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话”并非温柔乡

　　年事递高，睡眠逐少，老母与濡妻都有了伴收音机入睡习惯，受影响，我也听起广播来。这些年电视红火，倒把电台的事业冷落了，收音机一响，忽想起广播电台在我们过往岁月里曾是那么举足轻重。幼时，家里那台“红灯”牌箱式收音机，不仅是唯一时髦的奢华家电，且通过其声传递，完成了我难以估量的蒙学教育。红波传万里，飞入百姓家，当年之时事世态，天知地识，以及动听音乐和样板戏那诸多精美唱段，无一不是从中聆听得来或学会的。如今打开枕边袖珍收音机，先就有了崇敬感。然而，当我连续收听几期市台的“长安夜话”和省台的“秦岭夜话”之后，心却一下子凉了。不仅是凉，还如梗在喉，别扭与痛楚已使我不吐不快了。

　　说起“夜话”，首先想起《燕山夜话》，那是邓拓先生以马南邨的笔名于上世纪60年代在《北京晚报》开设的一个杂文栏目，后来集结成书，分五册出版。那些杂文，知识渊博，匡正时弊，悲天悯人。虽因毛泽东在与康生谈话中点名批评，故使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指为反党“三家村”而一同受到严酷打击，但时过境迁重新审视，《燕山夜话》不失为充满热血和忧患的温情文章。邓拓本属学者型老革命，曾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其见解与目光，足以启智民众；其学养与文采，对后学者不无教益。然我们的“长安夜话”与“秦岭夜话”，是谈心与对话一类的节目，初衷应是好的，亦想启智民众。开设时也许效法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港台等地的类似广播节目，（我断然指其有效法之嫌，是判定他们不会有独辟蹊径的创造。——因为水平在哪儿摆着。）原本，是想建立一个温馨而切近百姓生活的对话平台，跟进时代，提高收听率。但现在看来，收听率可能还不低，而节目的质量，就实在不敢恭维了！

　　原以为“夜话”类节目，应是心灵的救助站，是心理疾病的门诊，是氤氲着温馨氛围的救护所；像医院的专家门诊，患者来投，是把健康或生的希望寄予了神圣的大夫，希冀着“妙手回春”的奇迹发生。但我听过的几个“夜话”节目，感觉却像是“审判台”，像监狱里的训话室，打进电话的听众则像犯人一般，起码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垂着双手听从老师教训。而且，这“老师”或“警官”，还属于冷酷无情的缺少人性者一类。“长安夜话”里有位姓李的主持，有人反映说不错，我的母亲和与我的秋凤姨甚至将其视为“偶像”，甘愿做了其“粉丝”，来西安看儿子时，还有一睹“偶像”尊荣之欲。但我听了其主持，感觉还是缺少温和，显得耐心不足。至于那位姓刘的女主持，就很是糟糕了。有一回，一位失恋的女青年打进电话，大概是着魔般痴恋某男，而那男人之心，早已黄鹤一去，她明知人家另有新欢，还要容忍，甚至甘愿贴钱供养人家二位鱼欢，也想争回一席地位，但怎么也拴不住那男人之心。电话里询问她该怎么办？这位刘姓女主持劝解了几句，怎奈那女青年执迷不悟，后来她就躁了，竟然出言不逊，说：“你咋不***去呢？”听到这里，我身上的鸡皮疙瘩一下就起来了。此类现象甚多，对那些糊涂的听众，主持人常用极不耐烦的口吻教训，貌似恨铁不成钢，实则把人不当人，言语冷酷，甚至讽刺挖苦，总以高明者自居，居高临下，对求助者缺少应有的尊重。省台“秦岭夜话”的那位主持人，也和“长安夜话”的主持人不相上下，其口吻和“范儿”基本一致，因为基本素质都相差无几，所以也好不到哪儿去。有几次，正听其节目，我按不住也想打电话进去，想郑重批评他们几句，怎奈电话总是打不通。

