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寂寞》是一本由李菁著作，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0.00元，页数：51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往事不寂寞》读后感(一)：评《往事不寂寞》
通读这本《往事不寂寞》，是需要细火慢烤地慢慢品味和幽寂沉思的。
亲切、随意、简略，给人洁净而又深沉的感触，这样的书我久矣读不到了，今天读来实在是一件叫人高兴之事。
作者审视历史，拷问灵魂，洋溢着哲思的火花。人生是一段段的旅程，也是需要承载物的。因为火车，发生过多少相聚和分离。当一声低鸣响起，多少记忆将载入历史的尘梦中啊。
其实这本《往事不寂寞》一开始我也没看上，是朋友极力推荐加上书封那个有点像史努比的小人无辜又无奈的小眼神吸引了我，决定只是翻一下就好，不过那开篇的序言之幽默一下子便抓住了我的眼睛，一个词来形容——太逗了。
《往事不寂寞》读后感(二)：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2009-07-24 李菁 采写 书摘 唐德刚 李 菁：唐教授，我们都知道您为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
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2009-07-24 李菁 采写 书摘
唐德刚
李 菁：唐教授，我们都知道您为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做了口述史，您的书在大陆也有很多读者，能介绍一下您当时是怎么开始口述史工作的吗？
唐德刚：这个口述历史，并不是我要搞。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上世纪40年代，我们是拿了政府的官费出来留学的，结果念出来后才发现改朝换代了。我当时是学传统历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我们要改学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所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改学了一年多的建筑。建筑是速成班，学一两年，马上就可以做事。然后看情况，毛主席要我们，我们就回去，不要我们，我们就在美国。我们那时才20岁，改行还很容易。我想改建筑，我会画画——我儿子后来就学建筑了，他用的那套工具还是我的呢!但我学历史是因为兴趣，后来学校招呼我回来，让我做历史系助教，我把原来扔的书又找回来了。那时候做助教被教授唤来唤去也不容易，洋人都干不了。我记得有个历史系教授，美国人，他说诸葛亮是山东人，孔明是湖北人；我说，诸葛亮和孔明是一个人啊!他说，诸葛亮，姓诸，孔明，姓孔，怎么会是一个人啊!
我第一次接触口述历史是为哥大一位教中国史的教授做助理，因为我会讲汉语。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口述史就是胡适的。
李 菁：有人说您的运气很好，您在为胡适做口述自传的时候，是胡适先生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有时间给你讲自己的那些经历。大陆这几年出现胡适热，您的作品又再度广为流传。
唐德刚：我开始认识胡适的时候，也正逢国内清算两个姓胡的，胡风和胡适。胡适怎么敢回去!胡适虽然有大使的退休金，但在美国过得很辛苦，他那时在美国跟我们一样，也没饭吃。胡适大博士，英文也讲得那么好，但他也找不到工作，他不想教教书？但谁让他教啊？他也不好意思开口求别人。
胡适那时候时间太多了!胡适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还组织文学社，不但胡适，林语堂也在。林语堂比胡适过得好，因为他写英文书，英文书出版拿一笔稿费，翻译成中文又拿一笔稿费，所以他过得比胡适好。胡先生那时也很可怜，他生病也没医院保险，我们在学校念书，还有医院保险。他后来连看病都看不起。胡适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特别熟，我会开汽车，胡适和他的小脚太太都不会开车，我替他做的事可多了，他经常打电话，说：“德刚，过来帮帮忙!”他搬个东西都搬不动。
李 菁：除了胡适，您还给李宗仁、顾维钧这些人做过口述史，他们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唐德刚：给李宗仁做(口述史)跟给胡适做，完全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胡适是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哥伦比亚大学为了省钱，我和胡适讲的都是英文。打出来直接交给哥大就行了。那时候李宗仁在美国也没饭吃，但李宗仁日子比胡适好得多，他在银行存款还几十万哩。李宗仁是军人出身，文学、历史完全不懂，完全由我来扶植他。我和李宗仁谈，他讲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顾维钧的英文比胡适还厉害，我跟胡适平时还要中文聊天，顾完全不讲中文，一开口就是英文，有时讲的英文单词我还不懂。
有一次顾维钧告诉我他每天都写日记，我问他，你的日记用哪种语言？他不好意思地说是英文，他的中文不够用，他的母语其实是英文。后来他所有的材料都给我了，我一看，他几十年的日记，没有一篇是中文写的，有英文，有法文，我和他谈话百分之九十九是英文，那百分之一就是在说人名，像提到“袁世凯”的时候才用一点中文。
李 菁：我们知道当时很多人都在同您联系，想做自己的口述史，后来为什么只做了那几个人的呢？
唐德刚：国民党高官那时流亡国外的有几百人，他们都想做自己的口述历史，因为美国人给钱。宋子文找过我多少次，宋子文我并不认识，但他知道我，我也想做宋子文的，他是多重要的一个人!他和顾维钧差不多，都是英文比中文流利，批公文都是“OK!”不像其他官员，“准”或“不准”。宋子文和顾维钧是桥牌伙伴，他告诉顾也想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说想找唐德刚。顾先生跟我提这件事，但我没办法，在哥伦比亚我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主持政策的人。
李 菁：给他们做口述史，“哥大”会给宋子文、胡适和顾维钧同样的报酬吗？
唐德刚：不同的。它衡量每个人值多少钱、你有没有钱。美国人也知道胡适可怜，像他这样的人不能死在美国吧？ 那样就成了美国的大笑话了，所以他们一定要给胡适薪水。我跟哥大讲好了，给他三千块钱一年。胡适高兴死了，那时候三千是笔巨款。所以胡适和我两个人合作，他说“你怎么着都好”，我要他签字他就签字。(李宗仁呢？)一个铜板没给，他有钱!但胡适是穷人，everybody knows。顾维钧也没给钱。
我还要提到一个人是陈立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做过院长，蒋介石的左右手，他是蒋介石的family member，但国民党破产，台湾也讨厌他，只给他一笔路费把他赶到美国来。他后来真是吃饭都成问题。自己开了个鸡场，上饭馆卖鸡蛋，卖鸡蛋的不是他一个人啊，大家还要排队，陈立夫也要排队，卖鸡蛋的都是穷人啊，结果到最后喂鸡的饲料比鸡蛋还贵，很多卖鸡蛋的都破产了。我后来到大陆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这个词，但我在北京就说，陈立夫可不够资格，他过得还不如我，我也不是陈立夫的什么人，我讲老实话嘛!
李 菁：大陆很多人都认为，您没有给张学良做成口述史是个很大的遗憾，您怎么看这件事？
唐德刚：我跟张学良很熟，但我跟他接触后发现，他的话我可以听，但张学良的书我不能做。你不做这一行你不知道，这个张学良是大而化之的人——你要听我的话，做学问，我是排长，你是小兵——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你不能校正他。他的录音现在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像我跟胡适合作，我写，你读，所以胡适留在哥伦比亚的原版录音带其实是我的稿子，胡适照着念的。
但跟张学良不能这样工作。我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
他说：“你知道什么？!”他是少帅，我连少尉都不是，所以他说：“你要听我的话!”
我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
“什么笑话，我讲我的故事，有什么笑话!”
