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神话与祭祀》是一本由[美]张光直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页数：1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后记呢！新版居然是没有后记的qwq
●分析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和构成中的政治倾向，角度有意思，现存古代中国的艺术、神话、文字历史的确都和政治密不可分。魏特夫的水利社会说，以及韦伯由此生发的河道整治是权力基础，张光直严谨地认为缺乏三代考古资料支撑，但我觉得至少逻辑上是可以说得通的，前面不都是在分析神话吗？
●还是老老实实再看一遍吧
●惊艳！这么一本小书，包含如此丰富的原创内容。中国的交流观念，除了人与人之外，更重要的是人与天。同时，人与天也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展演，产生政治权威。
●因考研 暂弃
●似乎都是已经了解了的内容，但又更言简意赅。先看了《商文明》那一本，感觉像打完高级怪回头到入门级…
《艺术、神话与祭祀》读后感(一)：一期一会
大家小书系列之一，张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夏商周三代相关的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从艺术、神话与祭祀的角度，探讨了古代中国政治权威的诞生之路。
“在此我们可以证明：财富积累需首先凭借政治权力的行使来实现；而政治权力在中国的成长，又为几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因素所促动，它们是：亲族层序系统，统治者的道德权威，武装力量，对神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如借助祭祀、艺术和文字运用等手段），以及对财富本身的独占。”
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是政治威权的兴起与发展。政治权利的取得，主要依靠道德、宗教、垄断稀有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神沟通的独占。天地沟通，特定人物和工具：巫师与巫术。统治者掌握二者，及附属艺术、文字等物事，就与上天和祖先交通而取得政治权威。
我们已经相当习惯于把政治看做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决定因素，然而，认识到它对古代中国也具有同样重要性的人却并不多。
《艺术、神话与祭祀》读后感(二)：古代中国的政治权威之路
《艺术、神话与祭祀》张光直，北京出版社 古代中国的文字，（至少某些文字）可能来源于象征符号（具有政治和宗教权力的亲缘集团的象征符号）这一事实，会引导我们去猜想，古代中国的文字书写具有得天独厚的权力。鉴古知远是中国传统历史学的核心目的，其一，过去的成败为当代提供了确凿可信的借鉴，儒学传统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劝诫人们研读历史以累积经验。其二，历史可以以大量确凿事实使人懂得，当人们遵守或背离传统道德训诫时会遭遇何种命运。 他们生于一个适当的氏族和宗族，与适当的伴侣结合，居于中心地位，与适当的神话传说相关联，其行为足以获得广泛的支持。最后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掌握着通过祭祀、艺术和文字来获得甚至独占祖先智慧和预知未来能力的路径。对古代中国的权力追逐者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我如何能获得掌控这些路径的权限？答案就是：通过掌控以青铜器为首的少数几个关键资源的方式，并且积攒控制这些资源的手段和途径。 多数学者认为：合范铸器的过程极具中国特色且很有可能起源于中国本土。当用此法铸造纹饰繁缛的大型器物时，作坊内的大规模协作、完美精准的计时和作坊内部分工专业化，绝对必不可少。拥有此类青铜器，是掌控权力的强有力象征。事实上，制作工艺如此复杂的青铜器，或许是古代中国的典型强权政治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对确保政权始终掌握在统治阶层手中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讨论。可简括如下：1、个体在层级明确的父系氏族以及所属宗族体系中的地位。