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与乌托邦》是一本由[墨]萨穆埃尔·拉莫斯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页数：16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面具与乌托邦》读后感(一)：给大白话鼓掌

　　

可能以现在的眼光再读这本书，它过于文化相对主义（作者在最后也确认了这样的批评），哲学性其实并不高，对现象的成因也缺乏解释，甚至还对美洲原住民有着近乎歧视的态度，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种“说出大实话”的“白话文”作品。但是人民需要的正是这种作品，能够告诉人们一个地方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做什么来改变的书，简单的思想却并不影响其深刻，准确地指出了墨西哥人民的问题（就是“自卑”，作为殖民者的后代迷失乃至失却了自我）。即使在今天，我想这也是真正能够面向大众、和他们对话的书和学者。

作者的“卖弄学问”一节和整本书一起，更加引发了人的思考。在社科学术越走越中产、越走越“精致”的今天，不仅是学术上的专著和论文、乃至于学者们在社交网络上的文章和发言都极尽专业用词，对一个现象要从头至尾分析好几百字，带着一群追捧权威的中产百姓（“小资”？）陷入一种精英的狂欢，以对某个现象能够分析得复杂、透彻（“解构”“建构”）、头头是道而自豪。对一个社会问题探究到其本质当然有用，可是如果只是自我陶醉却不将这种问题的本质尽力传播回到问题的土壤那里，那么它究竟意义何在呢？我想，可能今天的学者谈论墨西哥人和文化可以根据不同的context谈出花来，却很难把这样的知识让大众去探讨、谈论。有的人还更愿意用相对来说晦涩难懂的句子在普通人面前发言，以显得自己高于很富有学识、高于其他人。

我们需要这样的大白话，因为思想固然美丽，但能够诱发行动的思想也许才称得上触动人心。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可能会很难过地发现，全球仍然需要作者所谈及的正确认识自我、走出自我中心、在多元间形成独特的文化这些简单又真实的大道理。

　　《面具与乌托邦》读后感(二)：滕威| “在大西洋的这一边，哲学思想也有着长长的海岸线”——“拉美思想译丛”总序

　　

一

长久以来，当我们说起外国哲学、思想或理论时，大家一般想到的都是欧陆或英美的巨匠与杰作，但一问及第三世界的，比如拉美和非洲的思想史，大家几乎一无所知。每年国内翻译出版的外国理论著作不计其数，但还是译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占绝对多数。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复旦大学历史系拉美研究室、南开大学拉美史研究室等中国最早的拉美研究专门机构译介了一批介绍拉美历史、地理、革命思想的著作，专题文选（比如复旦大学拉美研究室的“拉美问题译丛”），以及一些研究拉美的专著。这些书不仅奠定了中国拉美研究的文献基础，而且直到今天仍经常出现在国内拉美研究学者和学生的参考文献中。八九十年代，虽然随着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拉美”再次成为从学界到大众的阅读热点，但这股热潮却局限于文学领域。各种拉美文学译丛，各种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拉美文学大师的文集以及传记、访谈、论著的出版几乎未有中断。新世纪以来，随着与拉美的经贸往来愈来愈频繁，国内各种与拉美相关的科研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编译出版了不少拉美政治、经济方面的著作。但整体而言，涉及拉美哲学思想、批判理论的译介还是相当稀少。

这其中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苏振兴、毛金里、白凤森等老师翻译的普雷维什、何塞·马蒂、何塞·马里亚特吉以及依附理论，徐世澄老师主持的一系列追踪拉美左翼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的译介和研究成果，为我们展现了拉美思想中的闪光之处；索飒老师的《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把我的心染棕：潜入美洲》等论著为我们打开了瞭望拉美批判思想的一扇窗，赵振江老师对拉美诗歌经年不懈的译介和研究中包含了很多思想史的内容，因为很多拉美诗人同时就是思想家，索尔·胡安娜、奥克塔维奥·帕斯（如《孤独的迷宫》）都是著名的例子。此外，汪晖、刘健芝、索飒等几位老师一起组织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猫头鹰学术译丛”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弗朗索瓦·浩达、海因兹·迪德里齐等拉美当代著名思想者和社会运动领袖的代表作在中文世界中集体亮相。值得一提的还有戴锦华老师对切·格瓦拉研究、对萨帕塔运动（Zapatista）的译介，也是填补国内思想界视野的贡献。在实践层面，刘健芝老师组织、主办，温铁军、戴锦华、汪晖等老师积极参与并协办的“南南论坛”（South South Forum，即至2020年已为第七届会议），每届都会邀请众多拉美知识分子、社会运动人士与会，有效地开敞并拓宽了国内知识界与拉美批判知识分子的交流与对话渠道。

这些译介和研究成果虽然如久旱甘霖，但还是有些单薄。更加全面、系统的译介工作亟待展开，这样才能满足日益壮大的西语专业的教学需求，逐渐为国内拉美研究构建较为完整的知识谱系，为知识界提供更多的拉美参照与拉美思考，以便我们检视历史、探寻多元化的未来。这是我们组织策划这个译丛的初衷。

二

然而，知易行难。与“拉美无思想/思想家”的常识性偏见恰恰相反，“在大西洋的这一边，哲学思想也有着长长的海岸线”，这是当代著名拉美哲学史家爱德华多·门迭塔（Eduardo Mendieta）在《拉丁美洲哲学》（Latin American Philosophy: Currents, Issues, Debate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3）一书导论中的描述。拉美思想/哲学有着极其丰富的美索美洲和前哥伦布时期多元的源头，有着漫长的积累和发展历史，而且几乎覆盖了哲学研究、文艺思潮、政治经济乃至社会运动等各个领域。

