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读后感(一)：早期的亚洲主义即万隆精神的日本版
日本之于梁启超，就相当于苏联之于李守常。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文人(志士阶层)对日本有种奇怪的信任，迥异于一般情况下战败国国民对战胜国的态度。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志士心中，战败的是满族人的清政府，而不是中国。在当时清日两国的文人眼中，两国文字相通，且两国是少数没有沦陷的亚洲国家，大有联合起来抗击西方列强的必要。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初步富强后，迫不及待要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中国。同时，俄国对东亚的虎视眈眈，也是日本倾向于联合大清的时势原因。当时日本向中国输入的观念中最重要的便是“国家主义”，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以吾妻兵治的《国家论》(译自德人伯伦知理的《国家学》)为代表，经梁启超手部分连载于《清议报》。不过，在早期亚洲主义框架的中日交往中，矛盾一直都存在，一开始是琉球王国的归属问题，后来是涉嫌干涉中国主权的“保全支那论”(与西人的“分割论”相对立，但显示了日人要替中国做主的优越感)。总体来说，在亚洲主义盛兴的早期(从甲午到义和团)，中日交流中的对等主义是主流。这种对等主义，有点像新中国对待“第三世界”的态度。从这个意义说，早期的亚洲主义即万隆精神的日本版。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读后感(二)：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 李大钊
日本近来有一班人，倡大亚细亚主义。我们亚细亚人听见这个名辞，却很担心。倡这个主义的人，有建部遯吾、大光谷瑞、德富苏峰、小寺谦吉等。我们须要把他们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认识得清清楚楚，然后再下判断，再加批评。
第一，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中国的运命，全靠着列强均势，才能维持，这也不必讳言。日本若想独吞，非先排去这些均等的势力不可。想来想去，想出这个名辞。表面上只是同文同种的亲热语，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
第二，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就是日本人要借亚细亚孟罗主义一句话，挡欧、美人的驾，不令他们在东方扩张势力。在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到那时亚细亚不是欧、美人的亚细亚，也不是亚细亚人的亚细亚，简直就是日本人的亚细亚。这样看来，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
我们实在念同种同文的关系，不能不说几句话，奉劝邻邦的明达。此次欧洲战争，牵动了全世界，杀人杀了好几年，不是就因为这个“大……主义”吗？你倡大斯拉夫主义，我就倡大日尔曼主义，你倡大亚细亚主义，我就倡大欧罗巴主义。人之欲大，谁不如我。这样倡起来，那还得了，结局必是战争纷起，来争这一个“大”字。到头来这个“大……主义”不是死于两大之俱伤，就是败在众小的互助，那德国就是一个绝好的教训了。试想日本人倡这个主义，亚洲境内的弱国、小国，那个甘心，那欧、美的列强，那个愿意；必至内启同洲的争，外召世界的忌，岂不是自杀政策吗？
若说这个主义，是欧、美人蔑视黄人的反响，那么何不再看一看这回平和会议的结果呢？如果欧、美人不说理，想拿我东方的民族作牺牲，我们再联合起抗拒他们不迟。如果那排斥亚细亚人的问题，还是没有正当的解决，还是不与平等的待遇，那真是亚细亚人的共同问题，应该合我们亚细亚人的全力来解决。为争公理起了战争，也在所不惜呢！不从此着想，妄倡“大亚细亚主义”，实在是危险的很。这个危险，不仅足以危害日本，并且可以危害亚细亚一切民族，危害全世界的平和。防制这种危险的责任，不仅在日本以外的东亚民族，凡世界上的人类，就连日本的真正善良的国民也都该负一份的。
看世界大势，美洲将来必成一个美洲联邦，欧洲必成一个欧洲联邦，我们亚洲也应该成一个相类的组织，这都是世界联邦的基础。亚细亚人应该共倡一种新亚细亚主义，以代日本一部分人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这种新亚细亚主义，与浮田和民氏所说的也不相同。浮田和民主张拿中、日联盟作基础，维持现状；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
（一九一九年元旦）
1919年2月1月
《国民》杂志第1卷第2号
署名：李大钊
*这篇文章作于一九一九年元旦（见作者的文末注，并见《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同年三月六日和二十一日的《晨报》曾先后两次转载过。编者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读后感(三)：理想终不是现实
百年前，亚洲的志士仁人就有亚洲主义的思想，然而即使到今天，这个理想要实现还是十分渺茫啊。
2017/5/21补 发现一本《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读后感(四)：关于兴亚会的想法
曾根俊虎作为振亚社，兴亚会的重要发起，组织者，在创会后，受制于已经遭遇暗杀的前任明治政府要员大久保利通所布置的会长、干部等，以至于在兴亚会中作为创会元老的权力被架空，并不能实施自己作为“兴亚家”的抱负。无法改变兴亚会的最初目的，达到曾根的“亚洲主义”的理想。这也最终导致兴亚会在三年后改名亚细亚协会，走向保守路线，最终隐没于东亚同文会中。 在1878年振亚社成立的5年前，根基未稳的明治政府，在实行大正奉还，废藩置县等剥夺日本各地藩主权力的政策后，便招致武士阶层的不满。以1873年征韩论事件为导火索，接连发生1874年的佐贺之乱，1875年的江华岛事件1876年的士族叛乱，1877年的西南战争等大大小小的地方叛乱。均造成了日本内部、中日之间剧烈的摩擦。大久保利通政府不堪政治压力的重负，立刻采取的绥靖政策，目的就是在于稳定整个东亚的政治局势。其主要政策为：一、佐贺之乱后立刻出兵台湾，二、迫使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约》三、安抚自由民权派。四、与清国修好。 而振亚社，正是与清国修好政策的一个重要窗口。1878年，大久保利通接见了驻日公使何如章，进行商谈。在《对支回顾录》中记载将要实行一个计划，而计划的主要团体便称之为振亚社。商谈结束后的1878年春，由东次郎前田谦吉还有曾根俊虎共同发起创立振亚社。也就是说振亚社的背后是由大久保利通支持的，并推断出作为计划执行人宫岛诚一郎作为主要计划执行者在振业社中发挥作用。但振亚社成立不久在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遭到暗杀，欲以振亚社为主体的平衡中日关系的计划受挫并延迟了两年。 在《兴亚会的成立》中记载：曾根俊虎与金子昵兵卫在1880年1月商讨过被延迟的计划。以及在1878年确立下计划后实行人——宫岛诚一郎也是知情人。同时在1880年的兴亚会4月选举上担任议员。由此推断，兴亚会的发起人中包括曾根俊虎，金子昵兵卫，宫岛诚一郎。 