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是一本由[美] 阿扎尔·纳菲西著作，三辉图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41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读后感(一)：【转载】纳菲西：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在写作中寻找记忆
文/柏琳 来源/新京报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作者：阿扎尔·纳菲西
出版社：三辉图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年8月
1979年，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读完文学博士课程的纳菲西回到伊朗，任教于德黑兰大学等三所高校。此时的德黑兰，革命爆发，霍梅尼推行政教合一，在伊朗全面实行伊斯兰化——“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拒绝佩戴面纱、讲授西方文学的纳菲西，遭遇了当局者的监视和警告，终于也因此离开了大学，却把文学的课堂搬到了自家起居室——她在这里带着姑娘们读西方文学经典。这成为她除了拒绝面纱这一外在象征之外抵抗的内在方式，她把这一切写成《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1997年，受够了在咖啡馆和课堂的突袭检查、随时降临的飞弹和朋友不断被谋杀的噩耗，不想再把日常生活过得战战兢兢，纳菲西决定离开伊朗去美国生活。带着伊朗的记忆到异乡，纳菲西发现伊朗不断被人误解，而她和伊朗的联系，却随着朋友的陆续失联和父母的离世，而变得疏离恍惚起来。她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有责任写下在伊朗的记忆。父母的故事，就是伊朗社会一个独特而丰富的横截面。所以，她又写下《我所缄默的事》。
持续抵抗：从揭下面纱到拾起文学
戴不戴面纱，对伊斯兰女性而言，从来不是简单的问题。
纳菲西祖母出生时，伊朗在不稳定的君主统治下，严格的宗教法律支持石刑和一夫多妻制，女孩九岁就能结婚，女人不能上学，几乎不被允许出门，即使要出门也必须从头裹到脚。这样封闭的法规在伊朗宪法革命后被逐步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为促进社会各阶层的现代化，授权女性可以不戴面纱，此举却带来了两代女性截然不同的反应：祖母一辈的伊朗女人因此拒绝出门，直至该法令在1941年废除；而纳菲西母亲那一代，在公开场合不戴面纱，可以去法语学校读书，在舞会上自主选择丈夫。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达到顶峰。在纳菲西的成长记忆里，上学、开派对、自由阅读、看电影都被看作理所当然之事，当时伊朗女性的权利与西方民主国家女性的权利相差无几。她甚至目睹了两位杰出女性晋升到内阁部长，而自己的母亲也成为首批当选国会议员的六名女性之一。
纳菲西并不孤单，因为年轻一代的抵抗者——来上她的私人文学课的那群年轻姑娘，在文学面前，都勇敢地卸下了面纱。《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是四段关于伊朗女性以秘密的方式反抗政权的炽烈故事。
1995年的伊朗，距离伊朗伊斯兰革命过去了16年。那时，纳菲西虽然不再在德黑兰的大学里教授西方文学，却在起居室里开了一个私密的文学课堂，来上课的是她喜爱的七个女生，她们一起阅读西方文学经典。这七个女生在宗教和社会背景上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抵触，却由于一份共同的文学信仰而能够和平共处数小时乃至亲密无间。近两年的时间，不论晴雨，她们几乎每周四早晨，都会戴上一束表达自己当时心情的小兰花或者水仙，来到纳菲西的住处，卸下面纱长袍，露出琳琅满目的色彩：鲜红的指甲，金色的耳环，挑染的头发……起居室里的天地是她们自由的小宇宙，她们在这里一边对奶油泡芙和冰激凌大快朵颐，一边为了盖茨比的痴心和伊丽莎白的结婚对象争得面红耳赤，这里被她们称为“自己的空间”，以此和伍尔夫的“自己的房间”呼应。
纳菲西和这些姑娘有两张合影照片，她一直带在身边：第一张相片里的女人倚墙而立，全身包得密不透风，第二张相片里同一批人，相同姿势，不同的是，除去了外层包裹，因身上缤纷的衣服和头发色彩而区分。这七个被纳菲西称为“我的丫头们”的伊朗年轻一代女性，她们的快乐被禁锢，爱情被剥夺，婚姻被强迫，生活权利被忽略，她们“时常提起被剥夺的吻，没看过的电影，和肌肤没吹到的风”，她们为自己不存在的记忆而困顿。纳菲西教给她们的抵抗魔法，是阅读、讨论和发表对西方小说作品的感想。她选取了自己最喜爱的四个西方作家：纳博科夫、亨利·詹姆斯、菲茨杰拉德和简·奥斯丁。在伊朗这些作家的小说多数被列为禁书。
一堂文学课的魔法
为何是《洛丽塔》？为何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何是《华盛顿广场》和《傲慢与偏见》？这一切都有一个地点状语限定：在德黑兰。如同《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描述的那样，在纳菲西的晨间文学读书会上，这些作品都带上了一层德黑兰色彩。换言之，在极权统治下秘密阅读“自由的书”，是个人化的抵抗。无论是永远和禁锢她的人相连、不曾拥有自由的洛丽塔，还是从自由梦中幻灭的盖茨比，或是把追求婚姻自由看做选择个人自由的凯瑟琳（《华盛顿广场》）和伊丽莎白（《傲慢与偏见》），借助这些经典阅读，文学为丫头们提供了西方平行世界的精华：什么是自由恋爱、什么是自主婚姻、女性美是什么、怎样享受生活……文学还给她们被剥夺的记忆。
纳菲西从未想过自己的文学课能坚持两年之久，她的愿望单纯可爱——要把文学课打造成某种魔幻地带，让那些在书里来来往往的女人，坐着时光机穿越到今天的伊朗，和她的丫头们一起坐下来喝一杯土耳其咖啡。
对话
关于勇敢的N种方式
新京报：父亲让你反复阅读伊朗诗人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你最爱其中的女主人公鲁达贝，这也影响了你后来喜欢的文学作品中的系列女性角色，比如《黛西·米勒》中的黛西、《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这些女性吸引你，因为她们都“勇敢而脆弱”，是吗？
纳菲西：我很喜欢你称呼这些故事女主角为“勇敢而脆弱”的人。《列王纪》里的鲁达贝，就像《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以及《黛西·米勒》里的黛西小姐一样，她们的勇气并不体现在对公共领域的政见上。通常我们说一个人的勇敢，是说这个人敢于反抗身体的凌辱或者强势的压力，但其实有很多体现勇敢的潜在方式。存在一种更加私人化的勇气——不是来自于对荣誉的追求，而是因为她们别无他法。若她们脆弱，也是一种勇敢的脆弱。她们向父母的权威和社会规范说不，通过追求自己爱的人，来追求个人的自由。
没有个人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很多伟大文学作品中的女人们，总是会用一种更私人化的方式去表达她们的勇气。她们反抗社会和家庭加之于她们身上的道德规训，声明要自己选择婚姻。这让她们在社会上处境艰难，需要为了争取“选择的自由”而和家庭和社会同时抗争。我喜爱的这些小说女主角，她们通过对个人权利的不懈坚持，甚至冒着可能被排斥和遭遇贫穷的风险去争取真爱和伴侣的勇气，在一点点地改变她们所处的社会。
新京报：你在文学课上选取的作家是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简·奥斯丁，你曾说这四个人各自代表了你对自由的理解，可否具体阐述一下？
纳菲西：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着力在于这样一种悲剧：我们都太过自我中心主义以至于对我们所认为的挚爱都会视而不见。它也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使那些看似美好而举足轻重的人物，也会不知不觉犯下罪行。亨伯特是一个精于世故的学者，他不仅英俊而且看起来很优秀，然而他却毁了洛丽塔。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主题是美国梦，那些和盖茨比相似的人追逐着这个美妙的梦，到头来却发现做这个梦并不像人们描述得那么容易。美妙的梦一旦接触现实，就会很轻易地遭到腐蚀，它也展示了美国在代表财富和物质主义的残酷的一面——它导致了对他人命运的漠不关心。
而亨利·詹姆斯在他的两部作品《华盛顿广场》和《黛西·米勒》中都把目光放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身上，她们的共通点在于都具有捍卫自我独立的勇气。她们都拒绝盲目遵从社会施予的陈规陋习，正如《华盛顿广场》中的凯瑟琳抵抗了她父亲的暴政和追求者的操控一样。《傲慢与偏见》则探讨了当时英国社会中基于财产和家世的婚姻问题。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拒绝就其中任何一项条件而结婚。她宁可过清贫的生活也不愿意嫁给不爱的男人。所以这本书是关于“选择的自由”的重要性。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读后感(二)：禁忌年代的阅读
文/婴冥
“所有的文学中都有一种美丽。那就是，你发现你的期盼正是所有人的期盼，你发现，你不再孤独，也不再与任何人分离。你属于这个世界” ——菲茨杰拉德
纳菲西的回忆录小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讲述了她在美国大学英语系毕业之后返回德黑兰任教时期的经历。当时正值伊朗国内爆发广泛的革命冲突，而她因为同时作为一个女性和作为一个文学系教授，便在这种状况下蒙受了双重的排挤。首先，作为一个女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在公共领域拥有话语权的身份，她挑战了伊朗那种将女性限制在私人领域和家庭领域的传统。纳菲西的叛逆和自由意识，在公开场合穿裙子和牛仔裤的举止行为，公然违反了当时国内“去西化”的政治氛围。而另一方面，作为一知识分子，她被顺理成章地贴上了“堕落、西化”的标签。而她的授课内容更是与主流的革命话语格格不入。因为“文学”，这种充满着暧昧模糊立场的体裁，使得主流革命话语无法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体系中，然而正是这种无法归类的特质又使得文学的命运注定在这种环境中要遭到不公的批判。革命派用道德纯洁的伊朗/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框架来解释一切文学。在小说中，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詹姆斯和奥斯丁四位作家的作品都没有逃脱这种命运。它们被视为是宣传美国的金钱价值观，或是引导伊朗女性不安分守己的道德污染物。这种情况下，作者纳菲西在女性解放上的坚持和对文学价值的捍卫就合二为一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自由主义的立场。
这种双重排挤和纳菲西的“双重挑战”造成了她在政治环境下面的格格不入。所以小说中说道“家”的观念对她来说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伊朗有着她身体里一切文化血脉，然而当她十几年后再度回到这个已经完全被革命话语垄断的“家乡”的时候，她又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局外人。然而作为“局外人”，这种姿态的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反抗。小说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面展开，纳菲西挑选了七名学生，在自己家中组织了一场秘密读书会，阅读和讨论纯文学经典。然而在这种泛政治化的气候环境下面，阅读文学到底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在阅读的过程中，他们已经不是在讨论文学文本本身了，而是投注了他们自身的命运挣扎。这便是作者认为的文学对我们的意义所在：“我们在小说中探求的并非现实，而是真相的顿悟”。虽然她们在伊朗遭遇到的命运似乎是她们的文化造成的特殊境遇，很难得到全世界广泛的感同身受，然而事实上，她们的命运或许折射了人类普遍的命运，只有在文学当中，她们才能深刻感受到她们的个体命运和人类普遍命运的联结。意识到这种联结，就是纳菲西所说的“真相的顿悟”。所以作者引用她父亲的话说“我们真正的故乡，在诗歌里”。只有在文学中，我们的个体存在才能够融化在人类总体性的命运中，得到真正的安顿。
话语的力量——重读《洛丽塔》
我们以往对《洛丽塔》的批评角度总是聚焦在主角亨伯特的身上，我们关心这部小说到底是在宣扬道德的堕落还是对此有所批判？我们知道纳博科夫拒绝把任何道德话语强加给这部小说。并且他在小说中的书写方式也在抵抗这种强势话语的批评方式。“如果我站到我自己的面前受审，我就会以强奸罪判处亨伯特至少35年徒刑，而对其余的指控不予受理。” 因而纳博科夫似乎告诉我们他的小说实际上是关于除了这个罪行之外的东西，除了那些能够被法律所圈定的东西。那个东西，似乎只有在人类青少年的时候才存在，在人类还未被道德话语所污染的时候才存在。但作者也并非对这种激情想象吝啬任何讽刺。
