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十二岁以前的日子里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是来自父母、哥姐对我的爱，这种爱是无私的，尤其是父亲的爱，使我的童年生活充满了快乐。虽然童年的日子过地很艰苦，但在我的心灵深处，永远珍惜着那段有父爱的岁月，可惜那段日子太短暂了。
父亲留给我的，只有那深藏在心中的记忆，我在那早已发黄的记忆里，寻找着父亲的影子，那影子却模糊不清，我只有靠着那些零乱的往事，来加深父亲留在我心中的足迹。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村干部，整天都很忙，忙于工作也忙于生活。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终日围绕着父亲。父亲时常不是把会议放在家里召开，就是放在村里的公房里召开；父亲也时常去公社或是县上开会，我那时也就盼望父亲去开会，只要父亲去开会，不管是多少天，父亲总会给我带回最少是半个或者一个馒头。我便坐在父亲的腿上 津津有味地吃着“杠子馍”。父亲用长满茧子的手，抚摸着我的头，神态是那样的慈祥。我当时并不知道在父亲慈祥的神态后面，蕴含着许多饥苦，那馒头是父亲没有舍得吃，而为我留下的。
父亲在填不饱肚子的年代里，忍受着饥饿，每日不仅为了自家光景奔波，也为全村人的光景奔波。村里人都饿地面黄肌瘦，我们也不例外。父亲面对我们只有无言，为了让全村人的日子过地好点，他只有领着大家开荒造地来改变贫困。
父亲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下，依旧将哥哥们送进学校，父亲时常告诉我们，他这一生吃了没文化的亏，所以他和母亲不管吃多少苦，也要将我们送到学校，让我们有文化、有出息。可是就连父亲都没有料到的悲剧发生了，二哥考大学时，只差了两分而落榜了，二哥在别人接到入学通知的当晚得了癔病，整日疯疯癫癫的见人就哭。这对于这个本来就清贫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父亲为那昂贵的医药费而发愁，这个沉重的担子，压得父亲在每一个夜晚无法入睡。每当我从睡梦中醒来，便发现父亲坐在炕头上，吸着那杆长长的烟锅。烟锅里的火点，随着父亲的呼吸有节奏地闪烁着，有时还伴着父亲几声沉重的咳嗽。我是从那一闪一闪的火点中，读懂了父亲的忧愁，但那时，我只有七、八岁，是无法解除父亲的忧愁。
父亲为了给二哥治病，在痛苦中将家中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又四处去借了一些钱，背着母亲为他准备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上路了。二哥在西安住了半年的医院，病总算治愈了。可是父亲却苍老了许多，人比以前瘦了，腰也弯了，头上的头发全白了。在那种情况下父亲是无暇照顾自己的，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二哥身上；在二哥病愈不久的日子里，父亲张罗着将已订婚了几年的二嫂娶回家，总算了却了一件心事。父母亲害怕一大家子人，拖了二哥他们小日子的幸福，为了二哥二嫂过得好，父亲提出分家，看着村里人富了，一座座新房如同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我家的房子还是爷爷留下来的，每当下雨的时候，我们家便响起雨打碗盆的声音，那声音摧残着我们一家人的心。在这个家里只有那头老黄牛最值钱了，父亲默默地将那头老黄牛喂饱，让二哥牵走了。我看见父亲在牛棚里抽泣着，这也许是父亲平生第一次这样难过，父亲说自己老了，便辞去了工作。
大哥当兵在外地工作。二哥也分家了，过着他们红红火火的日子。而父亲及家里所有的人，都为生活而艰难地活着。
父亲从银行贷款，买了四十只小羊羔，在山上用石头盖了一个小屋，他要和母亲放羊供我们上学。姐姐和我却执意不去上学，（两个哥哥上学的费用已够父亲发愁了）我们不忍心看着，每到开学时，父母布满愁云的脸；不忍心看着三哥，为了给我们弄个写字本，在放学之后，在每个教室里捡同学们扔掉的废纸团，更不想在开学之后，被老师将我们兄妹“请”出教室，如台阶一样站成一排的难堪。父亲阴沉着脸，不同意姐姐和我的决定，可到了开学，父亲又拿不出我们的学费。姐姐和我哭着不去上学，三哥、四哥心里也不想去上学，可是害怕父亲打他们，只有默默地低着头站在那里。母亲说：“女孩子会认几个字就行了，两个娃子的学费还没有着落。”父亲的脸更阴沉了，背着手，领着两个哥哥去学校，向校长求情将哥哥们的学费宽限几天。父亲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让我辍学。
