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并天下》是一本由著作，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初并天下》读后感(一)：旧史料与新收获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不仅倡导“唐宋变革论”，也非常重视秦帝国成立的历史意义。他们围绕皇帝号、天下秩序、二十等爵等问题，进行了很多研究，成果丰厚，并在世界汉学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不过，不知什么原因，国内长期以来很少关注和集中讨论这类基础问题。早年雷海宗在《清华学报》写过皇帝制度的文章，但大家印象更深的是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本书似是国内做历史的学人对周秦之变的上述论题较为集中的研究，也是在较为系统梳理前人学术史基础上对日本学者等前人研究的重要回应和再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多偏重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的研究。这本书更注意历史层面的思考。能看到，讨论所利用的多是常见史料（也用新发现的秦汉简牍），然辨析极为细腻，思想敏锐。考证所得改变了我们的一些认识。如对商鞅“农战”政策的波动发展。政策对“君—民”联结的重视，这与其它再次统一王朝并不尽同。农战使用实际有边界范围。天子号与王号不同。帝号是分天下的君主—诸侯格局，与皇帝号有所不同，相关使用从战国延续到西汉前期。皇帝号也不是三皇五帝的含义提炼，而是帝位号序列。秦称皇帝、始皇帝，并不称秦始皇（估计是汉代人习惯？）。秦汉更重视五帝三王而非三皇五帝的历史传统。大一统与并天下不同，秦更多使用并天下。天下曾主要对应华夏诸侯，含义后来才有扩展。兵符制度在秦汉、诏书制度在汉唐都有变化。这些观点，和我们过去的认识，很不相同。诸多结论，由实证研究得出，有很强的历史感，比较接地气，目前看也似乎更有说服力。
日本学者的研究向称细腻，未来可能会有所对话吧。至少以后人们涉及到这些基本问题时，感觉不太能够绕开。
《初并天下》读后感(二)：【转】孙闻博｜《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后记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我的第二本书。 自2013年入职中国人民大学，时光飞逝，转眼已逾五载。新的征程，忙碌而充实。王子今师“工作最初几年不可有片刻松懈”的叮嘱，谨记于心，从来未敢忘怀。2016年末，我有幸参加老师主编的“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负责其中一册撰写。这正是再接再厉，强化专业训练的宝贵机会。 起初，我曾设想对秦军事制度、军事文化的制度史作集中考察。不过，在阅读史料时，秦统一君主制的若干基本问题，始终无法绕开。这涉及商鞅变法、大统一、皇帝号、虎符、制诏等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一些内容。它们汇聚于“集权君主制”下的秦君周围，对认识秦统一的政治军事进程，非常重要。然而，选择此题，颇具挑战。史料固显寡少习见，论说却又蔚为大观，创新并不容易。这时，想起罗新老师多次提到要“选择重大问题”，想起阎步克老师书中提到“年青时那样不怕出错，不懂的东西也敢碰，不怕说了外行话”。“大路不走草成窝”，“胸膛不挺背要驼”，感兴趣的问题，还是想尝试一下。 明人彭汝让称“学问之道，惟虚乃有益，惟实乃有功”。工作有别求学，然变中有不变。读书思考，愈觉学也无涯，要求唯有更高。研究坚守“实实落落”，从最基本史料的分析出发，努力由史料中产生问题。如前辈老师所言，“真正的创新还是要从史料的拓宽和文本的细读、从质疑和批判开始”。同时，每个论题所涉史料特征不同，文本状况各异，须据具体情况，“因时制宜”，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本书试着使用一些概念用语，运用一些分析模式，注意转换视角，提炼线索，以期获得相对系统、整体性认知。 写作是件严肃而有趣的事情。过程虽不轻松，实践中的成长，却也时能感知。“受施慎勿忘”，诸多先生、同学提供过各种帮助，心下感念，在此特致谢意。限于种种条件，探求勉力前行，疏漏或恐难免，恳请师友指正。 陈寅恪先生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本书对秦统一政治文化的探讨，由实证入，自解释出，顾念不限一代，希望能为大家思考上述问题，提供一点帮助。 孙闻博 2019年2月 2020年2月补记