更为复杂的是，甚至拉美思想/拉美哲学/拉美理论这类名称背后与其说有固定的内涵和外延，不如说它们从来未能真正划定自身的疆域。借用斯特恩（Alexander V. Stehn）的话，什么是拉美哲学，取决于我们对拉美的理解，也取决于我们对哲学的理解。无论是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1925）还是利奥波多·塞阿（Leopoldo Zea,1948），再到当代的苏珊娜·努切泰利（Susana Nuccetelli），20世纪的拉美思想史研究就是众多理解冲突与纷争的场域——“拉美有自己的思想或哲学吗”“拉美思想是哲学吗”“拉美思想先于拉美存在吗”“拉美思想有原创性吗”……《斯坦福哲学百科》将争论的焦点概括为“存在、认同、特征、原创性以及真实性”（existence, identity, characteristics, originality, and authenticity）。这些持不同立场的学者们被分为三到四种流派：一是普遍主义者（universalist），他们坚决拒绝拉丁美洲哲学的概念，因为哲学是关于普世性的议题的，偶然性和地理性并不应该纳入思考。二是文化主义者（culturalist）, 他们肯定拉丁美洲哲学的存在，因为哲学并非科学，所有哲学思想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带有立场与视角的阐释。没有普遍的哲学，否认哲学的时空性就是自欺欺人。三是批判主义（critical approach），他们认为不可能有拉美哲学或拉美思想，由于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历史包袱，拉美思想中必然携带着欧洲哲学的印迹。还有人提出了族裔的观点（ethnic approach），认为拉美哲学就是拉美各民族人民产生的思想，统一的拉美哲学可能不存在，但不能否定拉美不同人民的思想贡献。

当然“思想”一词的范畴更为广泛，不仅指哲学思想。但仅以“拉美哲学”难以自明为例，就可以想见论证“拉美思想”将会跌入多么深的泥淖。作为译者，我们无意从上述立场中选择位置，也不想卷入“什么是/不是拉丁美洲”“什么是思想”“谁是拉美思想家”等等这些问题的论争之中，我们更希望自己扮演的是传介者，而不是决策者。我们通过翻译让问题和讨论呈现，尽量避免先入为主的判断带来的遮蔽。比如我们不直接回答“什么是拉美思想的拉美性”，但我们可以通过译介诸如瓦尔特·米尼奥罗（Walter D. Mignolo）等人的著述来展现对“拉丁美洲”这一知识谱系背后的地缘政治性的反思。无论欧美学术界是否关注“拉美思想”，无论拉美思想界内部如何激辩传统、自我批判，思想的火焰在拉美大陆从未熄灭过。从前哥伦布时期、殖民时期、独立时期、民族主义时期直到当代（20世纪至今），拉美思想史也呈现出丰富的地层和多样的特征。由于前哥伦布时期的著述零散且有些版本考证尚无定论，殖民时期的思想成果又主要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哲学家或中世纪神学家的信徒们（当然索尔·胡安娜和拉斯·卡萨斯除外），所以译丛的译介重点放在19世纪民族解放与文化独立思潮中的经典著作以及20世纪从“创始者一代”为首的六代思想家（一五年一代、三零年一代、四零年一代、解放哲学、八零年一代，这是拉美哲学思想史的主流分期方式）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近三十年的核心文献则通过编译读本的方式予以呈现。

三

总之，选目择篇是一个反复推敲、论证甚至争论的过程。从2018年1月我们在北京大学举办译丛启动仪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都在跟学术顾问委员会征求意见，不断修订译丛书目。为了避免我们在书目选择上立场先行，我们尽可能广泛吸取建议。我们邀请的学术顾问不仅包括国内对拉美思想学术译介有筚路蓝缕之功的前辈们，还有西班牙、美国、德国、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重要的拉美研究学者。与此同时，我们还参考了阿根廷“拉美社科理事会拉美思想丛书”、委内瑞拉“阿亚库乔文丛”、杜克大学出版社“拉美国别读本丛书：历史、文化、政治”、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泛美研究丛书”等国际拉美学术界公认的经典丛书的书目。总之是希望译丛尽量保持多元性和开放性，不设学科限制——无论哲学、思想、理论、批评还是社会改造经验等等；不设地域限制——无论拉美本土论述还是异域关于拉美的研究；不设主义限制——解放神学、原著民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但会侧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批判与反思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译介。

我们计划每年出版3-5本，希望能持之以恒。虽然因为疫情及出版政策影响，接洽版权、出版印刷等流程会慢一些，不过我们的翻译、编辑工作没有停歇过。所以，译丛的第一批书目终于要陆续问世了。

“拉美思想译丛”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能够顺利展开，得益于中公教育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华南师范大学微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以及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项目的鼎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最后想说的是，关注和学习拉丁美洲思想的原因有很多，“只有顽固的意识形态盲目性和固执的地方主义”（爱德华多·门迭塔语）才能使我们对其活力与创造力视而不见。所以，“拉丁美洲思想译丛”不是一个单纯的翻译项目，我们期待的是更多不局限于西方思想视野的朋友们也能热情参与；我们希望能通过新书发布、专题讲座、工作坊、研讨会等多种方式吸引更广泛的关注；希望既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文学热”之后，国内能掀起“拉美思想热”，从而为思考当下的全球危机吸收别样的思想营养。

