么文化，给阎连科老师写的信里都是拼音，可她有一种非比寻常的善良和坦荡。善良很贵，贵得付出了青春和心意，也贵得应该被珍惜。我在她身上看到了另一种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但我们无权指责阎连科的选择，换做是其他人，或许也是这样的决定。在那样的时代里，能够不做农民，是巨大的诱惑。
有一种写作者，不逃避自己的过去，他通过直面自我，来了解自己、找寻自我。
“我是一个相当软弱、懦弱的人，无论是少年、中年和现在，懦弱都如蛇样永远缠着我。缠着我的笔，缠着我的手脚和命运。如果有人问我一生最困扰你问题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答：是懦弱！”
可，这不是懦弱，反而让我觉得，他比很多作家来得勇敢。
“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
写大姐、二姐那部分，是阎连科对少时的回忆。我能读出一些微苦和甘甜，跟随大姐阅读的快乐，对大姐转正这件事上的纠结和无奈；跟二姐一起拉煤的难忘，夺取二姐读高中资格的亏欠。
但从这部分最让我触动的是女性和婚姻的关系，他有对这些不同婚姻的疑问，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婚姻是从宽门走进去，而朝着窄门走过来。
大姐和二姐选择对象时的考量，嫂子在婆家依旧保持的锋利，被逐渐遗忘的姑姑、表姐。不管是自由婚姻者，还是不太清楚婚姻生活样貌的长辈们，她们的婚姻过程中，都掺杂了社会意识的附加条款，女性需要结婚，需要生子，甚至需要像男人一样活着。
这种情况，至今影响着很多人的婚恋。我们觉得自己在自由恋爱，可自由里还是好衡量和加诸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是社会赋予的不自由。
现代女性的婚姻生活，既要在职场奋斗，又要照顾家中琐事，但一切被当成个人选择，她们选择了这种方式活着，想证明自己的同时，必须做好约定俗成的事情，而那些辛苦和困境，被模糊，被忽视，被当成理所当然。
如阎连科在聊言中描述的隐形女人，“从大姑、二姑、三姑和表姐这条家族的女性藤秧中，会发现这样一件事：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在男权社会所左右的家族伦理记忆里，女性总是被记忆很快地遗忘并抹去。”
寻找更宽泛的女性样本
或许，会有人跟我一样，觉得第六章有些难读，但它很重要，是一个内在骨架性的东西，在谈论“女性之他性”。
这是阎连科对女性、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思考。
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是合理的，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可以更加让人明白，“在我老家那块土地上，女孩除了与生俱来的第一性的生命与生理（女性），和后天加诸于她的历史与政治的第二性（波伏娃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还有历史、环境和文化加诸于他们的第三性——女人先天是女性和后天历史、政治加诸于她们女性的第二性，在那块荒野广袤的土地上，她们还有文化、环境、历史加诸于她们必须有的‘男人性’的第三性——女性作为‘社会劳动者’身上的他性之存在。”
有些深刻无法用故事讲述，它需要严肃和郑重。
《她们》里还有更多的乡村女性，她们都生长在那片土地，她们样貌不同，选择不同，人生的故事也令人惊奇和窒息。他往返于北京与故乡，一次一次靠近、寻找、记录。
阎连科形容自己是那片土地的内奸和逆子，他在用写作出卖故乡。但这不是出卖，是一种采集和呈现，用文字给无数人带去震荡和反思。
《她们》是充满感情的，是丰富的，也是值得阅读的。
《她们》读后感(二)：为女性立传——读阎连科《她们》
离家久了，故乡的一切都会在记忆中美化，而这美化的记忆就如卤水点豆腐，呈现在笔端就成了珍馐美馔。
我还记得去年《田湖的孩子》带给过我的感动，阎连科的这本散文集让我似曾相识，诸多地方让我又哭又笑，我想起自己的童年也如“田湖的孩子”，追逐一个模糊又热切的希望，不知何时才能抵达彼岸。
一个作家脑中的故乡与现实中的故乡总归有所出入，就像我在北京经常想念故乡，可一旦回去，经年不变的一切又让我不胜其烦，然而不管怎么说，故乡是一切开始的地方，包括写作。
《田湖的孩子》是以孩童的视角写过去，而《她们》则以老年的视角写女性。视角的不同，决定了两者不同的气象，如果说前者带给我的更多是纯真的感受，那么后者带给我的更多的却是血淋淋的真相。
阎连科在《她们》中书写了许多女性：大姐、二姐、嫂子、姑姑母亲等，其中以大姐着墨最为出彩，让我这个从小生活在南方丘陵的人也好像认识她一样。