所有的官场要人，都是如此。他们一出来，都在替自己说话，都认为自己对得不得了。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
我跟张学良说，汉公，你这个事情记错了，他说：“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了!”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顾维钧那么仔细的人，还有错，何况张学良？搞口述历史如果没有相当经验，没法搞。
唐德刚： 对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办法。李宗仁也是我建议哥大为他做口述史的，但当我刚开始找到李宗仁时，他不敢谈。顾维钧最初对我存戒心，他们知道我的老婆是国民党 CC系要人的女儿，我是CC的女婿，所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谈话都很小心(注：唐德刚的岳父吴开先为国民党元老，也被认为是CC大将之一)。有一次我们随便谈到这儿时，他说，德刚，这CC有功劳啊，我说，CC也未必有什么功劳。他说，德刚，你也敢讲你丈人啊!我说我是搞历史的，中立的，跟官僚不一样。他很高兴，赶紧让郭德洁多做饭给我，李宗仁我给他搞了六七年，慢慢处得像家人一样。
李 菁：您接触过的这些名人，像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这几个人，哪个好相处？
唐德刚：还是胡适。胡适本身经过学术训练，能理解我的工作，有时比我还严格。有时我要记下他说的话，他说这个言出无据。胡适对我非常信任，我和胡适还有些私交。有些事情，我还可以教训胡适一顿。胡适一辈子教了很多的学生，我是他最小的一个。
李 菁：所以他也愿意把他和陈衡哲的一段恋情告诉您吗？
唐德刚：他没跟我讲，也没跟别人说，是我自己考证出来的。
因为我跟胡适搞熟了，我同他乱讲，我说，你认识了陈衡哲，你是不是要同她结婚？ 他说，我和陈衡哲感情好得不得了，但她也知道我不能同她结婚。我要不同她(注：指胡适夫人江冬秀)结婚，三条人命—— 我太太自杀，妈妈也自杀，孩子也生不出来，所以三条人命。我说，胡先生，我们都不如你呀，我们都没你那么忠厚，不认得字的太太还要娶，那你也有比我们好的地方，你还有一个女朋友哩! (笔者插话：你开这样玩笑他不介意吗？)我和他很熟了，他也经常打电话到我家。胡先生打电话到我家来，有天我不在家，我太太的妹婿也是一个博士，在这接电话，问你是哪一位？对方说，胡适，胡适!妹婿紧张得把听筒扔掉了，谁不知道胡适大博士的名气啊!所以你interview学者或政客，你如果不同他搞得很好，他要隐藏很多东西。
李 菁：可是这种关系如何平衡——既要和他们保持密切关系，让他们对您毫无保留，又要在操作上保持一定距离，不能有闻必录？
唐德刚：我这个人可能运气好，很容易和他们搞到一起。胡先生很厉害，对我像家长一样，经常教训我怎么做学问啊；李宗仁跟我连距离都没有了。李宗仁的太太到香港了，就剩我和李宗仁两人在家，李宗仁在家烧饭给我吃。我跟李宗仁也熟到我可以问他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的地步；顾维钧则始终跟我保持距离。 怎么平衡？我讲的是历史，是历史真相。我们学历史的人，跟做新闻记者一样，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一个是绝对的客观，一个是绝对的主观，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李 菁：我注意到除了历史著作外，您也有许多涉及时政的文章或评论。有人认为，历史学家更应注重发掘新的证据或事实，过分跟进当下发生的事情、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做出评断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
唐德刚：谁说历史学家不能对现实说话!我是历史学家，我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我当然可以对现实发言。我的看法可能不对，对不对需要时间来检验。搞历史的要有一套历史哲学，我们不能拿中国的历史跟英国、跟罗马比。
在我看来，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弯曲曲、有上有下，许多历史，恐怕还要等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评断。
（摘自《往事不寂寞》，三联书店2009年1月版，定价：50.00元）
《往事不寂寞》读后感(三)：那个年代那些人
一、龚澎
章含之有个帮她宣传的好女儿，龚澎则掩埋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中。
40年代初，龚澎充当了与外国记者、外国使节打交道的新闻发布员。当时很多外国友人成为了她终身的朋友，直至80年代，那批在二战中到中国采访过的记者都对龚澎念念不忘。这便是她的个人魅力。
解放后，龚澎成为了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余名正司级官员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她才华横溢，而又沉稳低调，坚定、果断，正是在她的影响下，锋芒毕露的乔冠华才迎来了外交生涯的高峰。而也正是她的离世，加之与章含之的结合，让乔冠华陷入了复杂的政治漩涡。
二、任仲夷
全书并没有专辟章节写任仲夷，知道他的年轻人可能也不多了。我也是在张志新的章节中才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
文革阴霾还没散去的情况下，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执意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烈士的就是他。
他在常委会上说过：“今后处理案子，凡属政治思想犯，千万不要杀。”
他解释“和谐”为：“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
《往事不寂寞》读后感(四)：【一些摘录】
【最后的格格——金默玉】
1918年，流亡于旅顺、仍沉浸于恢复大清帝业的肃亲王善耆迎来了他的第38个孩子，他为
这个小生命取名爱新觉罗•显琦——90年后，当“公民金默玉”回望当年身为肃王府的十
七格格时，这位最后的格格，也完成了对中国最后一代王朝的记忆和见证。
1996年，78岁的金默玉在廊坊开发区创办了“爱心日语学校”，而后的“东方大学城”正
是在这所学校基础上创办的。
父亲爱新觉罗•善耆，是第10代、也是末代肃亲王。如今很多史学家都认为他是位开明之
士，当年他极力主张君主立宪，也曾向西太后谏言过，但西太后听后不悦，把他和恭王一
起给轰下去了。父亲下去后大哭一场，觉得清朝完了。西太后每年过生日，那些王公大臣
都要进贡，父亲想让她见识一下国外那些先进东西，告诉她“人家文明都发展到这个程度
了，大清朝别再妄自尊大了”。他处心积虑，让人从英国、法国运来了好多东西，比如沙
发、摇椅、望远镜、留声机等等。但那些东西运回来后，有人说:肃王要篡位。他一生气
，就把它们留在自己家了，我小时候还玩过。我记得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八音盒，像钢琴那
么大，16个人都抬不动，上面有很多小木人，启动后，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敲锣、有的在
打鼓，特别好听，后来也不知道哪去了。
父亲对清朝忠心耿耿，1912年，他痛哭流涕反对溥仪退位，是唯一拒绝在退位诏书上签字
的亲王。溥仪逊位后，他跟全家人说，国家都亡了，个人生活不能太奢侈，所以要家里人
穿得简单些。母亲她们都有丝绸，也不能故意扔了，所以平时就在外面穿一布衣。我的三
娘特胖，怕热，只有她平时可以穿一件纱衣。其他人上下都得是布的，不许穿丝的。所以
父亲死后被溥仪“赐”谥号为“忠”，追封为“肃忠亲王”。
虽然那时已经没了皇帝，但在家里，那些前清的礼仪还沿袭着。那时家里也没有沙发，坐
得规规矩矩，只能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跟谁说话要慢慢把头扭过去，以耳朵上的坠子不
能有任何摆动为标准。平时格格也没什么机会出门，只有姐姐嫁人、亲戚过生日时，才有
机会出去。听姐姐们说，格格们出门时用幔帐遮着，直到上了轿子才放下，没几个人见得
着。所以在老百姓的想象中，哪个王府的格格都是“美人”。
刚到旅顺时我们家还是一个大家族，都已破落成那地步了，还有两百多口子人呢！父亲是
为了他的复辟梦而到旅顺的，但对那几位夫人来说，旅顺太小太闷了，哪能跟北京比呢？
父亲在时她们不敢动，但我们家吃的、喝的、用的都从北京运。父亲一死，几位夫人很快
回了北京，有几位哥哥去了大连，这个大家庭很快就散了。
父亲被葬在“架松”，也就是现在的劲松一带。因为墓地里有一棵数人合抱粗的松树，松
枝用上百根木料支撑，所以才有“架松”之名，虽然这棵树已在40年代末枯死了，但地名
沿用至今。
川岛芳子没怎么念过书，但字写得不坏，人也聪明，虽然没学过俄文，在哈尔滨待了几个
月后，俄文说得噼里啪啦的。
我们这一辈，男的是“宪”，女的是“显”，下一代女的是“廉”、男的是“连”，现在
这些后人有姓金，有姓连、廉，姓什么的都有。以前是皇上赐给8个字，可以用八代人，
这8个字用完了再给8个，现在也没人给排了。我们家到“连”就没了。那个曾经显赫的皇
族，已完完全全是这个民族彻底翻过去的一页了。
【袁克定的残烛之年】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他的生母金氏是朝鲜人，袁世凯在清末年间曾任驻朝商务代表，
在那里娶了出身贵族的金氏，陪金氏出嫁的两个姑娘后来也一并被袁世凯纳为妾。父亲与
袁克文兴趣相投，喜欢诗画、京剧。后来有人把父亲、袁克文、张学良以及溥仪的族弟溥
侗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
袁克文生下不久，被过继给袁世凯宠爱的大姨太沈氏。沈氏无子女，对袁克文溺爱有加
，几乎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所以袁克文天性顽劣、*不羁，从不正经读书。但他十分聪
明，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喜唱昆曲，好玩古钱，好结文人，自言“志在做一名士”。
对袁克定一心鼓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做法，袁克文当年强烈反对。有名士风范的袁克
文还作了一首诗《感遇》:
乍着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黯九城。
隙驹留身争一瞬，蛩声催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据说袁世凯曾说袁克文是“假名士”，但袁克文的这首诗得到颇高评价。袁克文的这首诗