2020年6月18日

于广州石牌

　　《面具与乌托邦》读后感(三)：面具即真颜？——谈《面具与乌托邦》

　　

面具即真颜？

——谈萨穆埃尔·拉莫斯《面具与乌托邦》

（原刊于澎湃·私家历史，请勿转载）

《面具与乌托邦：墨西哥人民及其文化剪影》是墨西哥思想家萨穆埃尔·拉莫斯的重要作品，出版于1934年，是拉丁美洲哲学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让拉莫斯成为了墨西哥国民性批判的开山鼻祖。今年8月，这本拉丁美洲的经典思想文献首度引入中文世界，为中国读者带来了一把开启墨西哥思想界大门的不可或缺的钥匙。不过，中国和拉美之间毕竟横跨历史、语言、文化等诸多鸿沟，难以一步跨越。作为中国人，在阅读本书时，多少会在潜意识中代入自身的中国经验或者时代性立场，忽略墨西哥的语境，从而造成新的误读。本文将从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思想界的几位重要人物入手，尝试勾勒《面具与乌托邦》的思想背景，由此进入拉莫斯的文本，理解并反思作者的思想。理解了拉莫斯的思想背景，人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面具与乌托邦》的开创性；同样地，理解了本书的开创性，人们才能更好地借由作者的局限来修正自己的视角，更准确地理解墨西哥、理解拉美，乃至理解自身。

萨穆埃尔·拉莫斯出生并成长于墨西哥西南的米却肯州，父亲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文化素养很高的知识分子。拉莫斯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阅读荷马史诗、《堂吉诃德》、《一千零一夜》等名著，并在青年时期进入医学院学习。不过，父亲的过世对他造成了重大打击。1916年，他陷入了一场改变人生的精神危机。他决定前往首都墨西哥城，在首都军事医学院求学的同时，旁听当时已经有着广泛影响的思想家安东尼奥·卡索的哲学课程。正是通过卡索，拉莫斯充分认识了自己与哲学的关系，走上了耕耘思想的人生道路。

安东尼奥·卡索和另一位墨西哥著名思想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在20世纪初一同发起了“青年协会”，掀起了反对哲学实证主义的人本主义运动，不仅在认识论上反对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等人，也在方法论上拒绝使用实证主义对墨西哥进行社会分析。卡索的研究更多地是从拉美历史出发，认为墨西哥的文化状态，从西班牙人征服起，就一直处于一种难以自洽的状态。西班牙人的征服本身就是一个两难：它将两个处于不同演化阶段的民族强行嫁接。之后从欧洲借鉴来的民主政体也注定难以推行，因为墨西哥不具备一个同质化的社会。他对同时代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更是带着轻视的态度，不仅认为这是对欧洲意识形态的模仿，也认为墨西哥在征服问题和民主问题尚未解决时根本没有讨论社会主义的条件。总之，卡索眼中的墨西哥思想状态是：一直在试图接纳尚未发展成熟的社会理论，无视这些理论在墨西哥国内都毫无根基的事实。因此，卡索呼吁，墨西哥需要建立自己的民族自觉性。这也是他1924年的巨著《墨西哥问题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议题。此外，卡索也曾尝试在研究中引入威廉·冯特、海曼·斯坦塔尔等人的早期社会心理学理论，但并不系统。拉莫斯与卡索的思想曾一度非常亲近，可是1926年拉莫斯远赴法国求学之后，两人开始疏远。1927年，拉莫斯发表文章攻击卡索的思想，直接引发论战，最终分道扬镳。不过，拉莫斯一直承认，卡索是墨西哥的重要思想家，也从未否认卡索对他的影响。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对萨穆埃尔·拉莫斯、乃至对整个墨西哥知识界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可以说是墨西哥在20世纪前半叶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墨西哥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形象之一。他和拉莫斯在1919年结识，当时后者刚刚决定放弃医学，转学至墨西哥国立大学的高等研究院。之后，两人密切合作，开展了墨西哥国民教育项目。巴斯孔塞洛斯和卡索、拉莫斯一样高度关心所谓的“墨西哥问题”，不过他在思想上更多地是从拉丁美洲的范畴出发，讨论关于整个拉丁美洲的民族问题。他在1923年接受杂志采访时表示，墨西哥面临的精神性问题，本质上是由于整个拉丁美洲没有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不过他同时对拉丁美洲充满信心。在1925年的《宇宙的种族》一书中，巴斯孔塞洛斯声称，拉美将会成为未来人类发展的摇篮，因为这里的历史和现实环境自有其发展方向，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拉美的进步。特别是这片大陆上的种族混合现象，会最终形成一个“宇宙的种族”。为了迎接拉美的美好未来，他呼吁拉美人民统一思想，认识并接受他们作为未来的宇宙性种族的命运。拉莫斯早在1918至1919年间就对卡索的“墨西哥意识形态”和巴斯孔塞洛斯的“墨西哥性”有所了解，《宇宙的种族》更是给了他很大启发。虽然拉莫斯并不认同“宇宙的种族”这一提法，但他基本接受巴斯孔塞洛斯对拉丁美洲历史和现实环境的分析，《面具与乌托邦》中也能明显地看到巴斯孔塞洛斯的影子。

