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陵春秋》是一本由李永平著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吉陵春秋》读后感(一)：有人给《吉陵春秋》定义为“红楼笔法”。“红楼笔法”，即这种在大陆几乎失传的“化石”语言的写作方式必将引人关注。我相信《吉陵春秋》的渊源在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那里。这并不意味着李永平是一个抱残守缺的
有人给《吉陵春秋》定义为“红楼笔法”。“红楼笔法”，即这种在大陆几乎失传的“化石”语言的写作方式必将引人关注。我相信《吉陵春秋》的渊源在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那里。这并不意味着李永平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人。不过正如当年留学海外的胡适那样，李永平既受过严格的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在观点、方法上与大陆作家相比，有了新的突破和升华，这使得个人自觉的努力更加有效，他的写作姿态一方面是对大陆长期以来漠视文言小说，使生动、精练的半白话语言长期处于半盲状态的有力反讽，同时又对五四以来林纾主张“古文之不宜废”的观点给予了正面支持和实践。
《吉陵春秋》读后感(二)：接下来要看的书单
接下来要看的：7 《台北人》 白先勇 10 《老残游记》 刘鹗 13 《官场现形记》李伯元 14 《财主底儿女们》 路翎 15 《将军族》 陈映真 16 《沉沦》 郁达夫 17 李劼人 18 《红高粱》 莫言 21 《家变》 王文兴 22 《马桥词典》 韩少功 23 《亚细亚的孤儿》 吴浊流 27 《啼笑因缘》 张恨水 28 《儿子的大玩偶》 黄春明 2 31 《鹿鼎记》 金庸 32 《孽海花》 曾朴 33 《惹事》 赖和 34 《嫁妆一牛车》 王祯和 35 《异域》 邓克保(柏扬) 36 《曾国藩》 唐浩明 37 《原乡人》 锺理和 40 《吉陵春秋》 李永平 41 《黄祸》 保密(王力雄) 42 《狂风沙》 司马中原 43 《艳阳天》 浩然 44 《公墓》 穆时英 45 《旧址》 李锐 46 《星星．月亮．太阳》 徐速 47 《台湾人叁部曲》 锺肇政 48 《洗澡》 杨绛 49 《旋风》 姜贵 51 《我城》 西西 53 《铁浆》 朱西宁 54 《世纪末华丽》 朱天文 55 《蜀山剑侠传》 还珠楼主 56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於梨华 57 《浮躁》 贾平凹 59 《玉梨魂》 徐枕亚 60《 香港叁部曲》 施叔青 61 《京华烟云》 林语堂 63 《春桃》 许地山 64 《桑青与桃红》 聂华苓 65 《蓝与黑》 王蓝 66 《二月》 柔石 67 《风萧萧》 徐言于 68 《芙蓉镇》 古华 69 《地之子》 台静农 70 《城南旧事》 林海音 71 《古船》 张炜 72 《酒徒》 刘以鬯 73 《未央歌》 鹿桥 74 《沉重的翅膀》 张洁 75 《果园城记》 师陀 76 《人啊，人！》 戴厚英 78 《狗日的粮食》 刘恒 79 《棋王》 张系国 80 《赖索》 黄凡 82 《霸王别姬》 李碧华 83 《杀夫》 李昂 84 《楚留香》 古龙 85 《窗外》 琼瑶 86 《沉默之岛》 苏伟贞 87 《白发魔女传》 梁羽生 88 《古都》 朱天心 89 《尹县长》 陈若曦 90 《四喜忧国》 张大春 92 《男人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 93 《将军底头》 施蛰存 95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趼人 97 《冈底斯的诱惑》 马原 99 《北极风情画》 无名氏
《吉陵春秋》读后感(三)：龙应台：总算盼到了一本真正好的小说。
来源：羊城晚报 时间：2013年1月13日 作者：书海一勺
日前，世纪文景继2012年的《大河尽头》之后，推出了华语名家李永平的代表作《吉陵春秋》。
说到李永平，这个名字可能大陆读者还不熟悉，但他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以连载小说《吉陵春秋》一鸣惊人，博得王德威、龙应台、齐邦媛、刘绍铭、余光中、颜元叔等人的赞誉，并凭借这部作品入选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应该说他是“一百强”中唯一一位至今没有进入大陆读者视线的遗珠——在世纪文景着手引进之前，从未有作品被引进大陆。《吉陵春秋》在台湾亦绝版二十余年。
李永平的写作，风格独具，兼以南洋浪子之身书写方块字，有文体家之美誉，加上英美文学专业的深造，其作品亦深得后殖民写作之神髓，其教书创作之余，更有译著多部，包括哈罗德·布鲁姆、V.S.奈保尔、保罗·奥斯特等名家的大作。
此次，引进推出的《吉陵春秋》，写的是不知神州何处的一个小镇———吉陵，镇上有一条烟花巷唤作万福巷。娼寮聚集中却有一家棺材铺子，女主人长笙素颜白衣，如污泥中的白莲，却不知那样清纯的美会变成一种诅咒。六月十九迎神夜，全镇人在巷口看迎神，泼皮孙四房起歹意乘机作恶，长笙被辱自尽，丈夫刘老实发狂杀了孙四房的相好和老婆，锒铛入狱。后报载刘老实越狱，吉陵镇上便谣传他要回来复仇。长笙被辱当日谁人没有罪？风声鹤唳，人人疑神疑鬼，说是长笙的冤魂白昼作祟，复仇者坐在苦楝树下等人……
全书以“十二瓣观音莲”的方式，用十二个互相联系的篇章将这个中心场景补全和升华，将读者的心一直提着到最后都不得解。
《吉陵春秋》一出版即获得众多褒奖和肯定。龙应台称赞：“总算盼到了一本真正好的小说。《吉陵春秋》像一颗坚实灿烂的宝石，在一大堆玻璃珠、塑胶珠中沉静地闪着幽光。”而台湾诗坛祭酒余光中则从意象和文风两方面来肯定李永平的创作：“李永平语言最具特色，作者显然有意洗尽西化之病，创造一种清纯的文体，而成为风格独具的文体家。李永平的句法已经摆脱了恶性西化常见的繁琐、生硬、冗长，他的句和段都疏密有度，长短相宜，活泼而有变化。”
《吉陵春秋》读后感(四)：读《吉陵春秋》的那些时光
