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牙叔。
今天的故事，是我们急诊科的老作者采写的，来自安徽省一所县医院的护士。
01
我叫林可，是安徽一所县医院的急诊科护士。
2019年12月31日，跨年前夕，我们迎来了难得的清闲。科室主任与护士长一起将科室精心打扮了一下，整个屋顶都塞满了粉红色的气球。
我倚在门边望着大家洋溢的笑容，也不自觉地笑起来。突然，我妈给我发了条微信。我点开一看，是张截图，上面写着：
我看到我妈的微信昵称变成了“正在输入中……”，足足一分钟过去，她才吃力地发过来一句：”他们说有可能像非典，可儿你在医院要小心呐。”
作者和妈妈的聊天
我是90后，我妈就我这一个宝贝女儿。作为打字都不利索的中年妇女，我妈倒是很新潮，每天都要抽时间在网上冲浪。
这“新潮”是有原因的，2003年的非典，SARS病毒肆虐，无情地夺走了我舅舅的性命。
当时我才4岁，在我的印象中，这位舅舅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家里倒还留着他的一张相片，但被我妈紧紧地锁在床头柜里，谁也不让看，包括我。
我明白我妈这是真的紧张了，任何事物只要和“非典“沾上了边，在她眼里就是顶天的事。
为了不让她担心，我好生安慰了她，向她承诺我会注意。但我心里其实不以为意，满不在乎地投入到了跨年的喜庆之中。
我很惭愧，作为一线的医务人员，我的危机意识还比不上我妈这样的寻常人。包括整个科室的同事们都没有意识到——
02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作为前线的武汉频频传来“噩耗”——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高达59例、初步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等等。
院里的领导拉着我们紧急召开了会议，交代完相关事宜，散会时他慷慨陈词：“这是一场全国人与病毒的抗争，我们有幸肩负起这道防线，希望大家可以持如履薄冰之心来救死扶伤！”
年关将至，人口流动频繁，我们县城又离武汉不远，谁也说不准我们这儿会不会是下一个“前线”。
天寒地冻外加没有暖气，有很多人都感染了风寒，发烧、咳嗽、胸闷，这些平时小感冒的症状在今年都变了味儿。
以往自己买药吃或者找个小诊所看病的病人，今年一股脑儿地涌入了医院。下到几岁大的孩童，上至佝偻着身子的老人，医院的各个相关科室如感染科、内科、呼吸科、儿科等等都挤满了人。
医院走廊挤满了人
人一多，最为忙碌的就是急诊科。除了一些病情严重的，我们还要负责接纳那些多出来的病人。
而对我们造成困扰的正是这些“无用”的问诊，新型肺炎在病发初期的症状极不典型。所以我们只能采取常规的治疗方案，严重的留院查看，病情稍轻的就开药回家治疗。
同时对每个病人我们都会叮嘱到位，让他们做好自我隔离，防止潜在的病毒大肆传染。
日子一天天过去，武汉的疫情也越来越严重。一直到1月19号，我们县城还是风平浪静。但正是这平静使得我们坐立难安，潜伏状态下的病毒无疑比明面上的病毒要可怕得多。
医护人员跟车去接疑似病例
第二天，1月20号，我们终于能稍微松口气——下发的检测试剂盒终于到了。我们立马对重症患者一一进行了检测。万幸的是，当天并没有发现任何一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虽然还不能完全掉以轻心，但这也算一个好消息了。”吃饭的时候，护士小姚对我说。
“但愿如此吧。”我脑海中又浮现出了小时候看到的画面——妈妈躲在房间里摩挲着舅舅的照片，趴在床头窸窸窣窣地抖动着身体，无声地痛哭。
1月23日，除夕夜的前夕，医院里聚集的病人一下子少了很多。一名年轻男子戴着口罩赶来医院，他一开口就石破天惊:
“我回家时经过了武汉，逗留了一周，我感觉自己好像得了这个病。”
03
我们急忙清空了走廊的人群，帮他安排了问诊。从急诊科到发热门诊到传染科，层层检测后基本可以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得知这个消息后，年轻男子的脸霎时变得异常苍白，我注意到他的喉结明显抖动了一下，良久他才挤出一句:“我还有救吗？”
传染科的王主任一边在病历上奋笔疾书，一边头也不抬地宽慰他:“这个病目前没有特效药，我们也不能保证，但是你是年轻人，免疫力强，隔离措施到位，希望还是很大的。”
由于这是我们接触到的第一个新型肺炎患者，所以医院高度重视，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传播，我们开启了绿色通道，清退了其他病人，立马带着年轻人入住了隔离病房。
