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谷史话》是一本由万国鼎 著 / 徐定懿 编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2020-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五谷史话》读后感(一)：四体很勤，五谷也难分

　　我们都听说过“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句话，它指的是人不参加劳动，不能分辨五谷，形容一个人脱离生产劳动，缺乏生产知识。不过在今天这个不再以单纯的农业生产独霸天下的时代，许多即便是“四体”很勤的人，怕是也难以分辨这“五谷”到底是什么。

　　“五谷”通常指的是稻、黍、稷、麦、菽，这五种农作物。“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出自于《论语》。想来这“五谷”应该是春秋时期的主要农作物，后来作为各种农作物的泛指。不过这春秋时期距离现在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们所传播种植的农作物又何止是这“五谷”，使得华夏五千年生命得以延续的又岂止只有“稻、黍、稷、麦、菽”五种呢？

　　《五谷史话》，一本由我国著名农史学家万国鼎先生所做的一本农业历史文化科普书。不过在此书中，我们看到的并非是全部的春秋时期的“五谷”的介绍，这本书中还包括了一些在今天我们看起来很熟悉，其实却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异域所传播而来的一些农作物，例如玉米、甘薯、花生什么的。

　　原来这“五谷”不仅仅是用来填饱肚子的，它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相当的有看头的。正是因为有了玉米、甘薯这些产量高且容易填饱肚子的农作物传入了中国。中国的人口才会自那个时期起开始逐渐的增加起来。了解到有关于玉米这种农作物的发展历史之后，又不免联想起一些粗制滥造的影视剧。人家玉米的老家是在遥远的美洲，在明朝时期才传入中国被广泛种植。有些影视剧不管自己的时代背景是在哪个朝代，愣是让其中的角色捧个玉米棒子在啃或是拿着个玉米面窝头在咽。这不是地地道道的胡扯吗嘛？看来这“五谷不分”在今天不仅仅是“四体不勤”的问题了，而是会一不小心就贻笑大方了。

　　虽然在今天这个时代，许多身处“钢筋水泥森林”人们并不需要直接参与农作物的培育种植就能够得以生存，但是对于传统农作物的历史发展还是应该去了解一下的，毕竟民以食为天，做人不能够忘了根本。多学点知识总是没有错的，至少不会让自己因为无知而闹的惹人笑话。

　　《五谷史话》读后感(二)：你知道什么是五谷杂粮吗

　　五谷杂粮是我们今天挂在嘴边的常用词，可是让你具体说说五谷是哪五谷，估计能打出来的就很少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食物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到国内的，百度一下就是原产南美，原产东亚，可以说今天的餐桌上地地道道中国原产的真没有多少了。带胡字的一般从西边来比如胡萝卜、胡椒，带番字的一般从东面的海上来，比如番茄番薯，还有玉米啊辣椒啊花生啊都是舶来品。所以不要轻易就想穿越回到古代，光是吃的东西就比现在单调多了。

　　真的，我是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小麦的原产地现在还不清楚在哪里，只有水稻原产中国，而五谷的谷指的是小米，小米是中国产的。五谷一般有两种说法，包括六种主要植物，分别是稻、黍、稷、麦、菽、麻，稻就是水稻，黍是黄米，稷是谷子就是小米，麦是麦子，菽是大豆，麻主要是织布用不常做食物。五谷中最重要的不是稻子和麦子，而是稷，就是说最早中国人吃米和面的远不如吃小米吃得多。小米就是谷，谷也就成为粮食的泛称，而稷字也成为江山的代名词，社稷，至今北京太庙的对面就是皇帝祭祀的社稷坛，北京有五个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都在四周，正中央最靠近紫禁城的是社稷坛。可见中国古代把谷子放在了什么位置上。

　　快看完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这本书就属于中国古代的农书，古人崇尚农业，所以留下不少农书，但是现在往往一看是农书，就觉我们也不种地，得和我们关系不大。看了这本书才对农书有了新的认识，农书不仅在研究种地，也在探究各种种植植物的历史发展和源流。

　　书里面从五谷开始一样一样讲，水稻、小麦、谷子、甘薯、玉米、还有花生和一些相关文章。

　　其中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玉米，作者探究玉米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讲各个省志和县志中关于玉米最早出现的时间进行了统计，这是一个多大的工作量啊！但是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出来，明显是东南的省份早于西北的省份，所以可以肯定玉米是从海陆从东南登录我过的。而且在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不到十年中国就有了玉米的记载，可见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作者的研究很多都是从文献中来的，比如讲六种谷物在《诗经》中出现的次数进行统计，从而得出2800年前诗经时代中国各种粮食作物重要程度的排名，这样的研究将科学和古代文献结合起来，的确很有价值。