《初并天下》读后感(三)：孙闻博：《初并天下》（第二章）读书笔记
儒家所尊“一统”，所指较为宽泛，主要是系之于一的含义，并引刘家和“合多为一”（多仍旧在）而非“化多为一”（多不复存在），且“一”是从“头”、始或根就合多为一。“大一统”理念的提出，最初主要在标举以周天子为核心所确立的“天子-诸侯”政治模式，且侧重政治理念与政治文化层面，即周天子声教“辐射”诸侯与诸侯尊奉王室而“会聚”四周的“一统”【88】周“大一统”认知的出现是仅属后续发展形成的经学叙述，还是也属于史学叙述？引《诗》《书》并及既有研究，指出西周初年“天下”用语开始出现，延至东周相关使用更普遍，“禹迹”或“九州”也可上诉春秋时代乃至更早，是“三代”相承的地理概念【88-9】上古“大一统”帝王世系的逐渐建构，对秦统一的政治表达产生了直接影响【89】回顾了顾颉刚、裘锡圭、郭永秉、李锐的研究。孙闻博聚焦于司马迁《五帝本纪》等文本，关注此种帝王世系建构作为重要背景对秦统一的历史定位与政治表述的影响【91】言巡狩，东周以来建构形成的故事叙事，却很可能成为统一后君主采取相关政治行为的“历史”参照【95】[积极的远距离交通实践背后，包含着对上古帝王政治行为的仿效。而此类政治举措作为秦帝国执政者参考的重要“史实”，也一并构成了商周发展并在春秋战国逐渐重构的“一统”历史图景的要素。此前古史研究者曾使用“大一统帝王世系”的表述。而构建以黄帝为始祖的一以贯之的帝王世系同时，周“大一统”政治理念及政治文化，也被作为五帝以来上古帝王所共有的政治特征。]【96】不过这种“大一统帝王世系”内部存在阶段性，“五帝-三王-五伯”序列【96】指出秦统一，首先包含对上古君王，特别是对周室政治成就的继承；然而在此基础上，秦并不满足于承续前代并再次实现“一统”，“秦代周德”之外更远溯五帝，宣扬帝国成立所具有的跨越式、变革性政治成功，在“大一统”的基础上更强调“并天下”【98】郡县制的全面推行，“皇帝-郡县”作为新的“天下”政治模式实现了对五帝三王以来“天子-诸侯”模式的取代，并至此胡并非简单线性的前后更替。[在上古史发展脉络下，作为对长久以来“分天下”历史传统的取代与突破，“并天下”而非“大一统”，更能凸显秦统一的军事成就与帝国建立的政治伟绩]【100】“大一统”在系之于一的涵义下，相关政治理念具有包容性，不仅对应周代甚或五帝、夏商时代的“天子-诸侯”政治模式，而且涵盖秦以降的“皇帝-郡县”政治模式。【100-1】在注释部分指出，“并天下”偏重事实意义的揭示，“大一统”更偏重理念和文化层面的界定。【101】汉承秦制，承秦立汉。相对上古以来的历史传统，汉人观念中的“一统”涵义未多更新【103】武帝更化，周“大一统”的旧有理念在复学复起后反而更得尊崇。【104】孙闻博指出，[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后，在上古“大一统”古史叙事下欲“功盖五帝”，称“并天下”。它或许不曾想到，“承秦”而复称“并天下”的汉，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不仅转而重视“一统”的政治表达，而且还将秦从这一政治谱系中排除了出去。]【105】 结论部分，[儒家所尊大的“一统”，指系之于一，不仅属于经学叙述，也是逐渐建构的上古的上古帝王世系下的历史叙述。“大一统”政治理念具有包容性：不但对应上古“天子-诸侯”的政治模式，而且涵盖秦“皇帝-郡县”的政治模式。秦君的统一功业，包含对周室政治成就的承继。然秦并不满足于再现“一统”，更远溯五帝，宣扬帝国建立所具有的跨越式、变革性政治成功。在上古史发展脉络下，作为对长久以来“分天下”历史传统的取代与突破，“并天下”而非“大一统”，更能凸显秦统一的军事成就与帝国建立的政治伟绩。秦君或许不曾想到，“承秦”而复称“并天下”的汉，随后转而重视“一统”的政治表达，并将秦从“大一统”政治谱系中加以排除。]【216-7】战国以降，秦君政治名号先后经历公、伯、王、帝以至“皇帝”尊号出现，名号变更与战国政治秩序演进关系密切。战国“帝”制主要对应“帝-诸侯”政治秩序，而非“帝-郡县”，偏重“分天下”而非“并天下”；并认为秦初王绾与李斯廷议并非简单的封建郡县之争，[群臣从来没有要求恢复“天子-诸侯”政治秩序，而是谋议是否应适当延续既往“王-郡县/诸侯”政治秩序，进而在东方偏远之地置王。这是“帝-郡县/诸侯”与“帝-郡县”两种政治秩序之争。秦“皇帝”名号初始旨在强调“尽并兼天下诸侯”的外部成就，随着稍后又特别取消了原本内部的“郡县/诸侯”复合制，由此进一步确立与战国“帝”制不同的“皇帝=郡县”历史新秩序。]【217】向着统一并被高度组织的帝国向前发展【220】
