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的学生时代》是一本由[南非]J.M.库切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28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耶稣的学生时代》读后感(一)：浅析库切《耶稣的学生时代》中精神困境

　　《耶稣的学生时代》是J.M.库切的最新创作，塑造了西蒙和大卫这两个形象，他们兼“移民”与“难民”两种身份于一身，着重探讨该群体在寻根过程中产生的自我身份认同困境，从精神困境的具体表现、困境的根源以及困境之下人物的不同选择来探索精神突围的方法。

　　帕慕克说，阅读伟大的文学小说，就像触碰一道光。它的光源尽管模糊难定，却可以照亮整片森林，读库切《耶稣的学生时代》“以精致巧妙的构思、意味深长的对话、卓越超群的分析为特色”，似乎如卡夫卡《城堡》一样，会让你意识到小说隐秘的中心，书中融入的个别故事情节和细节，也许感觉就如你体验过、或者是偶尔相遇过，一种很有金属画面的质感，在读的过程中陷入想象。

　　《耶稣的学生时代》是库切《耶稣的童年》的续篇，以男孩大卫和他的“父母”西蒙、伊内斯为逃离诺维拉的教育制度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作为“逃犯”的他们在这里必须隐姓埋名为线索展开叙述，西蒙和伊妮丝带着大卫来到埃斯特拉，他们在农场工作，而大卫不久后进入当地舞蹈学院。这是一所神秘主义的舞蹈学院，它“致力于将学生的灵魂引导至天际，让灵魂与伟大宇宙的运动——或者说——舞蹈相契合”，大卫很快学会用舞蹈表现“来自星球的高贵数字”，并结识了博物馆保安德米特里。德米特里狂热地迷恋着舞蹈老师玛德琳娜，最后竟将她杀害。这说明“新移民”在来到“新国家”、“新城市”之后是处于一种格格不入的状态的。

　　根据威廉﹒福克纳的观点，“过去从未消亡、它甚至从未过去。而移民之所以重要，也见诸于此：因为根、语言和社会规范一直都是界定何谓人类的三个最重要元素。移民否决所有三种元素，也就必须寻找描述他自身的新途径，寻找成为人类的新途径。”西蒙和大卫否决了这三种元素，成为彻底意义上的移民，失去了母国文化的归属感，并且对自我身份认同产生了怀疑。陷入不确定的混乱处境。

　　新移民的情感世界处于一种飘忽不定的状态，倍感孤独。与此同时，新生活向移民提出忘却与服从的要求，摒弃旧有的情感方式和思维模式，服从现有的社会规则。过去的习惯影响着新移民的行为，“许多细节也许会模模糊糊地冒出来，而过去生活中习惯了的感觉依然在心里闪动。”新生活则意味着协作与秩序，新旧文化和思维模式相互碰撞、冲击，迫使新移民游走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又无法回到过去，进而怀疑自我、否定自我，陷入自我认知的怪圈。

　　任何一个新移民都存在于两个不同国家、城市、语言和文化之间，处于现实存在与历史记忆的夹缝中间。在寻根时，他们不仅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错乱现象，还要忍受作为边缘人的痛苦与无奈，深陷不可避免的混乱和不确定境地。只有在无限循环的自我否定、自我确定交替进行的过程中，新移民的身份认知纠结才得以解决，但还需要接受来自主流社会的挑战。因此，他们才不断地审问自我，以求得摆脱困境的途径。

　　在作品中。西蒙时常处于困惑的状态，而大卫则表现得疯狂而固执。这种非理性的疯狂和焦虑情绪是精神困境的具体表现，由欲望所引起。欲望的实质是一种归属感，希冀能够明确自我身份。

　　在整个小说中，西蒙、大卫的焦虑情绪来源于身份认知的混乱、性欲的难堪。无处安放的情感得不到回应，无法宣泄，大卫去舞蹈学院寻求精神慰藉却又不被理解，而一桩毫无预兆的谋杀降临在校长夫人、也就是舞蹈老师玛德琳娜身上。

　　他们作为一个难民来到新城市，总是摆脱不了对过去的记忆，必须在现实与过去中做出一个选择，导致精神上的焦虑、痛苦。在新城市，身份认同和情感诉求都无法得到满足，从而深陷焦虑与压力。新移民的个人身份和家庭环境造成他们情感上的缺失，以对抗性的姿态回应社会。拒绝以学校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的同化教育，退缩在自己幻想的世界中把握自己，对外则表现得疯狂，不服管教。因为缺失自我真正的归属感，新移民陷入莫名的焦虑与疯狂的情绪之中，在寻根的同时，他们也在寻找精神突围的途径。

　　新移民来到新城市后，处于无根状态，丧失了母国文化的归属感。他们被迫接受文化同化教育，顺从新的社会规则，但事实上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方式仍影响着新移民。“变”与“不变”的选择困扰着新移民。若拒绝主流文化的改造，则始终游走于社会边缘，不被接纳。主流文化以强硬的姿态逼迫着新移民接受同化，他们所固有的文化心理基础则显得不堪一击，这就使得新移民成为矛盾的载体，遭受强烈的精神冲击，产生了焦虑、疯狂的情绪。

　　面对这种无法突围的精神困境，库切为新移民们开辟了新生活的出口，前往下一个城市寻求新生活，正是为寻求这种可能性，西蒙一家才逃离诺维拉去北方开始新生活，追寻不确定的而又充满吸引力的未来。

　　《耶稣的学生时代》中，西蒙或大卫与搬运工人、政府官员、舞蹈老师对话，发表对各种宏大主题的看法：激情、爱欲、权力、秩序、羞耻……

　　但是《耶稣的学生时代》也似乎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雨果《悲惨世界》在弥散、碎片化的叙事之后，小说一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已经在库切的笔下解构，这就意味着读者只要浸泡在文本内，阅读的视野就会在小说形式中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寻找中心或者主题意义。

　　在库切笔下，新移民不是固定不变地依附在某种文化或者精神寄托上，而是在不断的迁徙中为寻求普适性的身份认同而努力着，换言之他们是在寻找生命的价值。

　　最后，对于小说《耶稣的学生时代》的主流解读包括政治、宗教、哲学、文化、人类移民有很多种，每种解读都有其的合理之处，我们的解读和阐释只是为了帮助更好的进入文本本身，任何文学作品只有在阅读中才可以体现价值！

　　《耶稣的学生时代》读后感(二)：西昆诚好，郑笺难求

　　作为两次布克奖和诺贝尔文学奖（2003年）得主，库切无疑是成就最高、最受关注的当代作家之一。一直以来，在广受赞誉的同时，其作品也因意义晦涩而颇受争议，可以预见，他最近的两部作品《耶稣的童年》和《耶稣的学生时代》在收获新声誉的同时，将进一步放大这种争议。

　　《耶稣的学生时代》是《耶稣的童年》的续书。在《耶稣的童年》中，西蒙在移民的船上偶遇男孩大卫，收养并带他来到说西班牙语的城市诺维拉。他们洗去了记忆，连姓名都是他人所取，在直觉的召唤下，西蒙寻找到未婚未育的伊内斯做了大卫的母亲，三人对有序却毫无激情的诺维拉很失望，最后因大卫的教育问题受到城市当局的制裁，全家逃往下一个城市埃斯特雷拉。

　　《耶稣的学生时代》的故事发生在埃斯特雷拉。在小说的题记里，库切引用了《堂吉诃德》中的名句“不论哪部书，续篇从来没有好的。”考虑到这是一部续书，这当然不乏自我打趣的意味，但不要忘了，在前作中大卫一直在认真阅读《堂吉诃德》，这仿佛也在喻示西蒙和大卫仍将像堂吉诃德一样继续坚持和探寻着什么。

　　来到埃斯特雷拉后，他们先在农场工作，不久后大卫在农场主三姐妹的资助下进入当地一所舞蹈学校，西蒙和伊内斯也分别找到了邮递员和服装店员的新工作。这是一所神秘主义的舞蹈学校，它“致力于将学生的灵魂引导至天际，让灵魂与伟大宇宙的运动——或者说——舞蹈相契合”，大卫很快学会用舞蹈表现“来自星星的高贵数字”，并结识了丑陋肮脏的博物馆保安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却与高贵美丽的舞蹈老师玛格达莱娜长期保持热烈的地下恋情，最后竟将她杀害，而谋杀的动机，据凶手说是“爱的激情”……。

　　《耶稣的学生时代》全书人物不过二三十个，线性推进结构承载着极其简单的情节，全书仿佛由一幕幕学术沙龙连缀而成，话题涉及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西蒙和大卫对话、他们共同或分别与工友、农场主、舞蹈学校的老师以及凶手对话，发表对各种宏大主题的看法：激情、爱欲、权力、秩序、羞耻……，比如数字的有序性是公认的，而大卫和舞蹈老师则热衷于以神秘艺术的方式呈现高贵的数字，这种秩序与激情的博弈听起来像柏拉图的调调，但并没有《理想国》的清晰与缜密。