12月6日
04年左右，在图书馆，偶然拿起一本台湾联合报获奖小说选，读到一篇李永平的《日头雨》时，整个人都吓傻了。我觉得，这篇小说，写得太棒了，和我过去的小说经验，完全不同。但是，那又是一种特别鲜活特别明亮的汉语。它是向古典小说致敬的一种语言，善于白描，句段之间，疏密有致，长短有序，顾盼有情。小说的内质，又很现代。写出了乡野风情。那一刻，我觉得，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汉语写作。
在07年的一天，在熟读了这篇小说后，我偶然写下这段感受：
“台湾作家李春平在大陆也许还不为许多人知晓，但却是一位继承或者说保持了中国古白话那种‘特有的简洁、亮汇，以及那种活泼明快的节奏和气韵、令人低回无限的风情’（《吉陵春秋》二版序）的风格意境的作家。而《日头雨》，在我看来，就是作者做这种努力的集大成者的一篇。在这个小说中，他用词少，准，狠，每个细节都捶打得漂亮结实，吉陵镇的那个极其闷热又不平静的夏日午后，简直就像放电影一样，在我们面前真切而真实地过了一遍。从这一点讲，我认为这个小说比马尔克斯一辈子引以为豪的《礼拜二午睡时刻》都要好。它属于真正的汉语言的风格意境。而这样风格意境，在我们当下的小说中，已经消失得很久了，也许再也不会回来。
“小说中，天气变化，是很关键的。应该说，天气是很典型的中国小说渲染氛围的方式。一开始，小说就给了我们热辣辣的大日头的闷热，这恰恰是响应镇上传出来‘杀人狂刘老实又回来了’的燥热、紧张，以及对应了人内心中的一种不安。之后，日头的热浪不时地闪烁在文字之间，而我们的小说的气氛，也如老套的话说的那样，逐渐“推向了高潮”。后来，风刮起来了，天黑下来了，天边滚过黑压压的乌云，苦栋树上的乌鸦聒噪也越响了，雨眼看就要下来，小说的紧张也达到了顶点。最后，在一片水光落霞中小说也走向了缓和的结局：那个人并不是刘老实。”
后来我才知道，《日头雨》是属于《吉陵春秋》中的一篇。于是，我四处寻找这样的一部小说。但哪里找得到。据说台湾都已经绝版了。带着憾憾的心情， 05年，当我在网上搜到了《吉陵春秋》的电子版后，立即将它们全都打印了出来，如痴如醉地读着。但我读的最多，最熟的，还是这篇《日头雨》。不过，老实说，《日头雨》太过精彩，而其他的数十篇的光芒，都被完全掩盖了。事实上，我读了整部《吉陵春秋》后，仍是觉得，还是这篇比较出彩，其他的，很一般，甚至有些累赘，无论是文字上，意象上，叙述上。
那时候的我，对这部小说真是念兹在兹，一心想，若是能够拥有一本这样的书，那该多棒。时隔多年，我已经很少读小说了，偶然听到了这本书大陆出版的消息，我第一时间买下它，翻了翻，就放下了。我已经过了读小说的心情了。买下它，只是个纪念了。磨裟着这本书，我突然想起了当年在图书馆无数次捧读和摘抄《日头雨》的那些时光，想起了当年在打印机前看着这部书一页页被扫出来的那一刻。那时候，多么天真，多么简单，却是我最难忘的日子。那时候，我以为，我可以成为一个作家。那时候，读到一个好的小说，我会很难忘，很开心……这样的时光，不会再有了。
《吉陵春秋》读后感(五)：余光中读《吉陵春秋》：十二瓣的观音莲
来源：南京日报 时间：2013年1月10日
作者：余光中
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小说里，《吉陵春秋》是一个异数。
这本小说的时空坐标不很明确，也许是故意如此。
事件发生的时候，军阀刚走，铁路初通，镇上已有耶稣教堂和外国神父，可以推想该是民国初年，也许就是“边城”那样的20年代。
在空间上，“吉陵春秋”也似乎有意暧昧其词。就地理、气候、社会背景、人物对话等项而言，很难断言这小镇是在江南或是华北。对话里面虽有“您”、“挺”等字眼，交通工具虽然也有骡车，但是从第四页的“正赶着南货大批北销，红椒行情，一日三涨”等语看来，却又似乎在讲江南。
其实这件事根本不用我们来操心。吉陵镇的存在不靠地图与报纸，只能向中国的社会风俗与文化传统去印证。书中的人物只在吉陵镇舆坳子口之间过日子，附近有什么大城，我们无由得知。在“现实”的意义上，这是一个绝缘的世界。但是在精神的领域，《吉陵春秋》却探入我国旧小说中所呈现的底层文化，去观照颇为原始的人性。
《吉陵春秋》的气氛强烈，场景生动。全书的主要线索是长笙的被辱，刘老实的复仇，和镇民蠢蠢不安的罪恶感。除了这条主线之外，书中还有不少引申出来的支线。本书共分4卷12篇作品，其间的关系忽隐忽现，若断若续，榫头相接，令人狐疑之余，难以决定，这究竟是一部长篇小说呢，还是12个短篇。
李永平在《吉陵春秋》里使用的叙述手法，不是直线进行，而是反弹与折射，因此每一篇新的故事对前面的几篇都有所补充或修正，或者跳接到更前面的一篇。而在同一篇里，今昔的交替也相当频仍，在时间上不断反弹，颇能产生张力与立体感。
《吉陵春秋》的另一特色，是叙事含蓄，事件到了高潮反而笔精墨简，只用中距离或者远距离的镜头来捕捉印象。每次发生一件事，事先的悬宕和事后的回味往往倍于叙事的本身。这种艺术之所以取胜，不在叙事生动，而在诗的情绪饱满。李永平的作品自有其戏剧性，但其佳妙往往不在动作，而在姿势，令人想起西方舞台的真人画。
《吉陵春秋》的语言最具特色，作者显然有意洗尽西化之病，创造一种清纯的文体，而成为风格独具的文体家。他的句和段都疏密有度，长短相宜，活泼而有变化。对话极少,却不失口语的流利自然。这样的文字在当代的小说里，愈来愈少见了。李永平不愧是别有天地而风格独具的小说家，值得我们注意。
《吉陵春秋》读后感(六)：东方语境下的索多玛城
原乡之于游子，好比母亲手中的线轴，一头连着故乡，一头连着自己。作家李永平显然深知个中滋味。他说，他有三个“母亲”，一个是生他养他的婆罗洲生母，一个是求学成长的台湾母亲，还有一个是血脉维系的大陆母亲。三个不同时段的“母亲”，代表三种不同心境下的原乡，每一个都无法轻易割舍，每一个又都无法回归。自称“南洋浪子”的他只有以文字寄托思念、倾诉乡愁。在这一背景之下，也就有了小说《吉陵春秋》、《海东青》、《大河尽头》的陆续问世。
《吉陵春秋》发生于虚构的华人小镇吉陵，糅合了作者童年记忆里的婆罗洲、亲身经历过的台北与历史典籍里的内地。小说源于南洋的“一桩罪孽”，讲述一段东方式的“因果报应”。六月十九迎神之夜，吉陵镇迎来一次狂欢。酒后乱性的无赖孙四房当众奸污了棺材店老板刘老实的媳妇长笙。长笙不堪受辱，上吊自尽。刘老实在愤怒之中拔刀杀死了孙四房的老婆和相好。其母刘老娘也因此精神失常……
