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唐帝国》是一本由森安孝夫著作,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9.00,页数:4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丝绸之路与唐帝国》精选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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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野指出中亚史研究者应该将关注焦点转向天山南北路游牧民与绿洲农民的历史互动,并强调中亚社会内部自身的完整性。粟特聚落构筑起横跨中原、蒙古高原乃至于中亚各地的商业网络。除商业行为外,粟特人还具有军团武士的性质,并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粟特语也因此成为当时通行于欧亚大陆东部的国际语言。粟特人的商业与武装势力,甚至影响了唐帝国的建立。唐帝国并非单纯的汉人政权,唐朝的统治集团核心具有显著的鲜卑背景。安史之乱后唐代文化急速走向内向的排外主义,从而影响到唐乐风格的发展。安史之乱可以被视为中央欧亚大陆骑马民族通过结合游牧社会军事力与丝路贸易经济力,试图将南方的中原纳入势力范围的一种历史发展趋势。
●虽然手头有文库本可还是期待一下吧
●什么是预流的学问?Eurasia就是预流的学问。
●从索格狄亚那的丰沃两河到东陵碣石的扶桑大海,从莽莽无边的北方草原,到往来杨帆的交州岸边,多少国家兴盛与衰亡,多少民族叱咤与消融,多少铁骑滚滚而去,多少圣王灰飞湮灭……散埋在悲风与黄沙里
●主要是视角的改变。总体来说是中古时期的突厥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可能是通俗向的写法,很多结论欠缺明确的证据,也缺少深入的分析。
●高手在内亚,这是事实
●能有这个意识就要鼓励了
●从此粟特人在唐史中有了一席之地;赞世界观。没兴趣读内容只读序也是推荐的。
●從39.3當中脫離苦海換換腦子,mark一下。終於讀完,一邊讀一邊腦子裡交叉對比「絲綢之路新史」。下一冊蒙古帝國~
《丝绸之路与唐帝国》读后感(一):删节版不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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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与唐帝国》读后感(二):啰啰嗦嗦,不知所云
丝绸之路与唐帝国 1.五胡十六国时代之前,西晋文臣江统曾说,在关中(以长安为中心的渭水流域)百余万人口之中,半数为戎狄。江统此言并不夸张。东汉末年的战乱导致汉族人口急剧减少,五胡乘虚而人。经过三国、西晋之后,中国北部涌现了许多由五胡建立的政权,最终由鲜卑族的北魏统一了北部中国。由北魏分裂出来的东魏和西魏、承袭东魏和西魏的北齐和北周,以及不光取代了北朝,而且把江南也纳入手中从而再度统一全中国的隋唐,这些王朝无一例外都是由鲜卑商拓跋部出身的人建立起来的,因此可将这些王朝统称为“鲜卑商诸王朝”或“拓跋国家”(杉山正明语)。 鲜卑族原来生活在大兴安岭周边的草原森林地带,后来逐渐南下,在内蒙古草原地带发展壮大起来。随后整个集团继续南下,将农业和游牧的交汇地区变成了自己的根据地,从而控制了北部 中国,并最终发展成再度统一中国的大帝国。 这个观点倒颠覆了我对唐帝国是汉族正统的认识。怪不得当时唐朝王室的公主在大贵族的眼里并不算尊贵,这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的异族血统。 这本书真的有点垃圾,来来回回扯粟特人有多厉害,关键是没有什么记载,都是一些语焉不详的推测。粟特人出身的武将没几个,知名的政治家也很少,所谓的情报网络只是作者的意淫而已,更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也不知道在写些什么。以后日本人写的历史要小心。