　　《五谷史话》读后感(三)：五谷的今昔

　　

《五谷史话》是大家小书系列之一种，汇集了万国鼎前辈有关农业史的研究成果。全书分为两个部分，最后两篇各自介绍了一部农书和一套丰产技术，前面的篇目则都可以归入“五谷史话”这个主题。第一篇“五谷史话”是当年曾经出版过的，后头几篇分别各个主题（麦、稻、谷子、甘薯、玉米以及花生）介绍在中国的种植历史，以手稿入书，可以视为对第一篇的注解。

从更早的“百谷”到后来的“五谷”，都是泛指，一种说法是稻、黍、稷、麦、菽（大豆），另一种说法是麻、黍、稷、麦、菽，兜兜转转流传下来，大体对应现在的粮食+大豆。以现在回头看，谷子（稷）、稻、麦自古产自中国，玉米、甘薯则是境外传入的，此外还有高粱、马铃薯、燕麦、荞麦、豌豆、蚕豆、绿豆等。

不同作物在中国的种植和分布各有一部兴衰史。后世比较兴旺的自然是稻和麦。水稻之所以能够排到前面，背景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推进，北方种植技术被传入南方，并与南方的自然环境相结合。小麦种植则同时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其中向南推进过程中，利用生长周期的交替而与水稻结合，形成了一年两季种植的优势。玉米自南美传入中国，在多地均有种植且发展迅速，排名第三。甘薯不属于禾本植物，但也属于粮食作物，自中美洲传入，因为其产量高、适应性强而被广泛传播，在全国各地均有种植，形成很多品种。

玉米到底何时传入中国，以及沿着什么路径向全国扩散，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从阿拉伯人带到麦加然后经中亚细亚到中国西北部，进而向东传播，另一种说法是从麦加经印度而入中国西南，再通过西北传播。此书采用一种比较独特的方法来予以验证：把各省最早出现玉米的文献记载时间排列起来，发现最早是广西（1531）和河南（1544），江苏（1559），甘肃（1560），据此作者认为很难想象玉米是先由陆路传到中国西南或西北而后向东传播的。

甘薯传入中国，据说是广东东莞人陈益1580年前后从安南（越南）带回来的，还有一种说法是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从吕宋（菲律宾）1590年前后带回来，当时这些地方还有限制，不准带种薯出境。

记得我小时候，甘薯是最重要的口粮，冬天是窖藏白薯，其余季节里白薯粉的各种制品是当家饭，对甘薯有很深的感情。当年曾经问过父亲：什么时候不再吃糠（我父母一辈小时候真的要吃谷糠），他说就是大面积种植白薯之后——可见，甘薯进入太行山区，不是十七世纪的明代，而是20世纪的民国啊！

　　《五谷史话》读后感(四)：我国主要粮食种植历史

　　《五谷史话》是中国农史学科主要创始人之一、农史学家万国鼎的一本农业史科普文集，梳理了包括稻、麦、谷子、甘薯、玉米、花生等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和发展变化历史，以及对《陈旉农书》的介绍和古代区田法的研究，是概述我国主要粮食种植历史的一部专业书籍。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而我国自古是人口大国。为了养育庞大的人口，粮食的种植对于我国国民来说始终是重中之重、民生之根本。所以，古代便以土神和谷神的合称社稷来指代国家，足见土地和粮食对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的重要性。

　　我们常说的“五谷”，主要有两种流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指稻、黍、稷、麦、菽（大豆），另一种说法是麻（大麻）、黍、稷、麦、菽，两种说法合起来主要包括稻、黍、稷、麦、菽、麻六种主要粮食作物。这六种粮食从我国古代就在种植，是土生土长的本土作物。比较而言，玉米、甘薯是16世纪后期传入我国，花生大约15世纪末传入我国，这几种今天常见的粮食都是外来物种。以上这些就是我国古代主要的粮食作物。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这些粮食作物的分布范围和重要性都发生着变化。万国鼎细心从各类古籍以及地方志记载中查阅记录，梳理了这些粮食在古代的种植范围变迁和产量变化情况，叙述了我国古代粮食生产的概貌。

