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问政的30堂课》是一本由高明勇著作，35.00元出版的2012-4图书，本书定价：267，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微博问政的30堂课》读后感(一)：微博问政？路途尚远
高明勇主编的《微博问政的30堂课》，花了约4天时间看完，也做了简短的读书笔记。开始几篇官员写的文章“官话”味道很浓，感觉不好，看到后半部分，很多学者的观点“于我心有戚戚焉”，颇觉精彩。说一下简短的几点想法：
1、“术”与“道”。第61页胡泳提出“民意的表达，并非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收集网络民意并不等于民主制度”。从本书前面几位官员的观点看，似乎直接将收集民意等同于民主制度，于是官员开微博等同于微博问政等同于民主进步，这种推导很难让人信服。官员对微博的理解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色彩，多从政治宣传角度理解，常用“引导”、“管理”等强调权力色彩的词语。而传媒人物、知识分子的理解，从“术”与“道”的角度更好的理解了微博的作用，不夸大、不过分乐观。“术”为路径，“道”为目标，微博为术而非道，离道（民主政治）路途还很遥远。
2、关于“官话”。第138页高明勇提出“各行各业、各类场合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语言模式作为人们日常交流的基础，由此一个社会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即使是面对同一对象，也存在不同的表述。”他的看法恰与本书的话语特点相印证。官员喜用宏大叙事词语，往往被称为“官话”。“官话”大家都不爱听，因为说的不是“人话”。这固然有官员个人能力原因，根子却在体制。为什么民主国家的官员要说人话，因为不说人话选民不答应。我们的官员由上任命，与选民无关，自然沿袭上级的说话套路，这就是“新闻联播”套路。“官话”能沿袭至今，因为体制沿袭至今。“官话”与“人话”相比，能在官员中风行，缘于路径依赖，缘于风险与成本的考量，“官话”四平八稳、难以被上级问责，“人话”被群众喜闻乐见却易触上级逆鳞。所以体制不变，“官话”还会一直存在且占主流。
3、微博与权力崇拜。本书后半部分有不少精彩论述，如某位学者提及微博普及是不是带有新浪沿袭名人开博而成功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实质是现实中权力崇拜的必然性。明星的话语权为微博的普及开辟路径，官员微博呢？现实中开微博而知名的往往是一定层级的官员，那些为数更多的科员呢，为什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4、公务与私人生活的关系。绝大多数官员微博，说的依旧是工作，虽然带着个人一定的烙印，却仍不脱官话色彩。我觉得，官员个人微博，应记录个人所思所感，远离公务；政府部门微博，方为政务公开的一种途径。微博的公私不分，是缘于官员往往“入戏”太深，已然忘记了自己的平民身份，还是因为平民身份琐碎事“不足为外人道也”？
5、乐观与悲观。我们都期望，集微博之“微力”，能推动体制改革缓慢前进。但总体上，我不认为微博能问政，归根结底，微博与前几年的政务网站、政务博客无甚区别，体制变迁是根本，否则也只是各领风骚三两年而已。
《微博问政的30堂课》读后感(二)：微博是个民意沸腾的大锅
韩浩月
《微博问政的30堂课》是《新京报》评论员高明勇主编的一本时政图书，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在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提到，“微博无疑正在充当推动政治开放的角色”，“日益强大的微博，或可推动‘中国墙’的倒掉”，后面这句话，是郑永年序的结束语，但因为有了“或可”这个词，却无法把这句结束语当作定论来看。
微博拆不掉中国墙，因为微博本身外围就存在一堵墙，这堵墙主要由两个方式砌成，一个来自意识形态领域最高位置的指令，一个来自看不见的技术之手，前者负责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甚至给出确切的敏感词，后者负责利用自身在后台技术方面的优势，拉起一张无形的网，在网内删除还是保留、屏蔽还是隐藏、限制转发或禁止评论，全凭技术人员一双双在控制，这让微博成为一个处在完全可控范围之内的媒体平台。