小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由于这些读书会参与者的特殊文化背景和经历，她们自然而然地对《洛丽塔》做出了一种女性主义角度的解读。作者关心的也不是对亨伯特的道德谴责。她更关心的话语和文字的力量。这恐怕非常准确地回答了为什么纳博科夫要在《洛丽塔》里使用如此繁冗和华丽的修辞，构筑起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全书展示的这种叙述者语言和文字的力量到底有什么意义？纳菲西给出了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正是因为我们被包裹在叙述人那种华丽的修辞中以至于我们从来不曾真正看到洛丽塔，我们只能看到亨伯特眼里的洛丽塔，被修饰过的洛丽塔。亨伯特是个唯我主义者，是个缺乏基本同理心的人，他看到的只是自己美丽的想象，而从来没有走到其他人的心里和生命中去。而整部《洛丽塔》就是他自己编织的一套替自己辩护的说辞。纳菲西由此想到伊朗女性遭到的待遇：甚至连咬苹果的姿态都要被指责为勾引！这多类似于亨伯特对洛丽塔的指控啊。
梦想依然在背叛我们——重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们在阅读《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经典的时候会遗忘一个事实：这本书在菲茨杰拉德在世的时候是备受冷落的。这源于当时激进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纳菲西就注意到了这个事实，把菲茨杰拉德还原到当时30年代的历史环境中去，质询当时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他，为什么在多年后反而被追封为时代的代表和经典呢？纳菲西回答说，这部小说写得不仅仅是美国梦，而是所有梦，全人类都有的经验。也包括了30年代美国的激进党人他们的梦。或许那正是一个充斥着梦想的年代，《了不起的盖茨比》才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经典把。
超越通常那种社会经济学式的阅读法，我们一般能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读出一丝虚无主义：无论怎么走，最后都是死路一条，所有的寄望最终都会落空。纳菲西给出的解读《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关键词是“背叛”。的确是黛西背叛了盖茨比吗？造成了他最终的死亡的悲剧？黛西对他有任何忠贞的承诺以至于我们可以用到“背叛”这个词？ 还是说是盖茨比虚无缥缈的梦想背叛了他自己呢？“他们都是淡漠的人。汤姆和黛西。” 如果他们本就无可寄望，还怎么谈得上背叛？纳菲西认为革命年代经常发生的场景是：一群学生和知识分子因为某种理想和原则与某个政党紧紧站在一起，可是通常在不长的时间之后，这些革命之子马上又成为了肃清的对象。这与其说是人与人之间的背叛，不如说是现实对梦想的背叛。因为现实永远变幻无常，而我们活着却只能依赖梦想。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读后感(三)：【转载】纳菲西文学“仙境”里的十本书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
阿扎尔·纳菲西拥有自己的秘密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通道是想象力。这个世界让她得以远离母亲的独裁，父亲的背叛，家国的流离，这个世界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那个奇幻仙境。在伴随她成长的阅读年月里，“爱丽丝”这个童话里的小女孩成为纳菲西最重要的阅读指引者。
《列王纪》/（波斯）菲尔多西
纳菲西对伊朗的最初概念，都来自于父亲讲述的《列王纪》里的故事。这是伊朗史诗诗人菲尔多西创作的世界闻名的伊朗民族英雄史诗，长12万行，描写公元651年萨珊王朝灭亡以前波斯帝国4000多年的历史，包括50个国王统治的兴衰。菲尔多西把古代波斯重新带回人们的视线，他的史诗从世界起源一直讲到17世纪的阿拉伯战争。
父亲总是一遍遍讲述其中“费瑞登和他的三个兄弟”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以德报怨的善良和原谅，但纳菲西最爱的却是鲁达贝和白发战士萨尔的爱情故事。在她看来，美丽的鲁达贝虽然不是为国牺牲的勇士，却是自己的勇士，如果没有她用生命追寻爱情，那么像鲁斯塔姆（鲁达贝的儿子）这样的勇士的荣光将会黯然失色。
《黛西·米勒》/（美）亨利·詹姆斯
欧化的美国青年温特伯恩在瑞士结识迷人却神秘的黛西·米勒小姐。温特伯恩为这位美国小姐倾倒，却无法判断她究竟是“轻佻”还是“端庄”。故事的整个情节都在围绕温特伯恩的犹豫，他究竟要认同颠覆传统的黛西，还是他那贵族气的姑妈所代表的传统势力。最终温特伯恩对黛西的态度决定了她的命运，他的疏离和不在乎，预先注定了她的末日——勇敢追爱的黛西，以死证明她的专一不移。
黛西小姐是纳菲西课堂上最受女学生认同的小说人物，有人甚至到了着魔的地步。丫头们经常提起，黛西小姐的勇气，是她们自己所欠缺的，温特伯恩注定要亏待她。
《华盛顿广场》/（美）亨利·詹姆斯
平凡的女主角凯瑟琳受困于她机智、有钱的父亲，不但被他冷落，还让他瞧不起。父亲无法面对凯瑟琳生来平庸给他带来的失望。凯瑟琳则深为对莫里森·汤森这个纨绔子弟的“爱情”所苦，与此同时，她守寡的姨妈培尼曼太太肤浅而好管闲事，这三人形成邪恶三巨头，主导凯瑟琳对于婚姻和人生的选择。
凯瑟琳受父亲冷落、被姨妈操控、被莫里森抛弃，她终于学会了以自己平静、谦卑的方式挺身面对每一个人。她之所以能够有此改变和成长的能力，纳菲西认为是詹姆斯赋予了她一项最宝贵的特质：怜悯之心。而这份怜悯心，让凯瑟琳获得尊重与自尊。纳菲西所理解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世界，是让笔下人物都能得到自尊与自重。
《再生》/（伊朗）芙茹弗·法洛克扎德
芙茹弗·法洛克扎德是纳菲西最爱的伊朗现代女诗人，她生于1935年，十几岁就和比她大16岁的男人相爱结婚，但后来她却离开了家，将自己人生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诗歌创作中，1967年死于车祸。
法洛克扎德最具震撼力的诗歌是赞美她婚外情的诗歌，也正是这些诗让诗人名声扫地，但在纳菲西看来，法洛克扎德总在诗歌中大胆抒发对于爱人的性欲和忠诚，她将个人的“罪”转变为对权威的蔑视和挑战。
《洛丽塔》/（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纳菲西最爱纳博科夫，她从他那里读到了太多的东西：许多极权思想定义的危险事物——对个人的尊重，对于受害者和压迫者之间复杂情感的体认。
《斩首之邀》/（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纳博科夫的这部小说是纳菲西文学课上最受喜爱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孤独而热爱幻想的男主角辛辛那图在一个专横的世界被判死刑，他唯一的特权就是得知他的死期，但行刑者连这一点也对他隐瞒，使得辛辛那图把每一天都当成死期。
辛辛那图脆弱而被动，因为不肯和其他人一样随波逐流而“被称为”英雄，但即使这样他也活在无止境的梦魇中。但最后，辛辛那图被带往处决台，嘴里不停地念着神奇的咒语：“我独自一人。”正是这种独特的语言挽救了辛辛那图，他在那一刻让周遭虚假的世界土崩瓦解。
《傲慢与偏见》/（英）简·奥斯丁
一部喜剧《傲慢与偏见》，带有舞会的欢乐。男主角达西先生和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在舞会上跳的那种18世纪社交舞——在纳菲西看来，这是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主角都是在公共场所的私密个人，充满丰富多元的对话声音。舞蹈倒退前进，两位主角忽远忽近，像照相机特写一般，每前进一步就要倒退回去，对上一个动作重新评估。这样的舞蹈象征着两人必须互相迁就，在最初的傲慢与偏见中达成对彼此的尊重和理解。
《维斯和瑞敏》/（波斯）法克瑞丁·高戈里
这个故事可以追溯到前伊斯兰信仰拜火教的伊朗，成书比菲尔多西的《列王纪》晚40年，也是为了纪念和重现伊朗过去的文化。这是纳菲西家族里一位当代伊朗著名学者阿姆·赛德伯伯在她即将前往英国求学前送她的书。纳菲西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本诗歌集启蒙了纳菲西对伊朗诗歌的感知——在那样一个贬低女性、阶级森严的社会中，女性总是具有破坏力的中心，一切本围绕男英雄开始的故事，都因为女性的出现而改变了事件的发展。
《了不起的盖茨比》/（美）斯考特·菲茨杰拉德
一个理想主义者深深爱上了美丽的富家女黛西，她却背叛了他，这样的故事很难让在伊斯兰革命笼罩下的伊朗学生满意，对他们而言，人民、革命和伊斯兰这样的字眼，才能传达牺牲的含义。纳菲西却坚持把这本书纳入自己的文学课，在她看来，这可以让学生一窥正逐渐离我们远去、失落于挞伐声中的另一个世界。
纳菲西告诉学生们，这部小说的本质在幻灭，它探讨了妄想的幻灭。盖茨比之所以忠于黛西，与他忠于幻想中的自我有关，黛西就像纽约这座城市，隐含某种可能，一伸出手去碰触就会变质，盖茨比这个浪漫可悲的梦想家，只能为自己的幻灭埋单。他用身份和财富欺骗了所有人，却惟独没有背叛自己的想象——他追求的是未来的自己。
《一千零一夜》/（阿拉伯）
纳菲西的文学课堂以《一千零一夜》为开端，女主角山鲁佐德破除暴力循环的武器是用她无穷的想象力，这给了她敢冒生命危险的勇气。纳菲西想用山鲁佐德的魔力，为课堂上的丫头们插上想象的翅膀，让她们在接下来的西方小说系列阅读中，发现文学中的开阔空间和身处局促世界的关联。
原文刊载于新京报网 2015年9月19日
原文链接：http://www.bjnews.com.cn/book/2015/09/19/378040.html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读后感(四)：【访谈】纳菲西：“政府来来去去，唯有天才长存”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写下《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纳菲西：与其说是作家选择了写作主题，不如说是这些主题选择了作家。我的某个经历、想法或某种情绪会牢牢抓住我，萦绕心间。我常常夜不能寐地思考这些，然后很快就想从各个角度调查并研究它，这是我开始创作的原因。住在伊朗的时候，我就开始对那时伊朗生活的荒谬性感兴趣。所有的公共娱乐活动被禁止，不许看未经审查的电影或戏剧，妇女必须以统治者所要求的方式出现在公共场合，跳舞、听音乐或阅读未经审查的书籍都属于地下活动。这已经不再波及政治，而是侵犯人们的个人生活。
所以在我的日记中，我开始写下一些事情，如去德黑兰的派对，在德黑兰听《吉普赛国王》、在德黑兰恋爱以及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我想写一本关于所有这些事情的书，但是不可能在伊朗写。所以我来到美国，发现很少有人知道真实的伊朗是什么样子，不仅不知道伊朗政权，也不知道伊朗人民和文化。我希望写下这本书去督促人们关注伊朗的真实面貌，讨论普通伊朗人的非凡勇气。
当然也有作为回忆的意义。我母亲逝世于2003年，后一年我父亲也去世了。生病期间，我无法回伊朗陪伴他们，之后也无法回去悼念他们。我觉得我和他们的对话中断了，再也没有机会去完成对话。所以我想写下这本书，某种程度上也是和他们以及我的祖国告别，把我的悲伤、痛苦和爱转化成对他们以及他们生活的庆祝。我们爱别人，不是因为别人没有犯错，而是哪怕犯错我们也爱他们。对我来说，我尽量真诚地去写作，去打破伊朗人小心翼翼不透露自己信息的禁忌。
澎湃新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为什么会挑选洛丽塔、盖茨比、詹姆丝和奥斯汀来表达不满？
纳菲西：我选择这些书不是为了反抗什么。我认为文学比政治更恒久、更颠覆也更重要。文学是恒久的，但政治是短暂的。我认同纳博科夫说的“政府来来去去，唯有天才长存”。我想说一个故事，故事里的普通人如何在最压抑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反抗压迫、与世界沟通并发现可以自由思考和想象的新空间。我选择的书是我已经教过的书，带有我想要描述的现实特色。
澎湃新闻：洛丽塔的意象与伊朗现实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纳菲西：和其他的文学巨著一样，《洛丽塔》有很多层次和意义，但它想表达的核心意思是，我们在生活中犯下的最大罪行是盲目地对待他人，将我们的梦想、偏见和想法强加于他人。年轻时候的亨伯特爱上了一个11岁的女孩，但是女孩很快去世了，他们的爱情从未得到满足。所以亨伯特一直在追寻逝去的爱，将旧爱的形象强加于洛丽塔身上，剥夺她的童年、未来和本可以拥有的生活。
而有人也是将他们希望的形象强加于伊朗公民，特别是妇女，剥夺她们自由生活的权利。这些人反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强制他们过一种同质化的生活，就像洛丽塔一样，伊朗人民也被剥夺了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机会。
