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和魔鬼》是一本由阿代尔·特纳勋爵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2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债务和魔鬼》读后感(一)：总结

　　为什么现代宏观经济学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因为它建立在市场有效理论和理性预期假设上，没有重视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的角色。然而现实远不是理论和数学模型所能解释和预测的。

　　市场并不完美，人也并非完全理性。过度放任金融自由化会导致私人信贷过度创造，脱离实体经济需求。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点：一是新增信贷用于存量资产的购买（主要是房地产）；二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增加了消费信贷的需求；三是国际贸易账户的失衡。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了金融系统的不稳定。金融交易不是越多越好，不对实体产生效益的金融活动应该受到管制。

　　当债务积压不可持续时，去杠杆成为首要之急。私人或公共部门去杠杆会紧缩需求，不利于经济复苏。为了刺激需求，本书作者建议在央行保持独立性和政府遵守财政纪律的前提下，相机抉择地利用货币融资政策来核销债务。谁又能说得清楚这不是潘多拉的盒子呢？

　　《债务和魔鬼》读后感(二)：中庸之道

　　过犹不及，对市场的迷恋应该醒醒了。如此想来，创造信贷是个多么神奇又危险的事啊？也难怪有那么多中国企业梦想着控股或创办银行。对自由金融市场的自信，与政府经济计划和指导的自信，并无本质差别。

　　无限的私人信贷创造，和稀缺地段的房子及土地，造就了不断推高的房产价格以及低迷的需求增长。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最近几年欧美主流对于中国或东亚式的银行监管，态度越来越正面，甚至要号召学习了。价格和数量两手抓，定向融资，就连准备金都是好工具。这么看，中国近期的金融改革看起来相当不错。

　　银行是绝对必要的吗？原来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经有“芝加哥计划”提议银行实行全额准备金，剥除信贷创造，只保留支付和撮合等功能。这其实就是现在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我相信中国是做类似改革最好的地方：最为发达和普及的电子支付，强大的互联网公司，极强的中央控制…

　　《债务和魔鬼》读后感(三)：换汤不换药的大放水

　　结合前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财政部和央行隔空对战（我觉得火药味已经很浓了），看这本书还蛮有意思的。作者旗帜鲜明的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原因很简单，面对经济衰退，欧美这几个国家已经没有什么政策工具能用了，干脆换个名堂大放水得了（大家都开始放水的时候，谁不放水就会被割韭菜）。

　　中国的情况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政府杠杆率也还有稍微提高点的空间，央行当然不想放弃自己的独立性，把钱交给财政去支配，所以打起来了，还挺热闹。

　　但是不管换什么名堂，现在全球似乎陷入了争相超发货币的恶性竞争，生怕晚一步被别人收了铸币税，央行就算不给财政开口子，自己应该也少不了的印钱。

　　既然被迫放水，肯定最好是去支持发展战略新兴行业、拉动内需，但是执行层面又步步惊险，不小心就被拿着钱去炒房子或者搞低效基建，带来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这些对决策智慧的要求很高，最终效果如何，只能留待时间验证了。

　　《债务和魔鬼》读后感(四)：为什么货币应该适当贬值

　　为什么货币应该适当贬值

　　我的论证来自2个方面。

　　正面例子来自大自然，因为大自然的食物都会腐烂，只有腐烂才会回归大自然。如果永恒不朽，那是大自然的怪物。货币的贬值，就如同食物的腐烂。

　　人类自从吃下伊甸园的智慧果，就一直幻想着永垂不朽，特别是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痴心妄想。

　　对于有钱人的忧虑，我只能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对于穷人的担心，有一句话叫做；儿孙自有儿孙福。

　　反面例子来源生活，如果货币一直升值，有钱人会更加有钱，有钱人的子孙根本不用费心劳作。

　　如果货币一直升值，年轻人会受到老年人的剥削，比如现在的房价，房租，都是对年轻人的剥削。

　　如果货币一直升值，经济规模会萎缩，就像封建社会的金本位制。

　　《债务和魔鬼》读后感(五)：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活动存在的唯一理由是改善资源配置，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