　　西蒙曾在度假海滩上向舞蹈学校校长阿罗约提问，得到下面的回答：“但容我说句话，谈谈普遍意义上的答案。在我看来，问与答互相联系，就像天空和大地，活着就像男人与女人，一个人走出去寻找自己某个宏大问题的答案，我缺什么？遍拷整个世界。然后，某一天，如果他足够幸运，他会找到自己的答案：女人。男人和女人走到一起，他们是一体——且让我们借用这种说法——正是从他们的一体中，他们的联合中，产生出孩子。这个孩子长大成人，直到某一天这个问题又找上他来，我缺什么？就这样这个循环周而复始。这个循环周而复始是因为答案已经潜伏在这个问题中，就像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

　　故事的灵魂就是一幕幕沙龙里的这样的发言。不管怎样去解读，《耶稣的学生时代》都存在着一种从始至终的隐喻，即便我们不去过于纠缠库切像在其他小说中叠加和强调的那种隐喻，也会对这样一个表面上古怪和建立在虚构时空里的故事多少有点意犹未尽或者似懂非懂。如果说库切在《耻》中表达的殖民时代种族隔离产生的耻辱，是真实世界在有效时间内的产物——那么这部《耶稣的学生时代》则是有意打破常规和刻意销毁了被直接解读的可能。

　　《耶稣的学生时代》文字明晰清澈、朴实洗练，显得耐心而专注，但他要细加辨析的经验却是如此的复杂、暧昧、含混。传统小说对人性善与恶的表现，在这里被置换成对脆弱人性和道德困境的展示，而在这个过程中，叙述人与他试图描述的经验之间，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内省式的批判关系。在叙事中采用了貌似第三视角但实则是主观的角度，“他”的出现基本可以替换成“我”，“他”的对话或独白，往往就是这种内省式的批判。那大段大段的对白并没有使人物语言有了更多的人情味，因为西蒙和其他对话者都非常喜欢在对话中加入哲理和抽象的思辨。但读完整部小说，也不会得出库切笔下人物不讲人话之类的结论，因为小说营造的就是那神秘的哲学寓言气氛。

　　库切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颁奖词是“小说以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然而，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成熟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16年后的今天，就新作《耶稣的童年》和《耶稣的学生时代》而言，库切在创作技法上已走了很远，但仍不脱“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的特色，仍以“对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的批判”为内核。《耶稣的童年》中诺维拉市的有序和机械，象征着残酷的理性主义，西蒙作为来到异乡的“新移民”感受到的那种隔膜和无力感，令人想起加缪的《局外人》，要知道，加缪的这部小说有时是被译作《异乡人》的。而《耶稣的学生时代》中，凶手德米特里维持不道德的地下恋情，给6岁的大卫看色情相片，杀人后一面坦承因激情而杀人，一面请求领受到“盐井”服刑的重判，在成功吸引到大卫的同时也被法官判定精神有问题而入院治疗，唯一看穿真相的只有西蒙，可以说，德米特里这个人物，正寄托着库切对“浅薄的道德感”的批判。

　　元好问曾论李商隐诗，“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按这个论调，《锦瑟》那样的诗美则美矣，可惜没有人能像郑玄笺注《诗经》一样，给李商隐及他的西昆体后继者做出权威明确的解读。其实，《锦瑟》美就美在它的难以言说的朦胧气氛和神秘格调，《耶稣的学生时代》也是如此。

　　《耶稣的学生时代》读后感(三)：盯着这面镜子，你会照见什么？ ——《耶稣的学生时代》读后

　　《耶稣的学生时代》是一面镜子。

　　大卫无穷无尽的人世追问、西蒙道德约束下的高处不胜寒、美丽的安娜与丑陋的德米特里隐秘扭曲的私情、男女之间触手可即的疏离与冷漠……人性的复杂与挣扎、渴望与绝望在神秘气氛中冷静展现，冰冷的火焰直抵读者心底。驻足镜前，你会洞见人类内心深处一处处隐秘的暗角，人的多面性叹为观止。

　　笔者从三个主要人物入手，观照库切笔下对人性复杂的冷酷剖析，三者互斥又互近，相厌又相惜，人性的复杂非简单的黑白所能概括。

　　“熊孩子”大卫，毫无遮拦的穷极追问，让世俗条条框框规范下的成人——西蒙和伊内斯无所适从，与“父母”心灵上若即若离，似乎无法靠近。但他对德米特里、安娜、阿罗约却情有独钟，特别对总是举着棒棒糖、看黄色画片的德米特里，更是产生了心理的依恋。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心理现象，在赤子心理状态下对世界的追问，得不到合理解释时的失落，在循规蹈矩而无趣的西蒙与没有底线却有趣的德米特里之间，赤子大卫用自己的眼光观照着世界、适应着世界、选择着世界。西蒙一直在用理性引导孩子，德米特里则引向放纵，而孩子的选择却不受世俗一般性对与错的看法所左右。六七岁的大卫，其选择更具原初的意义，也体现着人类一些难以言说的原始心理，对与错、好与坏、美与丑，和世俗的标准并不一致，正如本书的腰封上所写：“我们靠什么标准，决定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体现在大卫身上的这种选择的难以把握，即使在成人的世界也往往飘忽不定，难以捉摸。可以说，大卫的提问和选择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成人隐秘角落的欲望与挣扎，而这些体验在西蒙和德米特里身上也都得到了体现。

　　从书中含混的背景介绍，参考前传《耶稣的童年》，西蒙是一个介乎中年到老年之间的男人。他有着一套理性、冷静、关爱的生活准则，对大卫极尽关爱和忍耐，对名义的妻子伊内斯也是牵就有加，这是一个看似窝囊的老夫子。西蒙有很多自况的表白：“在我们家，我又笨，又瞎，又不会跳舞。伊内斯说了算，狗说了算。（279页）”就是这样一个用道德规范严格自律的人，在表象之下，也难掩对大卫与德米特里如此亲近的嫉妒，对伊内斯、安娜异性之爱的微弱表达，而这正是人性复杂的真实表现。在对孩子教育的自醒中，西蒙表白：“如果你想在生活中有个榜样，就向我看齐，他说，向西蒙看齐，模范继父，一个理性的人，一个庸人；或者不向我看齐，那就向无害的疯老头堂吉诃德看齐。”接下来，话锋一转：“但是，如果这孩子真的想接受教育，还有谁比这个能够激发起如此不相配、如此不可理喻的爱情的人是更好的学习对象呢？”是啊，站在道德约束高地的西蒙，在对大卫的吸引力上，似乎被浪荡无羁的德米特里秒杀，夫子情何以堪？但这就是现实，在很多世俗的事上，书生经常败给痞子，甚至完败。再说西蒙的感情生活，他算是一个没有女人缘的老头，和伊内斯只是挂名夫妻，似乎爱情与他无关。不过，从他对伊内斯的牵就，以及伊内斯问他是否爱上安娜，以及德米特里说他对安娜也垂涎三尺等细节看，他是懂得爱也需要爱的人，只不过，夫子式的生活方式，在现实没有市场，阿罗约可以有妻子、德米特里可以有情人，但西蒙没有，他内心的痛苦或许只有自己最清楚。故事的结尾，可称得上西蒙对自己的一次彻底颠覆，一是他到舞蹈专校求职做杂工，也就是说，继续德米特里的工作；另一方面，他穿着露脚趾的金色舞鞋，在阿罗约伴奏下，跟着梅塞德斯跳起能把数字从星星上召唤下来的舞蹈，奇迹出现了，“地平线上，第一颗星星开始升起。”从最初对舞蹈专校神秘教学方式和大卫痴迷表现的不认可和不理解，到试着参与其中，主动跳起与星星相关联的数字舞蹈，这种心理轨迹的改变足够惊人，就像一个老实巴交的蔫人，突然放声高歌尽情起舞，在外人眼里是奇迹，在当事人自己心里，何尝不是奇迹和突破？

　　再说德米特里，混在底层的一个流浪汉，却能够在给博物馆看门的同时，成为舞蹈专校学生的宠爱，还能成为专校漂亮女主人安娜的情夫，他拿在手里的棒棒糖，他对生活的放纵，都成了他的磁铁，让正经八百的西蒙这样的人心生恼怒又暗自羡慕。就是这个家伙，激情杀死情妇、引诱带坏孩子的同时，却表现出一种“大义凛然”的姿态，全盘承认罪行，自愿去盐矿服役，跪在安娜丈夫阿罗约面前请求原谅，凡此种种，或以为是人渣的矫饰，我倒认为也是一种真实的心态，是人性复杂的一种表现而已。就像民众对黑社会恐惧的同时，似乎对其所谓的义气、勇猛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认同，不是道德说教和理性可以解释的。