澎湃新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一书中，你似乎将文学泛政治化了。你觉得文学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吗？
纳菲西：我认为，生活的很多领域是独立且相互依存的，所以文学与科学、哲学或经济学一样，与政治息息相关，也独立于政治。
澎湃新闻：你的另一本著作《我所缄默的事情》中，你告诉过母亲一个伊朗故事，即妇女学会思考了就会变得“无耻”起来？
纳菲西：“无耻”这个词是一种讽刺用法，是从一个传统男人的角度来说的，他无法想象女性和男性拥有同样的社会地位。他认为，一旦女性寻求与男性一样的权利，她们就变得“无耻”，因为女性的位置是在家里而不是公共场合。但是他也很聪明，知道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了解世界的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引导女性了解她们不知道的东西，寻求选择的权利。
澎湃新闻：你离开伊朗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对伊朗有一种怎样的感情？
纳菲西：我觉得我离开了伊朗，但是伊朗从未离开我。我想念这个国家、人民和语言，我想念冰雪覆盖的山脉和茉莉花的香味、新鲜面包的味道，想念童年的街道和我的亲戚朋友。
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很幸运，因为我们称为家的东西，以及任何属于我们的东西都可能被带走，所以我们需要将记忆储存下来，而一个国家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的文学和艺术。我很幸运，因为我有记忆，有我最喜欢的伊朗诗人和作家的书，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将这些从我身边带走。
澎湃新闻：两本书的创作是否给你自己带来一些麻烦？有伊朗读者质疑你亲美或者背叛伊朗吗？
纳菲西：伊朗政权及其拥护者不喜欢这本书，他们认为我不应该批评伊朗体制，但是伊朗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很喜欢它。他们对我说，伊朗人影印了书的副本来看。当然我相信，有些人也不仅仅是喜欢它。
澎湃新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你七名学生的近况你知晓吗？是什么样子呢？
纳菲西：阿金在北加州。她继续深造，现在是心理咨询师，已经结婚了。她对我说，和前夫离婚的时候，前夫带走了女儿，不让她见女儿，伊朗的生活如果没有女儿的陪伴，她难以忍受，所以她决定永远离开伊朗。玛荷希待在了德黑兰，据我所知还在工作。雅西来了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又回到了伊朗，恋爱结婚了，她教书也写作。玛纳和尼玛也来了美国。密特拉和她的丈夫在加拿大，而莎娜姿在德国。
澎湃新闻：你的新书《共和国想象》中文版即将发行，能谈谈这本书的内容吗？以及你今后的写作计划？
纳菲西：《共和国想象》是《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姊妹篇。《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我写了在封闭和压迫社会中的一个想象力的角色，在《共和国想象》中则是一个在像美国这样民主和开放社会中的想象力角色。我讨论了今天美国面临的问题和危机，也批判了美国现有的教育制度，教育的高成本，以及如果我们从学校拿走艺术、音乐和文学会发生什么。我讨论了在什么情况下，想象力和观点对建立真正的民主有用。我讨论了一些伟大的美国小说，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开始谈起。
三辉君注：原文中纳菲西新作The Republic of Imagination中译名为《想象共和国》。
转载澎湃新闻，原标题为《纳菲西：关注伊朗的真实面貌，讨论普通伊朗人的非凡勇气》，原文链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44096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读后感(五)：2015-11-28《出租车》读书观影会记录 [猫，张祝馨]
http://www.douban.com/event/25777973/discussion/612935358/
根据活动录音整理而成，已经校对，有些许次序的调换和语句的修改。 我的部分，基本是自己做的整理。
张阅：请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在伊斯兰地区的朋友？那么日本朋友或者台湾朋友呢？
有的吧？很多年以前，我在台资公司上班，第一次遇到活的台湾人，比如朱sir，wendy，那几年台湾问题闹得很凶，动不动就说要武力解决，当时我跟一个后来成为我死党的同事讲，你试着想一下，如果打起来，wendy他们都在台湾，我们会想他们被炸死吗？再想想，如果你男朋友是台湾人，或者你在乎的人在台湾，你希望他被炸死吗？台湾人，就是无数个wendy、朱sir和你男朋友，他们不是抽象符号，是活生生的人，而“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只是几个汉字。同样的，我们看伊朗以及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宏观大局思维是好的，男生在这方面有一定优势，但是呢，光这样不行，我们待会儿还会提到流行文化、学术语言的负面影响。其实电影《出租车》，以及阿扎尔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和《我所缄默的事》，都在召唤我们用微观思维去想象每个伊朗人的具体生活，简言之，我们今天是来讲同理心的，然后我们会发现即便如此，世上的难题还是复杂不可破。
阅读这两本书，以及我站在这里说的话，都显露出女性思维的优势，就是能把很多遥远抽象的事情换化为近旁可理解的事物，同时这也是容易局限的劣势。我在这里也不会给大家答案，只是提出一些现象和问题，让你们自己去思索。独立思考，是精神自由的首要步骤。
我们看《出租车》这部电影，就有很多例子要求我们用具体思维看具体的人。比如说，小偷和女教师的辩论，女教师认为，生命是很重要的，不能随便把小偷抓去杀掉，杀鸡儆猴。在伊朗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道德和法律的界限模糊，法律不健全，人很容易被处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里看得出连大学里的校规也很荒谬。而小偷呢，信口雌黄说要把一些小偷抓起来杀掉，但这是黑色幽默，他自己就是小偷，同时，他认为女教师这样对任何生命的珍视，是因为她是生活在童话中的人，并不了解小偷，根本没有和活的小偷做过多少真实的交流，无论他们走投无路还是天生恶劣，其实“小偷”对她来说也是抽象符号，她并不能真正从小偷视角看问题。这个小偷则是从同行角度看，认为盗亦有道，他说自己“不会偷你这种穷教师，也不会偷他那种笨司机”，那些偷穷人的小偷，没有底线，是该死的人渣。言下之意，他只会偷有钱人。
当然，后面又出现一个有钱人，即导演的朋友，出来现身说法，有钱人也是人啊。因为法律不严密，被抓走的人容易被处死，所以告发一个人会很严重。于是这位朋友被打劫后决定不告发歹徒，同时心里必然是很气的。这种矛盾心理正说明伊朗的社会问题。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里的描述非常触目惊心，伊斯兰革命很残酷，大学里的学生党派斗争残酷，无论革命前和后，人都很容易被抓进监狱，甚至没有任何罪名。书中提到一个女孩子，被抓进牢里，她没有什么罪，长得很美，然后被多人先后强奸，然后处决，他们还有套歪理逻辑：处女死了会上天堂，所以必须毁掉了再杀。设身处地想一个伊斯兰妇女在伊朗的生活，非常没有安全感，妇女权益堪忧。张祝馨在伊朗的那段时间也遇见过一些情况，可以请她给大家讲一讲。
张祝馨：我在十一的时候去伊朗呆了十来天，等于是旅游观光了一下，那里的现状已经和阿扎尔•纳菲西书中的描述已经不太一样了。
张阅：又过了很多年。
张祝馨：对。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伊朗历史。伊朗是1979年爆发了伊斯兰革命，这之后妇女们才戴上头巾，这个国家才变成政教合一的。1979年之前，他们其实跟所有世界上的西方国家一样，而且可以说是最亲美的几个国家之一。但是1979年之后一下子天翻地覆。然后所有的妇女都要戴上头巾，不然的话就会面临生命危险。我有几张照片可以让大家先感受一下。
我先说一下头巾的事情。阿扎尔•纳菲西在书当中是说所有的女性，大多数的女性都是穿罩袍的，就是真个一块黑的袍子，把人全部都遮住。就像这张图里这样的。在电影当中，那位车祸受伤的妻子，因为她把整个人都是严严实实包裹起来的。就算她丈夫已经生命垂危了，但是她还是很注意，一定要把脖子以下全都遮住，就是她在哭的时候还很注意，我要卷一下那个围巾，我不能让其他男性看到我的脸以下的部分，这是非常虔诚的伊斯兰妇女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伊朗其实已经非常开放了。
张阅：看片子里面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头巾。
张祝馨：虽然是黑色的头巾，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女生一半的头发已经露出来了，这样的戴法在伊朗也没有什么问题。我自己在伊朗的时候，可以看到我戴的是非常不规范的（指图片），但是没有人会里找我的麻烦，我看到很多伊朗的女性，比如比较现代或是比较抗拒伊斯兰教的女孩子都是这样戴头巾的。这样也是一种宣称，就是我不爱戴头巾，其实就是一种公然的反对。
张阅：现在在伊朗涂指甲油可以吗？
张祝馨：可以。
张阅：但是在纳菲西的那个年代，这些人就会因为戴头巾的问题而被开除教职，头巾是个自由的表征。她经历过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两个时代，也就是不戴头巾和戴头巾的时代。书里写的大学的教规也简直荒谬。比如，你快迟到了，跑步去教室，也会被责罚。纳菲西她女儿的小学校里，有女生指甲太长，在众目睽睽之下给她剪掉，剪到她手指出血。某大学，“午餐时有三个女生在校园吃苹果，卫兵居然斥责她们咬苹果的姿态太诱人！”还有，戴头巾露出多少发丝，可能激发男人的性欲……书中太多这种不可思议的来自男性的非难。今天我故意涂了指甲油，想不到指甲油也能成为道具，呵呵，因为在纳菲西描写的革命后时代，“涂了颜色的指甲和化妆一样，被查到了可是要接受处罚的，得处以鞭刑、罚金或最高一年的徒刑。”当然，像张祝馨讲的，现在情况有好转，至少能涂指甲油了。
在这部电影里展露的电影审查制度也是荒谬的，我们来回味一下：
“女性务必佩戴面纱，男女不得有任何接触，不能表现悲惨生活，以及暴力镜头，正派角色禁止佩戴领带，也禁止使用波斯语姓，尽量使用先知的名字命名。”
好像随便哪部美国电影放这里都不能过线，比中国广电总局审查还严。而导演贾法•帕纳西也是受迫害很厉害的，被判刑，不能拍片，受人监视，他在片中也有自嘲。所以片尾，摄像机被偷的情节，有人猜测，是跟踪监视他的便衣警察干的，而摄像机没有记忆卡，也是黑色幽默的反讽：“你看，我其实没拍啊，我连记忆卡都没有啊。”实际上，他是把电影偷运出去参评，才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他甚至被禁止出境领奖。
他得这个奖，实至名归。第一，电影的技术确实很拽，你们注意摄像机从头到尾都没有出这辆出租车，拍摄全部在车内完成，故事没有超出这辆车的范围。第二，有个地方很有趣，就是其实电影里很多人都在摄像，卖影碟的用手机拍，导演侄女用数码相机拍，那对新郎新娘的婚车也在被拍摄，这也是诡异的讽刺，所有的事情、真实的影像是一定会被记录下来的，政府不让他拍电影，但是人人都在拍摄，在记录，无论是否能公开播放。第三，可能评委真的很钦佩他这种一定要拍电影的勇气，他这样被禁拍，还跟中国的导演，比如姜文、田壮壮这些人当年被封杀不同，他们只是浪费了最有才华、想象力和灵感的几年，但帕纳西这种，是可能会被抓进牢里，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所以，他们的勇气其实不在一个层级。待会儿我们再来说勇气。
但这部片也展现出伊朗人民淳朴的好的一面。比如他们会认为诚信很重要，撒谎是很严重的罪过。比如那个卖碟人，他很搞笑，唤起很多中国观众的共鸣，卖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卖《行尸走肉》第五季，确实很有在伊朗“发展文化事业”的感觉。他撒谎说开车的大导演是他的合伙人，放在中国，随便一个做销售或者跑业务的，撒这种谎也不少见，关键听者也未必信，知道他在吹牛，也不太在意，当然丈母娘看女婿会很在意。但是，当导演问“我什么时候变成你合伙人了？”买碟子的立刻变老实，仿佛被抓住了小尾巴，当然他还要挣扎一下，说我俩一起真的可以卖很多碟，会发财，但导演肯定不是他这个视野啦。导演叫他下车，他认为导演在惩罚他，于是几番道歉，承认自己为了多卖几张碟撒谎不对，也是混生活不容易。但这个故事说明伊朗人对诚信很在意，包括导演的小侄女，她说，我跟我的同学说，叔叔是个大导演，但是你开这么个破车来，同学会认为我在撒谎的，他们会把我想成什么人，我会有什么结果？诚实，是好品质，他们真是非常坚持。