　　与诗歌等追求美感、表达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不同，农业知识和技术是实用性的，而那些记录古代先进农业技术的书籍尤为珍贵。这可能是万国鼎专门用一篇《<陈旉农书>评介》来详细介绍《陈旉农书》的主要原因。因为《陈旉农书》虽然篇幅不长，包括序跋在内大约12500字左右，却实实在在地记载了许多实用的技术方法和先进的管理思想，比如土地利用规划、对土壤的看法、制造肥料和施肥方法、水稻栽培技术、田场经营管理等，是一本不应忽视的重要农业书籍。

　　《陈旉农书》中甚至花费七分之一的篇幅，来专门讨论牛的牧养、役用和牛病的医治，这在综合性古代农书中是极其难得的。耕牛是古代农业的主要牧畜，在农书中花费如此大的篇幅比例来专门讨论牛的相关问题，则可看出陈旉对牛的重视程度。

　　无独有偶，重视耕牛的古人，除了陈旉以外，还有西汉丞相丙吉。丙吉曾经深入民间体察民情，他遇到街头有人打架丝毫不理会，却在看到一头牛热得直喘气的时候，马上去关心询问。在被人质疑“贱人贵牛”时，丙吉坦然回答，民众因纠纷打架的事自有地方官依法管理，而牛的问题则关系节气失时、甚至可能预示着未来的灾荒，调和阴阳才是宰相该关心的大事。

　　正因为《陈旉农书》记载了古代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在万国鼎看来，《陈旉农书》是可以与《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并列的我国第一流古书之一。

　　2020.02.12雾凇

　　《五谷史话》读后感(五)：大国崛起的基石

　　

《五谷史话》是本非常易读且很有阅读趣味的小百科书，关于五谷，关于中华五千年的农业基石，也是关于传统和习俗，关于演变和发展。

作者万国鼎先生是著名的农史学家，也是中国农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生于1897年，卒于1963年，代表作品《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国田制史》、《传统农本主义》、《农史随笔》、《殷代农业》、《商民族之农业》、《蚕业史》、《古农书概论》、《农桑撮要考略》等论著，其中《中国田制史》一书，是一本系统阐述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及其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的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当时知名的中国地政专家。《五谷史话》是万国鼎先生为普及农业科普而创作的通俗读物，还有一本是《王祯农书》。在这本《五谷史话》里，作者仔细考证了中国传统农作物稻、麦、谷子、甘薯、玉米、花生等发展变化情况，分析了中国传统农作物与餐桌文化的相互影响，这些内容读来都非常开卷有益。

记得央视曾经推出几部与农业相关的记录片：《万物滋养》、《大国根基》和《舌尖上的中国》。《万物滋养》从微观角度揭开植物食材的生命历程，探索食材与人之间的动人故事。《大国根基》是讲述粮食安全，绿色农业的发展问题。农业是中国发展的根基，“杂交稻之父”袁隆平、中国第一位“世界粮食奖”获得者何康、治沙英雄石光银等科学家，在农业领域取得卓越成绩，解决了亿万人民吃饭问题。《舌尖上的中国》则是餐桌食文化的具体而微的刻画，展现老百姓餐桌的变与不变。除此之外，还有记录片《面条之路》，讲述随着面条而发生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变化。还有许多好看好玩新鲜又奇异的美食类记录片。像《水果传》《日出之食》《鳗鱼的故事》《主厨之旅》《早餐中国》《风味原产地》《老广的味道 》等等。这些美食记录片让人大开眼界，从此开启美食人生。

在这里说这些，主要也是因为这些美食都与传统农作物有关，都与这些最基本的食材相关。而这些丰富多彩的味道都与稻、麦、谷子、甘薯、玉米、花生等密不可分。我们常常只看到美食的烟火，看不到美食背后朴素的食材本身。

万国鼎先生对中国农业发展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他一生致力于农史事业，年轻时便要求自己：“有为者高瞻远瞩，随时随地，择善坚持，而不较一日之短长。不怕当前困难，不计一时得失，常作五年十年的打算。”万国鼎先生的农业科普之书《五谷史话》正是对中国农史发展的孜孜不倦和辛勤耕耘的重要成果之一。在食物越来越丰美的今天，理解中国传统农作物的前世今生，了解中华食文化的渊源，认识中国餐桌文化的变革与发展，在现代飞速发展的当下，仍要重视农业发展，这也是大国全面崛起的根本所在。

　　《五谷史话》读后感(六)：读农史，辨五谷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对国计民生的发展有着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影响。要理解中华文明的真谛就不能脱离对农业发展的思考。

　　正如《五谷史话》的编者在导读中所提到的，阅读《五谷史话》的初衷是追寻中华文明根基的源头，从农业的发展变化中理解中国古代农业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与关键性。虽然只是有关中国历史和农业的通俗读物，但足以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以前从未了解的知识。