《初并天下》读后感(四)：【转载】《初并天下》书评节选：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尚宇昌
（《 中华读书报 》2021年11月24日13 版）
原文链接：向青草更青处漫溯-中华读书报-光明网 (gm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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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近代以来学界的研究，既有著述如马非百《秦集史》、林剑鸣《秦史稿》，以及李源澄、钱穆、吕思勉、翦伯赞、劳榦、王子今等诸家《秦汉史》，都对秦史中的相关问题做了宏观探讨。20世纪后半段以后，随着简牍、封泥等材料的不断发现，秦史研究受到海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在以往学说基础上都有可观的推进。
最新的成果，有孙闻博著《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作为“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的一种，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
（略）
《初并天下》全书共四章，分别从秦的统治政策、政治口号、政治名号、政治信物等方面，对秦君主集权进行考察。其中第一章《商鞅“农战”政策的推行与秦君集权》，以“农战”政策为线索，讨论问题贯穿秦孝公至秦二世时期，令人印象深刻。这一章先前已在《中国史研究》等刊物部分公布，此次收录为全本并合为一体，系统性更强，内容也更为丰富。有幸早读，这里权且说些浅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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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上》中有一段经典的对话，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约百年后，秦王政东灭六国，天下归于一统。孟子“定于一”的预言终成现实。唐代诗人李白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诸侯相争数百年，“秦王扫六合”却只用了十年多，这很容易让人产生秦人“摧枯拉朽”或“所向披靡”横行天下的直观感受。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秦王政统一天下的“虎视”之“雄”，会发现“诸侯尽西来”的盛大局面并非骤然出现，秦人“挥剑”“扫六合”的进程中，也多有坎坷。
孟子约与秦孝公同时。彼时商鞅在秦“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其结果是“秦用商鞅，富国强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变法成效显著。唐人杜佑形容说秦在“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通典·食货一》），商鞅变法使秦从一个遭受“夷狄遇之”待遇的西垂偏居之国，“数年之间”一跃得以跻身战国强邦之列，乃至于“天下无敌”。此后秦军屡次出关掠地，时人称为“虎狼之秦”。从“夷狄遇之”到“虎狼之秦”，这样的转变即启自孝公、商鞅之世。