而在1880年2月开始担任历代会长的人物长冈护美、伊达宗城、副岛种臣、榎本武杨等均为废藩置县前的历任藩主以及反政府派的重要人物。1880年西南战争刚刚结束，面对日本国内的华族与反政府派的绥靖政策依旧不会停止，而这些会长们的任职便是最好的证明。会长们德高望重，政治地位很高。作为会长把持整个兴亚会按照大久保利通生前的计划安排顺利进行，恰恰是阻碍了曾根俊虎作为兴亚家的后路。 自1878年建立振亚就在为一个计划而行动——建立支那语学校。终在1880年2月，支那语学校建成，计划完成。 而在4年的时间里，从建立振亚社到成立兴亚会的过程中，整个计划完全没有改变过。 第一、建立支那语学校是大久保利通自己的考虑。一是在五年内与清发生的大小摩擦不断而又有1871年《清日修好条约》在先，必须向清国示好。同时又要照顾国内反政府派与士族派的情绪。二是自明治政府建立，日本教育机构短缺，1870年政府将横滨外国语学校转籍后变作陆军幼年学堂再建立兵学寮青年学堂等军事教育机构来填充教育的空缺。国内的外国语学校也十分稀少，自中日1871年实现正式邦交关系，外务省方才建立汉学文学所，1873年同俄文学所合并成为外国语文学所，再并入东京外国语学校。到1875年国内初级教育跟进，方才废除兵学寮青年学堂。而完整的教育体系尚未完成，由此可见大久保利通的安排是否得当，即进一步解决国内教育资源短缺问题，又解决了向清示好问题。 综上所述，建立支那语学校这个计划在双方都没有反对意见，不然驻日大使何如璋不会在1880年兴亚会第一次大会上宣布参加兴亚会，并邮寄会费。而作为藩主、反政府派也就不会同意参与兴亚会，并担任会长。 草间时福在《兴亚会的成立》中说到振亚社的任务是建立支那语学校。在第一次兴亚会大会上，宫岛诚一郎也曾发表演讲，创立支那语学校将其普及。 再看振亚社的创会宗旨为：振起亚洲诸国之衰弱，挽回往昔之隆盛。兴亚会的宗旨为：夫欧美诸州之能致隆盛者，皆由于彼此言语相通...使我全州诸国若此，则振兴衰颓，而比隆欧美诸州，岂其难哉。均为曾根俊虎所写，其中不乏其兴亚思想，但主要还是希望日清联合，以语言相通作为联合的前提。 按照大久保利通的设想与安排，在短短六年里就完成支那语学校的建立，如果大久保利通不被暗杀，时间将会更短，收到的阻力也会越小。 在大久保利通在世时，或许在不经意间就已经将曾根俊虎欲图在兴亚会中施展的兴亚思想遏制。 1878年大久保利通与何如璋进行商谈的时候，就已经与何如璋商谈好了关于振亚社主要是以建立支那语学校为主的，而1880年曾根俊虎找何如章商谈时，何如章便表示：敝国选举少年十名留贵地，亦送贵国选举少年敝国，互学国语，各知两国情实……缓急相扶以御海外。并未赞同其“益发密亲同心协力，振兴亚洲之雄念”云云的想法，则以外交辞令“这章程，甚详密，请将此本留此，当细细留心，此会盛举，同阁下，劝我国协心同力也。”以婉拒。但同意参加兴亚会。并未出席。这说明，何如璋十分清楚兴亚会是振亚社，它继承的只是支那语学校的事，而关于，曾根俊虎的兴亚理想，却以外交辞令打发。 后来又找过李鸿章，商谈兴亚大计。李鸿章也已“大赞其事”外交辞令婉拒。这说明，李鸿章拒绝他的理由也如同何如璋一样，甚至，何如璋都未将兴亚会的事情报告李鸿章，因为在何如璋的文书中并未找到关于汇报支那语学校的内容。这也就是说曾根俊虎想要以兴亚会的背景实现他兴亚家的理想是不可能的。 1880年兴亚会第一次大会结束后曾根俊虎在兴亚会能够行使的权力微乎其微。 第一，在1880年4月5日也就是第一次兴亚会大会结束后至1884年8月，期间不断被派遣中国，无心插手兴亚会事物。 第二，历任会长作为华族与反政府派也将兴亚会的走向牢牢把控在手里，直至1882年5月关闭支那语学校。翌年，兴亚会便更名为亚细亚协会，兴亚会的历史结束。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读后感(五)：东亚先觉者之梦
贵州遵义人黎庶昌，在晚清绝无仅有地出任过两届驻日大臣。第一届从1881年至1884年，第二届从1887年到1991年，中间因为母丧丁忧回国，由徐承祖代替。在任期间，黎大使最重要的政绩，一是与杨守敬合作搜罗日藏汉籍，刊成著名的《古逸丛书》，二是就琉球归属问题与日方展开艰苦交涉。前后在日本待了六年的黎氏，深谙岛国之可畏，在一封拍回国的电报中，他近乎预言地写道：“蜂虿有毒，未可以其小而忽之。”
话虽如此，表面的友好工作还是必不可少。每年春、秋两季，黎庶昌会在东京精养轩等高档酒楼办诗会，邀请日本、朝鲜友好人士出席，三国俊彦饮酒赏花，吟诗唱和。这些唱酬诗文后来由姚文栋、孙点辑成《黎星使讌集合编》，洋洋洒洒共十三卷。如果把里面的作者名字全部去掉，单看内容的话，完全会让人觉得这就是清代士大夫的手笔。
无论是刊刻汉籍，还是办汉诗酒会，既是黎庶昌“文化统战”的形式，也暗含政治诉求：中、日、朝同文同种，在西方的共同压迫下，更应唇齿相依，如果用1898年前后《善领协会主旨》第一稿的话说，就是“三国同心戮力，当平世文物相资，有事缓急相济，则虽泰西列强，孰敢侮之。”不过试看今日之东亚，处处剑戟，几乎是世界火药桶，再回头看这句话，让人觉得无比反讽。
黎庶昌自己，以及经常出席酒会的重野安绎、宫岛诚一郎、中村正直、三岛毅等日本人，据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的研究，都属于明治时期热心的亚洲主义者。与明显带有对外扩张性质“泛亚洲主义”不同，“亚洲主义”主张东亚各国精诚合作，学习欧洲的同时对抗欧洲，这种合作“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必须以亚洲内部的平等关系为前提。这是亚洲主义的起点。”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亚洲主义却随着政局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异，直至中日战争期间，完全沦为推行日本化的殖民主义团体。
为了梳理这一变化，狭间直树将日本的亚洲主义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分别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和1928年山东事变为界，三个阶段的特点是：“早期的国家（特别是中日两国）关系基本对等；中期变为在列强协调的框架下；晚期则是将日本推向顶峰，一味地追求日本的利益。”乍看之下，这种分法没有将甲午战争作为分解点，着实令人费解，作者自己也预感到了读者会有这一疑问，特地解释道，由于东亚文明史特殊的一面，“亚洲主义的变迁，与其他诸事象多少有时间上的错位。”
产生这种“时间错位”原因，就是甲午战争所影响的，主要是两国普通民众间的观感。尤其是日本民众在战争结束后，对清国一举由敬畏转为鄙夷，这从歌谣、浮世绘、报刊等各种社会史史料中都可窥知。但亚洲主义从来就不是属于普罗大众的思潮，它的主要参与者，是两国的政治家、知识分子以及商人。就这一阶层来看，两国在甲午之后的关系，毋宁说是变得更亲密了——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往日本，与日方高层来往密切，便是最好例证。
追本溯源的话，日本最早的亚洲主义团体是振亚会，创始人是从小学汉学、后又习洋学的米泽藩人曾根俊虎，这种横跨新旧，和、汉、洋夹杂的知识背景，在早期亚洲主义者中非常普遍。曾根的本业是日本海军军官，并以浪人的身份介入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就是介绍宫崎滔天和陈少白、孙中山认识。
但振亚会并不存在实体机构，基本上就靠曾根一人孤军奋战。1880年2月，在其基础上成立的兴亚会，才开始有了章程、规则和组织，并逐渐发展壮大。在当年3月份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出席人员中已经包括明治初期两位大儒、后来先后任教东京帝国大学的中村正直与重野安绎。狭间此书行文过于清简，以下对这两位文化界名流稍作介绍。