　　《五谷史话》的作者是我国农史学家，中国农史学科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首届主任万国鼎先生。他终生致力于农史资料汇集和整理，及农业古籍和农业历史的研究，是我国农史领域最早的开拓者与研究专家。在这一本小书中，主要介绍了五谷的历史、中国种稻、麦、谷子、甘薯、玉米的简要历史，以及中国古今粮食作物的变化及影响、区田法的研究，等等。

　　关于“五谷是什么”这个问题，万先生在《五谷史话》这一篇论文中讲到，“五谷”这一名词的最早记录，见于《论语》，也就是我们常常会提到的有关“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典故。而五谷具体指哪五种粮食作物，则又因汉人和汉以后的不同解释而分为两种，把这两种说法相结合后，便有了我们如今的“五谷”分类（其实是六种）：稻、黍、稷、麦、菽、麻。这就是从战国时期开始我国的主要作物。而现在所谓的五谷，实际只是粮食作物的总名称，或者泛指粮食作物罢了。

　　在随后几篇的内容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有关我国粮食种植的历史。比如，稻、谷都原产于中国；我国在远古就已经开始种麦，东汉初就已实行稻麦两熟制。再比如，玉米原产美洲，16世纪初传入中国，而甘薯也是原产美洲，在16世纪后期传入中国。甘薯又有很多别名，像番薯蓣、金薯、朱薯、红薯、红苕（亦作红韶）、红山药、白薯、山芋、土瓜、地瓜等，不同的地方俗称也不尽相同。

　　大米、小麦是我们最为日常的主食，红薯和玉米是很多人的最爱，小米虽然做主食不如大米那么可口，但小米粥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尤其适宜老人，病人及产妇。五谷各有自己的独特作用和不可取代的价值，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今粮食作物的种类与比重才经历着不断的变化与发展。粮食总产量的巨大增加，为国计民生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基础与保障，也真正诠释了“民以食为天”的意义。

　　相比历史上的农业发展和过往几十年间中国的社会变革，农业如今以高产、机械化等方式代替了传统的“靠天吃饭”，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告别了土地，涌向了大城市，寻找新的人生机遇。有趣的是，伴随着耕地的减少，却又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开始热衷种菜，向往归隐田园。享受“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的乐趣，得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自由。

　　在《五谷史话》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万国鼎先生引用大量史料考证各种作物历史的论文与各种问题商榷、书籍评介，还可以学习到有关“区田法”等种植研究知识。文中注释详细，辅以大量配图，文末还附有文献参考目录及简要介绍，说不定还真能给想种菜的朋友一些启发和帮助。

　　《五谷史话》读后感(七)：你真的认识和了解“五谷”吗

　　两千多年前，《论语·微子》中那位“丈人”所说的“五谷不分”中的“五谷”所指到底都是什么，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麻、黍、稷、麦、菽，另一种则为稻、黍、稷、麦、菽。二者的区别是：前者有稻无麻，后者有麻无稻。古代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稻的主要产地在南方，而北方种稻有限，所以“五谷”的说法最初大概是没有“稻”的——后来，稻越来越成为“五谷”的重要组成，而“麻”在食用这一层面的存在感反而是越来越弱了。

　　“五谷”的说法由来已久，但“五谷”并不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我国著名农史学家、农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万国鼎先生在他的“大家小书”系列之《五谷史话》中不仅对“五谷”的由来和变迁史进行了科普，重点讲述了中国种植稻谷、小麦、谷子、甘薯、玉米、花生的历史，还分析了中国古今粮食作物的变化及其影响，对《陈旉农书》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对古代的区田法进行了研究。虽然由于健康饮食的倡导以及某些风潮的影响，餐桌上主食的存在感现在虽然不那么强了，但不可或缺则是一定的。

　　虽然“五谷”一般包括稻、麻、黍、稷、麦、菽六种作物，但万国鼎先生同时认为，现在所谓“五谷”，实际只是粮食作物的总名称，或者泛指粮食作物。在他的《五谷史话》中，既讲到了传统的“五谷”，也介绍了甘薯、玉米、花生、马铃薯这几种明朝及以后才进入中国的“舶来品”。就现在世界范围内来说，小麦、稻谷、玉米和马铃薯是全球四大重要的粮食作物；在中国，在万国鼎先生创作《五谷史话》的1950年代，前八种粮食作物分别为稻、小麦、玉米、甘薯、谷子、高梁、大麦和马铃薯，占到当时粮食总产量的93.84%。在三大产业的划分中，虽然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但粮食安全却始终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道理从古至今都是一以贯之的。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城市里的孩子很难见到真实的田地里的稻谷、小麦、谷子、玉米等到底长的什么样，越来越多地像《论语·微子》里所说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虽然这有着时代的鲜明印记和发展趋势，但也不是不可以进行“补课”——不然，假如人们认识不到“五谷”的重要性和基础作用，觉得工业化、现代化足以解决大量问题，那就相当危险了；更不用说，农业现代化，本来也是平常所说的“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题中应有之义”。

