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的构造》是一本由柄谷行人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2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界史的构造》精选点评：
●视野开阔，跨度较大，书很耐看！
●马克思修正主义巨著（笑
●当马主义入门读物读的。如柄谷行人自己所言，这是一部极具“想象力”的书，是为弥补理性的不足所做出的、必要的历史目的论的想象。从世界史角度审视“民族-国家-资本”这组构造，以交换样式补充生产方式，将视角从“一国之内”转向“国家之间”，再现了商品交换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过程，批判了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阶段跨越论，重申了世界同时革命的原则。体系庞大、结构精妙，但过于抽象、部分论述失于武断，能否由“想象”走入现实尚待检验。
●柄谷梳理了从原始社会的交换样式一直到资本主义的交换样式，认为互酬制下的赠与是最符合正义的，故此他认为当今时代要重新建立起各民族之间建立在互酬基础上的联盟，拒斥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无疑这种回到康德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与20世纪的《希望的原理》很相似。
●政治哲人柄谷行人
●不知道是翻译问题还是啥，读起来比较拗口（台湾译本较为流畅）。 雄心勃勃的一本著作，从ABCD四种交换模式构筑起一套完整的人类发展动力观。不过可能是我积累不够，一开始看觉得观点新鲜，但越到后面越发觉得缺乏材料论证，略显空洞。 话说不是说要学马克思的分析咩，老马的资本论（第一款）怎么看起来觉得更踏实呢。
●完成序
●真的很民科！
●迈向“世界共和国”更为体系的一部，实在是大气且细腻，但是依然能感受到一丝丝中二（没事就用脑洞来弥补中二吧
●炳谷是政经版的德勒兹？
《世界史的构造》读后感(一)：建立在错误基础上的重构世界史的尝试
柄谷行人在这本书中的观点如同其文学批评一般具有创造力，而其中最可取之处便是理论构造中逻辑严密的“结构”。
但不足的是：柄谷尝试在错误的基础上引入其所谓“交换样式”并展开论述——即将国家、民族视为自古便存在的非人力量而加以对待。这样观点的错误性是致命的，因为所谓「交换样式」的四种形式即是由对（错误）历史文本的归纳而得来。
《世界史的构造》读后感(二)：读书心得
本书不是世界历史的陈述，而是试图站在更高的角度，对人类发展模式进行抽象总结和预测。
柄谷行人开篇即定义了4种交换形式（互酬，掠夺再分配，商品贸易，更高纬度的互酬x），以此来代替马克思之生产力的地位，似无必要。生产力是决定性因素，交换方式或者说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论断非常精准。
前篇梳理人类部族定居，国家，资本，民族的起源发展，属于描述世界。
下面是关键的如何改造世界，柄谷行人给出的主意是“拒绝购买”+“合作社”，以期从资本-商品-资本增值这一基本关系上，把商品到资本增值的链条断掉，则资本主义不攻自破，岂不美哉？无产阶级自行组织合作社，形成闭环。
问题在哪？除非世界革命，否则无产阶级必然需要掌握国家政权，才能应对内外危机，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成为乌托邦。俄国与我国莫不如此。
马克思本身也同意无产阶级为了消灭国家这一形式，须先掌握国家政权。
资本主义内生性危机最根本的就是大规模生产和私有制间的矛盾，生产越是进步，生产者就越是实质上的贫困，最终产能过剩危机爆发。
拖延危机的办法，资本已经想出了不少-高福利（实质是把剥削向外国转移，早晚得有捅破的一天），降低过剩产能（供给侧改革），资本合并重组（降低资本竞争内耗），印钱，新技术革命，代理人战争……最后没招了，就是世界大战，按以往的规律预测，2050年新的世界霸主将产生。
我认为新技术发展将推动资本的灭亡，人工智能机器人＋可控核聚变的发展，能够完成重复性劳动，使人真正解放而自由的劳动。
很多人无法想象马克思所说的按需分配，以为是空想。实际上，马克思说的很清楚，这都是建立在生产力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比如，空气是人类生存的重要元素，然而并没有人去囤积。再好比，共享单车在大马路上随处可得，在物质丰富的国家，不会有几个人哐哐往家里搬。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
再有，有人无法想象人类在没有物质报酬的情况下，会自觉劳动。其实如今的例子都随处可见-字幕组，开源代码，免费软件……人工智能的发展，计算力，代码将是未来的基本技能，当然估计一般的编程将高度抽象模块化。
《世界史的构造》读后感(三)：并不永久的和平
按照柄谷的观点，在西欧近代国家的脉络下，国家内部采用何种政治制度并不影响国家作为主权者的性质。在18世纪，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使绝对王权国家成为人民主权的、依赖代议制运作的民主国家，而在19世纪，浪漫主义又使得国家增加了民族的整合维度。无论是民主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似乎都是不断地附着到国家之上的东西，它们使得国家的典范形态持续发生改变。但柄谷坚持国家首先是对外而存在的，这个对外不仅仅是指显在的国界，也指国界内部对国民的区分，如内战的例子。政治光谱另一端的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对春秋战国时代的观点也与之类似，即国家是在与“欧陆风云”类似的持续而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形成的。在这两个过程中，都存在国家实体之间普遍的敌意，以及高度掠夺性的交换形式。因此在柄谷的理论里，代议制民主并不是一个根本的思考维度，他在《历史与反复》里是把政治代表（representation）与货币的价值表征等量齐观的，并且将其解读为症候性的东西。相反，民族却占据了一个更重要的地位，即（在感性上）闭锁国家与资本的第三连环。
就柄谷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言，这一论断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就交换形式而言，民主制就像某种货币和信用体系一样，并不触及资本-国家-民族之环，它至多是在这个系统之内充分运转而已。而现存交换形式的限制是由另外的东西规定的，即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在“外部”的存在，以及技术革新的持续性。世界资本主义始终是依赖于对外部的不断发现与扩展而推进的，从新大陆的发现，到殖民地的开拓，再到生存空间论和“阳光下的地盘”论，一切都那么似曾相识。巴塔耶也是类似的观点，即我们生存的地球构成了普遍经济的根本界限，但他没能料到资本主义可以上天；同时，资本主义还可以通过一些“非物质”的技术，在已有的疆界内扩展它的外部。但一旦拓展边疆的运动遭遇阻碍，压力就必然传导向内，即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将终结于生态学，这一点在逻辑上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它将如何终结？
柄谷毫不讳言战争的可能性，他多次提到未来再次爆发大战的可能性很大。显然，当下存在着资本-国家的新一轮扩展自身边界的运动，而它也显然正在遭遇阻碍，柄谷指出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南北矛盾。感觉他的态度好像很淡然，尤其是他反复论及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并且将其不断代入一战后与二战后的语境。在《民族与美学》里，他认为体现了实现永久和平的契机的，恰恰是二战后接受了和平宪法的日本，因为对和平宪法的“强迫性重复”实际上是日本民族被限制了的死亡驱力的后果；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不正常”不是一种病症，而是一种真正的“文化”或“文明”（相形之下，美国却未能“超越快乐原则”）。柄谷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这些论述总让人觉得有点“强迫性重复”的暗示意味：未来的大战也将成为推进永久和平这一“更高维度上的互酬交换”的契机。柄谷说，关键在于坚持增加联合的条件。在政治上，是坚持推进联合国的多边体系；在经济上，则是进行合作社的探索。但我们的困境（可能也是柄谷的困境）在于，除非“反复”虚构一场灾难，否则我们无法想象这种“联合主义”居然能变成现实。这是植根于无意识里的东西，姨学和入关学的盛行可能也是如此。
