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教育病理》是一本由郑也夫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2.00，页数：3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吾国教育病理》读后感(一)：《吾国教育病理》读后的思考
最早看到郑也夫先生的文章是在《南方周末》的几篇文章，作者在文中分析了中国教育的部分问题，看后受益匪浅。通过这几篇文章知道了作者的新书《吾国教育病理》也即将出版。从此就开始期盼能早日看到此书。
我的小孩现在上小学二年级，从孩子开始上幼儿园起，我就开始关注教育的相关问题，尽管媒体上对中国的应试教育口诛笔伐，但总觉得媒体上有些言过其实了，毕竟我也是中国应试教育的受益者。通过高考我也顺利的考取了大学。
但是，在最近一年来遇到的几件事情，让我开始反思应试教育对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其一、我的一个同学小孩上初中，暑假作业居然是抄写课本，不是一遍而是数遍。孩子暑假的大多数时间是一遍遍的抄写课文，而作为家长居然也认可这种方式。看到孩子眼中的那种无奈的目光，机械的抄写着课文，我当时真的是无语了。如果机械的抄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的话，孩子从心里能喜欢学习吗？恐怕最终的结果是厌学。
其二、在一次同学聚会时，一位同学问我：他的孩子考大学时，报什么专业好？我当时就顺口问了一句：孩子现在的兴趣在哪里？我同学回答：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感兴趣的东西！这是给我的第二次触动。一个即将成人的少年，居然没有发现自己的兴趣点！难道这就是目前高中学生的状态？
两件事情，让我开始反思应试教育到底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在看完郑也夫先生的《吾国教育病理》后明白了造成目前病态教育体制的原因！
在现行的体制下，其实只有少数成绩优异的孩子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而大多数的孩子成为了陪绑者。因此12年教育的结果就是孩子们对学习彻底失去兴趣。如果，考上北大清华的代价是对学习终身失去兴趣，那这个代价未免有些太大。
其实摆在每位父母眼前的一条“坦途”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但这条路真的适合自己的孩子吗？看了这本书，大家就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坦途”而是“歧途”。其实教育应该保护孩子的天性、保护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心、对人性的理解、对周围事物的兴趣以及孩子的创造力。而目前我们的教育不仅无法传承正确的教育理念，恐怕更多的是扼杀。
通过高考选拔出一些“优异”的学生进入大学，只能说是一种交易成本很低的选拔方式，但这种极低的实施成本的背后恐怕是社会成本的巨大黑洞，代价就是一批一批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学习的兴趣逐年下降。
作者在文中提出“中国教育毁伤创造力的深层原因是竞争过烈，直接原因则是“复习”成为教学的重心。”、“我们的社会果真通过其教育完成了对少年好奇心和狂飙期的扼杀，手段竟然是稀松、不起眼的“复习”。“三流的学生靠过度的复习挑战潜力二流的学生，潜力二流的学生靠过度复习挑战潜力一流的学生。偌大的中国没有几个松弛的、自由的、轻负的学生，都要在压抑中没完没了地复习。”。我很同意作者提出的这个观点，一遍遍的复习扼杀的是孩子的兴趣。
作者在书的结尾处也提出了造成教育问题的症结：“教育大一统在我们可以想见的一切维度上，消灭多样，制造单一。大一统打造单一的标准，单一的标准直接、间接地导致激烈、恶性的竞争”。
总体来说，书中的大多数分析和观点我还是赞成的！强烈推荐关心中国教育、关心孩子健康成长的父母都看看这本书！
《吾国教育病理》读后感(二)：为什么我现在才喜欢主动学习
优秀的社会学著作，大都不容易读。一是论证多且细，逻辑性太强；二是很严谨，文献和数据引用多。所以社会学书是锻炼自己逻辑思维能力的好帮手。读了《信任论》和《后物欲时代的来临》，又买来郑老师的《吾国教育病理》。
工作后，越来越喜欢阅读，把主动学习当做一种乐趣。时常想，像概率统计这样重要有趣的学科为什么上学的时候一点兴趣也没有，像英语写作这样有用的工具为什么读书时是疲于应付，《吾国教育病理》这本书，让我找到了答案，给我一些启发。
郑老师在书中例举了不少教育病理，例如重复习，超长学制，不正确的学历追求，行政专权，其中一个核心是职业的差异性（工资与地位）导致无法分流，无法分流导致了教育的军备竞赛，从而通过复习和复读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和对社会的关怀。有些论点很大胆，对我也很惊奇，比如奖励是一种“行贿”，比如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论证，我想一个真正的社会学者也是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
书中的有些论点，比如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我也觉得论证得过于简单，不能让人信服。
《吾国教育病理》读后感(三)：吾国教育的受益者也是牺牲品
这是迄今为止颠覆我世界观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读这本书源于《罗辑思维》节目中罗振宇的介绍，在KINDLE里断断续续用了两周的时间才读完，而且是急切地想知道作者接下来会说什么，像追不断更新的电视剧一样。之所以能够对这本书爱不释手可能是因为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不断对照自己19年的求学道路，越是深入阅读越是觉得脊背发凉，越是觉得自己是中国蹩脚教育的牺牲品。