2、一个有交互关系的地方政体网络，每个政体都控制着重要资源，它们共同组成相互关联又互为强化的政治体系。3、包括青铜兵器和车马器在内的军事装备。4、当权者传承自神话时代，且功在当代、福泽大众的丰功伟绩。5、作为信息载体的文字，它与个人在亲缘关系中的地位和祖先智慧有关，是政权政治和预测能力的关键因素。6、通过载歌载舞的巫术仪式来交通天地的特权，这些仪式除利用文字，还要利用动物艺术和青铜器。7、财富及其光环。 古代中国氏族和宗族众多,其数量也因裂变而持续增长。最终氏族和宗族的数量会增长到依靠血缘关系也已无法维持各个村落、氏族和宗族旁支之间的相对政治地位的稳定。这时就需要使用一些更加实用有效的手段,主要为以下三种:道德权威(胡萝卜)、强制力量(大棒)、通过垄断交通神灵世界的权限而获得的独有智慧(宗教和仪式)。
《艺术、神话与祭祀》读后感(三)：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谈起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祀，戎是军队或者战争。也就是说，国家真正的大事只有两件：祭祀和战争，而且祭祀要排在战争的前面。为什么要把祭祀这件事情看得这么重要？其难道不是蒙蔽老百姓的虚假形式而已么。
《艺术、神话与祭祀》一书对此有着深刻的剖析。本书作者张光直先生是著名考古学家，其1931年生于北京，先后在台湾和哈佛学习考古相关专业内容，其考古研究的方法及观点，在国内考古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本书以其在哈佛大学为非专业本科生开设课程的讲稿为基础编制，适合对历史有兴趣的普通读者。
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以夏商周三代为基础，重新审视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通过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沟通天地的祭祀过程及手段、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装饰艺术的意义、古代文字的产生及表现形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回答了文明或者王朝在古代中国兴起的问题。
其书虽薄，但内容却是很丰厚，篇幅有限不能尽展其貌，本文仅从祭祀相关内容出发，谈一下书中内容及本人理解。可以说祭祀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文明的基础。要谈祭祀的重要性，还是要先从“国”的最初形态讲起。
中国古代的政治地位首先由是血统确定的。一个政权或者氏族中会有很多宗族，其中某个主要宗族凭借其重要的政治权威掌握着核心区域，可以称之为“王族”。王族发展到一定时期，为了缓解人口压力和资源分配，会有一位男性成员脱离王族所辖的区域出走，去开垦新的耕地和防御体系。
出走的原因会有很多，如内部争斗失败、分封或者有目的的开拓新区域等，人员也有可能是统治者的兄弟、叔叔之类。但不管原因如何，出走的领导者会带走以下几样东西：
1、他的氏族归属和族徽；所以几千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在认可和归属黄帝轩辕氏。
2、隶属于一个或多个氏族的宗族群体，以保证充足的农业生产和军事力量；不是自己走，还要拉走一支队伍。
3、对其新建统治地域的管理授权；这能保证宗族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4、为新政权确立的新名称；晋、鲁、卫、徐等，都是由此而来。
5、用以延续与其父亲的宗族附属关系并标示其独立的祭祀标志及祭祀用具。
在新的土地上，出走的领导者会建立新的宗庙，并成为该分支的始祖。相对于其脱离的“王族”而言，他们就属于次要族宗，政治地位和祭祀地位相应的也处于次等。这一分支会不断重复，产生三级、四级等宗族分支。
宗族分支体系中重中之重的是具有城墙的城邑，城邑的规模和等级很大程度上和宗族的等级相一致。古代中国的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等级的城邑链接而成的城邑网络，每个“国”只是包含少量城邑而已。夏商周三代，这种“国”非常之多，大禹时期有上万个“国”，商汤时期减少至3000多个，周武王时1200余个，到了春秋末年，数量降至100个左右。
所谓“夏、商、周”，只不过是同时期，其规模最大武力最为发达而已，但并不是那时候唯一的国。国与国之间又会通过联姻等方式，形成新的纽带，所以在古中国这片土地上，大家的关系也越来越错综复杂起来。