很难评价柄谷最后提出的主张，因为这两个主张并无惊人之语，不过他应该是深思熟虑的。柄谷的论点不难在智识上接受，但我怎么觉得他在用康德的“自然的安排”反对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计”的时候，也有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味道呢？同时，“基于赠与的和平”这一与资本-国家的全部本性相违背的理想，在危机时刻有几分产生的可能呢？况且，人类学家早已指出了互酬交换中难以克服的等级化趋势。但真正首要的事情应该是坚持（并不永久的）和平，我想这才是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做的事情。
《世界史的构造》读后感(四)：走向自由联合的战略战术问题——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评介
走向自由联合的战略战术问题——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评介
文/黑山人
《世界史的构造》是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该书从广义的生产方式即柄谷行人所谓的“交换样式”这个独特的视角出发，对人类历史的演进做了一个深入浅出的归纳，非常有启发性。以下，笔者对书中的重要观点一一进行讨论，希望抛砖引玉。
第一部分（1-3）：世界史的大结构（破土网已发）
第二部分（4）：交换样式的创见和局限（破土网已发）
第三部分（5）：寻找“想象的共同体”
第四部分（6）：资本积累的魔术
第五部分（7-9）：走向自由联合的战略战术
1、定居导致农业：什么导致了定居的普及？
柄谷行人提出，人类产生文明的开端不是传统历史教科书所说的农业革命，而是定居革命。定居之后，由于无法“用脚投票”，个人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导致了封建性的互酬共同体的诞生，人类社会开始走上一条技术愈益发展而道德愈益虚伪的“文明”之路，并且在近代以来“资本-民族-国家”的结合体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伪装成自由的资本，伪装成友爱的民族，伪装成平等的国家。
在这一解释中，定居成了人类道德堕落的开端。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充分解释，那就是：定居本身又是如何发展成为人类普遍的生活方式的呢？柄谷行人猜测，定居是从上一次冰河期结束之后人类被迫从狩猎转向捕鱼开始的，因为渔业需要难以搬动的渔具，这促使人们定居在河口附近。也就是说，定居是偶然发生的。而一旦定居发生之后，紧接着就必然会发生农作物种植和动物驯养，农业随之产生。根据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猩猩》书中的观点，定居农业团体相对于游动采集团体的优势在于农业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虽然营养水平更差），因此可以在战争中获胜，从而把后者挤到资源贫乏的边远地带，最终完全消灭这种持续了几百万年的人类生活方式。
戴蒙德的观点可以解释定居为什么会占上风，但这里暗藏着一个前提：人类群体对于自然资源的争夺是一直存在的。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前史也充满了惨烈的战争。这个前提类似于当代人类学家普遍采纳的马尔萨斯版本的唯物主义：人口压力，或更确切地说，人口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是人类文明（技术、组织）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综合柄谷行人的猜测和马尔萨斯版本的唯物主义假说，一个更全面的观点是，渔业发展和人口压力都促进了定居革命乃至农业革命的兴起，其中，生产活动的转变是内部因素，部落战争则是外部因素。
对于定居起源的忽视，可以说是保护了柄谷行人对于原始社会中存在着“自由、平等、友爱”的理想社会的想象。正是这种想象，支撑起了柄谷行人对于未来社会进步到“永久和平”的大同世界的信心：这本来就是定居出现之前的几百万年间人类生活的惯常状态，已经深深植入了人类的生物基因和文化传统，成为了弗洛伊德所谓的“强迫性重复”、“被压抑物的回归”的无意识的心理动力。很明显，柄谷行人是个卢梭式的性善论者。但是，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暗藏于人性深处、起源于漫长的远古时代的善良品质之上，这种虚无缥缈的设想反映出柄谷行人在现实中缺乏有效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手段，例如，他在日本曾经尝试推动的“新联合主义运动”（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就没有获得成功。
更重要的是，如果定居是人类走向不平等和不自由的关键，那么在逻辑上可以得到推论：重新恢复游动的生活方式是重建自由平等社会的前提。但这似乎是难以实现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不知是无意中的遗漏，还是有意的回避，柄谷行人在这本著作中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2、国家机器的起源、发展和终结
柄谷行人认为，国家机器产生于人类群体之间的互动——战争，而不是从单个群体的内部产生的。人类群体之间频繁的交战一方面催生出了用暴力统治一切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臣民用服从统治来换取免于外人侵略和分享战利品的好处。这个解释和定居革命一样面临进一步的追问：人类群体之间的频繁交战是何时产生、如何产生的？柄谷行人只是简单地说，定居带来了剩余产品的储备，进而带来了不平等和战争，但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理由。而且，在追问定居的起源的时候，我们也已经发现了其中暗藏的前提就是战争是人类的一种常态。
柄谷行人把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国家机器的形态分为三种：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主协商制（贵族民主）、中世纪西欧日本的家臣分封制（封建）、近代西欧的绝对王权制或亚洲美洲非洲的亚细亚集权制（专制）。柄谷行人借鉴了卡尔·魏特夫的研究，把国家机器的形态和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认为边缘国家处在一种与中心国家若即若离的有利位置：由于并不太远离中心，所以能吸收中心国家的物质文明成果，同时，由于并不太靠近中心，所以又能拒绝中心国家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影响（入侵），从而保持本国的独立性。古希腊（波斯帝国的边缘）、近代西欧（阿拉伯帝国的边缘）和日本（唐帝国的边缘）、英国（西欧的边缘）都是这样的例子，由于有大海的相隔，所以既能开展贸易，又能避开侵略。
3、相似结构的反复出现，以及超越的契机
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却也是千真万确的。人们之所以摆脱不了对于前人的重复，正是因为他们身处其中的环境或结构，常常是大同小异的。本书最突出的优点，就在于确认了历史演进过程中反复出现的这种相似性，并透过表面事件的相似揭示出深层结构的相似。
具体来说，在国内政治方面，通过对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的解读，柄谷行人展示了独裁者是如何借助祖辈的光环把自己伪装成各方利益的代表从而获得各方支持的。这方面有两个近在眼前的例子，在此不便细说，你懂的。
在世界历史方面，柄谷行人根据世界体系理论，把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归纳为帝国争霸时代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和一国独霸时代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交替出现，每一个时代大约持续60年（一个甲子）：1750-1810是荷兰退位、英法争霸的帝国主义阶段，1810-1870是英国独霸的自由主义阶段，1870-1930是美德争霸、英国挣扎的帝国主义阶段，1930-1990是美国独霸的自由主义阶段，而1990年之后至今则是美国四面楚歌、欧亚大陆群魔复兴的帝国主义阶段。除此之外，借鉴了长波理论，每一阶段都对应着一种引领全世界资本积累的“世界商品”，从1750年以来分别是：纺织品、轻工业品、重工业品、耐久消费品（家电、汽车）、信息技术产品（电脑、手机、互联网）。