拉莫斯于1926年离开墨西哥，前往欧洲留学，先后进入索邦大学、法兰西学院等学府。他在这段时间内得到了大量欧洲哲学思想的滋养，包括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阿德勒的心理学。同时他依然关注着墨西哥，继续从墨西哥本土思想家那里汲取灵感。当时的墨西哥文豪、五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阿方索·雷耶斯就在研究方法上为拉莫斯提供了参考。雷耶斯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和诗人，在墨西哥文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也对阐释墨西哥问题有着自己的尝试。在他的话语中，墨西哥问题的核心是墨西哥的“民族灵魂”。他以文人的视角分析了墨西哥文学史，但是认为在具体的墨西哥文化中很难提炼出能够上升为“民族性”的内容。同时，鉴于墨西哥思想界排斥实证主义的背景，包括雷耶斯在内的知识分子很少考虑使用马克斯·韦伯、艾米尔·迪尔凯姆等人的社会学理论。所以雷耶斯认为，民族性问题只能通过心理学研究才能得到解决，并在相关讨论中引入了弗洛伊德和荣格关于潜意识的理论，认为理解民族灵魂是一件需要耐心与时间的漫长工程，不能仅仅停留于墨西哥人和他们日常生活的表面，而要深入挖掘嵌套在民族文化中的集体无意识。拉莫斯直接继承了雷耶斯借助心理学模型研究墨西哥社会的思路，但是没有使用弗洛伊德或荣格，而是采用了阿德勒的理论框架。这在方法论上为《面具与乌托邦》的社会分析铺平了道路。

拉莫斯在1932年结束留学生涯，回到墨西哥，并接受政府任命，出任墨西哥公共教育部主任。他和达尼埃尔·柯西奥等年纪相仿的知识分子都深受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影响，将墨西哥的希望寄托于年轻人。奥尔特加的代际哲学认为历史的发展是衰老与青春的有节奏更替。奥尔特加曾指出，每当社会中的某个“关键意义”被修正或转换了，这就意味着新一代出现了，并且随之出现了新的判断历史的方式。柯西奥很自然地将奥尔特加的说法引入墨西哥语境。他相信20世纪的新一代墨西哥人对面前的问题有着更强烈的意识，并且间接地指出，要想带领人民认识到眼前的问题，教育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教会这个民族如何进行自我审视。这与巴斯孔塞洛斯、卡索、拉莫斯等人对教育的长期关注不谋而合。

《面具与乌托邦》的原名直译即为中文版的副标题“墨西哥人民及其文化剪影”，与《墨西哥问题和国家意识形态》《宇宙的种族》被共同视为墨西哥自我觉醒的三大基石。《面具与乌托邦》的核心观点是墨西哥人必须摘下自卑的面具，走向自信，拥抱自己的文化。这也是中文书名“面具与乌托邦”的题中之意。拉莫斯指出，墨西哥完全能够拥有光辉灿烂的、堪称典范的文化，那才是墨西哥人真正应有的面貌。墨西哥人的任务就是正视它、接纳它、拥有它。拉莫斯在第52页告诉读者：

历史的传承，种族的思想结构，环境的特殊性，严格界定了（每个民族和个人的）基本发展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称之为天命。

立足于巴斯孔塞洛斯对拉美历史和现实环境的讨论，拉莫斯直接将墨西哥文化上升到了“天命”的高度，强调了这种文化的必然性不仅在结果上终将到来，而且在过程上也简单易行——只要墨西哥人顺其自然，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面貌，便能够顺应历史，进而实现自我、迎来真正的民族文化。

墨西哥人的问题在于，他们没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文化；相反，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戴上了一张名为“自卑”的面具，遮蔽了上天赐给他们的本该光鲜的面容。拉莫斯认为，自卑在墨西哥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原因。墨西哥的殖民地历史摧毁了本土的美洲文化，同时孕育了全新的可能性，然而西班牙的个人主义与克里奥尔文化有着内在的矛盾，抑制了优秀的后者。当地人对欧洲文化一般抱有两种不同态度：要么是盲目崇拜欧洲，由此导致了自我诋毁；要么是抵制欧化，结果演变为极端民族主义。再者，印第安人的守旧传统也导致墨西哥难以摆正与欧洲的文化关系。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对墨西哥人民的心理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不能科学地、理性地、冷静地认识真正的墨西哥文化。

需要注意的是，“自卑”这个在日常语言中具有高度贬义的词汇，在拉莫斯口中却没有那么强的负面情绪，这是因为拉莫斯使用了阿德勒的心理学模型。阿德勒认为，“自卑感”是人类的正常情绪。自卑的本源是人对于自身存在的无力感。但同时，人对这种无力感的抗拒与不满会驱使人，催生各种欲求，以对抗这种感觉，这就是人的“追求优越性”。“自卑感”和“追求优越性”之间的动态张力就是个人发展的源动力。不仅如此，这种动力还可以从个人推广到全社会。在阿德勒看来，这种对抗的心理机制也是整个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拉莫斯在《面具与乌托邦》中力图点明墨西哥人的自卑，并不是在宣泄作者对母国的不满，而是以阿德勒的文明发展理论为模型，试图厘清墨西哥文化动力源，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寻找追求优越性的正确方法与目标。

