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文史五讲》是一本由黃永年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1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黄先生是有师承的，跟老师学就是学治学态度和方法，这是底蕴，也是传承。老师自己做的很好。虽然没有机缘聆听先生授课，只读讲义也是收益非浅。
书保留了先生讲课时一些口语化的内容，有些难以理解，明白了，自然会心一笑。
目录学讲义部分，映照梁启超的讲义，对于读古书的选择非常有益。
太平广记部分，先生讲佛、道、鬼等民俗，在山东，是鲜活存在的。只是文革之后，科学发展之下，渐渐淡化，估计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了；村子里的关帝庙，即使天天路过，也熟视无睹了。
唐史部分，先生从人的角度去分析历史事件，梳理脉络，不禁耳目一新，立刻有了血肉。
先生讲读书，写札记，不能紧张、正襟危坐，所以在此孟浪一下。
《黄永年文史五讲》读后感(二)：《黄永年文史五讲》读后
昨晚餐后与朱续兄闲逛万聖，购得《黄永年文史五讲》。
是书中华书局新出，李天飞兄责编。黄先生述，曹旅宁先生记。曹先生不识，然数年前似听袁津琥兄说起有编纂黄先生讲稿计划，亦尝征询我当日笔记。可惜我当日草草，多记其崖略，又且不全。
是书翻检之下，亦使我想起十餘年前听黄先生上课景况，及黄先生的音容相貌来。
也早知道天飞兄编辑此书，记得有次去中华，看到他案头此书，也曾向天飞兄说起当年一些旧事呢。
书勒口的黄先生的照片，是黄先生下世前不久的，已呈暮年衰弱景况，而我记忆中的黄先生，则是精神卓逸的，即如蔡邕《荐边文礼书》所谓：“才艺言行，卓逸不群，亦宜超然。”记得手头似有几张黄先生九十年代的照片，惜一时索检不得。
《黄永年文史五讲》读后感(三)：（转帖）新世纪的《书目答问》——读黄永年先生《目录学》讲义 董运来
接到黄永年先生寄来他新出的《古文献学四讲》，欢喜雀跃，日夜翻阅，受益良多。此书是《目录学》、《版本学》、《文史工具书简介》、《碑刻学》四种讲义的合订，收在《名师讲义》丛书里。《目录学》以前没有印刷过，其他三种有印发和正式发表的讲稿。读黄先生的书，我常常想到一个词——深入浅出，这个词语被用的太滥了，但黄先生的书却可以实实在在的担当得起这个词语。我喜欢读名家写的小册子，因为那是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的最好注脚。
这里说说《古文献学四讲》中篇幅最大首次发表的《目录学》部分吧。前些年黄先生提到应当有新的《书目答问》，可是老辈人没有精力去做，年轻的又做不来。现在拿到黄先生的《古文献学四讲》，其中的《目录学》部分，分量适中，四部要籍都讲了，并且叙述各类书的源流，开列参考书，我想将其拟为《新书目答问》，是不为过的吧。黄先生跟吕思勉、童书业、顾颉刚几位大师学习过，大学时代就写过与陈寅恪先生商榷的文章并互赠论文，现在又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成员和古委会委员，和当代名家颇有交往，识见自然不低，他多年来在目录版本方面用功颇深，此书晚出，应当是目前最好的兼叙四部且简明实用的古籍导读书目了。
在《目录学》中，黄先生开宗明义，对目录学划分为三种：一种是图书馆系讲授的怎样编制图书馆用的卡片目录和书本目录以及机读目录的学问，一种是讲我国目录学史的目录学，第三种是讲古人的著作流传至今有多少名目品种，以及这些书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谁撰写的，写了哪些主要内容，当时写了想起什么作用等等，他的《目录学》讲义就属于第三种。黄先生这样作了划分，真令我豁然开朗。我以前看许多文史名家介绍治学经验，说目录学是治学的门径，自己就找了一些题作目录学的书，看了之后却觉得如堕五里雾中，读起来艰涩而收效甚微。现在才明白此种目录学史，在对古籍有了大量接触之后，去学学是有好处的，初学最要紧的是了解大量的古籍。真正对读书人管用的是目录（目就是古籍名目，录就是提要）和学术史。所以看几本好的目录和学术史，就算懂得目录学了，并不神秘的。
《目录学》晚出，消化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又加进了黄先生独出心裁的类目设计和读书经验。下面把前人几部目录名著和这本《目录学》做点比较。
《四库提要》久负盛名，从张之洞以来，屡屡被作为读书门径之书，在古代文史研究中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无不重视《四库提要》。我很早就想读它，可是一直没有读下来。我近来感觉此书对于现在的读者，已经不宜用做入门书了。原因如下：一，繁重。中华影印本厚厚两册，拿在手里不舒服，其中收书逾万种，很难读完。二，内容不太适合了。里面的批评，是钦定的，里面的考证，后人多有补正，且另外成册，翻检不便。我曾经也人云亦云的向别人推荐过《四库提要》，说来惭愧，自己并没有将提要读完，现在才体会到鲁迅先生给许丗瑛开的书目中有《四库简明目录》，作为入门阅读，而没有推荐《四库提要》，更切合初学者的实际。《简明目录》的新版本只有一册，删去了考证和存目书，阅读起来自然方便多了，但其批评还是钦定的。《目录学》就弥补了以上两种的缺陷。从内容多少上和《四库提要》相比，《目录学》相当简明，但简明不同于固陋，正显示了作者的剪裁功夫，所介绍的书都是各科要籍。在类目设置上，黄先生也有他自己的别出心裁的体系，并且介绍了各类书籍的源流和讲授方法。打个比方，具体古籍好比珠子，这类目设置和排列，就是金线了，一部优秀的目录著作，能够从宏观上设计出好的类目和次序，体现学术源流，以简驭繁，尤见一个人的目录素养，非浅学所能为。在提要的撰写上，黄先生吸收了以前优秀目录的成果，也写进了自己的读书经验，他的提要在思想上、学术上都比《四库提要》进步的多。
《书目答问》作为导读书目，也是文史学者的必备书，其优点在于选书讲究，立目比《四库提要》有发展，并且加注版本，切合当时的读书人。但今天的读者见古书太少，这个书目没有提要，初读起来恐怕枯燥的很。《目录学》继承了《书目答问》的优点，还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有精到的提要。
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内容单薄，选书偏颇，有许多毛病，已经遭到梁启超的批评，不值得去看。梁氏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就要好得多，但其开列的书不多。后来李笠的《国学用书撰要》，在梁氏之后，开列的书多些，并且搜集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目录学》和梁、李二人的书相比，收录的书要广，吸收的成果要多。
吕思勉《经子解题》介绍经子要籍，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介绍史部的书，深入浅出，最值一读，但分别只有经子和史部，而《目录学》是兼包四部的。
这并不是说《目录学》可以代替前辈的著作，比如吕先生的《经子解题》，张先生的《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就很精到，无法代替的。但黄先生之书，兼包四部，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融汇了自己的多年的目录修养和治学经验，精博并举，比其他目录更适合做入门书，并且一册在手，四部皆有，翻检起来也很方便。这本书对于学有所成的人是否就没有用呢，答曰“否”，因为其精到的内容，完全可以作为可靠的工具书来参考，尤其里面有黄先生独到的经验，先生学识渊博，兼通文史，在史学、古典文学、目录、版本、碑刻、书法等多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整部《目录学》贯穿了极高的学术性。时间将会证明，黄先生的书和张舜徽等诸大师的书将并列于著作之林。
有人说黄先生作学问，有一套妙法。据我推测，这个妙法就是深通目录之学。黄先生深通目录学，大约是由于天分、机缘以及个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吧。他小时候就喜欢弄目录版本，很小就读了《经子解题》这样的著名目录，后来又有幸在中学阶段听了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课。这就为他日后的目录学修养打下了基础。所谓懂目录，其精神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吕先生一代大师，在他的讲学中，处处融贯了目录修养。黄先生闲谈时对我讲过如何学目录学，说要熟悉几部著名目录，要懂学术史，而学术史以梁任公的为先，只看叫做目录学的书是不管用的（那些书实际上是目录学史）。我猜测黄先生的目录修养还和他的图书馆实践有关，黄先生被错划右派后，在图书馆工作过多年，亲手编定了陕西师范大学古籍善本书目，这种经历对于他目录学修养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个目录学家，必须博览群书，最好有在图书馆工作的经历，像王重民、谢国桢等，就在图书馆里工作过，更不必说顾廷龙先生了。
下面说说怎样读《目录学》。以前听人说目录学是治学门径，要熟读《四库提要》和《书目答问》，可是我一直不得法，读不进去，现在读《目录学》有醍醐灌顶如坐春风之感。读完这个再去读其他的目录如《四库提要》等，才觉得容易得力，并且也会批评那些目录名著了。对于研究文史的年轻人，如果能集中精力熟读《目录学》，将会为以后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对成年人来说，单读目录很快就会忘记，特别是年纪大了，记性越来越差。如果以自己目前搞的问题为线索去读，目的性强，思想容易集中，收效才会大。目录书要常读，常查阅，本来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作为工具书用的。看目录书，一方面借助目录信息去求书，另一方面，好的提要包含了前辈人丰富的读书经验，往往几句提要就可以省却我们许多工夫。我们这代人已经没有机会从小博览古书了，不过我们有更好的读书条件，有更好的工具书和整理过的资料，有新的工具——电脑全文检索，有些年轻人妄想单纯借助电脑检索来做学问而不去读书，这根本行不通。在没有一点古书基础的情况下，检索根本无从下手，况且检索到的东西杂乱无章，必须经过传统的有序化的知识进行消化才行，目录学好比古籍的地图，是所有古籍的宏观秩序，正可以与电脑检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能够全文检索的古籍和所有的古籍相比，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要了解古书，要做学术研究，绝对不能抛弃传统目录学。
我只是尝鼎一脔，说说自己的点滴感受，限于篇幅，还有许多感想没有说，相信各位读了之后会有更多的感受。名家的作品是很耐读的，况且这又是可靠而实用的门径书，一册在手，仿佛作了古籍宝库的主人一样。
《黄永年文史五讲》读后感(四)：转帖： 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 ——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 辛 德 勇