大姐一头长辫子，喜欢看书，给了作者最初的文学启蒙，为了让家人喝上了汽水，不惜剪辫换钱。通过剪辫子，大姐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剪辫之前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剪辫之后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不得不说，“剪”这个动作，旋即塑造了大姐这个人物形象。因为大姐经常看书，也直接影响了作者，作者经常找大姐要书看，然后就出现了让我啼笑皆非的一幕，作者将大姐的书弄丢了，寻遍整个屋子都没找到，正当以为被风刮走、其父断言上天不想让家里出现读书人时，却在母猪窝里发现了这本不翼而飞的书，原来此书被母猪叼进窝里产崽了。
这个极具隐喻的一幕，也曾经发生在我身上。我离开故乡后，母亲将我从小看的闲书不是用来垫桌子，就是丢到床下蒙尘，当我意外得知时，真应了亦舒在《曼陀罗》中的一句话：“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后来，当作者在写作上稍有名气时，作为民办教师的大姐面临转正的问题，原以为作者能靠自己的名气顺利让大姐转正，却一次又一次落空，最后得益于“一刀切”的转正政策，才让大姐转正，但那时大姐已经四五十岁了，面临退休了。都说小说比现实夸张荒诞，但在此书中恰好相反，再好的小说家都无法虚构现实之万一。
作者自诩以为能靠名气帮家人办事，最后却处处碰壁，多么像《城堡》里的K，不管如何努力都进不去城堡。古今中外的作家都在现实中及早窥见了生活残酷的真相，即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徒劳无功的。
从这点来说，《她们》看似散文集，其实是一本生活真相大全。大姐退休后，所有人都以为她能享福了，没想到却闲出病来了，看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那个一生劳碌的母亲，就像阎连科在此书中所写的那样，对一个农民来说，清闲是一种罪，哪怕闲下来，女的也会习惯地继续做针线活，男的也会掰苞米等等。
反正，清闲对数以亿计的农民来说，都是一件奢侈品。
接下来上场的便是二姐，作者曾跟二姐去拉煤，拉煤所走的那条路无形中成了一条人生路，二姐就在这时让作者想办法走出去，别再囿于故乡，跟家人一样奔波一辈子。然而，生活就像一个个链条，即便挣脱了这个链条，也无法挣脱其他链条。
在生活中，女性总比男性牺牲要大，以前在农村，总有姐姐退学给弟弟赚学费的事情发生，现在这种现象也时有发生，网上将这种女性称为“扶弟魔”。很多时候，生活没有任何公平可言，生的晚总比生的早占便宜，但如果男女对调，情况又会反过来。
不管怎么说，作者把二姐的话听进去了，后来当上了兵，吃上了皇粮，又因为写作，成了县里罕见的人才。然后作者就开始了相亲，但不是女方看不上作者，就是作者看不上女方，就像榫跟卯，总是不能匹配成功。终于看上一个女性了，又因部队首长的一句话，让作者与其断了来往，首长的意思是提拔了军官，不能忘记糟糠之妻，否则要是妻子上部队一闹，提干的事就黄了。好在作者跟对方还没结婚，所以作者就写了一封绝交信给对方，对方也表现得很深明大义，表示不会去部队闹，不然作者铁定在部队待不下去。
多年后，当作者携妻带子回家省亲时，意外遇到这个他曾抛弃过的女人，一溜烟地躲到厕所去了，他无颜面对她。我觉得躲进厕所这个举动非常真实，如果作者写跟她聊了天，我就会觉得虚假无比。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我们内心的愧疚，有时终生都无法消除，不管取得多大名声，愧疚都会像一座山一样压在肩上，让你无法呼吸。
我对作者当兵的经历非常好奇，因为我的堂哥也曾当过兵。我堂哥当兵时非常风光，乡里举办了盛大的仪式，但当两年后堂哥回来时，迎接他的却是冷言冷语。当兵光荣不是这个举动光荣，而是取得了提拔的敲门砖，如果在部队一无所获，那么回来后当然会吃上闭门羹，现实的残酷即在于此。
这本为女性立传的书，写出了女性的隐忍与不易，即便写的是河南一个家庭的女性，也让我看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女性的生存现状。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的对谈中，也提到了影响他文学道路的几名重要女性，其中他的外祖母讲故事的方式更是启发他写出了《百年孤独》。
看罢此书，让我久久无法释怀，我借助此书想起了我的母亲，我的奶奶。这对婆媳一生势同水火，直到如今，我奶奶九十岁了，即使认不到人了，还是能准确地说出我母亲所有的缺点，而我的母亲也即将当奶奶了，提起她的婆婆仍满腹怨言。好在岁月并非一成不变，我的母亲当了婆婆，当了奶奶，因有前车之鉴，终将改写多年媳妇熬成婆的轮回，非但不会给她的两个儿媳妇立威，还真心将她们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
我以为这可能是时代发展所带来的不多优点之一，又或者是距离解决了婆媳关系这道千古难题。