对墨西哥人自卑的分析构成了《面具与乌托邦》的核心，这也是拉莫斯在本书中写得最为客观翔实的部分。他考察了三个墨西哥群体的集体行为：“混混”、城市里的墨西哥人、墨西哥的中产阶级，用这些具体的事例来“实事求是地、冷静地展示我们所理解的墨西哥人心理”。“混混”的粗鲁是一种外强中干，他们实际上缺乏个人的价值，又无法获得，便落入自我怀疑，诉诸幻想，愈发脱离现实。城市里的墨西哥人最突出的就是多疑，因为不信任自己，进而将这种不信任投射到了外部，通过怀疑他人将他们从自我怀疑中解救出来。墨西哥的中产阶级对自卑做出了最“精明”的反应，把理想与真实、愿望与现实颠倒，以此构建出一个在他们内心里看似优越的自我。这三个群体的行为表现不同，但本质相同，原因也相同。甚至，他们试图“克服”自卑的方式也相同，都是通过“虚构”某种幻想（或是依靠野蛮的打打杀杀来拯救自己和世界，或是通过盲目地否定他人来建立自己的“权威”，或是在想象中构建一个完美的自我的幻影），帮助自己摆脱现实，躲入没有痛苦的幻境中。结果是，墨西哥人愈发脱离实际，背离天命，只能导致更进一步的自卑，用更进一步的幻想麻痹自己。这种“自卑——虚构——更加自卑”的心理机制，由于在墨西哥人民中有着集体性的参与，从而由个体性问题上升到了广泛的群体性现象，具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以至于主导了墨西哥人的精神面貌。

在阿德勒的理论基础上，人们不难看出“混混”、城市里的墨西哥人和墨西哥中产阶级分别在自卑问题上陷入了怎样的误区。“混混”的外强中干其实是一种“优越情结”。他们故意夸耀自己的强悍，期待别人的崇拜，是因为他们误将追求优越性当作了超越和压制别人。殊不知，正确的追求优越性，追逐的是更好、更理想的自我，完全不需要和他人竞争。城市里的墨西哥人无限制地怀疑和否定别人，落入了“权力之争”的圈套。他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导致他们必须坚称其他人都是错误的，于是观点之争被当作人格之争。墨西哥中产阶级虚构出的种种泡影，在阿德勒这里都可以称为“人生谎言”，把他们带入自欺欺人的状态，无法正确认识他们应当超越的对象。

墨西哥问题的出路在于转变墨西哥人的认识，正确地理解他们的自卑，由此正确地超越自身。这是拉莫斯在当时的思想背景中利用其研究方法能够得出的合理结论。他的“天命说”在很大程度上否认了历史问题对墨西哥未来走势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而阿德勒的理论模型更使得拉莫斯不必探讨殖民者的暴力、资本主义在墨西哥的发展等等问题。至少，在讨论墨西哥文化时，这些问题不需要得到彻底的批判。只要人民重新树立正确的意识，问题就能根除。因而，教育自然成为了墨西哥问题在拉莫斯眼中的解决方案。

也许拉莫斯的读者此时不免憧憬，超越了自卑之后的墨西哥人会变成什么样？《面具与乌托邦》并没有系统地描绘这幅愿景，这很可能是因为拉莫斯在有意识地使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悬搁了墨西哥文化的“应然”，只从人们能够直观经验的现象——墨西哥的“实然”——着手。他在第2页即说明：

让我们暂时搁置论证“墨西哥文化”存在与否，转而去思考它如果存在，它会如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抽象推断不基于客观事实。文化取决于人的思维模式和历史偶然。我们研究这些资料，然后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特定的人类思维和历史偶然可以产生怎样的文化形态呢？

有意思的是，“会如何”是个在中文里高度暧昧的表述，同时包含了“实然”与“应然”两种可能。具体说来，“如果存在，它会如何”，既可以理解为“如果存在，那么它现成的模样是怎样的”，也可以理解为“如果存在，那么它未来可能变成什么模样”。如果拉莫斯忠实于胡塞尔的思路，那他这里的意思应该是前者，通过对墨西哥社会中的各种现象的把捉来回避对“墨西哥文化”进行本质主义的讨论。而且他在研究墨西哥人的自卑状态时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在本书的第四章“克里奥尔文化”中，拉莫斯却悄然滑向了“应然”问题。在第54页，拉莫斯令人惊讶地宣称，有一小撮人能够代表“墨西哥生活真正的本质”，他们的文化就是“克里奥尔文化”。前面提到的卡索、巴斯孔塞洛斯、雷耶斯等人都被拉莫斯视作克里奥尔文化的典范人物列入文中。他们确实都是令墨西哥骄傲的人物，可问题在于，当他们被拉莫斯作为范例摆上台面时，人们很难不怀疑，拉莫斯在暗示这些人物才是墨西哥文化的“应然”。或者，拉莫斯似乎是想通过这些例子展示，墨西哥人摘下自卑的面具后，他们真实的面容就会像这群人一样，自信又杰出。

所以，拉莫斯可能在这里背离了自己预设的研究轨道。一旦他使用范例来展示墨西哥文化，他就不仅承认了“墨西哥文化”确实存在，而且同时承认了存在一种对“墨西哥文化”的本质性的理解：它就应该是一小群克里奥尔人的文化那样，而不应该像“混混”、城市里的墨西哥人、墨西哥中产阶级那样。这就把问题的实质从自卑转向了身份。一个“混混”如何才能变成克里奥尔人？恐怕最容易想到的方法，恰恰是让“混混”戴上一张“克里奥尔脸谱”的面具。拉莫斯在克里奥尔文化上体现出的本质主义倾向，最大的后果就是让面具与真实面目混为一谈，难分彼此。这不禁令人想起了古希腊的剧场，演员们上台时都会戴着标志着角色身份的面具。这些演员是谁毫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具；面具上画的是谁，演员在舞台上就是谁。演员的面具，就是角色的真颜。