上述两方合力建起来的墙，让微博成为墙内一口大锅，锅里冒着沸腾的民意热气，但是否让这热气喷发出来提升社会体温、灼痛腐烂伤口，还在于有人愿不愿意先把这口大锅的盖子掀开，再把锅外的信息围墙先行拆掉。所谓“微博改变中国”，要一分为二地看，从正面看，微博迅速聚集并发酵社会矛盾，使之成为焦点，让平日不被注意的小问题衍生为大问题，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公众情绪，也解决了一些非本质问题，可从反面看，如果传统媒体不为微博提供宣泄出口，甘心成为微博的放大镜，如果政府部门无视微博力量的存在，对微博声音不予回应，那么微博就永远是一个沸腾的大锅，它与政体、社会之间，都有一道厚厚的隔温层。
了解了这些背景，回头再看政府部门或官员通过微博问政，很多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些。比如，可以清楚地看到，微博问政的最大动力来自于抢占阵地，如本书《公开透明：政务微博的起点》一文作者蔡奇所言，“互联网是一个工具，它并没有贴标签，谁都可以利用，我们不用，别人就会用”。在阵地抢占方面，北京政务微博体现了最大的活跃性，但阵地抢下来之后如何守住，成为这些政务微博的最大尴尬，很多政务微博因为改不了发言的官气、霸气，只能起到装饰性作用。疲于应付铺天盖地卷来的质疑，和网友缺乏直接真诚的互动，使得一些政务微博迅速“沦陷”于网民的口水之下，在首轮面对面的微博问政中，我们只看到了被动的“挡”，而很少见到主动地“问”。
宜黄拆迁、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动车事故、问题疫苗、村长之死、郭美美事件……的确，微博在促进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扩大信息的传播面方面，为公众了解真相争取了更大的空间，但在微博提出问题之后，这些问题解决了吗，表面上看，的确有一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比如宜黄官员被免职，可免职之后又悄然复出了，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引发了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打击拐卖儿童系列活动，但在如何彻底杜绝拐卖行为方面有什么具体措施吗，比如采取户口登记需采集儿童十个指纹等，暂时还看不到有进展迹象。提出问题是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如果只是把问题摆到了桌面上，晾晒在那儿，在处理时束手无策，这只会放大整个社会的不安全感。
《微博问政的30堂课》的30篇文章，梳理了微博发展过程中的大事件，有学者、媒体人、评论家、官员等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微博问政的看法，这30堂课无一不对微博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肯定，这些肯定意见叠加在一起，很容易形成一种乐观情绪，觉得微博这个“超媒体”无所不能，但其实只要冷静一些地观看，所谓“围观改变中国”、“微博改变中国”，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微博所提供的围观功能，只不过给公共舆论环境带来了新鲜的刺激，当这新鲜的刺激逐渐消融于人们轮回的麻木中时，微博是否会成为一澜死水？
（《微博问政的30堂课》，高明勇 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定价35元）
《微博问政的30堂课》读后感(三)：（新华每日电讯）魏伯通：“微博问政”如何才是可能的？
最近，《微博问政的30堂课》一书的出版，让“微博问政”的话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著名学者郑永年在该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话题：微博的作用，有望打破一道道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那么，微博问政该如何问？
自2009年微博产生以来，影响日盛，类似图书也陆续推出，大致为两类，一类是微博营销，比比皆是，一类则是微博问政，凤毛麟角，所以有人称《微博问政的30堂课》是“微博问政第一书”，并不为过。
围绕“微博问政”的命题，书中数十位“微博达人”各抒己见，妙语纷呈。郑永年在该书序言中说：“微博的作用，有望打破一道道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这一道道墙当然不是由钢筋水泥砌成的，而是这些墙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资本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等等，不一而足。”