走笔至此，我不禁回头翻找让我印象深刻的句子，因为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尤其对一个笔力深厚的大作家，不会只满足于书写这些女性，作者某些对生活的看法也值得注意，现将个人觉得是生活箴言的句子摘抄如下，以免自己将来忘却：
1、 那时我第一次体会时间有重量，重起来每一秒都可以把人的头颅和尊严，压得如虫子生活在石碑下边样。
2、 善良和勤劳，无声无言地决定了这一切。
3、 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谈论爱情是一件羞耻的事。
4、 那个时代庞大而完整，社会的每一个部件都和个人人性的每一部分重叠吻合着。
5、 生活很早就像小说了。
6、 当现实呈现出故事的力量而战胜虚构时，我为小说家的想象而汗颜。
7、 每一个世界都是不同的。因为不同世界才叫世界、人类才叫人类着。
《她们》读后感(三)：所谓“她们”，全是我们
1
这本书早该出现了。
这本书至少也该在现在出现。
这本书由阎连科写成，简直是理所应当，顺理成章。
中国男性作家笔下，早已有过多个女性形象，但以散文体裁，书写身边3—4代女性形象，并以男性眼中的“女性主义”来观照之的，似乎还是第一本。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女性主义——或者直接大大方方地说“女权主义”掀起热潮的当下，这本书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2
生为女性，活在世间，只要具备基本的智力，对自己和整个性别的境遇不进行思考，是不可能的。
思考之后，从未觉得困惑、愤懑、不满，则是不可思议的。
在关注自己之外，也会想要了解上一代、上上一代的女人如何生活，他村的、他市的、他省的乃至他国的女人如何生活。
就像阎连科在自序里说到的那样：
她们在这一端地寒冷时，另一端地也会有人身上发着抖；她们在这一端地死亡时，另一端地一定会有默默无言的哭泣声。
因为，“世界的两端是紧紧联系着的”。
在这本《她们》里，阎连科花了七章、近三百页的篇幅，讲述了二十五个女性的故事。
这二十五个女性，涵盖了他的上一代：母亲、大娘、四婶、四个姑姑；他的同辈人：大姐、二姐、嫂子、妻子、曾经的三个相亲对象；他的下下代：因为没有女儿，于是直接就跳到了孙女；以及，一些不在他生活里，却活在一个世界里的“她们”。
阎连科1958年生，他的上一代，差不多应该出生在1920年到1940年之间；同辈人上下十年；他儿子是1985年出生的，孙女怎么着，也该是个00后，或者10后了。相差80年左右，三代女性各自会活成什么样子？
总的来说，母亲那一代女人忍受着赤贫、频繁生育、过度劳作的辛苦，她们善于忍耐，极少需求，几乎把自身所有的养分压榨出来，供养着孩子和家庭。即使有过发自本能的激情迸发，最终也还是在日复一日的艰难里沉淀下来，用肉身和精神继续供养生活——就像他那位不顾全家反对跟着恋人私奔的小姑，最后定居在深山里面，一生不曾对任何人言说过后悔，却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走出深山。
这是符合我们想象的那一代的人生，但是有着更为切实的细节，让人发现，过着那种生活的，不是一个沉默的整体，而是一个个性格不同、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具体的人。
阎连科的大娘生了八个孩子，一家十口经常无米下锅，她却永远笑着，永远唱着戏，因为唱戏误了做饭被大伯发火，她还是继续笑着唱着。谁也不知道日子这么苦，她为什么还能这么高兴。直到几十年后阎连科问她为什么那么爱唱戏，她说：“不唱日子咋过呀？”
阎连科的母亲本来不识字，为了过日子，却学会了所有必须认识的字，包括“1—10”的数字、“中国”“河南”“洛阳”“男女”“周灵仙（她的名字）”……谁都不知道她到底认识多少字，因为生活需要她认识多少字，她就能认识多少字。
阎连科的同辈女性，重复着上一代女性的奉献精神。
一直生病的大姐，十四五岁时把引以为傲的长发剪断，卖了三毛二分钱，让全家人喝上了汽水；
干着比阎连科还重的活儿，考着比他更高的分数的二姐，最后把唯一一个上高中的名额让给了他；
刚嫁到阎家的嫂子，在三叔三婶又一次因为宅基地闹事时，拎着满手礼物、带着满肚子刚柔并济的道理，一举平息了两家持续十数年的隔阂……
然而，奉献是赤贫者没有选择的选择。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必须用自身血肉来抹平生活的坑洼，把其他人（基本是家里的男性）向外、向上托举一公分。而那些（稍微）有选择权的人，多数都懂得如何去使用这选择权——这是阎连科年轻时代某两次相亲失败的原因。
务实是务实者的通行证，理想是理想者的墓志铭。
那些因阎连科的贫寒而放弃他的女子，或许会后悔自己的走眼，却永远不会改变自己选择的标准。
这两代女性近亲的故事，大体与我们预期的轮廓相近，新鲜的只是细节和个性，因此，这两部分，到底还是沉闷了些。
更有趣的部分，在第六章“她们”里。
千篇一律的，是生活。突然失控的，才是故事。
在那个篇章里，有着我们更期望读到的激情。