　　现代银行除了使储户的现有资金流向借款人以外，还创造信贷和货币形成购买力

　　当然形成购买力（促进名义需求增长）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政府货币创造（也是作者在解决债务问题时说的魔鬼）

　　现代经济中的金融不稳定性来自于银行创造信贷、货币和购买力的无限能力和土地之类要素的刚性供给间的矛盾

　　信贷密集度不断上升的三个原因是房地产重要性的不断上升；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全球经济账户失衡

　　对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预期假说都存在缺陷，未来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不能追求数学上的精准和优雅，或许我们应该反过来想想是否能够改变一成不变的公共政策规则。

　　当然，现实也给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预期假说下，高流动性和高灵活性的证券化有利于发现价格和匹配效率这种自负型惯性思维一记耳光。有时候看似常理并不是正确的，其逻辑也值得怀疑。

　　宏观和微观个体之间之间是有矛盾和利益冲突的，例如IS-LM模型能够解释宏观经济动态特征却未能解释单个经济主题行为，例如对于个人的获利行为却对大环境埋下了危险的隐患。奇妙的是，却是一个个微观个体组成了宏观。

　　《债务和魔鬼》读后感(六)：书摘

　　1.在现代经济中，许多资本流动并不能发挥经济学理论所称道的积极作用，即在全球范围内将资本配置给最高效的用途。相反，资本流动增加了不可持续的债务创造规模，加剧了后危机时期的债务积压。

　　2.单有更好的风险管理系统并不能使整个金融体系更加稳定。

　　3.缺乏流动性和不完全市场可能是有益的；盯住通胀是不够的，银行资产负债表也非常重要；许多信贷增长不但多余，而且有潜在的危害，我们需要政策工具来限制信贷的过快扩张，同样需要关注房地产融资、贫富差距的扩大、全球失衡等根本性因素，这些因素将推动信贷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导致杠杆不断上升。

　　4.在发达经济体中，金融不稳定的核心在于银行无限的潜在信贷供给与房地产及特定区域内缺乏弹性的土地供给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完全消除金融不稳定的这一根源，因为现代经济体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房地产密集的趋势，并且密集程度可能会不断提高。消费者对合意房地产的需求是高收入弹性的，同时，房地产和土地价格的不断上升，已经成为财富/收入比不断上升的主要因素。

　　《债务和魔鬼》读后感(七)：债务与魔鬼——特纳的魔鬼债务污染治理方案

　　特纳将金融体系过量的债务创造引起的负外部性看作是一种经济污染，即“债务污染”。他尝试为债务污染开出良方：提出防止未来过度债务产生和治理过去债务积压的政策，并试图从观念上理解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对债务污染视而不见。

BETWEEN DEBT AND THE DE

　　Money, Credit, and Fixing Global Finance

　　调查理想的职业方向是什么？金融和码农一定排在清单前列。金融能够拥有此般地位因为行业收入高，但收入高背后的原因在于金融增长远远快于实体经济增长的事实，并且人们相信野蛮生长的金融市场能够更有效率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改善资源配置，维护经济稳定并刺激经济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认知被打破了，金融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同样是过犹不及的。

　　特纳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衰退和复苏乏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债务，并将金融体系过量的债务创造引起的负面影响看作是一种经济污染，即“债务污染”。他尝试为债务污染开出良方：提出防止未来过度债务产生和治理过去债务积压的政策，并试图从观念上理解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对债务污染视而不见。

　　造成债务污染的原因有三个方面：房地产市场、贫富差距和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特纳首先明确了完善银行管理并将希望寄托在德才兼备的银行家身上是无用的，建立一个非信贷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迫在眉睫，但政策清单只剩如”魔鬼“般的直升机撒钱模式货币融资。

　　债务和魔鬼对应于从金融市场上信贷融资和政府计划印钞两种措施，而最优的政策是在金融市场的不完美和货币融资的危险性两者中间做出权衡。特纳建议在有严格限制的情况下选择后者。