在现代社会中，从事任何一种职业都需要具备某些必备的基础知识，不然你无法入门。从事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的研究，则首先需要对于古代文献具有相应的了解。道理很简单，历史已经远去，我们只能主要依靠古代文献的记载，来尽可能地接近和认识当时的面貌。所谓古代文史，包括历史、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但严格说来都可以概括在泛义的历史学范畴之内，因为文学史、哲学史也都属于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史学家傅斯年是极力主张“史学即史料学”的。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中曾经讲过：“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辞，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所以所谓整理史料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这种主张，现在有些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样看待历史学的性质和内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着什么样的历史观去从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认，史料毕竟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假如缺乏这一基础，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将无从说起。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还具体归纳列举了“比较不同的史料”的几种主要类型，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这些都是从事一项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问题，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有哪些相关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特点。——所谓“史料学”就是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基础分支学科。
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大家都能够认同史料学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却未必都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认识。
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这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来京，学校也附带给我采购书籍的任务。可惜我一点目录学知识也没有，只会买一些一看书名就知其内容的书。经过比现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北京、北大、上海、江苏国学（今南京）图书馆等书目，才稍稍懂得点按目寻书的知识。为了在书店能随时决断应购何书，就必须熟记书名并知有几种版本及版本优劣等等”（此信公开刊载于《藏书家》第4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然可想而知。几年前，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老教授，也是毕业于著名学府且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私下向我咨询，谓听说有一部给古代传世文献做提要说明的书，如果书店有的话，让我顺便帮助买一本。——这位老教授想问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证明类似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周清澍先生说现在的研究生上学时就能具备相关版本目录基础，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经历了长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这些学问是入门的必备知识，于是开宗明义，就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只能说他自己的学生有幸，却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一般状况。以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学素养，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不然我们就不会经常看到有一些硕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导，在使用《西汉会要》、《十国春秋》、《续资治通鉴》、《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直至当今生人编纂的《清史编年》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来作为研究的依据了。
要在学习阶段打好史料学基础，需要有合适的入门书籍。过去有些人是依赖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是它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显然过于繁难，而且无法利用它来了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适用。清末张之洞撰著的《书目答问》，是专门为指导初学而开列的基本书目，选书虽大体精当，但只列书名，没有作者和内容的介绍，同样不宜于现在的学生用于初学。
民国以来，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入门书籍，但是往往都是只侧重某一个方面，如朱师辙《清代艺文略》，仅成经部，且只叙述清代经学书籍（对于了解清代经学著述，这是一部很好的导读书，遗憾的是流传甚为稀少，现在连专门做清代经学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吕思勉《经子解题》，仅叙述上古经书和诸子书；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谢国桢著《史料学概论》，陈高华等著《中国古代史料学》，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等，都仅仅是从狭义的历史学研究角度选择典籍进行介绍，目前还没有见到质量较高的全面介绍古代史料文献的目录书籍（朱自清《经典常谈》见识通达且文笔流畅，最便初学，遗憾的是当时是为中学生撰写，开列书籍太少，不敷学者入门之用）。最近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可以说是应从和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迫切需要。
《古文献学四讲》是鹭江出版社《名师讲义丛书》中的一种。顾名思义，都是用以教授过学生的讲义。黄永年先生这“四讲”，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和“文史工具书简介”四种讲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读书时，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须去听完黄永年先生开设的上述几门课程。史念海先生当时特别讲到，不听好黄先生这些课程，就无法掌握读书做学问的门径。所以这本《古文献学四讲》都是我听过的课程的讲义，当年油印向学生发放过。黄永年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演讲，授课神色生动，把这些一般人看来枯燥单调的课程讲得妙趣横生，牢牢吸引我如饥似渴地听完了各门课程。后来我能够在学术上尝试着做出一点研究，首先就是依仗这些课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础。由于自己基础较差，许多授课内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记忆，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讲义放在手边，随时翻检查阅，不断加深掌握和理解。现在读到正式出版的讲义，既亲切，又兴奋，引发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这是黄永年先生在授课和治学中一贯强调的基本看法，这也是他教授学生时首先要讲授上述课程的原因。他曾针对时下学术界一些人毫无根基地胡乱著书立说的情况，举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证，撰写过几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还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随笔集《学苑零拾》）。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内容，在史料学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传世文献，强调读常见书；二是要尽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内容和性质；三是要尽可能广博地多了解各类史料的内容和价值。
谈到重视文献资料，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存在两种不同路数。一派特别强调寻找从未被人利用过的资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发现的史料。论者往往引据陈寅恪先生的话，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甚者且谓学术之每一新进展，必定要仰赖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则是强调读传世基本文献，当代著名代表性学者如顾颉刚、余嘉锡等均是如此。据先师史念海先生讲，当年顾颉刚先生向他传授的读书门径，就是以读常见基本史料为正途，要把从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献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作为治学的基本功夫，顾颉刚先生称此为“化腐朽为神奇”。
学术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数，所谓“各遵所闻”，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为其张目，却未必尽合乎陈氏本意。看一看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全在于使用两《唐书》、《通鉴》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陈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别依赖所谓新材料来做学问。陈垣先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由于题目所需，是比较重视某些当时学术界相对生僻的史料的，陈寅恪先生的话出自他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撰写的序言，是否带有某些应酬的成分，恐怕还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研究来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献的基础上重视新出土资料，读常见书而知生僻书，这才是对待史料比较合理的态度。