读这本书酣畅淋漓的快感首先来源于作者的大胆直言，有些感觉甚至“略显”反动的言论直至问题本质，如中国教育的“军备竞赛”原因在于施行多年的“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学去行政化的部分阻力来源于大学校长的贪婪等等，对于看惯了学者在公权力面前的唯唯诺诺、在已经“定性”问题面前的噤若寒蝉以及在利益面前的卑躬屈膝，这样的言论让人大呼痛快，这或许也代表了中国当下言论自由方面的一种进步吧。其次是来源于作者分析得鞭辟入里，作者的很多观点都很新颖，特别是前面提到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教育军备竞赛的观点。
对于我自身来说，我是中国教育的受益者，也是牺牲品。说我自己是一个受益者，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虽然教育不公平的现象比比皆是。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贫寒子弟，想走出农村，目前考大学还是最为便利的途径。走出大学求职中除去各种“关系网络”，能够证明自身能力的学历上，大家仍然是平等的。说是“牺牲品”，当然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最突出的表现是研究生毕业之前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什么，看到周边同学的简历上也都是勉强的写上“读书”、“旅行”之类的其实根本算不上兴趣爱好的东西，因为正如书中所说，根本没有时间发现、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作者在书中说本科阶段没有读过七八本学术著作是不配上研究生的，很不幸，我就是这样的本科生，扪心自问，本科期间我应该算是比较用功的学生，多数时间都在学习，但学习的内容仅是应付考试和考证，学术著作考试不作要求，老师更不作要求，毕业论文也是随便“剪刀”加“浆糊”拼凑出来的。研究生期间也好不到哪里去，导师看到学术水平如我们的学生，早就绝望到放弃了，唯希望我们能够顺利毕业，不要影响到他的各种考核就可以了。回头想想，确实如作者所说，耗费大量的时间拿到的文凭其实是被学历军备竞赛绑架的产物。
以前对教育制度不满，老生常谈的都是应试教育的不合理，但具体怎么不合理，没人说得清楚；给应试教育开的药方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真的是对症的药方吗，似乎也很少有人追问；对教育的关注长期都在高考之前的阶段，高等教育越是“高等”越是像黑箱一样，没人去说，也说不清楚。这些问题作者基本说清楚了，大多数观点我都很赞同。
《吾国教育病理》读后感(四)：中国教育的出路
中国教育的出路
陈心想 《南方都市报》
中国教育积弊之深让国人上下揪心。虽说讨论教育问题成为日常社会话题，也有一些不错的见解，但多是就教育谈教育，对教育的深层病因探索不够，故而难以提出有效治本之法。郑也夫先生这本《吾国教育病理》一书跳出教育的藩篱，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来探讨，穷根究底，直指根本，开出药方。本书秉承郑先生一贯的治学风格，厚重的理论、广博的知识和信息，以及优美的文笔融在一起，向读者娓娓道来那些你想象不到的真知卓见和大小道理。阅读该书在理解中国教育的同时，更是一种难得的激活思维的智力活动的享受。
本书中关于教育和创新人才的论述给我印象极深。从进化角度入手，郑先生认为，“创新能力与创新人才都是稀缺的”，原因是“基因注定的，不可更改的，至少在基因工程启动之前的历史是这样的”。为什么自然选择会让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那样稀少呢？因为人类历史上环境在较长的时间内都是稳定的，稳定的环境人们依靠前辈积累的经验可以应付生存，对创新的需求很少。也因此，人们后天的学习主要在模仿，而不是创新。可是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这个我们生存的环境。享受工业革命的成果同时也遭遇到了祖先不曾遇到的新问题。因此就要以创新来解决新问题，同时又制造新问题，再通过创新来解决。
培养创新人才教育领域最时尚的词汇之一，而基因决定了这些创新人才是“稀有动物”。教育要培养创新人才首先要能识别哪些人是稀有的创新人才。可惜，郑先生从智商、知识积累、成绩单与创新能力关系的角度分析的结论是，我们难以找到可靠的东西来识别潜在的创新人才。
知道优秀人才是什么样子，我们尚且未必可以培养出来。对于我们识别不出来的那些稀缺的创新人才，还谈何培养呢？可是，我们教育界似乎共识性地在致力于“培养创新人才”。所以，针对中国社会和教育揠苗助长的现实，郑先生很痛心地指出，我们的教育不是在促进创新人才的成长，而是在摧毁学生的创造力。这也是现今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所在。
根据郑先生的分析，创新者往往都是“脱离正轨的人”，而我们的教育对这些不着轨的家伙通常是难以容下的。我们的教育是“扁平化的”。有创造力的学生被繁重的复习和考试磨去了“个性”，成绩差些的一再督促和努力，也把成绩提起来了。这样整个教育出来的学生群体同质性很强。所以作者说：“我们有理由怀疑，在这种过度的干预中，原本有着创造潜能的少年，被修理成常人”。
在论述创造力的摧毁时，作者提到了古代科举与当今科举的不同。科举制筛选的人才在智商上是优秀的，但其最大的缺点是不但不能筛选出，甚至极大地扼杀着有创造潜力的人。古代社会因为对创新的需求小，所以科举的这个负功能没有大碍。但是当今社会极大需求创新，依旧无休无止的复习和科目的增多，造成当今学生比古代举子负担重得多。加上教育的大众化造成“今天的竞争十倍于古代，乃至现代科举制对创造性的杀伤力也十倍于古代。”
所以，在认知上的不对称，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如何识别创造潜力的人才，更不知道如何培养，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怎样很容易摧毁创造力。这告诉我们“创造潜力是脆弱的东西；而积极的努力不是有益无害，大不了白干，而是为害的可能性颇大”。超一流的创新性人才都不是刻意培养出来的。所以，不管是家庭还是学校，都需要“提供一个宽松、宽容、自主、自在的学习环境，不做其他干预，不期然地，创新性人才就产生了”。