3
“太阳底下无新事”，自有文学至今，想读到完全新鲜的故事，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实际上，文学发展到现在，故事也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呈现它的方式。
那，就是文风。
文风，就是作家的脸，或者说，是作家的气质和风度。
同样的一件事，不同的作者表达出来，就有了天壤之别。
最好的那类作家，能用精确的字词，拓展出丰富的维度，第一眼惊艳你，第二眼沉思你，甚至，经得起你在长久的岁月里不断地反刍。
不好的文字，看上去繁华，却败坏舌苔；而好的文字，看似无味，沉淀一下，却滋味横生，余香满口。
“一九八二年底，我轰的一声提干了。”
“那时的绿皮老火车，从我服役的河南商丘到豫西洛阳城，很奇怪去时需要六个多小时，返回也是六个多小时。”
“生活就是伸曲不可、又车轮流水的这样啊！”
“一代人的告别如一片森林倒下样，如此大家都觉到朝着表姐寻去的道路已经给断了，不复存在了。”
“因为女人才是神，男人都是凡人啊。”
……
这是独属于阎连科的表达。看似平淡，却精准而丰富。
读惯了公号上那些恨不得掰开揉碎了嚼烂了塞你满嘴的文字后，读读这样的文字，对自己的肠胃总归是有点好处。
4
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起自己身边的“她们”来：
生了七个孩子，晚年腰弯成问号叩问着大地的我的姥娘；
十六岁结婚，生了六个孩子，三个儿子全部夭亡的我的姑姑。她十四岁时，曾想跟下乡探矿的地质队队员们一起离去，从此浪迹天涯；
自己赚钱并不多，却也一直在出钱出力帮着自家弟弟生活的我的堂妹；
通过上学留在了城市里，成家生子，正在试着平衡家庭和事业的我的朋友们；
……
她们，从来不只是她们。
我们是踩着前人堆积出的土地活着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真的完全新鲜的生命，任何人的人生，都跟这个世界的过去连接在一起。
仅仅七十多年前，绝大多数女性都是文盲，绝大多数女性都裹脚，绝大多数女性除了婚姻，没有别的栖身之道。
仅仅四十多年前，还有许多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在婚姻中受了委屈，只能选择一忍再忍，真的忍无可忍了，就只能自杀。
知道了来处，才明白去处。
世界在改变着，女性在世界中的位置也一直在变化着。它理应变得更为合理，而这合理，要靠一代又一代新的女性——包括男性——来一起达成。
我们期待着两个性别平等而和谐、自由又强大地共处于这世界的一天早日来临。
或许，阎连科也有着这样的期望吧，所以，他把书的结尾交给了他的小孙女。
这新鲜的小人儿领着全家一起在紫竹园公园里走着逛着，路遇着垂柳、竹林、荷花、渠水、湖船、游乐场和茶座咖啡厅，又路遇了推着老先生轮椅的老太太，因此，这一直声称要跟爷爷结婚的小孙女，也推起了爷爷的腰，于是——
“车轮流水，曲伸皆可，宛若日出、白云和虹都常年留挂人间了。”
《她们》读后感(四)：女人是黑夜里的一盏灯，荒原中的一条路
阎连科是谁？
有人说，因为有《生死晶黄》，所以阎连科高出刘震云和余华；因为有《受活》，所以阎连科能和莫言打个平手。而因为有《日光流年》，阎连科成为了阎连科。
也有人说，阎连科是继莫言之后，最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是公认的“荒诞现实主义大师”。
但就像“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一样，尽管他的《百年孤独》公认文学价值更高，但最能引发普通读者共鸣的，还是《霍乱时期的爱情》。
《她们》就是阎连科随笔版《霍乱时期的爱情》。抛开荒诞记录现实，阎连科用深情的笔，写下自己生命中的女性，和她们的人生流转。
一、我爱过和爱过我的女人
“一个孩子从不吃饭而长大是桩奇怪的事；一个人不经男女而成熟，也是一桩奇怪的事。”《她们》从阎连科的恋爱——准确地说是相亲——开始。
阎连科高中辍学打工，然后入伍。如果他始终是普通一兵，那么三年后他会回到老家，洛阳嵩山县田湖镇，最好的工作是成为一名村干部。
但因为对文学的痴迷和成绩，他被破格提干，最终成就一个农村娃走进城市的渴望。但找个怎样的女人成家，更决定他能否真正在城市站稳脚跟。
第一个相亲对象是同村姑娘，相亲当天就在他家帮着扫地做饭。当时阎连科哥哥工作安家在县城，两个姐姐出嫁，常年生病的父亲和日渐衰老的母亲，急需这样一个儿媳在身边。阎连科没有反对。
但后来偶然一次，姑娘来信被误拆，在领导暗示下，信中超过四分之一的拼音，让阎连科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她只上过2年小学。
若干年后，阎连科再次遇到这个姑娘，远远看见就赶紧躲起来。他始终无法面对当年的姑娘、现在为儿子超生而躲在娘家的村妇。
接下来的相亲对象都是“门当户对”的。基本满足有正式工作、爱好文学等条件。