在当今世界，过去曾经辉煌一时的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清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日本帝国纷纷死灰复燃，加上不甘二流的大英帝国、新兴的德法-欧盟帝国和靠金融吸血维持余威的美帝，各个地域集团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未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技术红利和中国变身世界加工车间的人口红利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资本的利润率将会下降、地域集团之间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因此，最终似乎不可避免将会通过一次决定性的世界大战来消灭过剩资本、排定列强座次。在柄谷行人看来，唯一可以抱有乐观希望的是，世界大战由于暴露了国家机器和资本主义的真面目、引发了人们的和平渴望，因此也蕴藏着“世界同时革命”的可能性，从而结束这个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暴力欺诈的国家机器和“强权即正义”的世界结构，催生出一个真正“永久和平”的世界共和国。
4、交换样式的创见和局限：交换重于生产（和再生产）？
柄谷行人在《世界史的构造》中借鉴卡尔·波兰尼的理论，区分了人类自古以来的四种“交换样式”：D汇聚（游动群体），A互酬（定居群体），B掠夺-再分配（政府），C商品-货币（市场）。他认为，未来社会进步之后，人类的交换样式将“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恢复到最古老的“汇聚”，即纯粹的赠送：赠送的一方不要求任何回报，受赠的一方也不会觉得自己欠对方的“人情”而有回礼的责任（反之，赠送就不是纯粹的，就可以称为“互酬”）。在这样的交换样式之下，社会就会达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状态，战争就会远离人类。
以上的概述中，“D汇聚（游动群体）”是笔者的个人理解，与柄谷行人的说法略有出入。在书中，柄谷行人将此称之为“交换样式X”，并认为这是“在更高层次上”对于交换样式A互酬的恢复，也就是纯粹的赠与。笔者认为这是柄谷行人的疏忽，因为他很明显把“汇聚”与“互酬”做了区分。
对交换活动的强调，来源于柄谷行人对国家机器的关注，因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进行掠夺和再分配式的强制交换，而在一个等级分化的社会里，这一强制交换几乎总是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却干着劫贫济富、锄弱扶强的勾当。福利国家的虚伪性就在于此。用鲁迅的话来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的时代不过是劳动者“坐稳了奴隶位子”的时代。而一旦遇到政治经济对抗（冷战）和军事战争，狼外婆的真面目就会暴露无遗，弱者只有被抓去做壮丁做炮灰的份。
借助柄谷行人的批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某些中国学者所谓的“左派向政府要福利、右派向政府争自由”的左右两派其实是一丘之貉。试想，如果左翼要求权力介入来减少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右翼要求权力介入来减少经营活动的不自由，那么最高权力就可以左右逢源、稳坐钓鱼台，让左右两派互相牵制、都对自己的主持公道寄予厚望，还能有什么统治比这更轻松愉快的吗？
通过“交换样式”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历史的演进，可以说是本书最大的创见，但这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盲点：柄谷行人过分夸大了交换活动的作用，试图以此为基础来解释人类社会形态的整个演进过程。然而，由于忽视了人类生活的真正基础——生产和再生产，“交换样式”理论并不能充分地解释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四种交换样式分别是如何出现、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占据主要地位的，而只能对事物存在的形态进行分类辨别。
为什么生产和再生产比交换更加重要？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每天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生产和再生产这两项活动上。
从生态-能量系统的角度来看，生产就是利用外界能量来服务于人类的过程，可以看做是最基本的生物活动——新陈代谢的一部分。人类和动植物在生产活动上的差别，在于所调动的外界能量大小（能量输入乘以转化效率）的不同。在人类历史上，生产活动的主要类型经历了采集狩猎、园艺（刀耕火种）、农业（种植养殖）-畜牧业、工业的发展，所调动的外界能量越来越大：从早期利用生物运动和植物燃烧产生的能量，到工业革命以来的化石燃料、原子能。这些能量被用于生产、再生产、交换等各种人类活动。
再生产则是人类劳动力得到恢复和补充的过程，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其产品不是有形的物品，而是无形的劳动力。通过再生产活动，我们自己的体力（身体）和精力（精神）得到恢复，并且养育下一代，使他们补充到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大军之中。饮食、休息、玩耍、社交是最主要的再生产活动。
一个群体的生产方式（即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组织方式）受到这个群体所面临的生态-人口因素的制约。再生产的方式则由生产方式衍生出来，和生产方式互相配合。决定我们的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正是这些我们每天时时刻刻都在做的事情、我们的日常生活：生产和再生产。交换的方式也是从中产生的。笔者的猜测是：汇聚的交换样式产生于游动的采集狩猎群体的生活方式，互酬的交换样式产生于定居的农业群体（种植养殖）的生活方式，掠夺-再分配的交换样式产生于战争胜利后对战利品的瓜分，商品-货币的交换样式产生于矿业和武器制造业，而最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商品则来源于两种特殊职业：妓女和雇佣军。
在这四种交换样式中，商品-货币是最晚出现的一种，也是最纯粹、最自由的一种交换样式，因为它最大程度地排除了交换者的人际关系因素：汇聚带来了群体归属感，互酬带来了尊卑差别和羞耻感，再分配带来了主奴关系和罪恶感，这些交换行为都附带着一定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纽带。然而，商品-货币交换则有能力使“一切固定的都烟消云散”，这造成了一种全新的情感：焦虑感，也就是为了逃避孤独而竭力引起别人关注。
交换活动只是第三重要的人类活动，因为生产活动和再生产活动有很多是不需要交换而由一个人独自完成的。交换活动变得不可或缺以至于无所不在，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带来了流水线劳动分工（因此需要交换才能生存）和全球化产业分工（提供了交换品）这两大因素之后才发生的。非人格化的生产带来了非人格化的交换。但是，我们不能把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情况当作是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直如此的。把交换活动当作是最基础的人类活动，就是犯了这种以己度人的错误。
5、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和宗教仍然重要吗？
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只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渠道。人这种特殊的劳动者不仅需要体力的恢复，还需要精神的激励，而“想象的共同体”正是精神力量的源泉。