　　诚如《五谷史话》开始“导读”中提到的，农业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对国计民生的发展有着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影响，要理解中华文明的真谛就不能脱离对农业发展的地考察——认识和了解“五谷”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

　　《五谷史话》读后感(八)：万国鼎：中国农史学科的创始人

　　万国鼎（1897—1963），字孟周，1897年12月26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小新桥乡。父亲营农经商，母亲料理家事。母舅奚九如，前清秀才，进过江南水师学堂，清末在乡间倡办学校，民国初年就提倡机器灌溉，创办常州厚生机器制造厂（现为常柴股份有限公司），制造抽水机等。万国鼎在少年、青年时代，在读书学习和思想方面受到其母舅的影响很大，1915年6月，他在江苏省常州中学毕业后，原先欲报考上海南洋公学电机科，希望做实业家、发明家，后决定投考金陵大学农林科，希望能在学问中有所作为，做一名学者。事业经历1916—1920年，万国鼎先生就读于金陵大学，不仅认真钻研现代农业科学，也注重文史课程，学习成绩优良，在校期间就发表文章数篇。曾任金陵大学农林学会会长、《金陵光》编辑、学生自治会主席、五四运动议事部副主席、南京学生会金大学生代表等。

　　1920年，万国鼎先生留校担任助教，协助钱天鹤教授进行蚕桑教学研究推广工作，1921年经钱教授推荐到上海的美国丝商设立的生丝检验所（当时称万国检验所）担任技师。1922年6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辑，负责编辑和校订有关农业的图书。1924年1月，回到金陵大学任农业图书研究部（1932年9月改组为农业经济系农业历史组）主任。在这十余年中，万国鼎先生致力于古农书的收集、整理、研究，同时对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作了一系列的开创性工作，如在金陵大学开设“中国农业史”课程，着手编写中国农业史专著等。万国鼎文集1932年11月，万国鼎先生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该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专职专员，在以后的五年间主要从事田赋调查等事务。1932—1948年，他还担任南京（战时迁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地政专修科、地政系教授。1947年8月中央政治学校改为国立政治大学，万国鼎先生任地政系教授及系主任，解放前夕，他和一些反对学校南迁广州的师生一起，坚持上课，一直到1949年6月学校解散。其间还担任中国地政学会理事、《地政月刊》总编辑、中国地政研究所导师兼研究主任等职务，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文章。

投身农业历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万国鼎先生重新投身农业历史研究创造了条件。1951年3月，他到北京华北人民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年底分配到河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工作。1953年8月，任河南农学院农学系教授。1954年4月，调回南京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任教授兼农业历史组主任，负责中国农业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1955年7月，农业部批准南京农学院成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万国鼎先生为主任。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后，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列入该院建制，成为国家专门的农业历史研究机构。经过几年人员和经费的投入，在万国鼎先生的带领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了一大批农史研究资料，加上20、30年代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积累的资料，为农史研究的全面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研究人员们整理、研究古农书、农业史，获得了一批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万国鼎先生除担当研究工作之外，还担任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委员、南京历史学会理事、南京市第一届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京市委员等社会职务。

　　正在各项工作蓬勃开展之际，万国鼎先生不幸于1963年11月15日因病逝世，享年66岁。

　　万国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农史学家，中国农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自1920年代就开始涉足农史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在他和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农业经济系农业历史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同仁的努力下，经过40多年的积累，建立了宝贵的农史资料收藏，获得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他对中国农业古籍、农业历史的研究，成果卓著，尤其是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农学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农业科技史的著作，堪称农史研究的里程碑。

人格特点

　　万国鼎先生年轻时就对自己要求：“有为者高瞻远瞩，随时随地，择善坚持，而不较一日之短长。不怕当前困难，不计一时得失，常作五年十年的打算。”万国鼎先生为农史事业奋斗的一生，来自年轻时立志写作一部《中国农业史》，他经过多年的资料积累、学习研究，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晚年不仅完成了心愿，而且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带动了农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农业历史学科的基础。