虽然有多个原乡的投影，但吉陵绝非通常意义上的世外桃源。相对于单纯的讴歌，李永平更认同“文学之美不在题材，而在表现题材的方式”的创作理念。因此，他没有放任无谓的乡愁，无意用生花的妙笔为这假想的原乡涂抹上炫目的金色。索多玛城与受伤的女性是贯穿作者写作的两大意象。《圣经》里的索多玛是一个耽溺男色而淫乱的城市。李永平的索多玛则充满了历史的伤痕与现实的呻吟，是东方语境下的“罪孽”之城。长笙冤魂不散，刘老实意欲复仇，一时间流言纷纷，直闹得人心惶惶不安。至此，吉陵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索多玛城。
李永平对内地的认知，除了父母久远的记忆，更多来自于唐诗宋词的优美意境。因而，《吉陵春秋》复制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样的美景。迷蒙的烟雨、清澈的溪流、田田的荷叶，构成吉陵的外环境。如此美景，总让人想起沈从文的《边城》。不过，在湘西小城茶峒，“一切都是善的”，都温润如玉。翠翠遭遇的爱情悲剧，不是因为险恶环境所致，只不过是“不凑巧”的机缘罢了。到了吉陵，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在阴郁、疯狂的统治下，黑暗之花从恶的土壤孽生而出，悄无声息地吞噬所有外在的美好，不仅是田园诗般的乡村景致，也包括那一个个弱质纤纤的女子。
小说由12个章节组成，既相互独立，又巧妙地连为一体。李永平以万福巷的迎神闹剧为核心，将长笙的死作为引子，拉扯出蛛网一般绵密、粘稠而又龌龊不堪的小镇奇人奇事。在作者看来，发生在烟花柳巷里的惨剧绝非偶然，而是由沿袭千年的陋习所决定。相对于孙四房及其帮凶的直接施暴，周围人的冷漠与偏见才是对受害者的致命一击。邻居的流言给寡妇张葆葵强加上“莫须有”的通奸罪名；从良家少女到人尽可夫的雏妓，秋棠“堕落”的背后自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苦衷。
诗人余光中将《吉陵春秋》比喻为“十二瓣的观音莲”，自有其深意。这不但是对作者写作的褒奖，更一语道破内在的涵义——长笙、刘老娘、张葆葵、秋棠、燕娘，不正是一朵朵“出淤泥而不染”的清莲吗？她们或死、或疯、或被摧残、或被压抑的命运，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互为映射、互为解释，只为印证小说一开篇埋下的伏笔，“见过的人都说她长得好，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那样清纯的美会变成一种诅咒”。这是几位女性的宿命悲剧，也是整个吉陵的真实写照。
由此，吉陵不再是作者想象的地名，也成了一种文学上的隐喻。吉陵的疯狂开始于迎神之夜的盛典，也结束于此。长笙死后多年，吉陵在一如往常的麻木里迎来另一个混乱、喧嚣的清晨。在首尾两次癫狂的闹剧中，李永平以封闭的圆环叙事结构完成了形式上的循环。自始至终，作者没有给小说盖棺定论式的明确结尾，这似乎是在提醒我们：如同人世的往复更替，吉陵镇的悲剧本质上也是一种轮回。当年为孙四房摇旗呐喊的四个泼皮帮凶已经亡命他乡，但新一代的小泼皮再次长大成人。他们以同样无序的暴力、群魔乱舞的狂欢为自己的登场做出了上佳的热身。正如善良的不易得，人性的原罪从来不会轻易消失。恶的根源并未斩断，它深藏在人心的隐密之处，萌芽、生长、繁衍，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吉陵春秋》读后感(七)：吉陵：原乡的隐喻与沦落的渊薮
自地理实证而言，李永平笔下的吉陵镇是乌有之乡，因为它不存在于任何实有的土地上，即使原型亦是无迹可寻；但若从精神层面来说，吉陵对李永平的意义可谓大矣，其意味着作家对自己的原乡——中国——的虚拟与构建，是漂流已久的浪子对文化母体的眷恋，是离愁的外化。不过奇异的是，李永平的《吉陵春秋》于叙事形式一面，建造其“纸上原乡”可谓完美，南洋文学中的热带风情踪影不见，蕉风椰雨难以觅寻，以作家的话讲，吉陵人的“生活习俗和语言情感，倒让人联想到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南方某省、某县的一个村镇——我这一辈子还不曾回去过的‘唐山’”；而于故事的内容，却充满了创痛与沦落、罪恶与惩罚，吉陵镇成为罪孽及阴魂出没的所在。叙事形式与叙事内容形成的反差，折射出李永平构筑精神原乡的某种隐秘，其创作心理之微妙或许值得探究的尝试。
《吉陵春秋》未有明确的时空背景，从气候、地理环境、社会生态、人物语言等综合观之，南方的因素居泰半，但时不时掺杂华北的某些物什和言辞，显见的是作者将自己所生活过的南洋华人聚居区、台湾与自书本得来的知识及对中国的想象来个了“串烧”，于是有了这个二十世纪初期的吉陵镇。故事的起源是镇子上的一条巷子——万福巷，妓院集中之地。而一家棺材店，奇异地夹杂在着烟花柳巷中，店主刘老实的媳妇儿长笙，“见过的人都说她长得好”，但“没有人知道，那样清纯的美会变成一种诅咒”。六月十九迎神夜，全镇人集聚万福巷口看热闹，泼皮孙四房借酒作恶，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长笙奸污，当夜长笙上吊自尽。刘老实不堪打击，挥刀杀死了孙四房的老婆和相好，自己进了监狱，母亲孙老娘在家破人亡的刺激中发了疯。后来传言孙老实越狱，回镇上复仇，在苦楝树下等待仇家，而长笙的阴魂时时回来游荡……
诗人余光中将《吉陵春秋》誉为“十二瓣的观音莲”（全书由十二个短篇构成），这是自其艺术形式的高妙而言，体现了李永平对文化母体的精心构想与构撰。但我们看整个叙事的内容，不由得倒吸凉气，为其中流溢出的罪恶与创痛而惊心不已。吉陵镇无折扣地成为沦落的渊薮，受害者乃至施加者在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中纠结挣扎，无有止境，那么，为何李永平的原乡想象有着如此的形态？作家本人有自己的解释：“写作《吉陵春秋》时，我对所谓‘中国人性’一无所知。我写的是一种跨越民族、跨越时空的普遍、永恒的人性。长笙的冤情和刘老实的复仇，可以发生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块土地、任何一个社会，包括我居住过的南洋、台湾和美国。”这种阐释当然是不错的，性与暴力、罪与罚的主题，不论是置诸于西方或东方均有普适性，会获得无隔膜的理解与体会。