1832年，中村正直出生于江户的一个下级武士之家，十七岁时入德川幕府所办的昌平黉学习朱子学，因为成绩优异，三十岁时升任该黉“御儒者”。1866年，幕府选拔了十二名官家子弟赴英国留学，中村也随行任副监督。在目睹“楼阁宏丽”、“财货充填”、“车马殷辚”的英国社会后，他受到强烈刺激，但却因为年龄太大被伦敦大学拒之门外，只好自己买书，闭门苦学英文。回国后，他先后翻译了《西国立志编》（Self-Help）和《自由之理》（On Liberty），后者比严复的《群己权界论》早了整整三十多年，两书出版后，均畅销一时。
作为最早出洋的一批人，中村却强烈反对甚嚣尘上的全盘西化论，提出“汉学不可偏废说”，并以自己举例，指出“有汉学基础者进而习洋学，有非常明显的效力。” 而且中村的政治立场亲中，黎庶昌任满回国前夕，他还扶病作千字长诗《奉送黎公使一百韵》，其中有“六经做根柢，西艺是分支。体用欲兼备，东西岂两崎”的句子。
中村在昌平黉的同学重野安绎，则是日本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他因为率先用实证主义方法编纂《大日本编年史》，而被水户学派的皇国史观学者赠以“抹杀博士”的诨名，讽刺他竟敢否认《太平记》中儿岛高德的存在。1887年东京帝国大学建立史学科时，他与星野恒、久野邦武一起受聘为教授，一生育人无数。重野与王韬等中国学者来往密切，所著《日本维新史》更是在中国长销不衰。
在兴亚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副会长渡边洪基认为，共同的语言是团结东亚的前提，故当务之急就是创办“支那语学校”，并在各地加以普及。对此重野不但表示认同，还提出学习汉语必须“正则”，即从字音而不是从字意开始学起。狭间感叹道：“这与后来日本对亚洲诸国语言不正确的轻蔑，以及日本强调自身优越的历史有太大的反差。明治初期的日本人，在于邻国接触方面有着正确的感知。”
但稍加浏览兴亚会的名单，就会发现的精英主义色彩过于明显，其主张虽然持中，但总有几分曲高和寡，远不如西化派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那么简洁明快。在明治维新初期，魏源的《海国图志》、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博物新编》、《全体新论》等书被翻译为日文后，确实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但进入十九世纪末期，学习中文对于解决日本最迫切的文明开化方面，本已没有多大帮助，遑论中文本身的难度。除了少数狂热爱好者，日本普通读书人，又何暇顾及中文？
更为隐患的是，正如访日归来的上海报人王韬在《兴亚会宜杜其弊论》中所尖锐指出的那样，该会“其志甚大，其名甚美”，但它却回避中日关系中最为棘手的琉球问题：“今日本无端而构衅台湾，蓄谋而翦灭琉球，则其所为睦邻者，概可知矣”，即使说得天花乱坠，“其谁信之”！王韬敏锐地捕捉了日本亚洲主义内部“睦邻”和“侵邻”的二重性，对此《兴亚会报告》理屈词穷，只能泛泛地反驳他“杞人之忧”、“不待赘辩”而已。
在上一本书《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中，狭间定义“东亚”为“曾经是一个同把中华文明的精萃汉字和他的书面语文言文作为主要传播和记录工具的地域。”但这种秩序早在明清之际就已经趋于崩解，15世纪朝鲜李朝世宗创造“谚文”（1970年代彻底取代汉字），江户时代日本“国学”的兴起，皆是其征兆。而亚洲主义团体早期的活动，更像是曾根、中村、重野、渡边这些从小浸淫汉学的过渡时期人物，为恢复汉字文化圈荣光的最后尝试。
在1882年12月的委员会议上，兴亚会又改名为亚细亚协会，重视中文的色彩更加强烈，会刊《亚细亚协会报告》也几乎成为中文杂志。1883年吾妻兵治、冈本监辅、草间时福担任编辑时，将会刊恢复为和汉双语。甲午战争后，亚细亚协会迎来其最高潮，不仅发展出了上海组织，吸收了郑观应、郑孝胥、文廷式、张謇、汪康年等中国士大夫入会，其中最狂热者，甚至有“中日合邦”这样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
“败者对胜者并不是卧薪尝胆、寻求复仇，而是与胜利者一起谋求改革富强，这在历史上非常少见。”与此同时，其他的亚洲主义团体东邦协会、东亚同文会也纷纷兴起，活动区域渐渐从日本转移至中国大陆。亚洲主义运动在“走出国门”的同时，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东邦协会中的陆羯南、三宅雪岭、杉浦重刚等人，原本都是围绕在《日本人》杂志周围著名的国粹主义者，他们入会的动机，实在令人怀疑。
在甲午战争后二十世纪初，中日间“师”、“友”的传统关系彻底颠倒，以日本为媒介，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风潮波及全中国，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入日本，日语一举成为强势语言，兴亚会创办的汉语学校则日渐式微，反而是以翻译日文书为目的的善领协会、善领译书馆应运而生。
善领协会的灵魂人物冈本监辅，1839年出身于今天的德岛县，幼名文平，号韦庵。他年轻时研读汉学，二十岁时才开始接触西书，结果“大悔不修其西学”。明治初年，维新政府开始经营北海道，以抗拒俄国势力的南下，冈本被任命为函馆裁判所权判事，带领农工一路开拓到了桦太（即库页岛），后著有《北虾夷新志》、《万国史记》等。冈本为善领协会的成立殚精竭虑，占《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一半篇幅的《善邻协会、善邻译书馆相关资料》，就是影印自德岛县立图书馆藏《冈本韦庵先生文书》。
文书中《善领协会主旨》一文，前后经过了十次修改，字斟句酌，狭间认为它显示协会“完全没有将日本的优越性与侵略性国权意识相关联，也没有对其他国家任何的歧视痕迹。”但他同时又承认，除了该文书外，至今对于善邻协会“除了日期之外没有任何线索，所以无法了解其本质”，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其实就在文书中收录的招股章程里，就有通过译书可以“得彼国朝野之信任”，“使其抱有日本为先进国师邦之观念。我实业者紧随其后，必得其信任与敬爱，交易中无疑有巨大便宜”的句子，优越感早已呼之欲出。
在写完善邻译书馆后，狭间此书在1900年前后戛然而止，并没有写到后来惊心动魄的济南事变，也没有在终章对亚洲主义做出整体性的评价，这多少令人遗憾。在解释选题动机时，作者描述了自己某天读到1933年版《东亚先觉志士记传》时，书中“完全无视周边民族的自命不凡”带给他的震撼。其实“先觉”一词，最早来自于《孟子》“天之生此民也，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也。”这种“先觉”之感是双刃剑，一方面会带来帮助落后者的激情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则有不容他们质疑的强势甚至专断。
对于这一点，时人中看得最清楚的还要数梁启超。在1899年发表在于《清议报》的一篇评论中，他表示平生最不喜欢欧洲人、日本人把“保全支那”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因为中国如果要依靠别人才能保全的话，最终必然不能保全，“言保全人者，是谓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谓放弃自由。”岂止国与国之间日此，政府与民众间，人与人之间，不亦如是？东亚先觉者之梦，一做就是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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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读后感(六)：大亚洲主义 孙文