黄永年先生在治学上是师承上述后一派传统的，所以这部《古文献学四讲》，核心内容是传世基本文献的版本目录。常用文史工具书是读古书、做学问的一般工具，版本学、目录学是讲传世文献自不必说，所谓“碑刻学”，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样是讲述出土碑刻资料，而是讲授宋代以来的碑刻学知识传统，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叠经历代摩挲已成为传世文献组成部分的碑刻资料。黄永年先生在序论中说，他是鉴于时下“碑刻之学中衰”，而“专设碑刻学课程者几无所闻”的情形，才“为研究生开设此课，总结近半个世纪个人业余从事此学之所得，窃欲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借免拘墟之诮而已”。可见其志趣与争竞观睹新见石刻碑版资料者亦判然不同，从本质上是把碑刻看作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的。
黄永年先生本人从青年时期起就收藏善本书籍和碑帖拓本，几十年间所得甚丰，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藏书名家，可是做学问却极力主张以读常见基本史籍为主。黄先生文史兼通，在历史研究方面，更强调要首先花大力气读正史。《古文献学四讲》书后附收了他撰写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词>》和《读唐刘濬墓志》，分别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实例；《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则是其治学经历的简要叙述。在这篇自述性文章里，黄永年先生阐述自己对待史料的原则是，“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他说：“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书的“目录学”讲义部分，他也讲到：“想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学，必须懂得历史，读点史书。而史书中最重要的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要首推这纪传体的《二十四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即传统所谓正史，这是把读正史置于整个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础地位。重视基础，是为了掌握精髓。读书遵依主从次序，方可避免由终南捷径而堕入旁门左道。这种治学态度，应该是贯穿这部《古文献学四讲》的内在主旨，“四讲”内容的设置，都是服从于这一主张，读者不应只看具体的文献知识而忽略了它。
因为是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录学。此“目录学”既非研究图书编目之书籍分类体系，亦非研究书目分类体系变迁之目录学史，只是介绍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内容构成和史料价值。不过要想在短短十几万字篇幅内，开列出经史子集各类古籍的要目来（如果说可以把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选书的基本依据，那么撰写这部“目录学”讲义需要考虑的范围，不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著述，还多出小说戏曲一大门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书目，求全固然甚难，但那是难在花费时间和功夫；而拔萃之难，则需要更高的学术素养，特别是通贯的学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过去一直为学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上。
《古文献学四讲》的“目录学”部分，在继承张氏神髓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的学术视野和“五四”以来大量全新的学术认识，精心别择各领域内最基本的著述，选书比《书目答问》更精，分类更切合现代学术需要，叙述更注重学术发展的系统性，因此在很大范围内完全可以取代《书目答问》，作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门书目。
由于是入门书籍，要想从每一门类的大量著述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来，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门古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古文献学四讲》最精彩的地方，是通过简明扼要的叙述，阐明了相关的学术源流，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内容，而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诗、书、礼等经书的类别来划分细目，以此准则来编纂著述总目固无不可，可是像《书目答问》这样的经籍入门书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与其津逮初学的目的不尽相契合了。对此，黄永年先生认为，“我国所谓经学的时代性特别强，不讲清楚各个时代的经学趋向，就无法使人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经学著作”。所以他在讲义中独创一格，按照经学发展的起源、经今古文学、义疏之学、宋元经学、清人经学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分别举述各个时期的经学名著。这样不仅使学生摆脱了目录学学习中孤立地死记书名、作者、内容的枯燥和艰涩，还可以通过目录学的学习，初步了解各类著述背后所相关学术源流。
又如子部书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书目答问》单列“周秦诸子”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本书又将汉代以后的书籍分为“汉魏以下议论”、“理学”和“考证之学”三类，分别予以论列。具体每一类中讲述的内容，也都能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如讲清人考证，先举顾炎武《日知录》发其端绪，以知一代学风之本源；次举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正燮《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以见乾嘉汉学家考证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陈灃《东塾读书记》殿其尾，以反映考据学适应时代主流学风转移所发生的变化（即陈氏“已不拘乾嘉汉学之传统”）。
其实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的内在意义，正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作为治学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较系统的讲述安排之外，讲义中随处也都体现出这一思想。如集部讲文章选本，仅列三部书籍，为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兆洛《骈体文钞》。姚鼐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辞类纂》撷历代散体之精粹，自然大多数人都会列举这部书，可是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却一般不会被人想到。黄永年先生这样选择，是因为散文与骈文是古代文体的两大类别，一直相辅并行，不能像现在一般古代文学教科书那样，偏重散文而忽略骈文。事实上在清代桐城派最为盛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能够独擅文坛，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间，也一直有阳湖派与之相颉颃。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对此清楚交待说：“阳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骈体使其文字更光辉充实。”由于张、李两家与姚鼐一样是采辑历代代表性文辞，读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领略骈体精华，窥得骈文的流变。初学者胸中蓄此常识，并品味一些经典骈体文章，至少可以免却一谈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八大家散体古文的陋略，进而还能够明白唐宋以来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在社会很大一个范围内，始终没有能够撼动骈文固有的位置。
在学术发展的体系当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绍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这些代表性著述来认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在此基础上去采摘利用具体文献的史料价值，我体会这就是这部“目录学”讲义最大的特点和特别值得称道的水平与眼界所在。
本书具体介绍每一种典籍所体现的学术深度，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书籍的类别归属，这是对于书籍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册府元龟》。传统目录一向著录此书于类书当中，有人还把它与《太平御览》等并列为宋代“四大类书”。黄永年先生认为它“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书类当中。《册府元龟》自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特别是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在《唐会要》及《通典》诸书之下，体例与分类编制政事的会要相同，而与采摘旧事轶闻辞章以供寻章摘句的类书却有很大差别，只不过历朝会要是汇集一代政事，而《册府元龟》是贯穿历代而已。旧时直至《书目答问》的目录，把它划归类书，实在不当；而前述今人水平较高的史料入门书籍如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也都未加深究，仍旧沿袭前人成例，在举述政书要籍时未能列入此书。尽管后来居上，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黄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学术见识。类似的情况还有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本是为接续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保存有丰富的珍贵资料，自然应当一如《文献通考》，列在政书类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时却无端贬斥其为“兔园之策”，降格打入子部类书之存目书籍当中，今此“目录学”讲义也恢复了它的政书地位。