长笙的受辱，孙四房是施害者，还有四个小泼皮帮凶，据传孙老实越狱回镇复仇就是针对他们。但事情仅止于此吗？罪恶是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镇上所有人都在现场，却袖手旁观，任由罪行蔓延。事后，许多人互相指责，希望卸脱自己的责任，但也恰恰证明了没有人是清白的，没有人可以轻易地洗脱自己的污点。于是在日后长笙的冤魂在镇上作祟时，人人惊恐不安，因为他们心中的鬼早已缠绕多时，从来就未离开过。且六月十九是观世音菩萨的生辰，在其庆典上发生如此的恶行，那长笙所代表的深层喻义已不言自明，吉陵作为隐性的罪恶之镇恐难以逃脱最终的惩戒。
可以看出，勿论是整体或个体的隐喻，还是暴力与惩罚、人性中的晦暗，这些主题我们都可在各个地域及时段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不同的表述，就此一点，李永平的确不单是在书写“中国人性”，他着眼的是普泛的人性，不为时间与空间拘囿的人性。不过，在表现形式上，李永平的叙事手法却是中国式的，多用淡墨，计白当黑，色彩轻轻地洇开，不刻意渲染残酷黑暗的事实，却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供想象与回味，如同中国画的技法。这种手法很高明，将中西皆有的主题写出了自己的风味，恰贴合他对原乡的想象与构建。
要写出“普遍、永恒的人性”，是对《吉陵春秋》叙事形式与叙事内容之反差的一种解释，这是作家本人的陈述，自然是可靠的。但，是否有隐含的文化心理存在，乃创作者自己亦未曾察觉或隐而不彰的？在看关于李永平的多篇访谈文字时，我无意中发现有些矛盾的说法，大可探究。因李永平从未来过中国内地，所以记者采访时多喜问一个同样的问题，即何时来内地走走，而对于这个问题，或出于无意，李永平竟有大相径庭的表述：一种是，“总有一天，机缘到了，我会踏上‘唐山’的土地，生平第一次探访我已过世的父母亲魂牵梦萦、日思夜想的故乡”；另一种，明确表示不愿回去，因为那里相较于台北，不过是“一个大上五十倍的索多玛城”。虽然这可能是基于不同心境与状态下的表述，但仍能看出作家的某些隐秘心曲。
对于实地的原乡的答问，竟有两个截然的说法，那么，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或许，作家并未伪饰，这只是他矛盾心态的无意外露而已。我们如果追寻李永平的创作脉络，涵盖《吉陵春秋》、《海东青》、《朱鴒漫游仙境》、《雨雪霏霏》等作品，会看到他对原乡的构建是如此痴迷，也是如此哀伤。他的原乡与其说实有，不如说是文化意义上的，更多具精神层面的内涵。在李永平的内心中，那一片精神之地早已失去，他要在写作中不断地召唤、追逝，乃至救赎，究竟能否魂兮归来，亦只是浪子的绵薄之力了。
因此，我们看到《吉陵春秋》的创作动因，是一个意象在李永平的脑中挥之不去，“婆罗洲大日头下，白灿灿阳光下，一条幽魂般，驮着红包袱来回行走在古晋城里、大巴刹上的客家老婆婆”。这既是《吉陵春秋》中家破人亡的孙老娘的原型，似乎也成为李永平对原乡追索的一种隐喻：文化的母体遭受劫难，原乡的整体已然堕落。吉陵镇是一个罪恶的渊薮，代表善良与无辜的长笙、孙老娘、秋棠、张葆葵等女性角色被欺侮与损害，阴魂游荡在小小的镇上，生前的荏弱与死后的予人惊恐有着心酸的比照。李永平虚构的吉陵镇，与他多年后所说的“大五十倍的索多玛城”，隐然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其在访谈中矛盾的话语大约也可于此中获得一些解释。
有着如此的文化心态，《吉陵春秋》的叙事形式与叙事内容所构成的反差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李永平这里，中国式的书写手法适足以召唤原乡的精魂，他的宿命感虽然悲观，但自成其体系，深情而简约，哀婉有节制，在华语文学的大道上，独辟了另一条蹊径。
《吉陵春秋》读后感(八)：呼之欲出的胸中丘壑
作家李永平在一九九三年给作家黄锦树写了一封信，他说，“熟读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很多文学作品的‘序’只是幌子，不能尽信的。读者应挖掘字里行间所隐藏的真意，找出它‘话中的话’，配合作品本身来阅读，作者的‘胸中丘壑’即呼之欲出矣”。
这一段话中隐含着李永平和书写的关系，写出来的话语是容器，容器之中又容纳着更多的话语。
从李永平的个人书写史来看，短篇小说集《吉陵春秋》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容器。依照黄锦树在李永平悼文中的说法，“1986年10月《吉陵春秋》获时报文学奖小说推荐奖，那绝对是个事件……犹记得它引起相当广泛的注意，名家如余光中、龙应台等均应撰长文讨论，推崇备至。其时李永平刚过39岁，那可说是他文学声誉的最高峰”。
《吉陵春秋》写小镇吉陵的人与事，学者谈《吉陵春秋》，必定赞美那虚拟的时空，说作家为“一个中国小镇塑像”，论作家构筑了“一个完美的文字原乡”。
“原乡想象，浪子文学”，王德威对李永平及其作品的这八个字的评价不断地被引用、被改写，出现在绝大多数评论、采访李永平的文章标题中。可是，这就是全部的李永平和全部的《吉陵春秋》吗？
再进一步讲，以李永平为代表的马华文学仅仅是一种浪子抒发对于中国乡愁的载体吗？
过往对于李永平的解读太像是捕鱼，捕鱼人下一次网，捞到什么，就好像是全部了。那些漏掉的“话中的话”和“胸中丘壑”仍在海中漂浪。
《吉陵春秋》分四卷，每卷三篇短篇小说，每个单篇都结构完整、独立成篇，篇与篇之间没有必然的连结点，唯许多人物和地点在不同篇目中复现。
在小说的最后一页，作家写了一个“人堆里的浪人”，“愣愣睁睁的只管瞅着她。两个眸子，日头下，洞亮亮两撮鬼火儿，像疯子一般”。
沿着文本再往前看，这个浪人还出现在哪里，在卷四第二篇《思念》中。儿媳燕娘对婆婆说，自己家的孩子被“那个穿州过府的浪人”惊吓到了，那个“背着一个包袱，打着赤膊，眼睛像疯子的”浪人，那个“蹲在关帝庙门口，望着我们家里”的浪人。