　　万国鼎先生解放前一度从事地政调查、研究与教学，其间有很好的仕进机会，但他那时就给自己写下了座右铭：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将精力多用在了学术研究之中，尤其在解放后，又重新投身农史研究，辛勤耕耘，最后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我国农业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97年12月26日　出生于江苏武进县小新桥乡 1920年　毕业于金陵大学农科 1921年　任上海美国丝商生丝检验所技师 1922年　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 1924年　任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主任 1932年　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员，金陵大学兼任教授 1937年　任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地政系主任 1951年　任河南省农林厅农教处和计划室专员 1953年　任河南农学院农学系教授 1954年　任南京农学院农经系教授、农史组主任 1955年　任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 1963年11月25日　病故于江苏南京

献身农史事业远大抱负

　　万国鼎，江苏省武进人。1897年12月26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父亲营农经商，母亲操劳家务教育子女，万国鼎在母舅（前清秀才）的熏陶下，自幼就勤学好问。幼年时期，先后在武进北乡小新桥私塾和小学读书，1910年7月小学毕业，同年考入江苏省立常州中学，1915年6月中学毕业，同年考人上海大同学院，后因战乱辍学。由于他生在乡村，从小就喜爱农业，1916年9月重新考入金陵大学农科。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除了学习农科专业课以外，还选修了一些文史课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校时期，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担任过金大农林学会会长，《金陵光》编辑，学生自治会主席，“五四”运动议事部副主席，南京学生会大学生代表。

留校任教

　　1920年金大毕业，留校任助教，协助钱天鹤教授进行蚕桑试验、推广和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翌年，经钱天鹤介绍到上海美国丝商设立的生丝检验所（当时称万国检验所）任技师，后因兴趣不合而辞职。1922年6月，被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招聘为编辑，负责编辑和校订有关农业图书。1924年1月，回到南京任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兼农业图书研究部主任。1932年9月改组为农经系农业历史研究组仍任主任。从此，他和农史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1932年11月，就任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原称国防设计委员会）专职专员，并在金大兼任教授、农业历史研究组主任，后因资源委员会工作侧重于重工业，1936年春万国鼎也由专职专员改为兼职专员，主要从事农业古籍资料整理和农业历史研究及教育工作。

　　“七七”事变以后，万国鼎从南京到重庆，在国立政治大学地政系任教授、系主任，兼中国地政所研究员。尽管抗战时期，工作和生活都相当艰难，但他仍坚持搜集、整理农业历史资料，直到抗战胜利后，随国立政治大学返回南京。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国立政治大学欲南迁广州，万国鼎和部分反对南迁师生一起，坚持上课，一直到南京解放。

心系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给了他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机会。1951年3月，他到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年底分配到河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农教处工作，负责中等农业技术学校的调整和规划。1952年8月，调到农林厅计划室工作。1953年8月，任河南农学院农学系教授。1954年4月，在金善宝教授的关怀下，调回南京农学院（1984年后为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任教授兼农业历史研究组主任，负责中国农业历史资料的搜集、研究和整理。1955年7月农业部批准南京农学院成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由万国鼎任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于1957年成立后，农业遗产室成为该院建制，与南京农学院实行双重领导，并扩大编制，增拨经费，建设研究大楼。万国鼎在这段时间雄心勃勃，率领全室同志广泛搜集全国各地农史资料，为进一步开展农史研究创造条件。正在工作蓬勃开展的时候，不幸因脑溢血突发，于1963年11月25日逝世，享年66岁。

个人成就搜集农史资料

　　我国丰富的农业遗产，见于文字记载的除历代农书外，还散见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类书、方志、笔记、小说以及上古的甲骨文、金文、图像、遗存及考古发现文物、农谚和民间传说等。但历来都缺少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历史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万国鼎十分重视农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保存，他几十年来为搜集资料，可以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早在20年代供职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时，就开始搜集整理农业图书资料，并计划辑录成集，合编为《先农集成》，后因多种原因未能实现，但他利用了金大农业图书研究部丰富的农业图书资料，从浩如烟海的农业古籍文献资料中，搜集整理了37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并分类辑成《中国农史资料》456册。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成立后，万国鼎继续将精力倾注于农史资料的搜集。1956—1959年间，他组织室内部分同志，从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100多个文史单位，其中包括著名的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以及部分省市的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私人藏书家的4000多部笔记杂考等古书中，收集了1540多万字的资料，整理为《中国农史资料续编》157册，连同前在金陵大学辑成的456册，共计613册，计4000多万字，这部分资料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各种农作物、蔬菜、果树、药用植物、竹、木和其他各种植物，以及畜牧、兽医和各种野生动物，还有农副业、农副产品加工、仓储、漕运、农产品运销、农政、农村组织、人民生活、人口与土地、垦荒、农田水利等。中国历史纪年表这些资料充分反映了中国农业的悠久历史；历代劳动人民积累的丰富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历代著名农学家的营农思想；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等。这些宝贵的农业历史遗产，不仅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借鉴，而且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编辑书籍