其次是应当尽可能深入地介绍每一种典籍的具体情况，让学生了解到最有价值的学术界研究进展，使其对于每一种文献，都能够获取准确的认识，并从中体会到对待文献典籍，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明白我们对于古代典籍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要养成探究的习惯和态度，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对此予以关注。
在这一方面，黄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对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学者特别是五四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吕思勉、顾颉刚、陈垣、余嘉锡等人的研究，同时也在讲义中讲述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自胡适认定为吴承恩以来，早已成为通行的常识，近年虽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胡适的说法，但仍不为一般人所接受。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根据自己的研究，谈到《西游记》最早的百回刻本应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时吴承恩年仅二十出头，根本不可能写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长篇巨制，从而从根本上推翻了胡适当年的观点。
又如关于传世今本《孙子》十三篇的作者问题，旧题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而叶适、全祖望、姚鼐直至钱穆诸人皆怀疑实际出自战国时人，或即出自齐将孙膑之手，而孙武可能是孙膑的本名。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孙子》的残简，和另外一些未见于今本《孙子》却明确涉及到齐将孙膑的《孙子》残简。今研究者普遍认为后者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并定名为《孙膑兵法》；相应地推论，既然另有《孙膑兵法》，那么今本《孙子》就不可能再是孙膑所作，只能依传统说法，认定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对此，黄永年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战国的诸子书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数是治其学者所为”。因此，所谓《孙膑兵法》“即使真是孙膑所作，何以能断然说今本《孙子》便是孙武所作，难道不会是战国时另一些兵家所作。何况从《孙膑兵法》内容看也不像是孙膑本人作，其水平也远不如今本《孙子》。再则叶适、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孙子》多处与春秋时情况不符，主张今本为孙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无法否定），并未能翻掉叶适以来定的案”。所以“现在只能仍旧认为今本《孙子》是战国时的书，作者可能是本名孙武的孙膑，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尽管这样的看法还不能像上面讲的《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作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讲授，学生可以学习到对待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方法，摈弃简单的纯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对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评价，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评价，一是我们今天的使用价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区分为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过去的一些评价著述，往往将这几层价值混为一谈，不能切中实际情况。这部“目录学”讲义，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区分和评价。
如题为清人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讲义中评述说：“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较简略，总的质量不算高。”这是对于撰著水平的评价；又说此书“可供阅读而不宜引用”，这是对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的不同评价。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济的《晋略》，水平较高，得要领，有见识，有较高阅读价值，在后人重修的纪传体史书中颇有代表性，所以“目录学”讲义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纪传体史书中列举了它，这样做是着眼于它的著述和阅读价值；但同时黄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书“只是据《晋书》改写，并无史料价值，今天研究两晋史事不宜引用”。
与此相反，有些书从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对于今天的研究确很有史料价值。如《永乐大典》，尽管四库馆臣早已指出其“割裂庞杂，漫无条理”，但现在还是有许多人非要称颂它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百科全书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实《永乐大典》从著述角度看是无比荒唐的，纯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风雅的产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来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们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价值问题，与《大典》编得好坏，根本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事情。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用很幽默的语言，评价了《永乐大典》的著述价值，说它“是一种将作诗用的每个字注有故实的韵书，加以无限制地扩大而产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编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绝无阅读价值可言，现在“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辑佚和校勘”。
“目录学”讲义中对于史籍精彩的评价有许多，初学者要想很好地领略这些看法，阅读时胸中首先要区分开这些不同的评价角度。这也是对待所有历史典籍所需要具备的一种眼光。
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领域，在撰写这类文献入门书籍时，如何避免个人的专业色彩，跳开一步，尽可能从一个广博的视角来选择和介绍各种典籍，均衡地体现古代文献自身的内在体系，这对于作者学术视野的宽度是一个考验。而从读者角度来看，只有使用这样的讲义，才能打下宽厚而不是偏狭的文献学基础。
黄永年先生虽然以治史为主业，但是对于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做过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广泛涉猎了经、史、子、集四部以及释、道要籍，所以这部“目录学”讲义并没有过分浓重的历史学色彩，有时甚至会为了整体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历史典籍。例如诗文总集部分讲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经世文编》，这是从文学史角度所作的抉择。因为《明文在》之编选着眼于文辞而《明经世文编》着眼于社会事务。作为初学的入门书籍，整个讲义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只能有所取舍。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阅读这部“目录学”讲义，足以使读者打下广博的文献学基础，获得丰富的文献学素养。——其实这种广度正是学术素养深度的先决条件和它的一个侧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人呼唤学术界要出大师，古代文史学界甚至有人想通过聚集青年精英办培训班的方式来造就养成大师，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大师的评判标准，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只知道自己特别关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献史料而缺乏广博的文献学素养，恐怕是很难称为大师的。
黄永年先生是当今顶尖的古籍版本学家，所以能够在这部篇幅有限的“目录学”讲义中，根据需要，信手拈来，三言两语地讲述出关系到文献实质内容的重要版本问题，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学术水平和深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如经部清人郝义行的《尔雅义疏》，谓此书“最初刻入《皇清经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孙删定的本子，咸丰六年杨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联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学识优于郝，所删定之本实胜过足本”。这与咸丰足本优于道光删定本的通行说法大不相同，这绝不是慑于王念孙大名所做的轻率推断，而是认真比较二者异同后（并撰写过研究文章）得出的结论。讲义中所有的版本讲述，都是这样有特别的考虑和需要，读来精义纷呈，俾益实用。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出，读书需讲究版本恰如选择书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应手地选用得当的版本，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版本学”讲义，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入门书籍。