对于大多数当代人来说，虽然民族和宗教有时仍然能够激起强烈的感情，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想象的共同体”；最重要的“想象的共同体”乃是：家庭、“朋友”（同乡/同学/同好）、流行偶像、团队竞赛。
以下分别说明几种典型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家庭，“朋友”，流行偶像和团队竞赛。
“民族”这一虚构的集体形象曾经欺骗劳动者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充当炮灰，但这只是在特殊的时期：国与国发生激烈对抗（尤其是军事上）的时期。除此之外，在大多数时候，民族的宣传口号对于普通大众是无效的，因为不管是为谁打工都一样是打工，对于个人的社会地位而言，阶级（雇佣和被雇佣）和阶层（中上层、中下层、底层）造成的等级差别才是最常见的和影响最直接的。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际政治局势的紧张，民族主义宣传在各国也是愈演愈烈，因为大量外来移民以更低的工资水平抢走了中下阶层的本地人的工作，比如穆斯林移民在西欧、墨西哥人在美国。
在社会福利体系不完善的国家，最重要的“想象的共同体”是家庭：父母在子女身上的付出是期待得到回报的。家庭正是中国传统儒家的理想秩序，简而言之就是“父慈子孝”：处于“君/父”地位上的人必须主动施以慈爱，处于“臣/子”地位上的人必须回报以忠孝，与此同时，如果父不慈，那么子就可以不孝。家长制的家庭是近代以来“民族”想象的模板：“民族”领袖就像是一家之长，“民族”同胞就像是家族成员。但是，这个秩序的漏洞在于，过于仰赖君父的个人能力来维持其运行。一方面，由于君父所拥有的资源远远多于臣子，君父的赠送将会让臣子无力偿还，为了报答君父的恩情，臣子只有无条件地为君父服务，于是，在现实中就产生了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关系，臣子失去了理论上的自由：臣子不得不忠孝。另一方面，由于君父拥有分配资源的权力（慈爱的表现就是分配资源），所以，君父可以通过奖惩措施来获得对于慈孝规范的最终解释权，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因此，在现实中，君父往往会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独断专行，“朕即国家”。遇到明君的时候，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一旦遇到暴君或昏君，而臣子又不得不尽忠，就会发生“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悲剧，臣子再怎么苦口婆心，也影响不了昏庸无能的君父。
需要指出的是，柄谷行人对于互酬并没有提出批判。这与他对掠夺-再分配（以国家机器为代表）和商品交换（以资本为代表）的批判性态度完全不同。他虽然提出了在互酬之前存在着“汇聚”这一纯粹的赠与，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并没有把两者的区别贯彻始终，甚至认为未来的理想中的交换样式X是“在更高层次上”对于交换样式A互酬的恢复。不仅如此，他还把“民族”和宗教看作是想象中的互酬共同体，并认为其缺点并不是互酬，而是用美好的想象掩盖了不平等不自由的现实。笔者认为，这可能是柄谷行人的疏忽或误认。这一错误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日本文化中无所不在的互酬式的道德规范，以及柄谷行人长期以来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的职业习惯。不得不再次指出，互酬是以私有制为前提的，而且包含了专制权力和封建式人身依附的萌芽，对于这种温情脉脉的交换方式，我们不得不加以警惕。比如，家庭中发生了大量不为人知的悲剧，在古典小说戏剧、心理疾病临床案例、“父母皆祸害”这样的网络论坛中比比皆是、触目惊心，集中体现了互酬式交换的弊端。
在农民工或移民劳动者聚集的城市里，“朋友”（同乡/同学/同好）也是一种重要的“想象的共同体”。除了在精神上互相交换“承认”以获得“存在感”、减少孤独感之外，“朋友”往往在劳动者结婚之前或升官发财之前承担着许多物质性的功能，比如分担房租。之所以在“朋友”这个词上加了引号，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大都缺乏共同的长期重大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支撑，因而短暂易逝，个人社会地位的沉浮往往会轻易地瓦解这种“朋友”关系。如果把人际关系看作一种社会资本，那么，现代社会的“朋友”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社会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都不愿为此付出太多的投入。于是，孤独感就成了现代人的一大心理负担，严重的情况下则会发展成为恋物癖、强迫症、抑郁症等心理问题。服务行业和大众传媒即使提供再多的代偿品，也无法真正消除这种因为缺少与他人的真实的联系而产生的孤独感。
如果说家庭和“朋友”的互酬主要是物质性的，流行偶像和团队竞赛则主要是精神性的互酬：粉丝花钱（和时间）看演出、买周边商品，期待在偶像的表演中看到自己隐秘的爱恨情愁在想象中得到共鸣；球迷花钱看比赛、买周边商品，期待自己支持的球队能够赢下比赛，或至少是全力一搏，从而让自己被社会（家长、领导、地主等等）压抑的竞争冲动在想象中得到宣泄；陌生人在球场上或网络上组队进行比赛，期待在一致对敌的团体中获得暂时的归属感，用自己付出的努力来换回队友和对手的承认。
所以，随着宗教、民族、革命这些“宏大叙事”的衰落，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宏大叙事的终结，不如说是从单数的宏大叙事变成了复数的宏大叙事。在每一个迷人的故事中，说故事的人都巧妙地把历史事实和戏剧元素结合起来，让观众在观看和参与中获得超越有限的个人存在、融入更大的集体存在乃至于人类历史无限存在的神圣感。一个上帝倒下了，无数个上帝站了起来。这些“想象的共同体”，这些在“文化工业”流水线上批量制造出来的“精神鸦片”，是现代劳动者在越来越沉重的剥削压迫和越来越疏远的人际关系之下仍然维持着生存勇气和人生意义感、仍然没有普遍陷入精神失调而失去劳动能力的救命稻草，也是现存秩序能够维持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6、资本积累：并非来自劳动剥削，而是异地差价？
笔者认为，柄谷行人之所以把资本积累的根源放在买卖交易而不是劳动剥削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找原因。首先是情感上的原因。对于敲骨吸髓一般的劳动剥削，学者的感受总是不如社会底层的生产劳动者。作为社会中层的专业人员，学者对于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评价有一定的自主权和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不是像普通劳动者一样完全听命于其他人：领导的独断意愿、机构的硬性规定，或劳动力的白菜价。即使学者能够潜入其中看个真切（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他们也很难获得与劳动者同样的感受，因为他们作为专业人员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让他们在经济上始终是有退路的，而劳动者则除了被层层盘剥而勉强过活之外别无选择。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想象和真实毕竟是不同的。
其次是动机上的原因：柄谷行人试图为自己倡导的“拒绝购买”的反资本主义策略寻找理论。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柄谷行人关注的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剥削之后的洗白），而不是剩余价值的产生（剥削过程本身）。在异地的商品交换中，由于价值体系的不同，蕴含在商品里的剩余劳动得到了超额的变现。这在生产全球化的今天是很明显的事实，古代的奢侈品贸易也是如此。但是，柄谷行人并没有认识到，即使在同一个价值体系下，剩余价值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其中的秘密在于失业大军和奢侈品消费。这是他错误理解资本积累的知识上的原因。以下就着重分析柄谷行人的资本积累理论本身的问题，下一节再分析“拒绝购买”这个策略目标的问题。