今天蒙诸君这样热烈的欢迎，我实在是非常的感激。今天大家定了一个问题，请我来讲演，这个问题是“大亚洲主义”。 我们要将这个问题，便先要看清楚我们亚洲是一个甚么地方。我想我 们亚洲就是最古文化的发祥地，在几千年以前，我们亚洲人便已经得到了很高的文化。就是欧洲最古的国家，象希腊、罗马那些 古国的文化，都是从亚洲传过去的。我们亚洲从前有哲学的文 化、宗教的文化、伦理的文化和工业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是亘古 以来，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种种文化，都 是由于我们这种老文化发生出来的。到近几百年以来，我们亚洲 各民族才渐渐萎靡，亚洲各国家才渐渐衰弱，欧洲各民族才渐渐 发扬，欧洲的各国家才渐渐强盛起来。到了欧洲的各民族发扬和 各国家强盛之后，他们的势力更渐渐侵入东洋，把我们亚洲的各 民族和各国家，不是一个一个的消灭，便是一个一个的压制起 来。一直到三十年以前，我们亚洲全部，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完全 独立的国家。到那个时候，可是说是世界的潮流走到了极端。 但是，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亚洲衰弱，走到了这个极端，便 另外发生一个转机，那个转机就是亚洲复兴的起点。亚洲衰弱， 到了三十年以前，又再复兴。那个要点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 日本。当三十年以前，废除了和外国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条约。日 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全亚洲民族复兴的一天。 日本自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之后，便成了亚洲的头一个独立国 家。其他亚洲的有名国家，象中国、印度、波斯、阿富汗、阿拉 伯、土耳其，都不是独立的国家，都是由欧洲任意宰割，做欧洲 的殖民地。在三十年以前，日本也是欧洲的一个殖民地。但是日 本的国民有先见之明，知道民族和国家之何以强盛与衰弱的关 键，便发奋为雄，同欧洲人奋斗，废除所有不平等的条约，把日 本变成一个独立国家。自日本在东亚独立了之后，于是亚洲全部 的各国家和各民族，便另外生出一个大希望，以为日本可以废除 条约来独立，他们也当然可以照样，便从此发生胆量，做出种种 运动，要脱离欧洲人的束缚，不做欧洲的殖民地，要做亚洲的主 人翁。这种思想，是近三十年以来的思想，是很乐观的思想。 说到三十年以前，我们亚洲全部的民族思想便大不相同，以为 欧洲的文化是那样进步，科学是那样进步，工业上的制造也是那 样进步，武器又精良，兵力又雄厚，我们亚洲别无他长，以为亚 洲一定不能挚古分，一定不能脱肱分薜压迫，要永远做欧洲的 奴隶。这种思想，是三十年以前的思想，是很悲观的思想。就是 从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之后，在日本虽然成了一个独立国家， 和日本很接近的民族和国家，虽然要受大影响，但是那种影响还 不能一时传达到全亚洲，亚洲全部的民族还没有受大震动。再经 过十年之后便发生日俄一战，日本便战胜俄国。日本人战胜俄国 人，是亚洲民族在最近几百年中头一次战づ洲人，这次战争的影 响，便马上传达到全亚洲，亚洲全部的民族便惊天喜地，发生一 个极大的希望。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现在可以和诸君略为谈 谈：当日俄战争开始的那一年，我正在欧洲，有一日听到东乡大 将打败俄国的海军，把俄国新由欧洲调到海参卫的舰队，在日本 海打到全军覆没。这个消息传到欧洲，欧洲全部人民为之悲忧， 如丧考妣。英国虽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国人士一听到了这个消 息，大多数也都是摇皱眉，以为日本得了这个大胜利，终非白人 之福。这正是英国话所说“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的观念。 不久我由欧洲坐船回亚洲，经过苏彝士运河的时候，便有许多土 人来见我，那些土人大概是阿拉伯人，他们看见了我是黄色人， 便现出很欢喜的、急忙的样子来问我说：“你是不是日本人 呀？”我答应说：“不是的。我是中国 人，你们有什么事情呢？你 们为什么现出这样的高兴呢？”他们答应说：“我们新得了 一个极 好的消息，听到说日本消灭了俄国新由欧洲调去的海军，不知道 这个消息是不是的确呢？而且我们住在运河的两边，总是看见俄 国的伤兵，由一船一船的运回欧洲去，这一定是俄国打了大败仗 的景况。从前我们东方有色的民族，总是被西方民族压迫，总是 受痛苦，以为没有出头的日子。这次日本打败俄国，我们当作是 东方民族打败西方民族。日本人打胜仗，我们当作是自己打胜仗 一样。这是一种应该欢天喜地的事。所以我们便这样高兴，便这 样喜欢。”象这个样子看起来，日本战胜俄国，是不是影响到亚洲 全部的民族呢？那个影响是不是很大呢？至于那次日本战胜俄国 的消息，在东方的亚洲人听到了，或者以为不大重要，不极高 兴。但是在西方的亚洲人，和欧洲人毗连，朝夕相见，天天受他 们的压迫，天天觉得痛苦，他们所受的压迫，比较东方人更大， 所受的痛苦，比较东方人更深，所以他们听到了那次战胜的消 息，所现出的高兴，便比较我们东方人尤甚。 从日本战胜俄国之日起，亚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欧洲，便 发生独立的运动。所以埃及由独立的运动，波斯、土耳其 有独立的运动，阿富汗、 从此生出独立的运动。所以日本战胜俄国的结果，便生出 亚洲民族独立的大希望。这种希望从发生之日起，一直到 今日不过二十年，埃及的独立便成了事实，土耳其的完全 独立也成了事实。波斯、 实。就是最近印度的独立运动，也是天天发达。这种独立 的事实，便是亚洲民族思想在最近进步的表示。这种进步 的思想发达到了极点，然后亚洲全部的民族才可以联络起 来，然后亚洲全部民族的独立运动，才可以成功。近来在 亚洲西部的各民族，彼此都有很亲密的交际，很诚恳的感 情，他们都可以联络起来。在亚洲东部最大的民族，是中 国与日本。 动力发生了结果之后，我们中国人此刻不知道，你们日本 人此刻也是不知道，所以中国同日本现在还没有大联络， 将来潮流所趋，我们在亚洲东方的各民族，也是一定要联 络的。东西两方民族之所以发生这种潮流，和要实现这种 事实的原故，就是要恢复我们亚洲从前的地位。 在欧美人看到是很清楚的，所以美国便有一位学者，曾做 一本书，专讨论有色人种的兴起。这本书的内容是说日本 打败恶果，就是黄人打败白人，将来这种潮流扩张之后， 有色人种都可以联络起来和白人为难，这便是白人的祸 害，白人应该要思患预防。他后来更做了一本书，指斥一 切民族解放之事业的运动，都是反叛文化的运动。 的主张，在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固然是当作文化的反 叛，至于亚洲的民众解放运动，更是应该当作反叛事业。 这种思想在欧美一切特殊阶级的人士，都是相同的。所以 他们用少数人既是压制了本洲和本国的多熟人，更把那种 流毒推广到亚洲，来压制我们九万万民族，要我们九万万 的大多数，做他们少数人的努力，这真是非常的惨酷，真 是可恶已极。