一个姑娘到阎家吃了四个荷包蛋之后，“我觉得她的翘腿和晃脚，把所有的时间占满了，把空间占满了。没有留给我任何可说话的闲空和余地。”
另外一个原本觉着已经“两情相悦”了。但阎连科在洛阳最繁华的商场外面，饿着肚子等了3个小时后，等来的是姑娘家人的拒绝。
他也曾主动追求过一个姑娘，姑娘父亲是干部。但人家明显看不上一个农村进城的年轻人。以为提干就可以抹平所有的城乡差距，只能说明当时的阎连科真的很年轻。
最终的结果似乎是偶然的。哥哥来信说，父亲的病很不好，希望他能早点把婚结了。
于是，阎连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向当时的对象提出了结婚的请求。他明白，这个婚姻的基础不是刻骨的爱情。
但结果毕竟是好的。阎连科顺利结了婚，婚后半年，父亲了无牵挂地离去。
花甲之年的阎连科，回忆自己的相亲经历，仿佛带着读者和他一起，回到被姐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小院，站在他心中的“首都”——洛阳——街头，在开封的路口凝望带着希望的未婚妻的背影，回答一个亘古不变的问题：“什么叫爱情？”“所谓爱，就是为了异性止不住的心跳吧。”
不管是四十年前还是当下社会，“相亲”都是一种开启爱情的方式。但如果非要在见面前就弄清楚身高体重学历，任谁都会觉得别扭。阎连科就这样吐槽：这是在“预估一头猪的体态品相吗？”
阎连科的相亲，经历过“猪的品相”的探寻，也遇到过“泡桐花一样的恋爱”，“它美得宛若一场尴尬而壮观的笑。”
但作为结果的婚姻，却从未改变其性格：它始终是大时代的一部分。
二、婚姻从来都是大时代的一部分
阎连科有两个姐姐，他们感情至深。
阎连科的读“闲书”生涯是由大姐开启的。《西游记》《青春之歌》和一本没有封面的俄国小说，开启了一个农村孩子的读书人生。而大姐坐在自家院子的阳光下读书的景象，也成为阎连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比他多年后看到毕加索的真迹“少女读书”图美好无数倍。
二姐和阎连科只相差两岁，他们一起上学一起挣工分，一起用单薄的身体充当壮劳力，去80里外的煤矿拉煤过冬，一起面临他们俩只能有一人上高中的选择。二姐给了阎连科最大的温暖，做出了最大的牺牲。
所以，当阎连科当兵三年后回家，发现姐姐们都已出嫁时，他感觉自己人生的某个地方出现了大面积坍塌。这种塌陷造成的巨大失落和情感缺失，让他对姐姐姐夫们产生了“深深的抱怨、嫉恨和隐忍”。
“夺走”姐姐们是婚姻。
阎连科的《她们》和钱钟书的《围城》，从不同角度看婚姻。要不要进入婚姻这个围城，更多从个人角度出发。但在阎连科眼里，婚姻从来都是大时代的一部分。
大姐婆家充满时代感。因为成分不好，早年间家庭充满动荡和悲凉。不管男孩子长得多帅，读书再多，他们的婚姻也要承受被唾弃和鄙视的命运。只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有了姐姐姐夫这样正常的婚姻。
二姐美满婚姻的背后，则是各种生存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两人同村知根知底，家庭条件差不多，两人都有工作，姐夫只有姐妹没有兄弟，未来不用担心有财产纷争......
所有这一切，让看似自由的婚姻选择，仍然发生在社会意识和乡村权力的角逐中。
家族中唯一追求婚姻自由的女性，是阎连科的小姑。她跟着爱读书的小伙子“逃嫁”到深而又深的山里。当大多数人在争斗和饥饿中挣扎时，山里却平静而充盈。每每小姑回娘家，被问嫁进山里后悔吗？回答永远是“我们有粮食”。
物质的满足在有些年代，的确可以作为婚姻幸福的代名词。
阎连科说：“婚姻与家庭从任何的宽门走进去，但都必须朝唯一的窄门走过来。”有些女性，因为这道越走越窄的门，而永远消失在家族记忆里。
当阎连科知道二姑出嫁的那个村子的具体位置时，二姑已经去世。一个女人的过早离世，让她不管在娘家还是婆家，都成为无人问津的过往。
三姑家的女儿，也就是阎连科的表姐，结婚后被婆家发现“太懒”，即使农忙季节也整天睡不醒。于是被离婚。当时离婚，并以这种理由离婚，是整个家族的耻辱。
表姐回娘家后开始想不开要自杀。后来再婚嫁进深山，从此与家人不再联系。
若干年后，阎连科了解到，表姐的“懒”是因为得了一种叫“嗜睡症”的病，而且很容易治愈。他想告诉三姑和表姐，但家里和三姑早已没有联系，更别说找到表姐了。
家族里的女人们，就这样消失在记忆里。
“在男权社会所左右的家族伦理记忆里，女性总是被很快地遗忘并抹去。以婚嫁和坟陵的记忆道路的乡村记忆线，没有女儿（女性）从成年至坟陵的记忆薄。而作为媳妇走进坟地的女性们，是只有相随男性才可以被坟墓写入人的最后一卷记忆册。”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是中国最残酷、绝情，对女性犹如柔刀钝杀的文化和秩序。女人出嫁并被记忆抹杀，就像女性很多时候要作为第三性存在那样浑然天成。
三、女人、人、第三性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女人不是天然生就的，是后天逐渐形成的。是在男性的干预和参照下，女性才被定义和内化。”