媒体人徐百柯在评论该书时说，《微博问政的30堂课》勾勒出网络互动时代的基本政治轮廓——从政府的角度讲是开放透明和承担责任，从社会的角度讲是公共理性的建立，在制约政府的同时节制自我。从“行政”到“政治”，这不仅是认知上的提升，也是含义上的深化”。
应该说，这种论断不无道理。如果说2010年是“微博元年”的话，那么如《人民日报》所报道，2011年被称为中国的“政务微博元年”。
据报道，截至2011年12月10日，仅腾讯网通过认证的广东省政务微博就有399家，其中包括252个党政机构微博，147个官员个人微博。而几乎同一时间，经新浪网认证的政府和官员微博已增至约2万个，而微博用户的数量早已破亿。
同时，免费午餐、微博打拐等一系列微博热点事件的发生，说明了微博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也愈发不能忽视。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随手转”可能就会带来“蝴蝶效应”，引发舆论集中，推动事态发展。
学者胡泳在谈及互联网近十余年的发展趋势时，曾列出了十个向度的关键词，分别是网络维权、网络围观、公民新闻、网络恶搞、网络社群、网络动员、网络监督、网络问政、网络扒粪和网民权利。这些耳熟能详的关键词，就像一把把手术刀，每一把都足以让我们深度“读懂中国”。在互联网跨入“微博时代”后，在这些领域所发挥的功能，也必将“升级”。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是首位微博粉丝突破百万的省部级官员，他认为“政务微博实际上就是对政府行为的一次改革”，“我们要走进民众，就得改变自己，改变我们的学风、网风、乃至政风。”从改革的角度看微博，不能不说是微博的希望所在。
当然，前不久推出的系列微博管理措施，虽然给微博的成长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正如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章剑华在书中所说:“微博参政问政，应当说有这方面的功能，但对此决不要过分夸大，毕竟有很大的局限与缺陷。”
但是，作为互联网技术上集大成的社交平台，微博带来的最大影响无疑是开放性的思维，在当前社会管理交叉着法治、人治和媒治的背景下，微博的成长性又确实给人以期待，因为从“技术赋权”的角度看，微博天生就是个“拆墙者”，作为一种工具，它提供的是“问责性技术”。（魏伯通）
《微博问政的30堂课》读后感(四)：（新华每日电讯）魏伯通：“微博问政”如何才是可能的？
最近，《微博问政的30堂课》一书的出版，让“微博问政”的话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著名学者郑永年在该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话题：微博的作用，有望打破一道道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那么，微博问政该如何问？
自2009年微博产生以来，影响日盛，类似图书也陆续推出，大致为两类，一类是微博营销，比比皆是，一类则是微博问政，凤毛麟角，所以有人称《微博问政的30堂课》是“微博问政第一书”，并不为过。
围绕“微博问政”的命题，书中数十位“微博达人”各抒己见，妙语纷呈。郑永年在该书序言中说：“微博的作用，有望打破一道道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这一道道墙当然不是由钢筋水泥砌成的，而是这些墙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资本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等等，不一而足。”
媒体人徐百柯在评论该书时说，《微博问政的30堂课》勾勒出网络互动时代的基本政治轮廓——从政府的角度讲是开放透明和承担责任，从社会的角度讲是公共理性的建立，在制约政府的同时节制自我。从“行政”到“政治”，这不仅是认知上的提升，也是含义上的深化”。
应该说，这种论断不无道理。如果说2010年是“微博元年”的话，那么如《人民日报》所报道，2011年被称为中国的“政务微博元年”。
据报道，截至2011年12月10日，仅腾讯网通过认证的广东省政务微博就有399家，其中包括252个党政机构微博，147个官员个人微博。而几乎同一时间，经新浪网认证的政府和官员微博已增至约2万个，而微博用户的数量早已破亿。
