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家过春节，每次有亲戚来，饭桌上吃饭，我爸都会讽刺嘲笑我，说我这也不会，那也不懂，又笨又懒。我一个人平常不太做饭，我爸就说我不会做饭。我也不常买衣服，他就说我连买衣服都不会，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能力。
其实，并不是我爸对我有什么意见，只是他习惯了这样说话——在亲戚朋友面前，取笑调侃自家人，博大家一乐，已经成为他跟别人相处的交流方式。年轻的时候，在朋友面前取笑我妈；退休了，又在亲戚面前取笑我；取笑自己人已经成为他调剂饭局的润滑剂，成了自我感觉谦虚和幽默的“交流之道”。
他和经常见面的战友吃饭，倒不常这样，因为他们之间不缺话题。但当面对一年见不了一面的亲戚，除了问问近况，其实没有多少可以聊。为了避免陷入冷场的寡淡和沉默的尴尬，就只剩下两种办法：一是来来回回劝人喝酒，在劝酒拒酒中把时间消磨过去；一是揶揄取笑自家人，为饭桌制造出谈笑风生的佐料。
有时候，他们也谈论不在场的人，大家共同的朋友。通常谈论的并不是什么好事，好事毕竟没有糗事谈起来有意思。
虽然我爸很小就会背“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但是用不上。闲谈的时候，如果不臧否人物，不议论是非，就像只有菜没有酒，味道是不够的。
不仅我爸这样。我们这里很多人都这样。我舅舅来我家，坐下就讲他儿子的糗事，讲两句就哈哈大笑。他儿子还在上小学，听到马上跑过来捂住他的嘴，可还是挡不住他讲。他女儿已经参加工作了，糗事仍然会被他拿到饭桌上说，甚至来来回回说。
他们眉飞色舞谈论的事情，未必真的有意思，未必对生活有裨益，更未必令被谈论者高兴。只是，他们没有力量面对生活的平淡无奇，他们惧怕“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相处，惧怕给人留下待客不周的印象，惧怕别人发觉自己不善言辞，哪怕真的不善言辞，也要努力去掩饰，要笨拙地添些并不高明的佐料，就像厨艺不佳的师傅，会拼命往菜里放油放辣放孜然。
2、
有个小实验：把几十个节拍器放在一块木板上，让它们依次打起节拍，摆动起来，起初是混乱无序的，有的向左，有的向右，过了一段时间，声音渐渐趋于统一，到最后，所有节拍器整齐划一，像阅兵的方阵。
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放在同一块木板上。每个节拍器振动，产生波，叠加起来，让木板也振动。木板的振动又反过来影响每个节拍器。每个个体的行为，汇总起来，制造出大趋势。和趋势相应的个体行为，得到强化和鼓励；不相应的，受到抑制和阻碍。最终，个体都被“环境”同化了。
在酒桌上调侃取笑家人，往往不会带来好效果。但也不能简单地说，“这种行为很糟糕”，或者“不应该这样”。就像不能简单地对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说，你怎么连打字都不会。他们所处的环境，始终是这样。他们从小到大见过的交流，始终是这样的交流。不让他说这些话，他就开不了口了。
从佛教的观点看，每一个节拍器，是“身”，节拍器下面的木板，是“土”。一个人生活在一片土地上，如果自身行为跟所处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一致，就会受到种种阻力。
三十岁不结婚，在北京上海，问题就不大；在乡下农村，问题就很大，就有很大阻力，因为在那个世界，放眼望去，只有很悲惨的人才这样，这叫“打光棍”，叫“找不到对象”。始终生活在小地方的人，很难不把“大龄单身”跟“悲惨”划上等号。他们所见所知的世界，就是这样。他们如果有什么行为和周围人不一致，必然受到种种压力。压力迫使每个小节拍器，非按照大趋势行动不可。但大趋势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到底通向哪里，他们是没有数的。
很多削尖脑袋、竭尽毕生积蓄，把子女送到大城市或者国外的父母，看不到陌生世界与自己想象的格格不入。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但他们的习惯注定令他们无法离开脚下的土壤。
一个渴望高品质生活的人，碰到亲戚来家里，哪怕亲戚在生病吃药，照样要灌他酒；上到八九十岁的老人，下到三四岁的小孩，都要弄点酒给他们“尝尝”；肺有问题的客人，也照样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敬——他们认为这是“基本的礼貌”和待客之道。他们不知道正是这样的习惯，让自己注定与高品质的生活无缘，注定不可能生活在更好的世界，更好的土壤上。
佛教把“身”叫做“正报”，“土”叫做“依报”。一个人之所以生活在一片土壤，不是凭空来的，也不是凭运气，凭的是他先天后天的种种习气和这片土壤相应。如果不相应，他即便一时在这里，迟早也会走，迟早要到跟自己相应的环境里去。至于到哪里，凭的不是想象，不是欲望，而是种种行为。
我曾经跟一位在县城负责处理酒驾的公务员吃饭，他向大家传授怎样酒驾不会被逮住，他说：抓酒驾的一般是便衣在饭店门口蹲点，如果你喝了酒，不要出来就去开车，你先到外面走一圈，半小时后，装作从外面来开车的样子。他那样干过好几次，从来没被抓。他说的津津有味，洋洋自得。他嘴上说不愿意待在小县城，但他的行为，和小县城的氛围是特别相应的。
3、