不过，虽然宽松环境重要，但是一定程度上，识人的“伯乐”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想就六祖慧能的例子来做点分析。郑先生举慧能的例子是为了说明极富有创造力的人与教育的关系的。学校不能刻意培养这些人才，但是那些创造性人才也不能没有教育。慧能没有像其他僧人那样有机会苦读和听讲，只是一个边缘的杂役，但是，如果他没有进入五祖弘忍所在的东山寺，就没有机会“捕捉到东山寺庙空气中飘拂的佛学信息，他便只好依旧是个俗人”。在700个僧人的大寺院，成就的是这个边缘的杂役。我们的社会和教育能做的是什么？就是东山寺这样的学校，能让空气中飘拂有这样那样激发“灵感”的一点东西，但是也需要有眼光的“弘忍校长”。而且六祖做杂役是不是弘忍的刻意安排？也值得注意。郑先生专门讨论选材一章里就提到科学史上的一个美谈：戴维的最大成果是发现了法拉第。这样看来，虽然发现人才理论逻辑上困难，但在实践上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关键是要有有眼光的“伯乐”。
激烈的高考竞争无疑是摧毁创造力的大端。要改善这一生态，有个好的成长环境，就要缓解“军备竞赛”式的竞争。就此，郑先生提出“分流”，减少竞争的参与者。考大学前，一部分学生要离开考大学的队伍，去职业学校或者去作坊直接边干边学。作者认为，通过分流，参加高考的人数大大降低，从而可以缓解高考竞争。德国的分流是早期分流成功的榜样。德国学生十岁开始分流到不同轨道的学校，有的去主体中学，有的去实科中学，有的去文科中学，还有综合学校等。只有去文科中学的学生大部分人以后读大学。其他学校的学生优秀的还有机会读大学，但是比例很低。早点分流找到职业兴趣点，通过学校与公司的双元制培训，掌握技能，进入社会。既然最终能够有机会上大学的人数有限，晚分流还是要分流，而且许多人成了高考的陪绑，高考失败，也无一技之长，然后从头再来，学习一门谋生技能，代价何其大！所以，早点分流对缓解陪绑是一剂良方，对学生个人，其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都有莫大的好处。
陪绑问题也是郑先生多年来一直很感兴趣的问题，而且也把分流作为减少陪绑的一个办法。除了高考陪绑，大概在中国教育中，外语学习中的陪绑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我和郑先生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中国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中，多少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外语学习，不仅学习的结果，多数是应付考试的英语，实际应用中的听说读写都不行，而且实际上“最终只是少数人有机会使用”。除了这些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不都是在陪绑吗？为什么成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因此，作者提出，“我们非常有必要通过大规模的调查搞清楚两个事实。其一，学生们初中、高中、大学期间在外语学习上花费了多少时间，要搞清平均用时及不同用时组的时间花费情况。我相信这项时间支出是巨大的。所以也就极有必要展开第二项调查：多大比重的人口在毕业后使用了外语，分别是在何种程度上使用的。如果情况严重，即大多数人花费过很多时间学习外语，而日后很高比例的人口完全没有用场，我们就有必要重新思考和设计外语学习的位置。”
多样性的生态，就如同一个森林里，许多种动植物都可以找到自己生活很好的小生境，大的可以成其大，小的也自得其乐。正如作者所说“教育大一统在我们可以想见的一切维度上，消灭多样，制造单一。其最突出、最触目的后果是千校一面。千校一面的特大弊端有二。其一，它不可能完成社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期待。其二，失去了实验的机会和可能性。大一统打造单一的标准，单一的标准直接、间接地导致激烈、恶性的竞争。”
《吾国教育病理》读后感(五)：如果教育有病，我们有没有药
01
似乎每个人对“教育”都有自己的见解，从政府官员到小摊小贩，从垂垂老者到蓬头稚子，只要谈到“教育”，他们都可以讲几句。
十年前，本科第一堂课是《教育学原理》，彼时任学院副院长的刘先强老师在黑板上写下“教育”两个大字，问：你们说，什么是教育？那个大阶梯教室容纳了大概两百号学生，全场鸦雀无声。我也从此对“教育”更加敬畏。
十年后，哪怕我一直从事与教育学相关的学习和工作，也必须承认，教育潭水深千尺。
02
谈到教育的话题，自说自话的很多，反躬自问的不多，专著批判的就更少。
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一书，值得一读。
写法上，和其他教育社会学的著作相比，这本书基本上说的都是“人话”，娓娓道来，像导师上课开小灶，他不以学术用语淹没读者，仅偶尔“掉掉书袋”厘清脉络。有一点点像《丑陋的中国人》，却可能因为有了教育学等学科原理、社会学的方法作补充，加上郑老师母亲是教育工作者，对“人才”的关切、对“精英”的关怀显得更有“人情味”。
内容上，郑老师从现行教育制度和教育“乱象”出发，将“遇见”的教育问题一一陈列。以我有限的人生经验来看，大部分郑先生所关心的问题都分析得细致详尽、深入浅出，且有据有节、振聋发聩。有的读者评论里说郑老师是“愤青”，但我却读到他的隐忍和克制。不过，这是后话，暂按下不表啦。
03
分享些摘抄的句子。
“在人类置身的大宇宙和小宇宙中，最待开发的富矿不是黄金与稀土，而是女性的才智。或因早期被排斥在教育与社会生活之外，或因后来以效法男性为鹄的而淹没了自身的禀赋，至今女性显示出的才智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教育上排斥女性的终结是近现代社会最大的解放和收益。”
“仪式要有感召和威慑力，因而精致是仪式之必需，扮演者唯反复演练才可达到效果。人类的社会生活演化到近现代，秩序的获得方式已经改变，复杂的分工合作取代了'礼'的构建秩序的功能，发展成为当今的主旋律，乃至学习的主要内容由'礼'转变为认知。”
“前天和昨天遭遇的新事物给了他们巨大刺激和快感，对今天和明天即将碰面的新事物，他们会满怀期待，那是一种按捺不住的热忱和欢愉。反之，如果他们没完没了地沉浸在陈旧内容的复习中，那内容对他构不成任何刺激，久而久之，他们不仅厌倦某个科目的学习，而且将会反感任何一项学习。”