无论如何，拉莫斯能够如此精确地剖析墨西哥人的自卑问题，在当时已是了不起的创举。“面具”的意象此后一直在墨西哥的思想界被不断引用，在奥克塔维奥·帕斯等等新一代学者那里得到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扬，变得常读常新。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拉莫斯在他开辟的道路上走出了多远，单是指明方向的功绩，也足以让日后的一代代墨西哥人（也许同样足以让其他一代代生活在后殖民阴影下的民族）重新研读、继续仰慕。我们还要再一次感谢《面具与乌托邦》在中国问世，感谢它为中国思想界的相关讨论提供了一个长期遭到遮蔽的拉丁美洲视角。对中国读者而言，它的存在，比它是否正确、是否适用，要重要得多。

　　《面具与乌托邦》读后感(四)：梅园经典共读小组第二十七期——拉莫斯《面具与乌托邦》沙龙讨论纪要

　　

自20世纪80年代国内掀起的“拉美文学热”以来，国人对于拉丁美洲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拉美文学，而对拉美思想、哲学知之甚少。墨西哥思想家拉莫斯的著作《面具与乌托邦》正是拉丁美洲哲学走向成熟的突破之作，此书中译本的出版以及“拉美思想译丛”项目意在拓展关注视野，填补对拉美思想的关注空白。 2020年11月14日下午，梅园经典共读小组第二十七期沙龙，邀请学者滕威、张伟劼做客万象书坊，围绕《面具与乌托邦》展开讨论。本文为对谈纪要，由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志愿者刘雅笛整理，已经三位嘉宾审阅。

《面具与乌托邦》新书分享会纪要

文 | 刘雅笛（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志愿者）

图 | 臻子（万象书坊）、陈琦（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志愿者）

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文化联系可追溯到16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近代以来，中拉交往更为深远密切，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界掀起的“拉美文学热”。但时至今日，国人对拉丁美洲的关注仍然停留在拉美文学，对拉丁美洲的思想、哲学领域则知之甚少。为什么国内知识界对拉丁美洲的思想及其现在的发展状况关注和讨论相对冷寂？拉丁美洲百年来的思想发展的脉络如何？作为同样处于全球化和物质文明冲击下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借鉴拉美思想史中的智慧？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应该如何去接触并了解拉丁美洲的思想？

2020年11月14日下午，梅园经典共读小组于在万象书坊举行第二十七期沙龙，共读由“拉美思想译丛”推出的墨西哥思想家萨穆埃尔·拉莫斯的《墨西哥人民及其文化剪影》中译本——《面具与乌托邦》。

在沙龙开场，主持人许金晶指出中国读者十分关注拉丁美洲文学，但对于拉美的历史、思想、文化关注度不足。上一场沙龙共读的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而这一次沙龙就以墨西哥学者萨穆埃尔·拉莫斯的《面具与乌托邦》为读本，共同探讨文学之外的拉丁美洲。

沙龙的第一个议题接续着上一场对《百年孤独》的讨论，探讨在拉美文学译介和阅读的热潮之下，为什么国内对拉丁美洲思想的关注仍然处于冷寂状态？

滕威老师的博士论文《“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关注的就是拉丁美洲翻译与接受的历史，以及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这一话题。

滕老师指出，拉丁美洲文学的译介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在50-70年代，我国为了突破外交封锁，选择用文学交流等民间外交方式与拉丁美洲国家建立良好关系，中国读者也就因此更多地关注到了拉丁美洲。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掀起了中国对拉丁美洲文学翻译的高潮，许多支持古巴革命的文学家的作品译介到中国，例如著名的智利政治抒情诗人聂鲁达。这一高潮很快因中苏分歧而导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而消弥，一大批支持苏共的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也很快退出中国。在“文革”时期，几乎没有对拉丁美洲文学的翻译引进，但“外国文学情报”等内部参考读物一直保持着对拉美文学的关注，尤其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关注。当1980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世界文学》顺势推出马尔克斯的小说译稿，在中国引发了讨论《百年孤独》等作品的热潮。《读书》等杂志的推动更是引发了对马尔克斯的“现象级”的关注，译介拉美作家目的在于为中国当代文学寻找范式与出路。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一部分拉美作家不再受到热捧，但博尔赫斯和村上春树、卡尔维诺作为当时的小资必读经典作家，成为一种新的潮流。

滕威老师认为，拉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经久不衰，原因在于：一方面，拉美文学在新中国的发展历史上一直在场，并且以其自身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耦合了从中国从50年代开始至今各个历史时期的种种需要，它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脉络的每一个关键时期，都具有能被我们吸收和利用的突出特色。另一方面，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拉美文学在全球成为一种热潮，中国对拉美文学的关注仍然是西方对拉美关注的镜像，是西方视野下的折射。

因此，拉丁美洲思想著作不受关注，同样是因为在整个西方的哲学和思想史脉络中，大部分拉美思想家的写作并不符合西方的市场规范和学院规范。在拉丁美洲，这部分学者被认可为思想家，但是在西方主流市场上却很难给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定位，例如墨西哥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也创作了《孤独的迷宫》等思想类著作，但他被普遍认可的身份仍然是诗人。80年代以来，中国受这个西方的这种学术规范和经典序列的影响，拉美的很多思想文化著作没有进入到这个序列当中，所以就很少有人去翻译出版。