而这位美国学者的论调，还以为亚洲民族有 了感觉，便是对于世界文化的反叛，由此可见欧洲人自视 为传授文化的正统，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在欧洲人以 外的，有了文化发生，有了独立的思想，便视为反叛，所 以用欧洲的文化和东洋文化相比较，他们自然是以欧洲的 文化，是合乎正义人道的文化；以亚洲的文化，是不合乎 正义人道的文化。 文明极发达，我们东洋的这种文明不进步。 比较起来，欧洲自然好于亚洲。但是从根本上解剖起来， 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 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 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 有专用这种武力的文化来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便 不能进步。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 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 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 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 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 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 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 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 就是亚洲，也有好几个国家的道德，也是很退步。近来欧 美学者稍为留心东洋文化，也渐渐知道东洋的物质文明， 虽然不如西方，但是东洋的道德，便比西方高得多。 道的文化和王道的文化比较起来说，究竟是那一种有益于 正义和人道，那一种是有利于民族和国家，诸君可以自己 证明。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譬如从五百年以前以 至两千年以前，当中有一千多年，中国在世界上是顶强的 国家。 美国现在的强盛，还是列强。 中国当独强的时候，对于各弱小民族和弱小国家是怎么样 呢？当时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国家对于中国又是怎么样 呢？当时各弱小民族和国家，都是拜中国为上邦，要到中 国来朝贡，要中国收他们为藩属，以能够到中国来朝贡的 为荣耀，不能到中国朝贡的是耻辱。 不但是亚洲各国，就是欧洲西方各国，也有不怕远路而来 的。 贡，是用什么方法呢？是不是用海陆军的霸道，强迫他们 来朝贡呢？不是的。 怀中国的德，甘心情愿，自己来朝贡的。他们一受了中国 王道的感化，不只是到中国来朝贡一次，并且子子孙孙都 要到中国来朝贡。这种事实，到最近还有证据。譬如在印 度的北方，有两个小国：一个叫做布丹，一个叫做尼泊 尔。那两个国家虽然是小，但是民族很强盛，又很强悍， 勇敢善战。尼泊尔的民族，叫做廓尔喀，尤其是勇敢善 战。现在英国治印度，常常到尼泊尔去招廓尔喀人当兵来 压服印度。英国能够灭很大的印度，把印度做殖民地，但 是不敢轻视尼泊尔，每年还要津贴尼泊尔许多钱，才能派 一个考查政治的驻扎官。象英国是现在世界上顶强的国 家，尚且是这样的恭敬尼泊尔，可见尼泊尔是亚洲的一个 强国。 美学者稍为留心东洋文化，也渐渐知道东洋的物质文明， 虽然不如西方，但是东洋的道德，便比西方高得多。用霸 道的文化和王道的文化比较起来说，究竟是那一种有益于 正义和人道，那一种是有利于民族和国家，诸君可以自己 证明。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譬如从五百年以前以 至两千年以前，当中有一千多年，中国在世界上是顶强的 国家。国家的地位，好象现在的英国、美国一样。英国、 美国现在的强盛，还是列强。中国从前的强盛，是独强。 中国当独强的时候，对于各弱小民族和弱小国家是怎么样 呢？当时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国家对于中国又是怎么样 呢？当时各弱小民族和国家，都是拜中国为上邦，要到中 国来朝贡，要中国收他们为藩属，以能够到中国来朝贡的 为荣耀，不能到中国朝贡的是耻辱。当时来朝贡中国的， 不但是亚洲各国，就是欧洲西方各国，也有不怕远路而来 的。中国从前能够要那样多的国家和那样远的民族来朝 贡，是用什么方法呢？是不是用海陆军的霸道，强迫他们 来朝贡呢？不是的。中国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们，他们是 怀中国的德，甘心情愿，自己来朝贡的。他们一受了中国 王道的感化，不只是到中国来朝贡一次，并且子子孙孙都 要到中国来朝贡。这种事实，到最近还有证据。譬如在印 度的北方，有两个小国：一个叫做布丹，一个叫做尼泊 尔。那两个国家虽然是小，但是民族很强盛，又很强悍， 勇敢善战。尼泊尔的民族，叫做廓尔喀，尤其是勇敢善 战。现在英国治印度，常常到尼泊尔去招廓尔喀人当兵来 压服印度。英国能够灭很大的印度，把印度做殖民地，但 是不敢轻视尼泊尔，每年还要津贴尼泊尔许多钱，才能派 一个考查政治的驻扎官。象英国是现在世界上顶强的国 家，尚且是这样的恭敬尼泊尔，可见尼泊尔是亚洲的一个 强国。 尼泊尔这个强国对于英国是怎么样呢？英国强了一百多年，英国灭印度也要到一百多年。尼泊尔和英国的殖民地 密迩连接有这样的久，不但是不到英国去进贡，反要受英国的津贴。至于尼泊尔对中国是怎么样呢？中国的国家地 位现在一落千丈，还赶不上英国一个殖民地，离尼泊尔又 极远，当中还要隔一个很大的西藏，尼泊尔至今还是拜中 国为上邦。在民国元年还走西藏到中国来朝贡，后来走到 四川边境，因为交通不方便，所以没有再来。就尼泊尔对 于中国和英国的区别，诸君看是奇怪不奇怪呢？专拿尼泊 尔民族对于中国和英国的态度说，便可以比较中国的东方 文明和英国的西方文明。中国国势虽然是衰了几百年，但 是文化尚存，尼泊尔还要视为上邦。英国现在虽然是很强 盛，有很好的物质文明，但是尼泊尔不理会。由此便可知 尼泊尔真是受了中国的感化，尼泊尔视中国的文化才是真 文化；视英国的物质文明，不当作文化，只当作霸道。我 们现在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问题 呢？简而言之，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的比较和冲突问题。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 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 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佯 强大炮来压迫人。受了感化的人，就是上国衰了几百年， 还是不能忘记，还象尼泊尔至今是甘心情愿要拜中国为上 邦；受了压迫的人，就是上国当是很强盛，还是时时想脱 离。象英国政府了埃及，灭了印度，就是英国极强盛，埃 及、印度还是时时刻刻要脱离英国，时时刻刻做独立的运 动。不过处于英国大武力压制之下，所以一时不能成功。 假若英国一时衰弱了，埃及、印度不要等五年，他们马上 就要推翻英国政府，来恢复自己的独立地位。