另一部电影《一次别离》里，那个怀孕保姆，摔倒流产了，她最终承认是自己摔的，不是雇佣方推倒的，于是她放弃了能够帮自己家庭度过难关的赔偿金，选择不撒谎，代价就是继续贫穷。诚信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在伊朗，他们的品质和民风有淳朴的一面，张祝馨可以讲一下自己亲身的经历。
张祝馨：我的导游是伊朗人，但是他的中文在十几岁的时候就交流无碍了。所以他一路上会跟我们说一些笑话，说一些波斯的故事。他一直强调说，古波斯人是不撒谎的，我现在跟你们说的事情都是真的，你不要觉得我在吹牛，不要因为我的情绪很夸张，你们就觉得我说的是大话。他是一个很粗心的人，我们每到一个城市吃饭的时候，都是他先刷卡，然后几乎每次刷完都会忘记拿卡。每次都是我们出来之后，里面的服务生就说“啊，快点回来，你的卡忘了”，至少四五次都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种事情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有的时候在西方国家也是不可想象的。我在伦敦的时候，有次跟同学去吃饭，在饭店刷信用卡，信用卡离出视线只有几分钟，她就被盗刷了4000镑，这是很夸张的。所以我不管在哪里都是高度警惕的。但是在伊朗的时候，最后几天我完全是放松警惕的。伊朗的民风真的是太淳朴了，他们不会拿道德的事情开玩笑。
张阅：你在英国这种基督教国家也还是不安全。
张祝馨：欧洲现在已经完全世俗化了。
电影《一次别离》是讲一对夫妻的故事，丈夫要留在伊朗照顾父亲，妻子说要离开伊朗，为了他们女儿的未来移居美国，因为她觉得女孩子在伊朗是没有未来的。所以他们只能分道扬镳，让女儿自己选择去哪里。《一次别离》当中经常出现类似的场景。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看过，我只能剧透一下。
第一个场景是，男主人公推了那个保姆，但是他撒谎了，后来被他的女儿发现了。所以他就问女儿，要不要去告诉警察，如果告诉警察的话，明天我就得坐牢，就不能跟你在一起了，但是不告诉警察的话，我们就撒谎了。他就跟女儿说，你来选择，你叫我去我就去。
第二个场景是她妈妈来找他们谈要不要打官司的事情，她爸爸希望打这个官司，但直到她妈妈走了，这个谈判也没有达成一致。她爸爸就又问女儿，你觉得我们要不要私了，你觉得要的话，就把妈妈找回来。
最后一个场景是法官在问那个女孩子，你到底要跟你爸还是跟你妈，他们让你自己做决定。那个女孩子哭得很伤心，这是最后一个镜头。她还没有说出自己的选择电影就结束了。
我觉得这三个场景非常关键，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们总把道德问题抛给最弱的人来决定。这也是伊朗人和伊朗妇女面临的共同问题。他们总是让弱者来选择，把道德的重担交付给弱者，无论结局是对是错是好是坏，都是由他们来背负最后的结局。像伊朗人一开始选择霍梅尼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应该搞这个伊斯兰革命，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但霍梅尼骗了他们，他本来说等我上台之后，石油会免费，水也会免费，你们一定要支持我。但等到伊朗人簇拥他上台后，国家却变成这样子，经济发展倒退几十年。其实在政治方面，伊朗的高管、当局者也都是把这些道德问题和最重要的问题抛给最弱的那些人来决定。
然后我稍微补充一点关于电影《出租车》的看法。之后如果大家还有兴趣，我还可以说一两个小故事，关于我在伊朗的经历。
我觉得伊朗的电影经常会从一些很小的细节来反映现实状况，或者是洗白伊朗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这个电影中有几个细节，一个是小女孩口中的阿富汗人。她说她的邻居姐姐爱上一个阿富汗的男人，但姐姐的父亲很反对这桩亲事。其实阿富汗难民在伊朗是非常多的，而且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他们的长相有所不同。伊朗人对阿富汗人也有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接纳他们，另一方面阿富汗人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可能大家对伊朗的印象还停留在伊斯兰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就是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伊朗人非常反对美国。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在电影中，他们用iphone，用ipad，那个小姑娘的笔记本封面是“愤怒的小鸟”，你会发现其实他们一直在接触外界了解外界。
张阅：他们也知道《行尸走肉》。
张祝馨：对，他们的人民是有向外的意愿的。其实这种状况和中国人很像。还有一点，就是伊朗可能有70%的民众都不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们是非常反政府的。2012年在德黑兰还有非常大规模的、5万人以上的反政府游行。当然革命卫队马上派兵出来把他们打压了，然后还抓了很多人进监狱。我的导游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关了33天。他的电脑被拆开来，看他的邮件什么的。
这些事情也可以说明，这个政权能在位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了。因为伊朗的民心都是反对这个政权的。伊朗现在的政治、政策什么的也向着改革的方向走，也是为了不失民心。
伊朗和中国还有一个非常相似的方面，就是他们非常尊重自己的传统。中国现在也在说要恢复传统，古代古典的一些东西。像这部电影里，出租车里面放的音乐、卖碟的人的手机铃音都是伊朗非常传统的音乐。我在伊朗的时候，搭乘的车上一直在放这些非常传统的音乐，不是那种流行乐，而是类似我们的民乐这样的音乐。比如我们的导游一直说古波斯人不撒谎，其实是在强调自己是波斯人这一点。
说到波斯传统音乐，在《一次别离》当中有一个细节，可能很多人没有在意，因为字幕也没有显示出来。就是妻子在离开家的时候，她拿走了一张CD，她说我只带走这张CD，但字幕没有翻译出来这个歌手是谁。我去了之后才知道这个歌手叫沙扎里昂，他非常有名。他的有名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波斯传统音乐大师，还有一个是他反伊斯兰政权。所以在公共场合是不允许播他的歌的。而《一次别离》中提到“沙扎里昂”这个名字其实也是一种反抗，在国际大银幕上对伊斯兰政权的一种反抗。
这是我对电影的一点点补充。
张阅：纳菲西的书里也有讲到，他们年轻人也做摇滚的。他们会去看小的演出。我是看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伊朗也有摇滚乐。演出现场的人都很兴奋，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是禁忌的，唱的歌词也有禁忌。他们觉得自己很大胆。
张祝馨：1979年之后，所有的歌舞表演在公共场合都被禁止了。但是我们这一次去，导游特地带我们去了一些有歌舞表演的饭店，一般都会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像城市的郊区这种地方，就是担心警察会来。但是警察也知道这些饭店的存在，只不过不来端他们。也体现了伊朗人民现在还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的反抗。他们非常享受这种歌舞表演，这是他们民族的一部分。
张阅：然后我们来说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这本书，它有趣的地方，是四个部分各自与四位作家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简奥斯汀的作品形成互文关系，有主题上的相关，也有语言风格上的相关，读完了你能明白这几个作家的文学风格，也能明白纳菲西想讲的某种伊朗问题，继而启发你思考超越国别的人生问题。这本书对读者的参与要求很高，你得在阅读时自己体会纳菲西的意思。
纳博科夫部分，她主要讲《洛丽塔》和《斩首之邀》。
《洛丽塔》拍过两版电影，有库布里克的版本，还有铁叔Jeremy Irons演的一个版本，但我们要注意，这些男人拍的电影，还有流行文化里，男性学者及书迷的说法，都偏重于讲小女孩美丽的性诱惑，这种错觉让我们受到欺骗，认为是小女孩勾引了主角亨伯特，看纳菲西这本书可以正视听，我如梦初醒，洛丽塔只是个十二岁的弱女子啊，从头到尾她都是被亨伯特强暴的，虽然她对施暴者是有依恋的，因为她孤身一人，别无选择。不仅流行文化，学术概念也是需要警惕的。本书讲奥斯汀部分，有个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落后分子，说奥斯汀“她是个殖民主义作家。”并说《曼斯菲尔德庄园》鼓励蓄奴，纳菲西后来发现这个观点出自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反动分子很皮毛地认同西方学者眼里的革命性作品，而此人根本没有读过一手的奥斯汀小说。所以要能够关注很具体的人和事并不容易，生活处处是陷阱，流行文化，学术语言，都是。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部分有介绍纳菲西办的读书会，她想说伊朗世界很黑暗，到现在也很难拍个电影是嘛，但是，纳博科夫这种作家，致力于用想象和思考创造出一个精神世界，带来美的天堂、某种自由、或者生存希望。而纳菲西也会用她的文学课完成她“梦想中的色彩”。当然，后面要说的亨利詹姆斯也有这种倾向，他后来又有些改变，他对人性的复杂也许有更深的看法。
纳菲西认为亨伯特的粗心、漠不关心是一种很严重的能力缺乏。他不在意蛾子和蝴蝶的区别，也预示他无法用同理心去体会自己所强暴的洛丽塔的心情，而是“企图按照自己的梦想和欲望去塑造别人”，洛丽塔连名字都是他制造的，是他营造的幻想，这对小女孩是除肉体强暴之外的另一种强暴，即精神侵犯。但洛丽塔始终在反抗，如纳菲西的逻辑，洛丽塔是伊朗，而那些窃取伊朗的不同政党及宗教派别则是亨伯特。“亨伯特如同一流的辩护律师，巧舌如簧地诉诸我们更高的道德标准，借由牵连受害者，来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身在伊朗的人，对此种手法已相当熟悉。”如前面所说，纳菲西会把所有事都代入伊朗这个语境，这也是她的陷阱。
盖茨比部分，主要讲实现梦想的问题。纳菲西在书里强调了我们经常说的一个意思：“愿不能乱许，梦也不能随便做，有朝一日梦想可能成真。”真的，梦想实现未必会带来我们想要的结果。菲茨杰拉德的盖茨比也是很典型的例子，他对黛西有梦想，也有自己的美国梦，想成为某个样子的人，自我实现，受到自己和他人的尊重，他对金钱其实没有对梦那么执着，但是金钱反过来有腐蚀他，梦想被实现了，但已经没有当初的纯洁了，整个是梦想破灭的过程。但很多人，尤其男生哈，会从盖茨比身上看到自己心里很脆弱的那面，他也是屌丝逆袭终被资深高富帅打垮的经典案例嘛。
但纳菲西又把这个故事套到伊朗身上。她年轻时在美国念书时参与了不少学生政治活动，在德黑兰教书时又看到的政治、宗教冲突，在美国怎么口号喊打喊杀，都是不会实现的，但是在德黑兰，一切都变得真实，可能实现。伊朗在反美，美国大使馆被喊成“间谍窝”，伊朗妇女拿了钱在门口静坐，后面还有残酷的暴力革命。伊斯兰革命胜利了，不亲美了，政教合一了，伊朗却没有变得更好，更不要讲紧随其后的两伊战争了。
詹姆斯部分，是书中最复杂的一部分，纳菲西可能也有模仿詹姆斯那种很模糊的写法，他本来就是很难读懂的作家，他写的人性是的复杂的，模棱两可，语言也复杂，这也折射出生活的复杂。这也许是文学学者或者深度文学爱好者喜欢他的一个原因吧。
纳菲西在这章会特别讲同理心。分析詹姆斯的《华盛顿广场》，她提到福楼拜的箴言“人得先有心才能体会别人的心。”接着，她讲“对他人的尊重、同理心”，这种小说核心，特质，“使奥斯汀、福楼拜、詹姆斯、纳博科夫和贝娄一脉相承。”而现代小说里的反派，就是“一个毫无怜悯心和同理心的怪物。”“个人版的善与恶不但取代了史诗或浪漫传奇中较典型的英雄概念，也将其个人化了。英雄成为不计代价捍卫自我尊严的人。”所以英雄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如果一个人要做有尊严的人，你潜入他的内心，把他的生活写下来，会发现他也是很厉害的英雄。但纳菲西又把问题扯到伊朗了。她认为“缺乏同理心是这个政权主要的罪恶，其他人便上行下效。”而她这个曾经尝过自由的人，最终也离开了伊朗，去了美国，自由自在地写作，很多有条件的伊朗人也都面临去留选择，像《一次别离》也是这样的故事。
回到詹姆斯，像前面提到纳博科夫，他也是在幻想和写作中创造一个美的世界的人，用纳菲西的话讲，是“一辈子尽可能与生存的热情保持距离的人”，最后积极地投入为一战呐喊，呼吁美国参战，支持英国，并且做出加入英国国籍的个人决断，他在强大感受力的重压之下，选择参与战乱中其他人的生命。
他也被其他人的勇气感染了。纳菲西讨论他小说里的人物，提到几种勇气:一，别畏惧习俗与传统；二、内向腼腆却敢挺身面对所有比自己外向突出的人，并付出极大代价；（这两种比较常见，好理解）三、最富有想象力的人，通过想象力能够对他人发挥同情心，如果缺乏这种勇气便会对别人的感受与需求视若无睹。