张伟劼老师以《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为例，进一步解释了中国对拉美思想的关注折射着西方的关注视野这一观点。这本书是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叙述新旧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侵入、掠夺的历史。在90年代末，这本书就被译介到中国，但一直没有激起很大的反响。直到2009年，一则国际新闻报道了时任委内瑞拉总统的查韦斯将这本书送给了奥巴马，《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因此“出圈”，走进中国读者的视线。这本打着反帝国主义旗号的一本呼唤革命的著作，与21世纪初的中国语境不大协调，如果不是美国和欧洲对于拉美文化的折射，它到现在可能仍然受到冷遇。

拉美文学和拉美思想的“冷”“热”差别，张伟劼老师认为和读者的阅读意愿、接受程度也有关系，在图书市场上，思想类著作一定有它的读者，但确实不像文学畅销书那样受欢迎。

对拉丁美洲的接受从文学转向思想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滕老师指出，我们在最开始接受拉美文学时，接触到的只是一种刻板印象，当了解更加深入之后，我们自然更愿意接受与《百年孤独》不同的作品，同时也慢慢接受拉美的思想。90年代，“猫头鹰学术译丛”已经开始了引入拉美思想的尝试，虽然未能激起很大的水花，但推出了像加莱亚诺等一些重要的拉美思想家。虽然《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直因缺乏严谨性等问题饱受诟病，但它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欧洲中心主义，改变了许多人的世界历史观。

回到拉莫斯的《面具与乌托邦》，它与加莱亚诺等思想家的著作有很多相似之处，既不是能够被主流学术规范认可的心理学、社会学著作，也不是文学作品，我们对它的讨论，其实是一种对世界思想的多样性和探讨历史与未来的多种可能性的一种努力。

张伟劼老师认为，拉美思想家拒绝“专业化”的写作，正是对西方“归类”的一种反抗。拉莫斯在书中也批判了“专业化”让人越来越狭隘的现象，他将“专业化”和现代社会里人的“机械化”倾向联系在一起，并且提出了新人文主义的观点，这种新人文主义对今天的中国人同样重要。除了拉莫斯的作品，拉美思想中很多著作可以为今天的中国提供经验上的参考，因为他们的思想多从拉丁美洲社会向现代转型的背景出发，而中国同样处在转型升级的阶段，拉美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很多参考。

许金晶老师指出，所有事物都需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拉美思想通过译介和讨论一定能更广泛地传播开来，“拉美思想译丛”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第二个议题讨论“拉美思想译丛”的由来，以及《面具与乌托邦》在整个译丛中的角色和作用。

滕威老师作为“拉美思想译丛”的主编，一直用非功利的态度来组织和推动译丛成形，她认为这是需要有人投入精力和时间去做的一件事。译丛的顾问陈众议、戴锦华、刘健芝、索飒、汪晖、赵振江等前辈一直在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最新思想和文化动态，海外的学者顾问也会从他们自身的文化经验和知识经验出发，为译丛提供书目。译丛编委综合了很多国内国外的意见，搜索了很多大学拉美思想研究的必读书目，并且召开研讨会一起讨论出版书目。译丛不“把拉美作为方法”，而是搁置争议，从拉美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史当中，追溯其思想文化形成的基石，尽可能地把经典的、重要的著作翻译进来，为中国的西语界、拉美研究界以及整个知识界提供参照。

滕威老师指出，第一批出版的《面具与乌托邦》等书是“拉美思想启蒙”的先驱。拉莫斯开始站在拉美人的角度去思考拉美自己的思想史脉络，拉美的文化主体性自此开始觉醒。

拉莫斯在书中指出墨西哥人面临的两大问题——欧洲主义和原始主义，一种亦步亦趋地效仿欧洲而失去了本土性，另一种则可能因反殖民而陷入极端民族主义的困境。墨西哥人被帕斯指认为“强奸之子”，他们身上流淌着印第安人和殖民者的混合血液，几代墨西哥人的思想文化都是在尝试着摘清这种矛盾的文化认同状态。拉莫斯是其中难得的，同时向两种立场开战的思想家，他既反对本土主义，又反对欧洲主义，并且早在1920年代就认识到美国文化将取代西班牙和法国，成为墨西哥最重要的思想来源。拉莫斯超越了二元对立视角，敏锐地看到了北美的新兴资本主义文明，取代以宗教为代表的旧殖民力量时代的到来。

但是，在墨西哥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等问题还没有完全厘清时，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已来势汹汹，滕威老师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拉莫斯很难提出打败各种敌人、拯救墨西哥的一揽子方案，所以他提出先从改变教育开始。

拉莫斯认为，国民教育要反殖民、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机械理性，幼儿教育要让孩子像孩子，学校教育应该保护学生的想象力。从拉莫斯的社会和实践经验出发，教育要把孩子培养成有灵魂的，有独立思考的，既不被墨西哥现有的偏见所侵蚀，同时也不受以美国为代表的工具理性摆布的人。