在阎连科的家族以及整个乡村，女人没有波伏娃的见解，她们从生下来似乎就知道，自己是个女人，和男人完全不一样，并理所应当处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中。
当然，也偶有例外。阎连科的四婶是个当家的女人。之所以女人能当家，在当时当地，被认为是男人“窝弱”的结果。这位当家的女人，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一个人。她在邻里交往中，用理解和爱，让自己和家庭活得有更有尊严。
三婶却是另外一种存在。她是当地最后一个“神祇”，阎连科亲眼见过三婶指挥的那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他想探究其中的缘由。但三婶说，这个秘密只告诉女人。
因为“男人有力、有钱、有权后就统治世界，并暴虐敌视世上的女人。女人只有这一条路，和神相通。如果男人知道了，女人连这最后的一条路也没有了。”和神相通，为这个农村女人赢得了可以和男性特权相抗衡的砝码。
但更多女人无法理解或者从没想过，自己首先是人还是女人。她们大多都活成了阎连科笔下的“第三性”。
如果说第一性是生理层面的，第二性是历史政治层面的，那么，第三性就是文化和环境的。简单来说，女性不仅要承担作为女人的责任，还要承担一个男人的责任，即一个劳动者的责任。
在阎连科母亲的时代，是“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时代。但这种对女性能力和平等的赞美，仅在作为劳动者时才能体现。
当地修水库，包括母亲在内的所有女性，也和男性一样，抬石头挑沙子，没人因为她们是女性而区别对待。即使生理期也要坚持。因为“男女都一样。”
“女人是人，但不是男人。可又不得不是男人。”这就是阎连科眼中，生活在广阔大地中的，无数像母亲一样的“第三性”。并且，还将在下一代女人身上继续存在。
《她们》是阎连科送给女性的一曲赞歌。女性如大地，承载着生命的厚重、苦难和悲欢。如果无法帮她解脱，那就只能为她歌唱。
“风雷不语，鸟雀自言。车轮流水，屈伸皆可，宛若日出、白云和虹都常年流挂人间。”
《她们》读后感(五)：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儿时记忆里的旧纱巾
文/宝木笑
读阎连科的书，不会感到枯燥，但需要一个自我沉淀的过程。当年莫言得诺奖之后，不少人说下一个最可能的就是阎连科。这话当然带着偏爱和祝福，作为一个书虫，我只知道不管是莫言、阎连科，还是余华、苏童、格非、贾平凹、刘震云，这些人的书都仿佛蒙着一层与自媒体时代有些隔膜的轻纱。准确地说，他们已经在岁月的磨蚀中，渐渐成为了我们的父辈。甚至如阎连科在最新的这本《她们》中提到的，他已成了和孙女去逛紫竹园的祖父辈。那层轻纱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的母亲或阿姨罩在头上的纱巾，粉色的、红色的、紫色的，质地和轻柔没有任何关系，仿佛塑料纸一般坚硬，帮着她们抵挡着那时的风沙。
阎连科同时代作家笔下的故事就披着那样的外壳，他们书写上世纪60到90年代的一切，那是我们不曾了解的儿时甚至更为久远的前世。所以，在潜意识里我们虽然仰望他们的文字，却抵触他们的故事，总觉得那是留在我们儿时记忆里的老旧过时的纱巾。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纱巾内的乾坤，真的是大有乾坤。即使算上当下众多优秀的新生代写作者，阎连科那代人也绝对是最大胆最活跃的高峰。只要扔掉那副廉价的有色眼镜，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写下的故事尺度之大、眼光之毒、内容之奇、语言之辣、技法之陡都着实让很多时下流行的所谓新锐作家汗颜。
遗憾就在于此，中国文学绝对后继有人，只是新的高峰迟迟没有形成，前一个高峰却正在渐行渐远。当1958年出生的阎连科写下散文体的《她们》，我们知道那一代人虽然从未停止探索和前行的脚步，但作为生命依然会走到规律一般的轮回。很难想象曾被称为“禁书作家”的阎连科会用如此质朴的笔触去书写，他以娓娓道来的语调，讲述了他生命里密切相关的女性们，相亲对象、妻子、姐姐、嫂子、母亲、婶婶和姑姑们、消失了背影的表姐妹们……就像他之前的《我与父辈》《田湖的孩子》，那是一位老人手里虚握的旧纱巾。读图时代要碎片化阅读，还流行添加背景音乐，如果一定要给《她们》选首背景音乐，我会选1954年出生的罗大佑的那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甚至连歌词都有着某种神秘莫测的契合。