同时，免费午餐、微博打拐等一系列微博热点事件的发生，说明了微博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也愈发不能忽视。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随手转”可能就会带来“蝴蝶效应”，引发舆论集中，推动事态发展。
学者胡泳在谈及互联网近十余年的发展趋势时，曾列出了十个向度的关键词，分别是网络维权、网络围观、公民新闻、网络恶搞、网络社群、网络动员、网络监督、网络问政、网络扒粪和网民权利。这些耳熟能详的关键词，就像一把把手术刀，每一把都足以让我们深度“读懂中国”。在互联网跨入“微博时代”后，在这些领域所发挥的功能，也必将“升级”。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是首位微博粉丝突破百万的省部级官员，他认为“政务微博实际上就是对政府行为的一次改革”，“我们要走进民众，就得改变自己，改变我们的学风、网风、乃至政风。”从改革的角度看微博，不能不说是微博的希望所在。
当然，前不久推出的系列微博管理措施，虽然给微博的成长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正如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章剑华在书中所说:“微博参政问政，应当说有这方面的功能，但对此决不要过分夸大，毕竟有很大的局限与缺陷。”
但是，作为互联网技术上集大成的社交平台，微博带来的最大影响无疑是开放性的思维，在当前社会管理交叉着法治、人治和媒治的背景下，微博的成长性又确实给人以期待，因为从“技术赋权”的角度看，微博天生就是个“拆墙者”，作为一种工具，它提供的是“问责性技术”。（魏伯通）
《微博问政的30堂课》读后感(五)：（新华每日电讯）魏伯通：“微博问政”如何才是可能的？
最近，《微博问政的30堂课》一书的出版，让“微博问政”的话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著名学者郑永年在该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话题：微博的作用，有望打破一道道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那么，微博问政该如何问？
自2009年微博产生以来，影响日盛，类似图书也陆续推出，大致为两类，一类是微博营销，比比皆是，一类则是微博问政，凤毛麟角，所以有人称《微博问政的30堂课》是“微博问政第一书”，并不为过。
围绕“微博问政”的命题，书中数十位“微博达人”各抒己见，妙语纷呈。郑永年在该书序言中说：“微博的作用，有望打破一道道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这一道道墙当然不是由钢筋水泥砌成的，而是这些墙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资本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等等，不一而足。”
媒体人徐百柯在评论该书时说，《微博问政的30堂课》勾勒出网络互动时代的基本政治轮廓——从政府的角度讲是开放透明和承担责任，从社会的角度讲是公共理性的建立，在制约政府的同时节制自我。从“行政”到“政治”，这不仅是认知上的提升，也是含义上的深化”。
应该说，这种论断不无道理。如果说2010年是“微博元年”的话，那么如《人民日报》所报道，2011年被称为中国的“政务微博元年”。
据报道，截至2011年12月10日，仅腾讯网通过认证的广东省政务微博就有399家，其中包括252个党政机构微博，147个官员个人微博。而几乎同一时间，经新浪网认证的政府和官员微博已增至约2万个，而微博用户的数量早已破亿。
同时，免费午餐、微博打拐等一系列微博热点事件的发生，说明了微博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也愈发不能忽视。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随手转”可能就会带来“蝴蝶效应”，引发舆论集中，推动事态发展。
学者胡泳在谈及互联网近十余年的发展趋势时，曾列出了十个向度的关键词，分别是网络维权、网络围观、公民新闻、网络恶搞、网络社群、网络动员、网络监督、网络问政、网络扒粪和网民权利。这些耳熟能详的关键词，就像一把把手术刀，每一把都足以让我们深度“读懂中国”。在互联网跨入“微博时代”后，在这些领域所发挥的功能，也必将“升级”。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是首位微博粉丝突破百万的省部级官员，他认为“政务微博实际上就是对政府行为的一次改革”，“我们要走进民众，就得改变自己，改变我们的学风、网风、乃至政风。”从改革的角度看微博，不能不说是微博的希望所在。