《丝绸之路与唐帝国》读后感(三):唐帝国的残篇断简
由这本书的题目就能看出来,书的内容主要是讲了“丝绸之路”的诸事,而唐帝国退而求其次,居于次要地位,和它形成了从属关系,表面上讲述的突厥、回鹘、粟特等不同地区和民族矛盾比较多,少有偏重大唐王朝,但是实质上,两者互为表里,以“丝绸之路”为针,穿起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线,绣出了一幅“锦灰堆”式的图景。大唐带着它盛世的光华,令海内宾服,也是在同一位帝皇手上,从巅峰滑向了没落,而逐渐没落的过程比它冉冉升起的过程更加的漫长。 看纪录片《河西走廊》时我被秀丽峻峭的自然地理风光所吸引,其中在河西走廊四周发生的人物故事更让我心向往之。而《丝绸之路与唐帝国》则把《河西走廊》那怀旧一般的情怀与镜头都丢弃一旁,以一种审视而谨慎的态度来讲述那些被时光掩埋的古人与旧事。买卖奴隶的制度在光鲜亮丽的盛唐外衣之下依然是盛行的,为了保障买主和卖主的权益,他们用详细而确切的类似于今日的合同的文书来确定各自的利益,但是相对与其他朝代,唐以其包容性使得这些奴隶们有了在不同的阶层流动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它像是封建制度的牢笼中假模假样挂上去的一把铁锁,有的人能看出它的不牢固,一飞冲天,有的人还是俯首贴耳,重复着奴隶的命运。 盛唐如流星,白光璀璨,举世瞩目,然而铁树银花,虽绚烂,却短暂。唐玄宗“蒙尘”,杨贵妃缢死,安禄山被其子暗杀,史思明拥兵自重,回鹘等待时机,谋夺利益。就像是一部二十四史,很长很长,要说的故事不知从何说起,等说的时候,也只能说出来一些人一些事,更多的是无名无姓之人,会被轻易地买卖,自己为奴为婢,生下的孩子也会被当做货品售出。在书中提到过以为伽毗公主,她的命运大概就是那个时代女子的缩影,在家从父从兄,出嫁从夫,夫死回门,再嫁从君,为全节而死,乱世桃花逐流水,命运漂泊雨打萍,没有自己能谋划的尺寸之地。 “唐”,它的意义已然不止是一个朝代,一个帝国,它更像是一个演员的梦。在电影《妖猫传》中,曾把它描绘成是“极乐”的所在地。但是,古人有云,水满则溢,月盈则缺。凡事好的东西,过了界,也就不好了。唐的开明和包容让后世都在仰望,唐太宗的“天可汗”称号足以将人们无视他玄武门之变中杀害手足的残忍,唐玄宗的“开元之治”也与杨贵妃的缠绵迤逦成为他一生最大的两样功绩,武则天的千古女帝身份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有在大唐,也只能在大唐,才会出现他们。 与之相对照来说,粟特、突厥、回鹘等五一不是在仰望着“唐”的光辉。“丝绸之路”不是一条路,而是一片地区,甚至延伸海外,“唐帝国”不是李氏王朝,而是一种难忘的前代记忆,它像是种子埋在每一个曾经听过它、如今记得她的人的心里,在每每回想起来的时候心中总会油然而生出自豪感。
《丝绸之路与唐帝国》读后感(四):历史小白读历史——《丝绸之路与唐帝国》
总体感受:
从中央欧亚的角度讨论丝绸之路、唐帝国、当时的西域和北方、安史之乱、以及贯穿这一时期的粟特人活动及影响,对于习惯了中华视角看唐朝历史的小白来说,增加了看待了历史的角度和思考的维度,是很有意义也有意思的一本书。
对于书中提到的如何看待历史的观点很认同。对于作者对西欧中心史观和中华主义史观的批判也很支持。读历史时虽然不可避免的要带有滤镜,但是时刻牢记这一点,也对多角度多维度的考虑问题有所帮助。
个人觉得作者为了批判西欧中心史观和中华主义史观,而不自觉地过于强调欧亚中心史观。某些观点和结论不够严谨,给出的史料和论证过程不足以令人信服。