“没有丰富的社会和生活的经验，理解大师关于社会与人生的论述必是肤浅的、表面的、夹生的。离开了社会生活学习社会科学，必是学舌和掉书袋。只有社会与书本的互动，才能发育智慧和洞见。”
“社会必须善待非精英，否则将走向一种复杂、混沌、捆绑式的教育机会的竞争，导致无法培养出真正的精英。”
04
回到十年前，刘老师说，教育是真与美，是教人向善，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来到十年后，我们看到了学校的种种弊端，其实不是”教育的病“。就像人某个器官有毛病，是背后的系统出了问题。教育的“病”以及带给我们的“痛处”，是人的欲望和社会生活之投射。想要治“教育的病”，才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更是家长的事，社会的事。
要说教育理想，是让我们的后代不受其家庭背景、户籍地域等客观因素所限，其潜力能得到充分开发，并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
要实现这个如同口号的春秋大梦，需要成人社会的共同努力，别贪得无厌，别斤斤计较，别拔苗助长。
教育，就是人与人的相互影响。
做合格的教育者，就是做榜样。
05
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颗心灵唤醒另一颗心灵。
——（德）雅斯贝尔斯
《吾国教育病理》读后感(六)：作为一个小愤青必须吐的嘈
在中国，为了高考所要经受的漫长应试教育实在是对青春的磨蚀。课程数量太大，留给大家很少的自由时间。课程内容太专断，目的太功利，无疑是为了考试服务。其中数理化稍好，毕竟是少涉及情感的科目，而文史哲完全变了味，不相信这样虚假的内容可以培养出真正的作家和哲学家。早年在学校，我曾是很反感语文，数学，英语这些课程，让我一度以为自己除了玩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但在之后的年岁里我逐渐发现自己其实非常热爱文学，科学和语言，于是感叹学校可以以它应试和垄断的方法颠覆我们对一门学科的看法。且学校的课程安排有一套明确的等级制度，在中高考中占分高的主课明显重要于占分低的副科；而学校不开课的内容完全变得无足轻重，偷偷从事就是不务正业大逆不道，会被家长和老师打压到最底层。这会让人潜意识里把学习和功力建立联系，但其实主动的学习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我们却被剥夺了这种权利。
学校的冗长时光如此无聊，幸好孩子们有天然的保护光圈，可以抵制住学校施加的腐朽戾气。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生对于上层的各种应对措施都足以显出我们新生一代所具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可惜，精华都消耗于此实在是有些浪费，难道不该用于自己梦想热爱的事物上？年轻人的叛逆精神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想这是进化给年轻人赋予的特质，因为我们会秉着本性自发吸取美好有趣的事物，而抵抗掉迂腐无聊的部分。社会革新的基础就是新生力量对腐朽势力的抗拒。而中年人则丢失了这种能力，相比创新，他们对传承更感兴趣，从曾经的先驱变成了保守派，于是与更新一代的年轻人产生了分歧。这是换代的痛。但只有这样，人类才会一路褪去旧壳，一直前进。
就我个人而言，可能叛逆的不算早，我小学的时候记得自己还是在三好学生的范畴之内，混混沌沌就过了。但一到初中顿时就觉醒了，从那时开始就逐渐对听课和学习丧失兴趣，而养成了抓紧上课时间干其他事情，而考前自学的好习惯。就这样，很多好书都是在课堂上陆陆续续看完的，从这些课外书中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充满了理想，同时又倍感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后来事实证明，学校教育的影响力的确很有时段性，过了毕业季就微乎其微，因为一旦毕业，大部分的知识会被我们以神奇的速度摒弃。而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则是曾经艰难存在于夹缝中的一些美好感情。此外，也会记得一些特别的老师和他们真诚的鼓励，虽然现实中我们很难遇到《死亡诗社》中的Mr Kiting，但是的确有一些老师有决然正气和不拘一格的作风让我们尊重。其实，当我们年轻热血却脆弱固执的时候，曾是多么地渴望能有一位力排众议的老师站出来鼓舞我们：“孩子，课本上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即使你学习很差，考最后一名都没有关系，也不要在意他人的眼光，你要过得是你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找到自己的兴趣和梦想，并为之努力，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就可以问心无愧，过快乐充实的一生；很多看似成功的人，他们做的也并非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未必快乐···”如果多点这样的老师，大概就会少很多所谓的问题少年和因为学习压力过大而轻生的学生。
去年夏天我回高中时代的家处理旧物，找到小区收购旧书的书商，问他收什么书，回答是只要不是教科书，于是厚厚两堆的教参只好论斤卖给了收破烂的。现今，各大书店里教参依旧占据着很大板块，甚至很多书店专断地仅买教参。后来聊天，书商说他们倾向于收购学术类的，因为那个有价值，可以穿越时代。而我们的教材，教参，不会有后辈对它们感兴趣。而今，我虽然庆幸自己已几乎从应试教育中全身而退，心智没有被摧残殆尽，梦想尚未破灭，甚至没有带上眼镜，但是为无数青春年华的丧失而惋惜。想起《平生欢》里邵然的父母说，翻过高考这座山，之后的天地，都是你的。人生海海，就缺这两年？ 邵然当时听得在理，后来自己想清楚了发现：人生的确不缺两年时间，但人生再无第二次十七岁，十八岁，不是每一年都一样的，父母那是在偷换概念。” 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过了十几岁，为梦想挣扎的劲就渐渐减退了，变得平淡了，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去充分挥洒自己的十几岁。十七八岁，多么好的年华，可是在中国，你会觉得十八岁是美好的吗？想想高考吧。