当然，前不久推出的系列微博管理措施，虽然给微博的成长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正如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章剑华在书中所说:“微博参政问政，应当说有这方面的功能，但对此决不要过分夸大，毕竟有很大的局限与缺陷。”
但是，作为互联网技术上集大成的社交平台，微博带来的最大影响无疑是开放性的思维，在当前社会管理交叉着法治、人治和媒治的背景下，微博的成长性又确实给人以期待，因为从“技术赋权”的角度看，微博天生就是个“拆墙者”，作为一种工具，它提供的是“问责性技术”。（魏伯通）
《微博问政的30堂课》读后感(六)：徐百柯：在政治网络课上训练政府和公民
政治这门技艺，古往今来都需要课堂。周公的明堂、雅典的城邦大会，历代演进，各自更迭。当代，从广义上说，政治及相关的规训，已进入“网络课堂”时代。在当下中国，这种政治性网络课堂的先锋和前沿是微博。一本名为《微博问政的30堂课》的新书中这样写道：
微博在中国诞生至今只有3年，而3年的成长史，足以让人惊叹与期待。在今天，不论你身处京广沪，还是小县城，微博都触目可及；不论是身居朝堂上，还是江湖漂，微博都形影不离。以至于，微博出现之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今天都很难回忆起。……在今天，“微博改变中国”这句口号已四处流传，没有人能够小觑。
这种“改变”，显然有多个层面，从个体状态到社会心理，不一而足。政治层面的改变，尤其值得注意。
书的编者邀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作序。据郑观察：微博正在带来一场变革，改变着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微博为中国带来了社会政治变化的新动力，让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的互动更为频繁，二者的关系也在以互联网为中介的公共空间中急剧变化。因为微博的最大功能就是“开放”与“参与”，而“开放”与“参与”既是对中国文化环境中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又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政治的兴衰和政治过程的开放度紧密相关。当政治过程开放，社会有机会参与，政治就兴旺；反之，当政治过程封闭，社会变得和政治毫不相关，政治就会衰落。
作为一种互联网新技术的微博，按照郑永年的说法，“同时赋权于政府和社会”。在这本书中，我们能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两条相互交织的脉络。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蔡奇作为粉丝超过600万的“大V”，探讨了政务微博的起点必须是公开透明这一问题。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入选了“中国十大微博官员”排行榜，他论及官员微博，称“不能拉官腔、说官话”。这一序列里，还有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务室副处长、河南省新郑市副市长、浙江省海宁市司法局局长等。
另一条脉络上，则聚集了微博运营商的高管、大学学者、知名网友和博主。他们探讨了“Web2.0时代的网民声音”、“微博时代只能‘舆情应对’，难以‘舆情控制’”等话题，也分析了“重庆小贩受伤害事件”、“讨薪事件”等热点。
书中大部分的言说，所谓“微博问政”，问的还是行政，或者说主要属于行政范畴。但正是两条脉络的交织，勾勒出网络互动时代的基本政治轮廓——从政府的角度讲是开放透明和承担责任，从社会的角度讲是公共理性的建立，在制约政府的同时节制自我。从“行政”到“政治”，这不仅是认知上的提升，也是涵义上的深化。
某种意义上，书中所概括的30堂课确实是现实政治性网络课堂的缩影。编者称：希望这些课是官员的学习讲义，更是公众的公民读本。
若对“微博改变中国”这句话细加审视，这两年许多良性案例的影响，实际上还只是在行政层面，很难说微博已经现实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所以准确的描述还是要回到开头——这只是政治的课堂，是政治这门技艺的训练场。微博是这样一个场所：政府在此受到训练，社会亦然，换言之，二者相互训练。正是在这种规训的意义上，微博从政治的层面改变着中国。基于此，可以期待，这个课堂的成果，即微博所负载的现代政治文明特质，比如前述的“开放”和“参与”，又如信息的自由流动，将真实地改变中国的政治。