阎连科“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阎连科说自己是一个“内心潮湿，敏于黑暗的人”，这显然是带着一种低调戏谑的自嘲，也许也在悄悄透露着过往的那些旧事。《坚硬如水》《受活》的可怕尺度和轩然大波，《丁庄梦》被禁，《四书》被禁，《风雅颂》引骂战，《我与父辈》的巨大争议……阎连科这位从河南一个贫苦农村通过当兵和写作一步步走出来的写作者，似乎一直在和一个无形的东西执拗地作战。那是一种虽然知道内里乾坤大，却依然不停地言说“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的倔强。
就像阎连科写《她们》。如此回望一生中身边女性的绝佳机会，大可以来一段“岁月静好，温和从容”，让《她们》带着母性的光辉同时照亮自己争议不断的创作生涯的后半场。然而，阎连科的风格和性格就是，《她们》确实带着母性的光辉，更是伟大的女子，但她们没有活在小布尔乔亚式的闺阁绣坊，她们真实地活在这片土地的泥尘里。她们不懂什么“小时代”，也和那个充斥着包包和高跟鞋的“小时代”没有半毛钱关系，但她们代表着这片土地大多数沉默着的一路走来的女性。
她们“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命”是她们一生无奈的叹息和最终虚空的解释。就像阎连科在书中写自己的母亲，老人一生都对命运笃定无疑，甚至让阎连科也相信，人一生的努力，都无法逃离命定的安排与圈定。阎连科的母亲不到一岁就没了妈，父亲再婚有了新家，所以不得不从小就跟着她的傻子叔叔成长过日子。阎连科的母亲几岁就会做饭、洗衣服，她和傻子叔叔相依为命。但母亲十六岁的时候，傻子叔叔被村里伐倒的一棵榆树砸死了，母亲不得不面对十七岁就要出嫁的命运。
阎连科说，在他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像祥林嫂一样反复述说：“如果我的傻子叔叔活着该有多好啊”。是的，如果那棵大树没有倒掉，或者即使倒掉没有砸到傻子叔叔，傻子叔叔如常人一般活到六十岁或者七十岁，那么母亲就不会在十七岁就早早出嫁，她的人生命运就会截然不同。阎连科用自己惯常的腔调感慨：一棵榆树的倒下，决定了我母亲的一生。
其实，这依然是一种低调的戏谑，但没有任何轻薄的意思。阎连科在《她们》中要表达的是一种女性命运的无助和无奈，他想写出一个特别朴素但却总是被人有意无意忘却的事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没有容易二字，但女人活得更加辛苦。这种辛苦带着千百年来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惯性，仿佛无形的纱巾裹住她们本应娇艳幸福的脸，让她们无法看清更远的路、更多的风景，最终只能“在那一片屋檐下，在那些院落土地上，在时代的缝隙尘埃间，说笑、哭泣、婚嫁、生子并终老，然后她们的女儿又沿着她们走过的路继续前行”。
“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 ——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除了“禁书作家”，阎连科其实还有一个在中国文坛很重量级的名头：他被称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是卡夫卡奖得主。这名头很响了，是多少目下拼命通过各种蹭热点想爆红的所谓新生代天才作家们梦寐以求的标签。然而，阎连科并未觉得自己在故意荒诞着什么，他依然执拗着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书写的那些源于现实的故事就变成了荒诞。也许，《她们》正好可以解释阎连科一直以来的荒诞标签——到底是什么促成了他的“荒诞现实主义”写作。《她们》并未止步广角式的全景写作，阎连科将特写留给了更多女性。他要犀利地挖掘造成她们命运的背后原因，去告慰“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
阎连科在《她们》中一直在流露一种悲悯：那些给予我们很多温暖和慰藉的女性，她们为了家庭和生活付出了超乎我们想象的代价。如果跳出来看，在这片土地上，她们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便是女性角色的逐渐淡化和被剥夺。阎连科写在上世纪那些过往的年代，他的母亲和当年无数女性一样，在地里和各种大建设里干最重的体力活，来了月事也没有假可请，最后血水顺着裤子流在地上……
很多人说也许那只是阎连科母亲那个时代的事情。但阎连科和同时代的少数作家最可恨和可敬的就是，他们总是将这种事情偏偏拉入到现在，他们坚信历史和现在永远不会失去关联。凭阎连科一贯的风格和性格，《她们》怎么会单纯就是回望一下了事，那样也似乎太小瞧他们那代人创造的中国文学的那个高峰了。阎连科要将那层伤疤揭开，他要告诉世人她们曾经遭受的那些不公和委屈，他还要警告世人，时代的发展会让这种不公和委屈最终变成一种爆发的因子，随时在你我的眼前爆发。