我们可以回想电影《出租车》。导演无疑是很有想象力的，他才会拍伊朗各种各样的人。比如那两个老太太要拿着鱼在正午放生，把生命寄托在两条鱼身上，这其实蛮愚昧的，我们往往会很简单地评论，“听不下去听不下去了！”但是导演却运用了他的想象力，站在老太太的角度想问题，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很搞笑有趣的效果，就是生活里苦中作乐的现象。
同理心确实需要想象力。纳菲西用她的想象力讲了一个自焚人的故事。在两伊战争之后，人们产生很大变化，比如最高领袖也死了，不少人信仰幻灭，知道先知是被制造出来的。纳菲西的大学里有个退役军人特权分子，他曾经是因为“又红又专”才获准进入大学，掌权，没什么真才实学，到了和平时代，他失势了，梦想幻灭，以前的同志们过上了新生活，最后自焚……纳菲西用代入的笔法完成了对他的理解。同理心在女性身上比较敏锐，但同时也是作家必备的素质。
在伊朗这种女孩子必须带头巾的国家，感情问题也相应变得复杂，比如女孩要不要跟男朋友发生性关系，书中有一些暗示，但是纳菲西不会给这些女孩子答案。这个问题放在中国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在中国，开放不再是最大的问题，反而保守容易受到攻击。
最后我用另一部电影来讲同理心和想象力，我们在说电影，书籍，伊朗，其实也是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最近看了一部戏剧电影《天窗》，里面有个富翁，去看他过去情人，希望复合。女方是在贫困混乱街区做教师的人，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者，当她得知富翁的随行司机一直坐在车子里等，就指责富翁不把司机当人看，富翁就辩解，你看看是谁在受苦，你家里冷得厉害，司机在豪华轿车里吹吹空调，听听音乐，打打瞌睡，还拿着高薪，司机的工作本来就包括等待，他哪里过得不好呢？所以这个女孩虽然有同情心，但她并没有运用想象力去体会这个具体的司机的状态。对司机来说，也许这就是他最喜欢的生活。所以，没有想象力的同理心是不行的，“我是为了你好”才会成为万恶的一句话。你在公交车或菜市场与人相处三分钟，生活上并没有联系，你说爱路人是容易的。爱抽象概念是容易的，爱一个具体的人是难的。
观众提问部分：
问：为什么通过想象力对他人发挥同情心，也是一种勇气呢？
张阅：这样讲，如果有事情在发生，你有一颗敏感的心，靠近、潜入这个事件，是需要你付出的。举个简单例子，有个人在哭，他失恋了。但如果你想去安慰、帮助那个人，想象他遭遇了什么事，导致他哭那么伤心，你需要付出时间、精力，也会感觉到他的疼痛，这就需要勇气了。如果他是你好朋友，你心里有爱，就会心疼，会想帮助他。如果是跟你没关系的人，你很容易走开。所以，用同理心去帮助一个人，需要你一起承担他人身上的那部分重负，这需要勇气。坚持善良，不容易。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读后感(六)：【转载】1979宗教革命的“第二天”：伊朗仍有最强悍的女权力量
（面纱之下，她们用阅读抵抗世界——阿扎尔·纳菲西新书分享会总结）
维舟 张念
原载 澎湃新闻·翻书党
【编者按】
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伊朗作家阿扎尔·纳菲西讲述了一个秘密阅读的故事；在《我所缄默的事》中，她讲述一个动荡时代的伊朗家庭的秘密故事。维舟和张念在《我所缄默的事》（外研社，2015年8月版）的读书会上，从伊朗的宗教革命讲到女权运动，提供了从一个更开阔的角度了解伊朗。不妨从这里进入作者的语境：1979年之后，伊朗宗教立法，宗教法开始管着世俗法了。你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生活氛围吗，有这样一个女人，她总是遇到一个人就问：你的婚姻有爱吗？
为什么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是非常值得一谈的事情
维舟：我先交代一些背景，首先我们作为中国人，为什么要看伊朗的小说，或者说伊朗人写的小说？其实伊朗有很多情况和中国不无相似。这个女性作家的家世非常显赫，她爸爸在1960年代是德黑兰市长，妈妈是前代国王的后人，又是伊朗最早的六位女议员之一。在伊朗国内，纳菲西一家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伊朗是中东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把伊朗大致想像成中国的民国时代，就是一个快速现代化，但是又乱糟糟的一个年代。与此同时又给了人们很多自由，当时的伊朗女性相对来说是很开放的。
但是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有一点像中国的1949年，那个时候生活当中发生了很多的变革。纳菲西这两本书是从自己的家庭变迁来折射整个大时代，大概差不多100年左右的时间。另外一本是《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这本书出版的更早。在整个欧美西方地区，这种族裔文学比较盛行，比如可能是在英国的孟加拉人写的小说（例如莫妮卡•阿里的《砖巷》），或者是在澳大利亚的越南人写的小说（例如黎南的《船》），在美国的伊朗人写的小说，他们各自折射出自己的一些经历，当然这些作品可以给人带来一些对于某些时代以及个人命运的一些思考。纳菲西实际上是1955年生的，到1979年她在海外留学完之后回到伊朗，伊朗当时正经历伊斯兰革命。她回到伊朗之后，在德黑兰大学教书到1997年，德黑兰呆了大概18年后才去的美国。
所以她的很多个人经历来看，应该说是相当的现代派，也是相当西方化的，她在西方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她的一些女性的观念我觉得是相当解放的，比如说对戴面纱的象征意义，她在这方面持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抗观念。《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里写的是她当时组织的阅读活动，在那个年代的背景下，这件事情的意义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在哪里呢？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介入到方方面面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公共空间是萎缩甚至是没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是非常值得一谈的事情？关键词是“德黑兰”，而不是说“读《洛丽塔》”。因为在德黑兰这个环境下——作者在《我所缄默的事》中也提到过——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她们把私人空间变成公共空间。比如说邀请一帮朋友到家里来，我们自己的家变成了电影院，变成了戏院，或者是变成了一个咖啡馆，一个沙龙的会馆等等。
她就把私人空间给公共化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和艺术充当了非常重要的抵抗力量。所以她把这些反抗的东西给结合起来，如果说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文学和政治是没有这方面的政治意义的，没有反抗的色彩。但是正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有很多在我们看起来不太可思议的事情，比如有宗教检查、道德检查，比如说女孩子没有戴面纱出去逛街会被抓起来，女人穿牛仔裤这是违法的事情，包括家里打扑克、唱歌，电影也是不可以看的，因为电影上有很多的偶像——电影在沙特阿拉伯也是违法的，该国曾经发生过好几起火烧电影院的事情。
不要老想着facebook，就说和伊朗很亲近，还有一个更加亲近的是，这两个国家都以自己的古老文明为自豪
张念：接着维舟老师的话题。我们知道的伊朗，娱乐肯定是禁止的。我有朋友去伊朗回来告诉我，伊朗在晚上9点之后，他们所有的商店都要关门。然后女孩子9岁嫁人，一夫多妻制。我今天还特意到淘宝输入“伊朗”两个字，伊朗是不可以有店的，任何的货品不可以从伊朗出来，全都在迪拜，少量的伊朗的特产比如说玫瑰油，这是我唯一和伊朗身体经验上的联系，我使用过他们的玫瑰油，非常好。没有娱乐、没有淘宝、没有卡拉OK，这些都没有。听起来我们好像应该庆幸，我们在中国完全和伊朗是不太一样的。
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我非常佩服这位作者。纳菲西的这两本书，甚至无法归入某一种类型。她所做的就是一种记录，我把这两本书称之为纳菲西作为一个流亡者的一种记忆档案。对于这种记忆档案，我们也不陌生，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回忆过去（的作品），比如说像章诒和他们写了很多。但是纳菲西她的这种角度特别独特。我读了之后，甚至我会产生一种身体上痉挛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找到我们当代中国的一些生活经验予以它共证的秘密通道。
这些秘密通道在哪里？我试着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觉。比如纳菲西的一种天然的女性主义意识，我觉得这不能说是接受了西方教育就有女性主义意识，这种性别立场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天生的一种天赋和能力。它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说有一个集权在压制我们，甚至她也不关心审查制度，她关心的是什么？是她特别独特的女性视角。这些女性视角都是从日常经验出发。我觉得这些日常经验也可以称之为文学，我们说是文学虚构的，实际上不是的。她的名字叫纳菲西，在纳菲西的世界里文学就是现实，她形成了一种对问题自有的提问方式。
比如说，在伊朗这样一个非常宗教的地方，1979年之后，它的宗教法管着世俗法了，宗教立法。在这样一个非常保守的宗教社会当中，你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生活氛围，有这样一个女人，她总是一遇到一个人就问：你的婚姻有爱吗？她老是喜欢问你的婚姻有爱吗？她的这种习惯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反感。哪怕是同样从英国回来的纳菲西的闺蜜都不能接受她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她老是问别人，“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真的喜欢他吗？”这是一种纳菲西的日常用语。这种日常用语天然就有一种我称之为“文学政治”的立场，这是性别的。
还有一点，我把镜头再拉远一点，伊朗的历史实际上和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像刚刚说的，是类似的。这种类似是什么呢？比如说伊朗是1905年就开始宪政和共和了。你看和我们中国的时间是比较接近的。然后就有他们称之为“白色革命”的事件，大概是在1935年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个国家正式从波斯改称为伊朗。你们不要老想着facebook，就说和伊朗很亲近，还有一个更加亲近的是，这两个国家都以自己的古老文明为自豪，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古老文明和传统而自豪的这两个国家，会有一种共同的文化反应。比方说，你在谈爱情的时候，是不是过于西化？你讲的“民主”是不是美国式的民主等等，这些话语我们是非常熟悉的。那在伊朗，他们以同样的语气在说同样的话：“为什么人家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你认为不一样？”“你是不是接受了美国的西方价值观？”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今天还会有，我们还会被这样的质疑所包围。我想这样的一种相似性，可能就是基于自己古老文明的一种自豪。
我们看电影《一次别离》，那电影非常的感人，因为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他们就是被生活的烦恼所纠缠，他们不快乐，但是他们的道德上没有任何的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你看那个男主角说，我不愿意去美国，他也没有和妻子有太大的价值观的不同。他妻子说我要到美国让孩子有更好的教育，这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为了孩子移民美国一样的道理。但是男主角有一个坚持他的理由是“我是波斯人”，注意他没有说“我是伊朗人。”