　　虽然直升机撒钱是我们本能上就拒绝的观点，但正如钱颖一在《“比较译丛”序》中所书：

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

　　《债务和魔鬼》读后感(八)：债务是魔鬼

　　本书的书名为《债务与魔鬼》，其中的“魔鬼”指的是政府开启直升机撒钱模式，而法定货币创造一直以来被视为禁忌。而通读全书后，我觉得把书名改为“债务是魔鬼”更为贴切。

　　本书集中探讨了次贷危机发生及后危机时代复苏乏力的原因，指出了私人信贷过度创造及债务积压是核心原因。作者在理论体系上与欧文·费雪及海曼·明斯基一脉相承，私人信贷过度创造导致过度负债，进而引发“债务-通缩”恶性循环，同时作者认为私人信贷创造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私人信贷创造的无限扩张能力与资产的有限供给能力这一核心矛盾在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政策建议上，作者主张对私人信贷创造进行遏制，主要从抑制房地产资产价格过快增长、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及缓解全球失衡三个层面入手。上述三种现象在危机发生前的美国表现的最为明显。美国的房价在危机前持续多年快速上涨，同时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政策，大量穷人为购买房产进行过度负债，同时新兴经济体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大量囤积外汇储备，为美国提供源源不断的融资，这些因素的存在持续强化了过度负债-资产价格上升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危机的发生。经济增长需要杠杆的适度撬动，但同时必须避免出现私人信贷过度创造的局面，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任重而道远，不仅涉及到经济政策，更涉及到社会公共政策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

　　同时作者大胆地呼吁以法定货币创造的手段来弥补私人信贷创造的“市场失灵”缺陷。法定货币创造历来被中央银行家及经济学家视为政策禁忌，因为历史上发生过太多次因政府过度印钞而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但作者认为，只要制定好约束规则，同时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进行适度的法定货币创造未尝不可，或许这会是解决当前全球债务积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效的灵丹妙药。从理论角度来看，这不失为一个值得尝试的办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再想把魔鬼请回盒子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啦！

　　最后需要提请中国政府注意的是，中国经济正在逐步陷入“债务-通缩”循环，企业部门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模式，当前的经济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抓住经济下行的症结所在。如果不能对症下药的话，无疑经济会陷入长期衰退。

　　中国政府目前在政策空间上还留有很大余地，中央政府部门杠杆率并不高，同时货币政策也存在进一步降息降准的空间，但是一定要注意到房地产资产泡沫、日益加剧的社会贫富差距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失效，这些问题的解决考验着当政者的智慧与勇气，远远不是简单地通过经济刺激手段就能奏效的，在政策的制定与组合上一定要立足长远，做到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统筹。

　　《债务和魔鬼》读后感(九)：债务的盛宴应如何体面离场？

　　最近正在读阿代尔·特纳爵士（Turner）的《债务和魔鬼》，恰可以结合这本书，聊聊关于解决债务问题的一些思路。 关于债务的化解之路，主流的观点有三：经济增长、加速通胀与债务减计。近些年的密集讨论已使这些路径广为人知，但作为裱糊之计，它们对于“如何摆脱经济增长对债务的依赖”却鲜有帮助。特纳更希望从根本上理解并解决这个问题，因而提出“信贷密集度”的概念，指出：过高的信贷密集度是有害的。他将其归因于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是商业银行的部分准备金制度和金融深化的进程赋予了私人部门以“过度”创造货币的能力，二是土地资产的稀缺性导致大量的信用创设被用于存量资产的购买，而并未形成实际的资本和经济增长，这天然导致杠杆率的提升，以及房地产部门在经济总量中占比的畸高（尤其相对于新兴产业的摩尔定律而言）。 以此回溯，世纪之交出现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大缓和时代，其背后的代价正是杠杆率，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教训已横亘在全世界的面前。因而特纳提出，央行需要改变泰勒法则的传统框架，即将信用创造的总量纳入目标函数。特纳列举了几条方向性的改革建议：

取缔银行部分准备金制度和信贷创造功能，强化资本充足率要求；改革VaR等风控机制的顺周期性；取消债务的“税盾”安排，对债务的外溢性征税，激励股权融资；对信贷投向的进行引导，尤其通过提高资本要求，削减向地产、消费等方向投放的激励。