李永平写婆婆和儿媳燕娘的对话写得极短，一句一行，最长不超过十个字，多是二三个字即为一句。婆婆说一句应付的话，燕娘回一句，婆婆又再说一句心底的话，燕娘听不懂。应付的话诸如，“是个疯子，不要理他”。真话诸如，“造孽！”、“冤头债主回来啦。”婆婆两种话交叠出现，无怪燕娘要说婆婆“颠三倒四说什么”。燕娘的不懂引出了婆婆的故事，读者方才知道浪人对应小说前文中的什么人。这就回到小说第一页，《万福巷里》长笙的丈夫刘老实，开棺材店的。
这“阎王脚下，讨半碗饭吃，平日少不得积些阴德”的刘老实，“天天佝在黯沉沉的店堂里，低着头，一刨，一刨，打造着棺材”。
到小说卷一第二篇《日头雨》，刘老实成了“凶神”，小乐见到他要揣着杀狗刀防身，虽然这刀没用上，“风声雨声中”，刘老实“把沉甸甸的包袱挑上了肩膀，低了头，缩起脖子，顺着长长一条南菜市街，冒着大雨，自顾自走了下去”。
李永平写《吉陵春秋》，写的是刘老实这样一个平凡人怎么成了浪人的故事，刘老实的妻子长笙被一群小泼皮奸淫后上吊死了，刘老实要报仇。在吉陵这个容器、《吉陵春秋》这个容器中，作家讲了犯罪的故事和报仇的故事。
刘老实和他母亲这两个报恩仇的形象有几次复现，犯罪的小泼皮及他们的母亲也有数次复现。区别仅在于刘老实和他母亲这端复仇者只有这一组母子，另一端被寻仇者分为几组，小乐、小顺、十一、鲁婆婆的儿子、燕娘的丈夫和他们的母亲。
复仇者的形象非常固定，“眼睛洞亮亮”的刘老实和“驼着红布包袱、佝着腰”的刘老实的娘。被寻仇者中的小泼皮们则有所成长，从孩子长成了丈夫、父亲。讲到这里，我们会看到《吉陵春秋》的故事中的不平，这个“不平”李永平在小说卷一第二篇里就写过，一个茶客点出，“谁不巴望亲眼看见刘老实把那五个泼皮，一个，一菜刀剐了！”在文本内部，很多人对刘老实这个报恩仇的形象是有期待的，期待他除天下不平事，诛杀恶人。
浪人形象、报恩仇、平不平，这三个词出来，《吉陵春秋》和武侠小说之间的联系就被明确了。报恩仇和防着别人报恩仇成为这本小说中重要的动机。这个作品到最后又没有完成“报恩仇”，李永平自己在二零一三《齐鲁晚报》的采访中说，“这确实是一部没有结局的小说，如同人生一样，一圈又一圈无休止地循环”。
依照马华作家陈志鸿的说法，“作者到底也不是自己故事的先知”。当李永平将结局悬置，其实也是克制了作家自己对于结局的好奇心。在还能写下去的地方停下来，李永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回归了他的中国。
《吉陵春秋》中隐含着武侠小说的主题和写法，但是这个主题和写法都没有以外露的方式呈现，它到最后依然是一个纯文学的作品，只是带着武侠的野性，带着武侠小说和《史记》一般的短章促句。
二零一七年九月初，镜传媒对李永平做了采访，讲到李永平说，“初中接触了梁羽生和金庸，才发现有一个这么大的中国视野，虽是虚拟，却那么美丽、精彩。直到李安的《卧虎藏龙》上映，我受了很大的刺激，作为华文小说家，我一辈子最想写的就是武侠小说，于是开始认真构思《新侠女图》的形式、结构等问题”。
采访中还写，“在加护病房的第3天，他忍不住手痒跟护士讨了笔，架一块硬板在病床上，手发着抖，写出一片刀光剑影的江湖”。“出院后扣除休养，每天至少写5、6小时”，他说，“这是我生平最早、也是最后的愿望，写完随时可以死掉，千山我独行，你们不要相送，这是多潇洒的境界，怕只怕没写完就走了，会阴魂不散！”
李永平一生人到底没有写完标准的武侠小说《新侠女图》，但他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早已以一种隐微的方式完成了，在《吉陵春秋》中。
我们说李永平的武侠梦呼之欲出，对于作家而言，我们好像在说一件“未竟之志”，在说遗憾。可是对于读者来说，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作家在自己身后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求深的可能，他已经写下了一切，他已经承担了文学的责任。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李永平病逝，爆裂的一生，爆裂的亡故。媒体报道多引用早前镜传媒的内容，突出李永平不承认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不承认自己是马华作家。
九月二十五日，《Openbook阅读志》特邀马华作家黄锦树撰文，追思李永平其人其作。黄锦树写下，“病床上的李永平看来颇精神，只是比上回见到时瘦多了。我们握一握手，他的手甚有骨力，戏谑式的说：‘黄锦树，你听好，我亲口告诉你，我承认我是马华作家！’‘我承认我是马华作家！’说了两遍”。
即使表面爆裂、直接，李永平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一生渴望中国视野，但是却因近乡情怯的复杂心情，从未到过中国大陆。他在《卧虎藏龙》之中。
《卧虎藏龙》中有几秒无关剧情、无关宏旨，青山下、青色江水上，一人一竹筏，镜头很远，那人的样子是模糊的，融入了整体的绿中。那一片碧绿，似是对有限人生的无情嘲弄。我可以想象李永平在那画面中，咒诅每一片叶的滋长。“咒诅”是他的话，而他的话中话总等着后来者去揭开。
丘壑早已存在，且生生不息，呼之欲出。
《吉陵春秋》读后感(九)：这是一个东方式的“罪与罚”
来源：深圳晚报 时间：2013年2月24日
深圳晚报记者 李福莹
1976年秋天，来自南洋的“浪子”李永平，结束了在台湾大学的游学生涯，告别栖身9年的宝岛，再一次动身上路。这回一路漂流到新大陆，机缘凑巧落脚于美国东北的奥伯尼市，看到了生平第一场雪。
秋末的一个傍晚，李永平从就读的州立大学文学院走出来，整座城市笼罩在漫天飞絮中。他一路走，不知怎的一路回忆起，孩提时代发生在赤道丛林中的往事，那个在家乡小镇上“一头花发，弓着腰，驮着红包袱” 踽踽独行的孤单老妇人。因为这个记忆的强烈浮现和牵引，李永平开始着手写作“吉陵”系列——这就是后来的《吉陵春秋》。