在伊朗的今天还有这种古今之争，就像我们的“国学热”一样。实际上在心理层面上，我们和万里之外的遥远的伊朗是非常接近的，我们的汉语读者更应该读懂当中的微妙的东西。所以他们称之为白色革命，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现代化了，伊朗当时开始大量的经济发展，大量的基础设施的投入。这很像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的邓小平时代，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大量的现代化，然后整个社会更加世俗化。比如说，改变婚姻法，规定女孩子18岁结婚，以前是9岁就嫁人，白色革命实际上是巴列维王朝下的一种现代化的革命。所以实际上伊朗的精英阶层是更早、更全面地接触西方，当时他们都是出国留学的。
宗教革命之后，伊朗仍有最强悍的女权力量
维舟：在中东地区和中国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它当时经历过一种我认为是“反动”的革命。比如说土耳其也是一样的，土耳其曾经在凯末尔时期曾经有一段时期是有过西方化的现代化时期。伊朗的第一代领导人和凯末尔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比较世俗的，而且他们对于宗教采取了一种非常蔑视的态度，像凯末尔酗酒、打扑克，这在伊斯兰教来看都是不可饶恕的。但是在那一段时间的西化和开放的这个浪潮之后，然后又来了一个反扑，在土耳其的很多女性也是这样的，到后来变成了经历了现代化之后，他们又退回去了，女性开始自愿戴起面罩来了，这就好像往前进了两步又往回退了一步。
张念：对，像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加保守了。我觉得在伊朗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后，它的软件没有跟上。纳菲西的父辈和自己的成长阶段都是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刚刚讲到的巴列维王朝，他们领导人的这种自信是建立在波斯文明的基础上，反而对现代化是犹豫的。因为真正的自信应该是一种开放的心态，你看他GDP也是常年保持在10%-12%以上，但是有一点，就是集权和一党制。你们可以开淘宝，你们也可以娱乐，女人不用戴面纱，可以喝咖啡、红酒，和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政治上是一党制的，是家长制的。这就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弹。1979年的时候伊朗革命，当时所有的西方知识分子都说，这是赶走了一个暴君。没有想到，后面霍梅尼来了之后，这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历史就好象是科幻的一样，没有一个历史理性的逻辑。
还有一点就是让我非常吃惊的就是说伊朗的女权运动。因为现在女权运动，包括女权学术的主要话语方都是在美国，所以我们很少听到伊朗的女权运动。我看到纳菲西写的一些背景之后，我非常的感动，伊朗人有最强悍的女权力量。为什么是强悍？因为伊朗的女性在为女性争取权利，哪怕是想摘下面纱的权利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这是非常恐怖的，我在中国说我是女权主义者，我在伊朗女权主义者面前我是羞愧的。她们非常勇敢，她们曾经在白色革命期间为女性争取权益，后来到保守势力反扑的时候，所有的女权主义者被装在麻袋里面乱石砸死。因为这些保守派认为，为女性争取权利的女人是不洁的，我连刀和枪都懒得碰你，就把你闷在麻袋里，用石头砸死。但是这样并没有吓到伊朗女人，今天为女性争取权利的女权分子依然还在运动。包括纳菲西为了保护她的学生，她的书里面用的都是化名，因为她们的斗争还在继续。
所以说我们在这样一个维度上，这样一个表面开明的、现代化的（社会），看似拥有一切的人对自由的感受是不是真实的？我觉得纳菲西作为一个文学教授，她才是真正的一个伟大典范的文学读者。什么意思呢？你看她曾经说过：我们设法活在开阔的空间，活在已成为我们保护壳的起居室，和屋外审查官——审查官我们不陌生，我们依然还有审查官——这个妖魔世界所形成的漏洞，这种缝隙是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阅读，我们在接触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往往以为我在读一本文学作品，这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安娜这样就死掉了，比如说我读艾玛，我为她感叹一下，说这个女人很作。
不是这样的。在纳菲西身上，体现出的是个人把阅读作为一种行动，就是你读了一本作品，你的阅读有没有在你身上发生一种循环，这是一种能量的循环。而不是说我有可能看一个小说，打发时间，然后我合上书了这一切就和我没关系了。如果说阅读在德黑兰，在缺乏自由的社会当中，阅读是一种冒险活动的话，纳菲西的作品就是告诉我们，在阅读冒险之中的生存守则。如果说阅读一种冒险的活动，纳菲西在书里给我们提供了两个非常典范的生存守则。你看艾玛也是，我们知道福楼拜的艾玛也是被阅读“毒害”的，很多人觉得艾玛每天在修道院里面读罗曼史，对生活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实际上不是的，我觉得艾玛非常棒。在19世纪的艾玛虽然死了，但是她死得很健康，健康的女人被福楼拜宣判死刑，因为福楼拜写的是是一种像手术刀一样冷酷的东西，这是文学的政治。她们必须死，她们必须作为一种悲剧的力量去指引人。如果说没有死的话，19世纪的女人在哪里？全都得是精神病，去找弗洛伊德去了，压抑和精神分裂。
如果说你读了一本小说，它触动你了，你不想成为书中的那个人物，你就会成为精神分裂。《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这个书名本身就是是一句句子，我们来看在这本书里纳菲西选的几部作品。纳菲西通过《洛丽塔》考验自己身上的自由意志，她对性别天生敏感，不是因为她受西方教育而产生的一种敏感，这种敏感是与生俱来的。
她读了奥斯汀之后，老是见人就问：你结婚了，你们有爱吗？我们去参加人的婚礼问到这个问题是很尴尬的。她只能自我宣称有爱。那么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在她自己的身上，比如说在她的第一次婚姻当中，她没有大谈那些观念，什么女性要自由、解放，要选择自己的爱人。她自己是从精英家庭出身的人，本人也是一个大美女，肯定有众多的追求者，当一个男人向她结婚的时候，基本上她觉得这个男人也没有什么缺陷，她甚至会想到简•奥斯汀小说当中的某一个男主角。这就是文学，你不要以为你和文学没有关系，当你接吻的时候，你脑袋里面肯定想着某一个文学片断。这就是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嘛，当你写情书，你如何向对方表达你的爱情的时候，肯定背后有一个文学的形象，或者是在你的潜意识里支撑你这样做。她就把自己放在简•奥斯汀的角度去看，她第一次新婚之夜的性行为是失败的，这不是观念，而是她的身体抗拒。在描写她的第一次新婚之夜，她说她就感觉自己像被强暴了一样。
“又一个有才华的女性被浪费了”：国家的历史在个体身上发生的冲突
维舟：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下，假如说纳菲西这样一个人，她作为一个女性意识非常强烈的知识精英分子。假如说她的生活没有这些文学作品可以读，那她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对她生活而言是无法想象的，因为这是她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来源。
其实叛逆本身是一个自主意识比较强烈的表现。她为什么叛逆呢？她的爸爸虽然有婚外恋但也是因为自己的婚姻不幸福，她的爸爸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她的妈妈性格上有点专横、很难相处。但是她从她妈妈身上看到了很多的影子。她妈妈是国王的后裔，家世十分显赫，由于从小所受礼节的约束，在她妈妈看来，放纵自己去享受快乐是一种罪恶，所以她对自己不是很诚实。她的妈妈在跳舞上是很有天赋的，可是她不跳舞，因为她很骄傲于自己克制自己的能力。这些东西就导致女儿有点叛逆的倾向，因为纳菲西觉得应该诚实地对待自己的生活。
纳菲西在书里面反复提到一句话，就是她妈妈的闺蜜经常会说到一句话“又一个有才华的女性被浪费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的伊朗，有一些女性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她发现没有办法继续这样的生活、在当时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情况下，很多人认为一个女性，比如说你受到了一定的教育之后，你还继续深造的话，通常来说或者因为你长得比较丑，或者是嫁不出去的，他们有这样的观念。他们会认为如果说女性受到良好的教育之后，她就会变得放荡，是有这样的社会舆论。有很多人明明是相当有天分的，但是她没有继续成长，而是去嫁人了，所以她的才华很早就被浪费了。这类似于中国传统上所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有的人受到了良好教育之后，主动选择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纳菲西非常反感的事情。
而且当时伊朗的社会环境可以说对于她们这一代人来讲也是比较挣扎的。你可以把她们这些人的个人生活看成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冲突，这种传统和现代、西方和东方的冲突出现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另外一本书《我在伊朗长大》，后来被拍成动画片，这本书和纳菲西的作品其实有点类似，也是一个伊朗女性写的。她在伊朗本身是一个比较西化的女孩子，但是在奥地利留学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毕竟是来自于一个“连接吻都被视为性行为的东方国家”，所以她就觉得自己和西方的同学在一起，不是很自在。她有一段时间非常痛苦，最后她回到伊朗之后，和纳菲西一样，她一开始也是一个不幸福的婚姻，最后才找到幸福。
这里头有很多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女性主体意识怎么样确定的过程。而且这代人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多的痛苦和挣扎，我觉得也是因为她们是从传统的桎梏当中解脱出来，首先开始承受这种双重压力的。而且怎么讲呢，也是因为伊朗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剧烈的变革，就像急转弯一样。我们现在印象当中的伊朗都是比较传统的神权政治国家。但是在伊朗在1979年之前是一个非常西化的国家。
可以这样说，就是美国在二战之后，曾经有丢掉过三个重要的国家。在美国曾有一个著名的争论，就是谁丢掉了中国（Who lost China），但不止是中国：1949年丢了中国，1959年丢了古巴，1979年丢了伊朗。伊朗在1979年之前，是中东仅次于以色列的一个非常亲美的国家，然后从一个亲美国家突然之间变成了中东地区最反美的国家，这是非常急剧的转变，其实和中国1949年的转变差不多。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美国和这三个国家都有差不多二三十年关系非常差的时期，和古巴的关系也是前几年才刚刚好转一点。你能够想象，在这种变化当中，对人的精神状态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我觉得有一点值得思考，这两本书都是由女性来书写经历，为什么是女性呢？这是很特别的，我后来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在引导这个社会的结构当中，女性的作用非常特别。纳菲西的爷爷这一脉是伊朗的一个少数派叫谢赫派，不是主流的什叶派。纳菲西后来的丈夫又是属于巴哈伊教的，一个在伊朗被禁止的异端教派，经常被镇压。所以纳菲西虽然出身名门，但她的多重身份都是边缘的身份：女性、少数派、异端。也是因为这种边缘的身份，她才更加敏感地感受到主流的压力。社会的自由度都是取决于这个社会对一些边缘群体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可能更加敏锐地感受到这种改变，包括她的爸爸，突然之间从市长莫名其妙地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关了30多个月才出来。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女性可以从自己不同的境遇下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她可以感受到这种认同感，或者是对自己的主体意识有更强烈的感受，我觉得对她来讲文学和阅读是一种必需品，生活当中如果说没有这些东西的话，真的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完全荒芜了。
精英阶层第二代，怎样反省上一代知识分子的虚伪