对于应试教育很多怒其不争的文人都写过。郑也夫先生是我欣赏的社会学家，在这本书里他从根源质问我国的教育体系，从学术的领域来批判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文风是一如既往的睿智幽默，深入浅出。看这本书，我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对教育的看法可以简单的用“消极的教育观”来总结。即教育的功能非常有限，强加的密集的教育如揠苗助长般有害。像现在的教育就是失败的，它没有培养起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反而让孩子对学习产生终生的阴影，又浪费了孩子们的天赋和最珍贵的时间。和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教育模式相比，中国的教育最复杂累人，培养出来的天才最少，反而让大部分普通人跟着受罪。我赞同郑先生的观点，我想在一个宽松而自由主义的环境中，孩子自会自我校正到好的方向。很多东西不用强加，它们刻在基因里，在适当的环境下开启表达，孩子们会在这些骨子里的驱动下去自发地寻求知识和真理，而每个孩子的特质是不同的，应当有自由追求不同的梦想，这样方成就生命参差多态。
《吾国教育病理》读后感(七)：一些随想：与教育病理有关
九八年初夏的时候，我曾经修过“教育社会学”的课程，是位从教育学转过来的女老师讲授的。当时我应该已经考上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了，所以是带着一种“随缘”的心态再听社会学类的课程。课程的所有内容都没有记忆了，只记得好像做了一个实验，让我们班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分别还原一下快到家时候的场景。女生到门口（门口是透明的，我们坐在里面也能看见）时下意识地捋了捋头发，而男生离门口还有一段距离便哗哗地掏钥匙。那女老师便由此分析出一大通道理，具体内容也忘了，现在的记忆里似乎我们当时都半信半疑，然后就下课了。
这或许是一种比较扯的学习经验，但似乎只有在告别某些学科的时候才会觉得那里面本来有很多秘密，但几年教育下来一点不喜欢了。后来读文学的时候，碰到的同学大多是从一开始就上中文的，他们读研的目的倒不主要是爱好，或者说也已经不喜欢了，只不过种种原因没有转专业罢了，有时甚至还说社会学很好吧，你为什么要转。最开始的时候还诧异，二十多岁的人连文学都不喜欢了，就像那个年龄段连美女都不喜欢了，是很怪诞的事。但后来才知道一些喜欢的东西，一旦学习后就不喜欢了，因为跟中学没什么两样，都是一个复习复习再复习的过程，似乎没任何新意也没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早期的教育可能扼杀了我们对语文数学英语等等科目的兴趣，大学教育可能进而扼杀我们对某一专业的兴趣。这些责任该由谁来负，可能是一本糊涂账，读了郑也夫的近著《吾国教育病理》，一些困惑破除了，但另一些疑惑又随之而生。郑著里讲到一个学习的分流问题，他对德国教育进行过一些宏观的整理，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德国分流教育将一部分适合上大学的放在文科中学培养，而大部分是放在职业培训中发展，这个方式的好处是将人的自我定位早早确立，不用陪着别人一块上大学，但前提是社会形态必须是枣核型社会，而不是金字塔社会。前者里面的各种工作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发展程度最好的都会在社会中享有很好的物质回报的社会尊严，但后者却属于”赢者通吃”。中国大陆肯定是金字塔社会的典范，一个人只要成功了，什么都好，当然失败了，自然是什么都不好，一定会受到各种形式的践踏。这也是一个官员会有多种身份，不仅会成为某一领域甚至是多个领域的专家，也甚至会有多种才艺，或者经常用外语讲话的重要原因。郑将不能分流的原因看成了独生子女带来的坏处，他举了一些传统家庭的例子，再富庶的家庭也不太可能将所有子弟都送上科举道路，因为风险大而且对家族发展不利。范进会有，但范进的哥哥弟弟不会再去挤科举的独木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职业体系其实是很适合于分流制的，也没有完全出现学历异化的情况。我父母都是做老师的，我家兄弟姐妹四人从小在教育资源上不存在问题，但后来在读书过程中出现的分流不见得是“深谋远虑”的结果，但确实存在一些实际情况的考虑。先兄学习成绩不好，但在一些机械技能方面却确实有天赋，当时也不觉得读技校有什么不好的，八十年代的技校培养目标确实很明确。虽然濡染当时的风气，哥哥是一个写诗的人，但并不妨碍他是一个不错的电工，我上高中的时候，他还会利用业余时间去给一些电站打打零工，赚点外快。而他当年刚毕业的时候，根本没有找工作的困难，毕业那天他们工厂里专门派车去学校将他们的行李物件拉到单位上。我后来大学毕业时，找过一阵工作，都很不理想，哥哥当时还有点不理解。现在很多大学提实践教学，其实是朝技工学校发展，只不过面子上要说是一种全民教育的新思路，是精英教育朝大众教育发展的趋势等等，这些连说的人都不太愿意相信。之所以要这么说，一来是套话，另外是自我安慰，毕竟教育在大众的心中已经缺乏基本的诚实和信誉。郑著中也提到德国职业学校与企业的对接度，几乎是每周各三天，学校在市场上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但这些放在中国的企业和学校中是基本没法操作的。九十年代之后，中国再糟糕的变化便是等级制度像阴影一样附着在市场经济之上，八十年代是没有完全放开的市场，但一些内在的规则是有一定弹性。九十年代并非一个独生子女盛行的时代，我上大学的时候，班上同学是独生子女的并不是多数，但已经感觉到了大学教育的虚无。这种虚无感受是对大学丧失了必要的尊重，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刚入学的时候，来了一个党员书记对我们入学教育一番，故意板起本就不舒展的脸，讲了一通大道理，当时年纪小，忍耐力确实好，但都不免咬住下唇，生怕笑出来。