于是，那群可爱的小山羊，就由我来管了。每天父亲帮我把那些小羊赶到山上，就去地里干活。我站在山头，看着蓝天上漂浮不定的白云，不禁由然而生了许多的苦涩，我只能将心中的那一份渴望收藏起来，静静地聆听着从学校那边传来朗朗的读书声。我那群白色的小山羊，如同白云一样漂浮不定在青青的草地上，无忧无虑吃着青草。有时我唱着自编的歌谣，摘一些野果子为父亲解渴。父亲有时也教我唱几句秦腔戏。不管是在清晨还是在黄昏，山中总有我们父女的身影，以及那不成调的歌谣。
父亲在一块三面都被石头包围着的地里，栽了许多桑树，我们便叫它桑园。到了春天，父亲从县城买了好多蚕卵，在家里搭了一个棚架，让母亲和姐姐在家里养蚕。蚕是很娇贵的动物，桑树叶是它们唯一的食物，它们吃的桑树叶必须是洗得干干净净。这可忙坏了姐姐，每天她都要去桑园里摘桑叶，回到家里，再将桑叶擦洗干净才能喂蚕。这样要忙三个多月，等到蚕儿肚子发白时，母亲和姐姐就将发白肚子的蚕儿，放在一个特制的架子上，蚕儿就吐出雪白雪白的丝，默默地用吐出的丝线，将自己包裹起来变成了蚕茧。这时，桑园里的桑椹绿的、红的、紫的挂满枝头，尤其是雨后，雨露未干的果实很是诱人。父亲便叫我们将这些发紫的“玛瑙”，送给村里的父老乡亲们品尝。那年父亲也特别奇怪，只有一到桑园，就对我们说，桑园是一块风水宝地，以后将他和母亲的坟墓安置在那里。我们当时只是以为父亲是随便说说而已，可没想到父亲很快离开了我们。
那年秋天，父亲把山羊全卖了，还了所有的债，又和三哥背着蚕茧，走了三十里的山路，到县城将蚕茧卖了。那些雪白的蚕茧没有卖上多少钱，真是“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一年的血汗钱，只能够给我和姐姐交学费。父亲用这些钱，让我们高高兴兴、体体面面去上学。父亲把家里安排好，就去西安收破烂。整个冬天，父亲都没有回来，临近年关，他才回来，给我们带回许多好吃的，还有新衣服。过年的那几天，我们家餐桌上比往年丰富了许多，不再是水煮白菜、萝卜了，纯麦子面做成的白白胖胖的馒头，也不限量，肉也可以敞开吃，这可乐坏了，我们兄妹几人。父亲也很开心，看着儿女们茁壮成长，无忧无虑，父亲感到欣慰，这也许是父亲一生过地最幸福的一个年了。正月十五刚过，父亲又去西安收破烂了，临走前，父亲对母亲说：“让芳儿好好上学。”父亲那一次一走，便是我们的永别。
同年三月，同乡给我们带回来了噩耗：父亲出了车祸，没有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除了母亲和我。二哥悄悄地去西安和大哥处理父亲的后事；家里留着三哥、姐姐和四哥，他们躲开母亲偷偷地哭，母亲问起他们哭红肿的双眼时，他们一口同声地说是感冒引起的。也许是人在事中多糊涂，母亲糊涂了，已失去往日的精明，居然被哥哥姐姐们的谎言所骗了。母亲整日被他们围绕着不让出门。而我是无意中跑到桑园里玩时，才知道这个噩耗——我看见我的父辈们，正在桑园里挖一个很大的坑，我便跑过去质问他们。二叔抱住我，放声地哭了起来，我才知道这个让我感到天崩地裂的噩耗。我放声大哭起来，我周围的人们，都在默默地擦着眼泪。四哥闻讯赶来，将我打了一顿，他不让我哭，是害怕母亲知道这件事情。我被四哥打醒了，为了母亲，我只有将痛苦埋藏在心里。那几天，我很乖巧地留在母亲的身边，守着忙忙碌碌的母亲，封锁着这个天昏地暗的消息。
父亲冰冷的遗体，被一辆大卡车送回来时，他的双眼睁得很大。母亲已经知道了这一切，她哭地无数次的晕死过去。母亲怎能不悲痛呢？我们怎能不悲伤呢？我们放声大哭，放声地大哭。山河在我们的哭声中颤动，我们将我们所有的悲伤，大胆哭了出来。任凭我们怎么样哭泣，可我的父亲，依旧冰冷地躺在担架上。我们爬在父亲的身上放声大哭。我摸着父亲一双往日里是那样温暖、而今却是冰冷的手，告诉他：我会好好学习的，这时父亲才闭上双眼。我知道，父亲最放心不下的是我。
父亲被埋葬在桑园里，他的坟墓孤单地堆在桑园的中心点上。几乎每天，我都要跑到桑园里，陪父亲说话，给父亲唱秦腔戏，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听同乡人讲：父亲临走前那一瞬间，极为的痛苦，肉体上的疼痛，精神上的不舍，都是让父亲在痛苦中走向死亡。而他将这些痛苦带到很远的地方，不让我们看见他的痛苦，他是不想让我们跟着他痛苦，这就是我过于精明的父亲。
父亲他怎能不知道，我们爱他，不亚于他爱我们，他这样做，难道我们就不痛苦吗？在他老人家临终前，我们没能守在他的身边，尽我们的孝心，是我们兄妹今生的最大的痛苦与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