《微博问政的30堂课》读后感(七)：王长春：重视微博的社会影响力
崛起的“神秘特质”
去年那部红遍全球的新潮电影《社交网络》中，主人公马克·扎克伯格——当今世界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这样描绘他发起社交网络Facebook的核心理念：分享，并且由你自己来掌控分享的对象。
如果这个分享的对象群体，数目已经庞大到了整个地球人口的1/14了呢？
面对几年内迅速膨胀到5亿多用户的Facebook王国，即便连其创始人扎克伯格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从创立开始就隐藏着的用户隐私问题，由此变得更加突出。
在去年一个难得的公开演讲场合，面对听众的连连质疑，扎克伯格用一贯含混的方式回应隐私保护问题：“如果我知道我在网页上留下手机号码，会被5亿人看到，那肯定不会这么做。但事实上，只有几百名我的Facebook好友能看到。”
不难想象，即便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也一定会在几秒钟内，在Facebook这个无边界的庞大帝国，激起争议的巨浪——这种争议，由一条回应叠加更多回应的蛛网式信息传播链条构成。
个人分享加上网状信息传播链，不仅再一次印证了Facebook、新浪微博等新型社交网络惊人的活力，也在无意中泄露了类似网络创新不可避免滋生的黯黑底色。
一如Facebook在美国年轻人圈子自发的风靡，微博的崛起，也有着类似蓬勃发展的“不可思议的神秘特质”。
不少媒体将微博短短两年，用户突破1亿的发展路线图，解读为新浪自博客时代开始就屡试不爽的名人策略再次成功复制；也有媒体将微博的成功归结于现实社会种种压抑和不公现象快捷简便的宣泄；甚至有人更为讨巧地将微博的爆发归功于新浪CEO曹国伟敏锐的商业直觉，和其团队惊人的执行力。
不管其成功秘诀何在，面对微博“大爆炸”效应，有一点始终值得追问：同样深植于开放分享理念的微博和Facebook，为何对中国和美国现实社会影响生发路径如此截然不同？
“巨人”微博引发的“股市”波动
举个例子，2011年8月，国内商界“巨人”史玉柱，因为在其实名微博上抛出有关中国人寿想争夺民生银行控制权的一个“主观设想”，第二天就在股市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短短数十个字的微博，不仅使得民生银行的股价大幅波动，还很快引起了第一财经等媒体的关注和质疑。
微博的传播威力，迫使史玉柱这个善于操控舆论为其脑白金等产品营销需求服务的“商业奇才”，很快就删除了有关民生银行股权变化的微博，并连连发出“微博太不好玩”之类的感叹。
这个因为微博引发的财经事件，最终以北京证监局约谈史玉柱，对其发出口头告诫，要求其在可能影响上市公司事务上，今后更加“谨言慎行”而告一段落。
相比新浪微博正式启动以来，所引爆的一件件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史玉柱和中国人寿关于民生银行的“口水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只能算是一出“轻喜剧”。
尽管缺乏详尽的数据分析，众多IT业内人士仍然认同这样一个观点：相比Facebook，微博更好地捕获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从官员到知识分子、从商人到草根民众的层级结构，使得微博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对美国首先兴起的社交网络分享和透明机制的模仿，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新话语权威”。
微博是否会成网络界的“央视”？
新浪微博在中国媒体大变革图景中迅速获得的新地位，不仅引起了众多传统媒体的艳羡，还引发了扎克伯格的好奇。
在去年的一次来中国访问行程中，扎克伯格带其华裔女朋友一道访问了新浪。
同Facebook基于对美国自由开放为基石的扁平化结构理解相似，新浪微博从最初的籍籍无名，到运作姚晨成为“微博女王”为标志的名人策略成功，再到大批媒体、法律、营销等专业人士进驻，可谓对中国目前的影响力格局了然于胸。
然而，下一步又将如何？
因为对“邻家女孩式心态”的深入把握，Facebook成功地将美国社会现实社区关系基本上完整地搬到了网络上：在Facebook王国，每个美国青少年的网络账号几乎等同于其在学校里的自我，几乎身边所有的好朋友都拥有实名的Facebook身份，并且一如既往地延续着真实的关系。
这使得Facebook拥有了对其数亿用户无可比拟的黏性：无法想象，一个拥有足够充分和完整的真实社会关系的用户，会轻易改换“门庭”，迁移到其他网络平台。