张念：我觉得纳菲西的这种反省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她整个在厘清她更像爸爸还是妈妈，这对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她一直观察她的母亲，她母亲也有王族的血统，是第一位国会女议员。但是她说她母亲仇视这一切，不是说去把这个事情当成事业，她是为了展示自己。她是为了一种虚荣心或者是感情用事。比如说她不懂政治，她有一些非常小女人的东西，非常小女人的那种意气用事的东西。比如说她具体写到一个政治事件，因为她母亲的失误，搞得她父亲很难收场。比如说送她的女儿去英国读书，她认为就好象是买了一个LV包，她说你看我们家女儿和你们家女儿不一样，就是为了展示一下，她送女儿去英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优越感。包括她还观察她从政的父母，她说她的父母亲一方面鄙视有权利欲的人，讨厌权利、野心和贪婪。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是足够自信的，因为基于自己对道德的自信，他们有那种“我应该拥有权力，因为总比其他更差的人拥有这个权力更好”的感觉。因为当时伊朗的现代化改革，同样也是腐败滋生，和中国的腐败滋生是差不多的，包括连慈善基金、补贴，补贴到老少边穷的慈善救助基金都有人贪腐。所以她父母亲另一方面又觉得，我自己虽然处在权力网当中，但是我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他表现出了他父母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虚伪性。我觉得这是女性主义的眼光，她是别样的视角，她不做正判断，不做对错，不是站在某种立场上，她是活生生地和生命照面，她是有怜悯之心的，对人的困难竟如此的敏感。这样的一种基调我是非常欣赏的。
维舟：她写出了人身上普遍的困难和矛盾性。我觉得这是人物描写非常好的技巧，而且她也敏感地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中东作家，就是萨义德写的那本《格格不入》。《格格不入》当中写到他的家庭的状况，他们也是少数派的，萨义德的名字就是一个西方人的名字，在埃及这个绝大多数信伊斯兰教的国家当中他们家却是信基督教的。所以他们是比较特别的，他们有特殊的身份，就像是自己国土上的“内部流亡者”，我觉得这对他自己的身份和政治的认同都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包括他的书名《格格不入》，处境上跟纳菲西的状况有相似之处。也因此，这样的人他们可以看出人身上的矛盾纠结的地方。我们可以感觉得到，纳菲西的父母身上都有悲剧性的因素。她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这些悲剧在哪里——在很多时候那往往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张念：还有白色革命。因为他们家庭接触的都是精英阶层，都是文学批评家、教授、作家或者是报社的主编、外交官。他们那种莫名其妙的脆弱性、政治上的幼稚会不经意的透露出来，这个非常有意思。
维舟：她书当中也提到，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这个神权国家，掌控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一个是学术，一个是文艺这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直到后来很长时间，仍然是世俗派的精英把控的领域。这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点，他们有自己一个特殊的圈子，这些精英在精神上不受神权政治的控制，也是因为这一点，成为和国家力量之间撕扯或者是争夺的一个焦点。
张念：现在还在继续。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读后感(七)：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好奇是不服从最纯粹的形式”（纳博科夫）。如果不是在德黑兰，纳菲西女士给女学生们所引介的小说很难产生如此魔力，这足以对抗现实世界的力量。对伊朗很陌生，只知道它是曾经的波斯文明的后裔，被阿拉伯人征服后改宗伊斯兰，曾经辉煌的波斯文明保留在奥玛开俨的史诗中，新闻与电影中伊朗女性总是身着黑色罩袍面带黑色面纱，仅露出的双眼也不得与异性直视，而伊朗的风景被阿巴斯的电影诗化了，《随风而逝》《樱桃的滋味》中长镜头所记录的伊朗高原是空旷的黄土与无边的原野，构成了印象中的神秘国度。和近代许多国家一样，革命推倒了国王的王座后，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同样也面临多种选择，在诸多国家意识形态角逐中，伊斯兰意思形态战胜了马克思意识形态和西方民主宪政意识形态，伊朗从曾经的政教分离世俗政权退回到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经文取代法律，成为解释一切问题的标准。和所有意识形态专政的国家一样，官方对生活进行全面控制，包括阅读与衣着，西方作家的作品诸如《洛丽塔》当然被斥为毒草予以禁止，女性在公共场所带面纱从教规上升为法律，由道德纠察队执行。越多禁忌就会有越多冲动，情欲被压抑越重就更容易被唤起，书中写到女性面纱外偶尔露出的几根头发竟能导致某些男性的性唤起，现代国人无法理解古代男人对女性三寸金莲的畸爱，读到这些也是可以理解了的，这些小脚被隐藏在裙子下面，不轻易示人，正如伊朗女性被面纱遮盖的秀发。《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出版后，引发多种同类写作，诸如《在缅甸读奥威尔》，现实经验与阅读经验被放置在同一本书中，两者之间的张力很吸引读者。小说在自由社会并不会产生对抗如此重要的对抗力量，然而在政府提供一切正确答案的地方，小说世界的无限可能与道德中立，成了纳菲西和她学生们最后的自由领地。“好的小说会展现个人的复杂面，并创造足够的空间让这些角色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这方面而言，小说具有民主性——并非它倡导民主，而是其本质就是民主的”。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读后感(八)：【转载】纳菲西：用阅读抗议禁忌
文 采访/罗四鸰
2001年9月11日，纽约。当飞扬的尘埃在世贸大楼双子塔旁落下，一位不知名的妇女从尘埃中走出来，满身疲倦，向守候在那里的记者问：“为什么？”
2015年的《查理周刊》事件和ISIS国的兴起，让这道难题越发变得沉重。
那么，谁来给我们提供感性的认识呢？谁来回答9·11尘埃中那位妇女的悲伤的问题呢？这或许便是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和《我所缄默的事情》的意义所在。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推翻了延续上千年的君主专制，同时也打断了巴列维王朝“白色革命”所带来的现代化进程。革命之后的伊朗，霍梅尼提出的建立伊斯兰政府的思想——“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成为建国指导思想。
从此，在伊朗全面实行伊斯兰化，从国家政治到私人生活，严格按照伊斯兰的教义生活，并开展了一场文化革命运动。这个时候，伊斯兰妇女被要求必须黑袍加身，掩盖头发，违者处以鞭刑或是拘禁，戴面纱已成为一种政治上的革命行为。1967年巴列维“白色革命”时期的家庭保护法被废除，多妻制重新合法化，女子最低结婚年龄从18岁降至9岁。
正在这个时期，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阿扎尔·纳菲西回到了祖国伊朗，先后在伊朗的三所大学任教，但因戴面纱的问题而最终被迫辞退。因为严苛的政治氛围，“大学再度成为文化纯正主义者攻讦的目标”。即便在被视为伊朗自由色彩最浓重的学院阿拉梅塔巴塔拜大学——作者任教的第三所学校，凡是不合乎伊斯兰标准的课程和活动，都要遭到奚落或是阻扰。在校园门口，有门卫检查女性的服饰和包包，若是发现腮红或是指甲油，轻则遭痛斥，重则进监狱接受刑罚，甚至仅仅因为长得好看或是吃苹果的姿势性感，而被捕遭受牢狱之灾。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大学教授西方文学的阿扎尔·纳菲西，因不堪忍受无所不用其极的骚扰、监视和限制行动，提出了辞职。因为“大学官僚最重视的，不是个人工作品质的优劣，而是此人的唇色是否正确、发丝是否整齐”，“当教职员工全神贯注于如何把海明威小说中的‘葡萄酒’一词尽数删除，当他们认为勃朗特包容奸情而不教她的作品，试问老师如何专心从事自己的工作？”
纳菲西教授辞职了，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教学工作。她在自己的起居室里开了一个小小的文学课堂，挑选了7位过去的女学生来上西方文学课，秘密地读一些文学作品。这个时候，即便是《一千零一夜》这种经典波斯文学，也已经在伊朗被禁止了，她们想读的西方文学作品更是不太可能在伊朗书店找到。在挑选这七位女生时，纳菲西教授没有在意她们的宗教文化和社会背景，七位女生之间，既有闺蜜知己，也有互相之间水火不容，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勇敢而脆弱交融，爱好西方文学作品。
当这七位女生走进课堂，脱去密不透风的黑袍，露出涂着指甲油的手和各自喜欢的衣服，这个秘密课堂便有了纳菲西教授梦想的课堂颜色。在这个课堂上，她们一起读《洛丽塔》，读《了不起的盖茨比》，读詹姆斯，读奥斯汀。此时已经是1995年，离1979年的伊朗革命已经有16年。因此，与纳菲西教授不一样的是，她的这7位学生几乎从未体验到过自由，甚至一位学生曾被关进监狱7年，但这并表示她们不知道自由。
在纳菲西的秘密文学课堂上，她们在那些西方文学人物身上找寻着自由、讨论着自由，谈论“被剥夺的吻、没看过的电影，和肌肤没吹过的风”。也因此，这些西方文学作品便有了一层德黑兰的色彩：纳博科夫的小说《斩首之邀》的死囚犯辛辛那图成为她们的隐喻。小说中，辛辛那图被迫与狱卒转圈共舞，“极权主义者最严重的罪行，莫过于强迫人民，包括他们的受害者，成为其罪行的共犯。与狱卒共舞，参与自己的行刑，无疑是最极端的暴行”。最后，辛辛那图被带往处决台，嘴里不停地念着神奇的咒语：“我独自一人。”正是这种独特的而不是狱卒强迫他使用的语言挽救了辛辛那图。当他捧着自己的头，他周遭虚假的世界，包括行刑台和刽子手，都在他面前崩溃瓦解。
在纳菲西教授看来，她们的处境和辛辛那图并没有多大差异。“他们侵犯我们所有的秘密空间，企图规定每个姿势，逼迫我们成为她们的一分子，这本身就是另一种方式的处决。”“摆脱圆圈、停止与狱卒共舞唯一的方法是，设法保有自我的主体性——那种难以描述但借此与他人区分的特异性。”也正是在这个秘密课堂上，纳菲西教授和她的七个学生，摆脱了与狱卒共舞。在她们穿着各自风格颜色各异衣服，或是化妆或是不化妆，谈论文学与自己的梦想时候，她们的监狱在她们面前瓦解。
与《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不同，《我所缄默的事情》讲述的则是自己家族的故事，因此时间也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延伸到本世纪初，从君主王朝的结束到伊斯兰政府的建立，从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到霍梅尼的伊斯兰，这正是伊朗这个古老国家，在世界洪流中，进入现代化的开始。作者的父母来自同一个家族——纳菲西家族，是伊朗以出学者而闻名的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其父亲是保守家庭中唯一的背叛者、伊朗曾经最有前途的两位年轻政治家之一、德黑兰最年轻的市长，其母亲曾是首相的儿媳，亦曾在国会工作的八位女性之一。他们的女儿阿扎尔，自小听父亲讲古老的民族故事和伊朗历史长大，感受伊斯兰的思想和文化；同时在十三岁的时候便到英国接受教育，此后又到瑞士美国接受教育。因此，伊朗上个世纪动荡的政治环境与变化，给纳菲西家族打上深深的烙印。实际上，在书末，作者很贴心地附上了“20世纪伊朗历史纪年表”，某种程度上，纳菲西家族历史便是伊朗历史的缩影。
在这段家族史中，阿扎尔·纳菲西不仅坦诚地讲述了自己家族的故事与悲剧，而且还将自己最隐秘的事情公布出来，甚至包括小时候遭遇到的性骚扰，和伊朗社会的性压抑问题。没有什么比妇女的变化更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变化了：从阿扎尔·纳菲西神秘自杀的外祖母到一直耿耿于怀未能读书成为医生的缺爱的母亲、从在美国取得文学博士文凭的阿扎尔·纳菲西到她那些躲藏在密不透风的黑袍下的学生和在两伊战争炮火中长大的女儿，开始迈入现代化的古老伊朗的多舛命运，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几乎都凝聚在伊朗女人的那一块黑面纱上——这其实不是一块布的问题，在阿扎尔·纳菲西看来，这便是自由，一种选择的自由：既可以像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祖母那样一生都戴着面纱，也可以不戴面纱在大学课堂上教授西方文学课。与《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相比，这个面纱不仅是政治的，更是文化的，历史的，人性的，也因此变得生动起来，有了一种生命的气息，让人内心柔软。