1. 抛开书中对丝绸之路,以及中央欧亚中心的探讨这些具体观点,作为历史小白,很认同作者关于学习历史的终极意义在于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无论人种、民族,还是语言、思想等,均没有所谓纯粹的东西,这些都是长期混合形成的历史性产物,因此没有任何优劣差别之分。”
“当统治者企图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扩大势力时,“国民”就被放在了优先的位置;相反,当在文化方面希望独立时,“民族”则成为首选。现代所有的民族纷争其实都孕育于这种矛盾之中。另外,民族主义者及国家主义者想贬损政敌时,则经常使用“卖国贼”这类词语来威吓对手。”
2. 这本书是日本人眼中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为中国的历史小白提供了看待历史的不同角度。开篇首先提出了本书的目的,也就是作者倡导的观点:“从中央欧亚大陆的视点,即既非西欧中心史观又不同于中华中心主义思想的视点出发,尝试着雅俗共赏地叙述丝绸之路与唐帝国的历史。对于中国的历史小白或者业余历史读者来说,所处的文化环境、从小的历史教育以及阅读的国内历史书籍,对于历史的认知很难摆脱中华中心主义。因此,本书中作者认识到西欧中心和中华主义中心史观的局限,尝试从欧亚中心展开,包括游牧民族集团和丝绸之路来重新审视世界历史,并以粟特人为主要切入点。对于历史小白来说是很新鲜的角度,对于既往获得的历史知识会有新的理解和思考。而这些启示,是方法论层面的,与是否认同作者的结论无关。
3. 提出了丝绸之路非线状,而是面状,并且丝绸之路不仅仅是连通东西,同时向南北延伸,可以称为“丝绸之网”的观点。对于历史小白来说,以前对丝绸之路的印象仅限于东西方的交流,而这个观点还包括了北方游牧民和南方农民的交流。而在这个交流的网络中,东西、南北有“香料之路”“白银之路”“黄金之路”“毛皮之路”“玉石之路”等等,而“丝绸之路”,最初只不过是所有这些交易线路中的一支而已。只是在上述各特产中,丝绸最具代表性。因此“丝绸之路”是这种东西南北交易网络的一个代名词。这个概念,更加突显了这个区域的重要性。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考虑从汉朝到唐朝期间,中国对丝绸之路的参与和影响。
4. 提出唐朝不是汉民族国家。从北亚史、中亚史甚至是中央欧亚史的角度,唐代的汉民族、汉文化与秦汉时代的汉民族、汉文化是不同的。进而视唐朝是鲜卑国家或“拓跋国家”。对于历史小白来说,由统治者的血脉,而不考虑治下的民众而重新定义唐朝的民族属性似乎稍有狭隘。但是,将隋唐的兴起放在整个欧亚中央的视角、并从游牧民族的兴衰历史这一背景下讨论,是对我们学习的纵向线性历史的横向补充,对于扩展视野和思考维度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进一步提出唐王朝的建立与匈奴也有关系,给出的证据是石见清欲的研究:一,据说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身长两米,是一个轮廓分明的美男子,所以身上可能有白人血统。而在所谓五胡之中,只有匈奴和羯具有白人血统的可能性大。二是史料说明在当时的鄂尔多斯地区一直存在持续游牧生活的匈奴集团。
李唐还有匈奴的参与,这是第一次看到,以后看其他探讨唐朝的书要留意。不知道是广泛接受的观点,还是日本学者的一家之言。在这本书中,如果不是作者简化了引述的论据和论证,那么太多的据说和可能,得出的结论也未免草率了。