传出去后，很多人也领会了他反对帝制的意图。袁克定拿着这首诗找袁世凯告状，说最后
两句明显是反对帝制。袁世凯一怒之下把袁克文软禁在北海中，并下令不许他和名士们来
往。
1916年，迫不及待地要做皇帝的袁世凯把中南海的总统府更名为“新华宫”，还成立
了为登基做准备的“大典筹备处”，仿照英国宫廷内流行的式样，他的十几个儿子也各自
度身订做了一套“皇子服”。“皇子服”用黑呢子制作，在胸襟上还用金线刺绣着不同图
案的纹饰，非常华贵。试礼服那天，袁世凯的其他几个“皇子”都乐不可支，纷纷穿上礼
服摄影留念，唯独袁克文一人不试不穿。
在承泽园第一次见到袁克定时，我想，原来这就是要做“小皇帝”的那个人啊！我们上学
时，也整天说“窃国大盗”袁世凯，“野心勃勃”的袁克定，不过我见到袁克定时，他已
是位七旬老人，那时候我眼中的他，只是一个很可怜的、没人关心、有些孤僻的老人，并
不是电影或历史、文学书描绘的“现代曹丕”那种老谋深算的样子。
据父亲回忆，华北沦陷后，日本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还想笼络袁克定，要他加入华北伪政
权，希望借助他的身份对北洋旧部施加些影响。袁克定几次跟父亲提到这事，那时他经济
已经很困顿了，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固然有了财源，但也不能因此而做汉奸。据说袁克定
还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后来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
张报纸装裱起来，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
袁世凯被清廷罢黜后，袁克定对清廷怀有仇恨。辛亥革命前，经袁世凯的授意，与被捕后
又释放的革命党人汪精卫结为异姓兄弟;武昌起义后，他频繁往来于河南老家与北京之间
，沟通袁世凯与革命党双方，成为颠覆清政权的积极力量。
袁世凯在大总统任内，袁克定一直密预各项军机大事，曾建议袁世凯设立直接统率的“模
范团”，组建模范团办事处，成为袁家的直系部队。直到晚年给人写信时，袁克定还是以
“先大总统模范团之设，使不肖充数其间”的话自诩。
1913年，袁克定骑马把腿摔坏，到德国治疗。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当时为了拉拢袁世凯
，极力鼓吹在中国实行帝制，因此对袁克定这位“皇太子”也极为重视。因为德国在当时
欧洲实力最强，回国后袁克定也竭尽全力向袁世凯鼓吹帝制。
其时，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开始担心自己越不过“袁家男人活不到60岁”这道坎，
袁克定抓住袁世凯这个心理，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明示或暗示:这一不祥的家族命运，只有
做了真命天子才能冲破。他制造出中国传统帝王最容易相信的所谓祥瑞、显圣等现象，使
袁世凯深信称帝完全是天意。
为了造成全国人民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假象，袁克定不惜伪造了一份报纸——《顺天
时报》。《顺天时报》是日本政府在八国联军（1901年）之后，在天津创办的中文报纸，
一贯代表日本政府讲话。袁世凯经常透过《顺天时报》来揣摩日本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动作
或风声，然后随时根据这些动作或风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计划。
1915年，袁世凯登基称帝前夕，他每天必看的《顺天时报》的内容突然发生重大改变
，篇篇都是劝其尽早举行朝贺仪式、进行登基大典的文章。有一天，袁世凯家的丫头到外
面买零食五香蚕豆，用整张真版《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被袁世凯的第三女儿叔祯（自
号静雪）发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和他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文章调子不同，赶
忙找到同一天报纸来查对，发现两张报纸的日期虽然相同，而内容却有很多不一样。原来
是袁克定自掏3万银元购买报纸印刷设备，每天按照《顺天时报》的固定格式印制一份“
宫廷版”《顺天时报》，把反对帝制的言论一律改为歌功颂德，也把日、英、俄等国对袁
世凯称帝的劝告都“过滤”掉。
据长期生活在袁克定身边的袁家宾（袁世凯四子袁克端的儿子）说，洪宪帝制失败，
袁世凯在临终前曾说:“克定害我”。
【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
母亲有一句话: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做最坏的准备，做最好的
希望。）
当接到邀请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电报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论文，他的论文还只
写了一个序。左右为难之际，曾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导师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
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他认为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就可以
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就这样，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24
岁的顾维钧便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翻译;27岁那年，顾维钧又被任命为驻美公使，那
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他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
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
爸爸比徐志摩小11岁，他将徐志摩尊为老师，视作兄长。徐志摩参加的活动，他也经常跟
随。1929年，泰戈尔在徐志摩的私人邀请下第二次访华。泰戈尔住在上海徐志摩的家里，
爸爸妈妈去徐府拜会，陆小曼告诉妈妈:徐志摩特地把一间房间空出来，不放家具，墙上
挂了毯子、地上铺厚毯，放了大垫子作靠枕，布置得很有印度风格。结果老人却愿意住在
中国式卧房里，她和徐志摩只好自己去睡那间为客人特地布置的印度式卧室里。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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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爸爸得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时，痛哭不已，后来写了一首长诗《天上
掉下一颗星》悼念他。徐志摩灵柩运回上海后，爸爸前去吊唁，回家流着泪告诉妈妈:“
听说志摩的指甲里都是泥，可见他从飞机坠下来的时候还没有死，他尚有一息，还用手挣
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五叔做了汉奸，爸爸深恶痛极，隐居在家，拒绝与他同流合污。抗
战胜利后，爸爸回到上海，受聘办《自由西报》，爸爸请来许国璋等四名年轻的才子主持
编辑工作，后来又请钱钟书来指导。那段时间，钱钟书几乎每天来到家里找爸爸商谈，他
写的《围城》当时就很热销。《围城》里的“赵辛楣”在上海话里与“邵洵美”的发音很
像，许多读者以为钱钟书是在影射爸爸，其实不然。
我是在弟弟的课本上看到鲁迅对爸爸的评语。后来我翻《鲁迅全集》，数篇文章都有对爸
爸的讽刺之语。我不解鲁迅为什么对爸爸误会这么深。爸爸第一次见鲁迅，还是宴请萧伯
纳那一次，那天正下雨，天很冷，爸爸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在等车，脸都冻得发青，爸
爸就主动上前邀请他上自己的汽车送他回去。后来爸爸说:“我跟鲁迅先生并没有个人恩
怨。”一篇文章中说，爸爸与鲁迅交恶的原因在于“祸从口出”——说是在萧伯纳造访上
海那次，徐志摩好奇问爸爸:“谁是鲁迅？”爸爸脱口而出:“那个蓄着胡子、满脸烟容的
老头子。”鲁迅恰在附近听得清清楚楚，从此结成死结？？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徐
志摩早在1931年便去世，怎么可能出现在1933年萧伯纳的招待会上？根本原因或许还在于
鲁迅看不上“小资”的新月派吧。
【人生长恨水长东——我的父亲张恨水】
“张恨水”似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作为20世纪创作数量最多
、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用毕生心血所营造的3000多万字的文字世界，用多种体裁
，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图景。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在相当长
时间内或将其作为批判对象，或干脆不予列入。
然而拂去历史尘埃，令人不能不重新审视这个名字。他的作品在当年的畅销程度不可想象
，他的小说被改编成戏曲和曲艺作品的也最多，从京剧、沪剧、河北梆子、黄梅戏，一直
到评弹、京韵大鼓。到了《啼笑因缘》时，甚至连木偶戏都有了。
1937年的南京，张家又要增添一个小生命。因为上面都是男孩，张恨水特别希望这个
小生命是个女儿，见又是个男孩，又正值战火纷飞的多事之秋，他说，也好，让他以后入
伍打仗吧——这便是“张伍”名字的由来。受热爱京剧的父母影响，张伍考入中国戏曲学
校(中国戏曲学院的前身)，学习老生，后改为戏曲研究。虽已是七旬老人，但一开口，那
字正腔圆、底气十足的“架势”便立即显露出当年功底。张伍说，从父亲为他取的名字也
可以看出，张恨水不是许多人想象的只会吟花弄月的旧式文人。
父亲“张恨水”的名字，是与《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诸多深入人心的文艺作品联
系在一起的。但说来人们也许不相信，儒雅文弱的父亲，居然是数代习武的将门之后。
我的曾祖父张开甲自幼习武，是家乡有名的大力士，太平天国兴起时，他还曾入湘军曾国