对于商鞅变法，学界一般以《史记》的有关记载与《商君书》为主要的研究依托。这部分内容，学界可谓耕耘已久，成果雄厚。除高亨《商君书注译》、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两部常用案头书之外，罗根泽、容肇祖、齐思和、林剑鸣、仝卫敏等中国学者，以及好並隆司、吉本道雅等日本学者，均有相关著作发表出版。在这样的基础上想要研究出新，并不容易。在缺乏新材料的条件下，转换视角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孙闻博《初并天下》在对商鞅变法的内容、步骤及《商君书》文献考订的基础上，更加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商鞅所倡导的政治军事政策，着重考察这一政策在后续推行中的调适，思考相关政策与秦政治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的研究思路是具有可行性的，也是视野更为开阔的。
相较于以往习称的“耕战”，作者更倾向于使用《商君书》中普遍出现的“农战”一词。并提出，在“君—官—民”政治结构中，强调“君—民”关系的“农战”政策在更广阔的层面建立起新的国家秩序（第20页）；就“官—民”层面的联结而言，君主既反对中央官吏影响、侵扰地方百姓，又对地方官吏并不信任，希望加强制度建设与运作管理，防范后者作奸谋私（第41页）。按“君—官—民”的政治结构，由阎步克先生提出（《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善于搭建宏观结构，是阎先生治史的一个特点。借助宏观结构，可以使研究更加立体，也更具有后续延展空间。《初并天下》将“君—官—民”结构作为坐标参考的研究方法，在使相关论述更为立体的同时，还保证了研究本身的创新性。
商鞅变法使秦“富国强兵”，其举措多为后世秦君沿用。章太炎说秦“制本商鞅”（《秦政记》），某种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秦孝公死，其太子继位，是为秦惠文王。《韩非子·定法》说“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然而，孝公时商鞅曾因太子犯法而对太子傅公子虔施刑，惠文王继位不久便诛杀商鞅。惠文王与商鞅的私仇背后，是商鞅此前“日绳秦之贵公子”（《史记·商君列传》）所导致的“宗室多怨鞅”（《史记·秦本纪》）局面。这种情况下仍要求惠文王完全秉持商鞅之法，似显苛刻。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初并天下》重点考察惠文王以降对“农战”政策的调整而非承袭。提出惠文王时期因亲封君的传统有所恢复，后来的孝文王、庄襄王亦对宗室大臣多有倚重，这是对商鞅“君—官—民”政治结构的重要调适（第44-45页）。使读者看到了商鞅变法余波的另一面。此前学界研究往往重首创之君、轻继嗣之主，然而制度首创常常会遇到各方面的阻力和困难，相关调整多在嗣主继位后进行。作者对孝公之继嗣惠文王的重视，若套用当下的热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发现”了秦惠文王。
任何制度都无法一劳永逸。当一个制度所依凭的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其自身形态也会随之产生波动。《初并天下》认为，秦惠文王时期对“农战”政策进行调整，增强对宗亲的依靠；吕不韦以商入政，其主政时鼓励工商、招揽游士，亦背离商鞅主张。与章太炎秦“制本商鞅”的宏观描述比起来，这样的观察相对微观，却更显生动具体，也或许更为逼近历史真实。
“农战”政策随着主政者的变化出现波动与调整，秦的帝业也在这样的调整与波动中得以完成。与以往总论秦统一后的政策实施不同，《初并天下》分别对秦始皇、秦二世时期的政治做了较为细致的阶段划分：“始皇帝统治前期与后期的政治规划是存在差别的”，“前期注重守成，后期继续开边”，“二世统治……也可分期”，“前期政策导致关东反秦战争爆发”，“后期政策变化又进一步瓦解了关中故秦之地的统治基础，帝国最终覆灭”（第62、69页）。如此则秦代政治被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秦所采取的政策先后大体可以概括为：①始皇帝前期仍以农为重，同时照顾大臣利益；②始皇帝后期赋敛调发愈加繁重，已转向和平建设的“农战”政策被重新推向战国；③二世前期依然尊奉重“法”路线，且“用法益深刻”，引发“君—官—民”秩序危机；④二世后期以“术”辅“法”，使“秦民益骇惧思乱”，最终导致帝国灭亡。起初曾有疑惑，秦王朝短短十数年，是否有必要做如此详细的分段研究？ 读罢方才感知，“短命王朝”之速亡，中央大政方针的频繁变动难辞其咎。这种变动所导致的人民“骇惧思乱”状况，更是加快了统一帝国“土崩瓦解”的进程。作者所分阶段非为进行流水账一般的描摹，而是都指向一个论述出口，此出口即秦帝国速亡之因。