5. 重新定义了安史之乱。同样是在中央欧亚中心的视角下,安史之乱不再局限于唐朝统治区域内的藩镇叛乱,不止是唐代历史的分水岭。而是游牧骑马民族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经过漫长的岁月中游牧民势力对富饶的农耕地带的掠夺、征服,以及两者之间的融合、同化过程中,反复上演着成功与失败。而到了10世纪前后,游牧民族终于积蓄了用少数人来稳定统治众多农耕民和都市民人口的方法和实力,其基础是游牧民族军事力量和基于丝绸之路的财富积累,加上“北方”势力处于能够构筑一种通过文书行政来直接或间接地统治“南方”的阶段。而安史之乱,在这一大背景下,成为了10世纪欧亚大陆变动的先兆,即游牧民族成为征服王朝的大趋势。安史之乱的失败,只是这一大趋势有其波动过程,在8世纪时条件尚未成熟而已。而后期的辽、元、清,是这一波动趋势的延续和成功。
对于历史小白来说,从游牧民族整体发展趋势的角度分析安史之乱,可以和我们熟知的从唐朝角度看待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比较,增加看待历史的角度和思考维度,是很珍贵的体验和有力的学习工具。
所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历史知识是没办法做到百分百客观的,它们都是我们透过凹凸镜所看到的表象。但是了解不同观点切入的不同角度,去思考不同的人提出自己历史观点的依据,是很有意思的。
6. 书中关于中央欧亚的论述,基本是以粟特人为切入点并贯穿全书的。他们在丝绸之路上发挥的作用不仅限于经济流通、在文化、军事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粟特人带来的粟特文几乎原封不动地变成了回鹘文,而回鹘文到了13世纪则成为了蒙古文。到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经过少许加工改良,蒙古文又变成了满洲文。因此可以说,甚至连中央欧亚型国家的清朝也承袭了粟特文化,而内蒙古自治区所使用的蒙古文正是留存至现代的粟特文化遗产。”
在作者批判西欧中心和中华主义中心,倡导中央欧亚中心的历史观下,将论述的重点放在现以消失的粟特人在当时的辉煌,其对唐、西域以及突厥、回鹘的影响,是对的。但是历史小白在通读本书的过程中,慢慢的会有作者为了过于突出粟特人的作用,而去刻意寻找相应的史料来证明,而不是在研究这一阶段史料过程中慢慢发现并得出结论。
比如,作者在前面论述了胡旋舞应该来自粟特,后面又考证出突厥有着能够教授和学习粟特胡旋舞的文化土壤,所以,“即便从唐朝宫廷的角度来看,突厥宫廷的文化水准也不落后”。这里,读者没办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会胡旋舞,就能说明突厥宫廷的文化水准呢?
还有下面这一段:“倘若我们假定在这些作为回报的商品中有大量奴隶的话,那么多年的谜团就可以迎刃而解。从北朝到隋唐,中国从西域迎来了许多艺人、音乐家、画家、工匠、医生等,促使了文化交流之花的绽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草原游牧民世界里也应该有着相应的豪华生活,所以即便出现下面这样的场景也绝非不可思议之事:在铺设着绒毯,覆盖着高级锦绣的漂亮帐篷之中,衣着华丽的王公贵族及其妻妾们用金银器和精美的玻璃杯,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欣赏着西域传来的歌舞音乐以及杂技表演。与中国的宫廷一样,在草原上也是既有从事歌舞音曲行业的奴隶,也有因其美貌而成为妻妾的奴隶,西域的音乐以及各种文化也深入渗透到了草原的贵族们之中。”
多年谜团的迎刃而解,是建立在这一连串的“假定”、“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应该”、“所以即便出现下面这样的场景也绝非不可思议之事”。在这样的历史书籍中,这种推论对读者来说,也是很迷惑的。