　　世间无弃材。每个人都有其生存的价值，每个人都会找到各自的认同，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并不总是淡以亲，小人也不总是甘以绝。在人类社会形成的习俗、规范之外，总有一些游走在圈子之外的思想和行为，如同浩瀚宇宙中的流星，不按固定轨道运行，而是发着冰冷的光划过夜空，引发星星群体的不安或艳羡。

　　译者杨向荣被库切笔端的冷峻与深刻所震撼，所写译后记题为《恐怖库切》。的确，库切的笔如同熟练而冷漠的手术刀，把人性的一些侧面放到显微镜下大胆解剖，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你，照出了我，照出了他，或许是正面，或许是侧面，或许只是一个剪影，但没关系，那确实就是你。借助西蒙和大卫的眼，库切从两个维度观察着这个多元的世界，不由让人想起太宰治的《人间失格》，以第一人称深挖内心的隐秘世界，透着“丧文化”的无解与无奈。句句如飞刀，刀刀戳人心，库切和太宰治有得拼。

　　对于库切在《耶稣的学生时代》中人性挖掘的意义，不妨借用虹影《你照亮了我的世界》一书的宣传语作结——潜入最深的暗夜，才能寻找光的源头。

　　“恐怖”的库切，写过耶稣的童年、学生时代之后，善刀而藏之，正筹划着三部曲终结篇的疱丁之舞，让我们延续这恐怖的期待……

　　《耶稣的学生时代》读后感(四)：理性与非理性的抗衡——评库切《耶稣的学生时代》

　　阅读库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体验。在库切荣获诺奖的作品《耻》中，殖民主义与个人的隔离、理性与非理性的纠缠，一直是库切作品久久萦绕的主题。就《耶稣的学生时代》而言，个人的流散融汇在理性的探讨之中，人类情感中的激情和一直以来掌控人类思维的理性争执不下，这些元素使得《耶稣的学生时代》成为库切最具思辨意义、最具普遍哲思的小说作品，它真真正正地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将理性与非理性的世界形而上的哲学浮世绘。

　　从作品的题目我们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在不少的情节中涉及了大量与《圣经》相关的内容。虽然本书的译者杨向荣认为作品跟《圣经》的关联不大，但许多人称、情节、意象还是直指《圣经》及其相关的神话模式的。小说的主人公大卫正是与《圣经》中的以色列开国之君大卫所呼应。重视感性，重视彼岸世界，重视幻想中的一切，这和作品中那个在舞台上为数字起舞、不愿接受西蒙道德教导的小男孩如出一辙。就人物的所作所为来看，很多人物的价值观都与基督教所提倡的仁慈、宽恕、博爱等带有理性成分的思维观念相契合，这些观念本身就构成了西方文化中关于理性传统的重要部分。资助大卫上学的三姐妹便是一种仁慈博爱的化身，而西蒙对大卫的教导和指引就有着救世主的意味：重视说教，强调具体化的比喻和博喻，一直以一种理性的态度为人处世。应该说，库切将《圣经》中的原型带入到作品之中，所体现的更多是一种反讽的意味。

　　以西蒙为例，他与伊内斯两人抚养大卫，但大卫显然更偏向于伊内斯，大卫把伊内斯当作自己真正的母亲，在学会舞蹈之后主动跳给伊内斯而不是西蒙，原因在于大卫认为西蒙并不理解他，西蒙不会把数字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不会认为天上的星星会与数字、音乐、舞蹈融合在一起。在西蒙的身上，理性的因子占据绝大多数，而这种强调道德理性的价值观念在我们现实世界中是绝对正常的，相信绝大多数人在读了西蒙和大卫的对话后是支持西蒙的教导的，也正因为如此，西蒙承载了太多功利、实用的一面，这使他根本看不到大卫眼中的数字，根本体会不到伊内斯漂泊无依的孤独和痛苦，根本察觉不到阿罗约关于音乐和数学的精妙理论。西蒙代表的是理性的绝大多数，库切之所以大量运用“他，西蒙”这一句式，正是在巧妙地包含一种普遍性——他指代的不只是西蒙，还包含着芸芸众生中正沦为理性说教的“他人”。在小说的结尾，西蒙为了获得大卫的理解，主动提出学习舞蹈，他在舞蹈的旋转中终于体会到星星的形象。这一略带幽默的结尾正是库切所希望的一个旨归：在理性世界的背后，还需要一个非理性的具体的世界来作为我们一直希冀的“星空”。

　　小说的扉页上引用了《堂吉诃德》的一句话，“有人说，不论哪部书，续篇从来没有好的。”这自然是作者的戏言，用以调侃《耶稣的学生时代》的续篇含义，但《堂吉诃德》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码，在作品中可说是反复出现。

　　《堂吉诃德》是大卫随身携带的一本书，一个年仅六岁的儿童能去阅读这样的作品（虽然他读的是缩写本）着实不易。堂吉诃德是一个爱幻想、好虚荣、充满正义感的人文主义者，虽然他有着高尚的学识，但他各种荒诞不经的经历却让他在自己非理性的理想世界之中慢慢迷失在自我的乌托邦。在文艺复兴这一充满智慧与理性的时代，像堂吉诃德这样一个人物不啻为是一个孤独的反叛者，他构成了一种理想主义，一种非理性的因子，西方文化中代表非理性的世俗人本意识和代表理性的宗教人本意识在此展开了拉锯。这一形象这正与作品中的大部分形象相契合。

　　大卫正是如此，他的所作所为与堂吉诃德十分相像。初到农场之时，他就对着农场的管事罗伯塔说：“西蒙不是我真正的爸爸，大卫不是我的真名。”这正契合着堂吉诃德姓名的不确定性，堂吉诃德说自己的名字叫拉曼却，但在临终之前又说自己的名字不叫拉曼却。人物的身份在这种虚幻和现实之间模糊不清。大卫最初喜欢唱歌，但在接触安娜之后，又喜欢上了舞蹈，并且在舞蹈中发现了星星与数字。大卫喜欢德米特里，即使德米特里犯下滔天大罪，个人行径极其不端正时，大卫也对他有着赤子般的真挚与真情。随心所欲、纯真善良、对世间保持着好奇心、对人间怀有着同情心，这正是一个怀有童真、在自己的理想国中不断探求世界意义的小堂吉诃德。

　　即使是在道德世界中饱受诟病的德米特里，其内心世界也正像堂吉诃德一般汇聚着激情与冲动。应该说，德米特里是本书戏剧性最强的人物，他的出现使作品的行文轨迹直接发生变化，而这一微妙的变化正好把理性与非理性的主题加以深化。德米特里与西蒙、伊内斯等人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小人物，都在社会的底层挣扎、离散，居无定所。但西蒙是有着他的思维和道德作为其精神支撑的，伊内斯也依靠她对大卫的情感以及对于社会主流思想的认同而得以维持生计。德米特里却只能频换工作，为了他对安娜的爱而在博物馆做着无聊乏味的工作，整日大腹便便，一身臭气，看似是一个变态的反面人物，但在他杀死安娜之后，却主动认罪，要求法庭立刻定罪。这不禁让人想起《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在杀人之后对于法庭的判决采取一种无谓的态度，从哲学的角度判了自己无罪；而德米特里虽有着局外人的影子，将自己的罪名上升到一种虚无的世界中，却主动参与到法律的制裁中，主动赎罪。德米特里在此更像是一个受难者，或者就像波德莱尔的诗句中所说，“既是受害者，又是刽子手”。在世间的道德、伦理、法律之中，他承载着对安娜那份偏执的欲望，欲望之火将他和安娜燃烧殆尽；在哲学或宗教的存在中，他又是一个因人世间的罪行而不肯原谅自我的苦行僧，势必要对自己进行自我放逐，自残、自戕自我的灵魂。德米特里体现了人性深处的复杂与悖谬，这一形象，我相信他可以和库切的代表作《耻》当中的卢里教授相媲美。

　　当然，正如《圣经》一样，《耶稣的学生时代》也是一部包揽诸多问题思考的作品，涉及宗教、道德、社会、哲学、艺术等多个方面。对族裔流散问题的思考不禁让人想起《耻》中那位在白人身份和黑人统治的夹缝中不断周旋犹豫的卢里；对音乐与数学之关系的探讨不禁让人想起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关于“万物皆数”“数字决定音阶”的诸多音乐哲学问题。自然，理性与非理性是这部作品的重头戏。

　　库切没有在作品中像托尔斯泰那样对于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进行主观上的探讨，相反，每个人物都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自己的解答，而这些解答也构成了一幅奇语喧哗的多声部音乐，供读者思考、细读。诚如李洱老师所说，在这部作品中，库切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问题。这也正是我们需要阅读库切的原因：我们需要一位智者为我们梳理这个世界上的问题，透过他们，我们能够看到自己之所求。