因为这种强关联性，Facebook拥有了强大的商业价值，而不仅仅是所谓的社会影响力：几年前Facebook启动对众多网络服务开发商开放战略，就迅速产生了ZYNGA这样光依靠Facebook就可每年赚取数亿美元的网络小游戏开发商。
新浪微博则至今仍在苦苦摸索可以持续扩张的商业模式。在微博上，只要稍稍花些工夫去关注一些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的“名人用户”，就不难理解微博为何如此真实地折射了现实社会的割裂：在微博上，各种抱着不同目的、拥有不同渠道的用户蜂拥汇聚在一个又一个社会热点上，又瞬间消散在一个个微博名人背后独立不交集的关注链条中。
从这个角度观察，微博还无法严格界定为真正的社交网络，它仍然只是新浪名人博客战略的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延伸？
所以，“微博问政”，至少从目前来看，仍然只是自上而下的一种话语体系的再分割，再重组，再变形，它偶尔会在一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公共事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扩音器作用，但要从其用户庞大的信息流中，生长出一种可持续的公共事务创新管理新机制，还只是少部分人美丽的愿景。
这种愿景，还随时可能因为微博急切的商业化冲动，以及日趋混乱复杂的监管机制，而变得遥不可及。
微博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最为创新的监督力量，不仅对精英阶层，更重要的是也对公权力。然而无数细微的控诉和质疑被放大，被传播，最终进入主流媒体话语循环，多少还带有偶然意味。
当然，我们也无需过度忧虑和沮丧。正如扎克伯格在去年接受《纽约客》杂志的长篇访问中，所解释的为何Facebook并不会过度担心其隐私权冲突：Facebook的兴起，完全是基于对人性日趋透明、诚实、公开、善良这一大趋势的信仰和认同。故它完全没有理由担心一个生活优裕、内心阳光、事业成功的20多岁的美国大男孩，会因为什么能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什么又必须深深隐藏起来而烦恼不已。
这样近乎天真的论断，在中国众多喜欢匿名发表和分享各种观点的网友看来，多少会感到突兀。然而静心思考之下，在不远的未来，那些热爱音乐、美食、旅游、QQ聊天的中国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不再盲从，不再阿附，不再妥协，他们热爱坚持，热爱公平和正义，热爱分享，谁又敢轻易下论断，善于变革和创新的微博，不会真正成长起来，成为网络世界的“中央电视台”呢？
随着微博的商业化力量凸显，以及监管机制的日趋复杂，我们无疑要期待更为清晰的信号，这样一种大都由粉丝互相关注、互动交集带来的“新舆论力量”，怎样才能成为一种常态的、机制化的公权力监督和制约力量，并同时能在现有的体制中获得一席之地。
通过微博“问政”的可能性
之所以微博能成为目前草根民众撬动部分体制堡垒的支点，究其原因，还在于技术革新。
一方面，民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深入，而逐渐升腾；另一方面，技术革新持续深远的影响，这中间不乏出现了一大批目光长远又富有变革能力的新型官员。
这样，就为微博构筑新的官民互动体系，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可能。
然而，正如去年一本描述美国社交网络的领先者Twitter如何发生作用的畅销书——《微博力》所剖析的那样：大的商业机构想借助TWITTER上位，还须有深谙网络运作之道的专业人士。
同理，草根想更好地撬动微博的舆论优势，也必须理解和遵循以下原则：
1.关注尽可能多的专业人士和社会名人。解读他们引起最大多数粉丝共鸣的微博，从中找出好的微博的构成要素。
2.好微博的要素有很多，关键有几点：追逐热点，但用新角度切入；用最简洁的语言，传达最有力的声音；尝试包容不同的声音，即便是质疑乃至谩骂。
3.微博尽管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舆论威力，但毕竟仍然只是个平台。故发私信寻求专业人士的支持和意见，也相当重要。
4.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微博并不是万能的，故仍然要降低对微博问政的期望值，同时花更多时间参研法律知识，积极运用媒体和法律的工具来进行博弈。
（作者系第一财经网原主编。本文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微博问政的30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