为了证明草原游牧民世界的文化也是很发达的,来证明这些发达的文化是粟特人所带来的。而这种证明都是假定。这样的情况书中有不少。有可能是作者是有严密的论证的,但是没有清晰的表现出来;也有可能是为了急于证明自己的论点,却没有办法拿出切实的论据。作为历史小白,只能记录下来,以后看到类似的书籍会留心比较其他的史料和观点。
《丝绸之路与唐帝国》读后感(五):一点业余的评论
比较仔细地看过了,但是评论很业余,凭印象写吧。
台版和陆版
台版和陆版的差别,主要在导言部分,尤其是涉及回鹘与维吾尔的关系,台版有个文库本後记,说初版受到在日维族读者的批评而重写。但总体来说陆版通顺。有些特别隐蔽的差别,比如第11页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崩坏,陆版改成消长。第29页 “对于美国、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以及别国用核武装等增强军备的做法,我也感到是一个威胁。”这里的别国,其实是中国和朝鲜。作者批评华夏中心,自然反对中华民族的提法,主张民族自治,但非独立。但也批评欧洲中心,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还是一种建构世界史的尝试,是对抗国别史的。对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消退,应该还是抱有同情的。
行文陆版更通顺,涉及到的专名,有些很敏感的例如Uyghur, Turkistan,做了些处理,也大致符合这边的习惯。台版一是行文有些硬,二是专名的译法有点古今混淆,也可能是我的无知,总之不习惯。另外地图,第七章末尾“10世纪前後的中央欧亚型(征服王朝)国家”(陆版第306页,台版第363页),台版限于版面,略去了中国东部的部分,也就是辽和金的版图。其他出入可能还有。
总体来说,两本大致相同,陆版没有特别大的信息损失。陆版开头附了孔令伟的书评,对内容的评述很到位。此外还看过白玉冬老师的书评,在《丝路文明》的第四辑。
丝绸之路
孔令伟的书评说,作者的史观其实是“粟特中心观”,很同意。全书叙述的就是唐代和北部边境的突厥(第一帝国、第二帝国)和回鹘势力的消长,以及粟特人穿梭于三家之间,对三者政治进程的影响。所以从目录上看虽然有唐、有突厥,有回鹘,实际上贯穿的主线还是粟特。
第一章澄清了关于丝绸之路性质的几个问题,还是挺有启发的。首先,他强调丝绸之路或者中央欧亚,并不是一个一般的区域,研究丝路史和研究平安时代日本史的意义完全不同。前者关联着世界史的走向,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史本身。其中的要件在于中央欧亚的原产马以及骑马的游牧民族(第43页)。孕育文明的也不是传统上认为的农耕地带,而是游牧与农耕的交接带,具体到中国史来说,则是河北、山西、陕西几省的北部和宁夏、甘肃等地,认为这是“孕育和产生中国史能力及活力的中心地带”.这一地带,从拉铁摩尔到日本的石见清裕、妹尾达彦都有各自的表述。(第49-50页)
第二,丝绸之路的意涵,从早期欧洲学者所指的沙漠绿洲之路,到松田寿男提出的绿洲之路加上北方草原之路,森安又提出作为交通网络的丝路概念,不仅是东西方向,还有南北。这里又关涉到两个问题,一是长途还是接力贩运,森安认为二者兼有;二是如何估量东西交通在丝路中的作用,也就是丝绸之路史论争。间野英二主张以北方游牧民和南方沙漠绿洲农耕民之间的关系来把握中亚史,也就是南北大于东西。森安当然是反对这种看法,因为摆脱了东西交涉,中亚史就成了一个“完结的小世界”了(第65页)。後文最为精彩的第五章《释读买卖奴隶文书》也对此有回应。我觉得这种论争其实还是从松田寿男改变丝绸丝绸的概念这里引发的。
第三,丝路贸易的性质,本质是奢侈品贸易。只有到了海洋时代,生活必需品的大量运输才可能(第57-58页)这里有点疑惑,按照後文的研究,回鹘与唐朝的绢马贸易,马是唐朝的必需品,丝绸也不是一般的奢侈品,而是硬通货。丝路贸易对于南北双方,到底是不是可有可无的?