　　这些建议多少有些惊世骇俗，若真的得以落地，全球经济难逃显著减速。然而，特纳本人并非激进的改革者，也不对经济增长怀有敌意，他明确表达了对于“赤字货币化”的赞成，主要出发点在于：政府债务的运用更“有效率”，也更易实现可控的退出。

　　看似自相矛盾的主张，却正反映了问题的复杂性所在：增长和债务化解并非“二选一”的壮士断腕式抉择，没有增长的债务化解，只会越化越高。我们当前面临的环境不允许我们轻易走向任何一个极端，目前而言，人类社会仍然缺乏明确的路线图，但方向或已逐渐明确：自由市场有其无效率的一面，也有其周期性出清的路径，但放任一轮轮“繁荣-出清”痛苦的自我实现，有违于过去几十年来社会安全网发展的主线，这正是我们前文说到“民生”之于宏观决策的含义，这使得“现实世界经济学”不能拘泥于单一框架。 要怎么做？从基础上而言，一个与市场经济共存的统筹型政府是必要的，正如本轮疫情应对的启示，解决债务这一沉疴遍地的状况，我们无法完全信任市场，也无法完全信任当前世界主流的政治框架。在这一层面，中国具有独特的优势，也正在推进有益的尝试。去年以来，央行提出M2、社融与GDP相匹配的货币目标，实际上迈出了化解长期债务问题的第一步：控制杠杆增长。数据显示，在房地产市场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信用创造也趋于平缓。此外，针对结构性债务高企的减计也在进行中，包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处置、国企债转股等。 以上方向证明是正确的，目前而言，真正的压力来自于“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环境之下保持“定力”的代价。无可奈何的是，应对债务是一场持久的防御战，在尽了人事之余，我们最终还是需要等待时间冲淡一切——归根到底，这接近二十年的经济盛宴，正是对未来的支取，而我们也需要脚踏实地对未来进行偿还。 最近，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周期的钟摆似乎出现了回摆的迹象。在3月的美元流动性冲击中，就有人指出，是巴塞尔III过于严苛的风险要求阻碍了一级交易商将流动性提供给下游，因而主张修订金融监管的规则。然而需要意识到，正是金融监管保护了世界，以至于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中，银行体系吸收风险的能力显著强化，不至于重演2008年的惨剧。在可见的未来，全球的脆弱性将不可避免地持续提升，强化监管和政府的角色和能力，将是应对未来不可或缺的要素。当然，对于财政本身的约束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这便需要在政府的“负责制”上做更多的文章。

　　（全文《超越“赤字货币化”之争：债务的盛宴应如何体面离场》@青野有枯荣）

　　《债务和魔鬼》读后感(十)：如何应对债务水平的不断上升？ ——《债务与魔鬼》书评

　　阿代尔·特纳勋爵曾经担任英国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目前在新思维经济研究所工作。他不仅是一位声誉卓著的金融监管从业人员，也是一位知名经济学家。他近期出版的著作《债务与魔鬼（The debt and the Devil）》讨论了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分析了私人部门债务积累太多可能造成的金融风险。

　　特纳指出，如果债务水平完全是自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的话，那么最终的债务水平将显著高于最优水平。换言之，最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债务密集度显著上升。也就是说，要驱动同样水平的经济增长，需要提供越来越多的债务增量。然而，债务的累积通常会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最终引爆金融危机。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较高的债务积压（Debt Overhang）的存在，又会使得经济复苏变得非常缓慢，甚至旷日持久。

　　为什么市场供求决定的债务水平会显著高于最优水平呢？特纳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增债务越来越少地用于新资产投资，而是越来越多地用于购买存量资产，其中又特别是房地产。由于新增债务购买存量资产并不会导致最终产出增加，因此，这就使得要驱动同样程度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依赖更多的债务，最终造成资产价格泡沫与债务积压。