藩部队。他的绝技是信手拿一双竹筷，向空中一伸，就能夹死一只苍蝇，而被夹死的苍蝇
，只是翅膀折断，身体依然完整。父亲后来在写《啼笑因缘》时有一细节:关寿峰请樊家
树吃饭时用筷夹蝇，很多人认为“不真实”，“荒诞不经”，殊不知这恰恰是曾祖父的绝
技。
那一年，父亲只有17岁，在亲友介绍下，先到了上海，考进孙中山先生办的蒙藏垦殖学校
就读。这期间，他试着写了两个短篇小说投到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没抱多大希望
。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收到主编恽铁樵的亲笔信，表示可以刊载。父亲欣喜若狂，虽然
不知何故，一年、二年，一直等到十年后恽铁樵离开《小说月报》，稿子也未见登出，但
这对父亲最终走向文学生涯，无疑起了巨大作用。
1919年秋，父亲北上，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北京。他最初心愿是想到北大当旁听生，但先要
解决谋生问题。有一天父亲一位同乡来访，随手带走了父亲闲时填的一阕《念奴娇》，而
这个词又恰巧被后来成为报业巨子的成舍我看到，其中“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
月？？”之句让他大为倾倒，由此两人结识[1]。1924年，成舍我要父亲在他创立的北京《
世界晚报》中负责文艺副刊，父亲对这份工作格外用心，所谓“呕心沥血”也不夸张。因
为是初办，外稿不多，初期的《夜光》几乎是“张恨水的独角戏”，小说、散文、诗词、
小品、掌故等，全是他一人包了，也颇受读者好评。
父亲那时同时兼几份工作，在《益世报》当编辑、《世界日报》上撰稿，每份稿费上他写
着祖母、叔叔等不同人的名字，就为了克制自己不花钱。他对祖母极孝顺，在写《金粉世
家》时，知道祖母喜欢这部小说，不管多忙，他每日把报上的连载，亲自读给祖母听。抗
战胜利后，我们一家从四川回到安徽老家，在看到祖母的一刹那，父亲跳下人力车，不顾
土路的肮脏，50多岁的人扑通一声就远远跪下来，笑声、哭声混成一片……
1929年，父亲应全国最大的报纸——上海《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之邀，开始创作《啼
笑因缘》，再一次证明了父亲在小说上的创作力。这部小说后来也被改编成许多种艺术形
式，仅搬上银幕和荧屏的就有14次之多，而且70余年来，不断地被重新改编拍摄，差不多
5年一次，这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下的最高纪录。1932年上海明星公司拍摄此片
，主演胡蝶等还到家里探望父亲和母亲。当年，为了这部电影，明星公司还与大华电影社
打了一场官司，黄金荣也牵涉其中，闹得满城风雨。倒是父亲置身事外，他也乐得不招惹
是非。
我爱人刚到我们家时还问过他:“您同时写好几部，不乱吗？”他回答:“你自己的孩子，
会弄乱吗？”对此我也迷惑不解，最多时他同时在写7部小说，都是长篇，不知道父亲是
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父亲曾多次声明:他的小说从不写真人真事，但只有一部除外，那就是《虎贲万岁》。
1943年，在常德会战中，74军57师在师长余程万的率领下，以8000人应对日军6万余
人，迫使日军撤回长江北岸，全师最后仅有83人生还。常德会战数月后，有两位身着灰棉
布军衣、面孔黝黑的战士不请自来，找到我们在重庆南温泉的茅草屋，说是受师长余程万
派遣，希望父亲能将常德会战写成小说。父亲起初很犹豫，在两位客人的一再恳请下，才
开始了创作。他看了大量军事材料，两位客人也轮番到家里闲聊，亲自在茅屋里演示作战
情形，甚至哪天下雨、炮是怎样响的、子弹在夜里发什么光，都一一详加叙述。
用了两年时间，父亲于1946年4月终于完成了这部《虎贲万岁》。关于此书还有一件
趣闻，一位很漂亮的苏州小姐，看了《虎贲万岁》后心仪余程万，托人介绍，最终竟做了
余太太。
从1955年始，父亲的旧作《八十一梦》、《啼笑因缘》、《五子登科》、《魍魉世界》、
《夜深沉》等又都陆续出版，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父亲对自己病后“只拿钱不做
事”的顾问一职颇为不安，他亲笔写信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茅盾，辞去了文化部顾问一职
。解放后，靠稿费生活的专职作家，父亲是第一人
父亲生前对毁誉非常淡泊，对很多争论也不予回答。捧也好，骂也好，他从来不置一辞。
我们那时年轻气盛，总希望父亲能出面说几句。父亲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书在，就会说
话。”他从来不参与任何派别的笔仗，认为只是“徒乱是非”。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
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是美国的一个华人精英组织，目前有会员140人左右，全部是
在美国社会中有影响力与知名度的华裔组成。该组织由著名美籍华裔贝聿铭、马友友等人
发起，成立于1990年，常设机构设于纽约。百人会是一个非政治团体，对促进美国与中国
以及两岸之间的政治、经济交流起到了特殊的促进作用。与在美国的其他众多华人社团不
同的是，百人会的入会资格十分严格，必须由会员推荐，经其他所有会员审核过关之后才
会接纳。
司徒雷登有一个很地道的中文名字，但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的父亲是
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28岁来到中国直到1913年在杭州病故，老
司徒先生在中国生活了46年。司徒雷登的父母及童年夭折的一个弟弟如今都安葬在杭州。
司徒雷登到金陵神学院担任教师的第三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那时还特别聘
请司徒先生担任他们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发表演
说，宣布辞去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司徒雷登是在场的唯一外国记者，也是唯一的
外国人。正因为他对中国政局以及中国社会的了解，1915年回国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
逊还在白宫召见了他，向他了解中国及中日关系等情况。
那时候，美国基督教会决定将几所教会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推举为校长，
1919年1月赴京上任。当时学校本部在城区的盔甲厂，校舍严重不足。司徒雷登亲自骑毛
驴或自行车四处勘察，看中了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那个园林已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下，
但司徒雷登亲自前往西安游说，陈树藩终于被他的诚意感动，不仅以象征性的4万银元低
价出让，还捐给燕大2万银元作奖学金。
张学良后来还跟他们讲了许多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的细节——当时日本人派出了以林权
助男爵为首的代表团来吊唁，追悼会后，日本人拿出当初被张作霖拒绝的那份文件逼他签
字，张学良向司徒雷登描述，他怎样紧闭双眼以示拒绝，等着对方开枪等。
1926年，燕京大学迁入新址——燕园。美国一对夫妇在湖边（注:此湖后来被钱穆命名为
“未名湖”）捐赠了一处住宅，指定为校长居住，但司徒先生并未把它当作自己的私宅，
接待来宾、重要会议或者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都常在这里举行。著名的女作家冰心与吴
文藻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婚礼，证婚人就是司徒先生。冰心与司徒先生的关系很好，这幢房
子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后由胡适撰写了匾额
。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当时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使
馆人员都撤到了广州，而一直被视为暗中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大使却一直坚持留在南
京未走。之前，“中国民歌代总统”李宗仁派人请父亲去，让他劝司徒雷登赶快撤到广州
去。但父亲与司徒雷登的想法是:一旦撤到广州，便彻底失去了与共产党接触的机会。于
是，虽然使馆大部分人员都已撤往广州，但父亲与司徒先生还有几个年轻助手一起留在南
京。
父亲告诉黄华，在司徒雷登安排下，美国舰队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以后解放军打到哪
里，美国军舰就从哪里撤走。
那时候司徒雷登希望能够到北平，与周恩来等*高层当面会谈。*方面答复同意他以“燕京
大学校长”身份北上，并可安排与*领导人会面，父亲当时极力建议司徒先生“先斩后奏
”，先到北京与*领导人见面，打破僵局，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还是决定暂缓北上
，等候国务卿艾奇逊的意见再做决定。7月2日，艾奇逊来电，要求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
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暂时不要去北平。直到7月20日，司徒还致电国务
卿，要求允许他到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但几天后，他再次接到敦促他回国的电报
。1949年8月2日，父亲与司徒先生一起，乘坐使馆一架小飞机离开南京。
作为一个大使，司徒雷登有他自己的苦衷——他必须对华盛顿负责，司徒先生后来经
常跟我们说:I am not a policymaker（我不是政策制定者）。毛泽东发表的《别了，司
徒雷登》令全中国人把他当成“美帝”代言人，而蒋介石也发表公开声明说不欢迎他去台
湾。我相信，像他那样一个对中国有很深感情的人，在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刻内心一定极为
矛盾而痛苦。
司徒先生的晚年有些凄凉。唯一的儿子是位牧师，娶了一位密西西比州的寡妇为妻，也没
有更多的能力照料父亲，只是偶尔到我家来看他。起初司徒先生还有每月1000美元的大使
工资，但1952年辞职后便没了薪水。司徒先生在大使任上只做了3年，按美国的制度，3年