无论是分支还是联姻制度形成的那种长幼尊卑和亲疏远近制度，都会随着历代的繁衍生息以及层层分支，变得渐渐模糊起来。所谓“一表三千里”，一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早已没有人会记得谁是谁。国与国之间，会再去争夺那个正统地位。所以除了血统之外，对“功绩”的评估价值显得重要起来。尧舜禹的禅让，就是典型的对功绩或者道德的肯定。
“功绩”这一评价体系，让王朝的迭代有了依据。商汤代夏，周武伐纣，都是如此。所谓“天命”，就是上天通过判断施政的功绩与统治者的德行来决定统治权的授予。新王朝获得权力一方是所谓的道德权威，另一方便是武力威胁。
道德体现在哪里？主要就是祭祀。统治者获得王权并在分封之后，便会把族内的行为准则编撰成宗族礼法，并在祭祀活动中进行强化和体现。不同地位的宗族对于祭祀都有严格的规定，从用品用具流程等，一点都差错不得。
如果差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可以说是后果非常严重！帝王一旦发现有诸侯在祭祖仪式没有严格遵循礼制，其诸侯的地位都有可能会被废掉；国与国之间，一方也可以对方在祭祀方面有失礼节为理由，联合很多国家一起去打他。
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宗庙。古代这些国家之间战争最终胜利的标志，就是打到别人都城，捣毁其宗庙，并把重要的祭祀用品搬走。问鼎中原的“鼎”就是祭祀品中的一种，其问的不是鼎本身，而是统治权。
说到这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祭祀比战争更为重要了吧。战争就要拼出输赢，而祭祀有时候可以保证能不能发生战争。
祭祀让神话的色彩不断增强，而神话也增添了祭祀的对象，神话和祭祀之间可以说是密不可分。而艺术最初的形式，就是来源于神话，至于后面文字的产生，以及更为璀璨的文明，其起源莫过于此。对此张光直先生在《艺术、神话与祭祀》书中有着精彩的论述。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阅读此书！
《艺术、神话与祭祀》读后感(四)：一切从政治开始，一切也会随政治结束。
本书是在看工具书之余的休闲读物，但读起来却需花些功夫，仍有在大学上课的感受。书不大，内容也不算多，第一感受是“启发性”，在看阿城的《洛书河图》时也有此体会，后者属于大胆的设想，前者则是类比考证与启发。
在此记录几点：
三代
三皇五帝一般认为：伏羲（人类始祖）燧人（或者祝融，火的发明者）颛顼（开天辟地的帝王）帝喾、帝尧、帝舜。 最初基本都是古代宗教人物，周代后期至汉代用神话解释历史，被演绎成了历史名人。
文明是社会或者王朝中的一小部分人积累财富的反映。
宗族分支体系重点是具有城墙的城邑。首先是一个政治核心，是行政网络的重要节点，是官僚或者古代封建领主的据点。
越来越多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即为夏文化。
夯土城墙存在与否，不会影响城邑的规划和政治功能。城邑等级很大程度上与氏族和宗族的等级相一致。
夏商周三国。只不过是同时期各国中最突出而不是唯一存在的“国”。
城邑之间则依据亲缘关系及各种居民互动模式，在政治等级体系中互相关联。
天命-统治权归属 -商灭夏而建需要充分的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做法。
古代中国的王朝更迭与文明的兴衰无关，仅仅意味着特定的社会集团变化不定的政治命运，而这些政治命运又与其统治者是否具有统治天下的到道德权威有关系。
“族”最初代表的是一个军事单元，一族之长不仅是一个宗族或支族的首领，也是一位军事指挥官。许多法律史研究者认为宗族礼法其实就是当时的法律。宗族的祖先肯定是文化的英雄。
男称“觋”女称“巫”
“宾”代指上达神界的人类首领而非其他。
商代存在一种仪式，可通过某些中间人使帝王与神灵相聚。占卜同样是努力使作为中间人的占卜者与神灵会面的活动。
纹样动物：真实存在的，现实中不存在的但是见于古代文献中的神话动物。饕餮 肥遗 夔（kui）龙 虬（qiu）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代表着人类与其他世界沟通的使者。
李济：镶嵌工艺，将立体的动物，分割成为相等的两半，拼成平面······同一动物的身体各部分予以重复。
商虎食人卣（yǒu）「饕餮人人卣」 张开的兽口或许是隔离两个世界（如生与死）的原始形象。人兽之间亲密关系而非敌对关系。
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将三维兽首延伸装饰到二维表面的技术需要，可能是商代二元宇宙观的起源。相反则认为：商代青铜艺术中的二维手法仅仅是渗透在商代制度和思想体系中的二元概念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巫觋为了服务王室而往来于两个世界。巫觋乘“两龙”，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两个世界各有立足，并且试图实现与人类世界相一致的社会和政治平衡。