诸君听到这 里，当然可以知道东西文化的优劣。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新 世界，要造成我们的大亚洲主义，应该用什么做基础呢？ 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做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 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我们有了这种好基 础，另外还要学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不过 我们振兴工业，改良武器，来学欧洲，并不是学欧洲来消 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近来 亚洲国家学欧洲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的海军 制造，海军驾驶，不必靠欧洲人。日本的陆军制造，陆军 运用，也可以自己作主。所以日本是亚洲东方一个完全的 独立国家。我们亚洲还有个国家，当欧战的时候，曾加入 同盟国的一方面，一败涂地，已经被人瓜分了，在欧战之 后又把欧洲人赶走，现在也成了一个完全独立国家，这个 国家就是土耳其。现在亚洲只有两个顶大的独立国家：东 边是日本，西边是土耳其。日本和土耳其，就是亚洲东西 两个大屏障。现在波斯、阿富汗、阿拉伯也起来学欧洲， 也经营了很好的武备。欧洲人也是不敢轻视那些民族的。 至于尼泊尔的民族，英国人尚且不敢轻视，自然也有很好 的武备。中国现在有很多的武备，一统一之后，便极有势 力。我们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 义道德做基础，联合各部的民族，亚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势 力。不过对于欧洲人，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请在亚洲 的欧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象与虎谋 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 诉诸武力。再说到武力，日本老早就有了很完备的武力， 土耳其最近也有了很完备的武力，其他波斯、阿富汗、阿 拉伯、廓尔喀各民族，都是向来善战的。我们中国人数有 四万万，向来虽然爱和平，但是为生死的关头也当然是要 奋斗的，当然有很大的武力。如果亚洲民族全联合起来， 用这样固有的武力去和欧洲人讲武----一定是有胜无败的！ 更就欧洲和亚洲的人数来比较，中国有四万万人，印度有 三万万五千万，缅甸、安南、木兰由共起来有几千万，我 们亚洲人数占全世界人数要过四分之二。欧洲人数不过是 四万万，我们亚洲全部的人数有九万万。用四万万人的少 数来压迫九万万人的多数，这是和正义人道大不相容的。 反乎正义人道的行为，永久是要失败的。而且在他们四万 万人之中，近来也有被我们感化了的。所以现在世界文化 的潮流，就是在英国、美国也有少数人提倡仁义道德。至 于在其他各野蛮之邦，也是有这种提倡。由此可见西方之 功利强权的文化，便要服从东方之仁义道德的文化。这便 是霸道要服从王道，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趋于光明。现在 欧洲有一个新国家，这个国家是欧洲全部白人所排斥的， 欧洲人都视他为毒蛇猛兽，不是人类，不敢和他相接近， 我们亚洲也有许多人都是这一样的眼光。这个国家是谁 呢？就是俄国。俄国现在要和欧洲的白人分家，他为甚么 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主张王道，不主张霸道；他要讲 仁义道德，不愿讲功利强权；他极力主持公道，不赞成用 少数压迫多数。象这个情形，俄国最近的新文化便极合我 们东方的旧文化，所以他便要来和东方携手，要和西方分 家。欧洲人因为俄国的新主张，不和他们同调，恐怕他的 这种主张成功，打破了他们的霸道，故不说俄国是仁义正 道，反诬他是世界的反叛。我们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结 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 要怎么样才可以挚古分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 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受压迫的民族，不但 是在亚洲专有的，就是在分境内，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国 家，不只是压迫外洲同外国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国之 内，也是一样压迫的。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 础，是为打不平。美国学者对于一切民众解放的运动，视 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们现在所提出来打不平的文化，是 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和平等解放的文化。你们 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 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 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 详审慎择。 （十一月二十八日，孙中山出席神户商业会议 所等五团体举行的欢迎会，并作此演说。）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读后感(七)：【转】汪力评《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狭间直树，或竹内好的限度
原文地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76373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2017年5月）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接触现代日本人文学术时，曾发现对“亚洲”话题的关注是日本学界不同于中国学界的一个特征。经过二十多年的译介与讨论，今天中国的东亚近现代历史与思想的研究者，已经非常熟悉这一话题。特别是孙歌等学者译介的竹内好，引起了人们对鲁迅、中国革命与东亚、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等话题的兴趣，一度形成“竹内好热”。“亚细亚主义”也自然成为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话题。不过，熟知非真知，与各种广泛存在的“竹内好式”话语相比，实际中国学界对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的了解仍非常有限。王屏的《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可能是少有的概观性著作。虽然通过这些有限的译介，我们能够得到对这一话题的一般印象，但是要进一步理解这一与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课题，仍需要更多的翻译介绍的工作。如此，狭间直树的《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的翻译出版，也就有了重要的学术意义。