如此，《初并天下》第一章以商鞅变法为入口、以秦王朝覆亡为出口，以“农战”政策为线索，完整地讨论了秦的兴亡史。所言不仅远涉“初并天下”成果之发端，更及“土崩瓦解”局面之分析。不仅选题具有重大意义，更勇于“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在宏厚的既有研究基础上继续掘进和创新，为读者提供了解读秦史的另一条路径。
在《商鞅“农战”政策的推行与秦君集权》一章中，作者以“农战”统治政策的肇创与调整为线索，讨论了自商鞅变法到秦帝国覆亡的这段历史。选取站位，仍然是“演变”的纵向视角。而另外三章中，作者分别从政治口号、政治名号、政治信物等方面，讨论了秦君主集权的相关问题，在“农战”一章之外增添了平行的横向视角。这里限于篇幅，解说憾以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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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友常说，好的著作不仅要有新颖的观点、合理的逻辑、顺畅的文字，更要能够予人以启示、引发读者的“头脑风暴”。这样的要求，《初并天下》是满足的。
观古之为政，可以看到国家政策或制度的创立与调整，多受国家理念、治理经验、社会现实三方面的影响。在三者的互动中，国家政策与制度容易出现相应的动态调整。理念常常在经验与现实的长期互动中后发得出，然而一个理念一旦确立下来，此后政策的展开大多即以该理念为先导纲领，成为主观理念客观化的具体呈现方式。政策的实施，理想状态下需要得到经验与现实的双重正面反馈，如若不能，至少需要得到现实的肯定方可保证政策收益。进入战国以来，“定于一”成为各国均认可的国家目标。商鞅变法使法家思想确立为秦的国家理念、“农战”成为秦的基本国策，其结果是“百姓便之”、秦“天下无敌”，现实在这时给出了积极的正面反馈。
不过，任何政策或制度都不是完美的，无法兼顾所有利益群体。因此，现实往往也会同时出现消极的负面反馈。当负面反馈势强，正面反馈相对优势便会削弱，既有政策的收益随之减少。秦惠文王以降重视宗亲，在后人看来是“农战”政策的纵向演变，但在当时人而言，却很可能是政策收益权衡下的横向选择。这样的选择既是“农战”纵向演变的一个环节，也是国家政策实施中，理念与现实的一次互动。
在理念与现实的互动中，经验得以形成，并充当后续政策的必要参考。秦惠文王以后，“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韩非子·定法》）的情况持续发展，已对秦统一事业造成影响。此时倚重宗亲大臣的政策，正负反馈形势发生转变。秦始皇恢复对“法”的重视，“事皆决于法”（《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以商鞅时的经验为参照。
秦史耕耘日久，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创新并不容易。近年有赖大批秦简牍材料的公布，秦史研究渐热，学人对秦代政治与社会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然而简牍史料如沙漠绿洲般破碎零散，基于传世文献的传统秦史研究，仍然是不可轻言放弃的草原牧场。或许只有在前人丰厚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我们才能守住这个牧场，才能让秦史研究的草原持续焕发生机。
https://epaper.gmw.cn/zhdsb/html/2021-11/24/nw.D110000zhdsb_20211124_2-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