该小说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2013年由世纪文景引进首次在大陆出版。2012年，李永平借他的《大河尽头》“回归”祖国，《吉陵春秋》是李永平被引进大陆的第二部作品。对李永平而言，《吉陵春秋》有着特别的意义。在80年代，他就以《吉陵春秋》一鸣惊人，博得王德威、龙应台、齐邦媛、刘绍铭、余光中、颜元叔等人的赞誉，并凭借这部作品入选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吉陵春秋》写的是不知神州何处的一个小镇——吉陵，镇上有一条烟花巷唤作万福巷。娼寮聚集中却有一家棺材铺子，女主人长笙素颜白衣，如污泥中的白莲，却不知那样清纯的美会变成一种诅咒。六月十九迎神夜，全镇人在巷口看迎神，泼皮孙四房起歹意乘机作恶，长笙被辱自尽，丈夫刘老实发狂杀了孙四房的相好和老婆，锒铛入狱。后报载刘老实越狱，吉陵镇上便谣传他要回来复仇。长笙被辱当日谁人没有罪？风声鹤唳，人人疑神疑鬼，说是长笙的冤魂白昼作祟，复仇者坐在苦楝树下等人……全书以“十二瓣观音莲”的方式，用十二个互相联系的篇章将这个中心场景补全和升华，将读者的心一直提着到最后都不得解。
或许因为李永平颠沛流离的经历，他的作品中总是扑面而来一种“陌生”的气息。1947 年，李永平生于英属婆罗洲沙捞越邦古晋市，马来西亚独立后，又从大英帝国的子民变成了马来西亚公民，但却愤恨这个“政客们炮制出来的国家”。为了离他真正的祖国中国更近，他选择到台湾读大学，此后除了在美国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的 6 年，他再未离开台湾。
对话李永平：文学是结缘的最好方式
1 正在努力完成“大书”
深圳晚报：老师最近身体好吗？不知平日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手头还在创作新作品吗？
李永平：我做了心脏手术后，如今还在复元中，比起开刀前，身体情况好多了。我已从台湾东华大学退休，目前住在台北附近的淡水镇，平日闲来无事，又拿起笔来写新的长篇小说。这回，我把我的小缪斯——台北姑娘朱鸰——丢进婆罗洲的丛林，让她担任女主角兼叙事者，从事一趟奇幻的冒险旅程，书名就叫《朱鸰书》。因为生活规律，每天定时写作，这部作品进行得很顺利，现在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再过两年应可出版。
深圳晚报：齐邦媛老师说：“李永平是真正读书甚多的学术中人，他近年中译西方文学作品亦很有成果。以他的学识、才情，和已可自信的写‘大’书经验，该是悠然走出雨林记忆和台北黯夜的时候了。”对这个建议，您怎么看，会写一部“大”书吗？
李永平：这是齐邦媛老师在《雨雪霏霏》（2002年）序文中对我这个学生的期勉。我正在努力呢！目前正在写的《朱鸰书》是《大河尽头》的后传，而《雨雪霏霏》则是前传。这三部小说构成一个三部曲，把我的婆罗洲经验做一个总结，书名也许就叫《大河三部曲》吧（河流是连结三本书的一条脐带，也是中心象征）。希望这个作品，至少在字数上（总共80万字），能够符合齐老师对“大书”的要求。
借用佛家的“三境界”来说，《吉陵春秋》可说是第一阶段——见山是山——的作品：看到的世界单纯而真实。写完这部小说后，我决定当个专业作家，不惜辞去大学教职，蛰居台湾中部山中，专心写作，花4年的工夫完成一部50万字的小说《海东青》（1992年出版）。但是，太过沉溺于文字技巧，竟写出了一本很少人看得懂的“天书”。这应该算是第二境界——见山不是山——的作品吧。
痛定思痛，返璞归真。我用比较朴实的文字风格和平易近人的表现方式，展开第三阶段的写作生涯——见山又是山。当然，经过40年的颠沛流离的人生历练，思想和世界观，都比《吉陵春秋》时代成熟多了。这需要读者自己的发掘和体会。
2 年轻马华作家乡愁渐淡
深圳晚报：大陆读者对马华文学渐渐熟悉，但发现书写有不同。您的书中仍有很多对祖国的眷恋，对华人颠沛流离历史的书写；而像黎紫书这样的年轻马华作家，更注重对自己所处当下的书写，并没有太多乡愁的诉求。可否介绍一下马华作家这个群体？
李永平：离散与乡愁、迷惘和寻找，一直都是马华文学常见的主题，只是我的表现特别深。马华年轻一代的作家，如黎紫书、钟怡雯、陈大为、龚万辉等，已完全认同“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离散和乡愁的色彩渐渐淡去。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与其他族裔的马来西亚作家并无不同。我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能在南洋的土地找到“根”。
深圳晚报：自新世纪之后，大陆又经历了一次港台文学、马华文学“归乡热”，除了您，还有如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骆以军、董启章、黎紫书等等，这一次与上世纪80年代港台文学走向大陆，有何不同？
李永平：80年代，台湾文学走向大陆，基本上是两岸刚开放来往时所引发的一股热潮，所以，那时被引进大陆的台湾作家，都具有高知名度，比如琼瑶、席慕蓉、白先勇。现在情况“正常”多了。大陆的出版社引进台湾的作品时，首要的考虑是艺术品质，希望这种现象能够持续下去。如此，两岸的文学交流才会有健全的发展。
深圳晚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华语文学版图越来越繁茂多姿，想问一个简单却重要的问题：文学的意义是什么？
李永平：人生不外一个“缘”字。缘，是我的作品中最常出现的字。我不知道文学的功能是什么，但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文学是结缘的最好方式——作者和读者之间、作者和社会之间、作者和宇宙万物之间。文学存在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李永平谈《吉陵春秋》
让读者对心中的恶念有所警惕
李永平作品众多，但《吉陵春秋》对他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让他获得了非常多的赞誉。李永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吉陵春秋》是他的“少作”——二十多岁时写的一本书。那时的他，还不太懂文学理论，也不太讲求小说技巧，“我手写我心”。他的意念很单纯：写一个在童年记忆中，迎神之夜，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在小镇上的强奸事件，以及这桩罪恶，如同涟漪一般，所引起的种种影响和后果。这是个罪与罚的古老故事，探讨东方式的因果报应过程。