　　为什么最终一二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债务水平上升速度显著变快了呢？特纳指出，如下三个原因是债务水平上升的驱动因素：第一，房地产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事实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房地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在过去几十年内均出现显著上升，以至于房地产投资成为各国富裕阶层积累财富的最重要方式之一；第二，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加剧。众所周知，富裕群体的边际储蓄倾向较高，而贫困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如果贫富差距加剧的话，那么要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向贫困群体提供更高规模的信贷，这样才能保证消费的持续增长；第三，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加剧。事实上，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是顺差国的居民向逆差国居民提供的贷款，这压低了逆差国国内的长期利率，使得逆差国的信贷增速能够长期保持在高位。

　　那么，应该如何来应对不断上升的债务及其造成的风险呢？特纳提出了两个层面的政策建议。第一，为了降低债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加大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执行力度。例如，对银行实施更加严格的核心资本充足率管理以及逆周期资本拨备，在房地产方面实施更加严格的贷款资产比率（Loan to Asset Ratio）等。换言之，如果市场供求自发决定的债务水平不是最优的，那么就应该引入恰当的政府管制；第二，为了减少危机后形成的债务积压，特纳提出了正统人士看来石破天惊的结论，那就是通过政府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来降低债务积压。他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固然有风险，但私人债务水平不受节制地上升同样有风险，如果管理得当，前者的风险甚至可能远低于后者。由于传统智慧将财政赤字货币化视为洪水猛兽（也即书中提到的魔鬼），因此各国政府就不得不在私人部门高债务与魔鬼之间进行两难选择，这也正是本书书名《债务与魔鬼》的题中之义。

　　笔者认为，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除了文中有上述逻辑清晰、锋利大胆的观点之外，本书写作与翻译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更重要的是，书中的观点，对于当前如何看待中国的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过去10年以来，中国的国民杠杆率迅速攀升。在各部门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当前更是在全球主要大国中排名第一，高达160-170%左右。在国内外需求持续疲软的背景下，中国企业部门的过剩产能凸显、利润率显著下滑，换言之，未来中国企业部门必将出现明显的去杠杆过程。

　　由于银行间接融资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企业部门去杠杆必将导致银行体系坏账显著上升，甚至可能造成银行业系统性危机。一旦银行爆发危机，中国政府必然会出手相救，换言之，企业部门去杠杆的最终结果，将会导致政府部门加杠杆。由于当前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已经不低，因此，加杠杆的任务必然会落在中央政府头上。

　　然而，过去几年中国发生的事实似乎是，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愿意自身显著加杠杆，而是试图通过诱导居民部门加杠杆，来帮助企业部门实现去杠杆。如何诱导居民部门加杠杆呢？这就需要激活资产市场。例如，在2014年至2015年发生的股市大牛市，背后就有通过居民部门加杠杆来帮助企业部门去杠杆的意图。无独有偶，在这轮牛市中，股民们也开始借用融资融券、伞形信托、场外配资等方式加杠杆。又如，在2015年至今的房地产牛市中，背后也有通过居民部门加杠杆来帮助房地产行业以及相关行业的企业去杠杆（去库存）的意图。同样，在这轮牛市中，购房者们也开始利用首付贷等工具来放大杠杆。

　　不过，诱导居民部门加杠杆的努力可能事与愿违，甚至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2015年的股市大跌，已经让很多加杠杆的股民血本无归。尽管本轮房地产市场尚未出现明显下行，但一旦房地产价格下调，通过首付贷加杠杆的购房者将会面临很大压力。这说明，试图通过居民部门加杠杆来帮助企业部门去杠杆的尝试，可能是非常危险的。

　　从特纳书中的结论可以看出，应该政府对出面解决的问题，政府必须要承担相应责任。对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要避免系统性风险与区域性风险的爆发，中国政府一方面应该加强金融监管，打破刚性兑付格局，让投资者更加充分地关注投资风险，降低金融机构加杠杆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要直面商业银行体系的潜在不良资产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动用自身资源来妥善化解这些风险。

　　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金融市场的相关风险也在不断上升。要保证中国经济在未来一二十年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除了需要积极推进国内结构性改革之外，也需要努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而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我们需要借鉴全球范围内的经验教训。特纳勋爵的《债务与魔鬼》中的真知灼见，值得我们回味与参考。

　　《债务与魔鬼》，阿代尔·特纳著，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