坐着休息的医护人员
我们县不大，各个乡镇的口音区别一听便知。而年轻人跟我口音一样，正是我们村里的，算是老乡，只不过我们一家子搬进县城已经十几年了。
我留了个心眼，记下男子的信息，打电话和父母询问了一下，惊奇地发现他竟然是我小时候邻居家的小孩，还经常一起玩耍。他小时候干瘦干瘦的，还被我欺负过。
我一直唤他小名“青苗”，所以对他的本名不甚了解。
儿时的玩伴如今生死难料，我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趁着下班时间穿上防护服和他接触了一会儿。
两个儿时亲密无间的伙伴，现在却相隔很远隔空对话，听到我就是当年的“姗姗”，他的眉头明显上挑了一下，刚想说些什么却又止不住地咳嗽起来。
青苗此时已经出现了初步的病发症状，发热、咳嗽、胸闷，隔离后辅助各种药物和抗生素，我明白他只能靠自身的免疫力来硬扛，扛得过去就一切安好，是真正意义上的“搏命”。
简单地寒暄后，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对不起我爸妈。”声音很低沉，但却难掩内里的一丝颤抖。
我对他的父亲印象比较深刻，那是我小时候接触到的唯一一个当官的人，是我们村的村长，也是个热心肠的人。谁家有难处他都会尽全力去帮，深受全村人的敬爱。
我脑海中浮现出青苗父亲那张忠厚的面庞，我们相顾无言。良久，我问他:“那么，你爸妈知道吗？”
“不知道，还是不知道的好。”他坐在床头，耷拉着脑袋，表情藏在口罩里，看不清晰。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他，他却自顾自地说了起来:“我刚和我爸打过电话，我说北京人多，不知道身上有没有携带病毒，保险起见过年还是不回家了。”
四年前，青苗从大专院校毕业，找工作时四处碰壁。他父亲的本意是让他在二叔的制袜场当个监工，还劝他：“别跑远，安安稳稳的，这样就挺好。”
不安分的青苗一意孤行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父亲一怒之下抄起了竹笤狠狠地揍了他一顿，那是高中毕业后父亲第一次动手。
“其实关于北漂的故事都很真实，地下室、咸菜馒头对我们来说再正常不过了，算上今年，我已经四年没有回家过年了。”青苗说。
这几年，青苗在北京从事的是房屋装修行业，费力费时，还很吃人脉资源。一直到今年，生意才有不小的起色，一直挂念父母的他这才有底气，决定回家给父母一个惊喜。
“就算我爸打断我这个不孝子的腿，我也要回家。”青苗抬手摸了摸白色的床被，“可现在，这惊喜成了惊吓。”
04
春运的票很难买，青苗只能从武汉中转回家，期间还要在武汉逗留一周的时间。
为此，他早早地推掉了一月份的活儿。在去武汉之前，他就已经注意到了新型肺炎的出现，当时报道说易感染人群是中老年人和儿童，他咬了咬牙还是没有退票。
去武汉前，他买好了防护口罩。一个礼拜里，青苗在酒店深居简出，一头是自己的生命，一头是远方的家人，他就踩在这杆天秤中间，一刻也不敢放松。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感染上的，也许在武汉的街头，也许在回家的大巴车上，又也许在北京就和死神打了个照面。”
说到这里，青苗忍不住抱头痛哭。我静静地走开，留给青苗一个独处的空间。
还有一天就要过年了，我向上面打了个报告，主动申请大年夜值守。我觉得身为朋友，必须得为他做点什么。
晚上回家时，我特地带了一个塑料袋，进门之前把外套脱下来放在了门外。家对于我，对于青苗，都是一方净土，容不得半点污染。吃饭时，我上前帮我妈把饭菜分为了三份，分餐而食，这种模式在我家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月。
我和爸妈说起了今天发生的事，我本以为他们会责怪我擅自请缨，但我妈只是皱起了眉头，放下了筷子对我说:“那怎么行，他都这样了，哪有不让父母知道的道理？你去劝劝他！”
“这哪里劝得？”我顿感头疼，连连摇头。
“那我去找你大姨，联系华子（青苗父亲）。”她刻意加重了语气。我妈的脾气很犟，我知道她肯定又是想到了舅舅，她也见不得这种事的发生，所以我也就不再劝阻。
24号，大年三十，县里的街道非常冷清，只有少数商家还在营业。
楼下的宣传语
政府一直在大力宣扬，加强居民自我防护意识，已经没有人会外出乱跑了。到处都能闻到饭香，县里已经和各大酒店沟通好，全额退还所有已定年夜饭的金额，基本上所有人都待在家里过着自己的“小”年。
05