读高中时，李永平曾喜欢上《春秋左氏传》，把它搁在床头，每晚睡前翻阅几段。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多么了不起的气魄和宗旨！把历史当成寓言来撰写。后来他打算写小说，也想效法他老人家，但不敢写作“大春秋”，讨论政治的得失和国家的兴亡，只敢写一部“小春秋”，借着发生在小镇上的故事，让读者对人心中的某些恶念，有所警惕。
李永平表示，“吉陵”是个象征，“春秋”是一则寓言。无数的吉陵接壤，就是中国。“吉陵”是一个虚构的小镇，没有明确的地理位置和时代背景。因此，它是具体而微的小世界，可以是读者心目中任何一座城镇。同时，“吉陵”也是个文学象征，代表人心中某一个阴暗的角落。偶尔，在一桩血案发生后，它才会暴露在天光下，让人们一睹它的真面貌。
人物名片
李永平：1947年生于英属婆罗洲沙捞越邦古晋市。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系担任助教，并任《中外文学》杂志执行编辑。后赴美深造，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先后任教台湾中山大学、东吴大学、东华大学。著有《婆罗洲之子》、《拉子妇》、《吉陵春秋》、《海东青：台北的一则寓言》、《大河尽头》等。
《吉陵春秋》读后感(十)：众生皆苦，不在一村一寨
2013年伊始，《吉陵春秋》的简体版本终于与大陆读者见面，此时，距离1986年的初版，已过去了二十七年。面对这样一个传统的乡土文学题材作品，我们不禁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对今时今日的读者而言，《吉陵春秋》还有现实意义吗？还具备可读性吗？
1、《吉陵春秋》一鸣惊人的时代动因
1986年，处女作《吉陵春秋》的横空出世使李永平在台湾文坛一鸣惊人，不仅获得了余光中、龙应台、王德威等大家的肯定及赞扬，其余威甚至延续到新世纪，在“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的评选中，《吉陵春秋》赫然在列。这个出生于英属婆罗洲沙捞越邦古晋市（今属马来西亚）的海外游子，以“边缘人”的身份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吉陵春秋》的诞生及成功，可以说是偶然，更多的却是必然。
八十年代的台湾，正是渐渐解除“党禁”、“报禁”，取消审查制度，民族和民主意识抬头的时期。这一时期，台湾的文艺界百花齐放。校园民谣风行宝岛，其影响力波及整个华人世界；电影界的“新浪潮”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佳作频现，涌现出了如杨德昌、侯孝贤、陈坤厚、王童等电影大师；文学方面则出现了多元化思潮，逐渐发展为都市文学和乡土文学并驾齐驱、平分秋色的局面。综合看来，当时的文艺界，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音乐、电影创作，都以“关怀现实”“回归乡土文化”为基调，尽力涤除靡靡之音对时代文化的消极影响。
尽管九十年代中后期“乡土文化”被台独势力片面歪曲和宣传为“台湾本土文化”、“去中国化”的涵义，但是在八十年代，它的初衷却是为了找回“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归属感而发声的。
当时，由于地缘政治的敏感性，台湾人多有一种异乡漂流的边缘感和放逐感，在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矛盾中，迷失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渐渐演化为一种心灵深处的焦虑。受六七十年代西方嬉皮士文化的影响，台湾出现了文化断层，无论是作为新生代的原住民和新移民的外省人，都纷纷选择从久远的传统和历史中出逃，从时代的断裂和文化的夹缝中出逃，到西方文化中寻找认同感和心理安慰。结果在多元文化形态和中西价值观取向的冲突中愈发迷失了自己。
“回归乡土文化“的口号，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大环境而诞生的。
当时的文坛，正在等待和呼唤这样的一部作品。它要能理解边缘人的心态，又要能够对故土文化情感有足够深刻的认识和共鸣；它的作者要有着跨文化的敏感，又要在传承传统和接纳现实的平衡中融入自己的价值观和理解。
终于，在1986年，台湾等来了李永平，等来了《吉陵春秋》。超出人们期望的是，他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淫日久，又对本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甚至比台湾还要远，因此，他看事情的角度更加客观，既不谄媚，放纵自己的思乡之情而美化一切事物以致失真；也不作践，在揭露人性丑陋麻木一面的时候不忘悲悯之心，不轻易归罪于传统之弊。
因此，《吉陵春秋》虽然不是一曲思乡赞歌，但却因其客观的把握住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脉而成为那个时代文坛的代表作之一。
2、被压抑的欲望，横亘千年的希伯来思潮
阅读《吉陵春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两部作品，一部是李昂发表于1972年的小说《杀夫》，一部是杨德昌导演的著名作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它们的共通点在于，都试图探讨被压抑过度的人性，将会以怎样惨烈的形态爆发和释放。几乎同一时期诞生的这三部作品，题材上的“撞车”颇有可玩味之处，这是一个社会和时代的信号，象征着人们对处于传统宗法社会中人性异化的反思，也有着“人性解放”的呼声蕴含在内。