　　1959年后又组织更大的力量，奔赴全国各地，从全国8000多部地方志中搜集摘抄了36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辑成3大类680册。一类为《方志综合资料》共120册，内容有全国府州、县的农业生产和生产技术情况，人口、土地制度、各种农作物产量（包括亩产和总产）和贡赋等。二类为《地方志分类资料》共120册，分为15种：（1）土壤肥料及土地利用。（2）农事杂论。（3）作物栽培、气候时令、农谚方言。（4）自然灾害、蝗虫和其他害虫。（5）田赋、租佃制、荒政及垦荒。（6）人民生活、贸易。（7）作物。（8）蔬菜。（9）果树。（10）花卉。（11）各类树木。（12）竹类和药用植物。（13）家畜、家禽品种及饲养管理方法。（14）蚕桑。（15）水产、渔业。三类为《地方志物产》449册，该类资料数量最多，内容丰富，涉及到全国各地的物产。

农史资料的巨匠

　　这套资料真可谓是洋洋大观，其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称得上是空前的创举。它凝结着万国鼎一生的心血与汗水，也是他对农史研究事业的重要贡献。这些资料，门类齐全，史料翔实，检索方便，受到了国内外农史工作者的高度评价。1957年英国李约瑟博士来华访问，特地来该室与万国鼎等共同探讨编写中国农业科技史问题，在参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图书资料时，对万国鼎收藏如此丰富的农史资料，十分惊讶，1978年时隔21年后，李约瑟博士再次来华访问，仍念念不忘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图书资料并要求再访万国鼎教授，可惜万国鼎早已离开人世，致使李约瑟博士感到十分遗憾。

　　当年万国鼎组织收集整理的这些资料，完整地保存在南京农业遗产研究室，为后来的学者发挥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不少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及港、台地区的学者，看了这批资料，都赞不绝口。日本同行把它比作农史学科领域的万里长城工程，把万国鼎称为搜集农史资料的巨匠。

创办我国农史研究机构

　　虽然，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万国鼎教授已开始农史研究工作，尽管他也辛勤倍至，终因单枪匹马，势单力薄，收效不大。事实使万国鼎认识到，要开展农史研究，不能靠几个人的兴趣，而要靠相当一批人的力量。

　　1955年4月，农业部在北京召开“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部署全面开展研究、整理、出版工作。农业部的这一部署，正好说到了万国鼎的心里。借此机会，万国鼎同与会专家一起，在会上呼吁尽快建立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专门研究机构，以便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农史研究工作。

　　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和农业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支持下，特别是在刘瑞龙、王发武、金善宝、冯泽芳等的具体关怀下，同年7月，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终于在南京农学院内正式建立，万国鼎被任命为第一任主任。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农史研究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给万国鼎开展农史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他率领全室同志，克服建室初期研究人员少，资料不足，设备条件差等种种困难，积极开展工作。在极短时间内，搜集整理了50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麦、粮食作物、棉、麻、豆类、油料作物、柑桔等8个专辑。这些专辑的出版，为农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农史工作者检索资料提供了方便，深受国内外学者的好评。另外，还先后创办了《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和《农史研究集刊》，这是中国农史学科最早的学术刊物，对当时交流学术研究成果、推动农史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农业遗产研究室归属中国农业科学院建制后，万国鼎与陈恒力共同主持了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农学史《中国农学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中国农学史》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农业科学的起源、农业生产的变革、古代的耕作原理、水利工程技术、土壤分类、作物栽培原理，以及丰产经验等中国农业史上的重大问题，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渊源、特点及其发展规律作了深入的研究，该书问世以来，得到国内外农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农史学科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1987年，该书获得农牧渔业部（现农业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古农书的整理和校释

　　万国鼎在任研究室主任期间，积极组织、推动并亲自参加对古农书的整理和校释工作。全室先后辑释、校释、校刊、校注了10多种古农书，有《汜胜之书辑释》、《齐民要术校释》、《四民月令辑释》、《四时纂要校释》、《农政全书校刊》、《补农书校释》、《农桑经校注》、《陈旉农书校注》等，为我国古农书的整理作出了新的贡献，也为我国农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辛勤耕耘 成果累累编写工具书

