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来中国后第一次在南方过年。春节期间，广东的宴会很多，其中有一件事，让我这个常住北京的外国人感到特别困惑，就是所谓的“红包”。
每见到一位长者，他们都会拿出一个红包给我，而且至少有100元。我向相熟的朋友打听为什么，朋友说，在广东，过春节的时候，凡是未婚的人，不管年龄有多大，都可以拿红包。
这似乎是个风俗，渐渐地，我发现，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红包不仅是个礼节问题，在“多边外交”场合，给红包以及给多少钱是牵涉面子的大问题。
我在日本从来没有听说过以“未婚”为标准给红包的事。在日本，大人确实给孩子压岁钱，假设两个家庭互相拜年，每方都是两个孩子，父母们就会给对方的孩子们压岁钱，一般都是五千日元左右（约三百多元人民币）。这靠的是默契，纯属民间风俗。孩子到了大学阶段，大人一般就不给了。
有一天中午，我在餐厅的高级包间跟广东本地企业的几位老板吃饭。他们甚至没有问我有没有成家，就拿出红包。我很不好意思地鞠躬，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能说“谢谢，祝您身体健康，全家幸福，万事如意”。
突然间，有个老板的孩子进来了，据说是初二学生，个子很高，也很帅。那位老板很自豪地说：“这是我的儿子。儿子，你给叔叔们拜个年。”他的儿子只是点了点头，甚至都没说“过年好”之类的话。下一刻，所有的老板都站起来，把红包扔给这个小朋友。而这个初二的孩子连“谢谢”都没说，就心安理得地接收下来。
又一眨眼的工夫，孩子把所有红包都收好就消失了，甚至也没说“叔叔再见”。
这一瞬间发生的事，让我沉思很久。孩子大概也知道，自己的出场并不是真的拜年来的，而只是替父亲收一下红包。叔叔们给红包，大概也并不是出于多喜欢孩子，而是想通过给孩子红包来跟他爸爸巩固关系，为新年的生意做个铺垫。我感觉，他们好像是随时都准备着红包，放在口袋里以备不时之需。
这过程已经远远超出了礼仪和民俗的范畴。我原来就对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深有体会，此次春节让我进一步加深了感受。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更关心孩子的成长。中国的媒体常常批评现在的孩子缺乏生存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社会责任感等等，但看到大人们把春节这一传统节日也视为牟利机会，把孩子的作用工具化，孩子的问题，恐怕就不能仅仅怪孩子了。
之后，我到了香港，一些香港的长辈也给我红包。我还是很不好意思，打开一看，里面只放着10港币，至多是20港币，比广东的红包少了10倍，心安不少。一个老总悄悄地告诉我说：“香港人给红包的意思是图个吉利，里面多少钱是无所谓的，一般都是10港币或20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