　　《耶稣的学生时代》读后感(五)：难以定义的矛盾与撕扯 | 慢科学评库切《耶稣的学生时代》

　　读库切的《耶稣的学生时代》是不会有酣畅的观感的。全书沉浸在一种卡夫卡式的不真实，以及不可名状的矛盾撕扯中。小说涉及到的人物很少，如果以“世俗”的角度去看，这些人物没有一个是可以被称为“正常”的，伦理、道德、价值、理想、激情、身份以及行为方式……似乎都是以一种并不调和的方式分配到了具体的人物身上，显出光怪陆离，恍若置身梦境。他们如夜空中的星星一样遥远，每到夜晚就缓慢降临。你可以宣称自己观察到了它们的“客观真实”，但这种真实里面又无可避免地夹杂着时空视角的游移。真实在这里被解构。但库切的高明之处在于，这种解构并未抹去真相，反倒是通过重新的组合呈现，将更无可辩驳的真实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咀嚼，冷峻异常。就好比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作品，以超越经验的视角，将更高维度的真实剥离出来。事物的本质在这样的过程得到了提纯，使其文学意象得以成立。

　　西蒙

　　小说的主要角色之一西蒙，理性、谦卑、包容，对大卫充满了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或许在惯常的世界里，这应该是一位理想父亲的化身。但在库切的这部小说里，他却受尽嘲弄和不屑。大卫坚持认为西蒙不懂他，伊内斯不喜欢他做的决定也不想和他住在一起，阿罗约夫妇和他说话也带着明显的距离和傲慢。就连家里的狗都更喜欢和大卫在一起。当然西蒙也有这一层自知，他说在家里伊内斯说了算，狗说了算，唯独他的意见无足轻重。但即使如此，这样的男人依然坚守着自己的那点理性：对大卫稍有不耐过后又立刻调整，向阿罗约先生表达过愤怒之后，又写信加以解释；甚至对于打心底里厌恶的杀人犯德米特里，也依然提供基本的帮助。他的行为显得那么的卑微可笑，又似乎隐隐透着神圣。我们可以顺着阿罗约夫妇或者大卫的思路去看待西蒙——保守、呆板、平庸，是具不懂得追随内心的行尸走肉。我们也可以从他从一而终的坚忍克己中，感受到超越俗世的平衡与自洽。这里有个小细节，书中提到西蒙，作者经常会使用“他，西蒙”这样看上去多余的称谓。这既是主格，又是宾格。库切似乎是在一次次不经意的确认中，强调西蒙的客体地位，或者说“他者”的地位。西蒙的主体意识在这里被冷峻地打上了马赛克。主体人格被解构了，表面的真实在这里得到了质疑，并获得了重新审视的契机。

　　德米特里

　　德米特里这个角色，是整部小说矛盾的中心。他肮脏、卑贱、丑陋，残忍地杀害了美貌、高贵和神圣的安娜。光是将这两个人物以这样的方式联系到一起，已经让人窒息。但库切并不满足于此，他利用德米特里要求西蒙销毁的几封信的内容，揭开了德米特里与安娜的情人关系。甚至在这段不伦的感情中，安娜才是更卑微的那一方。她热切地给德米特里写情书，诉说暂别的痛苦和重聚的渴望，燃烧着汹涌的爱欲。这世界是怎么了？我们读者恐怕会提出这样的质疑，但“现实”却不容质疑。身份伦常被解构了。当德米特里在法庭上异常坚决地拒绝为自己辩解，希望完整承受法律对他的惩罚，把他送进“盐井”当苦工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悔过且不失担当的男人。他因为尚未可知的某种激情和原因，冲动杀害了安娜；当他饱含深情地拜托西蒙找到并销毁安娜写给他的情书时，我们以为他因为悔过而升起了某种保护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德米特里面对真实的困境和惩罚时，一次次地退缩，一次次地迁怒，希望别人能替他承担所有的后果，终而变得歇斯底里。他不过是自私卑劣的可怜虫，他不过是有过崇高神圣的自我想象。爱欲和高尚被解构了。但是，为何大卫，这个超脱庸常性灵，坚持用刁钻的问题叩问这个惨淡世界的角色，会对德米特里有着难以解释的迷恋呢？

　　大卫

　　大卫在本书的前作《耶稣的童年》里，是个显得“超凡脱俗”的男孩，他不肯上学，声称早已懂得了真实的语言和数字，他唯一愿意读的，是一本儿童版的《堂吉诃德》。上了年纪的西蒙所知道的一切，不停经受着男孩刁钻的提问和挑战。大卫在书中所扮演的，是一个审视者的角色，拥有着仿佛来自来世的“智性”。而在《耶稣的学生时代》里，虽然大卫还是很喜欢问刁钻的问题，但之前的那种“智性”却消失了，蒙上了一层单纯的懵懂。他拒绝执念，却自相矛盾。他深深迷恋着他的舞蹈老师安娜，但同时也对杀害安娜的德米特里充满爱意。即使在他明确知道德米特里是凶手之后，依然要帮助德米特里从精神病院逃跑。我们在这样的自相矛盾中，已然感觉不到神圣的元素，即使书名里依然保留了“耶稣”。当然，冷峻如库切，依然不会给出简单的定义。他安排大卫在剧场里，在这本书的所有主要角色面前跳了“七舞”，灵魂游走，发自内心。连阿罗约这样的音乐高手也不免被他的舞蹈引领，跟随他的起伏吹奏笛子。于是，“智性”也被解构了，它变得意义不明、时隐时现。

　　阿罗约

　　阿罗约作为安娜的丈夫，一开始的形象是很模糊的。他不怎么出场，多半时候只能听到他演奏乐器的声音，显得神秘而高远。他推崇的“哲学”，完全不遵常理，通过“贵数字”、“星星”这样抽象的表达和隐喻来传递他所认为的价值。读者一开始或许可以认为这种哲学是一种对于庸常的反叛，敢于挑战死板可笑的思维范式。但这哲学到最终也没表现出一点现实的价值。我们在阿罗身上看到的，是虚荣与冷漠。妻子安娜死了，他似乎并不悲伤，除了生活节奏被打乱，他依旧演奏着乐器，甚至没有出席法庭对于德米特里的审判。而且在不久之后又组织了故人旧友的一次聚会。在给演讲嘉宾引见西蒙时，他称西蒙为一个“有实力的哲学家”。他的这种定义，让人不解而困惑。哲学在这里更像是兀自沉醉的“喃喃自语”，在令人昏昏欲睡的情境中，透出一些彼岸般的安慰。哲学也被解构了。

　　解构、解构、解构……如果光是这些，库切的小说至多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又一次文学尝试。但奇怪的是，这本小说给读者的感受并非是支离破碎的，本应散落的各个元素在被冷峻分解后，又被另一套强有力的东西粘合在一起。它们不符合现世的逻辑，但依然是完整的。毕加索的《亚维农的少女》再次浮现在我眼前……关键问题是，它美吗？或者说，和谐吗？对此，库切拒绝给出线索。他只是在那兀自炫技，将现世的真实破解拆分，旋而又重新组合出“来世”的味道。或许他觉得并不存在客观的真实，真实只存在于定义的过程中。就像在小说的最后，西蒙穿着露出脚趾的可笑舞鞋，在阿罗约的演奏中跳起舞蹈。“地平线上，第一颗星星开始升起。”你如何从这句话的暗示下，确定阿罗约的哲学是否在这里终于生效？也许，在这混乱躁狂，到处都有呐喊与谎言的世间，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感受和承受，而非诠释。

　　《耶稣的学生时代》读后感(六)：耶稣的学生时代 | 穿透法则的人性之光

　　多年前，曾在书展上看到过库切的作品。他是生于南非的作家——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此。可能当时还是醉心于各种各样有着缤纷华丽的外壳的书籍。现在回想起来，模糊的记忆是：曾经被设计简洁的《耻》吸引，但书的题目让我心头一震，一时不敢翻开。拿在手里摩挲了一会儿，便小心翼翼地放回书架。

　　打开库切的新作《耶稣的学生时代》之前，我按捺不住好奇，搜索了“库切”这个词条，照片上的库切有着雕塑般冷峻的外貌，挺拔耸直的鼻梁，沧桑的眼神仿若能洞悉一切。一种富于孤独的美感。

　　阅读《耶稣的学生时代》的过程中，库切“孤独者”的形貌总会如幽灵般浮现于字里行间，但很快，他的模糊的身影就消隐于那些暗藏巨大能量的字句里。无暇顾及作者的影子，将双眼紧紧聚焦于每一个字词，竭尽全力领会作者传达的意义，是与库切新作遭逢后所面临的使命，无疑也是挑战。