版本学包括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版本目录”这两大部分内容。前者讲版刻特点及其变迁，后者讲某一种古籍曾有过哪些版本以及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给初学者开设的课程，前者可以系统讲，而后者则只能开列一些基本书籍，供使用者检阅，没办法也根本没有必要逐一讲解。我过去听黄先生讲课，前后见过繁简程度不同的三个版本的油印讲义，这次收入的是最简单的简本。从目前的实际需要情况来看，选择这个简本作通行的讲义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这个讲义的学习，能够对于版本学知识有个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达不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个别人若想对于版本学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黄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学》一书即将出版面世，是在当年的繁本讲义基础上又做了新的增订。
这部“版本学”讲义虽然比较简单，却很系统。其中很多问题都是黄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统梳理。如谓明代文学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仿宋浙本字体而又因印刷技术进展而呈规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体，同时由于倡导其事的都是苏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现了地域上以苏州为中心向外传播，刻书者以家刻为主导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辐射的传播扩散方式。又如谓明万历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随着徽商的活动而向南京、杭州等地传播，徽商刻书又常请苏州文人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风行江浙并影响全国。等等。凡此，都是融汇各方面的历史知识来揭示版本学这门看似纯经验学科的内在发展因素。从中可以看出，较诸前人只是一一罗列版刻现象的著述，黄永年先生通过这些紧密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规律性认识，自然已经建立起科学的版本学学科体系。
由于黄永年先生已有数十年的古籍收藏经验，所以他的这部“版本学”讲义，不仅有很好的学科理论建树，还有许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独到见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统，在版刻的字体上各有特点。浙本字体以欧体为主，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其余两个系统，前人普遍说建本多为柳体，蜀本多为颜体，其实多是陈陈相因，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黄永年先生则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体会，指出建本多为颜体，蜀本是以颜体为主而撇捺长、利带有柳公权的笔意。——第一次讲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体特征。讲义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许多，如清代前期的写刻本，过去讲版本的人往往称之为软体字，黄永年先生则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如《全唐诗》、《楝亭十二种》，类似法帖中之晋唐人小楷，确实可以称之为软体；另一类如《通志堂经解》、《泽存堂五种》，字体不仅丝毫不软，而且点划方劲，与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处，绝对不能用“软体”来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来越少。学生想学习，老师也不一定会讲。因此印行这部简明扼要且科学系统的讲义，已经是一种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学习文史的学生，能够充分吸收了这部“版本学”讲义所提供的版本学知识，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引述古籍标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乱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学”视作对目录学中石刻史料的特别讲述。讲义分设“绪论”、“分类”、“拓本”、“史料”、“书法”五个专题，进行讲述。“绪论”讲碑刻学发展史、研究对象和领域，以及主要参考书籍和学习方法，其“参考书”部分择取审慎且多精到评语，不仅对于初学者最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时时取以参考。“分类”和“拓本”两个专题是关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识，最俾益实用。其“书法”部分以碑刻为主论述书法渊源流变，发自累年揣摩，故融通畅达，胜义叠出。
“碑刻学”讲义中直接关系到利用碑刻史料从事研究的内容，为其“史料”部分。除论述碑刻记郡望、世系不尽可信，职官、地理对于史书多有订正增补，以及利用碑刻资料抉隐发微最有价值之外，黄永年先生在这一专题下，还针对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书”的“偏见”，特别强调指出：“据碑刻治史事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其实治史者之通识，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史料的通识的基础上，若非熟悉各种史料，岂能做到像黄永年先生这样具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反过来看，我们不妨胡乱猜想，那些过分强调出土文献资料如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史料价值的学者，会不会是因为对传世基本史料熟悉得还不够十分透彻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由于碑刻之学确实中衰已久，不惟国内，海外也久已无人董理，有日本学者看到80年代的油印本后，即将其译为日文正式刊出，所以它早已是日本学生学习碑刻学的入门书籍。相比之下，此前这份讲义在国内只是于1999年在《新美术》上公开发表过，研究文史的人很少看到，影响还不及日本广泛。相信这次收入《古文献学四讲》，能够很快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最后谈谈“文史工具书简介”讲义。给学生讲文史工具书，看似简单，却更显见识。黄永年先生这部讲义，一如前述三种，首重简要，而不是贪多求众，一味侈陈书目。因为这是入门书，滥举书目只会使读者无所适从，简而得要，正是最便读者。除了简要之外，这个讲义与常见的文史工具书介绍书籍相比，还特别体现了黄永年先生重视第一手基本文献以及强调直接利用古代高水平著述的读书主旨。如查找古代文字的应用实例，首推利用《说文解字义证》汇集的资料；查找古代俗语的使用情况，首举翟灏《通俗编》和钱大昕《恒言录》；查找历史人物直接利用正史人名索引，等等。循此路径，能够更直接地贴近历史，获取更为可靠的历史信息。
从读硕士到读博士，我一直在黄永年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读书学习；从事研究工作以来，深为能够遇此名师得以打下文献学基础而庆幸。现在这些精彩的讲义印行于世，有志学子，当可人手一编，共承嘉惠。我们在感谢鹭江出版社的同时，也期望着出版界今后还能再多印行一些这类高水平的治学基础入门书籍，如前述朱师辙著《清代艺文略》就应列入其中。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根深自然叶茂。走对路径，打劳基础，才能做好学术研究。
《黄永年文史五讲》读后感(五)：（转帖）曹旅宁：记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
我听黄永年先生的课，做他的学生，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的第六年，我之所以报考先生的历史文献学研究生，一来此前曾听过先生“玄武门之变”及“长恨歌”的学术讲演，又在《新华文摘》上读到先生回忆老师吕思勉先生、童书业先生的文章，深深为之所吸引；二来当时读书热方兴未艾，考研究生极其荣耀，及第者往往有鲤鱼跳龙门之感。但捞个功名与是否学到做学问的真本领，却是有霄壤之别的。值得庆幸的是我遇到了先生，他是我学习史学的引路人，他真正把我带入了学问之门。
一、循循善诱
我入校的时候，黄先生已年近六十岁，按现在的规定，已届退休的年龄。当时先生还是黑发，精神抖擞，注重仪表，衣着整洁，穿中山装时上衣口袋必然插着笔，穿西装必打三角形的领结，有时也穿中式布扣便装，一般不戴帽子。但无论是讲课带研究生、还是搞科研写论文，精力比年轻人还要旺盛。新生刚一入校，他便召集我们谈话，提出要遵纪团结，服从指导，克服困难，戒骄戒躁。告诉我们要学习三、四门课：包括目录学、版本学、专书研究等。目录学未有教材，要求记笔记；版本学有教材（仅有上册）；要准备两本读书笔记，两周轮流交一次；要习字、练习书法；学问要文史兼通，不要急于写文章，更不要追求写文章的数量。我们后来购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鉴》、《新唐书》、《旧唐书》、《太平广记》以及陈寅恪先生、吕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等一流学者的论著，开始学写札记，都是出自先生的引导。
黄先生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当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这样几件事情。先生专门为新生上了“如何治印”一课，就其名称、工具、怎样写、怎样刻一一详述。有些同学受到影响，买了石料与刻刀刻了起来。后来我在马衡先生《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读到《谈刻印》，亦极为精到，但实践功夫不如先生来得生动。先生还专门教学生学习传统尺牍的格式称谓，作文要从写典雅合乎规范的书信入手。还举行了一次考试，在黑板上写了50个简体字，要求对应写出繁体。其实，这都是在培养年轻人的兴趣，同时也是一种基本功的训练。