的经历根本拿不到退休金——像我在美军服役20年才能拿到退休金，他也没有社会保障，
所以晚年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后来是靠着一个慈善团体每月给他600美元生活。我的父
母也没有工作，所以那时候，家里生活得很艰难。
那时候到我家来探望司徒先生的，有很多比较特殊的人，其中一位是胡适。胡适很谦和，
举止得体，他与父亲和司徒先生的关系都很好。还有一位是马歇尔将军，他每次都是自己
开车来，也没有什么保镖之类的人陪着，跟我们说话也很客气。虽然穿着便装，但腰板挺
得很直，十分威风。
【我的母亲龚澎】
松都是朝鲜开城的古名。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在我看来，很多“文革”中自杀的人，并不仅仅因为外界的羞辱、事业的中断或前途的渺
茫，家庭的冷漠与不幸，也是促使他们告别世界的原因之一。
【1976年10月6日中国政治大地震】
马锡金很早就接到指令:10月6日晚上有会，他和司机老赵都不能回家;叶帅又亲自叮嘱:开
会期间，“马头”站在会议厅门口不能离开，老赵坐在车里不要出去。时隔30年再回想这
一幕，马锡金说，“老帅从来没有嘱咐得这么细”。
“红旗”刚驶出军事科学院不久，坐在后排的叶剑英说:“‘马头’，你看看，机场的飞
机还都在吗？”那时的北京，树没那么多，楼也没那么高，从西山这里放眼望去，便可以
很清楚地看到不远处西郊机场里停的飞机。1、2、3……马锡金一直数到了“18”，“飞
机都在！”——马锡金解释说，当时西郊机场本来有20架三叉戟，1971年林彪叛逃时带走
了一架，后来机场自己出事故又损失了一架，就剩下了18架。叶剑英应了一声，没有说话
。
1976年的北京，大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车很快过了五棵松，一路向东急驶而去。过
了一会儿，叶剑英又想起一个问题:“‘马头’，怀仁堂正厅有没有后门？”对中南海很
熟悉的马锡金马上回答:“有，前面有个大草坪还能停车，东边还有一个门，平时毛主席
都是从东门进来，进东侧休息室。”叶剑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快到军事博物馆时，叶剑英又开口了:“‘马头’，你看一下钓鱼台那边有没有‘红旗’
出来？”马锡金知道，叶帅关心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动静，他们一直住在钓鱼台，他赶
紧盯住钓鱼台方向的来车，还好什么也没看见。“我现在想起来，叶帅是担心走漏了风声
，江青等人先动手，他们的全部计划就打乱了。”
车行驶到六部口一带，叶剑英又问:“‘马头’，你对中南海熟悉吗？”马锡金回答:
“熟啊！”说话间，车已驶入中南海。叶剑英又问:“你看中南海今天有什么变化吗？”
马锡金向四周看了看，平时进进出出很多车的中南海今天显得格外安静，“奇怪，今天怎
么一辆车都没有……”他嘀咕了一句。作为中央警卫局的一员，马锡金还曾参加过抓捕王
(力)、关(锋)、戚(本禹)的行动，他在心里一边暗暗说了句“怎么那么像抓那三个人的那
天？”一边纳闷叶帅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奇怪的问题。
叶剑英一直享有比较特殊的地位，用王守江的话说，无论在政府和军队，他都没有自己的
嫡系，但叶剑英的人缘较好，与许多老干部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如陈毅，王守江回忆
：“陈老总喜欢到叶帅这里来讲他出国的见闻，有时打电话来，说‘下个星期我要到你那
里吃狗肉’，叶帅就让我们赶紧准备。”
在那时，被称为“四人帮”的“文革派”，与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已愈演愈烈且日益公开。
王守江回忆，那时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
买张春桥的账，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上午，肖劲
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只跟他
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
从这年年初开始，叶剑英便让下面工作人员每天坐车到天安门观察形势，下面人回来向他
汇报，他从不表态，只是偶尔叮嘱王守江注意具体观察哪几方面的情况。从叶剑英自始至
终平静的表情中，即便是像王守江、马锡金这些在他身边最亲密的人也不知道，在79岁的
叶剑英心里，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计划已经形成。
很多细节都是马锡金事后才知道的:当天的具体行动，都是汪东兴亲手布置的，执行抓捕
任务的都来自中央警卫团的团职以上的干部，汪东兴都是一个一个地谈，但他们彼此之间
都不知道对方的任务。每个人站在什么位置，怎么抓，抓后放在哪里，汪东兴都一一考虑
得很周到。
“因为王洪文年轻、有力气，前两个警卫没摁住他，他往前踉跄着冲了一下，后面又冲上
来两人将他摁住。”
70年代，张春桥与有“历史问题”的妻子文静秘密离婚后，便委托徐景贤在上海为他再觅
一个秘书。徐景贤起初并未领会张春桥的真实意图，而向其介绍了几个男性秘书，5月份
，张春桥就给徐景贤送去一封“亲启”的“绝密”信，信中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
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
。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不久，徐景贤果然为张春桥物色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10
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标有“绝密”字样的大信封，从上海派机要交通
员乘飞机直送中央办公厅。然而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徐景贤后来说:“一幕我为张春
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
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后来回忆，20点30分左右，他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
，毛远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对中南海了如指掌的张耀祠，轻车熟
路地找到了毛远新的住处。到了毛远新那里，张耀祠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
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强调，毛远新与“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
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
后的警卫们立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将其押走。
据马晓先回忆，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没有慌乱
，好像并不意外，等张耀祠把话说完，她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才站起身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
，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钉书器钉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
后交给了张耀祠。江青很冷静，上车之前还带走了她常穿的一件深灰色披风。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红旗防弹车。张耀祠特地
澄清: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没有用外界想象的“囚车”;而且在10月6日夜里，江
青也并非被“连夜押往秦城”，而是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的，一直呆了半年多才
转至秦城。江青并不知道，她的其他三位坚定的政治盟友都被押在中南海，只是关在不同
的房间中。而这几处关押地点，细心的华国锋早在行动前就一一仔细探访过。
若干年后，叶剑英为这场行动做了这样的概括:“抓‘四人帮’我们没开过会，都是个别
联系。只有我们三个人(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知道，没有第四个人。”而华国锋与汪
东兴，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见。
华国锋对叶剑英的信赖，无疑是促成此事的最基本的条件。另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是，毛
泽东在去世几个小时前曾示意叫叶剑英单独进屋见面，但无奈当时毛泽东已说不出话来。
外界纷纷揣测，毛的“召见”之举有“托孤”之意，是想让叶剑英照顾好自己选定的接班
人华国锋。
据丁家琪撰文回忆，他在1996年月11月访问汪东兴时，汪东兴这样说:“叶帅与我和华国
锋谈这个问题(注:指解决‘四人帮’问题)，一开始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而是比较含
蓄的，逐步试探。”“华国锋对‘四人帮’问题，一开始态度不明朗，他的办法就是不做
声。”
汪东兴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说:“抓‘四人帮’的计划，是很机密的。最后决策，就是华
、叶、汪三个人商量，三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我们三个人还不是一起开会，叶帅对这
一条把得很紧。他说，我们不能开会。你也不能到我那里去，因为目标太大。还是我到你
这里来，你这个地方好，房子不显眼(中南海南船坞)。”“叶帅在人民大会堂先同我谈，
然后同华国锋谈。同华国锋谈话后第三次又同我谈，除了开政治局会议外，叶帅一共找我
谈了5次。”“我们两人谈得非常融洽，非常投机，真是题目对题目。”
按照华国锋的回忆，他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就已经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王震到了陈云家里，把叶剑英说的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跟陈云讲了。陈云经过反复思考