　　说实话，我已非常气愤，主持人素养低下，爱心不足，缺少包容之心和悲悯情怀，怎能主持“夜话”类节目呢？天下之人，智愚不等，良莠不齐，善恶参差，灵顿错落，然均在无边苦海里游走，即便智者，也有犯浑之时，而佛的心胸是博大的，不仅能够包容，而且以慈悲为怀，总是慈眉善目地微笑看待芸芸众生，指点迷津，耐心超度，引涉苦海，领航彼岸。我们的“夜话”主持人，是否应有那么一点点佛心呢？我想，电台在创建此类栏目时，大概并非因人设事，而是先想到了建“庙”，庙建好了才来寻找着“安神”。殊不知揽下了“瓷器活”，却并无金刚钻，事情就难办了。经验告诉我们，因人而设事，因神而建庙，会被与之相反的境况要好。比如，没有邓拓、吴晗、廖沫沙，就不会有《燕山夜话》和《三家村夜话》的报纸栏目创建；没有荆轲，就别想刺秦之事。央视11套节目因有白燕升，所以“戏曲采风”就办的不错；12套节目吸纳了张越进去，“夜线”节目也有了特色，另如毕福剑于“星光大道”，李勇于“非常6+1”，还有港台的“一虎一席谈”等等，当然。央视与港、京、沪等大地方的电台或电视台，可从全国选人，毕竟人与事还能相称，省、市、县三级，越往下走，情况就越糟。退一步说，这也怪不得台里的决策者，因为如今社会，真人、才人实在太少，这是个金钱和俗人当道的世界，滥竽充数者多，“帽子”底下，难见真人，高职不高，专家不专，权威没威；职位，花钱就能买；奖项，贿赂就能得；即便真的有能耐者，也会被世俗所掩埋，如此世界，有什么好歹对错可言？在许多单位或战线上，常见烂船靠一湾，鲜有好花开一树，决策者想法虽好，设了事，却无人来做，于是筷子里挑旗杆，只好赶鸭子上了鸡架。人说事在人为，更应是事靠人为，本应是吃饭穿衣量家当，但却是没有金刚钻，也揽瓷器活，我们的主事者虽也明白这一点，却也无奈，因为即便犹如“击鼓传花”，也得把自己任上的事情往下行；钟磬敲得好与不好，庙门开了，响动还需要有啊。其实，那几位主持人与一般人相比，学识还是可以，也许应算是单位里的佼佼者了，只是胜任此节目，还需努力修心才是。(经典文章 www.wenzhangba.com)

　　话说回来，我更为我们那众多的糊涂而愚钝的听众而感悲哀！不少人打进电话，尽说些没棱没角没里没面没盐没醋的糊涂话，基本生活常识与应世能力极度欠缺，甚至连表述也无法清楚，足见其生命质量的低下，真可谓芸芸者，算是赖活着了。而中国人的哲学，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人口的精英比率极低，只会以多为患。难怪那刘姓女主持劝其***，大概也缘于怒其不争。

　　通过听此节目的这个窗口，更让我忧患的，是国民的整体素质。这些年一味抓钱，抓经济，致使民众的价值观、人生观混乱，人心思钱，物欲旺盛，是非混淆，真伪难辨，道德沦丧，假话连天，真理隐匿，真诚荡然。还是前话：事靠人为呀！中国的许多事情何以都很难办，难就难在人上，难在人心上，难在人的整体素质上。国人的灵魂的疾疴与心灵结构的变异与扭曲，已是积弊深重了，这种内在伤痛，远比某种新生的病毒或地震海啸还要更难对付，然若不治，使之长期下去，迟早会酿成国难的。朋友高信就曾转述另一学者言论，说现今世道的普遍现象是：老年人为老不尊，中年人欺世盗名，青年人稀里糊涂。这活真是不假，更为甚者，是大批的官员，嘴上喊着拥护党，心里谋着去盗娼；站在台上作报告，下了太后行肮脏；你有律法，我有办法；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今日树立个好典范，明日却是个大贪官。人们空谈党和社会主义，只是为了去吃党和社火主义。人心已全然向背，反社会之薪柴早已堆满，只差星火即燃，此情若置秦末汉末，早有人一呼百应，揭竿而起了。面对此情，我们又能抬出几个杨善洲或孔繁森呢？即便抬出来了，也会被更多人在内心里嗤之以鼻。或者当时感动流泪，过后敛财成倍。信仰缺失，心灵的千疮百孔，远比制度的漏洞更难堵塞。一药不医百病，杯水难救车薪，如此下去，余恐真会应了鲁迅的旧话：“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啊！

　　大概，中央领导人似乎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最近的全会上，就提出大力去抓文化建设，想从此入手，花力气去以文化人，重修人格，再塑人心，提高国民总体素质，使之真正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别在世界范围去丢人显眼。但愿此举属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