奢侈品的存在被柄谷行人完全忽略了。这一错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经常出现，最典型的就是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只有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外部、也就是非资本主义的地方，才能消费掉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从而完成资本利润的积累。这一观点和柄谷行人关于异地差价实现资本积累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资本不可能在其体系内部实现利润、完成积累。错误的根源，在于初始假设是错的。这个错误的初始假设就是：无产阶级的劳动产品最终全部都是由无产阶级自己来消费掉的。
实际上，雇佣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并非都是面向大众市场、由劳动者自己消费的必需品，虽然这一部分的产品很重要，既产生了利润，又起到了刺激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总还是有专供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品。不同档次的奢侈品直接对应着不同层次的消费能力的人群，而不会被普罗大众所消费。就像这么一个网络段子：月收入五万以上，可考虑欧美中端游；月收入三万，可考虑低端欧洲游；月收入一万到二万，请选择东南亚游；月收入低于一万，请选择国内游；月收入低于五千，请选择省内游；月收入三千，请选择郊游；低于两千，请选择花生油；低于一千，请选择地沟油；没有收入的，请选择梦游。
奢侈品的劳动成本和租金成本要远高于大众必需品：在劳动环节，精工细作（“工匠精神”）、残次品损失、产品设计、广告宣传等等都需要耗费人力；在租金环节，优质原料、高档商铺、高级技工等等也都价格不菲。如今，奢侈品生产者相当于古代的家奴，而必需品生产者相当于古代的贫农，虽然两者都属于社会中被剥削被压迫的“沉默的大多数”，但地位是有高下之分的。
举个例子。各位，知道江苏苏宁吗？知道广州恒大淘宝吗？
恩，江苏苏宁是中国最高级别男子足球联赛的一支强队，最近花了5000万欧元（接近4亿人民币）只为购买一个26岁巴西小伙子的四年劳动。另一支强队广州恒大淘宝，前不久花了4200万欧元（约3亿人民币）购买一个29岁哥伦比亚小伙子的四年劳动。当今圣上喜欢足球，所以这些老板不惜花大价钱购买世界一流球星来取悦圣上大人，同时也向全世界炫耀一把自己手中的钞票。如此天价的球员转会费说明精英手上的钱有的是地方可以挥霍。
需要注意的是，奢侈消费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浪费，而是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通过象征性地展示自己的地位，奢侈消费可以警告竞争者（攀比）、稳住合作者（提高信用等级）、在下级面前树威（广告效应）、在上级面前示弱（乐不思蜀）。因此，奢侈消费是人类地位竞争赛场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其中比较间接、比较含蓄（“文明”）的一项。在这类竞争中，代价最高、收益也最大的一项是战争。仅次于战争的则是军备竞赛。精良的武器可不仅仅只有象征性的价值。一方面，它能实实在在地起到威慑作用，因为它能在必要的时候直接教训犯上作乱的家伙；另一方面，先进的武器也可以卖出高价，得到巨额的垄断利润或技术租金。体育比赛则是这类竞争中最受群众喜闻乐见、也最习焉不察的一项。在体育比赛中战胜对手所带来的快感十分短暂，几乎从不会持续到第二天，但就是为了这转瞬即逝的、象征性的地位，各阶层、各年龄的人们都乐此不疲，从电子游戏到棋牌桌游，从大小球类到各种竞速，人们把大量精力耗掷在没有生产性的竞技比赛中，以致于有学者提出人是游戏的动物。总之，奢侈品虽然不是维持物质生存的必需，但却是维持社会地位、维持心理生存的必需。奢侈品消费是一场不断升级、永无止境的军备竞赛，地位越高，对奢侈品的需求越大。
考虑到奢侈消费的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最多只是短期现象，而且只是经济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没有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后备军时刻准备着为中产阶层和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贡献自己的劳动，只要能换回温饱即可。国内急速发展的快递行业就是一个例子，并不是因为快递提高了物流的效率，而是因为国内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即使在长期中存在着供大于求的情况，也不会是由所谓的需求不足而导致的消费品相对过剩，而是产能的绝对过剩。产能之所以变得绝对过剩，则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的无序竞争，竞争可以发生在单个的公司之间，但更常见的是发生在地区性的公司集团之间。一开始，他们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利欲熏心、信心爆棚，竞相追加生产投资，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产能的绝对过剩既拉低了产品价格，又抬高了市场竞争的支出，导致所有工业资本家的利润都下降了。于是，如果没有遇到新产品、新技术或新市场的有利时机，而资本家们又要止损，于是就只能减少生产性的投资，转而进入金融市场进行赌博式的投机，最终点燃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导火索：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和破灭。
因此，竞争才是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竞争既造成了间歇性的商品繁荣，也带来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关键生产资源的私人所有为基础、以竞争和逐利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和错误的资源配置。昔日西方列强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用最野蛮的方法来重新排定座次、划分势力范围；今天中国各个地方政府“有限公司”之间的竞争，则导致了产能严重过剩的重化工业和严重负债的地方政府，一步步走向危机爆发的边缘。
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解决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摧毁过剩的产能，也就是所谓“供给侧”的变化：弱肉强食，消灭一部分固定资本。虽然这是唯一的办法而且代价高昂，但资本主义制度毕竟能够度过危机而存活下去。也就是说，想要在经济危机中找到资本主义必然走向自我毁灭的证据是徒劳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只是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实现资源共享和民主决策的有利时机，但机会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有时，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解决过程中伴随着重大技术进步的应用，也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用新技术来淘汰旧技术，结果将会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弥补过剩产能被摧毁的损失。但是，当没有重大技术进步的时候，破坏的代价就会层层往下转嫁给“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可以采取国家财政补贴下的企业破产重组（企业“瘦身”、“减员增效”、“下岗再就业”），或者拆东墙补西墙的金融腾挪（“有毒资产救助计划”、“债转股”），把之前错误投资的坏账赖到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身上。对于当今这个已经高度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具有货币霸权的少数国家在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还可以通过所谓的“量化宽松”来滥发货币，把坏账往弱小的国家身上甩。这些“温水煮青蛙”的办法都是“文明”国家采取的“文明”办法，因为大国之间撕破脸皮直接开战的代价太高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实在太过惨痛，不到万不得已，不到羊毛被剪完、羊群终于一无所有被逼上梁山的时候，“文明”国家并不愿意选择这个风险最大的解决办法。当然，局部地区的代理人战争作为试探对方应手和销售本国武器的手段是屡试不爽的。