我现在手头保留了一张当年的成绩单，三年的学位课程一共有十五门，除了哲学、政治、外语是公共课，文字训诂、日本中国学外请北大裘锡圭先生、严绍？先生担任、唐史史料学由贾宪宝学长担任外，先生亲自讲授了《目录学》、《版本学》、《古籍整理概论》、《太平广记》、《碑刻学》、《专书研究——旧唐书》、《文史专题》、《史学方法》、《专书研究——吴梅村诗》等九门课。现在翻看当年的上课笔记，想到在当今的任何高校，包括清华、北大，要想听到名教授这么多钟点的讲课都是绝无可能的。
黄先生讲课十分精彩。由于对讲课内容纯熟，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在课堂上能够不看讲义，深入浅出地将枯燥的目录学、版本学娓娓道来，让略有文献基础的学生在漫谈中掌握知识要点，不仅记得住，而且记得牢。先生虽然久居长安，但乡音犹在，吴音未改。刚开始听课有些难懂，但听习惯了更觉得韵味十足。特别是先生在课堂上吟诗作对的时候，这种体会更深。如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论》课上讲到孔子整理文献的功绩时极其生动：“孔老夫子还在争论，这干什么吗？孔子基本上是进步的，《论语》中有陈旧的东西，带有旧时代的痕迹，一定时候还是要发作，毛润之都如此，还可苛求孔老夫子吗？功劳，解放文化。匡亚明的《孔子评传》不知怎样？但批评他的某人却是不学无术的，在复旦人很讨厌。”再如先生讲碑刻学的来龙去脉更是生动：“早就有了，开始研究在北宋。在宋之前，是很少纯粹研究学问的，确切一点，太讲学以致用了，骈体文就是一种应用文，考据学以前也是没有的。金石学，包括今日的许多学问，也包括碑刻学（清末称矿物学，亦用这个名称，毫不相干）。青铜器，主要研究铭文，文人之故，形制花纹，欣赏而已。碑，主要搜集拓本，一是欣赏书法，二是提取史料。元太短，明不搞考证（有明一代值得研究），清代大盛，今日流传著作多系清人所为。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宋人不讲究收藏原件，清人开始收藏，开始收藏比较轻便的，墓志。光绪，渭南赵乾生收集了五十余方，乾隆时毕沅带了四方唐墓志到苏州，以财力之差，地位之差，可看出一种风气。端方（陶斋）也收藏，赵乾生所藏几乎尽归于他。最后收藏石头的周暹印了一本“居贞草堂刻拓片”；张钫，河南新安人，专藏洛阳出土的墓志，东汉以来的古墓多极了。清偶有出土，大清律，盗墓是要处死刑的，北魏（墓志）二三百大洋，此公没有这么多钱，唐墓志五块钱，千唐志；于右任，很多北魏的，鸳鸯（夫妻墓志）七志斋，全部送给了碑林，相当一大批。在这样一种空气之下，一般的文人不算，要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会做诗、散文还不行，还要做骈体文，经学亦要懂一点；字，古雅，北魏书最好，馆阁体不行；版本，碑刻；不作论文，题跋式，《观堂集林》、寅恪的短文都是这一路。清末西学东渐，分化，青铜器分到考古学，铭文，古文字学，金不存在了，但分出去后却大发展，碑刻可怜了，欧洲人用石头为建筑，中国人以石头刻字，一些考古学者也不懂碑刻，这门学问一下子冷落下来了，北京碑帖铺的人懂一些，爱收藏的人如周绍良亦是内行，河南，等慈寺碑锯成碎块，陕西，王忠嗣碑烧成石灰，马衡在北大开过一门金石学，只此一家，绝无分处，断了继承人。考古专业，都没有定为必修课。”先生上课时坐着讲授，但时常站起来写板书，字体极为漂亮。当时来听课的学生很多，除了他名下的研究生，还有历史系、中文系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先生一讲就是一个上午，但从不喝水，偶尔也会燃起一支烟提神；当然也不使用麦克风，足见当时体力、精神的充沛。
先生当年上课，很推崇北大的传统，教师在上课以前，要预先编写讲义发给学生，教师往往在课堂上讲授自己的研究心得，一部讲义往往是教师自己日后出版学术著作的雏形。先生所上每门课也都预先编有讲义，比较成熟的都油印发给同学。他甚至说：“如果上课都按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学术统于一尊，学术就完了。”先生当年的讲义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外加为图书馆工作人员所讲的文史工具书简介合编为《古文献学四种》已由鹭江出版社印行。但这些讲义都是讲授大纲性质的东西，拿当年的听课笔记与之对照，有不少内容是讲义上所没有的。而且《古文献学四种》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目录学。先生说：“这目录学，不是图书馆编目之学，而是讲我国古籍有哪些名目，并适当作介绍，前面按传统的叫法可称之为‘目’，后者作介绍可称之为‘录’。通过《目录学》，可使读者对我国古籍有个大概的了解，所以把它作为四讲之首讲。”而且《目录学》在讲授中采用的是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先生认为：“如今我国通用的分类法基本上是从西方国家引进的，这些分类法用来分自然科学的书籍是合适的，用来分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书籍也是可以的，但若以此给我国的古籍分类就会闹笑话。”先生在讲《目录学》时，要求学生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一套办法是先生从老师吕思勉先生那里学来的。我后来看到吕先生在其一篇论治学的文章中说：“苏杭一带的读书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读书之法，系于其初能读书时，使其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过，使其知天下（当时之所谓天下）共有学问若干种？每种的源流派别如何？重要的书，共有几部？实不啻于读书之前，使其泛览一部学术史，于治学颇有裨益。此项功夫，我在十六七岁时亦作过，经史子三部都读完，惟集部仅读一半。我的学问，所以不致十分简陋，于此颇有关系（此项功夫，现在的学生，亦仍可做，随意浏览，一暑假可毕）。”先生还十分重视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的实践功夫，强调学生多查、多看，在运用中掌握知识。由于先生本人收藏宏富，在版本学、碑刻学教学过程中都会带若干有代表性的实物到课堂给学生鉴赏，让同学们大开眼界。先生的考试方式也很奇特，有时甚至打百分。高年级的与低年级的一起听课，前者的分数一定高过后者。先生的理由是，谁说文科不能得一百分，卷子一百分，并不代表你学问就是一百分；高年级同学比你多学一年，分数自然应比你高。
专书研究目的在于使学生如何通读古籍大书、如何发掘史料、如何发现寻找问题。可以视为目录学及方法论的深化。比如说学术界流传着这样的一段佳话，凡是喜好在自己的论著中征引《太平广记》的，都可能是先生的学生。《太平广记》是北宋所编四部大书之一，主要收集宋以前的小说、杂记。对研究宋以前的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大量史料。我现在把先生讲授内容的目录抄录如下，大家便可管窥一般了。1.道教与佛教（民间的道教与佛教，并非本身）。2.神、仙，关于五岳。3.泰山与阎罗。4.鬼。5妖怪与精怪（明器）。6.狐。7.犬。8.其他的物怪。9.梦。10.史料（唐代长安与洛阳的坊）。再如先生讲《吴梅村诗》，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先生家藏清人程穆衡原笺，杨学沆补注的《吴梅村诗集笺注》为教本。先生归纳学习目的为一、文史兼通。二、文还容易，诗非经专门训练不可。唐诗虽红，但不要抢热闹。吴伟业讲史事，较好玩。三、读诗，最好不要读选本。鲁迅先生早就讲过，不要搞“三段认识”，时代背景、思想性、艺术性（八股）。归纳学习方法为一、选讲。二、诗史互证，多讲些文的知识。三、如何做诗，并对“黄调，形容黄季刚诵书之声动听也”进行了解说。讲授内容为：1. 吴梅村诗的版本及其得失。2.诗的演变和概念（洋诗与古诗在格律上的不同）。3.诗的形式、调平仄、押韵。4.吴伟业年表。5.选讲：“仿唐人本事诗”、“鸳湖曲、“茸城”、“钟山”。诗多关涉明清代兴、南明史事。先生上课多引孟森明清史论著，其纯熟不下于陈寅恪先生的唐史论著，后来先生的政治史研究也受到孟森影响绝非偶然。钱钟书的《谈艺录》也在征引范围，先生对钱先生及《管锥编》颇为赞许。这门课的考试方法也别具一格。做诗一首，选吴梅村诗一首作本事一篇。
《文史专题》及《唐史专题》则使学生领略做学问的感觉，学会“眼高手低”帮助极大。所用教本都是先生的论文，有些刚写完就油印发给大家。先生一上课便宣布此课“目的，不是为学知识，而是学方法。具体来说，研究古代文史的方法，为何不开史学方法，我无此水平，上专题课，解剖麻雀而已。”不迷信权威，要大胆的怀疑，要运用第一手的材料，要找共性的东西，不要情节吸引。如讲《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及《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时，通过层层分析，便得出统治阶级上层的多数斗争都是权力斗争。又如讲《李勣与山东》，强调目的不在于了解李勣这个人，而在于讲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又如讲《说李武政权》时，目的在于使学生如何从一大堆混乱的事实中寻找规律。先生在课堂上曾自负地说， “（此文）东洋人无论如何搞不出来的。”先生还一再强调：“学生学老师主要是学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最多学一点基本原理，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在老师的范围内打转转，否则学术怎样能向前发展？”
二、陈氏功臣
黄先生的著作宏富，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的有近二十种。我认为，最能代表先生学术造诣的还是先生的论文集及在此基礎上完成的专书。正如先生自己所说：“我还认为一开始写学术性的东西应该写论文，甚至写短一点的读书札记”；“真正的学术成果，一开始倒是以单篇论文出现的，包括自然技术科学也不例外，所以在国际上，学术期刊、论文集、文摘极受重视。”1998年，先生关于李唐文史的论文，由汪荣祖先生代为结集《唐代史事考释》，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是台湾联合报系所属的出版社，出版过不少高水准的学术著作，如杨联升的《国史探微》、刘子健的《两宋史汇考》等。此书大陆读者不易买到，好在所收论文已基本收入先生中华书局2000年版《文史探微》、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文史存稿》两部论文集中；先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专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则是根据相关论文改写而成的。
要探讨先生学术风格的渊源，就不得不从先生早年的《茭蒲青果集》谈起，我想这可能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那是在《专书研究——太平广记》课上，先生讲到“狐”与“胡”的关系时，曾提及他早年与陈先生就此问题撰文商榷，陈先生曾覆信答复的往事。我出于好奇，便向先生提出借观此文的请求，先生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便带给我一本粘贴着他早年论著的剪报本，封面上题着“茭蒲青果集”五个字，里面还夹着两页泛黄的手稿，黄先生告诫我，那两页原稿纸是童书业先生的手稿，千万别弄丢了，弄丢了我会跟你“拼命”的。《茭蒲青果集》所收主要是解放前先生发表在报纸副刊及顾颉刚先生主编的《文史杂志》上关于先秦史地、明器考证以及与陈寅恪先生商榷的一组文章，“狐”与“胡”的关系（详后），长恨歌系列考证（先生三十六年后发表的《〈长很歌〉新解》都是在此基础上改写增订而成）等。其中有一篇将西周初年的周公与清初入关的摄政王作比较的文章给我印象极深，大意谓周灭商与明清代兴一样都是冷兵器时代落后战胜先进的事例。而且这些文章大都是以札记的形式撰写的；有的注释格式均按《燕京学报》的格式，那是一种极度规范的注释体例，即使古籍也要详注版本页码。黄先生后来著述的风格如——专题论文、探微发覆、纠错正谬、填补空白在这本集子中已初步形成。至于“茭蒲青果”的含义，我当时未向先生打听，后来在先生2000年出版的《树新义室笔谈》自序中才得知是先生上大学时所用的室名别号，是因为其时家居常州青果巷，后门又是茭蒲巷的缘故。先生晚年我在西安探望他时，先生说那本剪报还在，并说那是童先生在文革前夕害怕女婿早年的心血散佚而为他整理的。“茭蒲青果集”可能也是童先生所题，那两页我当时竟未细看的手稿可能即是童先生为集子所写的序言。