医院里很多同事都已回家过年，走廊再也没有了拥挤的人群，我隔着口罩呼吸了一口熟悉的酒精气味，突然觉得：春节来了，春天也不远了。
我偶尔会趁着送药的时候，进入隔离病房和青苗唠嗑几句，大部分闲下来的时间，我都在外面用手机和他交流。
他问我:“你说两个屏幕有多远？我是不是走出去就好了，但这个距离一定很长吧？”
我认认真真地拿着手机走到隔离室门口，心中默记着步数。
“不多不少，56步，走着走着你就痊愈了。”我这样安慰他，自己的眼角却有些湿润。
值班室的尽头是隔离室，56步
我其实是个很依赖爸妈的人，也很喜欢年夜饭大团圆的感觉，那个时刻，望着窗外的热闹，我也想家。可我知道，我应该留下来。
时间很快过去，下午五点，所有值班人员仍然都在严阵以待。这时，我妈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接通后，我妈要求我劝说青苗接通电话。
原来青苗的父亲已经知晓了事情经过，拨打视频电话却被青苗拒接。我来到隔离病房，劝说青苗，他却不为所动，我知道他是不敢。
咬了咬牙，我对他说:“我和你一起，你别怕。”
近距离的接触是有感染风险的，但青苗的症状不严重，病情也算稳定，外加周身的防护服也给了我一点精神支持。
虽然有风险，但我觉得值，目前的治疗方案只能由药物辅助人体自身免疫力硬扛，解开心结对他的病情可能起到促进好转的作用。
青苗显然也明白这其中的风险，他把嘴巴埋在了被窝里，对我说:“你在门口坐着旁听可以吗？”我点了点头，搬了把凳子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看着青苗接通了视频电话。
一直看起来情绪稳定的青苗，在那一刻终于绷不住了，“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
打电话的只有青苗父亲一个人，在他们的对话中我了解到，为了积极响应政府抗击疫情的号召，很多村子自发组织了“封村”行动，我们村也不例外。
青苗父亲东奔西走通知大家“只出不进”、“有武汉居住史暂不归家”，并且身先士卒地守在村口，今天大年三十，他把其他人都打发走，独自搬了桌椅带了酒菜坚守岗位。
“你不用难受，你就算回来，我也不会让你进村的。”青苗父亲说的话很不留情面，但青苗却被这句话说得破涕为笑。
“你娘每年都晒了你最欢喜吃的鹅，你吃不到，都被我拿来下酒了，那叫一个香。”青苗父亲的语调突然变得柔和起来。
“勇子都生了三个小崽子，你大姨家每天都热热闹闹的，你也给老子加把劲。”青苗呜咽道：“好。”
“给老子好好活着，你欠我们的年夜饭必须要还的。”
听完青苗父亲这句话，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偷偷逃离了隔离病房。没想到迎面撞上了值班主任，他看我慌忙抹着眼泪，露出了善意的笑容。
“回家吃年夜饭吧，”主任对我说，“放心，今天不忙，我都安排好了，大家轮着回，你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哈，快回吧。”
1月26日，大年初二，青苗被转去了市里的上级医院。他告诉我自己的病情很稳定，勿念。
他给我发了一条语音，我反复听了好几遍：
“可能是我感染不深吧，我现在的身体状态一直都挺稳定的，没有一开始想象的那么严重。谢谢你一直鼓励我保持乐观的心态，新型肺炎虽然可怕，但也不是不可战胜的。”
我和青苗的聊天
我相信，他在市里会受到更好的照顾，以他年轻的身体条件，也一定能康复出院。
这几天我没事时，还是会数步数。从隔离房外到进去，56步。回到我家，11个56步。我想，这就是从生到死的距离。
看着网上关于疫情的各种振奋人心的新闻，我相信，武汉的病人会好起来，全国所有隔离治疗的病人都会好起来。只要有爱有牵挂，跨越由死到生的距离并不难！
愿那些无法团聚的人，在春暖花开时都能团圆！
从隔离病房到护士台，一共56步。作者说：这是从死到生的距离。
专家指出，冠性肺炎治愈率并不低，有的患者通过自行隔离也能自愈。所以，牙叔为所有的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加油：
为了不久的团聚、为了未完的牵挂，为了更好地活着，加油吧，勇敢过关！
这个世界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就在我们内心深处，那就是希望。活下去，就是最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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