以后，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
不为例。”
从一些细节来看，即便是李先念，也对这次活动并不掌握。叶帅的另一位秘书王文理回忆
，当被通知连夜来开会的李先念到达玉泉山时，还以为是叶帅生了病，一进门便问:“怎
么这么晚还开会？叶帅病得很重？”
“四人帮”倒台之后，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曾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而叶剑英对
此则一直保持难得的清醒。他多次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岂不让
人说是宫廷政变！”
【赵炜:我的西花厅岁月】
到西花厅，赵炜的第一个感受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别人不一样。周总理习惯夜里办
公，最早也要到凌晨二三点。据说以前中央曾请刘伯承给周恩来当参谋长，刘伯承听后急
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请他人吧！”上午基本是周恩来
的休息时间，秘书们的作息也跟他一致，所以西花厅的上午大多是静悄悄的。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
这两把钥匙。”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
班警卫一把，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或许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袭下来的
习惯，周恩来的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
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嫌，特意用钉书器把信封口
钉上，等总理回来后再完璧归赵。”
周总理有一个清嗓子的习惯。晚上，只要夜间从外面回来，在西花厅前院一下车他就要咳
两三声，一听到这个声音，值班室的人马上知道总理回来了。赵炜还是后来从邓颖超那里
知道，原来周总理这种进门前先咳嗽的习惯是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他
们住的院子没有电铃，回来晚了不敢高声叫门，就以咳嗽两声为暗号。后来虽然转战南北
，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周恩来有点像“完美主义者”，“办公
完毕，他习惯自己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笔、墨、放大镜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
爽爽，放到固定位置，临走前再把椅子摆好。”在总理身边呆了20多年，不知进了总理办
公室多少次，赵炜从未见过他的办公室有过乱糟糟的情形。注重仪表的周恩来，即使在家
也穿得整整齐齐，再热的天，他也坚持穿衬衫，而且从不敞着领扣。
早期的西花厅留给大家的记忆都充满了温暖安宁。平时周恩来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
周围工作人员想方设法让他多些休息放松的时间。周恩来周六有时去中南海紫光阁跳舞，
赵炜印象中的总理，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轻柔又稳健。如果周六有时他不外出，警卫局服
务处会过来放电影给大家看，租一个片子要15块钱，就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里扣。偶
尔，他会和邓颖超一起去首都剧场看一场人艺的演出，为了避免惊动观众，他们经常在演
出半小时后悄然入场，坐在观众中，没看完前再悄然离去，门票也必然要自己掏钱来买。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
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
队长，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
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
穿长袍马褂、戴一个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
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一年后，周恩来作为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前往巴黎，邓颖超则到北京师
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但仍没有往那一方面想。“大姐说，‘我知道他那时有
一个女朋友，人长得比我漂亮。所以后来恩来跟我提出时，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
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
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
断头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
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
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终身伴侣
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
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闲暇时，邓颖超总爱和赵炜讲起她的那一双孩子。“她常念叨那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
，无儿无女赛仙家。她说，赵炜，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啊！”赵炜宽慰她:“大姐，您
不是赛仙家吗？”邓颖超笑笑说:“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
“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呢！”一次闲聊时邓颖超跟赵炜提起
了孩子这个话题。1925年结婚后不久，邓大姐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
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一
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邓颖超告诉赵炜，她是第一次看到周总理发那么大的火，“现在
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
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
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
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颖超拍着赵炜的肩膀说。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
逃离广州。在这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一个信基督的医生把她藏在院后的一个地方，每天
都锁上门，由护士来送饭。最后他们把邓大姐化装成他们的护士，与母亲一起先到了香港
，然后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过孩子。
但邓颖超的内心仍有做母亲的渴望。解放后，邓颖超曾化名到北京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
大夫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当时没有认出总理夫人的林巧稚认为她不太可能再怀孕。在得
知邓颖超的真实身份后，林巧稚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邓颖超
最终还是放弃了。
细心观察，周恩来五六十年代的照片多为满含笑意、意气风发之态;而在最后十年，留下
的几乎都是面色冷峻、饱含忧虑的形象。“文革”一起，“西花厅”也改成了革命色彩浓
厚的“向阳厅”，原本洋溢着的温暖气息也一下荡然无存。
赵炜说，在“文革”之前，大家就对江青这位“第一夫人”敬而远之，一次江青看上了周
恩来身边的一个护士长，一听要调自己过去，护士不情愿地哭起来。到了“江办”，一位
同志看到她在哭，特地叮嘱:“别哭，赶紧把脸洗洗，一定要用凉水洗！”护士也只能言
听计从。和江青一握手，江青大呼:“你的手怎么这么凉！”马上把护士退回周办。现在
想起来，赵炜揣测一定是江青身边那位善良的同志是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她。在那样的年
月，这样的细节总让人感觉格外温暖。
此后每天，赵炜都要陪邓颖超到医院看望周恩来，也给他念文件。一次，周总理让工作人
员打电话说让邓颖超去时把《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片儿带去。歌片儿送
到了医院，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几遍，还轻轻哼唱起来。十几天后，周恩来的精神好像还
不错，他让邓颖超坐到病床边，对她说:“我昨天的情况你可以去问吴院长(吴阶平)，还
有熊老(上海来的医学专家)。不要责怪任何人，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大家。”接着，周总
理一字一句地念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说这话时，他的两手紧紧地握成了拳
头。“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重病中的周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