　　这是我的第一本库切。但于作者而言，这本书是他的“迟暮之作”。我们似乎不应该对一个老人在生命的“晚期”写作抱有过于苛刻的要求。但，他是库切，是世界文坛独一无二的库切。一个拒绝领奖的库切、一个孤僻到在饭桌上一言不发的库切、一个有着精准作息极端自律的库切、一个独自承受着自身病痛和亲人相继离世的库切……他要用最后凝聚的火光再次点燃他的迟暮之年？79岁的库切，已经不需要再向世人证明他的宝刀未老。清晰的逻辑、严密的推断、深邃的哲学、幽微的人性、复杂的情感、流离的命运……耶稣的学生时代，合上书，再次面对库切冷峻的面容，任何的评价会愈发地如履薄冰，也更加意义非凡。

　　“如果你乘一条船穿越大海，你的记忆会全部被洗干净，你开始全新的生活。不存在以前。没有历史。那条船在港湾码头停靠，我们从船的跳板上爬下去，然后就被扔进这里，来到此时此地，时间从此开始。”一个被抽去完整时间链条的时间节点。天才少年大卫和他的“父亲”西蒙在一个偶然的空间里相遇。库切在开篇，向读者提出了一个深邃的哲学命题：我们的记忆，究竟可靠不可靠？在这部小说中，6岁的大卫的记忆与他之前的记忆发生了断裂。库切有意将大卫放逐在一片“记忆的荒岛”上，或者说，此后，大卫的记忆就像一片广阔的、可供人无限开垦的处女地。

　　大卫，宛若下凡的神明。他幼小的心灵中，总会冒出数不清的简单而抽象的问题。有些问题不应该出现在他尚未定型的头脑中。他不厌其烦地向自己的“父母”——西蒙和伊内斯寻求答案，相对于伊内斯务实的回答，西蒙的回答总是充满着哲思，试图为小大卫提供一个走进世界的入口。而大卫，似乎对自己“父亲”的那些完美的答案并不满意，对这个“人生的领路员”西蒙，也充满了怀疑。

　　大卫有着超越年龄的自我意识。过于早熟的心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如果不善加利用，将会导入一种不可挽回的境地。小说里，“父亲”西蒙被刻画为一个无比正统、审慎、自律、充满了思辨气质的哲人式父亲形象。他被赋予了将大卫拯救出自我泥沼的使命，西蒙不仅要将他引入正途，还要帮他把那些记忆完全清洗干净。

　　这就是库切的残酷之处——让一个涉世未深的儿童见证一场由激情引发的杀人案。小大卫自身所具有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超越普通孩子的内心图景让他的“父母”西蒙和伊内斯伤透了脑筋——为了躲避人口普查，他们不能为大卫申报公立学校，与适龄儿童一起入学。然而，大卫超常的心智又让请来的私人教师无所适从。在好心友人的资助下，大卫得以进入一所由一对夫妻艺术家开办的舞蹈专校。没想到，在这个专校里，小大卫却适应的如鱼得水。

　　通过舞蹈，指导学生们把数字从星星上召唤下来——校长夫人，也就是舞蹈老师安娜的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教学理念引发了小大卫的强烈认同。小大卫喜欢专校，在入学第二天，就说服父母将自己从走读生转为了寄宿生。他也喜欢安娜老师，崇拜安娜老师的丈夫、校长阿罗约先生，尤其喜欢住在专校漆黑的地下室里那个胡子拉茬不修边幅的守卫人德米特里。小大卫觉得：西蒙不理解他，伊内斯不爱他。

　　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出现了：在小大卫心里，为他的教育四处奔走、为他的起居无微不至的西蒙和伊内斯成了被大卫遗弃的人；而那个以“培养灵魂”自居的舞蹈专校的每一个成员，成了小大卫最亲密、最可信赖的人。如果库切是要通过教育理念的差异来传达这部作品的意义的话，那恐怕只是很表层的表达。正像本书的译者杨向荣老师在译后记里所写：“让孩子见证死亡、处理死亡，这就是库切恐怖之处。”以“培养灵魂”自居的舞蹈专校、由高雅的音乐家和舞蹈家管理、能为男孩们带来美好的学习成长体验的专校，因为舞蹈专校美若天人的女教师安娜被丑陋邋遢的看门员德米特里残忍的杀害，随后暴露出的两人来往的信件以及杀人者的供述，又惊人地证实，他们两人居然是情人关系。而导致这一悲惨结局的原动力竟然是所谓的爱的激情。库切让年幼的大卫目睹了这场惨剧的情状。而这个悲惨的高潮，无疑使得整个故事具有了震撼人心、引人深思的力量，从更深层面上，拓展了小说的维度。

　　西蒙害怕这个惨剧会在大卫心中播下不良的种子，决定带他离开专校。而大卫却在这桩悲惨的丑闻过后，依然想要回到专校继续上课。似乎惨案并未给孩子留下什么记忆的后遗症。这里，库切再次提醒我们：对于记忆，我们是否有区分的能力？是否能自动筛选掉对于自身不好的记忆？而对于西蒙来说，当他发现杀人犯德米特里藏于地下室的那些暧昧的信件的时候，他靠什么标准，决定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依靠这些信件相信丑陋肮脏的杀人犯和高雅美貌的舞蹈老师之间有私情？还是选择相信德米特里为自己的“激情”导致的罪恶的辩护？他该相信人性中有善的一面还是相信人性中也有极恶的一面？纯洁无暇的人类美好之情感最终会让人变得更加卑微，以至于产生了错觉，激发了人的天性中的邪恶的力量？库切没有向读者提供揭示，他提出一个又一个艰深的命题，一次次地，将读者抛入孤立无援之境。

　　库切究竟是不是通过这部作品来表达人性中善与恶相互对立的一面？如果我们的思考停留在这个层面，恐怕也只是比“教育理念”差异前进了一步。生活其实并不是非黑即白、泾渭分明的。西蒙看似正统，但他也有自己逾越不了的障碍，比如解答小大卫无穷无尽的问题；伊内斯务实，暴露出她对一个天才儿童的教育的无能为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西蒙和伊内斯都不是小大卫的亲生父母，它们两人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夫妻。这只是一个临时组建的三人团队，两个束手无策的成年男女如何与一个宛若天神下凡的儿童相处？教会大卫看待世界的方式，并试图站在他的角度体验世界？反观杀人犯德米特里，他似乎是小说中塑造的一个较为黑暗的角色。但他是不是就全然是邪恶的呢？杀人固然是一种罪恶，但这个邋遢肮脏的看门人在平时与专校的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却展现出自己可贵的爱心，尤其在面对小大卫的时候，更是对他表达了自己的喜爱之情。用德米特里自己的辩护词来说，他是肮脏的，他之所以与那些孩子们接近，是想让自己的肮脏的躯体沾染一些孩子们的纯洁和良善， 让他无光的黑暗生活产生一些光亮。不可否认，德米特里的辩护有其感人的一面。他深爱着安娜，对安娜的崇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对自己的辩解或可归结为一种“爱的激情”。而“激情”，在人类的繁衍与进化中，对于艺术的创作与两性的结合都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催化作用。所不同的也许是，生命中这部分的激情是向积极的方面转化成为成功的动力，还是向消极的方面转化成为人生的阻力？这也是库切的这部作品向读者提出的形而上的严峻命题。正因为德米特里的人性中还留存有一丝温暖的底色，让这个人物的形象更为复杂、更为深刻，决不能仅仅用非黑即白的方式来定义。

　　在小说的结尾，小大卫即将度过自己的7岁生日。7岁，人生即将迈入新的篇章，意味着他的人生即将开始新的航程。西蒙送给他一艘造型精美的船模。不知大卫是否能借由这艘船模回想起他第一次与西蒙相遇的地方？从库切的叙述里，我们得知大卫得到这个礼物后很开心。他一定会再次乘上这艘船，去往一个没有前世的纷乱记忆的彼岸。我们也预祝大卫，在三部曲的最终曲里，能拥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自然界具有某种恒定的法则。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遵循这个既定的天然法则生息繁衍。而在库切的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了天才大卫时刻挑战人类思维法则、读出了西蒙的某种在法则内外的游离状态、读出了德米特里试图僭越法则的邪恶与纯真共存的状态、读出了舞蹈专校的教育理念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法则、跨越灵魂的形而上的孤绝意味。从西蒙和伊内斯打算“接管”小大卫的那一刻起，从他们“逃亡”在社会法则之外开始，他们就注定了在这个故事中所背负的流离的命运。他们都是勇敢者，敢于背叛法则。而在这个不断背弃法则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一种闪耀的、纯粹的人性之光。

　　《耶稣的学生时代》读后感(七)：简单与复杂的结合

　　这本书是《耶稣的童年》的续篇，库切以童年和学生时代这种带有明显的时间烙印的标题命名，本身就解释了一些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那孩子-大卫的长大，一切都在发生变化。

　　我想把这两本书浅显地理解为一个孩子的教育问题，大卫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无论是他的名字（圣经旧约里的大卫王，耶稣的祖先）还是小说的标题-耶稣，都预示着这个孩子的不同寻常。大卫的教育起始于他，西蒙，中间加上了伊内斯，后期是舞蹈专校的安娜，这三个人对他的影响最大。其中穿插的几个人物-《童年》里的迭戈，《学生时代》里的德米特里，也对他产生了某一方面的影响，这两个人有共同的特点，与西蒙和伊内斯不同，或者说与传统的社会秩序不同，因此对童年和少年的大卫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