拥有一件动物纹样礼器意味着拥有了交通天地的手段。这类人被赋予智慧和权力。
文字记录掌握着统治世界的秘密。是交通天地活动的工具，掌握书写权力的中间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通过文字书写来获取和传递知识并以此为谋生职业的人。
汉字书写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且渐进的发展过程，可能在多个区域独立起源。
具有象征意义的雕刻符号-仰韶文化 大汶口文化 龙山文化东南沿海文化 他们是单独出现，并未像书写语言那样串联在一起。绝大多数陶器刻符是家庭、氏族、宗族的标记象征。
东周时期知识在精英阶层传播开，掌握知识是通向过去和未来的钥匙，而编纂历史知识只是其中的一个官方途径。
占卜步骤：代表帝王向神灵问询；用甲骨占卜；释读裂纹并作出预言；雕刻卜辞；将甲骨归档以备查询。史官和巫觋职能结合于一身，早起的史官也是宗教人员。
相对于为祖先祈福，铭文最重要目的是泽被后世。“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
中国古代掌握权威者：生于一个适当的氏族和宗族（尤为重要），与适当的伴侣结合，居于中心地位，与适当的神话传说关联，其行为足以获得广泛的支持。最后重要一点：他们掌握着通过祭祀、艺术和文字来获得甚至独占祖先智慧和预知未来能力的路径。 通过掌握以青铜器为首的少数几个关键资源的方式，并且积累控制这些资源的手段和途径。——九鼎 拥有这些神器有助于实现王权的合法化。以大量礼器作为陪葬会认为是一种炫耀式的毁灭。九鼎象征着巨额财富。斧钺代表处罚，旗帜代表人力。九鼎象征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权力。（也是祭祀仪式的象征）
青铜时代。寻找和保护铜锡矿势必需要动用相当可观的武装力量，这可能是夏商都城频繁迁移的动因之一。
考古学证据：
1，青铜以及其他铜合金的特殊应用，为我们寻找对于技术革新和资源集中较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区域提供了重要线索。青铜时代的青铜器用于“国之大事”祭祀和战争。如果青铜器可以作为古代中国应用稀缺资源的缩影，那么政治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之初就发挥了核心作用。
2，聚落形态的考古学研究为广域内同时期遗址的等级关系研究提供了基础信息。
3，考古学有一些公认的标准方法来区分社会地位的不同，一般要通过观察建筑和墓葬。
4，有组织暴力活动的证据表明，战争是社会的标准配置，通常情况下暴力已经不是个人或偶然的行动。战争成为国家事务。
在半坡和姜寨等多处仰韶文化遗址陶器上发现陶匠记号，是氏族宗族已经存在的有力证据，这些符号单独出现，不能作为其书写语言的证据。族徽。
村落裂变宗族分支，致使单个村落数量增加。增加到依靠血缘关系已经无法维持相对政治关系稳定，这时候就需要一些更加实用的手段，主要有：道德权威（胡萝卜）、强制力量（大棒）、通过垄断交通神灵世界的权限而获得独有智慧（宗教和仪式）。确立政治权威才可以行使政治权力。
文明（civilization）；城市化(urbanism)；国家(state)；
文明是物质财富集中的表现，是正式权威崛起的结果和必要条件。技术被排除在外，他不是文明或国家出现的主要动力，资源的最初集中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技术手段完成的。
不论是马克思、韦伯或是魏特夫，都没有接触过三代时期的考古资料，他们对于东方社会成因的推测皆是后期历史推演而来，甚至后期历史资料也是二手的。
马克思对中国的评论是······他对于亚洲历史认知局限性的决定性例证。 马克思关于静态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制度的构想，与中国城镇与城市情况完全不符。
韦伯强调整理河道是权力的主要基础在魏特夫“水利社会”“灌溉文明”得到发展，但是将水力控制作为国家权力的主要基础理论缺乏三代考古资料的支持。
19世纪20世纪初中西方开始碰撞，社会学理论的传播实际上是自西向东单向过程。
读完后除了一些概念性的普及，体会到了一种研究态度，对于已成文的既定的理念或者结论应保持思辨的态度，随着更多材料证据的出现，再进行理论补充、批判甚至修正。
政治第一是三代乃至古代中国的发展基础。一切从政治开始，一切也会随政治结束，斧钺，青铜，旗帜，自下而上的革命也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