为了拖延经济危机的到来，资本家真正是聪明得很！面对大把烧钱的市场竞争，小资本家选择了投诚，大资本家选择了合作。比如，苏宁已经接受了阿里巴巴集团的注资，苏宁和淘宝已经是亲戚了。在国内创投资本最活跃的互联网领域，近几年来的大公司合并愈演愈烈，资源越来越向百度、阿里、腾讯等超级大公司集中。而且，这种趋势不仅是在国内的互联网行业，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都在加速进行。2015年，是有史以来并购交易额最大、百亿美元级别交易数量最多的一年：南北车合并了，陶氏杜邦合并了，百威英博（哈啤）1200亿美元收购萨博米勒（雪花），戴尔600亿美元收购EMC，辉瑞（伟哥）1600亿美元收购艾尔建（玻尿酸），壳牌700亿美元收购英国天然气。
层出不穷的公司兼并收购意味着减少由竞争带来的成本。当然，并购后的下岗分流也是常见的财务手段。但这并不是合并的主要因素，因为即使不合并也能裁员。并购的真正目的，除了减少本行业内部的竞争之外，其实是为了更大的竞争，既是和同行的竞争（同行的其他公司也会互相兼并组成更大的公司），还包括和上游供货商、下游采购商的竞争。因此，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资本家会乐于看到另一个行业产生出一个独家垄断的巨头，即使劳苦功高如微软这样为资本主义带来新的增长点的大公司，也依然在世界各地被其他大公司和当地政府提起反垄断诉讼，一度面临被分拆的危险。
顺便需要指出，资本利润的下降，即使伴随着工资份额的上升，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劳动者地位的上升，而很可能意味着不思进取的封建地主式经济的复兴。只需要明白三个基本公式就可以理解这一点：1.利润=销售额-成本，2.销售额=价格*销量，3.成本=生产成本（原材料价格、劳动工资、土地租金、资金利益、税）+市场成本（竞争）。从这几个等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利润不仅取决于成本，也取决于销售额。在销售额方面，价格受到市场竞争的影响，竞争越激烈，价格就越低。在成本方面，劳动者的工资只是成本的一个部分，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而且，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工资的构成，就会发现其中同样包含着土地租金（屌丝的房租或中产的房贷月供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房屋的生产成本，其余都是租金）和市场成本（子女升学考试的军备竞赛开支、具有炫耀性和攀比性的社交仪式开支），甚至连维持基本生存繁衍的必需品开支中也包含着这两项非生产性的成本。因此，表面上看是工资份额上升挤压了利润的空间，但实际上，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并没有真正的上升，上升的是各种租金、税金和市场竞争成本，其中，租税进了地主老财的腰包，市场竞争成本则是对生产没有帮助的纯粹浪费。
总之，借助于失业大军和奢侈品消费，资本可以在本地的生产-消费循环中完成积累，而异地交换所赚取的差价只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指挥官是决定人们如何劳动的资本家，以及幕后影响甚至操纵着资本家的各级官僚，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正确分析的起点。
7、大众消费：资本的薄弱环节？
柄谷行人指出，工人阶级在社会民主党（信奉劳资协商的工会）和凯恩斯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不可能成为现存秩序（资本-国家-民族的合体怪兽）的掘墓人，他们甘于自己受雇佣受指使的奴隶地位，唯一的要求只是统治阶级多给他们施舍一点“面包和马戏”。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工作”这个激进的口号蜕变成了在私有产权-雇佣劳动制度之下讨价还价的手段，以罢工为武器的工会不再有能力去改变这个打着自由旗号的现代奴隶制度。
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研究上，柄谷行人主要借鉴了马克思的分析，但在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上，则主要借鉴了欧文的合作社“罗奇代尔原则”和蒲鲁东的替代性货币计划“国民银行”，提出了“拒绝购买”和“区域性货币体系”的建议。然而，这两个建议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资本家必须出售其商品才能实现利润，这被马克思称为资本“惊险的一跃”。基于此，柄谷行人提倡通过“拒绝购买”来对抗资本家。这背后的理论基础是资本积累来源于异地交换的错误观点，对此，上一节已经做了分析。这里要说明的是，“拒绝购买”的策略不仅在理论上根据不充分，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行的：拒绝购买某些特定的商品并不能打垮整个资本家阶级。
虽然柄谷行人正确地看到，没有生产的支持，消费者除了接受资本家的商品之外别无选择，然而他却忽视了生产过程本身就受着资本家和政府的层层盘剥：资金、土地、原材料、基础设施都掌握在资本家和政府手中，这些生产要素的数量是有限的，其所有者只要收取租金，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把技术进步（物质技术、组织技术）带来的收益全部拿走。因此，处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重重包围之中的生产合作社无力影响到整个市场，也无法获得超额利润来支持消费合作社。到头来，现实中的合作社只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补充，在“理想”的旗号下帮助资本家开辟新的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沦为又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类似于十九世纪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共同体，而无法像它自己设想的那样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终结者和替代者。
除了“拒绝购买”之外，柄谷行人的另一个建议是独立的区域性货币体系。然而，没有生产的支持，没有一定的资产作为信用基础，货币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最多只能起到内部记账的功能，而无法在对外贸易中获得购买力。独立的区域型货币体系的前提是独立的区域性生产体系，需要有耕地、能源、矿产这些基础资源和水利、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这绝非一个较小的区域能够完成的任务。即使拥有了所有这些条件，政府税收也可以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独立的区域型生产体系的前提是独立的政府，一个国中之国，但这不可能仅仅通过生产合作社来实现，因为生产合作社本身就要依靠独立的政府。
资本主义真正的薄弱环节，仍然在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正所谓商场如战场，在普通情况下，这种竞争会以产品价格战（低价倾销！）、资源价格战（高价收买！）、公开撕逼（3Q大战！）、背后捅刀（乐视举报快播！）等形式展现出来。而在最激烈的情况下，在用尽各种经济和政治手段之后，这种竞争就会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军事战争。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激烈竞争的时候，统治阶级一方面因为无暇他顾而放松了对群众自发组织的警惕，甚至还会试图拉拢群众自发组织，另一方面则会在向下层转嫁竞争成本的过程中暴露出欺软怕硬、智商拙计的真面目，从而失去其原先用来吓唬人的权威形象和用来笼络人的慈爱形象。这时，就有了一定的空间可以开展经济上的游击战和政治上的宣传教育。