在这本家族史结尾的部分，阿扎尔·纳菲西告诉母亲，她要写一本书叫《无耻的女人们》献给母亲——大约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一位波斯学者走在路上，沉思，突然被一位骑在马背上的外国人撞到了，外国人很生气学者的心不在焉，抽了他一马鞭。于是引起轩然大波。大家要求外国人向学者道歉。外国人上门道歉。为了接待外国人，这位波斯学者不得不借了几件西式的家具，以免让外国人坐在地毯上。外国人一进门，又破坏了波斯人的一个规矩，那就是没有进门脱鞋，穿着靴子就进门了——这让波斯学者终于确认地球是圆的，而道歉似乎变成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入侵。一连许多天，波斯学者一直在思考他的发现，最后他宣布：“是的，地球是圆的；女人会开始思考，一旦她们开始思考，她们就会变得无耻。”这便是阿扎尔·纳菲西的“无耻”的女人的意思——“受过教育、不害怕沉湎情欲的女人们，这些女人既包括她们生活中的真实女人，也包括小说中的虚构人物”。
这个故事几乎可以看成伊朗现代化的一个寓言，女人开始变得“无耻”有着某种现代化的标识意义。作为一位文学教授，阿扎尔·纳菲西在研究伊朗当代作家时还发现，伊朗的现代化与文学作品的现代化是同时开始的，他们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讲述故事时，因此，文学作品在德黑兰有了一层辛辛那图的色彩。
很显然，阿扎尔·纳菲西实现了对母亲的承诺，只不过她这本献给母亲的书不叫《无耻的女人们》，而是叫《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我所缄默的事情》。在献给母亲的书中，阿扎尔·纳菲西“无耻地”摘下伊朗女人的黑面纱，将曾经缄默那么多年的事情用辛辛那图的语言说了出来，将古老的伊朗在现代化的历程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和伤痛用一种感性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或许便是对9·11尘埃中那个悲伤问题的一个回答。
若没有想象的自由，民主就不存在
其实，在抱着一丝希望给她联系的时候，并没有期待能采访到阿扎尔·纳菲西教授，因为看了她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和《我所缄默的事情》之后，总是有种错觉，她可能不太方便在公开场合出入。谁知，第二天便得到回复，采访地点约在华盛顿波多马克河岸的肯尼迪艺术表演中心对面的一家小咖啡厅内，纳菲西教授和她的家人便住在附近，附近便是著名的水门综合大楼，白宫也离这里不远。
穿着一件简单随意的黑灰布长裙的纳菲西教授准时到了小咖啡厅，戴着一对如火的大红耳环，不到一分钟便熟悉了。如她在小说中所说，她的一家都是爱说故事的人，纳菲西确实如此。一个多小时的访谈，她谈了很多，伊朗和她的家，也对中国抱有浓厚的兴趣，以及美国给她带来的安全与自由。当然最多的还是她最爱的文学。在她看来，文学与生命一样重要。为此，她和企鹅出版社一起在线上做了一个小活动，鼓励读者与她一起站出来，捍卫文学在今天社会的重要性。在她看来，用纳博科夫的话说，“读者生而自由，而且应该一直自由。”
问：那你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所说的七位女学生呢？她们知道你写了她们吗？
纳菲西：知道的，我都和她们说了的，她们也知道她们自己是书中的哪一位，只是外人看不出她们是谁。
问：这会给她们带来麻烦吗？
纳菲西：她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就有过麻烦。一般只要她们停止活动或是抗议，就不会再有什么麻烦，如果总是从事什么活动不停下来，那就麻烦了……你懂吗？
其实这些学生并不知道什么是独裁。她们只是觉得不能对人的生活进行限制，无论是生活在伊朗还是其他国家，是不能禁止人们爱生活，禁止人们热爱阅读，享受生命等。所有这些归根到底其实就是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
问：你在《我所缄默的事情》中提到过，你的祖母见证了1905-1911年伊朗宪法革命，你母亲还在国会工作……
纳菲西：伊朗实际上是中东第一个立宪的国家。从我祖母那一代人开始，妇女开始为自由斗争，谈论自由。那一代妇女为更加开放的社会而战斗，从那时起，伊朗妇女开始外出工作，开始开会，开始谈论妇女教育问题。到了我母亲那一代，就更自由了；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一下就回去了。所以我很是为我女儿痛心，她没有见过自由……
问：我在你这本书里，不仅读了当代伊朗百年史，更是一部伊朗妇女史、文化史。
纳菲西：我努力想做到的就是将个人史融进文化史中，告诉读者伊朗的生活是怎样的。
问：你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第一章叙述了纳博科夫《斩首之邀》，尤其是最后，辛辛那图在行刑台上念着神奇的咒语，对抗外面的世界。这是一个比喻吧？
纳菲西：是的，这个我是从纳博科夫那里感受到的。他的祖国，苏联，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和个人自主性的。所以，纳博科夫非常明白谈论具体个人的意义，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谈论个人平等和个人独立。我喜欢他，把他用在我的书里，是因为艺术和文学作品可以让你成为一个个人，因为它们是在用你独有的语言和你交谈，这是极权社会所害怕的。民主的意思就是允许你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极权政权只想要一种声音，一种方式，声音越多，极权就越弱。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会可能出现改变。
问：在《我所缄默的事情》最后一章中，你抄录了自己1997年7月23日那天写在笔记本上的一段话：“我反复幻想着《权利法案》中多加一条：想象的自由。我逐渐相信，若缺乏想象的自由或不受限制使用想象作品的权利，真正的民主就不存在。一个人若要拥有完整的生命，必须能够公开塑造和表达内心的世界、梦想、思想与欲望，并时常能在公众与私人领域之间进行对话。不然我们怎知自己存在过，有感觉，有欲望，会怨恨，也会恐惧？”什么是想象的自由？
纳菲西：我总是认为想象和兴趣联系紧密的。因为你要想象，就首先会有好奇，有行动，去寻找人们谈论的东西是什么。想象就会让你和你从未见过的地方联系起来，当你在阅读美国或是阅读这些伟大的作品时，这个美国就不是政府所说的那个美国，而是一个人自己理解的美国。这时，真相是你自己找到的，而不是什么人告诉你的。因此，想象往往就是兴趣。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美国不希望奴隶学会阅读，如果奴隶私自阅读，是会受到惩罚的。以前也有很多国家，妇女也是不允许接受教育的。因为一旦你学会阅读，一旦你学会想象，你就想要更多，你就懂得政府学，你会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这就很危险。
问：你在书中告诉过你母亲一个伊朗故事，妇女学会思考了就会变得“无耻”起来。
纳菲西：是的，思考对人们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只要妇女一旦开始思考，就会想为什么男人会比自己更重要？他们和我有什么不同？我也可以挣钱，我也可以出门，我也很聪明……这样，妇女就会变得很危险，她们就会要求有自己的地位。这不是什么政治体制，很多人也是很独裁的。许多家庭就是男人对女人进行独裁，如父亲对女儿的独裁。
问：难怪你爱问你的女学生：你是自由恋爱自己选择丈夫……
纳菲西：哈哈哈哈，在伊朗我认识很多女孩，她们非常可爱也非常聪明，她们不允许和同龄男人出去，她们结婚不是因为爱而是不得不选择。在一些书中我谈论了这个问题，比如奥斯汀的小说。奥斯汀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她的小说非常具有革命性，她笔下的女主人公没有因为钱而结婚，而是与自己挑选的男人结婚。18世纪的英国是非常革命的，我想强调的是，我所说的革命性是个人的，我不是说整个世界，而是一个人。
问：难怪你们要读奥斯汀。那你为什么给你的学生选择盖茨比和詹姆斯呢？
纳菲西：你知道美国有很多自由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盖茨比这部小说讲金钱如何使人腐化，让人自私贪婪，眼里根本没有其他人。詹姆斯的两部小说《黛西·米勒》和《华盛顿广场》，说的都是一个女人说不。
问：那么洛丽塔呢？
纳菲西：我在书中提到，亨伯特其实并没有看见洛丽塔。如果你看见我，我看见你，我们会互相尊重对方，不会想着改变对方，或是把你变成另一个你。但是亨伯特，他始终不能忘记的是他以前死去的情人，于是就把洛丽塔变成他以前的情人。这是犯罪。在极权社会，你就不是你，你成为他们想要的你，这就像是一种死亡。因此，我在谈论洛丽塔的时候，我就说这是极端卑劣的。亨伯特剥夺了她的童年、剥夺了她的未来。
问：《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四部分有着内在逻辑？
纳菲西：是的，每一部分是谈论自由的一个方面，在你的国家如何找到自由，不仅是政治上的自由权力，还包括个人自由和文化自由。我不太相信，如果我们不自我批评我们就可以获得自由。我们必须批判世界，同时反省自己改变自己。只要每一个人变化了，社会才会变化。
问：你还有一本书《共和国想象》马上也有中文版了，你能介绍下这本书吗？
纳菲西：很多美国人读了我的书，总是问我一个问题，在一个不平等的国家，也许你们需要文学。在一个民主的国家，还需要文学吗？我想告诉这些人，一个民主国家，若是没有对共和国的想象、民主的想象，也是无法存活的。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在美国，个人主义不是意味着挣钱，而是意味着个人独立。
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15年8月30日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读后感(九)：乱世生存笔记
在穿行都市的巴士上读纳菲西写她在动荡的德黑兰街头奔跑，在旧书店的屋檐下躲避枪火，在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在喧嚣的大学论坛上与左派论战，在拉起窗帘的家中客厅和解下面纱的学生们读《洛丽塔》，读《伟大的盖茨比》。隔着灰蒙蒙的城市大气，这一切似乎遥远而不真切，但又历历在目。
很多年以前我们全家在北方一个海滨城市度假时，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事件，但是一直到很后来我们才慢慢知悉那件事的维度和深度。很多学生在一个著名的广场上绝食静坐，旅馆的电视上每天滚动播放着最新进展，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太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窗口吹入的海风里夹杂着咸腥味，还有些不安的混乱感。
后来所有人都闭口不谈那件事了，偶尔谈起也必须看看左右无人，压低声音，窃窃私语。一些人逃亡了，一些人失去了工作，还有一些从此消失匿迹。
我离开了压抑的国度到异乡读书，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异乡人。写作课上，来自阿根廷的忧郁的中年女人玛丽亚用第一人称写她带着感情的伤痕来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却闯入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战场中，街道一片混乱。卷发戴玳瑁眼镜的美国老师淡然点评着她的作品，先是称赞关于革命的描述为故事绘制了深沉的历史背景，然后他话锋一转，直接引用玛丽亚“带着感情伤痕来到首都”，同学们都轻笑起来。
还有土耳其朋友艾尔迅，父亲是伊斯坦布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她们姐妹俩都继承衣钵进大学教经济学。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后她回了祖国。她说，家里祖上是贵族，曾经有成吉思汗的封地。自从土耳其发生了政变，我再也没有她的消息。我不知道她是否收到我在脸谱上最后发给她的消息，是否还拥有教职，离爆炸的地方多远。对于土耳其的全部印象，仅限于多年前在西岸几个古迹的匆匆一游，以及有限的几部土耳其电影。
关于德黑兰，所知更有限。很小的时候，看过一部《德黑兰四三年》，唯一的印象是为了躲避暗杀，多年来隐身在地下防空洞生活的女主角终于被男主角接出来准备过正常生活时，在路边打了一个电话，立即有巨大的泥头车撞向她所在的电话亭，男主角的表情定格在那个瞬间，震惊，悲痛，愤怒，懊悔，无奈，新仇旧恨，一切都不可挽回。
更多的时候，浮现在脑海中的是在洛杉矶郡立美术馆看过的当代中东艺术展，那个含着热泪的坚毅的目光，在乱世中求存，悲伤，心碎，但永不放弃。 Shirin Neshat (Iran, USA), 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