狭间直树狭间直树是中国读者熟悉的东亚近代史研究者，也是当今京大人文研代表的研究者之一。作为战后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与不少同时代的研究者一样，其研究起步时期的学问深受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特别在当年的京大人文研，有井上清和渡部彻两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引导，学术气氛可想而知。狭间早年的一篇论文收入了历史科学协议会所编、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成绩集成《历史科学大系》的《亚细亚的变革》（下卷）中（狭間直樹「中国近代史における「資本のための隷農」の創出およびそれをめぐる農民闘争」、歴史科学協議会編『歴史科学大系 14 アジアの変革』、校倉書房、一九八〇年），也可见他早年在这方面的成绩。此后他致力于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早期社会主义与日本的问题，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狭間直樹『中国社会主義の黎明』、岩波書店、一九七六年）。
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然而，不多久，中国革命的理想形象很快消逝，中国反而要向日本学习高度成长的经验，传统史观的问题意识自然难以维持。狭间的学术于是也有所转换。不过这种转换并非追随时流。一方面，战后京大的左翼史学并非不重视史料整理与分析等实证工作，在实证史学逐渐占据主流的形势下，这种传统自然得到发扬。另一方面，狭间积极与打开国门的中国学界交流，介绍、吸收中国的近代史研究成果，同时也影响中国学界。特别是他主持开展的一系列京大人文研的共同研究——涉及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为中国研究者熟悉。这些研究除了严谨、实证的学风外，未始不依然包含着探索近代中日两国间的相互影响与非侵略的连带的可能性的问题关心。这本关于早期亚细亚主义的著作，显然是这种问题关心的体现。
竹内好编：日本现代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卷《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并非专门面向中国读者而写，而是由2001至2002年间发表在霞山会（东亚同文会的后继组织）杂志《东亚》上的系列论文组成（原文尚未结集成书，中文版先行出版）。从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研究史来看，自从竹内好编纂日本现代思想大系中的《亚细亚主义》卷（竹内好『現代日本思想大系 9 アジア主義』、筑摩書房、一九六三年），发表著名论文《亚细亚主义的展望》以来，亚细亚主义就成为广受近代思想史研究者与论坛论客关注的问题。不过，中国研究者容易忽略竹内好的日本浪漫主义背景，实际上他浪漫与暧昧的文字表达，往往包含了超出具体历史事实的“情念”的关心，旨在唤醒读者某种“日本”的文学教养与感情。在其影响下，具有影响力的亚细亚主义研究，如桥川文三、松本健一、渡边京二等人的业绩，学术意义固然重大，但都充满竹内式的浪漫主义色彩：文章逻辑不甚清楚，主角个人的思想感情经历被突出放大，而历史的实际情况有时却暧昧不明。相比之下，严谨的实证研究固然已经出现（如酒田正敏在“对外硬”概念下的研究），但还不是十分充分。此时狭间介入亚细亚主义研究，便有其学术史意义。此后，关于亚细亚主义的实证研究爆发式发展，近年来走向高潮——这个意义上，本书也可以说处在承上启下的位置。
竹内好，1953年。《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从1870年代末曾根俊虎筹建“振亚社”写起，至1900年东亚同文会合并亚细亚协会，成为最主要的亚细亚主义团体为止，考察了二十年左右的早期亚细亚主义轨迹。其历史叙述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是1870年代末到1890年代初，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振亚社、兴亚会、亚细亚协会、东邦协会等团体，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有真诚的亚洲各国平等连带抵抗欧美的思想，特别是存在将汉语官话作为东亚共通语言的语言构想。然而随着中日围绕朝鲜问题的矛盾激化，亚细亚主义趋于沉寂。
第二个阶段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的戊戌变法时期，出现了东亚会、同文会和善邻协会。这一时期虽然在战争中被日本击败，战后的中国却燃起了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同时变法派、革命派等反体制运动的参与者也来到日本，积极寻求支持。这些动向与亚细亚主义产生共鸣，从而产生了亚细亚主义团体活动的高潮期。作者高度评价这一时期包含的中日合作的可能性，也指出其间日本对中国优越意识的强化。
第三个阶段始于1898年，东亚会与同文会合并成为东亚同文会，并整合其他亚细亚主义团体。作者指出由于国家力量的积极介入，早先从民间谋求中日联合的亚细亚主义运动，变得更加积极配合国策，从而逐渐丧失早期运动的亚细亚主义本质。作者将其视为整个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从早期向中期的过渡。
兴亚家曾根俊虎叙述手法上，本书以各个亚细亚主义团体为经，从人物论与中日思想人物关联两个角度展开。前者论及各个团体的主要组织、参与者，后者考察与这些团体有关的中国人的思想行动，及其与日本人的互动。
在介绍1880年代“兴亚会”的活动时，狭间叙述了该会的缘起、组织、纲领所反映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后，就介绍了重野安绎、广部精等人与该会的关联。重野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家，为近代日本历史学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同时他也关心“兴亚”问题，为访日的王韬提供很多帮助。广部主张学习中文官话，将其作为亚洲的通用语，他使用中文编辑《兴亚会》报告，体现了从语言上追求东亚共同性的努力。