再后来，上了几周课，最大感觉就是困，无边无际的困意随时随地蔓延而来，所有的课程都差不多，都是些知识，都是些记忆。前几天看到刚上大学的外甥女在微信上说，“高中的时候很充实，有目标，现在不知道是做什么”。其实这些感受我在二十年前也有过，时间经过了二十年，高等教育其实没什么进步，甚至有不小退步。一些基本的教育常识被忘记了，而大学也慢慢蜕变成成长阶段不能不过的一个迷惘时期。因为现在不读大学的人已经没有1995年前的从容了，肯定被残酷的社会所排斥所抵制。有时早上我从某管理干部学校经过（应该是一中专），看到不少学生在门口肃立，像宾馆服务员一样对老师鞠躬，觉得非常荒诞。在现在的学校等级中，中专、技校这些本来可以成为很好分流体系的教育已经被制度设计成为一些更低级别的社会分流形式，而不是教育分流形式。八十年代比较有效的分流可能带来的一种结果在哥哥那里面展示出来，就是最初的分流效果在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时，职业发展是有前景的，至少不会对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一旦社会结构变化，等级体系发生调整，没有背景不喜欢钻营的人往往成为中国社会最先抛弃和践踏的人群，哥哥在九五年之后便陷入到一种惶恐当中，那种不适应几乎覆盖了跟他同时代同样发展路线的大多数人，他们都成为这个国家发展意志（这些意志没有缓冲余地，往往是几个老年领导人拍脑袋临时设计）的牺牲品。而另一种分流情况在我两个姐姐那个也同样表现出来，大姐中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当医生或者护士，理由很简单：喜欢白大褂。当时怎么说都要去读卫校，父母可能觉得这种理由无道理，便强制她去读了师范，结果却证明这样的选择是对了，用后知后觉的眼光看，如果她当时选择卫校，在九十年代末期职业生涯可能会碰到很大危机，当时医学院学生遍地是，我一初中同学从一医学院毕业，没有背景，本来学外科的，一开始便被弄到妇产科，他当时还没结婚，我们到医院找他玩都还会打趣他。如果大姐没有心思再去重新考试进修的话，又可能被学历文凭之类的东西排斥。二姐的发展轨迹跟大姐类似，本来二姐的成绩不错，但当时父母也不觉得有读高中的必要，这主要是出于性别的考虑，认为早点有合适的工作，有合适的生活是很好的，没有必要好高骛远。二姐开始的时候也对教师职业非常排斥，原因是有鼻窦炎，不喜欢粉笔灰，刚开始工作那阵老想改行，但后来也觉得在一个小城市做一小学教师也挺好的，收入稳定，工作体面，家庭和谐。应该说当时的这些选择并没有想的那么远，但兄姊不同选择导致的不同结果却属于社会结构带来的不同影响。我上高中上大学一直上完博士其实也有某种家庭分流的因素，因为作为最小的，需要我对家庭承担的责任是最少的，家长对我的期待也变成了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的心态。好处自然是我能够不断发现我的兴趣，不断改换我的爱好，坏处便是给父母带来了更多的焦虑和不安，因为长此以往他们不太知道未来我能不能正常生活下去。因为看上去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那么久，对习惯意义的生活还有多少了解几乎是个未知数。郑著认为改变中国的生育政策能够使分流得到一定的缓解，但这样的缓解其实是很微弱的。学校的等级肯定无法回避，学校不安分的原因是在于政府的支持比较盲目，“马太效应”使得很多本来可以做点事的中专职校要升级变成浮夸的学院，本来有一定特点的小大学要变成五脏俱全什么都不是的大大学，而本来水平一般的大大学要吹气泡将自己变成国内一流大学，而曾经可能与国际大学有点竞争的大学经常从一些国外大学的成功经验里学一点皮毛不加区别地用，最后弄得四不像。最近”自主招生“引出的教育腐败，权力寻租不过是这一趋势的简单注脚而已。
《吾国教育病理》读后感(八)：中国教育的出路——陈心想 学者，美国
陈心想 学者，美国
中国教育积弊之深让国人上下揪心。虽说讨论教育问题成为日常社会话题，也有一些不错的见解，但多是就教育谈教育，对教育的深层病因探索不够，故而难以提出有效治本之法。郑也夫先生这本《吾国教育病理》一书跳出教育的藩篱，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来探讨，穷根究底，直指根本，开出药方。本书秉承郑先生一贯的治学风格，厚重的理论、广博的知识和信息，以及优美的文笔融在一起，向读者娓娓道来那些你想象不到的真知卓见和大小道理。阅读该书在理解中国教育的同时，更是一种难得的激活思维的智力活动的享受。
本书中关于教育和创新人才的论述给我印象极深。从进化角度入手，郑先生认为，“创新能力与创新人才都是稀缺的”，原因是“基因注定的，不可更改的，至少在基因工程启动之前的历史是这样的”。为什么自然选择会让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那样稀少呢？因为人类历史上环境在较长的时间内都是稳定的，稳定的环境人们依靠前辈积累的经验可以应付生存，对创新的需求很少。也因此，人们后天的学习主要在模仿，而不是创新。可是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这个我们生存的环境。享受工业革命的成果同时也遭遇到了祖先不曾遇到的新问题。因此就要以创新来解决新问题，同时又制造新问题，再通过创新来解决。
培养创新人才教育领域最时尚的词汇之一，而基因决定了这些创新人才是“稀有动物”。教育要培养创新人才首先要能识别哪些人是稀有的创新人才。可惜，郑先生从智商、知识积累、成绩单与创新能力关系的角度分析的结论是，我们难以找到可靠的东西来识别潜在的创新人才。
知道优秀人才是什么样子，我们尚且未必可以培养出来。对于我们识别不出来的那些稀缺的创新人才，还谈何培养呢？可是，我们教育界似乎共识性地在致力于“培养创新人才”。所以，针对中国社会和教育揠苗助长的现实，郑先生很痛心地指出，我们的教育不是在促进创新人才的成长，而是在摧毁学生的创造力。这也是现今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所在。
根据郑先生的分析，创新者往往都是“脱离正轨的人”，而我们的教育对这些不着轨的家伙通常是难以容下的。我们的教育是“扁平化的”。有创造力的学生被繁重的复习和考试磨去了“个性”，成绩差些的一再督促和努力，也把成绩提起来了。这样整个教育出来的学生群体同质性很强。所以作者说：“我们有理由怀疑，在这种过度的干预中，原本有着创造潜能的少年，被修理成常人”。
