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典向来不孤立地推崇“勇”的精神本身，在中国文化里，有理智的前提和仁爱的内核，“勇”才有价值。
孔夫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中庸》进而把“知（智）、仁、勇”这三样品质明确为“三达德”。清醒、理性、充满智慧的头脑，对他人乃至天下万象的关怀仁爱之心和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勇气，这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古代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
需要注意的是，“智、仁、勇”的“勇”，不仅仅是“时穷节乃现”时的挺身而出，沧海横流时的英雄本色，因为大多数人的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平平淡淡的寻常日月里。“三达德”的修炼和追求，并非专为天降大事时勇敢献身做 准备，而是为了在日常生活里勇敢地做更好的自己。
做自己，其实是需要勇气的。表面看来，人人都在做自己;实际上，独立思考，忠于内心去行动，并不容易。
说两件小事吧。
齐国的大夫公行子的儿子不幸早死，齐王的宠臣、右师王驩来参加丧事。所有人都跟“大领导”打招呼，有的径直迎上前去，有的等领导坐定，走到他座位跟前去说话。
可是，按照当时的礼仪，公行子这样有爵位的人家办丧事，现场各有位次，参加人员是不可以越位交谈、越阶相揖的。
王驩于是对孟子有意见，认为孟子目无领导，瞧不起他。
可是在孟子看来，大领导在，现场更应当守规矩。自己依礼而行，正体现了对大领导的尊重。
那些上前打招呼的人，不清楚丧礼上的规矩吗？
因为在大领导前有压力，此刻，他们不敢依心知肚明的正确做法去行事，不敢做自己。
权力会影响人的自由行事，金钱、舆论，甚至身边人的一个脸色或眼神，都会对一个人思想和行动的自由造成影响。
“子见南子”的事很多人都已经听说了。孔子周游列国，在卫国受到礼遇，有一次他去拜见卫灵公的宠姬南子。子路知道以后很不高兴。南子的名声很坏，子路不愿自己最敬爱的老师跟这个坏名声的女人有交集，子路的脸色很不好看。孔子急得当着弟子发誓，若我做了不该做的事，让老天厌恶我！让老天厌恶我！连说了两遍。
看孔子那着急的样子，他是很在乎子路的看法的。子路不愿他去见南子，他不知道吗？
孔子去见南子了，一定有他不得不见的理由;应当一见，就一定会去见。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这个称号，意味着孔子知道并且能够该做什么的时候做什么，时时可以把握中庸的理想状态。
这两个例子都是生活中极小的琐事。一般人的人生几乎全由这样的琐事编织而成，而我们实际上并不能在琐事上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自己内心认为对的事情。在纷纷攘攘、五光十色的十丈红尘里，做自己，也是勇敢者的游戏。
《近思录》上说：“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养车马，食粗衣恶，居贫贱，皆恐人非笑。”是不是这样呢？
有多少人到了中年，看到同学同事换了大房子，自己豁出当二十年房奴也要换一套所谓“改善性住房”？
本来下决心自己的娃儿一定要散养，可是看别人孩子辗转于各种课程辅导班、才艺班，忙忙碌碌，茁壮成长，有几个人还能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
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诚实的人，当身边有人靠买来的论文评上副高、正高职称的时候，面对可能一辈子当一个普通职员、每个月都比别人少挣几百块钱的局面时，你还敢不敢听从自己的内心做一个诚实的人？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古人对人间好品格的那些言简意赅的概括，还多得是，为什么偏偏要在智慧和仁爱之后，加上一个“勇”字？“勇”在中国文化精神中的地位如此之高吗？因为先贤早就看得一清二楚，面对任何形式的考验，只要稍稍涉及个人的利害得失，都需要一个“勇”字。没有“勇”，智慧不成其智慧，仁爱不成其仁爱，自己树立不起自己，一切的美好期許全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