　　西蒙无疑是贯穿大卫教育的最重要人物，但对大卫所起的作用或者说影响力却不是最大的，书中有大量的西蒙和大卫的对话，西蒙试图以一种有序的、和谐的、普世的价值观来影响大卫，他的出发点是社会的规则和秩序，想把大卫塑造成一个规范、善良、普通的孩子，接受正规的教育，有正常的社会交往，他一方面尽自己最大努力保护了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但有时却力不从心，因为大卫的头脑考虑的事情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在他看来过于惊世骇俗，出于一个监护人的责任心，他想把大卫扭转到他认为的“正途”上。他如此尽心，我们还能指责他什么呢？

　　我认为西蒙对大卫的爱超过了所有人，但大卫对他的爱却不是这样，也许在遇到伊内斯之前大卫把西蒙看成了最爱的人，但伊内斯出现了，西蒙放弃了他（在大卫眼中，西蒙就是抛弃了他），虽然西蒙认为一个孩子最需要的是母亲，而且他认为伊内斯就是大卫的母亲，这就牵涉到一个神秘的现象，为什么西蒙会认为伊内斯就是大卫的母亲，他从来没见过大卫的母亲，就连伊内斯本人都不知道她有这么一个孩子（可能伊内斯仍是处女），可西蒙就这样坚决而又草率地认定她就是大卫的母亲，并且把大卫交给了她。我只能这样认为：西蒙害怕了这样的生活，他对自己是否能带好这个孩子产生了怀疑，他想把这个孩子交出去，这样自己就不用独自承担这份重担。但他对大卫的爱是在骨子里的，他喜爱这个孩子，他没法把自己完全摘出去。孩子不理他时，他会心痛，他住院时孩子去医院看他，他心里狂喜，一切苦恼一扫而光。就是因为爱，他可以把孩子交到伊内斯手中，也是因为爱，他放弃了稳定的生活，和伊内斯带着大卫一起逃亡。

　　他心里希望能按照规范的教育塑造大卫，但当大卫与学校发生冲突时，他坚定地站在大卫的一方，无论是在诺维拉的公立学校还是在农场时请的私人教师，大卫都戏耍了他们，西蒙心里很恼火，但他却没有强逼着大卫去做改变，而是最大限度地宽容他，带他逃到新的城市，让他上舞蹈专校，

　　他把大卫放在第一位，但大卫却总是忽略他，在大卫的童年和学生时代，不止一次地“背叛”过西蒙，这一切的起源不是西蒙曾经“抛弃”了他，更多的是出自大卫自己内心的驱动力，他和西蒙的内心是完全不同的，西蒙像按照自己那一套社会人的规则来教育束缚他，却正成为他最反感的东西，这不能简单地用叛逆来解释，而是从内心的深处，两人有着不同的思想，大卫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人，虽然还很小，但却很完整，没有人能从他身上取走什么，也没有谁能给他加上什么。这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不像，在每一个阶段大卫有自己崇拜的人，但这些人不能对他真正的头脑有什么影响，最多影响了他的表象和行为方式，但谁也影响不了他的内心。他需要的是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人在他心中的影响都会消失。

　　无论如何，西蒙还是把大卫当成一个平等的人来看待，他希望他成为真正的男人，但伊内斯却不是这样，她要不然就是把他置于羽翼之下，对她过度保护，当成自己的一个洋娃娃。要不然就是到了埃斯特雷拉后，对他不闻不问，只顾自己的服装店和交际，我可以认为，伊内斯是一个自私的人，她对大卫的爱是一种母性的略微变态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没有节制的宠爱，局外人看的一清二楚，农场里的三姐妹对西蒙说过，大卫是个聪慧的孩子，却被骄纵的太厉害，艾琳娜和西蒙的工友也看出了伊内斯对大卫的过于放纵。只是，我们能指责伊内斯什么呢？她不是孩子的母亲，她未婚未育，却莫名其妙多出一个孩子，她本来每天与网球雪莉酒相伴，有兄弟照应，是个娇惯的小姐，却被人硬塞了一个孩子，我很难说她是因为对大卫的爱才让她接受了大卫，第一次见面有什么爱呢？我宁肯认为是大卫的能量吸引了她，大卫有非凡的能量，让她顾不了后果就跟大卫住在了一起，当起了她的“母亲”，当了母亲之后呢，她没有当母亲的思想和知识储备，根本不会对大卫进行教育，也许称为“姐弟”更合适，他把大卫当成自己的私有产物，不允许别人染指。但她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大卫，当发生那些乱摊子不好收拾的时候，她可以一走了之，把大卫还给西蒙，但她没有。只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对她尊敬。

　　舞蹈专校的安娜是大卫的人生导师，之前无论面对哪个大人，大卫总是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认可，不服从，对于他的两任老师尤其如此，但对于安娜，在第一次见面时，安娜询问他的名字，大卫的表现是：男孩抬起脸对着她，像朵绽开的花。在西蒙、伊内斯和大多数人眼中，安娜和他丈夫阿罗约先生的舞蹈哲学富有神秘的气质，甚至近乎于荒诞（通过舞蹈把数字从星星中召唤下来），但大卫却很喜欢，这些神秘的东西和他不谋而合，因为大卫也是一个神秘的孩子，他的思想、行为与常人迥然不同，因此他理解安娜和阿罗约先生的神秘哲学，他在这里得到了彻底的自由和放松，接受了安娜，他甚至连西蒙和伊内斯都可以忘记，可以离开他们两人去寄宿到安娜的学校里，他对安娜完全信任。所以，当安娜死去时，他受到的打击尤其大，别人也许在悲伤过一段时间之后会忘了她，但大卫不会，他一直到最后，都朝着德米特里哭喊：你必须把她带回来。德米特里当然没有这种能力，他说世上任何人都没有这个能力。但大卫有，年轻的耶稣也许还没有这个能力，但将来一定可以。

　　德米特里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与《童年》里的迭戈一样，是大卫的崇拜对象，因为他们不遵从规则，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好恶而不是按照社会规则行事，这样的人在热爱自由的大卫看来是最有吸引力的。但德米特里又与迭戈不同，迭戈只是带他做一些成人玩的游戏，不关乎信仰和人生哲理，但德米特里却更加深入了大卫的头脑和生活，利用专校工作的契机，他有更多的机会和大卫在一起，并向他灌输自己的思想，他与安娜有染，两人经常幽会，但德米特里却出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杀了安娜，杀人的动机实在不好说，西蒙认为他早有杀死安娜的动机，但德米特里却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时的冲动和某种头脑的不清醒造成了这个悲剧。这两种动机难以判别，但德米特里选择赎罪的方式耐人寻味：首先他不想被法律宽恕，主动要求接受最严厉的处罚-去盐井服苦役，但在去盐井的途中却害怕了，偷偷跑了回来，寻求安娜的丈夫-阿罗约先生的原谅。这一些列的转变使大卫对他的崇拜之情越来越低，直到最后时刻他算是摆脱了德米特里的影响，最后他的要求是：希望德米特里把安娜还回来。到这时为止，他才终于发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那个人，自己最崇拜的人始终是安娜。

　　但这两部小说又不仅仅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库切明显有更大的野心，通过大卫的成长和教育，他想表明关于死亡、信仰、生存、移民、心态等很多问题。

　　大卫对于死亡有独特的理解，从《童年》里死去的那匹马，到《学生时代》里的鸭子，一直到安娜的死，他都显示出不一样的死亡观，他似乎不认同死亡就是消亡，是彻底消失，也不相信有来世，他在那匹马死去的时候说：它三天之后就会活过来。他认为死去的东西可以活过来，他到最后也希望安娜能活过来。他希望自己有这样的能力，能使死去的东西复活（这也呼应了题目里的耶稣吗？）。

　　大卫对众生既博爱又冷酷无情，每个人遇到他的人都发自内心地喜欢他，当他喜欢他们时，他对他们很好，但他不喜欢哪个人时，又是那么的无情，那个喜欢他的小姑娘-玛蒂，就被他无情地忽视，对于他童年曾经最好的伙伴-费德尔，他后来也是抛弃的那么彻底，对于西蒙和伊内斯，他有时候爱他们，有时候却指责他们根本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也许就像上帝？高居所有人的上面，看着世人，平等的爱着世人，但一味的平等，另一个层面上不也是意味着冷酷吗？

　　大卫是否代表了耶稣？我一直思考作者起这个名字的用意是什么？耶稣的童年，耶稣的学生时代？在圣经新约的四大福音书里，耶稣出生于犹太的伯利恒，是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子”，希律王要杀死他，上帝的使者命约瑟带着耶稣和玛利亚逃到埃及，等到希律王死后，约瑟又带他们回到以色列，定居在拿撒勒，后来又从约翰处受洗，接着就开始传道。