在论述创造力的摧毁时，作者提到了古代科举与当今科举的不同。科举制筛选的人才在智商上是优秀的，但其最大的缺点是不但不能筛选出，甚至极大地扼杀着有创造潜力的人。古代社会因为对创新的需求小，所以科举的这个负功能没有大碍。但是当今社会极大需求创新，依旧无休无止的复习和科目的增多，造成当今学生比古代举子负担重得多。加上教育的大众化造成“今天的竞争十倍于古代，乃至现代科举制对创造性的杀伤力也十倍于古代。”
所以，在认知上的不对称，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如何识别创造潜力的人才，更不知道如何培养，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怎样很容易摧毁创造力。这告诉我们“创造潜力是脆弱的东西；而积极的努力不是有益无害，大不了白干，而是为害的可能性颇大”。超一流的创新性人才都不是刻意培养出来的。所以，不管是家庭还是学校，都需要“提供一个宽松、宽容、自主、自在的学习环境，不做其他干预，不期然地，创新性人才就产生了”。
不过，虽然宽松环境重要，但是一定程度上，识人的“伯乐”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想就六祖慧能的例子来做点分析。郑先生举慧能的例子是为了说明极富有创造力的人与教育的关系的。学校不能刻意培养这些人才，但是那些创造性人才也不能没有教育。慧能没有像其他僧人那样有机会苦读和听讲，只是一个边缘的杂役，但是，如果他没有进入五祖弘忍所在的东山寺，就没有机会“捕捉到东山寺庙空气中飘拂的佛学信息，他便只好依旧是个俗人”。在700个僧人的大寺院，成就的是这个边缘的杂役。我们的社会和教育能做的是什么？就是东山寺这样的学校，能让空气中飘拂有这样那样激发“灵感”的一点东西，但是也需要有眼光的“弘忍校长”。而且六祖做杂役是不是弘忍的刻意安排？也值得注意。郑先生专门讨论选材一章里就提到科学史上的一个美谈：戴维的最大成果是发现了法拉第。这样看来，虽然发现人才理论逻辑上困难，但在实践上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关键是要有有眼光的“伯乐”。
激烈的高考竞争无疑是摧毁创造力的大端。要改善这一生态，有个好的成长环境，就要缓解“军备竞赛”式的竞争。就此，郑先生提出“分流”，减少竞争的参与者。考大学前，一部分学生要离开考大学的队伍，去职业学校或者去作坊直接边干边学。作者认为，通过分流，参加高考的人数大大降低，从而可以缓解高考竞争。德国的分流是早期分流成功的榜样。德国学生十岁开始分流到不同轨道的学校，有的去主体中学，有的去实科中学，有的去文科中学，还有综合学校等。只有去文科中学的学生大部分人以后读大学。其他学校的学生优秀的还有机会读大学，但是比例很低。早点分流找到职业兴趣点，通过学校与公司的双元制培训，掌握技能，进入社会。既然最终能够有机会上大学的人数有限，晚分流还是要分流，而且许多人成了高考的陪绑，高考失败，也无一技之长，然后从头再来，学习一门谋生技能，代价何其大！所以，早点分流对缓解陪绑是一剂良方，对学生个人，其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都有莫大的好处。
陪绑问题也是郑先生多年来一直很感兴趣的问题，而且也把分流作为减少陪绑的一个办法。除了高考陪绑，大概在中国教育中，外语学习中的陪绑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我和郑先生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中国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中，多少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外语学习，不仅学习的结果，多数是应付考试的英语，实际应用中的听说读写都不行，而且实际上“最终只是少数人有机会使用”。除了这些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不都是在陪绑吗？为什么成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因此，作者提出，“我们非常有必要通过大规模的调查搞清楚两个事实。其一，学生们初中、高中、大学期间在外语学习上花费了多少时间，要搞清平均用时及不同用时组的时间花费情况。我相信这项时间支出是巨大的。所以也就极有必要展开第二项调查：多大比重的人口在毕业后使用了外语，分别是在何种程度上使用的。如果情况严重，即大多数人花费过很多时间学习外语，而日后很高比例的人口完全没有用场，我们就有必要重新思考和设计外语学习的位置。”
多样性的生态，就如同一个森林里，许多种动植物都可以找到自己生活很好的小生境，大的可以成其大，小的也自得其乐。正如作者所说“教育大一统在我们可以想见的一切维度上，消灭多样，制造单一。其最突出、最触目的后果是千校一面。千校一面的特大弊端有二。其一，它不可能完成社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期待。其二，失去了实验的机会和可能性。大一统打造单一的标准，单一的标准直接、间接地导致激烈、恶性的竞争。”
《吾国教育病理》读后感(九)：Notes
当代中国人的特色是什么？无信仰，工心计，实用主义，唯物主义。
天赋的作用无法抹杀，不可替代。
怎么“面向全体学生”呢？坚决地消除重点小学和初中。师资流转制度。
教育承担两种功能：提高能力和改变社会地位。
军备竞赛：缓解竞争，选拔手段避免单一。
分流和职业教育。德国：双轨制，三轨制。
早分流的弊处在于可能牺牲了晚熟者。早分流和晚分流两种教育制度所造就的精英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受古典文化浸润的差异。
当今考生和学历双向膨胀，导致学历的注水与贬值。
读研某种程度上将择业的困难推到日后，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乃至待业大军的扩张。
权力和权益的再分配谈何容易。
总体上，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学历和能力的关系则要模糊得多。
谋求高学历的行为中，从动机到效果，相当大的比例，与提升能力弱相关。