大家都知道，先生的唐史研究深受陈寅恪先生著作的启发。如果说唐长孺先生、田余庆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发展了陈先生的学说。先生则在北朝齐周杨隋史事、唐代史事研究上推进了陈先生的论点。
汪荣祖先生在《唐代史事考释》前言“黄永年及其唐史研究”中指出：“1979年以后，黄永年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唐史的论文，考释细密，绕有见解，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目。永年先生告诉我，他研究唐史颇得陈寅恪先生著作的启发，但他并不迷信学术权威，他受陈先生的启发之后，也看出陈先生论点未尽妥适之处，并为文商榷。据永年先生说，有些师友因而有所误会。此令我感到，不敢或不愿碰学术权威与文革时一笔抹杀学术权威，同样是一种极端，并不足取。黄先生亦因此经常鼓励他的研究生尽量提出异议，他认为学生一定要超过老师，才能后来居上，学术才有进步。我读黄氏与陈氏商榷的文章，丝毫觉察不到有不尊敬的地方，大都是对陈氏说法的补充与修正，可说是陈氏的功臣。如果陈氏地下有知，必会欣赏这位受他启发的后学及其所作的贡献。” 汪荣祖先生的评论应该是符合实际的。这里只需补充几个实例。
陈寅恪先生有两篇构思十分精妙的文章。一篇是《桃花源记旁证》，一篇是《狐臭与胡臭》，堪称以小见大的典型。但无独有偶地受到两位被誉为“教外别传”的后学的修正，而且这两位后学都曾受教于吕思勉先生、又都推进了陈寅恪先生的学说，比那些一味推崇的凡是派成就要大得多。这在学术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关于前者，唐长孺先生撰写了《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至于《狐臭与胡臭》一文虽然篇幅不长，陈先生生前却十分看重。据卞僧慧先生撰文回忆，“陈寅恪晚年搜集旧著时，力有不及，或托诸友生。如《狐臭与胡臭》一文，曾刊在清华中文系一刊物上。1964年秋，周一良因事来穗，陈以搜寻此文相托。当时清华图书馆毕树棠先生，从二十年代即专司本馆中外杂志之管理，竟遍觅不得。此文刊出值卢沟变起前夕，曾否入藏，毕先生已难追忆。周先生转而他求，最后从出版时在系中任教之余冠英先生处得之。今收入《寒柳堂集》中”。而先生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就在上海《东南日报》（民国37年3月10日副刊）上发表过《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一文，对陈先生“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的见解提出了修正，认为“颇疑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相称，藉寓鄙弃于其中。”其后先生将剪报寄陈先生，陈先生让夫人代笔答复，并寄赠《长恨歌笺证》抽印本。先生晚年我在西安看望他时，先生说，应三联书店之请，他看了陈先生文集《讲义与剩稿》的稿子，并对陈先生某弟子反对出版此书而义愤填膺。先生还旧事重提，说当年陈先生那封覆信还在，要换了别人，早写成文章发表了。并对当时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且不计作者行辈排名的做法很是怀念，认为那就是学术自由的具体表现。
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先生探讨的是注重事关紧要有用的问题，反对“邻猫生子”式的文章；注重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即所谓“事不孤起，其必有邻”。这方面的典型可推先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毕业论文《论河北藩鎮及其相关问题》。该文实际上是对陈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的修正与发展，先生从《唐会要》所说“故事尝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奚契丹两蕃使，自至德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优容之，具务自完，不生边事，故二蕃亦少为寇”受到启发，论述河北藩鎮实为遏制奚、契丹而设置，至安史之乱仍有此作用，五代时契丹大举入寇，乃缘幽州节度使赵德钧降敌而自弃屏障，并考证安史武力多凭借奚、契丹，从而否定了陈先生以西域昭武九姓为安史主力之说。先生在唐史专题的课堂上说：“这是唐代政治史上的大问题，但解决的很坏”；范阳及其他节度使的设立，存在“必然性、迫切性，不搞唐朝就要垮台，在唐玄宗时，条件成熟”；至于范阳节度使与奚契丹的关系实际上是“以夷制夷，洋鬼子也是如此，如罗马帝国。”该文论述的时间跨度从唐前期至北宋初年，其推敲润饰的时间长达三十余年。先生复出后始将其改为四篇文章发表。
先生唐史研究的重心是政治史。先生去世后，我在先生书房兼卧室中见到靠床小书架的首层上并排放着田余庆的《秦汉魏晋史探微》、《东晋门阀政治》、祝总斌的《材不材斋文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以及先生所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可见政治史在先生心目中的份量。但他也重视唐代经济史研究，注意把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其《唐两税法杂考》、《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认为两税法实际上是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削弱，中央与地方争夺财权，相互妥协的结果。驳斥了两税法是农民起义或士族庶族斗争产物的旧说。其结论曾被多方征引。如张泽咸先生《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就说“黄永年先生说，两税法没有统一的税额，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其《唐代籍帐中“常田”、“部田”诸词试释》考证敦煌籍帐文书“常田”、“部田”的含义，原来常田是指质量好的田地，部田是质量不好的田地，纠正了贺昌群先生的旧说。以我的孤陋寡闻，国内学者似乎只有马雍先生《麴斌造寺碑所反映的高昌土地问题》一文提出了相近的解说。
三、常人所不能为
1986年周绍良先生自北京来西安主持论文答辩，在座谈会上，周先生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当今的许多学问家都是图书管理员出身，张政烺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黄先生正是图书馆馆员出身的学问家。先生自五七年划为右派、陷于困厄以后，自1962年开始，直至1978年，一直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但也因祸得福，得以重操文史旧业，整理完成了三十余篇论著，复出后连续发表，成为学问上的“万元户”（借用汪荣祖先生语）。据胡宝华学长回忆，他1982年报考黄先生的唐史研究生，是父亲胡如雷为他选择的。胡先生当时曾说，“黄先生的学问功底是我们这一代的佼佼者，很多学问都是这一代人所不具备的。”先生具有多方面的学养，且能综合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写常人所不能写的内容，发常人所不能发的议论。这里也举几个唐史研究以外的例证。
1979年黄先生为配合《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的编篡，对西安市文管会所藏古籍进行清理时发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先生随即用铅笔作了录文，并作了精细的考证。按一般人的学养，不可能发现该残页在版刻历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即使发现了，也不过是录文以后写成题跋式的短文；先生却使出了他版本学、小说史、民俗学等多方面的十八般武艺，写了《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的长文。复原了红白蜘蛛小说的故事情节，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元刻话本小说的真面目。1986年我在西安南院门古旧书店买到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由魏隐儒、王金雨编著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发现第32页印有《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B面的照片，连忙告诉先生，先生即命我前往书店替他购买两册。原来论文1982年在上海《中华文史论丛》二十一辑上发表后，有加拿大的汉学家来信索要照片，先生无以应答，此次才从书中剪下照片完成中外学术交流事宜。
还有《说〈颐和园词〉兼评邓云乡本事》一文，当年先生曾油印发给我们做文史专题课一讲的讲义，至今仍保存在我手里。《颐和园词》是王国维（静安）先生辛亥革命后避居日本京都的诗作，而且是其平生得意之作。借颐和园来咏写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这位关系到清季政局的政治人物的一生，从而寄托静安先生对爱新觉罗一姓的悲哀感。其思想情感显然是反对辛亥革命的。先生以为，“对‘知人论事’及‘写作体式’这两点没有认真下功夫，应是邓注所以不惬人意的根本原因。而后一点和能不能细玩作品的文义很有关系。记得抗战胜利以后，在苏州见到钱宾四（穆）先生，他说正在注《庄子》，用的底本是马其昶的《庄子故》，他解释说，马其昶还懂的《庄子》的文义。钱先生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虽是另一个路子，我此后也从未认真研究过《庄子》，但我认为他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多年来一直没有遗忘。最近翻阅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小学述林》，在297页《淮南子证闻后序》里也有这样几句话：‘余尝谓训诂之学，明义诂为首要矣，而尤贵乎审辞气。大抵汉代儒生精于义诂，而疏于审辞气，赵宋学者善于审辞气，而疏于义诂。治经子之学尚要审辞气，通文义，何况给文艺作品，给旧体诗作讲解笺释。文义不通，辞气不审，对作品的体式淡然无从理解，对作者的本旨也就只能发隔靴搔癢之谈了。” 先生所论无疑是在阐明研读古典文学作品的方法论：堪与陈寅恪先生《读哀江南赋》一文中关于古诗词中古典、今典的论说互为发明。