宏观与微观
下文第二、三、六、七、八章,都是比较动态的描述,线索非常简明。第四、五章,则偏静态。前者从传统史料描述唐代胡风浓郁的现象,後者用契约文书阐明支撑大量胡人存在的制度背景。
关于唐代建国与突厥的兴衰,采用石见清裕的研究比较多。最近出版的《唐代的国际秩序》是通俗本,稍微详细的可以看《唐代的民族、外交与墓志》的第一章,考证则是《唐代的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第一编的几章。安史之乱後唐与回鹘的关系基于作者的研究比较多,印象比较深的是对《九姓回鹘可汗碑》的解读,指出把默啜的事迹移置到牟羽可汗身上,既与回鹘王室的政争有关,也与保护摩尼教的立场有关(第300页)。
宏大的线索间又穿插了许多小人物的故事,小人物的故事当然主要是以新材料支撑的。比如第二章的粟特文古信札,被牵连获罪却在北庭做生意风生水起的裴伷先,推测因为要嫁给仇人,而羞愤自杀的突厥遗民贤力毗伽公主,被凉州粟特城邦派遣四处刺探情报的报告。特别精彩的是对粟特人买卖奴隶契约的解读,占了整整一章。印象很深的是作者说,契约的严密格式,折射出了一个陌生人彼此不信任的社会(第220页)。
由于是新材料,书里还娓娓叙述了破解文书过程中的挫折和欣喜,比如第一次见到奴隶买卖文书,错过了吉田丰的婚礼,因而想把这件粟特语文书作为特别的礼物(第214页),又比如解读五名霍尔人报告,恍然大悟“山东大臣张忠志”就是晚唐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
这些情感节目的加入,使行文跌宕起伏,摇曳多姿。乍看觉得是论文和札记的拼凑,读久了才觉其章法自有妙处。
拓跋国家与商业网络
书中有些提法,似乎非议比较多。一个是说唐朝是拓跋国家,唐朝建国的中坚是鲜卑。论据除了对隋唐两代君主族源的讨论,还有鄂尔浑碑文中“桃花石=拓跋”的解读。白玉冬老师的书评结尾也提到这个问题,举了一些反面的证据。我觉得这个论证难以成立,在于他混淆了君主族源,君主文化认同,整个国家的制度建构这三个层面的问题。
另一个是所谓粟特商业网络。我对网络的理解是说能够实现整体的信息沟通,但是对粟特人行迹的考察,多数只能证明其沿着古代交通线在重要据点和政权中广泛存在,这和他们构成了一个全面沟通的网络还有距离。作者给出的叙事似乎是粟特人建立了一个网络,然後唐、突厥、回鹘反复争夺,各自加以利用。我觉得比较自然的逻辑应该反过来,突厥、回鹘的材料不了解,至少唐在交通线的开拓和管理上作用是比较积极的,而粟特只是托庇于这些现成的道路网从事他们的活动吧。退一步说,就算认为粟特商业网络确实存在,那么这一网络是如何从无到有逐步扩大的?本书的叙述中几乎看不到。本书从第二章开始粟特人登场,似乎就已经建立了庞大的商业网络。
中央欧亚与世界史
作者在导言和後记中都说,本书的目标对象是高中教学,因为这构成了大多数国民的通识教育。作者三面出击,一反民族国家史观,二反欧洲中心,三反中华中心。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欧亚史观。
但问题是,中央欧亚能构成一个文明传统么?我觉得至多只是一个视角,通过它观察文明体的连动性。但是它自身不构成连续的文明自我认同,它的连续性不是由自身的历史撰述表达的,而是其他文明传统加以研究才建立的。这显然和欧洲、中华都有区别。
因此作者提出中学少讲点欧洲史,多讲些骑马民族(第361页),真是有点好笑的。因为对骑马民族认识的推进,学术的教养和训练还是来源于欧洲的历史语言学和中国方面的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只有对这两个传统理解越深,研究才会越推进。森安认为中央欧亚是文明中心,欧洲和华夏是文明末梢,在地理上或许如此,但在文明进程里显然是反过来的。套用日本敦煌学界那句有名的话,也可以说,中央欧亚之学不在中央欧亚。
作者在导言里区分了理科史学、文科史学和历史小说。理科史学是指史料的解读和经得起二次实验的结论。文科史学是指基于学术良心的历史推断,也就包含了史料建构历史阐释的过程。历史小说则是驰骋想象了(第32页)。作者并没有否定第二个层面,在台版附录的文库版後记中,他说史观论争属于文科史学的层面,而自信本书初版後继续发表的一系列理科史学的成果仍有实质的推进。
对我这种非专业读者来说,出于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把史料的解读做得饱满彻底,从而提出一个有个性的历史阐释,就是此书最大的魅力,从内容到写法,虽然我出于直觉,或许也是多年的思维定势和偏见,未必能毫无障碍地接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