因此，就像统治阶级常常“挑动群众斗群众”一样，挑动和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应该是反对派的基本战术之一。作为消费者，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最大程度地利用商家为了吸引顾客而推出的各种优惠，因为消费者得到的实惠就等于资本家损失的利润。作为打工者，就是要有勇有谋地和老板作斗争，尽量为自己争取更高的报酬：普通工人可以联合本公司的其他工人，用偷懒、罢工、占领生产场所等各种要挟手段来逼迫老板让步；专业技术人员则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能力掌握本公司的核心技术或销售渠道，从而在工资谈判中占据优势。作为政治反对派，当统治阶级发生内部分裂的时候，就要寻求和暂时处于弱势的那一方进行联合，让这种狗咬狗的争斗尽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这些斗争，尤其是工作场所和政治领域的斗争，都包含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必须量力而行，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在给自己留好后路的同时争取斗争的成功。成功的斗争不仅打击了敌人，更重要的是鼓舞了本方的士气，让那些原先摇摆不定的观望者也开始跃跃欲试。
总结一下，统治阶级内部绝非铁板一块，不同的资本家集团之间、不同的官僚集团之间以及官僚和资本家之间时时刻刻存在着竞争，这就给群众斗争留下了广阔天地。
8、前景（“整合性理念”）优于蓝图（“建构性理念”）：知识分子优于工程师？
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固有的薄弱环节，并不意味着它就会自动走向灭亡。能否抓住这一薄弱环节所提供的机会，走向一个资源共享、民主决策的新社会（也就是柄谷行人所谓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永久和平”的“人类共和国”），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努力，取决于反对派精英与统治阶级精英之间的较量。为此，就需要制定正确的战略方向，运用灵活的战术手段。换句话说，重要的是政治！
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既然是斗争，就不会有一个确定的结局，就会经常出现以弱胜强、以下克上的奇迹。有确定结局的那不叫斗争，那叫实力碾压。既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就意味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需要有意识的集体分工协作，还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借力打力”。
在总体战略上，政治就是分清敌人和朋友，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劳动人民的敌人就是敲骨吸髓的资本家、地主和各级官僚，资产越多、官位越高，罪恶就越深。劳动人民的朋友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甚至连那些代表着资本家和官僚来欺压群众的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和金融业工作者（帮闲文人不包括在内），其中的大多数也可以是潜在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劳动即使在没有压迫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也还是有用的，比如处理信息、调配资源、组织劳动等等，更不用说他们由于自己的职业而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便于去瓦解统治机器、发展抵抗力量。反过来，如果不分清敌人和朋友，搞无差别式的攻击，就会陷入恐怖主义破坏的死胡同，事倍功半、只开花不结果。
在具体战术上，政治就是分清主次，分清轻重缓急，保存并扩大自己的有生力量，集中优势力量各个击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中国劳动人民直接面对的敌人就是中国的资本家和官僚，因此社会进步的首要目标就是推翻他们的统治，一切行动都需要围绕着这个目标。在战术方面，棋类游戏和团队体育比赛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比如弃卒保车（象棋）、弃子取势（围棋）、试探应手（围棋）、攻其一点（篮球足球）、声东击西（篮球足球）、稳守反击（足球）等等。
柄谷行人对国家机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这在当前中国学者无论左右、无论朝野都普遍倾向于国家主义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必要。然而在政治上，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柄谷行人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和实践。他的两大战略方向“拒绝购买”和“独立的区域货币体系”都不可能取得理想中的结果，现实中也确实遭到了挫折，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错误的根源。而在战术上，他似乎陷入了知识分子的两个典型误区：纸上谈兵和对牛弹琴。前景优于蓝图的想法是纸上谈兵，游行改变社会的策略则是对牛弹琴。
柄谷行人引用康德的理论，把纸上谈兵的意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抽象前景（“整合性理念”）优于具体蓝图（“建构性理念”），因为具体的、可实现的目标（即“建构性理念”）会导致暴力改变社会的雅各宾式冲动，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抽象目标（即“整合性理念”）则既能调节追求社会进步的实践行动，又能避免专制的冲动。文科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此展现无遗，工程师式的头脑被无辜地看作是潜在的暴君。这个所谓的“整合性理念”，类似于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家索雷尔笔下的“神话”，作用在于唤醒人们的斗争意识，但并不能代替具体的行动方案。
当然，柄谷行人也注意到了，马克思似乎反对关于未来社会的一切构想，不管这种构想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共产主义不是应该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种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在马克思这个革命家眼里，所有知识分子描绘的未来都是可疑的空中楼阁，“别和我谈理想，劳资已经戒了”，这种态度体现了实践者对于理论家的优越感。
其实，不管是推敲细节的工程师、描绘愿景的知识分子，还是台前幕后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这几种角色都承担了社会进步事业的一部分任务，彼此之间本无需争出一个高下，也不必越俎代庖。社会进步是一项集体性的事业、一场集体性的斗争，需要合理的分工来发挥每个人的长处。笔者认为，对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的坚持，其实是柄谷行人为自己在政治实践中的失败经历寻找体面的借口，借此，他可以在不用检讨失败原因的情况下继续保持激进的批判姿态、继续去设想一个不同于现存秩序的未来前景。
9、推动社会进步：非上街游行不可吗？
在柄谷行人看来，游行示威作为一种战术，是民众教育的最佳手段，因为在游行示威中，人们会立即实现“主权在民”的状态，人们的政治身份会戏剧性地从作为统治者奴隶的臣民变成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据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的年轻领导人就很受柄谷行人理论的影响。