　　万国鼎一方面重视农史资料的搜集，同时又积极开展农史研究，所以他的成果是多方面的。早在20年代，为了检索资料方便，他就以其渊博的知识，坚实的文史基础，先后编写了《新桥字典》、《中西对照历史纪年图表》、《中国历史纪年表》等工具书，其中《中国历史纪年表》一书，直到现在还在广泛应用，并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30年代初，他又翻译出版了美国人格刺斯编著的《欧美农业史》一书，这是中国首次介绍欧美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对中国人重视自己国家农业的历史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另外，他在资源委员会任职期间，曾对江苏省句容县进行了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的调查，并对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江西等省进行了一般性的农业资源和农业行政考察。收集了许多有关土地田赋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并撰写了《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

发表论文专著

　　对于中国农业的历史，万国鼎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既作综合的研究，也作专题的研究，且都取得卓越的成就，先后发表了许多论文和专著。在30年代、40年代，他发表了《传统农本主义》、《农史随笔》、《殷代农业》、《商民族之农业》、《蚕业史》、《中国田制史》、《古农书概论》、《农桑撮要考略》等论著，受到农学界和史学界的好评，其中《中国田制史》一书，是一本系统阐述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及其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的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当时知名的中国地政专家。

　　50—60年代，万国鼎又发表了《论齐民要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从古代农书记载着我国农作制的演变》、《茶书总目提要》、《区田法的研究》、《耦耕考》、《唐尺考》、《u2018吕氏春秋u2019的性质及其在农学史上的价值》、《秦汉度量衡亩考》等多篇论文，特别是《区田法的研究》和《秦汉度量衡亩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上的价值。此外，又编写了《汜胜之书辑释》和《陈旉农书校注》。《汜胜之书》为西汉时期的重要农书，它记载了2000多年前我国北方，特别是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和生产技术的状况，篇幅虽然不多，内容却相当丰富，但原书早已散失，资料散见于诸多古籍。为使后人能了解和研究西汉农业历史，万国鼎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搜集资料，经过考证、注释等大量工作，终于辑佚成功。同时又将原书的古文译成白话，并在每篇的后面，用现代科学知识分析解说，这样，把一般不易看懂的《汜胜之书》，一变而成了通俗易懂的读物。《陈旉农书》是继《齐民要术》之后的又一本综合性农书，该书简明扼要，密切联系生产实际，书中说到的“地力常新”和“用粪犹用药”等观点，都是中国传统农学中的精华。万国鼎本着对农业技术的熟悉，以及对古农书中的专用术语的深刻理解，对《陈旉农书》的校注，语言精练，通俗易懂，颇受读者欢迎。

　　万国鼎几十年来，辛勤耕耘，硕果累累，先后出版专著10部，撰写论文130多篇，其中正式发表的有78篇，可谓著作等身。他的专著和论文，史料丰富、考据翔实，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注重。

严于律已 宽厚待人

　　万国鼎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品德，也是为人乐道的。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进行工资调整，由于长时间工资未动，再加原来工资都较低，很希望自己能增加工资，但由于有一定的限额，不可能普遍都加，万国鼎为了减少矛盾，有利于工调工作的开展，就主动提出把加给自己的一级工资让给别人。另外，该室有一位从外地调来的同志，一直未能转正，后来又要下放，一家人两地生活有困难，万国鼎就从自己的工资中，每月拿出40元，帮助他们，自己却过着俭朴的生活。他不仅生活上乐于助人，在业务上也很少计较个人得失。为了搞好《齐民要术》一书的校释，他把自己通过多方努力搜集的乾、嘉以来许多学者对《齐民要术》进行校勘、整理，世所罕见的珍藏稿本，全部交给《齐民要术》的校释者，对“齐民要术”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还十分关心青年人的业务成长，万国鼎对青年人既有严格的要求，又有热情具体的帮助，从怎样选择课题和确定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怎样收集研究分析运用资料，怎样撰写论文等，到逐字逐句修改论文，都十分认真。他既是年轻人的好领导，又是青年人的好导师，当年万国鼎亲自培养的年轻人，而今都已成为我国农史研究战线上的专家教授了。

　　万国鼎毕生献身于中国农史研究和农业古籍整理的事业，他一生锲而不舍，学而不厌，知识渊博，学风严谨，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他的人品和治学精神，至今人们仍在深深的怀念之中。

　　发表于名人简历

　　新编历史小丛书《王祯和<农书>》

北京人民出版社