　　在新约中，并没有详细介绍耶稣小时候的经历，因为在圣经中，普遍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因此少了很多人性，多了很多神性，似乎耶稣生来就会传道。但我理解作者可能想把耶稣更多的“人化”，西蒙也许代表的是约瑟，带他四处逃跑的，但却并不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人，圣经中淡化了玛利亚，只说她从生灵怀了孕，生下耶稣，便再有没有描述，这和伊内斯也很像，伊内斯在耶稣的成长过程中起的教育作用几乎为零，但不同的是伊内斯不是大卫的亲生母亲，大卫的亲生母亲是个谜。

　　大卫的很多特质与耶稣很像，这大概是作者刻意为之，把大卫当成尚且懵懂，没有“神化”的耶稣。无论谁和大卫接触后，都会喜欢他，发自内心地喜欢，他对每个人都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无论是码头上的工人还是初次见面的伊内斯，还是安娜、阿罗约先生，德米特里，还有三姐妹，甚至只见一面的诊所医生和旅馆老板娘，都十分喜爱他。这和耶稣的信徒有很多相似之处，年轻的大卫还不具有相当的神性，就已经能吸引周围这么多人，当他真正觉醒时，这些人都会成为他的信徒。

　　有很多细节展现出一些与耶稣类似的东西，比如大卫说死去的马三天后会复活，也许就对应了新约中耶稣被杀死后三天后复活，又比如两处出现的鸽子（基督教认为鸽子是上帝的圣灵），再比如他无师自通地学会阅读和写作，没有人教他，他自己就那么会了，除了生而知之的耶稣还有谁能做到呢？还比如他说：我不想当人类。

　　还有最后大卫跳数字舞的时候时，西蒙的心理活动：在他们面前跳舞的人既不是小孩也不是男人，既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他甚至想说既不是身体也不是精神。这一段的描述不就是对上帝的描述吗？

　　还有德米特里最后忏悔，乞求阿罗约先生宽恕他的罪过，这时大卫呼喊道：你什么不问我？这是他神性的觉醒，他希望德米特里向他忏悔，希望他向他忏悔自己的罪过，他可以净化他，宽恕有罪的人。

　　大卫就是耶稣。

　　我想，作者借大移民的背景写作本书，肯定会写移民的人的心态，移民的人的心态一方面像大卫一样：觉得自己无父无母，不知道从哪里来，没有过去的回忆。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想重新开始，抛弃过去的一切，把过去完全忘掉，开始新的生活。

　　这两种矛盾的思想把移民人的心态弄得很乱，如果心思单纯的人或是思考不那么复杂的人，只知道思考如何开始新的生活就可以了，完全可以把过去抛弃的一干二净，但对于那些不想忘记过去或者有思想的人，就像西蒙这样，在《童年》里他始终无法把自己和过去完全分割开，在这个移民城市他感到无所适从，但最终还是会被同化，就像在《学生时代》里，他对大卫说的那番话：“如果你乘一条船穿越大海，你的记忆会全部被洗干净，你开始全新的生活，不存在以前，没有历史，我们从船的跳板上爬下去，时间变从此开始，钟表开始走针。”但大卫又和其他人不同，他既没有忘记过去，也忘记了过去，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这也是大卫和所有人都不同的地方。

　　最后，我想写一下库切的写作风格，西方文学出现过很多流派，有很多风格的作品，但有那么一些作家，认为故事才是小说最重要的内核，小说被很多流派搞得很乱，确实出现了像意识流、超现实主义、新小说等流派，为了追求创新和不一样的形式，已经抛弃了故事这个最重要的根本，库切却用作品告诉我们，一部小说，最重要的始终还是故事，任何的说教和哲学思考都要让位于故事，讲好一个故事才是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事情。

　　多年前读过库切的《青春》，那时对库切不以为然，认为他平庸，那样的作品太普通，在这几年间读了很多的现代主义的作品，小说已经被各种形式的写作重创的千疮百孔，多年之后再读库切的这两部作品，才发现，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并不平庸。

　　《耶稣的学生时代》读后感(八)：晚年库切的灵魂之舞：《耶稣三部曲》 人性和道德的探险之路

　　耶稣三部曲，是库切极具雄心的作品。他克服了盛名干扰、高龄和病痛，移民造成的文化不适，雄心勃勃地在一个虚构的荒原上，探索人性和道德可能的成长之路。我理解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库切的这种努力，因为，我同样坚信，出于对人性幽暗意识的敬畏，小说这个体裁能成为思想探索的载体，具有人类救赎功能。

　　库切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已经步入老境。这使得他的创作危机显得非常严峻。这个声名卓著的奖项，曾使很多获奖作家余生为名所困，使其在发表新作，表达思想和观点时，顾虑大众的期待和反馈，忌惮于开辟新的领域，在艺术上停滞不前，流于浅显。更何况，健康和年龄随时会迫使库切停止写作，死神的脚步声已经在生命中成为固定的低音，很多作家会在这样的高龄停止思想和艺术的探索，就像库切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说的那样：“写作是终其一生的劳作，现在这劳作结束了，可以对过去的写作进行冷静的回顾”。更严峻的是，这个因对南非社会的切身观察和虚构写作并表达其伟大的人道主义抗议而闻名的作家，晚年移民到了澳大利亚。虽然同为英语国家，但作为移民，却不可避免成为一个“他者”，这位大师还能继续像诺贝尔委员会的授奖词所表彰的那样写作吗——“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

　　库切的《耶稣三部曲》回应了上面三个疑问。现在，汉语读者已经拥有了三部曲的第一部和第二部，《耶稣的童年》和《耶稣的学生时代》。阅读这两部库切晚年作品，确实很愉悦，但要进行解读，有相当的困难。库切简洁的叙事，就像一个外科手术医生，神情冷静，一旦刀锋闪过，则直逼人性痛处。加上在简洁叙事背后，具有深不可测的思想维度，多元、尖锐，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简直就是一场在手术台上的摇滚舞，令人瞠目结舌。

“你得学着没有记忆地活下去” ——移民库切重建新生活

　　《耶稣的童年》的故事回应了移民作家的写作困境。库切虚构了一个叫诺维拉的城市和一老一少两个难民。库切没有交代难民从哪里来，城市在哪里。故事被设置在抽象化的时间、地点里：一个难民船上的孩子，脖子上挂着一个小袋子，袋子里有一封信，带着家庭的信息。但他和母亲失散了，他不知道母亲的名字，那封信也丢了。一个老人带着他登上陆地，在难民营里，孩子被命名为叫大卫，老人被命名为西蒙。一老一少相依为命，开始寻找母亲，寻找归属。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个男女加入到故事中来，像一个寻寻觅觅的派对，有寄托、绝望，有温情、残酷……

　　同样是移民作家，同样写移民故事，如果我们与同为移民作家的美籍华裔作家哈金的小说《背叛指南》对比，我们可以更加鲜明的体认库切的写作特色。哈金的这部小说，故事背景跨越了好几个历史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国际政治盘根错节，冷战阴云沉浮纸间，家族史、国族史纵深长远。哈金籍由以“人”为中心的国族叙事，在个人的命运的辗转离合中，展示被无情历史所摧残的万物刍狗。而库切显然志不在此。《耶稣三部曲》，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抽离了具体的历史场景，在抽象虚构的背景中展开故事，同时预设形而上的问题并寻求解答。

　　移民西蒙（库切）的问题是，一个移民丧失了什么——他丧失了他的故乡，进入陌生的地方；他丧失了熟悉的语言，进入一种陌生的语言；他丧失了熟悉的族群，发现自己处身于具有不同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的人群中。

“你是否问过自己，我们为这种新生活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了？忘却的代价是否太高了？”

　　这是一场忘却与反忘却的搏杀。因移民（难民）激发的身份焦虑，转变成记忆焦虑。西蒙（库切）的故事由此具有了形而上的色彩：

“我像你们一样漂洋过海而来，像你们一样没有历史。我把历史抛在身后了。我只不过是一个踏入新的家园的新人，那可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我不能丢弃历史的观念，也就是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结的观念。”

　　西蒙的工友反驳他说，“我们有谁曾被历史吹落过帽子？历史是不真实的，只不过是人们编造的谎言”。西蒙的女友规劝他说，“新生活就是新生命，孩子们生活在当下，不是过去。”

　　西蒙（库切）知道他们的话是对的。要使移民生活变得可以忍受，他必须接受当下放弃过去。但他是个老人了，他在旧世界生活得足够长久，以至于他无法忘怀：

“我为记忆感到痛苦，或者说困于记忆的阴影之中。我知道，我们在这里都应该洗净过去的痕迹，说实在的，我并没有什么大本事能召唤过去。可是那阴影就是徘徊不去。我就是为此而痛苦。不过我不想使用‘痛苦’这字眼。是我攀住了它们，那些阴影。”