然而实际上，游行示威只是双重的对牛弹琴。一方面，游行示威者试图和自己的敌人讲道理，但是，讲道理只是朋友之间解决争议的方式，对于敌人则并没有什么卵用。主权在握的统治阶级在游行示威中并没有失去权力，反而是重新确认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游行的组织者希望通过游行唤起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但对于民众而言，游行只是一场象征性的狂欢节、一次独特的假期，和现场观看文体表演或参加城市马拉松跑步没有本质区别，狂欢过后，狗血的日常生活依然照旧。参与游行的民众不会从中得到能力和意识的提升，反而是重新确认了自己处在被统治地位的无能和无助，甚至可能在对于统治者的期待落空之后不再关心政治。
游行的结果，只是向统治阶级传达了民众渴望改变的意愿。但是，统治阶级掌握了宣传机器和暴力机器，可以用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来拒绝改变、维持现状。比如，用换汤不换药的把戏来象征性地回应民众意愿（例如美国总统选举），或者把民众愤怒的火焰引向其他国家、其他种族（例如希特勒煽动仇恨犹太人），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通过武力镇压来杀鸡儆猴（例如你懂的）。当然，统治阶级有时也会顺水推舟地借助民意来改变一些已经形同鸡肋的政策或制度。笔者认为，柄谷行人对于游行示威的强调，依然是源于他个人特殊的政治经验，尤其是六十年代反对日美安保新条约的日本民众游行。
希望通过民众的游行示威（尤其是“合法的”、“非暴力的”游行示威）来迫使统治者做出让步、甚至乖乖交出权力，是一种浪漫的空想、一种机会主义的政治倾向，这在中国右翼反对派文人中十分常见，甚至他们还发明了“围观改变中国”这样自欺欺人的奇谈。
与之相比，中国左翼反对派文人的政治头脑也并不高明到哪去，甚至更加愚蠢，他们希望通过书斋里的革命、通过口头上的宣传教育让广大劳动人民产生反对资本主义的觉悟。这种想法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停留在十九世纪西欧特殊状况下的观点：工人一旦觉醒，就会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社会主义革命的急先锋。正如社会主义革命派的思想家马克思所说，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获得了现实的力量。然而，掌握群众的并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实践活动的成功果实。只是因为实践获得了成功，实践背后的理论依据才会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同。十九世纪资本主义转型期的西欧工人反抗运动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有一些反抗采取了非常激烈的手段，因此，倡导全面变革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获得了一定的生命力。但是，全面变革的理论最终并没有占据上风，最终掌握工人群众的是细微改良的理论，或者说是在国内改良、去国外搜刮的理论，这主要是因为率先采用福利国家制度的德国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同样的道理，俄国布尔什维克1917年、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政治成功，以及苏联共产党1930-1940年代的经济、军事成功也一度复兴了社会主义革命派的理论。反过来看，十九世纪后期西欧工人运动的保守退化和二十世纪共产党国家的官僚阶层反革命也都证明了实践优先于理论，仅仅采取宣传教育的手段是不行的。先知先觉、先行先干的永远是少数精英，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很难摆脱统治阶级的宣传机器的影响，即使他们有时能够凭自己的本能做出一些挑战现存秩序的行动，他们还是很容易被统治阶级的宣传所蒙蔽，或者臣服于统治阶级的威逼利诱之下。只有带领群众在反抗旧秩序、建设新秩序的行动中不断地取得胜利，才能帮助他们获得超越现存秩序的意识和信念。
然而，在当代中国的左翼反对派文人那里，单纯强调思想启蒙的行动策略因为完美地推卸了他们的政治责任，契合了他们依附于统治阶级的职业性质和专注于精神生产的工作内容，因此依然被奉为真理。他们不管现实状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于工人反抗运动早已被磨平了棱角的现实充耳不闻，仍然套用过去的理论，把推翻资本统治和官僚专权的赌注下在了广大“受侮辱和受损害的”普通劳动者身上，可谓是缘木求鱼，极其愚蠢、极其懒惰。在本质上，这和右翼反对派文人把推翻官僚专权的赌注投向新兴资本家（比如国内外的互联网大佬）、受损害的中产阶层市民（比如城市居民小区的业主）和底层流氓无产者（比如有官方背景而暴力反抗城管的小摊贩）身上是一样的，都是一厢情愿的政治投机。既想指点江山、做社会进步的先知，又想背靠着权力和资本的大树、在象牙塔中讨生活而不愿意承担带头的风险，这种一本万利的事情怎么可能呢？难道社会进步事业只能“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那么，正确的道路在哪里？笔者的答案是：为社会进步这个目标服务的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尤其是消费合作社）被柄谷行人赋予了在经济上“和平演变”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错误笔者已经在前文指出。虽然如此，生产合作社仍然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必由之路，因为它不但能为进步力量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而且是最好的大众教育手段。为了让奴隶站起来反对主人，不能仅仅试图通过理论来说服，而是要用行动来体现出理论的优越性，具体来说，就是要让人们在自由劳动和自由联合中品尝到翻身做主的滋味，感受到资源共享和民主决策带来的生产效率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并且在这样的生产和生活中克服自己的偏见和弱点、提高自己的技能和勇气。
在现实中，这样的合作社必然会遭到资本和政府的围剿，因此，必须尽可能减少雁过拔毛的租税开支，并利用各种手段套取资本和政府手中的资源。这些工作也是对于先锋队的组织建设的考验。
合作社的经营领域，需要从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技术投入和劳动投入来代替固定资本投入的行业开始，例如教育培训、信息咨询、出版传媒、软件开发、工程设计等行业，从而在发展的初期减少经营成本，并获得垄断利润（“信息不对称”租金）。
生产合作社必须追求最大的利润，因为超过平均水平的利润既标志着有效率的生产，也意味着在市场竞争中成功地侵蚀了其他资本的利润。利润不是生产合作社的最终目标，而是达到最终目标的必要保障。最终目标是政治性的：推动社会进步，推动旧制度、旧统治阶级的瓦解和新制度、新秩序的形成。
总之，生产合作社既是经济上的游击战、运动战，又是文化上的正规战、阵地战，它比单纯的革命密谋或单纯的宣传教育都有更加牢固的物质实践基础，是反资本主义斗争应该长期经营的战略后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只有在积极发展生产合作社的前提下，各种政治手段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游行示威可以起到两个战术作用，一是局部破坏敌人的经济生产，二是扩大社会进步事业的群众基础，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并且锻炼他们的能力；宣传教育也就不再会沦为纸上谈兵，而是能够起到为生产合作社和先锋队招揽人才的广告效应。
没有觉悟的行动是盲目的，没有行动的觉悟是空洞的。在实际斗争中，行动和觉悟之间往往会存在差距，有时行动在先，有时觉悟在先。努力的方向是缩小行动和觉悟之间的差距，让落后的那一方尽快迎头赶上，让行动和觉悟两者互相促进。目前的情况是，左翼知识青年的思想觉悟已经大大超前于他们的实践行动，而他们还在继续执着于理论思辩和知识学习，进一步拉大觉悟和行动的差距。高尚的觉悟是安全的，因为一旦开始行动，就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各种危险。然而，空有觉悟并不能改变现实。现在需要的是跳进现实的泥沼中，与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和统治阶级展开一场混战。随着国内经济危机和国际政治冲突的迫近，大规模群众斗争的好戏即将再次上演，必须通过今天的小规模先锋队战斗为将来的大规模群众斗争做好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