工与中国文化：儒家道家的影响/科举制度与士农工商的社会定位/技术的传承。
推崇的职业学校是中等技术学校，而非高等技术学校。前者与初中学历衔接，在生源上不存在文化程度不足的障碍。
枣核型社会结构
职业学校应该高度重视文体活动。
女性的才智最待开发。
独生子女政策：没有了互帮互助的人生第一课。
官员的学历和废科举。入门标准与晋升规则是官员高学历的成因。
拉琴与体操代表的是一种学习方式，足球所代表的的是另一种学习方式。后者比前者依赖复习的程度要小。
下棋从残局而不是开局入手。一种学习方法：知识、直觉和创造力三者之间。
复习是一种习惯化。好的学习方法应该是以新带旧，绝不应该做太多的复习。
学新字是长期阅读的结果，在学习新内容的过程中完成对已学过内容的复习。
应该分化个性和观点。
学制超长对个体心智的另一个破坏是与社会脱节，拥有的只是书本和校园，丧失了对社会的感知。只有社会与书本的互动，才能发育智慧和洞见。
自学：他人能做的是教，且只能是教。学是自己的事情，也只能是自己的事情。
教育的宗旨必须是：不在于教你们学会什么，而在于教你们“学会学习”，不能逼迫你平行地跟着众多科目走，而要让你在广泛的接触和自由的选择中形成自己智力上的爱好。
主观能动性贯穿其中，至关重要。
历史上三个人才最密集的时空：公元前440-380年的雅典，1440-1490年的佛罗伦萨，1570-1640年的伦敦，佛罗伦萨居首。
每一种性格都不意味着优点或缺点，而是特点。
缓解高学历军备竞赛，使大家早日进入社会。
精神世界的三位一体：理智、情绪和意志。
学校老师讲授，提升的是知识占有，而不是能力。提升能力的主要途径是学，而不是教。
人是学而成才。
在社会生活的多数领域和场合，比如官场、商场、投资、择偶中，智力的作用有限，而情商很可能发挥着更大的功能。
其他除科研领域，高智商相当于一个奢侈品。
社会生活中的多数问题恐怕要靠情感来解决。机智、生活智慧等都属于情商的范畴。
决策中理性离不开情感的帮助。
情绪和感受能力强的人，有时比智力高而情感弱的人，做出了更英明和及时的抉择。
生存方式和教育方式对情商有影响。提供给孩子们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在共同的时空下，有自发玩耍打闹的能力。情商要在这样的生态下发育。
一个人知识和智力的提升未必给他带来好处，因为竞争的态势下水涨船高，大家都提升了，其中充满了零和博弈。而情商不同，情商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人际关系，因而这是非零和博弈。
增加体育和人际交往。
延迟冲动的能力是很多活动的基础。
管理情绪和自我激励。
立志和自控。
英雄主义未必就是坏的。
不同职业和职务之间的差别之一就是趣味。底层工作每每缺乏自主性和挑战性，常常乏味。
漫长的练习中，有人举得枯燥，有人不觉得枯燥。一定是后者能够从中不断发现新东西，新关系，它们支撑着兴趣的保持。兴趣、专长和不断发现，有机结合在一起。
教育的一大使命是帮助孩子们找到兴趣，令他们终身受益。通与专要次要一些。
美国中学生考取的是大学，而非院系。
后天学习：模仿和创新。基因决定模仿比创新具有压倒性优势。
写出好文章需要具备的第一素质是想写好文章。成就动机是成就获取中最重要的因素。
创新者：脱离正轨，与精神病症患者靠近。
创造力往往与远距离联系关联。
科目：
作文好代表语文好。
语文考试：作文 70% 阅读 30%
小学所学的数学知识足以满足多数人日后的工作和生活。
7个女孩平分2个比萨，3个男孩平分1个比萨，每个男孩和女孩，谁分到的更多？如何思考？
数学应试教育：题型。
我国的教育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的没问题了，全都懂了。年纪越大，年级越高的学生问题越少。
科技史是绝佳的课程。
体育、艺术、家政是教人们如何生活的。其他课程是教人们如何工作的。有可能会下岗，但不可能不生活。
选材比培养更重要。
保研绩点的替代是本科生的毕业论文。
智力大部分是遗传，小部分是由于个人所独有的环境，极小部分是你所成长的家庭影响。
develop有发展和显露的意思。
校长在社会中的地位。
中国大学教授缺少对自身身份的自觉和守护。
越是走向高学历，越不能靠分数来判断潜力。
精英
《吾国教育病理》读后感(十)：知道自己得什么病很重要
发现这本书也纯属偶然，去领导办公室等待任务，发现书柜中摆着这么一本书，翻了几页，觉得有点意思，便自己买了本。先说作者，郑也夫先生的书看过几本，（《神似祖先》和《文明是副产品》有兴趣可以看下），觉得他是一个老愤青知识分子。书中可以读到他的愤懑之气，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叫做学者更为合适，他不至于使书本成为个人情绪发泄之地，书本内容还是比较注重考究的，层层剖析，时而会给人以恍然大悟之感。此书提到的中国教育中存在问题很多，作者先从素质教育入手，指出了现在素质教育异化的问题。以前自己没有对素质教育内涵深入思考过，通过官方宣传及其它途径认知得来的认知就是“全面发展”。也夫总结到两个全“面向全体学生，全面促进学生发展”，差不多能概括我的认识。郑也夫分析到素质教育异化之原因在于教育竞争过于激烈，而这种竞争却并非由于市场需求而导致的。 为了破此难提，郑也夫建议学习德国的分流制。而在中国实行分流制的难题在于其一国人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其二在于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使子女背负多重期待，不得不冲入象牙塔。郑也夫一直反对独生子女政策，文中对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批判确实有其道理（能生二胎的赶紧生二胎）。也夫文中提到的第二个方法是放权。所谓放权，我认为作者的意思在于需要允许多样性。在学校的教育模式上，他认为现在学校垄断了教育，标准化单一化严重。中国教育需要异类。在“知情志”三者上要弱化对智力的关注，加强情商和意志力培养。尊重和培养兴趣，提供一个宽松，宽容，自主，自在的学习环境，不做其它干预。作者在如何“放权”部分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有些建议或者论断太过理想化，我并不完全赞同，但这并不妨碍我推荐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