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其实不是他在做，是他的习气在做。就像敬酒的时候，一个人拉着你的手，拍着你的肩膀，跟你说一大堆话，这些话其实不是他说的，是他的习气说的。换另一个人在这样的饭局上，这样拉着你的手，拍着你的肩膀，同样的话也会脱口而出。虽然人不一样，脸不一样，但话的成分没有区别。
我们做的很多事情，甚至一切事情，都是习气的驱使。我爷爷在世时，有次快不行了，送去医院。那天夜里，两个亲戚来看他，爷爷问起一位癌症晚期的老人，那位老人在爷爷住院前两天已经过世了。别人告诉他时，他立刻把手伸进中山装的口袋，要掏钱随礼。别人想：这老头自己都马上不行了，还要给人家随礼。
爷爷住院时，看到输液的瓶子，再三念叨，说回头不要扔，不要让护士拿走，要带回家洗洗用，挺好的瓶子。一个人在生命即将终了的时刻，在乎的居然不是大事，而是几毛钱的瓶子。
我因此想到严监生。严监生临终前，看到两根灯草，恐怕费油，闭不了眼，伸出两根手指示意。
以我对佛教的理解，像严监生这样的人，也可以是菩萨示现。其实多烧一根灯草，少烧一根灯草，对他自己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他的生命马上就要终了，钱纵然省下来，也都是给别人省的。但他还是要这样做。是他的习气让他这样。如果不这样，他就不舒服。有些人希望钱尽可能花在自己身上，生前花不了，死后也要通过丧事花掉。但你看严监生，他省下自己的钱给别人。
菩萨示现成严监生的样子，也是示现成我们凡夫的样子。严监生是在习气的驱役下做出种种事情，我们也是如此。严监生的习气，像一面镜子，鉴照出我们自己的习气，我们也像严监生一样，牢牢执取自己对万事万物的理解，把那看作世界的真相。
林奕含小说《房思琪的失恋乐园》里，房思琪偶然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对她妈妈说，学校有个女同学和老师好上了。她妈妈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不知羞耻。她从此对妈妈绝望了。
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美国二战后，父母都急切渴望孩子回家。有个士兵在回家前，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他想带一个战友回家，那个战友双腿断了，不能走路，只能坐轮椅，他希望战友跟自己全家人一起生活，过一辈子。父母回信说，我们很爱你的战友，但这样毕竟不太方便，我们欢迎他到家里做客，住一阵子，但一辈子不太现实，你有你的未来，也要结婚生子。后来，士兵没有回来，他自杀了。父母才知道，他说的双腿断了的人，不是战友，是他自己。
这就是因为误解产生的悲剧。如果士兵直接告诉父母，断了双腿的是自己，父母愿意照顾他一辈子。房思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那是别人的事，她的话里虽然包含真相，却也包含偏离真相的误导。天下有几个妈妈能聪明到马上想到女儿可能说的是自己？有几个妈妈能悲悯到对别人的女儿也如同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在乎？房思琪说的是受到老师性侵犯的女生，她妈妈想到的是故意勾引诱惑老师的女生。在不能告知别人详情和细节的时候，期待别人对自己有绝对的同情与理解，要求是有一点高的。我们往往对亲密的人有很高要求，却看不到有些要求的不切实际。
如果一个家长，在毕生所受的教育中，连一个会说普通话的老师都没有碰到过，期待这样的家长懂得性教育，能够很好地引导孩子，是有点奢侈的。他们所居的“土”，没有理由成就那样的“身”。他们自身，从来不曾拥有我们拥有的时代和条件，看见我们所居的世界。
看见一个节拍器做出种种摆动的时候，也需要看见它脚下的木板。听一个人讲出一句话，不要以为那句话就是他讲的，不要以为那句话就是真的，就代表他的意见和态度，更不要以为那句话就代表他对你的看法。那句话只代表他的习惯。甚至，连他的习惯都不能代表，只代表他所居住的土壤上的风气。而这风气，又是由千千万万人在长久造作中熏染而成的。
有个父亲曾经开玩笑，在女儿要上大学的时候，对妹妹说：咱家的保姆要走了，以后就没人给咱们做饭了。他可能觉得这句话很幽默，但他没有能力预见，也许几十年后，他老了，躺在病床上没人照顾的时候，女儿都不会回来看他一眼。而这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拜他当初一句玩笑话所赐。当他痛骂女儿不孝的时候，他认为这不孝是真的，是凿实的，但仍然觉得自己当年口中说出的“保姆要走了”是假的，是玩笑。而女儿却反过来，觉得父亲说过的“保姆要走了”的话是真的，自己的不孝是假的，是没有选择余地的。
因为众生业力的种种差别，每个人见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世界，所居的都是不一样的土壤。并不是你住朝阳区，我也住朝阳区，我们就生活在同样的土壤上。我曾听有个孩子对他妈说，“历史无压力”，他的意思是历史考试很简单，没有难度，但他妈听不懂，连问了三遍。
如果牢牢执持自己所见的世界，以为那就是真实，牢牢执持别人对自己的每一句评价，每一种回应，以为那就是真实，误会就不可避免，悲剧就会肇始。菩萨畏因，就是畏这些。畏一个人眼中的真实，在另一个人眼中是虚假；而一个人眼中的虚假，在另一个人眼中是真实。
菩萨眼中，只有善是真实。除了善，更没有别的真实。唯有滋益自他的慈悲心、止息烦恼的清净心，是真实的。只有认定真实唯此一种，其他皆是虚幻，才能不受种种秽恶习气的熏染，随所居之土而成就其清净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