接着，狭间又叙述了中国人对该会思想与活动的反应。驻日公使何如璋、知识人王韬等人都对兴亚会的思想予以积极评价，甚至还参与该会的活动，但同时又与之保持一定距离，甚至提出批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时期围绕日本武力吞并琉球的问题，中日两国关系紧张。中方无论对日本“志士”提倡的团结起来抵御西方入侵的亚细亚主义命题有多少共鸣，面对日本强行吞并清朝的朝贡国的行为，都不能不感到疑虑。王韬尖锐地指出：“故兴亚第一义，无过于中日相和，而中日相和第一义，则在还琉球之故土。”（55页）对此，曾根俊虎等人均表示这只是小事，是中方人士的“杞人之忧”。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关于1890年代末东邦协会、东亚会、同文会与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维新派、革命派活动家的关系，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中国读者熟悉的有桑兵的名著《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狭间在有限的篇幅里，也从各团体的视角描绘了这一中日两国相互交错的历史片段。如梁启超东渡后积极在东邦协会的刊物上呼吁日本干预中国政局，扶持维新派。梁的不少文章都发表在《东邦协会会报》上。同一时期唐才常非常期待日本支援中国变法，主张日本“实心保华”：与西方只教给中国器物之学不同，日本教给了中国如何从制度上建立改革的学问，中国应完全信赖日本等等。狭间认为这是从甲午战争到义和团时期“仅有的两国共有幸福幻想的时刻”（103页）。
唐才常《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在学问上独特的贡献之一是发掘了冈本监辅与善邻协会的活动。冈本通常被认为是开拓桦太（萨哈林）的探险家，然而狭间通过史料发现，他在戊戌变法后组织了“善邻协会”：该协会旨在积极翻译日本有关西方近代文明的文献，以推动中国的变革。冈本与退役军人吾妻兵治等人建立了名为“善邻译书馆”的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重野安绎的《大日本维新史》、伯伦知理的《国家学》等书，大受中国读者欢迎。由于当时中国尚没有版权法，这些书遭到书贩的大量翻印。吾妻兵治遂访问中国寻求解决。结果清政府特地颁布“翻刻禁止令”，解决了问题。狭间认为这反映了历史上罕有的战败国对战胜国“大有信赖之念”（141页）的情形。此外，占全书一半篇幅的“附录”收录了狭间发掘的有关善邻协会与善邻译书馆的史料《冈本韦庵先生文书》，包括原件照片、整理稿和中文翻译，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诚然，狭间直树的这本著作以团体为中心向人物、区域等问题辐射的视点，为我们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但受篇幅所限，以及由于作者问题意识的关系，相关课题仍有进一步思索的空间。
狭间虽以亚洲主义为课题，关注初期亚细亚主义的“平等的联合”可能性，然而随着论述的展开，他思想史的关心却比较稀薄，换言之，在思想意义的解释上，他仍然依存于竹内好式的亚细亚主义解释。尽管竹内好本人强调“火中取栗”的逻辑，侵略与连带并不可能完全分开，但其亚细亚主义解释，最后也在于区分真正的、主张中日平等连带的亚细亚主义与欺瞒的、配合日本侵略政策的“大亚细亚主义”。这种叙述中，西乡隆盛等人所体现的亚细亚主义的原点是“真正”的东洋的伦理精神与亚洲的“连带”，但这种“古典亚细亚主义”精神随着日本近代化与帝国主义化的推进逐渐丧失，最终在所谓“大东亚战争”中彻底沦为为侵略辩护的意识形态。狭间也将陆羯南的“引导未开之地，扶持不幸之国”的思想看作西乡隆盛思想的延伸，“当此理想可以实现之时，亚洲主义就会焕发其本来的光辉”（82页）。
西乡隆盛可是，狭间不得不意识到的是，在这些“真心主张连带”的早期亚细亚主义者中，反对明治时期一系列对外侵略的，恐怕一个也没有。相反，很多人在这些侵略活动中积极活动，充当尖兵，例如兴亚会的主要创立者曾根俊虎作为海军军人，就长期从事对华谍报活动，取得很大的成功。不少早期亚细亚主义者活到了“日韩合并”，他们对此普遍的反应是欢呼雀跃，认为自己亚洲联合的理想部分实现了。对此能否以“变质”解释，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作者叙述了日清战争前后亚细亚主义团体活动的兴衰，如果按照这种“变质”论解释，就会得到亚细亚主义随着日清战争“变质”，又随着日清战争中日本的胜利而恢复其本质的奇特结论。
坂野润治：《近代日本与亚细亚——明治·思想的实像》（筑摩书房新版）对这一亚细亚主义研究中的“难题”，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历史学家坂野润治就给出了颇具启发性的解释（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創文社、一九七七年）。坂野将明治时期对外论的话语区分为“亚细亚主义”与“脱亚论”两种倾向，前者主张“亚洲连带”对抗西方，后者主张与西方协调侵略亚洲。这两者的对立本来是竹内好的亚细亚主义理解的前提，然而坂野通过对福泽谕吉、陆羯南、山县有朋等人的对外论与时局的分析，尖锐地指出，在明治期，往往同一人物的对外论在“亚细亚主义”与“脱亚论”之间来回摇摆，只不过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思想有什么根本的变化。这是由于“亚细亚主义”与“脱亚论”并非原理意义上的“思想”，而是为了将发言者所主张的对外政策正当化的“表现”。
壬午兵变以前，福泽谕吉积极提倡“亚洲连带”，其目的是为了给日本干涉朝鲜内政提供理论依据，而到甲申事变后，清朝强大的军事实力阻止了日本的意图，福泽谕吉就转而主张“脱亚论”，提倡同西方列强一同侵略亚洲。山县有朋在晚清新政时期主张“脱亚论”，认为日本是近代国家，与野蛮的清朝根本不同，其意图在于对清朝新政下的近代化动向保持警惕。而到辛亥革命后，山县转而提倡“日中连带”，其目的自然在于利用辛亥革命后中国分裂的局势，干预中国内政谋取日本的利益。果然，当袁世凯主导的中国统一推进的时候，山县又主张起“脱亚论”了。
福泽谕吉，1891年。坂野指出，当“西方威胁”并未真正发生时，“亚细亚主义”就会强调这种威胁近在咫尺，而当西方真的侵略亚洲（如中法战争）时，“亚细亚主义”者就会摇身一变为“脱亚论”者，将其视作天赐良机，号召和西方一起侵略亚洲。中国四分五裂、内部混乱之时，中国是“亚细亚主义”者“连带”的对象，而当中国走向统一，图谋自强，中国就会被说成是前近代的，是“亚细亚”式的野蛮，成为日本军队暴力地“引导文明开化”的目标。
与狭间批判侵略、褒扬“连带”的心情相比，坂野的研究并非要反省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它毋宁带有一种去意识形态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气息。本来所谓是否“真心”主张“亚洲连带”，就是一个值得推敲的思考前提。思想与行动是否“发自真心”，在单独个体的心理与行动分析中，或许有重要意义，但当分析一种思想潮流、一个参与人数众多的团体，乃至国家行为的时候，这种“真心”与否的逻辑，究竟有多大的说服力，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毕竟团体与国家没有所谓统一的人格，国家要持续存在必须根据国家理性来行动。
极而言之，不论参与亚细亚主义运动的个人如何“发自真心”，其自我认知与其在日本对外政策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仍须区别对待。毕竟俗话说得好，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个人的自我理解与行为实际的历史意义，并非必然一致。超越“真心”与否的观念，从不同视角考察“亚细亚主义”的思想与行动，或许可以成为今后这一领域的课题。或者说，亚细亚主义研究的可能性，正在于“亚细亚主义”概念本身的相对化之中。这，也是狭间的书带给我们的启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