了《国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歌，周总理向在
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邓大姐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
了。”
“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
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
期。”不难想象，一向处事周全的周恩来其实已经在有意识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而这
几句话，成了他心头久久放不下的心事。
有一天，周总理突然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颖超看看他也
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大姐说:
“只好都带走嘛！”周恩来沉默无言。
【高文彬：我所经历的东京大审判 】
我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东吴大学本部在苏州，但法学院一直在上海，抗战爆发后法学
院跟着本部签至上海的英租界里。
东吴大学是教会大学，所以我们的英语基础都不错，而且我们学的是英美法，教材全是厚
厚的英文原版教材。
东京市内，皇宫对面的房子被日本人自己一栋间隔一栋地炸毁了，以防火势蔓延。日本兵
在路边摆摊，女孩则在地铁站里卖身。
日本保险业很发达，建的大楼很好，很多保险公司大楼后来被盟军征用委办公司，麦克阿
瑟的办公室就在“第一生命馆”，是皇宫对面最大的房子。
梅先生当时住在东京最豪华的“帝国饭店”，每人都有带阳台和办公室的套间，盟军总部
配有豪华轿车和专职司机，车上插着各个国家的国旗。
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涩谷原来日本士官学校的旧址，法庭是在一个小高地上，来往车辆要
从下面花几分钟开上去，上面是一大块平地。进门口有一个小花园，中央有一个小土堆，
土堆中间竖立着一块木制的标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ar East）。花园后面是一座大楼，这里原来曾是日军陆军士官学校，也是日本陆军司令
部所在地。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策源地，如今却成了其罪行的审判地，真是历史的莫大讽
刺。法庭后面宽敞的地区是练兵场，盟军在这里进行射击训练或者马队训练等。
审判大厅在大楼一层，是由以前陆军士官学校的礼堂改建的。大厅呈方形，法官席和被告
席遥遥相对。法官席有上下两排:前面是书记员或秘书，上面一排是法官席，当中是审判
长韦伯，右边是美国法官，左边是英国法官，再其次是中国法官。梅汝璈对这个安排表示
不满，因为在日本侵略战争中，中国的牺牲最大、人员伤亡最大、财产损失最大、历时最
久，所以把中国放在英国旁边是不合理的，他甚至以脱法官袍退庭来“威胁”。这样僵持
了大概1个多小时，韦伯最后还是妥协了，决定按照投降书签字顺序排定法官位置。这样
，坐在庭长左边第一位的便是梅汝璈。
26位被告战犯分成两行坐在法庭的另一边，辩护人席在他们的下面。第一天开庭时，那个
鼓吹对外侵略的日本理论家大川周明，坐在东条英机的后面，第一天开庭大川使劲在东条
的光头上“啪”一下子。东条回过看他，只好苦笑。大川周明还要打第二下，被站在最后
的美国宪兵拉住。其他人都面无表情，只有大川周明一个人在“耍”。结果他被送到美国
的医院里检查，当时的结论是他精神不正常，不接受审判。本来是28个被告，两个死在监
狱里，一个装疯的，实际上受审的只有25个。审判结束后，大川周明还自鸣得意地说自己
没有疯，他是装疯的，法院被他骗了。
对于这场审判，当时中国政府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仅是走过场，所以明显准备不足:
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受害者，但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人数最少，前后加起来一共只
有13位，相比之下苏联派了70多位，美国的更多。而审判一开始，最让中国代表团感到意
外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取的是英美法系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大陆法系。在大陆法系是
究问制——先假定你有罪，然后由被告方来证明自己无罪，再由检察官来提出控告；而英
美法系以对质制为主，以证据为中心，首先假定被告是无罪的，然后由控辩双方就证据进
行辩论，法官如果认定证据不足，可以拒收，所以在英美法中证据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东京审判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机构的庞大和辩护律师的众多，每一位被告除了他自己
聘请的几名日本籍律师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为每个被告配了一位美国律师，理由是这
些被告不懂英美法。这些美国律师大多都比较有名，虽然法庭付他们的钱并不多，但这些
日本战犯大都属于日本高层，家里面很有钱，所以这些美国律师在法庭上表现得也很敬业
，拼命为他们辩护。辩护团一共有100多名日本律师，再加上近40位美国律师，以20多名
被告而拥有一百数十名的辩护律师，这不但是纽伦堡法庭没有的，而且是任何法庭上或任
何审判中所罕见的。由他们组成的庞大的国际辩护团，使得法庭的审理过程充满了激烈的
对抗，也使我们中国代表队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和压力。
客观上讲，审判采用英美法系，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倪征（日奥）先生晚年一本
书里还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当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法庭作证时说日军‘到
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台。”我也记得秦德纯好几次出
庭时，都被美国律师反问得很凶，他好像一下子懵掉了，不知如何回答。
除了观念上的差异，取证也有难度。那时候国内战争已经迅速向南推进，倪先生也无法回
东北取证；在东京，日本投降前有计划地销毁了很多证据，要找到具体证据难度很大。
说服溥仪出庭作证，应该是我们对被告最有力的一击。日本宣布投降后，溥仪在长春时来
不及逃走而被苏联红军俘虏，苏联后来同意将溥仪及其他几位关押的关东军一起引渡到日
本出庭作证。因为溥仪是属于苏联管理的战犯，苏联人用军用飞机送到日本，住在苏联驻
日代表团。
劭恒后来回忆，溥仪头一次看见他们，特别害怕，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我们一
再向他说明:来东京让他做证人，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他做傀儡侵略中国的。溥仪
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去的次数多了，连陪在旁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他们谈话了，他才逐
渐放松起来，最终才同意出庭作证。
溥仪是穿西装出庭的，戴着一副玳瑁边眼镜，风度还挺好的。溥仪在法庭上全部用中文回
答，他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然后由工作人员翻译成英语和日语，但他经常在旁边给翻译
人员一些示意，表明他的英文程度相当好。
检方希望溥仪出庭来证明日本人是怎样利用他这个傀儡，进行侵略和统治东北，而日方辩
护律师则想极力证明，溥仪是主动与日本人勾结、自愿登上“满洲”皇位的，所以控辩双
方的交锋特别激烈。对方律师穷追不舍地追问，几次让溥仪近乎失态。他指证日本怎么把
他从天津绑架，从天津送到东北去做傀儡皇帝，还提到夫人谭玉玲怎么被日本人害死的—
—这其实只是他的怀疑——日本人为了监视他，想让一个日本女中学生嫁给他等等。他甚
至情绪不能控制，拍了桌子。据说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气得脸都抖了，但我只注意看溥
仪，没注意到板垣的表情。
庭审结束后，溥仪含笑在证人席接受记者摄影。他整整出庭8天，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
间的纪录。审判结束后，他又由苏联军人押回海参崴。最终法庭还是采信检方的证据，证
明溥仪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一个傀儡，这也是我们的一大胜利。
倪先生在法庭上引述《奉天特务机关报》的文章:“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
郎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土肥原的美国辩护律师立即反驳说:这里讲的是一只老虎，
与土肥原贤二无关。倪先生也还击说:在日占区，土肥原、板垣就像老虎那样可怕。法庭
当即爆发出哄堂大笑。
中国部分结束后，开始进入太平洋战争的审理阶段，东条英机先是在这一单元“出场”，
因为他与偷袭珍珠港事件、发动对美战争有关，而涉及中国的并不多。有很多盟军方面的
美国人参加旁听，实际上也是为了“参观”东条英机的。
东条英机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比较傲慢。他不回避自己的战争罪行，但极力为日本天皇开脱
。对裕仁天皇是否也应被列为战犯，当时也是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梅汝璈曾代表中国政
府，主张天皇应接受审判，但在各方力量斡旋下，最终天皇被免于战争责任。
当中国部分结束以后，我们的空闲时间多了起来，有空时我到资料室查查资料，看看新闻
之类的。1947年的一天，我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看到了1937年的一张照片，上面登着日
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南京大屠杀中，以军刀砍掉中国人的头颅数量作为比赛，
最终以向井杀死106人“获胜”，而野田失败的原因，是军刀“卷了刀刃”。照片上两个