再有《〈忠王李秀成自供状〉抽毁辨》也是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原来忠王李秀成自供状自曾国藩删削刊刻后，原件一直秘藏湘乡曾氏富厚堂求阙斋。1936年北大影印九如堂翻刻曾国藩原刻本时，孟森先生序曰：“世言李秀成原供，尚藏湘乡曾氏，以避时忌而不出，今以时过境迁，决无抵触之患，且正表明文正公臣节之纯”，希望曾氏后人将之公布。1949年曾氏后人经香港赴台湾，传闻飞机失事，自供不存。所幸1944年广西通志馆吕集义在湘乡首次见到秘藏近百年的自供手稿，除在北大影印本上进行补抄并拍摄若干张样本。解放后罗尔刚先生提出，自供原稿经曾国藩抽毁。六十年代，台湾影印了自供原稿，陈寅恪先生诗集有句云：“雄信谳词传旧本，昆明劫后话新烟”既指此事。先生1978年在北京购得中国书店原大原色影印本，仔细观察后认为罗先生的说法不能成立。由于供状写在两本版心印有“吉字中营”（曾国荃番号）的淡蓝色直格旧式账簿上，又用纸捻连在一起的。先生指出：“在旧社会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旧式账本每本页数都是有规定的，或五十页，或一百页，决无在此整数之外再加挂零星页数，以防管账者舞弊抽毁。现在第一本既是50页的整数，就足证其中没有被抽毁的可能。从影印本和校补本册首所印原稿封面照片上都可看到，它已把写完的第一本五十页加上在第二本上所写的二十多页合并到一起，拆掉原来的钉线，改用两根纸捻穿釘。用纸捻钉书是不甚牢靠的。脱落丢失最后一页，不正在情理之中，又何必故入人罪，断定是被有意撕毁。”先生生前十分重视此文，在附记中还把它上升到文献鉴定方法论——内证法的高度。而且据辛德勇学长说，先生的考证在近代史学界已成为定论。
四、学问余事
黄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篆刻高手。七十年代中后期曾发起成立终南印社。先生身后，终南印社的挽联“学坛寂寞失朝月，印社悲凉忆春风”，回顾此段往事，颇具感情。当年我曾在其油印会刊上见过先生的一方闲章，后收入《黄永年印存》，刻得是朱文“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当是出典自北宋周邦颜《清真词》中的苏幕遮（燎沉香），原句为“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先生旅居长安五十载，其思乡之情，观此印可知。
先生的篆刻作品曾参加国内外书法篆刻展，篆刻界评定其风格“清婉秀润”，说他治印“尊法传统，以秦汉印玺及黄牧甫为宗，追求工稳圆润、秀丽端庄之韵味。布局精巧而工整，刀法圆劲而精细。白文印饱满而浑朴，朱文印细劲而空灵，方寸之间，极见功夫，在当代陕西印坛粗犷朴厚、恣肆率意之外，别树一帜，极大地丰富了长安印坛的艺术表现”。需要补充的是，先生治印独见其佳，除了腕力刀功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的书法功力。正如清人周亮功《因树屋书影》曰：“古人如颜鲁公辈，自书碑，间自镌之，故神采不失。今之能为书，多不能自镌。自书自镌者，独印章一道耳。然其人多不善书，落墨已误，安望其佳？余在江南，见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为印多妙，不能者类不可观。执此求之，百不一爽也。”盖刀法者，所以传其所书之文，使其神采不失。黄先生正是“能行楷、能篆籀者”，故其治印，逸格超群，具有脱凡出俗的艺术效果。
黄先生洞悉书法演变源流，喜好书法，更喜好收藏碑刻拓片，而且多是有名头、有来历，流传有绪的精品。如先生所藏话雨楼旧藏的马天祥造像记是罕见的道教造像拓片。原石早毁。现在流传的拓片多是后来的翻刻本，马天祥的“祥”字做两条尾巴，而先生所藏则是一条尾巴的真品。先生所藏《韩仲良碑》亦是乾隆旧拓；所藏《等慈寺碑》及《王忠嗣碑》拓片，解放后原石已毁。此外，大家知道，碑刻北朝多，南朝少，刘宋时的至今只发现了三四种，其中享有盛名的是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的《爨龙颜碑》和大明八年（公元464年）的《刘怀民墓志》。先生所藏《爨龙颜碑》当是乾隆以前的旧拓，比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还要精美，比孙太初《云南古代石刻丛考》所据底本还早；所藏《刘怀民墓志》亦为清初精拓。这是由于解放以后，往昔的达官贵人、文化精英落魄不堪，“黑老虎”的身价一落千丈，无人问津，先生内行且事搜集的结果。而当今唐碑新拓市价也在六七千元以上，而且是有价无市。更无论乾隆以来或流传有绪的旧拓了，而且有些原石在解放后已毁不存。外界对先生的藏书多有所闻，对其搜集碑刻拓片则知之甚少。
我们进校时，先生也从事书法创作，主要是写金文、小篆，风格近似罗振玉书体；先生还收藏有从罗继祖先生处得来的罗振玉篆书条幅。先生间或也写行楷，字体圆润流美，当是继承唐代褚遂良一派的风格，实非当今“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的自命书法家者所能企及。先生自评其做诗、做文言文、写行书可以“冒充”清朝人。
五．晚年的议论
2000年年底高校古委会在广州暨南大学开会，先生也从西安到了广州。我听到消息后，立即在晚上与段晓春同学到暨大招待所看望。自1990年以来，我已经十年未见先生了。此前1998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读博士时，曾打电话告知先生，先生当时笑着说：“好吗！捞个功名。”先生这次在暨大见到我们，十分高兴。竟吟起了杜甫的诗句“忆昔开元全盛时”，说“现在的学生写文章，不仅道理说不通，连句子也写不通。”接着讲自己著作出版的事情，说论文选集《文史探微》中华书局即出，已看过三校了。因先生晚上还要开会，我们便送他到会场去。在路上，发现先生已有气喘的毛病。先生一路上说，“现在真正读书，作考证，真刀真枪干的，全国也只有北大、武大、复旦等的一些人了。”又说，“做学问，除了读书，作札记，别无它途。”
2002年暑假，秦汉史学会在西安召开年会。我在离开当地十多年后重返长安。在一个晚上看望了先生，先生很是高兴。我注意到，客厅墙上挂了启功启元白先生的一条行书：“灯火长廊自一时，画船笛韻夜行迟。月波荡漾流歌板，花气回环逼酒卮。人迹尽随红烛焰，客心长系绿杨丝。如今西厭桥边路，添的铿然杖一枝。”不由想起先生当年对《启功丛稿》的评价：“启功（元白），满族，八旗子弟，龙子龙孙，百分之百的汉化，从他老太爷开始。七十多岁了，与我岳父是好朋友，尊称世叔。确实字写的很好，唐碑，吸收宋人米蔡字体，不是宋流行的颜字，瘦，很好看。《启功丛稿》倒是真正的《广艺舟双楫》，看了以后可以眼高。”元白先生这首诗应该算得上是其晚年的得意之作，故常书以赠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的《启功书画集》也收入了同一字幅。先生依然健谈，对时下的高校合并之风颇有微词；对三联版的黄仁宇著作及另一位现居美国的台湾秦汉史专家的作品不满；对时下一些学者对顾颉刚先生及其古史辩派的评价不满。次年9月，先生的《古文献学四种》出版，该书的学术组稿任士英同学要我写一篇介绍以方便读者使用该书。我为此打电话告知先生。先生还特别提到“最近总结两条：万能的人没有，不犯错的人没有。理工科的人不懂历史，学文科的数学倒退到初中。”强调不能造神，强调学科分工。
2004年10月14日，黄先生八十寿辰，各地的“黄门侍郎”纷纷前往西安，并出版《黄永年印存》祝寿。王其祎同学撰书的寿联“为先生寿欣开九秩祝华堂仗履仁且德，修弟子仪惑解八方传绛帐薪灯炽而昌”，意境书法俱佳，十分引人注目。据先生家人讲，那天上午九点钟，先生就穿好西装，打好领带，等着学生前来拜寿。我们这一批是晚上九点钟前往先生家的。先生谈兴正浓。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金冲及是复旦先后同学，曾赠送自己主编的《毛泽东传》给先生，“我跟金先生开玩笑，说这是百分之百的信史吗？”先生对现在出版界胡乱出书的现状不满。“上海竟然出了胡兰成的书？这是真正的汉奸啊！”次日庆祝会上，先生散发了手写复印的《对指导研究生的自我评估》。同学们纷纷谈起当年受业的往事。其中“瞿式耜，蝴蝶装”的对子，引得大家包括先生都笑了起来。原来先生有一年招研究生的考题有瞿式耜这样一个名词解释，本是明末清初的抗清英雄，有学生竟答为农具的一种。蝴蝶装本是宋版书的一种装订形式，有学生竟答为气功的一种。此前，我的博士论文《秦律新探》出版，包括23篇专题论文，送给先生斧正。先生说：“都是你自己的东西，还不错，咱们不弄。”我为自己正在撰写的《张家山汉律研究》一书请先生题写书名。先生也爽快地答应了：“字可以写，现在所谓书法家的字都不行。序不写，不懂。”次年6月，我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俊民先生就新出玉门花海《晋律注》作考释，遇到纸文书双行小注的问题。打电话请教先生，先生答复说：“很好，但双行小注究竟出现在何时？我也不能确定。搞历史都是推测大概，话要说得委婉一些，不要说的太死。”显示了先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学风。
2005年10月，我游学西安，住在陕西师大，在一个下午去看望先生。一年不见，先生衰老了不少。命我坐在他卧室书桌旁的方凳上谈天。首先谈身体情况，很泰然地谈到生死问题：“自然规律谁也不能逃避，我又不能成仙。我的老朋友启功、周绍良先生都去了。周先生是今年九月份去的。他是气喘病，以往一动就喘，后来不动也喘，紧接着就过世了。我现在也是不动不喘，要是不动也喘，也就差不多了。好在身上还没有长什么东西。至于研究，谁也没有听说过了八十岁还开辟学术研究新领域的？”先生对学界现状不满，“现在史学衰微了，聪明人不愿意学，都想赚大钱。现在的著作都没有代表性的大家。年轻人写的东西，就好像是一杯淡茶，味道总不够浓。”我问起先生回忆录的事？先生说；“正准备写。”并谈起早年在常州上幼稚园的往事，低声唱了一首儿时所学的抗日歌曲，说解放后编得抗战史不够实事求是。这是我第一次听先生唱歌。还谈了当年上海院系调整的往事，说党刚解放时许下的许多诺言都没有兑现。我起身告辞时，先生命我到书架上拿出他的《文史存稿》，在扉页上写了“旅宁同学存读 黄永年”赠我。
2006年10月，我在乌鲁木齐开会后，路过西安，在19日上午打电话给先生，说等他下午午休后去看他。先生说，不要等到下午了，现在就来吧。我与周晓薇同学一起前往。先生早已坐在卧室书桌旁，手里拿着《文史探微》，那书是先生准备送给我的。我说，“这书我早已有了，但先生的签名本还没有”。先生拿出笔写上“旅宁同学存读 黄永年赠”送我，并送了他新印的名片给我，上面印着：“黄永年教授退休”以及“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三个头衔。我想起台湾中央研究语史语所廖伯源先生的话，他在中山大学关于严耕望先生的学术报告上说：“搞中国学问，在中国做的最好的，也就是世界上做的最好的。”那天谈论的范围很广。先生说，“我老了，头脑昏聩了，但身体器官还好，没有多一块或少一块。中华准备出他的《唐史十二讲》，”我说广东影印了《陈寅恪先生遗墨》，买到后送给先生。谈起新近读到的郭绍林学长《黄永年先生的治学三昧》一文，并念了其中的兩句诗“探微发覆驱迷雾，寒柳以来惟一人。”（诗的前两句是“政治推勘最费神，错综复杂伪充真。”）先生说：“郭诗做的好，你们这样的学生招不到了。”又说，“陈先生去岭南是失策，陈晚年写柳如是，是心里有气，应该写些魏晋南北朝的。”又说：“北大最好的就是历史系、中文系。现在要培养大师，要办什么研究班培养大师，大师是培养出来的吗？”并对时下博导泛滥表示不满。我问先生回忆录写的怎样了？先生说：“记录者水平太差，跟木头似的，兴味索然。你还差不多。”此次见面，离先生去世不足三个月，先生身体精神都已很不好。年初他养了十九年的黄色波斯猫病死了。我们去看先生的这天，他家的小猫也站立不起来了。先生说：“娇娇（小猫的名字），老猫的嫡亲孙女，属狗的，十二岁了，快不行了，精神错乱了。以后还要养，防老鼠。”语气却颇为平静。
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先生步入老境之后，编定了自己的三本论文集，完成了专著的写作，其他文字也多已结集，授课讲义也已编定陆续出版，成为研究中古历史文化的必读书和教本，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又享上寿，亦可谓圆满，这样想多少还能令人宽慰。“夙夜强学著作长存薪火传天下，疏通知远音容如在桃李满人间”是先生去世后，北大古文献中心吴鸥、李更先生所送的挽联。其中“夙夜强学”及“疏通知远”取自当年吕思勉先生为先生所书对联录梁任公语中的话，现用在先生自己身上，自然十分贴切，而且朴实感人，足以寄托哀思。故以此联做全文的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