吉陵镇只是一个有5000多户居民的封闭的小镇，封闭的状态使其能够长期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但相反也意味着，一旦有事情发生，极易引发连锁反应。六月十九观音成道日那一天成为了吉陵镇的转折点，长笙的悲惨遭遇像一枚扔进死水中的石子，使整池水一环扣一环地漾开了波纹，拉开了整出戏的序幕。十二篇短篇小说，看似独立成章，实则环环相扣，内里又因聚焦分章节的主角而分为四辑，每辑各有三篇，又分别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篇中篇，构思可谓奇巧。
作者用每一辑的三篇故事来讲述一个事件，可以说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角度，类似于“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多元视角。例如在第一辑“白衣”中，《万福巷中》刘老实母子眼中十恶不赦的孙四房的跟班们，在《日头雨》里换了视角来写他们的内心愧疚与怯意，就让人生出了同情；在第二辑”空门”中，《人世风情》和《灯》里的寡妇张保葵，因为对门油铺胡四媳妇的言语羞辱而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读者会对那个庸俗的妇人充满了鄙视。等到了《十一这个娘》这篇中，读者们赫然发现，那个镇日里骂骂咧咧的泼妇，竟然也有过和男人说话都会羞涩的抬不起头的少女时代，而她，是一点点的被命运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样的写法使故事更见成熟与饱满，不存在绝对善恶的领域，人性，也绝非单薄的纸片。
几千年来外儒内法的社会体制，使得官方语言与民间语言的二元对立撕扯着人的灵魂，人一方面认为欲望，特别是性欲，是羞耻和肮脏的东西，另一方面，由于道德所不能抑制的天性，又时常为这些无处宣泄的欲望而困扰。在吉陵镇上，每个人都只是被欲望驱使的奴隶，在自己的舞台上，扮演着牺牲者的角色，又反将无法倾诉的痛苦化作对他人的恶意和羞辱，正应验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的说法。
木心说：“世界两大思潮，希伯来思潮和希腊思潮。前者苦行、克制，重来世，理想，修行，但做不到，必伪善，违反人性。后者是重现世，重快乐，肉体、欲望、享受。世界历史总是两种思潮起伏，很分明。唯中国没有希腊思潮，唐代稍有点。中国非常非常不幸。什么事都是例外。”压抑了太久的情绪，在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交汇的临界点上，已经濒临爆发。李永平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他笔下《吉陵春秋》的众生相，正是与木心观点不谋而合的文学阐述。
3、永恒的“吉陵镇”，永恒的中国
描写中国人在海外生存或奋斗经历的作品屡见不鲜，但往往作家在写作时容易陷入异国风情和异域见闻的窠臼，以奇情逸事为卖点，文学价值不高，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可以划入此类艺术作品中。其中不乏名声大躁者，如虹影，如陈河，但是他们作品的个人烙印太深，属于“私小说”式的通俗文学作品，不具有形成广泛、深刻共鸣的基础。
而这，正是《吉陵春秋》迥然于众之处。
《吉陵春秋》里虚构的“吉陵镇”，本是以李永平生长的沙捞越为原型。但是他并没有描写南国风光或者异国女子，没有椰风棕榈，有的只是强悍的中国基因。在远离故土的这些日日夜夜里，民众行为中多余的修饰似乎被亚热带的焚风一点点刮走，剩下的，是支撑国民性的骨架，如此清晰丑陋，又如此迷人真实。那是绵延在他“出生、成长的那座赤道岛屿，曾经蛊祟一整个支那城镇，造成一镇人心惶惑不安、延续数代之久”的噩梦。《吉陵春秋》讲的是报应的故事——那亘古永恒、原始赤裸的东方式因果报应。这样的吉陵镇，恰似一个微缩的中国。
因此，虽然以故乡为原型，但吉陵镇早已不局限于一城一池，一村一寨，它不仅存在于沙捞越，也存在于台湾，更广泛存在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它虽然讲述的是海外中国人的故事，却让每一个中国读者感到由衷的熟悉，你会联想到沈从文，更会联想到鲁迅，因为他们都触及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李永平谈到创作初衷的时候说道，“吉陵”是象征，“春秋”是寓言，那些几千年来无人记载却在民间生生不息的欲望和残忍，浓缩到了十二个短篇故事中，映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
自鲁迅的《故乡》开始，乡土文学渐渐发展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写实派，书写在乡土上生活的男男女女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如宗法制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封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色的毁灭等。另一种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派，描述凌驾在人性之上的大自然的“神性”，他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超越性的批判。
李永平继承并发扬了两派批判现实和回归传统的优点，并以更加开放性的角度去写作，在他看来，众生皆苦，不在一村一寨。这样宏观的大视野，不仅使他跳出了批判国民性的藩篱，更上升到了对于人性苦难发自肺腑的同情和怜悯，使《吉陵春秋》成为了足以被载入世界文学史的著作。
无论美的丑的，都是人性，只要人类还在这片大地上繁衍生息，《吉陵春秋》就有被继续阅读的意义。所以我想，无论是在二十七年之前，还是在二十七年之后，能够读到《吉陵春秋》的读者，都是幸运的。
（凤凰网《读药周刊》97期独家专稿，切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