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信（Republic of letters）是单读的新栏目。这是一个开放的项目，我们欢迎来自不同背景、住在不同国家的作者，在这里向彼此写信，分享他们最近的生活、关心的议题、以及世界上重要的事。
今天是第十封信，也是第一位来信者晓宇对此前几封信的再次回应。晓宇从《燃烧》，Vice 纪录片和甘肃女生跳楼三件事物出发，探讨了电影所带来的主体意识，以及视频传播所带来的直接冲击。并由此提出，新媒体影像直观、裸露，和不加框架的记录，使得缩短道德距离、解决道德困境成为可能，即去理解他者，直观野蛮的经验，而非隔岸观火的阐释。
欢迎更多朋友参与进来，你们也可以用照片、视频等其他语言来回应，来信发送至 wuqi@owspace.com 。
写信人：晓宇
喂，所有人，
先是电影《燃烧》。李沧东的片子，戛纳场刊评分破了记录。刚结束时，触动不大，反而过了几天后，电影的细节慢慢发酵了。片子讲的是年轻人，把我们谈及的关键词都顾及了：焦虑，愤怒，时代选择。还多出来一个词，谜。男主被一个谜题困住了，有了自己的解释，最终以杀人、脱光血衣、现场付之一炬的方式了结。
可能是因为李沧东自己写小说的缘故，叙述的节奏把握恰当。最重要的是，它延续了村上春树《烧仓房》和福克纳《烧马棚》中那个“困扰的青年”形象。延续的成功，在于福克纳的美国南方，村上春树的日本，李沧东的韩国，还有迈尔斯·戴维斯为法国新浪潮电影吹的曲子，都像是一个时代，一个人物。这是故事的魅力，不是解释情景，是打破情景，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怎么越看觉得那个人越熟悉呢，越看越像像自己呀。这时候，故事的角色趋向于自己所处的现实。
主体意识，是说我们意识到主体之间没有历史、阶级、性别和地域的差异，我们即他者。这句话听上去很简单。可现实中，我们觉得红卫兵离我们很远，甚至把他们想象成变老的坏人；侵华日军离我们很远，把他们想象成民族劣性的必然。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和我们一样，都是时代的青年。为什么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可以抄家武斗，可以去邻国杀人呢？黄仁宇在回忆缅北战争时，谈到一个日本上尉的尸体，旁边有地图和一本英日字典，似乎死前还在复习英语。黄在敌人身上，发现的正是自己。同样的年轻人，换下校服，穿上军装，千里迢迢来到雨林，生死两地。但这种叙事，始终是缺位的，即便有主体意识的电影文学，也常遭受“美化某段历史”的谩骂。因为它不符合我们想象中的他者，因为我们拒绝承认那可能是另一个自己。我们更习惯，把历史变成过去的敌人，道德的远方。
第二件事情，是 Vice 的“旅行指南”。Vice 做了一系列的短片，跑去阿富汗军火市场，利比里亚食人军阀，刚果的钶钽铁矿。我和人类学的朋友讨论，按我们的训练，难得认同这些短期采集：粗浅的专家访谈，新时代的猎奇，加深的文化偏见。说到吉尔吉斯斯坦，就是抢婚，说到哥伦比亚，就是和驴做爱，这不是什么有深刻价值的媒介。然而，看 Vice 又是一件上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精细的分析不会去跑到这些“前线”和“现场”。Vice 就像延伸出去的眼睛，插到去不了的地方。先睹为快。看完后，你觉得和那些地方没那么远，心里甚至想和它们产生关联。这就很厉害。比起政经分析，时事点评，乃至老道周密的新闻，这是一种野蛮经验的魅力。
一旦我们想来解释这段经验，放到分析框架里剖析，好像那股蛮荒的魅力就消失殆尽。如果我们要解释出乎认知边界的现象，扯上历史、性别、阶级，它又成了一种文化、一个地区、一块人的特有产物，又变成了“他者”。和我们的距离，哗的一下，拉开去好远。这段分析，很有可能终止了关联。理论总是不跟上经验，尤其在这样的时代。新的经验，受过熟悉的理论和媒介过滤，给予我们一种安全感。但我们又多需要这种安全感呢？
第三件事情，是甘肃庆阳女生的跳楼视频。十九岁的女孩，受老师的猥亵，患上抑郁症，几次自杀未遂。坐在高楼上，围观的人起哄嘲弄，最后硬是挣脱开消防员的手，跳下身亡。日常的暴力把人逼上绝境，而在弥留之际，从大多数人那里得到的也不是同情。我想看过视频和读到新闻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仿佛自己有什么东西，也跟着女孩一起落地了。
对围观人群的愤怒之外，我们能到“现场”的原因，不是因为从谁的口中听到，或是从新闻的描写里体会，而是因为在跳楼上方的某一层中，伸出的手机镜头。这是极有当代特色的一幕。这手机背后是谁，我们不知道。他／她的立场是什么，是救人还是起哄，我们也不清楚。这个记录的媒介在道德上是不可知的。然而，就是通过这个手机，我们真切地听到了起哄的人群，真切地看到了女孩的坠下，真切地听到了消防员撕心裂肺的喊叫，真切地体会到了死亡。这是新媒介：即时和原始的记录。
回看一下，我说的三件事，都有关影像。对，影像是人类认知上深刻的革命，它改变了我们与人事发生关系的方式。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家彼得·辛格，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溺水小孩”：如果你经过一个水池，有小孩落水，我们是不是要救他？无论你穿着多贵的衣服或是有什么重要的活动，都应该去救对不对？那如果这个小孩身处别处呢？你虽然见不到他，但如果捐出你去看电影买衣服的钱能救他，你不是也应该做吗？辛格希望我们的道德能跨越边界，不需要在现场，凭着理性的推断，规划行为。
可是，辛格的希望违背常情。费孝通讲差序格局，普林斯顿的另一位哲学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也说，我们对熟人的道德强于陌生人，对眼前之事的决断强于他乡之事。要找出统一的价值判断，简化行为逻辑是困难的。换句话说，道德是有距离感的。在这个距离之上，理论阐释又增添了新的距离。我看到理论浪潮一茬茬和割韭菜似，今日流行施特劳斯，明日流行拉图尔，媒体愈来愈注重“深度”和“思想”。我去看展览，被一来二去的“人类世”和“后人类主义”晕头转向。“策展式阅读”，成为在思想界攫取概念，快速应用的外衣。问题是，对分析阐释的推崇备至，加深了我们的理解吗？还是说，我们智识上进步，在经验上变得迟钝。
我们面临的道德困境，是难得以理性替代经验，改变自己的行为。在跳楼事件上，有人说如果是你的亲人在上面，你会起哄吗。当然不会，但在实践中，不可能要求每个人做到这样的换位思考。那我们该承认道德现状吗？一位丹麦朋友说，你不应该因为每一件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苦恼。你们地大人多，由于国家认同，把每件事当作身边的事。对他来说，如果一个社会事件发生在德国，即便很近，也是情感上很远的事。
以上的三件事似乎说，还有另一种缩短道德距离的可能。主体意识是把我们和千秋万代的“坏人”、“好人”都变成了同样的人。去理解他者，直观野蛮的经验，甚于隔岸观火的阐释。最后，当我们无法改变社会场景的时候， 触手可及的媒介提供的影像，一下子把许多人拉到了重要的“现场”。直观、裸露，和不加框架的记录，是我们当代可贵的暴力美学。
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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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阳子
剧照来自《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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