　　这是西蒙的痛苦，也是库切的痛苦。这种痛苦催进了相依为命的感情。这种感情，在小说中得到了非常细腻的表达。小说引用了歌德的诗歌，生动的描绘了一老一少的柔情和依恋：

“谁这么晚了还在夜里徜徉，是风吗？那是肩上背着孩子的父亲：他搂着孩子的手臂，给他安全，给他温暖。”

　　西蒙（库切）带着大卫寻找母亲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寻找记忆、确立历史的过程。一旦“我是谁”的问题得不到解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苦恼就轻如鸿毛。西蒙（库切）找到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一个貌似荒唐的方案，只是为了让生活能够忍受，并让生命能够被新的意义价值覆盖。这就是三部曲第一部《耶稣的童年》题目的来由：

　　西蒙（库切）找到了一个叫伊妮丝的网球少女，说服她成为大卫的母亲，三个人组成一个“偶合家庭”。伊妮丝未经婚姻而有了儿子大卫，伊妮丝和西蒙未经性生活而貌似夫妻。这个三口之家的原型，如果略有基督教文化背景，就能领会了：圣经中，玛利亚、老约瑟和耶稣的故事。经由这个宗教史上不断阐述的原型故事，整部小说具有了思想的张力。

　　正如福音书上的耶稣一家逃亡到埃及和拿撒勒的故事一样，由西蒙、伊妮丝和大卫组成的移民家庭，注定还要再一次流亡。为了躲避诺维拉当局对大卫教育问题的干预和强制，伊妮丝决定带着大卫逃离，不惜像吉普赛人那样流浪。一家三口开着一辆破车流亡到埃斯特雷拉——又一个虚构的城镇。这里，将拉开《耶稣的学生时代》的故事布景。

　　在埃斯特雷拉，西蒙（库切）决定不再纠缠于历史和记忆。在《耶稣的学生时代》第二章，西蒙（库切）告诉大卫：

“如果你乘坐一条船穿越大海，你的记忆会全部被洗干净，你开始全新的生活。就是这个回事。不存在以前。没有历史。那条船在港湾码头停靠，我们从船的跳板上爬下去，然后就被扔进这里，来到此时此地，时间从此开始。钟表开始走针。”

　　许志强在《新移民故事》一文中，是这样解读这个寓言式的故事的：“我们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所谓‘新移民’不只是一个历史性概念（相对于十九世纪移民），也是对当代文化身份的一种隐喻。不以家族公共价值为依托，不以古老信仰为依托，事实上也不信赖民族文化参与的庇护和遗赠。”

　　移民作家库切心安理得的将一家三口抛入新的土地、新的生活、新的命运。就这样，新的故事开始了。看起来不大妙。

地平线上，第一颗星星开始升起——老年库切的灵魂之舞

　　在第二部小说中，大卫将进入舞蹈专校，成为舞蹈的天才，并目睹一场谋杀案。从故事情节看，《耶稣的学生时代》不过是一个老套的情杀故事。但这个情节简单的犯罪小说里，却潜藏了惊悚的人性秘密。

　　西蒙和伊妮丝带着大卫流亡到了埃斯特雷拉，在三姐妹的赞助下，进入了舞蹈专校，成为一个天才的舞者。养父西蒙却越来越觉得无法跟大卫正常交流，他成了一个“遭否定的父亲”，，并为无法与大卫正常交流并纠正其道德世界的偏差而绝望。与此同时，大卫迷恋美丽的女教师安娜，也喜欢邋遢且粗鲁的美术馆看门人德米特里。随后暴行发生了。德米特里杀害了安娜。大卫见证了死亡现场。

　　库切的情节设计，说明他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残忍天才。库切把少年大卫抛进一个残酷的生活世界，让他稚嫩和叛逆的心灵去面对和处理死亡带来的混乱。西蒙决定保护大卫的心灵不受伤害，却因大卫在道德认知上的混乱而更加痛苦。

　　与此同时，库切对凶手德米特里的精神世界做了手术式剖析，展现了人性的复杂维度。德米特里不大顾忌道德因素，并且听从于阴暗的激情冲动，杀死安娜后，他一面饱受良心的撕咬，一面通过直截了当的认罪方式、矫饰的绝望脆弱、表演式的忏悔哭泣，隐藏自我辩护的努力，并想达到重塑道德形象的目的。这是文学史上全新的凶手形象。在凶手的种种真真假假的挣扎和表演中，库切一点点揭开凶杀案后的隐情——一段不对等的、不可理喻的隐秘之爱。而畸形恋情的揭秘，撕裂了人性新的伤口。

　　库切在犯罪小说的面具下，潜藏着一双犀利的眼睛，冷峻地观察人性和道德的世界，冷酷而真诚。

　　可能很多读者直到小说结束，还是困惑不解，感到自己面对一片道德的黑暗森林，找不到救赎的出口。是的，库切没有像传统小说一样，为读者提供一个令人松口气的心灵安全出口。一直到小说结束的时候，大卫还是没有分辨激情、善良、爱等的界限，在面对死亡、凶手时，继续被偏见和无情蒙蔽，道德认知仍然一片混沌，还帮助凶手逃脱；凶手德米特里还在尽情表演、试图脱罪；死者的亲人还在神秘的数字舞蹈中陶醉，茫然不知安娜与凶手的情感秘密——仿佛一切的救赎之路都已经被堵塞了。

　　这肯定不是库切的创作思想。库切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作家。他巧妙地在《耶稣的学生时代》里埋藏了一条暗线，这是一条老年库切为自己埋藏的暗线，以便于夫子自道。老年库切在小说中化身西蒙，理智和情感都有大规模的代入。库切通过有节奏的叙述，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这是一个老人的眼光，这是一个老人的“视界”。

　　中文版第86页的地方，当足球队员请求西蒙当裁判的时候，西蒙拒绝了；“我太老了，不合适。”西蒙接着想，他“不知道来自公寓楼的这些男孩会想他是谁，大卫的父亲、他的祖父？叔叔？”

　　第99页，在天体浴场，面对美丽的安娜的身体，他觉得自己“已经老了，而且疲惫”。到了129页的地方，西蒙觉得自己是一个“干枯的老柴棍”。148页，西蒙被三姐妹之一的奥尔玛称为“一只萎缩的老苹果”。第225页，在大卫七岁的生日聚会上，西蒙看着客人们，在想：“大多数他们的客人把迭戈当成男孩的父亲，而把他，西蒙，当成某个祖父甚至更远的什么亲戚。”

　　按照内容分析，西蒙应该是个中年人，但在小说中，作者却别具深意地把西蒙往老年人的角度描写，这里面是有自我期许的。在道德意义上，库切派遣西蒙代表自己来到小说世界里思考和行动。本书译者杨向荣认为：大卫的养父西蒙

“在道德判断和道德勇气上表现得斩钉截铁，令人感到安全。他的道德意识清晰，绝无模糊空间，他可以充分地人道主义怜悯，但最终会把人道主义怜悯与道德的纯正结合起来，他是激情、怜悯和理性、克制兼具的道德家。在道德感淡漠、甚至道德体系有被侵蚀和出现分崩离析趋势的当代社会，西蒙具有定海神针的象征意义。”

　　西蒙（库切）还认识到，仅仅凭老年的冷静和智慧，他无法完成对大卫的教育：“一个理性到冷淡的人对一个本性爱冲动和激情洋溢的男孩子来说，算不上最好的导师”，因此，“我想成为一个不同的人。”

　　这就有了一个奇异感人的故事结尾，西蒙（库切）决定，去学习舞蹈，“希望有朝一日我能睁开眼睛，找到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包括他们引以为荣耀的数字，二、三，以及其他所有的数字。”他买了一双不合脚的舞鞋，到大卫曾经学习的舞蹈专校，在音乐的伴奏下，反复练习。

“他伸开双臂，闭着眼睛，划着缓缓的圆环移动步子。地平线上，第一颗星星开始升起。”

　　晚年的库切，仍在艰难地试图理解自己，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正如在他的批评性文字中所阐述的，只有当每个社会成员都认清主导自己生命历程的是些什么力量和制度，社会才能得到变革。自我探索和社会进步才能携手并进。

　　耶稣三部曲，就是库切极具雄心的作品。他克服了盛名带来的干扰、高龄和病痛激发的自我原谅心理以及移民造成的文化不适，雄心勃勃地在一个虚构的荒原上，探索人性和道德可能的成长之路。我理解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库切的这种努力，因为，我同样坚信：

　　出于对人性幽暗意识的敬畏，小说这个体裁能成为思想探索的载体，具有人类救赎功能。

　　这样的作家，在死神击中他之前，创作力是不会衰竭的。这也使得我们期待耶稣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看西蒙（库切）如何继续引领大卫走上人性和道德的探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