人并肩站着，用军刀撑地，脸上竟然还露出得意洋洋的笑。211名中国人惨死在他们手中
，想到自己的同胞就这样被他们屠杀，我心里说不出的悲痛和愤怒。
我把这份报纸复印了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通过倪征（日奥）先生转
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中方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这两人——战后这两人混迹
于被遣返的日军当中，悄无声息回到国内，隐匿于市井之间。由于重名者很多，搜寻几乎
持续了半年，最终在两人的家乡日本崎玉县，盟军看到了他们。刽子手已经脱掉军装，头
裹白布，在街边做起了小生意。他们后来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审判——甲级战犯是在东京受
审的，而乙、丙级战犯，则在中国国内的不同地区接受审判。后来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的记载上说:尽管两人在法庭上极力推诿，但因证据确凿最终被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
，抽完最后一支香烟，他们被拉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了枪决。
1948年4月16日，对这些战犯的审理程序基本完成，此后，法官们将对被告逐一量刑。这
对法官来说又是一场较量，因为那个法庭是由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的，要判一个人死刑，
必须要经过半数法官同意才能判。当时11国法官对主要被告是否判处死刑发生了严重分歧
，主法官韦伯主张将战犯流放到一个远离陆地的荒岛上，而印度法官则提出所有被告无罪
释放，理由是“世人需以宽宏、谅解和慈悲为怀”。法国、澳大利亚的法官以本国已废除
死刑为由主张轻判。如果有6个法官不赞成死刑，那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所以我们那时
候的确非常紧张，每天睡不着觉吃不好饭。这期间，梅汝璈先生做了大量工作，美国、英
国、加拿大法官也主张判处死刑以严惩战犯。11名法官以秘密投票的方式决定战犯的生死
，最终以6∶5的微弱优势，决定判处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以绞刑。
红卫兵到梅先生家吵架，差点把他在东京法庭上穿的法袍当做“四旧”捎了，后来梅先生
说这是审判日本战犯穿的，怎么可以烧，红卫兵才作罢，最后捐给了博物馆。
【我的父亲陶希圣与“高陶事件”始末】
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学者文人常到周佛海家里的地下室里躲避空袭。他们常常讨论时局
，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悲观情绪，认为取得抗战胜利，只是“唱高调”，久而久之形成所
谓“低调俱乐部”。“低调俱乐部”里的人认为，不要光喊口号，还是要坐下来想想怎么
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在他们看来，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是更好的方式。
1937年8月初，胡适与父亲两人联名写了一封密函，通过陈布雷转给蒋介石。父亲在信中
建议:尽量避免大战，大战会使中国的现代化与经济建设倒退十几年。胡适则建议通过外
交谈判解决中日纠纷，为此他还向蒋介石推荐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高宗武早年留
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大学，素有“日本通”之称。
蒋介石收到这封密函不久，便派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胡适自此也与“低调俱乐部”中断
了联系。半年后蒋介石又派高宗武到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这些举动显示当时的
中国政府还是想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而父亲与胡适的密信对蒋介石多多少少是
有些作用的。
日本方面，少壮派掌权的陆军本部对华态度强硬，而参谋本部见3个月不能亡华，则有些
动摇，他们也有通过德国大使馆调停之意。但是，在德国大使陶德曼（P.Trautmann)奔走
期间，蒋介石始终不表态，他在等待国联的态度。不幸的是，国联连“谴责”二字都不敢
说。中日宣布断交，近卫文发表宣言称“不以重庆为对手”，而日本参谋本部并没死心，
见调停不成，他们把谈判对象瞄准了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
这个信息是高宗武带回来的，1938年6月，他从香港偷偷去了日本，与新上任的陆军大臣
板垣征四郎等秘密会谈。因为日本之行未经过蒋介石首肯，高宗武一时滞留香港不敢回国
，而是通过部下周隆庠带话给蒋介石。汪精卫初闻此讯，还对父亲说:“我单独对日本言
和，是不可能的事。我绝不瞒过蒋先生。”话虽如此，但是汪精卫内心深处，对当蒋介石
的副手一直是心有不甘的，加上陈璧君的鼓动:孙中山指定的接班人为何屈居蒋介石之下
？他渐渐有所动摇。汪精卫身边的人于是开始以他为中心，与日本人开展所谓“和平运动
”的谈判，父亲也是其中一员。父亲一直认为，和平谈判不代表投降，谈判与战争不相悖
，很多国家都是边打边谈，谈判也是取得战争利益的一种手段。
按照约定，汪精卫到达河内后，日本方面发表愿意撤军的声明。之后，便由汪精卫号召对
日和平，另立中央政府，结束中日战争。3天之后，他们等到了近卫文以首相名义就日华
关系发表的第三次声明，却只字未提两年撤军之事。汪精卫大失所望，陈公博与父亲觉得
日本人在骗中国人，他俩劝汪精卫不要继续下去，去欧洲，远离是非之地，但周佛海与梅
思平坚决反对。
不料就在“艳电”发表几天后，近卫文却突然宣布辞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很快就落
了空。而原本答应响应他“和平运动”的地方军阀龙云、张发奎、何键等也变了卦。汪精
卫左右为难，很是消沉。高宗武、陈公博与父亲一起劝汪精卫就此打住。汪精卫说:“那
我应该怎么办？”高宗武说:“你不是一发脾气就去巴黎吗？你再去一次好了！”此时，
蒋介石正好派谷正鼎送外交护照给汪精卫，也劝他到欧洲避一避，汪精卫也有点动摇。
但谁也没料到，在此关头突然发生了一场刺杀事件。
《往事不寂寞》读后感(五)：历史没有真相
从小就爱说自己喜欢历史，其实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历史人物的故事。
比如：
汉武帝60多岁了还能遇到十多岁的钩弋夫人，那双握了十几年玉勾的小拳头还刚好就让他给打开了，多传奇呀！
张学良在日本人打到家里边来了的时候却正与红粉佳人胡蝶共舞于北平的舞厅……
马克思在图书馆看书，每遇激动处就跺脚，以至于把脚下的地都跺出了坑洞，多好学啊！
华盛顿把父亲的樱桃树误砍了，主动认错，多诚实啊！
……
可看的书多了，才知道：
那钩弋夫人许是小儿麻痹症患者，更有甚者可能只是别有用心之人的棋子，传奇只是表象。
张少帅在“九·一八”那天压根不在北平，也始终不识传说中与自己共舞的“舞蹈皇后”。
马克思喜欢跺脚也许不假，但却没有哪个图书馆的地因他而遭殃。
至于华盛顿，谁知道他们家有没有种过那棵可怜的樱桃树呢？
……
就连这些历史人物的小八卦都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真正错综复杂、牵扯众多的大历史就更没有绝对的真相可言了。我们大部分人如今读历史、思历史、评历史……其实只是“一切唯心造”罢了。
比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在文学界的评价都是很高的，可到了“爱国知识分子”眼中就成了所谓的“汉奸文人”、“软骨头”；同样是北师大的女校长杨荫榆，在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中，她不可逆转地站在了历史阵营的反面，而在杨绛先生的《回忆我的姑母》中又是另一番模样。
孰真孰假，孰对孰错，谁又能说得清呢？
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口述史的重要性了。比如对于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抗战史，台湾有《一寸山河一寸血》，大陆有《我的抗战》。其它零零散散不成系统的口述史、回忆录也并不少见。
这本《往事不寂寞》在这一类书中并不出挑，但三联的质量保障还是有的。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野心勃勃要做太子，直把袁世凯推上琼楼最高层的袁克定，形象上其实是个干瘦、瘸腿的小个子，而且也并没有一脸戾气，老来对人礼貌又和善，精通德语和英语，还懂戏剧；看到以一身正气照尘寰的外交家形象留存史书的顾维钧其实也有童心未泯的一面，喜欢过生日party，72岁了还去学滑雪；看到“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张恨水也曾经以笔为刀，写过以常德会战为原型的抗战小说；看到外交家乔冠华的一生所爱并不是那位著名的红色名媛章含之，而是连周恩来也十分欣赏的龚澎，而且这位同样从事外交工作的夫人在业务上甚至比他还要优秀……
与历史教科书上寥寥几笔的描述相比，这样的口述史显然更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窥视欲，也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看起来我们似乎离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近了。
可是再一想，这些口述者确实是历史的亲历者，但同时也是上了年纪的普通人，也是那些历史名人的亲人或者后人，他们的记忆真的可靠吗？他们的描述真的客观吗？
答案恐怕是无解。
历史是没有真相的，从它成为历史的那一刻起。
我们如今看到的史料不过都是旁人的八卦罢了。写帝王将相家史的所谓正史，是高端八卦；而历史的边角余料，那些鲜香麻辣的野史，则是八卦界的业界良心；至于如今甚嚣尘上的戏说历史、白话历史，本就是辗转多道的八卦，还被夹带私货，添加了现代人自己的佐料，充其量只能算二流八卦；而像这样的口述史则可算是资深八卦。
可惜的是，这样的历史亲历者越来越少了，前几天看杨绛的近作，说亲眼见证过五四运动的人如今只剩她一人了，不禁心有戚戚焉。
虽然说历史没有真相，但能看看卸妆后的历史，哪怕只是盲人摸象式的片段性接触，也算得上一大幸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