尽管拉莫斯在书中提出了很多创见，但这本书的思想穿透力和理论体系性确实有一些不足，这本书中关于墨西哥人心理解析、国民性等批判都是明显的本质主义论述，缺乏严谨有力的论据，对心理学理论也是一种误读和误用。但它的洞察力、对墨西哥的定位以及未来道路选择的判断，迄今为止，是不过时的。做到了这一点，拉莫斯作为一个思想家，就无可指摘。

张伟劼老师也谈到了拉莫斯关于教育的论述，张老师援引李泽厚的第二次文艺复兴的观点，认为教育应当把人从技术理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技术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生活，拉莫斯在书中提示我们警惕机械文明对人的绑架。同时，拉莫斯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思想立足于墨西哥本土，而不是引进欧洲的思想框架去嵌套墨西哥的现实。

张伟劼老师指出，拉莫斯在书中谈教育、为国家献言建策，这反映了当时墨西哥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这本书创作的年代正是墨西哥革命给国家带来巨变的时代，在当时，知识分子与革命后的政府的联系密切，致力于为政权、为社会服务，推动公共教育的普及。但现在的拉美状况已经和当时完全不同，新自由主义导致国家力量被削弱，教育走向私立化，许多人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大众整体的文化水平下降，拉美也因此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

在滕威和张伟劼老师对这本书的内容做了梳理之后，许金晶老师指出墨西哥的民族性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并从墨西哥的民族性与历史的关系提问，并引出中国与拉美国家比较分析的议题。

滕威老师分享了自己的阅读体验，认为拉美思想家的智慧散见于作品当中，金句的价值超越其体系性价值。拉莫斯在书中谈到了墨西哥人的自卑，自卑是两面的，越自卑的人越崇拜强权，墨西哥的自卑指涉着其历史中的两个强权国家——西班牙和美国，墨西哥人也一直渴望打败这两个强权国家，与他们平起平坐。在60年代前期，墨西哥经历了短暂的辉煌阶段，经济飞速发展被誉为“拉美之光”。但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是其当代历史的转折点，奥运会的筹备带来了各种社会矛盾，反叛学生运动也在这时达到了高潮。墨西哥陷入了循环重复的历史，陷入了发现问题、进行改革，改革失败，再次发现问题，又不断改革失败的死循环。这不仅仅是墨西哥存在的问题，整个拉美国家未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的道路。很多思想家做出了尝试，却没能在整个社会层面形成影响。拉美国家经历了独立战争，解除殖民之后却未能完成建立民族国家的课题。

拉美的革命处于未完成阶段，很多小说、电影等都是呈现这种未完成的状态。滕威老师谈到了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这本书以鬼魂为叙事主体，一代代鬼魂家族讲述墨西哥大革命的历史，以及革命之后的未完成状态，循环而虚无历史观与欧美理性主义形成裂变与抗衡。墨西哥人以其循环的生死观重新定义理性与生命，从而重新定义现代化道路。拉美到底怎么走、走向何方，一直是拉美思想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经过如萨巴塔民族解放运动的等各种实验，拉美人很难再从历史当中汲取养料。关于拉美如何生存，全世界的底层如何继续生存，中国应该更多地从中吸取教训。

针对中国如何看待拉美历史及思想的问题，张老师补充了视角变迁的观点。以前我们的视角更多的是“从中国看世界”，而现在这种视角应该转变到“从世界看中国”，译介拉美思想的尝试也有助于推动我们的视角的转变，从世界看中国。

两位老师对谈结束之后，读者根据讨论内容提出了一些问题：

我看过墨西哥电影《希里王法则》，讲的是墨西哥人的腐败政治，政治历史的循环性是否依然存在，美国对墨西哥的影响是否是一种新殖民主义？

滕威老师认为《希里王法则》是墨西哥人对自身政治的自嘲，并以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阿莱曼政府为例，谈到墨西哥统治阶级一面反腐败，一面把寻租合法化的矛盾。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镇的状况，但却讽刺了墨西哥人逃脱不了的历史循环。

美国对墨西哥的影响显然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电影《后院》讲述的就是墨西哥因为受美国影响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拉莫斯当年预言到美国的影响，却没有意识到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这不是“去依附”能解决的问题。如今，疫情带来的被迫“去全球化”，中国应该借助这样一个机会，重新思考全球化对我们意义和未来的方向。

本书的主标题让我误以为是艺术设计方面的书，但听完老师的讲解，发现这本书里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内容，这本书的承载着到底是什么？

滕威老师回应称，这个封面是墨西哥文化的剪影。主标题“面具”是指墨西哥人戴着本土主义或欧洲主义的面具生活，而“乌托邦”是指有乌托邦幻想的青年人。

译丛翻译拉美思想专著是为了形成对拉美百年思想史的讨论，通过写作和言说把拉美思想遗产传播下去，重塑中国拉美研究的谱系，形成有情怀、有思想深度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共同体，并对中国思想界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张伟劼老师认为，读者的问题触及到了一个重要的出版经验，就是拉美思想这种冷门选题如何抓住中国读者的心，起一个好名字就是一种策略。首先通过各种形式抓住读者，慢慢形成喜欢、了解拉美思想的阅读共同体，这样才能对整个阅读市场带来改变。

在沙龙最后，许金晶老师总结了作家索引阅读法、主题阅读法、顺藤摸瓜法等了解拉美思想的阅读方法，指出拉美思想离普通读者并不遥远，只要用心寻找就能够接触到许多文化资源。希望这场沙龙能成为契机和窗口，让参与者了解拉丁美洲，寻找打开拉美文化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