当年阎连科的母亲和其他女性辛辛苦苦挣工分，如男人般干活，但最终还是将自己得到的奖状从墙上悄悄撕了下来，而后有些羞怯地说：“多丢人，总觉得女人不该和男人一样争这些。” 这种千百年重压下的所谓“自觉”，让人听着充满辛酸。这些因子逐渐积累，让阎连科写下了王萍萍杀夫埋尸案，一个轰动当地的著名案件。死者的老母亲确实是受害者，她失去了儿子，所以向所有人哭诉儿子的冤死。王萍萍用敌敌畏当佐料送走了丈夫，仿佛那一刻成为了没有了西门庆的潘金莲。但阎连科笔锋一转，写下了案件不为人知前情，写下了为何她们“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的辛酸泪水。
王萍萍自从嫁给那个男人便仿佛坠入了地狱。那个男人不仅不断出去找女人鬼混，喝点酒回来还会无端打她。饭里盐放多了，叫她两声没回答，都会招来一只鞋、一块砖或者一顿打。她委曲求全，只求男人别把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带回家。但那个男人隔三差五就把女人带回来，还让她给他们烧饭做菜，甚至让她站在旁边看他们胡搞，美其名曰让她学学技术。她当然不干，于是被打断三颗牙……警察问王萍萍将毒药水递给丈夫之前都说了什么，王萍萍只记得：“他进厨房骂了我一句‘死猪——听不见吗’，我就把杯子递给了他。”
“留不住你的背影的我的眼。” ——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阎连科总是这样将美好事物打碎了给别人看，也难怪他一生争议不断，总是惹下无数笔墨官司。在《日光流年》里他写村里难产“多得遍地牛毛，差不多每年都有女人为生不出孩子活活疼死”。在《耙耧天歌》里他写四个痴傻儿女的寡母尤四婆为了抚养孩子长大，受累受辱，最终甘愿赴死，用自己的头骨脑髓治好了儿女的傻病。在《她们》里，阎连科就写常年在老家空巢留守的民工妻子最终上吊自杀，写同性倾向的妻子最终杀死丈夫，写为了攒够100块表而出卖肉体的女子……
很多人对阎连科的不满正在此处，那是一种无法大声说出的隐刺：“阎连科，你写女性伟大就可以了，为什么还非得写她们的受难？”相似的经历也在莫言身上碾压过很多年，只是诺奖的加持仿佛从天而降的圣光，让一切过往的争议和攻讦都烟消云散，可我还记得当年莫言曾经说过的话：“哪怕只有一个读者，我也要坚持我的风格。”阎连科没有那样的圣光加持，但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有着特有的执拗和坚持。看看我们的父辈也许就能想象得到，比如阎连科那种可以用手掌直接向一旁捋顺的头型，比如他们又臭又硬的脾气。《她们》仿佛是阎连科们一如既往倔强的反诘：“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凭什么不让我写？”
当然，《她们》也带着那一代人的伤感，最终将镜头固定在那些女性渐行渐远的背影上，身边女子在生活的泥尘里轮回，留给阎连科无限的回忆的思索。他故作轻松地仿照波伏娃“第二性”理论提出了玩笑一般的“第三性”。波伏娃说“女人是后天形成的”，他就说还应有我们这片土地的文化、环境、历史加诸在女性身上的“第三性”。那是长久以来我们周围女性被强行加持的“男人性”。中国女性作为“社会劳动者”一直在地位极为低下的境遇下，贡献着占比极大的经济社会贡献。然而，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们周围的那些女性，无论是我们的母亲、奶奶、姥姥、阿姨、姑姑、邻居大婶，还是我们身边的那些同事、朋友、楼下卖早点的姐妹，她们都不是手机里、电视上演的那样光鲜亮丽和不食人间烟火。她们可能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足，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她们都在辛苦地为了各自的家庭和生活付出和打拼。她们是更加真实的女性，她们更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她们》中，阎连科也写了自己的相亲经历，那些让他感到心跳和不知所措的女子。其实他写周围的女子，都带着自己过往的故事。他入伍提干、进城安家、写作思索的一波三折，都穿插在那些女子渐行渐远的背影中了。阎连科看到她们找寻着自己的却也是众多“她人”的路，期冀、欲望和奔波，发达或坠落，沉沦或疯狂，呼唤或沉默。面对她们悲伤的故事，阎连科充满同情和愤恨地想：她们到底是因为女人才算做了人，还是因为之所以是着人，也才是了如此这般的女人们。
哪个女人不想被人赞一句“女人是水做的”？哪个女人不幻想着“岁月静好、温和从容”的幸福？然而，生活偏偏不给她们更多辗转腾挪之地，命运于她们，既是一块放开的阔地，却又是一羁逃不开的囚池。就像那些旧时的纱巾，貌似颜色鲜艳，却大多透气性差。当头颅被罩在其中，就仿佛被一个巨大的口罩包裹，你的每一次呼吸都会加剧你的窒息和窘迫。然而，你留给背后那个人的，仍然是一个美丽的背影。就像悠扬伤感的旋律配上罗大佑磨砂般嘶哑的嗓音，你明知道那是一首伤感的歌，却忍不住驻足聆听，你不由微笑，也许还带着泪吧。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